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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进而可能引发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乃至产生各类歧视现象。但是由于歧视容易被隐藏且数据较难获得，因此很难对歧视现象进行标准的量化分析。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采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歧视的存在，并结合社会认同理论对歧视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进行了研究。
实验经济学因其工具性特点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它为社会认同和歧视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并逐步拓展和深化了社会认同理论。
20世纪70年代，Tajfel & Turner (1979)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即“个人从他所属的群体中获得的自我形象以及作为成员的情感和价值体验”。该理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群体中的个体通过自我分类，对群体产生认同并从群体中获得情感和价值体验，积极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群体规范以增强自尊和获得尊重，并且通过同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来突出本群体的优势特征，进而引起群体歧视。
歧视会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学家贝克尔提出了“基于偏好的歧视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存在一种对歧视的偏好，歧视行为基于该偏好而产生。经济学家阿罗（Arrow,1971）也提出了“统计歧视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人们无法获得关于群体中每个人的真实特征，因此倾向于根据群体的整体特征推断个体特征。但是这两种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无法解释诸多的歧视现象。如根据“基于偏好的歧视理论”预测，市场竞争会消除歧视，且可以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并提高其工资水平，但是现实中黑人的工资水平只有白人的75.3%。此外根据“统计歧视理论”，黑人不能从技能投资中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回报，因此黑人减少对自身技能的投资是对雇主歧视的理性回应。但是近几十年来没有证据表明，黑人从技能投资中获得回报确实比白人低。
因此，Akerlof & Kranton (2000)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形成了“身份经济学”，他们从社会身份认同和规范的角度解释歧视现象。身份经济学理论模型包括三个要素：社会身份类型、规范和身份效用。
传统经济学研究歧视问题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基于回归分解的方法，即调查发生歧视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原始工资或收入差异是否实际上可归因于其他与生产率有关的因素。二是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估计边际生产率和工资差异。随着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和经济学的结合，实验经济学和博弈论方法被大量用于研究歧视问题，这些方法可以分为三种：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以及“启动方法”。经济学实验方法不仅克服了社会身份认同难以量化的问题，以及传统回归方法中存在的不可观测变量的问题，而且还能够通过控制外生因素更加精准地研究社会身份认同对歧视的影响及其后果。
社会身份认同与歧视的实验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最简群体中的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和性别歧视。其中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关注程度最高。
经济学关于社会认同研究的实验设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实验室中使用“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将社会认同理论运用于性别、族裔或种族歧视的研究；二是实施田野实验；三是“启动方法”。实验室实验的设计主要涉及博弈论中的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田野实验的实验设计比较灵活，既与博弈实验相结合，也可以根据具体环境设计非博弈实验，且实验对象更加广泛。“启动方法”源于心理学，其作用是在实验中诱导和增强实验参与对象的身份认同。
社会认同与歧视的分类研究主要涉及四类主题：最简群体与歧视；种族认同与歧视；宗教认同与歧视；性别认同与歧视。
经济学关于消除歧视的实验研究较为零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验设计中，消除歧视的实验一般都是作为整体实验的一小部分，而非整个实验的重点。整体来看，目前关于消除歧视的实验以及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群际接触理论和相关实验、决策者的多样化和技术性措施。
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未来在以下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会推动社会认同与歧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群际接触与消除歧视。现有文献较多地集中于探讨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是如何减少歧视的，如Lavy et al (2018)研究发现，居住在宗教构成成分复杂以及接触不同宗教更为便利的主考官不存在对不同宗教信仰考生的歧视；Dahl et al (2018)则开展了干预实验，把女性分配到队伍中来增加男性和女性的接触机会，研究结果发现，增加同女性的接触可以明显减少男性对女性的歧视。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对群体认同的形成往往在虚拟的网络中发生，如Facebook、微信等社交聊天工具。因此，一些传统上能够增强群体认同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活动被微信群聊、群视频等方式取代，这使得个体与群体的接触更加频繁，同时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对群体认同的形成趋向于间接化。虽然近年来关于间接接触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是仍然较少。因此，群体间接接触理论和实证研究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
关于外部有效性。实验经济学通过控制实验环境，较好地解决了科学研究的内部有效性问题。但由于它对实验环境进行了控制，学界一直质疑其实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社会认同与歧视研究中的实验室实验大多都是建立在经典的博弈模型之上。标准的博弈模型将个体和群体的行为从复杂的环境中抽象出来进行标准化和理论化，因此基于这些模型的社会认同研究的结论满足了内部有效性，但是脱离真实环境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外推到其他环境中，需要学界认真研究。
目前有少量研究专门在实验设计中考虑提高外部有效性的方法。Krawczyk&Smyk (2016)在实验室实验中通过给予参与者审阅论文补贴、给予其足够长的论文评阅时间来提高结论的外部性。他们的方法着重于完善实验设计，在不影响内部有效性的前提下，使实验环境尽可能接近现实环境。周晔馨等（2014）将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结合起来研究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他们在实验中先进行了实验室实验，然后在工厂中进行了田野实验，以此在满足内部有效性的同时兼顾外部有效性。
实验的外部有效性关系到其结论能否被推广和应用。因此，在关于社会认同与歧视的研究中，如何在实验设计阶段、实验实施过程中或其他方面着重提高外部有效性是推进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于内生群体结构。“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建立在随机分组和不加干预的原则下。但在实验设计中，如果打破随机分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参与者基于共同的偏好组成群体，引入内生偏好因素，就会形成内生群体。相较于随机分组形成的群体，内生群体的同质性更强，现实中各种机构和团队都是在共同偏好基础上形成的内生群体。在Currarini & Mengel (2016)的研究中，他们基于参与者对颜色的偏好对实验对象分组，将内生偏好因素引入到社会认同对歧视影响的研究中。研究结果发现，内生偏好分组增强了组内的同质性，进而增强了组内的规范以及对成员的约束力，降低了组外歧视程度。但是目前内生偏好问题，特别是内生偏好影响群体行为的机制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未来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内生群组的歧视行为。
关于社会认同的演变和长期研究。个人对群体的认同随着群体之间相对力量或相对优势以及所处环境等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Yip(2018)认为种族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歧视和外界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现有研究都是基于一期实验研究社会认同与歧视问题，并没有考虑到时间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因此只有动态地研究社会认同的发展和决定因素，才能把握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产生的影响，更加科学地解释群体行为并做出经济决策。更进一步，未来对所研究的个体和群体开展跟踪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认识社会认同对歧视以及其他群体行为的影响。
来自：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jjx/jjx_jjxll/201908/t20190821_4960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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