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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育] 米瑟斯《官僚主义》| 第一章:利润管理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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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瑟斯《官僚主义》| 第一章:利润管理

本文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官僚主义》。

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1.市场的运行机制


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合作和劳动分工体系。生产的物质要素,由公民个人即资本家或土地所有者拥有。工厂和农场由企业家或农场主管理,也就是说,由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社团管理,他们要么个人拥有资本和土地,要么是从所有者那儿借用或租用它们。自由企业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每个企业家——不论是工商业人士还是农场主——的目标是创造利润。


资本家、企业家和农场主在经济活动中是辅助性的。他们是船舶的舵和舵手。但是他们并不能随意规定船舶的航线。他们不是最高统帅,他们仅仅是舵手,必须无条件服从船长的命令。消费者才是船长。


资本家、企业家或农场主,都不能决定必须生产什么。这是由消费者决定的。生产者从事生产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市场。他们希望卖出的自己的产品。假如消费者不买他们提供的商品,商人就无法收回支出,他的钱也就白花了。如果他无法让自己的生产适应消费者的愿望,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失去舵手这个显赫的位置。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上表现更出色的人,将会取代他。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决定着谁应当拥有资本和管理工厂。他们决定着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产品的质量。他们的态度决定着企业家的盈亏。他们使穷人变富,使富人变穷。他们不是好说话的老板。他们既有智慧,也有幻想,变化不定,难以预测。他们根本不考虑过去的功绩。只要提供给他们的东西更好或更便宜,他们立刻就会抛开老厨子。他们的满足比什么都重要。当他们作为消费者不再购买他们习惯于购买的东西时,他们既不在乎资本家的既得利益,也不在乎丢掉工作的工人的命运。


当我们说某种商品的生产得不偿失时,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这样一个事实,消费者不愿意向该商品的生产者支付足够多的钱,它可以抵偿必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另一些生产者却能获得超过生产成本的收入。消费者的需求,有助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制造消费品的各分支部门的配置。因此,消费者决定着应当用多少原料和劳力生产一种商品,用多少原料和劳力生产另一种商品。所以说,在为利润而从事的生产和为用途而从事的生产之间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怀着利润动机的企业家,必须向消费者提供他们最需要的商品。假如企业家不必用利润动机支配自己的行为,他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A,尽管消费者其实更愿意得到另一种东西。利润动机是迫使商人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的要素。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一种经济民主的体制,每一个便士都具有成为一张选票的权利。消费者是拥有主权的人民。资本家、企业家和农场主是人民的仆从。如果他们不服从,如果他们不能用消费者所要求的尽可能低的成本从事生产,他们便会失去自己的地位。他们的任务是为消费者服务。盈亏是消费者给一切工商业活动带上的紧箍咒。


2.经济核算


资本主义制度的出色表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唯一的社会合作和劳动分工体系,能够提供一种审查和计算方式,用来筹划新项目、评价工厂、农场和车间的运行效果。在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也不存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任何经济核算,由此可以明白,为何一切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的方案行不通。


在经济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的物质要素多得无以计数,每一个类别,不论是它们的物理属性,还是可以得到它们的地点,都千差万别。千百万工人的劳动能力也大不相同。在利用这些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生产消费品时能够做些什么,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有着无数可能性的信息。在这些有着潜在可能性的过程和计划中,哪一个最有利可图呢?哪一个适合于满足最迫切的需要,从而应当加以实施呢?哪一个会使生产要素偏离能够更大地满足迫切需求的项目,因而应当延后或放弃呢?


显然,不进行某种核算,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假如不存在共同的尺度,我们无法把不同的东西纳入一种计算。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设想和计划,都是建立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没有价格,工程师的一切设计和蓝图,不过是学院里的消遣。他们可以证明能够做什么以及怎样做,但他们无法确定一个项目的落实是否能够切实地增加物质福利,或它是否会使稀缺的生产要素脱离另一些生产线,从而不利于满足更迫切的需求,即消费者认为更迫切的需求。价格是经济计划的向导。只有市场价格能够回答项目P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否比因为生产要素被用于项目P而无法实现的另一些计划更加有益。


经常有人反驳说,采用利润动机,即采用所得的剩余大于成本,作为指导经济活动的标准,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全体国民的利益,它只顾个人的私利,经常不同于甚至违背国民的利益。这种观点是一切极权主义计划的根基。鼓吹专制主义管理的人说,政府管制工商业是追求国民的福利,而自由企业只受盈利目标的驱动,损害国民利益。


今天,有人拿合成橡胶的问题来证明这一点。在纳粹的社会主义德国,开发出了生产合成橡胶的方法,而受着追求利润绝对支配的英国和美国,根本不关心这种昂贵的替代材料的无利可图的生产。可见,它们忽略了一种重要的战备物资,从而使自身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


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推理了。没有人说过,战争行为,以及储备国家的武装力量以防战争之不测,是能够或应当交给公民个人去完成的任务。保护国家的安全和文明生活,使其不受外部敌人和内部歹徒的侵犯,是一切政府的首要职责。假如人人既开心又高尚,假如没有人觊觎属于别人的东西,也就无需存在政府、军队和舰队、警察、法院和监狱了。备战是政府的职责。假如政府没有做好这些事情,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公民团体都应予以谴责。过错永远在政府一边,在民主国家里,也就是在多数选民一边。


德国为了战争而武装自身。德国总参谋部知道,如果德国发动战争,它不可能进口天然橡胶,所以他们决定在国内开发合成橡胶的生产技术。没有必要询问英国或美国的军事当局,它们是否相信,即使在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能够依赖马来亚和荷属印度的橡胶种植园。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必须在国内囤积天然橡胶或着手生产合成橡胶。一些英国和美国商人对德国合成橡胶的进展做过评估。由于合成产品的成本大大高于天然产品,他们不可能冒险效仿德国人的榜样。企业家不会把钱投在没有盈利前景的项目上。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使得消费者成为主权者,使企业家被迫生产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东西。消费者,也就是说,美国和英国的公众,不打算接受使生产合成橡胶有利可图的价格。对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来说,提供橡胶最便宜的办法,是生产另一些商品,比如汽车和各种机器,把它们卖到国外去,然后从外国进口天然橡胶。


假如伦敦和华盛顿的政府有可能预见到1941年12月、1942年1月和2月的事件,它们也许会转而重视在国内生产合成橡胶。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它们选择哪一种方法为国防开支提供资金,并不重要。它们可以为相关的工厂提供补贴,也可以利用关税手段,提高橡胶的国内价格,使得在国内生产合成橡胶变得有利可图。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人民都要被迫为其买单。


假如政府不提供国防,资本家或企业家是无法填补这一空缺的。指责化学公司没有生产合成橡胶,并不比指责汽车工业没有在希特勒上台后立刻把工厂改成飞机产业更有道理。倘若这种指责有道理,那么如下指责也是合理的:学者把时间浪费在写一本美国史或哲学著作上,没有把全部精力用于自我训练,以备未来的军事远征。假如政府没有使国家做好抵抗进攻的准备,公民个人是无法纠正这种罪恶的,他只能批评当局,用言论、文章和著作来表达主权者——即选民——的意见。①

①这些话不是对英美在战前所推行的政策的批评。只有那些提前数年就认识到1941年至1943年的军事局势的人,才有资格谴责另一些人缺少远见。政府并非像计划论者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无所不知的神明。

许多博学之士,把他们公民同胞的花钱方式,描述为既愚蠢又违反自身的真正需要。他们说,人们应当改变食谱,限制自己对酒精饮料和香烟的消费,更合理地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这些博学之士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改进“臣民”的行为并不是政府的任务。这也不是工商业人士的任务。他们不是消费者的监护人。假如公众更喜欢硬饮料而不是软饮料,企业家只能服从这种喜好。那些想让同胞有所改变的人,只能采用说服的办法。这是唯一民主的改革方式。假如一个人无法让别人相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应当责备自己的无能。他不应要求制定一部法律,也就是说,借助于警察的强制。经济核算的最终依据,是全体人民对所有消费品的评估。不错,这些消费者容易犯错误,他们的判断有时受到误导。我们可以承认,假如他们得到更好的引导,他们也许会喜欢另一些不同的商品。可是,既然人性如此,我们无法用一个不犯错的权威的智慧,去代替人民的蒙昧。


我们并不主张,应把市场价格视为反映着任何永久而绝对的价值。所谓独立于易犯错误的人的主观偏好的绝对价值,根本就不存在。价值判断是人类随意性的产物。它们反映着判断者的一切缺点和弱点。然而,由全体消费者的选择所决定的市场价格的唯一替代物,就是由一小撮人的判断所决定的价值,而他们在易犯错误和易于失败这一点上,并不亚于大多数人,即使他们确实被称为“权威”。无论怎样决定消费品的价值,不管它是出自独裁者的决定,还是全体消费者——即全体人民——的选择,价值永远是相对的、主观的和人为的,而根本不可能是绝对的、客观的和来神授的。


必须认识到,在以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消费品价格可靠而严格地反映着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因此,运用准确的核算手段,从无数可以想象的生产过程中发现哪一种更具优势,哪一种缺少优势,是可行的。这里所谓的更具优势,是指以这种方式、利用这些生产要素生产消费者迫切需要的消费品,要优于生产那些消费者不太迫切需要的商品。经济核算使工商业有可能按消费者的需求调整生产。另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管理生产的中央部门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在没有市场,从而也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的地方,这些要素不可能成为核算的因素。


为了充分理解这里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领会利润的性质和起源。


在一个假设性的没有任何变化的体系中,也不可能有任何盈亏。在这个静止的世界里,不会出现任何新情况,所有的经济条件一成不变,制造商必须为生产要素支付的资金总量,等于他出售产品时得到的价格。为生产的物质要素支付的价格、工资和资本利息,将吞噬全部产品价格。没有留下任何利润。显然,这个系统不需要企业家,也不需要创造利润的经济功能。今天生产的东西,也就是昨天、前天、去年或十年前生产的东西,相同的过程永无休止地进行着,不论是消费品或生产者商品的供需,还是技术手段,都没有任何变化,所有的价格都是固定不变的,它没有给企业活力留下任何空间。


但是,现实世界是永远变化的世界。人口的数量、嗜好和愿望,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手段,都是变化不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生产。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便在这里。


渴望创造利润的人,总在寻找机会。他们一发现生产要素价格与产品预期价格的关系提供了这种机会,他们就会涉足其中。假如他们对全部相关因素的评估是正确的,他们便可以赚到利润。不过这种利润消失的趋势也立刻随之开始发挥作用。新项目得到实施的结果是,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会上升,另一方面,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只有在市场条件和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地方,利润才是一种永恒的现象。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地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


我们可以把物质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整个市场,视为一个公开的拍卖场。出价人是企业家。他们的最高出价,受到他们对消费者打算为产品支付的价格的预期的限制。竞价人同他们展开竞争,假如他们不想空手而归,就必须在相同的条件下,用更高的出价战胜这些人。所有这些出价人就像消费者的仆人一样行动。但是他们每个人又代表着消费者需求的不同方面,它或是另一种商品,或是相同商品的另一种生产方式。不同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从本质上说是不同可能性之间的竞争,这些可能性向个人开放,他们通过提供消费品而尽可能消除自己的不利处境。决定购买电冰箱、推迟购买新车的人,是形成汽车和电冰箱价格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家之间的竞争,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反映着这些消费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要素不可避免的稀缺而相互冲突的个人的不同需求,被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所形成的这些要素价格反映到市场上,它们不但使经济核算成为可能,而且使其具有强制性。不进行核算或不在乎核算结果的企业家,很快就会破产,失去他的管理职能。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一个管理者,既没有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没有经济核算。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家,一种生产要素通过价格向他发出警告:别动我,我在满足着另一种更迫切的需求。可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些生产要素是沉默不语的。它们不向计划者提供信息。技术为他的同一个问题提供大不相同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中的每个方案都需要不同的费用和一定数量的不同生产要素。可是社会主义的管理者无法把它们简化为通用的参数,他无法从中找出最有利的方案。


确实,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既不会有可以核实的利润,也不会有可以核实的亏损。那里没有核算,对于计划或实施的项目是否最适合于满足最迫切的需求这个问题,不存在找出答案的手段;成败的前景一团漆黑。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不存在可以核实的盈亏大有好处,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恰恰相反,这是社会主义管理的根本弊端。对于一个人的作为是否适合于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满不在乎,这算不上什么优点。社会主义的管理,就像一个人被迫蒙着眼度过一生一样。


有人认为,对于世界大战造成的局势,市场体系无论如何是十分不恰当的。假如只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全部必要的装备。生产武器所需要的稀缺生产要素,将浪费在战时被认为无关紧要的民用品甚至是奢侈品上。因此,必须借助于由政府确立的优先顺序,必须设立必要的官僚机构。


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授予政府全权去决定应把各种原料用于哪一类生产,这种必要性不是由战争,而是由为战争开支提供经费的方式造成的。假如战争所需要的全部资金都是来自税收和公债,那么大家不得不大幅限制自己的消费。(税后)货币收入比以前低得多,消费者不再购买战前他们习惯于购买的很多商品。制造商正是由于受到利润动机的驱使,也会停止生产这些民用品,转而生产政府——它现在由于税收收入,成了市场上最大的买主——打算购买的商品。


然而,有大量的战争开支,是通过增加流通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借款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在价格管制下,提高商品价格是违法的。由于更多的货币收入和不变的商品价格,人们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会为个人消费购买更多的商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只能求助于配给制和政府实施的优先顺序。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因为过去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破坏性干预,造成了一种进退两难、令人极不满意的局面。不是市场机制的失效,而是过去政府对市场现象的不当干预,才使得优先安排成为不可避免。就像许多时候一样,官僚从他们以往措施的失败中,看到了进一步干预市场体系的必要性。

本文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官僚主义》。

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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