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吉利”的代价？

按标准的经济学看，只要“吉利”是稀缺的，“吉利”就有价格。

高价号码，要有“吉利”与“易记”两方面因素。既然号码的特点是“唯一性”，而“吉利”与“易记”又能给使用者带来正的效用（请注意，经济学里一般不过问为什么会带来正的效用），“吉利而易记”的号码自然是稀缺的。

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号码的竞争而均衡的价格——这是一个理论参照，如果现实没有出现这样的“竞争而均衡的价格”，理论提示我们去发现现实的约束——为什么没有出现。

显然，这里的“经济学”回避了“吉利而易记”为何带来正效用的探讨。争议就是，经济学的任务是探讨为什么某物会带来某种效用吗？

经济学常见的问题是“给定约束求最优”，如果我们不停地改变待优化的函数，还可能找到最优吗？

解释有人喜欢吃苹果而不愿意吃香蕉，并不比解释有人喜欢“9”而不喜欢“13”更轻松。

这些可能都不是经济学的问题。

中国古代元帅头上常有“十三节”簪缨，而副元帅则有“十一节”，正印先锋则有“七节”（这也算早式军衔了）；皇帝头上戴十二旒冕。西方则反感“13”（也许来《圣经》吧）。中国人认为“九五”是“至尊”（也许来自《易》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在单数中最大，因而被认为是阳气最盛的数字，故而“九九”名曰“重阳”（阳气炎上，故而该日宜登高采纳阳气）。

人们为什么形成这些偏好，都不该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吧。

如果人们采用二进制、四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吉利数字”会不会变化呢？二进制里根本见不到0与1以外的数字。

人们之所以采用十进制，完全是因为人们长了十指。（加上脚趾其实是20个，但数起数来还要现脱鞋，比较麻烦也不雅——这倒可以用经济学探一探）

理性(稳定偏好？)在演化的过程中得以体现。下面例子只是方便表述而设，不代表事实如此。

原始人握手和招手是一种友好的信号，表示双方没有手握石头暗算对方的意图。如果某部落擅长用脚作战，那么相应的友好信号是约束脚的行为。我们不能泛谈哪种约束方式最优，推断出当时的约束条件可能更有意义。受了伤会感觉“痛疼”，也许人类最先的“痛疼”并没有让人难过的感觉。但是每次伴随“痛疼”发生的是虚弱和死亡，久而久之“痛疼”对神经形成刺激，这是生存动力驱使下的预警。那些禁忌可能是千百次试错经验的积累，巫师的出现可能为了加强部落首领的号召力，从而减少集体行动的谈判费用。什么推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相应的血亲间产权如何转变？

以下是引用sungmoo在2006-3-11 20:03:00的发言：

如果人们采用二进制、四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吉利数字”会不会变化呢？二进制里根本见不到0与1以外的数字。

一维上也许不会，但余预测可能会在二维的排列方式上作作文章。例如：001要优于010。

人类大脑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人在认知上都倾向于走捷径，而文化上的诸如“吉利”“厄运”或是什么别的象征意义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人们面临决策而有信息不足时，充当说服自己的拍板定案的理由。

例如，一个人买彩票时，不可能彻底的算清楚概率大小，这种情况下，他更可能多选自己喜欢的数字或是数字组合。

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以下是引用Pararox在2006-3-11 20:55:00的发言：

人类大脑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人在认知上都倾向于走捷径，而文化上的诸如“吉利”“厄运”或是什么别的象征意义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人们面临决策而有信息不足时，充当说服自己的拍板定案的理由。例如，一个人买彩票时，不可能彻底的算清楚概率大小，这种情况下，他更可能多选自己喜欢的数字或是数字组合。

所以保守主义就强调经验的重要性。

看了上面的讨论，比较精彩！

我的看法是，理性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前提，而且它伴随着可以检验的方法。以吉利号码为例，如果“炫耀性消费”或者“发射信号”的结果属于“效用”范畴，那么当某种外在条件影响了此类效用时，价格是否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如果是（当然排除了其他影响），那么将其纳入理性人的效用函数就是合理的。

以自杀为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随机漫步不同。虽然不能再给一个自杀身亡的人以另一条生命，但是我们可以将一个自杀的人和另一个境遇相似但却还没有自杀的人对比。假定改善影响自杀的“效用”的变量，导致另一个人没有去自杀，那么说明自杀就是理性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执意自杀，任何外界影响皆置之不理，那才真是非理性行为。

一点看法，与大家商榷。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6-3-13 9:08:00的发言：

以自杀为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随机漫步不同。虽然不能再给一个自杀身亡的人以另一条生命，但是我们可以将一个自杀的人和另一个境遇相似但却还没有自杀的人对比。假定改善影响自杀的“效用”的变量，导致另一个人没有去自杀，那么说明自杀就是理性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执意自杀，任何外界影响皆置之不理，那才真是非理性行为。

不同人在相同约束条件下的行为似乎不好比较，显示性偏好只能放在同一个体身上。比如说一个人患“抑郁症”，他平时的行为也是有理性的。乐观和悲观的人，显然自杀倾向的强度不同。我同学有个华农的朋友跳楼，仅仅因为失恋后，陪她聊天的朋友未能按时赴约，我也失恋过，但是绝对没有想过“game over”。为什么一些人对自杀未遂感到庆幸（这可能是唯一能够验证的办法了）？难道此后几分钟内效用函数突然改变？为什么一些人不顾条件变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杀？不能判断一块钱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谁更重要，因为无法得知他们内心的效用函数。

经济学把非理性的行为交给心理学讨论更适合些。不反对自杀是理性的——如果心理学有结论的话，但是反对把这个结论推到经济学上面去：首先方法论上说不通——不能被证伪；其次这个结论对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无重大影响——“若无必要，勿增实体。”那就用“奥卡姆剃刀”将它削去。最后，它导致逻辑不能自洽——活着与自杀都能解释。Friedman认为，不管假设是否符合实际，重要的是理论模型的结论对现实的指导是否正确。

倾向从约束条件变动的角度考虑自杀问题。大萧条时，棺材店老板生意肯定好很多，因为破产而跳楼的企业家多了嘛。不好判断谁会跳楼，但是跳楼的概率（总需求）增加了。我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谈恋爱，但是心里知道：如果生活费再多些、学校里管制松些、在一起工作的几率大一些，我谈恋爱的倾向会增加。而吉利号码则不存在验证的难题，因此可以纳入理性范围讨论。把此前的结论修正一下：不讨论自杀是否理性，而是回避它。让心理学去管自己份内的事情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13 11:42:05编辑过]

斑竹说的有道理，只要是心理得失都可以用效用来量化的。消费者购买靓号和女孩子买路易威登的包包一样，除了物质效用和虚荣效用外，还具有一种信号功能。其实，虚荣效应本身就暗含信号功能.

我觉得也就是按奢侈品来看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