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千多种方言,共分为8个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闽北方言区、闽南方言区、粤方言区。即使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也包含着多种多样的方言,例如,在同一个浙江省内,杭州人绝对听不懂温州话或台州话。
旧时代的中国,有一种“官话”,由各地读书人在读书识字的同时学习,以便将来科考得中当官后在京都或异地官埸使用,但旧时代的中国,会说“官话”的人基本都是读书识字的人,在人口总数中不超过15%,绝大多数人只会说所在的本方言区内的方言。由于中国的元、明、清朝代都是是北京为京都,所以,旧时代的“官话”基本以北京话为准,但无规范、统一的标准。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的普通话,选择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并进行了严格的统一和规范化。同时大力在全国推广。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语言统一,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改革开放以后,数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全国范围内的资金、商品大流通,不管来自哪个偏远地区的人,不管来到国内的哪个地方,都能借助普通话与周边的人们顺畅交流,毫无语言障碍。当年确立和推广普通话功不可没。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的情况。
印度境内有180种语言、700多种方言,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语言有33种。其中,宪法上承认的正式语言就有15种。根据1956年的《邦重组法案》,语言是印度诸邦划分边界的基础,邻邦通常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语言。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联邦制体系给予诸邦政府相当大的自主权。印度的28个邦享有比美国的州更广泛的权力,特别是执法和司法领域,经常让中央政府无法插手他们之间的纠纷,这也让各邦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1966年中央政府决定按照语言原则, 重新划分并调整各个省邦, 印度南部属于达罗毗荼语系的四种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言邦, 南方各族人民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从此以后, 语言邦运动的重心向北方转移,首先是孟加拉邦操马拉提语者跟该邦操古吉拉特语者之间出现民族骚乱和流血冲突, 迫使中央政府于1960 年将该邦一分为二, 成立以马拉提语为主要语言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以古吉拉特语为主要语言的古吉拉特邦。旁遮普邦的印度斯坦人跟锡克人之间发生民族、语言纠纷,要求按语言分邦, 1960 年中央政府同意重新划分该邦, 通行旁遮普语区域成立旁遮普邦, 通行印地语区域则重新组成哈里亚纳邦或者并入毗邻的喜马偕尔邦。此外, 印度东北部多民族居住的阿萨姆邦也先后分出那加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姆邦。印度语言邦的建立, 是中央政府为缓解地方民族语言紧张关系, 平息民族骚乱, 稳定民族情绪而采取的行之有效的让步措施;但是过分突出地方语言, 则有可能助长邦一级产生分裂的民族情绪, 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与地方邦以及各邦之间的联系,对印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