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个人翻译）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该篇论文可以说是理解线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十分有价值，本人不满足于市面上的翻译，自己一边读原文一边手动翻译（有些原文译得好的地方就直接照搬了），想将成果与大家分享，尽个人绵薄之力希望为大家多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译本，不定期更新，若有错请大家多多指正。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

一

当我们试图去建立一个理性的经济秩序（rational economic order）时，我们得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题：建立一个理性（合理的）经济秩序时要考虑的问题

从某些已知的假设（assumption）看来，答案可太简单了。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经济体的）所有的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给定的偏好参考系开始（分析），以及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现有方法（available means）的完整知识，那仅剩的问题就只是纯逻辑的了。也就是说，“什么是对现有方法的最佳使用？”这一问题的答案暗含在我们的假设之中。这个“求最优解”问题的答案必须满足的条件可用数学形式完美地陈述，长话短说，即“当任何两种商品或要素在所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同。”

但这绝对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还有那个为了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推导出来的“经济学微积分”——虽然它是我们朝解决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还并未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原因就在于，解答“经济学微积分”所依赖的数据（data）并没有为了整个社会而被“输入”某个能计算出结果的头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如此。

现有理论与现实脱节，需要的数据永远不可能汇入到同一个大脑来运算（破）

理性经济秩序的问题的古怪性质恰恰是由一个事实所决定的——不同具体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的知识（knowledge）从来不以 “集中”或者 “综合”的形式存在，而仅仅作为“不完整的”，“常常自相矛盾的”知识碎片被所有个体（individuals）分别掌握。因此，社会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的”资源（resources）——如果“给定的”用来指的是（将关于这些资源的数据）汇入一个从容不迫地解答由这些数据构成的题目的头脑中，而是如何实现社会上每个成员所已知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因为这些资源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体自己知道。或者，说直白点，这是一个关于如何使用不被任何一人完全掌握的知识的问题。

提出论点：社会面对的经济问题是分散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问题（立）

恐怕，这个基本问题的性质已经被很多最近的经济学理论进步——特别是很多数学方法的使用——所混淆，而不是被弄明白。虽然我要在文章里首要探讨的是关于理性经济组织的问题，但是在阐述时我将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我想阐述的很多论点都是不同的推理路径意外地汇集到一处得到的结论。但是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并非偶然。在我看来，当今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有共同的根源，就是对社会经济问题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由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发展出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运用到处理社会现象当中。

数理思维滥用导致人们没弄清经济问题的根源——“分散知识的运用”，所以争论不断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关键词：哈耶克 Individuals assumption Individual Resources

二
一般用语中，我们用“计划”（planning）一词描述关于分配我们现有资源的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决策。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们相互协作的社会，无论这个计划是谁制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建立在“刚开始只被计划者之外的人所知，后来又以某种方式传达给计划制定者的”知识上。“人们赖以制定计划的知识如何以多种途径传达给计划制定者”（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knowledge on which people base their plans is communicated to them）的问题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如何最佳利用本来分散在所有人中的知识”（what is the best way of utilizing knowledge initially dispersed among all the people）的问题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的只要问题之一。
    经济活动皆计划，计划必须建立在信息基础上。两个关键问题，①信息如何传递给计划者，②分散知识的运用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另一个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谁来做计划？”，这个问题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的中心。这并非是一个关于“要不要计划”的争论，而是一个关于“计划是应该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系统集中制定，还是应该被许多个人分散地制定”的争论。在当前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指挥整个经济系统。竞争（competition）则意味着由许多分散地作计划。而两者折中的方法——虽然很多人津津乐道，但当人们真正见到它时却很难喜欢上它，即委托有组织的行业制定计划，换言之就是，垄断（monopoly）。
哪一个体制（systems）更有效率，主要取决于在哪一种体制下我们可预期现有知识（existing knowledge）能够被更充分地利用，所以这（ “哪一个系统更有效率”的问题）又继而变成了，我们如何更有可能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人掌握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个体所需的附加知识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够与别人的计划相协调呢？
谁来计划？（分散计划还是集中计划）决定是中央计划还是垄断还是竞争，哪个体系更有效取决于哪种体制下现有知识能被更充分地利用。

第一部分格式出了问题，补发一下
一
当我们试图去建立一个理性的经济秩序（rational economic order）时，我们得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题：建立一个理性（合理的）经济秩序时要考虑的问题

从某些已知的假设（assumption）看来，答案可太简单了。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经济体的）所有的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给定的偏好参考系开始（分析），以及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现有方法（available means）的完整知识，那仅剩的问题就只是纯逻辑的了。也就是说，“什么是对现有方法的最佳使用？”这一问题的答案暗含在我们的假设之中。这个“求最优解”问题的答案必须满足的条件可用数学形式完美地陈述，长话短说，即“当任何两种商品或要素在所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同。”
但这绝对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还有那个为了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推导出来的“经济学微积分”——虽然它是我们朝解决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还并未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原因就在于，解答“经济学微积分”所依赖的数据（data）并没有为了整个社会而被“输入”某个能计算出结果的头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如此。
现有理论与现实脱节，需要的数据永远不可能汇入到同一个大脑来运算（破）

理性经济秩序的问题的古怪性质恰恰是由一个事实所决定的——不同具体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的知识（knowledge）从来不以 “集中”或者 “综合”的形式存在，而仅仅作为“不完整的”，“常常自相矛盾的”知识碎片被所有个体（individuals）分别掌握。因此，社会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的”资源（resources）——如果“给定的”用来指的是（将关于这些资源的数据）汇入一个从容不迫地解答由这些数据构成的题目的头脑中，而是如何实现社会上每个成员所已知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因为这些资源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体自己知道。或者，说直白点，这是一个关于如何使用不被任何一人完全掌握的知识的问题。
提出论点：社会面对的经济问题是分散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问题（立）

恐怕，这个基本问题的性质已经被很多最近的经济学理论进步——特别是很多数学方法的使用——所混淆，而不是被弄明白。虽然我要在文章里首要探讨的是关于理性经济组织的问题，但是在阐述时我将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我想阐述的很多论点都是不同的推理路径意外地汇集到一处得到的结论。但是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并非偶然。在我看来，当今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有共同的根源，就是对社会经济问题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由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发展出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运用到处理社会现象当中。
数理思维滥用导致人们没弄清经济问题的根源——“分散知识的运用”，所以争论不断

三
在这一点上，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类型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被特定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重要，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合理选择出来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中的知识抱有更大的信心？如果当今的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更重要，那是因为一种叫做“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公众的想象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几乎忘了它并非绝无仅有。但也必须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过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能掌握到目前为止全部最好的知识——只不过把困难（指“哪一种系统下我们可预期现有知识能够被更充分地利用”）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上。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设这个问题能够被轻易解决，那也只是整个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大众盲目相信“科学知识”
当今宣称科学知识不是知识的总和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毫无疑问，有许多非常重要但是未经组织的知识——关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知识在一般意义上并不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些超乎常人的优势，在这些优势领域，每个人拥有独特的信息，但是，只有当基于这些信息的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或者由他们积极合作时，这些信息才能有益于决策。我们只需记住，完成理论培训之后，我们在工作中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我们的工作生涯中有多大的一部分要用来学习具体工作（particular jobs）？以及在各行各业中，关于人，当地条件，以及特殊情况的知识是多么珍贵的资产。了解并使用一台功能未被完全发掘的设备或者某人可以得到更好利用的技巧，或知道在供应中断时可以救急的盈余库存，对于社会来说，这些信息和更好的可替代技术一样有用。一个靠利用不定期空程或半空程货船谋生的航运商，一个全部知识可能就在于知道一种暂时机会的地产商，或者从商品差价中谋利的套利者，他们都因为对某种不为他人所知的转瞬即逝的时机的特殊知识，而在社会上起了巨大作用。
“特定知识”（①工作中的实践经验，②抓住特殊时机的能力）起巨大作用
奇怪的是，这种知识在当下正遭到某种程度的蔑视，任何人利用此类知识获取比拥有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更大的优势，将会被看做手脚不干净的。从关于交际或运输的更好的天才知识中获得优势，有时几乎是被看作为不诚实的。虽然，在这方面，利用最好的机会和使用最新的科学发现对社会来说一样重要。这个偏见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待商业的态度——若大体上和对制造业的态度对比的话（重工轻商）。甚至自认为完全摆脱了过去那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们，在考虑习得这种实际知识的活动时，也常常犯相同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体系中，所有此类知识都应该是 “给定的”（given）。现在的普遍观念（common idea）似乎是这类知识理所当然容易被每个人掌握，而针对现存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的批评常常是基于这类知识并非唾手可得的事实。这种观点（批评）忽略了一个事实：找到让这类知识尽可能被广泛获取的方法，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大众甚至是经济学家蔑视“特定知识”。新问题：如何使“特定知识”更容易被广泛获取。

四
如果说，如今贬低关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么于此紧密相关联的是，变化本身（change as such）的重要性被低估。事实上，就算尽可能考虑到会使生产计划发生必要实质性改变的变数（changes）的大小和频率，计划者做出的假设（经常只是暗示地）也与他们的敌人（自由主义者）差不多。当然，如果细致入微的经济计划能够被在提前相当长的时间被制定，并被严格遵守，从而不需要进一步的重大经济决策了，那么制定一个详尽的计划来支配所有经济活动的任务将大大降低难度。
变化的重要性被低估。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经济问题的提出总是而且只是由变化引起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事物保持不变，或者至少是按照预期发展，那将不会产生需要决策的新问题，也就不需要新计划。要是认为 “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更不重要，其实就暗示着认为经济问题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出于这个原因，相信 “变化”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的人，往往也是那些争论经济考虑（economic considerations）的重要性正在让位于日益重要的技术性知识的人。
轻视变化=轻视经济问题=轻视“特定知识”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密设备，就只需要隔很久做一次经济决策，只是在要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时？如果工厂一旦建立，剩下的工作是否就几乎全部只是机械的、被工厂特点所决定的，而几乎不用随机应变做出调整了吗？
我能确定的是，这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肯定不会出自商人的实践经验。随便取一个具有任意程度竞争激烈程度的行业——这个行业就可以作为一个测试标准——保持成本不上升都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消耗管理者大量的精力。一个效率低下的管理者是多么容易浪费掉作为利润来源的成本差额；即使在同样的技术设备下，成本也可能大不相同，这在商业经验中屡见不鲜，但这却和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生产者和工程师对“渴望进步不受金钱成本约束”的呼声之强烈，足以证明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其中一个让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忘记构成整个经济图景的持续的微小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统计总数据，而这些数据看上去比起细节的变动要稳定得多。然而，总量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似乎偶尔倾向的那样，用“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因为我们面对的因素的数量不足以使得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货物的持续流动之所以能够维持，得益于持续不断的刻意调整（constant deliberate adjustments），每天根据始料不及的情况作出的新安排，以及当A物没有被送达时B物的立刻介入。甚至巨大而高度机械化的工厂能够顺利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能够依靠外部环境满足各种不时之需（unexpected needs），比如盖屋顶用的瓦片，文件用的信纸，以及以及成千上万种工厂自己不能自给自足但是为运转所必需的设备，都能在市场上随时买到。
随机应变的调整在任何地方都至关重要

可能在这一点上我要简要评价（This is, perhaps, also the point where I should briefly mention the fact that，即综上所述），我所关注的那种知识由于其特点而并不能被统计，因此也无法以统计数据的形式被传达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样的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必须使用的统计数据要想被精确地传达，必须摘要事物间的微小区别，将因地点、品质和其它特征各异的不同事物归纳为各种同类资源（as resources of one kind），这种精确的传达可能对于特殊决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依据统计信息制定的的中央计划由于其自身特点不能直接考虑到因时间地点而异的特殊情况，因此中央计划者必须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将依时间地点等特殊情况而异的决策交给“在现场的人”来做。
计划经济不能完全精确获取数据，也得随机应变

支持楼主分享干货！认真学习ing

赞
这篇论文是哈耶克对经济学贡献的重要组成部门，其在致命的自负中，简单总结了 分散知识理论。

五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如何快速适应变化的问题，那么似乎出这样的结论，最终决策必须留给熟悉这些环境，直接了解（某种条件下）相应的变化和熟知可以迅速调动起来应对变化的现有资源的人来做。我们不可能指望能由先将所有这类知识都传输给一个中央机构，再由中央机构综合了所有知识之后再来发出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某种分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答案仅仅解答了我们问题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分权（决策）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有关特定时间地点的知识能够被及时利用。但是“在现场的人”不能仅仅依靠自己对于即时环境下的事实（facts）有局限性但是精通的知识做出决策，这里还剩下一个问题：当他（“man on the spot”）需要将决策与整个巨大经济系统的变化模式相适配时，如何将这些更多的信息传达给他？
总结上文：分权决策好，计划是空想
提出新问：局限知识如何沟通？

“在现场的人”需要多少知识来使决策与经济系统的变化成功适配？在他即刻的知识视野之外发生的事件又有多少与他当下的决策相关？他又需要知道多少这些事件呢？
世界上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都可能对他要做出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知道它们的所有影响。为什么在特殊时刻某种型号的螺丝比其它型号更受欢迎？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随处可得？为什么熟练工或者特定的机械工具一时变得难以获得？这些问题对于他来说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只有：比起其他关切的东西，这些东西变得更难或更容易获得的程度，或者是他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变得是否更急需及其程度。这一直是一个关于他所关切的特定物品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他对改变它们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丝毫不感兴趣，除非它们影响到他身处环境中的具体事物。
正是在这层关系上，我所说的“经济学微积分”才能正确地帮助我们，至少通过类比，去看看怎么通过价格体系（price system）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正在被价格体系解决）。甚至拥有关于某个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经济系统的所有信息的单个管理者，每当资源分配必须做细微调整时，仍然不能完全弄清楚途径和目的之间（ends and means）间受可能影响的所有关系。纯粹的选择逻辑的确做出了一大贡献，它结论性地表明了，即便是掌握所有数据的单个管理者，也只有通过构建以及不断地使用“等值比率”（或者“值”，或“边际替代率”）之类的东西来解决这类问题，即通过给每种稀缺资源附上一个数字指数，这些数值指数并非源自于任何那些特定物品的特征，但是却反映或是浓缩了它（某种特定物品）在整个“路径-目标”结构的全面图景中的重要意义。发生任何微小变化时，他只需考虑这些量化指数（或者“值”），在这个指数中，所有相关信息都被浓缩进去了；而且通过一个接一个地调整（指数的）数量，他就能恰当地重新处置问题，而不用从头解开所有的疑团，也不用在任何阶段立马调查清楚所有的派生结果。
基本的事实是，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在很多人之中分散着的系统中，价格（price）协调不同人的不同独立行动，正如主观价值（subjective values）帮助个人协调他计划中的每一部分一样。有一个有关价格机制运行的非常简单而常见的例子，值得我们花几分钟沉思，看看它究竟达到了多么惊人的准确度。假设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使用原材料（比如说锡）的时机，或者说锡原料的一处供给来源被限制了。而这两种原因中哪一个导致锡更为稀缺，与我们的目的无关，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它毫不相关。所有锡的使用者需要知道的仅仅是有些他们消耗的锡，现在用在别的地方更加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必须节约使用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甚至无需知道更紧迫的需求在哪里出现，或者他们节约使用供给是为了其它什么目的。如果他们中只有一些人直接知道新的需求，然后为此调配资源，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它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其影响就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而且不只是影响锡的使用，而且影响到锡的替代品以及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等等；而且，大多数对于供给替代品至关重要的人无需知道这些变化的来源。所有这些行动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其中的的任何一个成员考察了市场的全部方面，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有限的视野充分地搭叠（overlap）在一起，以至于经过许多中间人后相关的信息传达给了所有人。事实仅仅是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不同地方价格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被运费等因素决定——带来了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本可能由掌握了所有信息的人想出（仅仅是概念上可能），但事实上，这些信息被分散在与此过程相关的人们之间。
价格浓缩决策所需知识，快速传递信息，使人正确决策

六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价格机制的真正功能的话，必须将其看做一个交流信息的机制，当然，由于价格增涨越刚性，这个功能实现地就越不理想（即使当报价变得很刚性时，作用于价格变化的力量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合同上的其它条款发挥作用）。关于价格机制最有意义的事实就是，它随之运转的知识经济（economy of knowledge），或者说，参与人只需要掌握极少的信息就能做出正确的行动。通过缩略的形式，某种符号，就把最至关重要的信息传达给了对此关切的人。把价格机制描述成一种登记变化的机器或远程交流系统不只是一种比喻，这样的系统使生产者们只需观察少数指标的变动就可以调整他们的行为对变化做出反应，就像工程师观察仪表的指针那样，而对于这些变化，他们可能永远无需知道超出价格变化反映的之外的信息。
当然，在经济学家在均衡分析中所设想的意义上，这些调整或许并不完美。但是，恐怕用“几乎每个人都近乎掌握完全知识（perfect knowledge）”的假设处理问题的理论习惯，使得我们有点对于价格机制的真正功能失明了，而且导致我们应用相当具有误导性的标准来评判它的效率。奇迹般的是，正如原料稀缺案例中，没人发布命令，真正知道稀缺原因的人屈指可数，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这些人的身份花上几个月也没法调查清楚——却更为节约地使用这种材料或者其产品，也就是说，他们行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使这也足以算得上是个奇迹了，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能完美地相处，让他们的利润率相同的常数或“正常”水平。
我故意使用 “奇迹”一词来破除读者将价格机制当做理所应当的得意心理。我相信，如果这种机制是人类有意设计的结果，而且人们通过价格变化的指引理解到他们的选择的意义比他们当下的目的远远大得多，这样的机制一定会被推崇为人类最伟大的智力成果之一。然而不幸的是以下两点，它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且被它指引的人们经常不知道他们为何这么做（why they are made to do what they do）。但是那些声张“有意识的方向（conscious direction）”的人以及那些不相信没有经过设计（甚至我们无法理解它）的东西能够解决我们有意识也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人，应该记住这一点：“问题恰恰是如何将我们资源利用的范围拓展到任何单一头脑的控制之外，因而，这也是一个关于如何摒弃意识控制的需要，以及如何提供诱因，使个体无需任何人的吩咐就能令人做出满意的事情的问题。”（The problem is pre- cisely how to extend the span of our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beyond the span of the control of any one mind; and, therefore, how to dispense with the need of conscious control and how to provide inducements which will make the individuals do the desirable things without anyone having to tell them what to do.）
价格机制创造市场奇迹！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绝非经济学特有的，它的提出与几乎所有真实社会现象，语言，以及几乎所有我们的文化遗产有关，而且被视作真正的社会科学的中心理论问题。正如Alfred Whitehead曾在另一层关系中说过的，“我们应该培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习惯，这是一句极其错误的老生常谈（truism），却在摘本和名人演讲中被不断重复，恰恰相反，文明通过拓展重要工作的数量来进步，我们能做好这些工作，却从不思考它们。”这个认识对社会领域有深刻意义（profound significance）。我们常常使用不明白其含义的程式，符号和规则，我们却通过使用它们来获取个人所不拥有的知识的帮助。通过建立在它们的领域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习惯和制度，我们发展（have developed）着这些实践和制度，而它们实际上也成了我们所建立的文明的基石。
价格体系就是那些人们没理解它却在其上蹒跚前行，进而学会使用它的组织形态（formations）中的一种（虽然他还远远不知道如何将其使用到极致）。通过它，不只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还使在平均的分散知识的基础上协调资源的利用成为可能。那些喜欢嘲笑任何此类观点（any suggestion that this may be so）经常曲解这种观点，通过暗示它主张那种最适合现代文明的体系仅仅是通过某种奇迹自发形成的。相反（It is the other way round）：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出作为我们文明基础的劳动分工，是因为他突然偶然发现了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他没有这个发现的话，人类依然有可能发展出别的完全不同的（altogether different）文明类型，比如“白蚁国”什么的，或者是别的完全不可想象的类型。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没有人已经设计出了一个可替代的系统——一个可以保留现存系统的特定的特点（certain features）的系统，这些特点甚至使那些最猛烈抨击它的人都喜欢：比如，尤其是可供个人选择其追求的宽阔范围，因而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文明的基石=无心插柳柳成荫

七
当前，有关在复杂社会中，价格体系在任何理性计算中的必不可少性（indispensability）的争论已经不再彻底发生在两大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之间，从很多方面看，这都是一件幸事。 “离开了价格体系，我们无法维持一个正如我们所处的，建立在如此广泛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观点在二十五年前被von Mises在论文中首次提出时，迎来的是一片嘲笑的嚎叫。今天，有些人在接受这个观点上依然存在问题，但不再是主要出于政治了，这就创造了一种更加导向合理讨论的氛围。当我们看到Leon Trotsky主张“离开了市场关系，经济核算是不可想象的”；当Oscar Lange教授许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署的大理石大厅为von Mises教授立一尊雕像时；以及当Abba P. Lerner教授“再发现”Adam Smith以及强调价格系统至关重要的实用性包括在个体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做了符合公共利益的事时，那些困难将真正地不再归于政治偏见（我的补充：如社会主义者认为寻求私利就是损害公共利益）。剩下的异议清晰地看上起就只是纯智力（purely intellectual）的了，而且特别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价格机制合理性的确认过程

最近，Joseph Schumpeter教授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清楚地说明了我头脑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这个方法论问题的提出者在根据实证主义的一个特定分支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出类拔萃。就他看来，这些经济现象之所以出现（accordingly appear），是因为客观给定数量的商品直接相互影响，可以看出，它们大多不受人类思维的任何干预。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才能解释接下来（让我吃惊的）声明。Schumpeter教授声称，在生产要素市场缺席的情况下，根据理论家说的“基本观点——消费者评估（evaluate）自己的商品（consumer‘s goods），事实本身也就是在评估应该用哪一种方法生产这些商品”，合理的计算也是可能的。
树靶子：有人认为离开价格机制，也可经济核算

从字面上看，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消费者从来不做这类事情（什么事情：评估商品）。Schumpeter教授所说的“实质本身就是”可能想指的是生产要素的估价暗含在消费者对商品的估价中，或者说是消费者对产品估价的必然结果。但这也不对，“暗含”（implication）是一种只有在观点同时被传达给相同的人时，才能有意义地断定的逻辑关系。然而，很明显生产要素的价值不单单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的估价，而且取决于不同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conditions of supply）。只有同时知道所有这些事实的人才能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答案。然而，现实中的问题的提出，恰恰是因为这些事实不可能像那样被某一个人同时掌握，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利用分散在许多人中的知识。
打靶子：信息不全注定了无法离开价格机制

因此，即便我们能证明所有的事实都可以被一个人掌握（正如我假设它们被赋予了正在观察社会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能得出特别的解决方案，对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济于事。相反，我们必须证明问题是怎么在只掌握部分知识的人们的互动中解决的。假设所有知识都被一个人掌握，正如假设这些知识都被我们这些解释经济学家掌握，这就是抛开问题，对一切现实世界中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事情视而不见。
站在Schumpeter教授立场的经济学家，会由此陷入“数据”一词的模糊性给粗心者设下的陷阱，很难说这只是个简单的错误。更进一步说，这个陷阱揭示了这种方法出了些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在处理必须面对的现象时，这种方法总是习惯性地无视现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人类知识不可避免的不完美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知识持续的交流和获取过程的需求。任何诸如数理经济学及其联立的方程式的方法，实际上都从“人们的知识与当时的客观事实相契合”的假设出发，系统化地排除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所要解释的东西。我从不否认，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起着有益的作用。但是当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当它误导我们的思想领袖相信它所描述的情况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有直接联系时，那就是我们回忆起它和社会过程没有任何关系，以及对于研究主要问题来说，它仅仅是有用的初步准备的时候了。
纯数学分析与现实问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