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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了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意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召开研讨会，院内各领域专家从全球城市、深港关系、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发展等多个角度对《意见》进行学习解读。研讨会由综研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综研院资深副理事长、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邵汉青与会，并对下一步研究工作提出希望。
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
张玉阁认为，国家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举措赋予了深圳重要使命。
第一，深圳从边陲小镇起步，到今日以非省会城市的身份跻身全国四大“一线城市”，有着独特的历史担当。别的地方做不了的事情，可以在深圳先行先试。
第二，经济特区的建立其实就是一个破局的过程，需要非凡的勇气，用胆量“杀出一条血路”。如今先行示范区的建设，需要运用智慧，要能够平衡各种各样的关系，并且能够坚持以开放作为核心战略，以开放促进改革。
第三，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内涵并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更应该包括行政、法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深圳应以香港、澳门在“后现代”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一些现象为借镜，在发展中不以GDP增长作为唯一考量，而是更多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张玉阁指出，本次中央《意见》提出要“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意义重大。以深圳为主阵地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路径一定会和北京、上海与合肥不同。深圳应积极发挥其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创新和应用创新方面的优势。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产学研一体的良性转化和激励机制，将自身产业链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著名高校和研究所对接。就深圳和香港关系，张玉阁认为，国家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不应被解读为“用深圳替代香港”，而应被视作中国尝试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
曹钟雄从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目标、标准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国家对深圳的定位很高，实现相关目标的时间节点比深圳原来的规划提前了10年。另外，2050年成为全球标杆城市，这个目标是颠覆性的。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深圳的定位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而这次的定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多了“创业”，“两创”变“三创”了，这是一个大的变化。此外，之前的文件都没有提全球城市的概念。其次，要系统研究全球城市的标准。目前，深圳尚未系统研究过全球城市，对于全球城市的标准也没有达成共识。从战略层次理解，2050年深圳不单是中国的典范，也是全球的典范，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典范。
深圳建设全球标杆城市要形成中国特色的标准体系分两个维度：第一个是现代化，第二个是全球化。未来进一步搭建海外基础设施，连接海外人才，加快科技创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文化国际化，、加快民生领域国际化。探索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全球城市标准体系。曹钟雄指出：实现全球城市建设目标的路径是制度创新。深圳要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过去深圳的立法权是地方立法权，这次特别用了“变通”，变通也是一个很大的权利，更有灵活性。立法权为深圳建设全球城市提供了制度创新的便利，可以说这是最大的抓手。
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
刘国宏从意义、举措和保障三方面对《意见》进行解读。
刘国宏指出：从意义层面来看，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里程碑的标杆性事件。《意见》中特别强调了要重新去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刘国宏认为：为了能够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讲清楚，或者把两个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则必须发挥社会的作用。包括医疗、教育等等领域必须要加强社会的建设。深圳下一个时点的重点是发展更加健全的社会机制。《意见》的指导思想，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是逆了市场发挥作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一定要发挥经济规律自我调节的作用。
针对国有企业，刘国宏指出：这次《意见》里面提出“国资国企综合性改革试验”。国资国企是可以发挥一定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比如保障给老百姓生活，对老百姓的基础医疗教育兜底，提供更公平、公正环境，是执政的重要基础，能够对社会提供基础支撑。通过对于日本的国企来举一反三，刘国宏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了之后，出现了很多的国有化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官不与民争利，当市场机制把民营企业培育起来之后，官就退出了。所以，国有企业可以作为维护市场机制、培育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平台。国企还是要坚持市场化的道路。此外，在辩证学习西方参考和比较中西方的时候也不可忽视文化差异。
产业发展和城市规划中心主任——彭坚
彭坚认为，深圳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上，吸取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合理因素，从而既不走政府全盘主导的计划经济道路，也不走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道路。深圳正站在关键的历史时点上，一方面要看到我们过去走的极端，另一方面要看到现在发达国家面临的极端，深圳未来的发展要尽一切力量不去靠近这两个极端，而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形势的需要走中道，在矛盾中寻求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动态平衡。
彭坚指出，在“产、城、人”三大因素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在于人。深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需要进一步吸引国内高端人才，同时进一步鼓励香港和国际上的优秀人才在深圳集聚，支持未来高标准的创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这种人口聚集的巨大需求，深圳必须加紧弥补一系列的民生短板。一是要加强产城配套设施建设，满足1300万常住人口不同层级的需求。二是要在城市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上搞好统筹协调，加强不同专业和部门间的协同，用综合性的视角处理问题。三是要进一步发挥专业机构和智库的作用，面对未来深圳发展的巨大需求，组建多专业、复合型团队，力求实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供精准的政策建议。
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梅
王梅认为：这次中央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出了很高的标准，是综合的标准，不管从技术层面、产业层面、经济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提出了要求。从民生领域来看，王梅认为深圳做得好的地方在于：深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走在全国前列。在深圳市民群众都能体会到民生领域的公平。比如大家一直讲的一句话“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在户籍身份上不会有歧视和区分，所以公平、包容是深圳在民生领域的一大特点。然而深圳在民生领域也面临着挑战，王梅指出：未来一个时期，深圳的公共服务既要进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要同步提升质量，要在质和量两方面同步进行，这对深圳是个挑战。
此外，王梅特别强调了三点：第一，针对《意见》中的“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 ，原来讲的是“共建、共享、共治”，这次还专门加上了“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提出可能暗含着深圳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第二，对于“民生幸福标杆”的解读。“民生幸福标杆”主要是从公共服务方面着手，2025年深圳的民生水平要能够对标世界先进城市。第三，“创新型医保制度”。王梅认为：目前，深圳在医保的支付管理方面有一些创新成果。通过医保打包支付方式来引导医疗机构往保健康的方向走，即保基层、又保健康，这种健康管理的方式，这将也是我们医疗卫生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研究所所长——胡振宇
胡振宇认为：《意见》给深圳带来了三大机遇。一是赋权的机遇，综合性改革授权、清单式批量授权模式，这些顶层设计对深圳是重大的历史机遇。二是提质的机遇。深圳的硬件，特别是科研成果产业化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软件、文化、基础研究还远远不足。现在提“先行示范”，证明了前四十年深圳对内示范做得较好。而对外的示范还有差距。三是扩容的机遇。一是深度“飞地”，深度一体化的模式，二是通过都会区，通过高密度轨道设施把周边带起来，三是探索行政扩容的可行性。
关于深港关系，胡振宇认为：《意见》提出的“深港互联、互通、互认”，实际上最后是深港融合发展。四十年来，深圳与香港在学习中壮大、比较中前进、竞争中发展，深圳要跟香港的元素充分结合起来发展，这样深圳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他还认为，《意见》突出强调了开放。要通过开放来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让潜力更充分的发挥出来。这里的开放，包括对外接口的开放，未来也包括虚拟空间的，网络的开放。此外，深圳还应当关注自身发展的内部不平衡性，要把《意见》形成一个个项目、一个个方案，这对于智库也是一个机遇。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军民周军民从发展历史、核心任务、优劣势和落实机制的角度对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行了解读。
周军民指出：现在历史上是第三次确认深圳的特区定位，是中央最高层、领导层再次统一认识。特区不仅要继续“特”下去，并且肩负了更高层次、更明确的历史任务，从单一的经济“试验区”到综合性的特区，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法治的先行示范区。深圳是开放的窗口，国家的开放新政策落到深圳是新一轮开放政策的信号，也只有深圳才有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基础。
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建设全球城市的核心。基于对《意见》的理解，建设全球标杆城市是最大的事情。深圳建设全球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主动作为、效率相当高的政府，以及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但是，深圳也存在不少亟待提升的短板。一，缺乏前瞻性、国际化的规划。二，地方政府的透明度与国际化要求尚有很大差距。三，营商规则与国际规则全面深度接轨，差距还很大。四，全面开放、国际化的举措尚待探索。五，对港澳的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六，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待有提升。此外，建立先行示范区经验的推广机制。示范的含义就是要能复制深圳经验。要落实这个政策和目标，重点要有一套机制，探索这个机制是最根本性的。
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祥
刘祥以四个转变对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行了解读。
第一，从经济特区向综合特区的转变。根据《意见》，后30年，深圳要在综合方面，特别是民生、幸福、共同富裕方面成为全国的范例、全球城市标杆。这是大的定位转变。
第二，从新区向旧区改造进行转变。深圳新的土地已经没有了，存量改造、城市更新成为很复杂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新区向旧区改造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模式的转变。现在深圳面对的是土地紧约束，土地供给不足，成本的高攀，产业创新进入“无人区”。未来30年，深圳必须走创新驱动的集约化发展模式。《意见》也在产业选择、产业保障、人才吸引、土地创新、区域合作等方面为深圳实现第二次腾飞、创新引领的方向。
第四，从硬件设施建设向深圳特区国际品牌建设的转变。深圳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未来，深圳要进一步补齐国际化的硬件设施，承办国际化的活动、赛事等，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时，还要注重深圳品牌的打造。现在国外针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其核心内容就是深圳特区的发展模式。因此，境外国家学习中国模式就是学习深圳。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深圳要做好特区的品牌，推动深圳企业、文化、经济等全面“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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