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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诉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致敬米塞斯：“最后的自由骑士”策划：先知书店 文：马维编：kuange、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私下完成的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天问”。 那是1940年，米塞斯人生中最为艰难、绝望的一年。为了躲避纳粹上台后针对犹太人的迫害，米塞斯先是于1934年来到日内瓦的国际研究院任教。1940年，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已经波及欧洲，他被迫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美国，他将在那里黯然度过其后半生。 1881年9月29日，米塞斯出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一个上层犹太家族，在他6岁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往维也纳.自此，米塞斯就一直生活在那里，直至1934年。 高中阶段，米塞斯就对政治与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0年他考入维也纳大学法与政府科学系，所学理论来源于“德国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为当时和后来一直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潮辩护。然而，在当时它主张的研究方法，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追捧，甚至米塞斯在书里也毫不避讳地回忆道：“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也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 据米塞斯自陈，一直要到大学第五、六个学期之后，因为读了奥地利学派开创者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才把他从历史学派那种重历史资料搜索、轻理论分析的方法中，拉到了纯理论分析的个人主观方法论上，他才算正式跨进了经济学的大门。 此后，米塞斯经常参加门格尔最优秀的弟子、曾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庞巴维克主持的研讨班，逐渐成长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
米塞斯遵循该学派传统，常年在维也纳主持私人研讨班，不仅吸引了哈耶克、阿尔弗雷德·许茨、埃里克·沃格林等众多后来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加入其中，甚至连英国经济学家莱昂纳尔·罗宾斯也不辞辛苦，自千里之外远涉重洋赶来参加。 可见，彼时的米塞斯在维也纳的地位之高、名气之盛，也足见其真才实学，远在那个时代那些随处可见的、顶着闪亮教授头衔，以“经济学家”自居的“经济政策描述者”之上。 即便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米塞斯却从未在大学拥有过正式的教席，只是遵照学术传统，短期担任过不领固定薪水的维也纳大学“编外讲师”一职。而他长期的正式职务，则是奥地利商会贸易政策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商会一直工作到1938年，持续了近30之久。 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米塞斯在商会里完成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范围包括住房问题、海关问题、公共债务问题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塞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凭借自己在政界和学术界的深厚人脉和巨大影响力，成功延缓并最终阻止了奥地利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的货币失控。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德国在这一点上则未能幸免，历史走向也随之而发生了不可控的逆转。
事实上，自从奉行“纯粹”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国家诞生以来，米塞斯就一直在研究“计划经济”这一当时世界受到无数学者瞩目的新生事物。1920年，他发表论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的可能性。
米塞斯指出，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之所以能对商品合理定价，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是真实的，而在当时对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设想中，甚至根本不存在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格机制，所以完全无法确定某种商品是否是人们所需要的，且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也就不能确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浪费。1922年，米塞斯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一书。在书中，米塞斯预言了在失去价格机制的情况下，中央计划体制必然面临经济效率低下、计划机制失灵乃至彻底瓦解的整个过程。他的洞见和论证，在持续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计算大论战中，逼迫着他的学术对手不得不认真审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前苏曾有好几位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在算法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计划当局十分重视数理经济学研究，希望以此为计划经济的运行提供支持，却最终没能挽回计划经济体制陷于崩溃的命运。 米塞斯和他的奥地利学派赢了。他的理论在20世纪末叶引发人们巨大关注，他也被评为“贡献不亚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塞斯的回忆只写到1940年7月，他离开瑞士国际研究院便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写下新的篇章。在这部他并不打算生前出版的手稿中，他一反过去在写作中严格遵循的只关注对手的思想错误，而绝不议论其道德缺陷的惯例，对他的前辈和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直言不讳的评论。 接近米塞斯的人都知道，他向来不是能够和和气气容忍愚蠢之辈的人，只是过去从不把这些看法诉诸文字。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事实上，与他之前在欧洲如鱼得水的情形相比，初到美国的日子确是其人生的低谷，不过令他真正落落寡欢的岁月还并没有开始。 在其后的日子里，年过六旬的他，在目睹了发生在奥地利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不断兴起，并和其他人一起饱尝其苦果之后，与那些思潮的拥护者一样沦为难民。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者在被他们信奉的主义驱逐之后，稍经改头换面，居然很容易就获得了最高学术礼遇，在美国备受欢迎。 然而，米塞斯，作为一名坚定的市场经济支持者而闻名于世。来到美国后，他仍然坚守自由至上论原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于是，在曾经遭受了经济危机切肤之痛的美国，米塞斯便一直不容于学术界，遭到冷遇甚至蔑视。 不过，造成这悲情一幕的，很可能并非只此一项因素。除了年龄偏大这一不可抗的因素，米塞斯本人面对美国经济学界时那种桀骜不驯、不容置疑，甚至明确拒绝加入学术对话的态度，也是他在美国经历如此遭遇的主要原因。 在米塞斯看来，美国和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偏离良性发展轨道，于是越发不能容忍一些“蠢见”。而且米塞斯作品的主题，仍然没有脱离欧陆“过时”的学术争论，丝毫不能打动当时美国的读者。因此，整个新大陆学术界对他的态度，基本是“拒之门外”。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在这段寂寞凄清的日子里，米塞斯写出了得以传之后世的鸿篇巨著——《人的行为》。这部书首次出版，就被界定为畅销书，它在商人和其它非学术圈的读者中的销量，远远超过学术界。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个漂泊中的苦魂，在回忆录中以近乎悲壮的姿态，这样回答自己和世人：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诉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米塞斯是勇敢的——不仅敢于挑战权威，还敢站在主流的对立面； 米塞斯是“鲁莽”的——明知自己的理论提出来会受到排斥，他也坚持故我，甚至拒绝与学术界和解；
米塞斯是“保守”的——在国家主义、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的当时，他却不为所动，成为那个时代几乎唯一正确的人。
但是，米塞斯并不像堂吉诃德那样，是个充满幻梦的理想主义者。相反，他是洞悉人性，洞察人的行为，最早质疑乌托邦的先知，他的所有执拗与坚持都来在于此。 青年学者方钦说：“米塞斯尽其一生，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说的‘正确’，不是价值判断，更非道德评价，仅仅是说知识分子唯一的职责，就是追寻世间万物背后的恒常，并将它们言明。”
《米塞斯大传》的作者许尔斯曼说：到今天，米塞斯的影响之所以不减反增，我们可以挑出他在各个经济分析领域的重大突破，也可以提及他的个人品德在很多朋友中间引起的钦佩和鼓舞。 但是，具有压倒一切的，最最重要的因素，是米塞斯现实主义的认识论——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无法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或者历史研究得到充分的分析。然而，却可以通过行为学和经济学描述这个层面的社会世界——这是米塞斯著作魅力的源泉，也奠定了米塞斯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遗憾的是，先知般的米塞斯，却长期被人们忽略。时至今日，提到奥地利经济学派，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写出《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而不是启蒙了哈耶克，并将奥地利经济学派带入巅峰的米塞斯。虽然米塞斯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奥地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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