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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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定义，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这里的关键词是结构。都有哪些结构呢？按照林毅夫教授的解释，是四个方面：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制度结构。技术和产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含义比较容易理解。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是什么意思呢？它们的作用在于能够使生产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技术是生产力、产业也是直接的生产力，但怎么保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发展进步呢？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制度的改进就非常必要。否则技术再领先，没有好的制度安排去在市场上推广应用，那好技术只能是停留在实验室里面，没法造福于百姓，所以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能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可以使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研究对象。

其次，为什么要研究结构问题呢？为什么要把这几个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呢？林毅夫教授认为，这是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基本问题。从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增长是非常慢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在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慢，年增长率只有0.05%，经济水平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也就是说，从经济发展来看，欧洲国家1000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没啥变化。但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增长率有了提高，增加到每年1%，这样的化人均GDP是70年就可以翻番。19世纪中叶到现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提高到2%，这样35年人均GDP可以翻一番。那么从18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就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因为18世纪以前，各国居民生活水平是没啥变化的，只是到了18世纪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且十八世纪之前，各国的发展水平也相差不大。当时最富裕的是荷兰，最穷的是非洲一些国家。最富和最贫困国家的收入水平相差也就4、5倍。由于各国都差不多，那么哪个国家的人口多，哪个国家就占优势，经济总量就大。所以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经济总量都占全世界的重要位置，1820年时还占到了三分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优势。那么为什么18世纪以后，欧洲国家的经济有了大步前进呢？主要原因是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创新，使产业附加值水平提升，并且使劳动生产力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除此之外，工业革命还对社会分工、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因为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很多现代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但那么多的企业、工厂，它们也不是说开就开，需要很多条件。像资本家投资办厂、工厂招聘工人之类，都需要一些基础设施准备、制度安排、法律保障等等。比如说没水没电、道路不通，那工厂肯定就办不起来。再比如如果没有合同安排、没有对工人的培训教育，那工厂招不到工人，还是办不起来。所以光有产业和技术的革命是不够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必须适应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使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所以，林教授提出，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转型，不断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第三是怎么看待经济结构问题。它们是内生性的呢，还是单纯只是一个外生变量。传统经济学，经常把体制、基础设施、技术等等看成固定不变的值，把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看做变量，然后建立相关经济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后来的科斯等人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问题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也同意科斯的观点，并再进一步，把结构内生化，认为经济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这个观点由于比较新颖，到底是否正确还需要验证，而提出这个观点的理由在哪里呢？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进行了回顾，给出了解释。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主要差距就体现在产业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要崛起，就得有先进的制造业做基础。但这些落后国家一缺人才二缺技术，靠本土企业家白手起家把工业体系一步步办起来，这明显是非常难的事情。怎么解决呢？靠政府。在政府的干预和扶持下建立起现代化的制造业，这是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但结果怎么样呢？失败。这些制造业建立起来后根本没有竞争力，不但没有帮助国家发展起来，反而危机不断，负面作用超过正面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个药方会不灵呢？林毅夫认为，失败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的。说白了也就是早起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没注意到产业结构问题。比如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可能适合搞农产品加工，但是呢，政府却搞起了纺织业，在没改变内生现象的情况下，这就变成了拔苗助长。出发点看上去没错，结果就不尽人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话语权减少，新自由主义流行起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效果不好，而同期发达国家却都在国退民进，新自由主义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搞不好的原因就是政府干预过度了，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不但造成资源错配。还带来非常大的腐败问题。所以新自由主义给出的药方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些观点从理论逻辑上来讲看上去没啥问题，但实践一检验就又出问题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国内进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呢？危机层出不穷，还不如60年代和70年代第一批发展经济学家的建议。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失灵呢？林毅夫认为，新自由主义忽视了“政府的干预扭曲”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在结构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干预，发生于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提出在八九十年代。时代已经变了，你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彻底市场化，那它们根本没能力去和其他国家先进的产业竞争。你要竞争可以，等建立起了比较优势再竞争。现在啥资本都没有去和人家竞争，那你肯定就垮掉了。政府干预虽说有问题，但你必须先弄清楚这种干预的背景和原因，把原因弄清楚，然后改变造成这个现象的外部原因，这样才能有效。

所以说这就是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观点，但他们的政策建议效果不好，原因在于没有弄清楚产业结构落后、扭曲的原因所在，所以药方不对。新自由主义同样是这个问题，而且新自由主义还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差异性，一味的追求市场化追求自由贸易，那效果当然就更不好。

第四，既然结构问题重要，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内生因素，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结构，什么因素决定结构和结构转型呢？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结构转型、会产生结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能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就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谓要素禀赋，说白了就是你的家底。个人的家底是个人的要素禀赋，企业的家底是企业的要素禀赋，国家的家底就是国家的要素禀赋。发达国家家底厚，要素禀赋多，而发展中国家家底薄，要素禀赋少。不同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也是不一样的。但要素禀赋这个东西可以随时间改变，它不是个固定的量，是个变量。同样，要素禀赋结构也是变化的。你像资本也好、劳动力也好，其增长率和效率都在变，这就导致要素禀赋的结构也在变，也是个变量。那么要素禀赋和结构不同，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也就有所不同。而这种比较优势，就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的差异。像发达国家资本丰富，那它当然主要靠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来组织生产，人的作用不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缺钱缺技术，就得靠劳动力投入来组织生产。这种要素禀赋及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各国间经济结构的差异。但经济结构也不是固定的，各国都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所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经济规模会越来越大。但这时候经济结构是否就一定能转型成功呢？这还取决于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基础设施，电力、道路、网络之类，另一个是制度安排，包括保险、法律、培训教育等等。如果这些东西跟不上，经济转型也好，各种改革举措也好，都很难取得效果。所以现在出台经济政策，得是一揽子的计划安排，各方面都得配套跟上。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完善、制度安排保障都是影响经济的内生变量，得放到一块通盘考虑。各种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制度安排，它们决定于产业和技术结构，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又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决定和影响。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既然要素禀赋结构最重要、最根本，那么要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就首先得弄明白自己的家底。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干什么，比较优势是什么，要把这些弄清楚。这是第一位的。对经济问题做具体分析时，也应该先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入手，把这个搞清楚了之后，政府就可以因势利导，为企业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逐步把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国际上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这样的话，落后国家就能一步步发展起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优势，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变成高收入国家。

以上是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的逻辑架构。按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新结构经济学属于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经济转型、经济运行等具体问题。它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依然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也就是选择确定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然后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这是常见的主流的分析方法。它新颖的地方主要体现对变量的选择上面，把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作为影响经济的内生变量，去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这是它强调的重点。由于产业技术结构也处于发展变化中，他们怎么来确定呢？林毅夫认为它们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可以通过对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弄清楚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而基础设施、制度安排又受到产业技术结构的影响，这样影响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就都搞清楚了，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也就有了理论上的依据。这大致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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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理论经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中国ZF一直强调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思想和做法，强调国情和中国实际。这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要素禀赋决定了产业和技术结构。就是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它没有按照西方模式去搞，领导人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的家底和西方国家的家底是不一样的。很多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都是从国情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那么在主流经济理论看来，很多政策的出台完全违反经济学逻辑，甚至违反经济学常识，肯定是要失败的。可结果呢，若干年施行下来后发现，这些理论上不成立的政策在实践上好像没有失败，中国确实一步步发展起来了。林教授举了个例子，1988年中国出现了超高通货膨胀。按照普通经济学常识，这么高的通胀水平要降下来，在货币政策上就应该提高利率。通胀意味着过热，意味着泡沫，对付通胀的手段就是紧缩。紧缩财政，紧缩货币，这是符合经济理论的做法。利率提高后，人们储蓄意愿增加，就不会买买买了。大家都不买，那物价自然会降下来，这是其中的基本原理。但中国ZF当时怎么做呢？没有提高利率，而是采取了行政措施，叫做治理整顿。怎么整顿呢？ZF直接动手砍投资、砍项目来压缩总需求，这样把通胀问题给控制住。这个做法从西方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肯定是不对的，ZF居然下命令不让投资，这是啥逻辑呢？毫无理论依据，简直就是没有经济常识嘛。那么是不是真的领导们都不懂经济学，缺乏经济常识呢呢？情况恐怕并没那么简单。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国企占大头，很多的国企盘子大、投资规模大、工人又多，是必须保住不能让它们垮台的，否则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社会问题扛不住。那这些企业本来就急需资金，普遍缺钱，你把利率一提高，它资金的成本就上去了，那它们哪里能受得了这个压力。如果这些企业亏损，你又不敢让他倒闭，那只好ZF去补贴它。可ZF哪有那么多钱补贴？印钞票倒是可以。但你要敢印钞票，那通胀又起来了。所以当时可行的办法，其实就是直接上手砍投资砍项目，不能按教科书上写的来。随后的事实也证明，这种在理论上绝无可能的做法，在实践中它还真的是起作用的。这就是中国的情况，不是ZF领导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硬要去干预市场，而是他不管不行。ZF干预确实带来低效率，但有些场合如果不出手干预的话，那就不是低效率的问题，是生死问题。这个产业、这个市场就歇菜了。
中国的做法是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制定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那么按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去操作行不行呢？国外有没有成功经验呢？林教授说他找了一圈以后发现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的演变，在经济制度上，也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该怎么转型才对呢？或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呢？当时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观点，并形成几点共识，叫做华盛顿共识。具体的意见就是，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停滞不前，出现了各种矛盾问题导致政权不稳，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ZF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产权不明，没人负责。而且由于权责不清，干多干少一个样，还无可避免的产生腐败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消除ZF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市场自发调节供求，引导资源配置。除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还需要私有化改革，明确产权归属，这样才能消除预算软约束，才能真正有人负责，关心企业的盈亏。在财政方面，则要保持预算平衡。因为一旦有了财政赤字，有可能导致货币超发，出现通货膨胀。这是当时经济学家们的普遍观点。逻辑非常的严密，有事实有依据，相当有说服力，所以东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确实也都被说服了，同意采取休克疗法进行改革。所谓休克疗法，出发点也挺好，就是打算牺牲经济增长一段时间，然后一次性的解决各种干预和扭曲问题，使改革一步到位。那么这个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如何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把这些国家完全坑惨。首先很多国家的工业体系直接垮掉。工业没了，先进的服务业也没冒出来，结果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完全崩溃。以前不管咋说，居民的生产生活还能保证。但实行休克疗法以后呢？国家经济彻底休克了。其次是社会危机、腐败问题也没解决，反而还更严重。所以到现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完全失败的。
反观中国、越南这些国家就有所不同。尤其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双轨制。不是一次性的放开管制，而是分步骤放开。这个思路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就是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区别对待。这种双轨制曾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美国有几个著名经济学家专门做了研究和论证，用理论模型证明这个改革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改革模式，还不如计划经济。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ZF的干预，另一方面又要放开市场。在ZF干预的情况下，价格就不光是市场价格了，还存在ZF定的价格。那同一样商品两个价格出现，可不就是会有寻租，会有腐败嘛。计划经济时代，顶多是扭曲，产品价格都一样，腐败的余地很小。现在搞双轨制，不光有存在扭曲，腐败的空间被极大提升了。谁有关系，谁有权利，谁就有可能获得最大利益。这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那么这些经济学家讲的对不对呢？确实也有道理。在八、九十年代，这些预测会出现的问题果不其然一一出现了。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职业——“倒爷”。这些人投机倒把得有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去贿赂官员，获得资源，这样才能赚取无风险价差。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按这个方式发展下去，中国不崩溃是不可能的。因此整个90年代，预测中国崩溃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喜欢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都是预测要崩溃，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按经济模型分析来说，就只能是崩溃的结果。
然而几十年发展下来，现实是中国没有崩溃，不但没崩溃，还让人惊讶的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主流经济理论没法解释的。中国明明采取了理论上最糟糕的一种转型模式，结果却并不糟糕，一步步发展起来了。可当时认为的最好的的转型方式，理论无比清晰，逻辑无比严密，结果却糟糕透顶，经济表现比转型前更差。不光中国如此，少数没有完全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其表现也比那些企图一步到位的国家好得多。比如波兰、斯洛文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大型国企都没有私有化，而是和中国一样，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虽然他们在发展中也有问题，但相比较而言，至少没有出现全盘崩溃的现象。再看看经济学界经常提的东亚奇迹，也存在和主流经济理论相悖的情况。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二战后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么多经济体中，实现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就这两个。那么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是什么战略呢？理论上应该是进口替代战略。按当时的理论，这些国家当时是出口农产品，进口现代工业品，这样长期下来是很吃亏的，因为农产品原材料之类附加值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意思，就是能生产的尽量自己生产，替代进口。确实也有一些国家是按这个思路搞得，一开始看着也还可以，经济增长挺快。但过一段时间后不行了，看上去产业有了，啥都能生产了，但效率不高，没有竞争力，这样很快这些国家陷入到了停滞当中，各种危机频发，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扩大了。而东亚这些经济体，实际上就没有按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向去走，它们实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这个战略在理论上是很难成立的。这些个经济体都不发达，却跑去搞出口，跟人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竞争，你拿什么争？能争的过吗？像韩国、台湾之类，这些地区早些年搞出口，出口的都是什么东西呢？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按说是毫无竞争力的，但事实证明，东亚这些经济体不但发展起来，还创造了东亚奇迹，这也说明了当时经济理论的错误。
那现在就需要对理论进行反思了。主流的理论，看上去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可为什么一推行就无效，就失灵呢？对于这一点，林毅夫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在提出问题时，总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然后让发展中国家向对方学习，理论上好像说得通，但一实践上就出现问题。最主要的，这些理论没有一个能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中国大大小小的政策都是错的，是在错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中国特色也经常被用来讽刺和调侃，得不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理论与现实出现了相悖，是修改完善理论，还是继续批判现实？新结构经济学的选择就是尊重现实，反思理论。所以林毅夫就提出来要从现象出发，不要从理论模型出发去做经济研究。理论的作用是让人了解现象，不能用理论去套观察到的现象，然后去证明理论正确，这样虽然也有成果，但不能产生原创性成果。总之，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能够比较有力的解释和说明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而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研究方向，是可以产生比较丰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崛起对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来说就是远未开发起来的金矿，万不可坐在金矿上头挖煤。现在是有条件进行自主理论创新的，中国的问题本国的学者不研究，外国学者也会研究。以前国内的研究都是看文献看国外热点，然后拿过来往国内去套，这样子做研究。现在则应该抓住我们自己的有利条件，大胆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不仅能推动学术进步，也能贡献于社会进步。

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能成立，主要的理由是对现实的解释力比较充分，而现实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特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这在整个人类发展史都不曾有过，而且这中间还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主流的理论对中国的发展现实无法解释。从理论上来讲，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这都是符合逻辑的改革方向，但中国就是不敞开来实施。市场化的措施有没有？有一些，但在批评者的眼中，这差得太远了。民航、铁路、金融、石油化工，还有不少重工业领域，市场化的程度都不高。至于私有化、自由化的举措有没有？也有一些。但批评者普遍认为，这方面的政策兜兜转转，跟雾里看花一样，收收放放捉摸不定。像这种半遮半掩的改革不但没效率，还可能带来寻租等副作用，还不如不改。所以四十年来，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以质疑者居多，不但老外质疑，本国人也质疑。经济稍微波动，就高喊着要崩溃；经济增长了，又认为是泡沫；经济不增不减，则说是强弩之末。政府怎么做都不对，招商引资有问题、国企股份制改革有问题、银行经营体制有问题、货币政策扩张有问题、给企业补贴有问题、农业发展有问题等等等等，总之是没问题的政策少，有问题的政策多，一出台政策纠就犯错误，一发表讲话就是粉饰太平，一开大会就是自我陶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应该还是在经济学界，对中国的发展问题细心研究的人还是太少了，理论上的成果太缺了。没有自己的理论，那你只好看别人怎么说。我们自己的发展成就自己都说不清楚，都不能自圆其说，那人家不管怎么讲你都只能听着。好话听着，不好的话也听着。俗话讲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中国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总是被放大，而成果则总是被贬低。此消彼长，崩溃论大行其道也就成为了常态。
但仔细看现实，崩溃论并没有什么基础。好多人谈崩溃，说来说去就是在房地产、货币超发、人民币贬值、对外贸易、教育医疗这些领域挑毛病。但这些崩溃论者实际上也讲不清楚这里头的关系，都是东拉西扯，一些基本的原理也没搞明白，听风就是雨的居多，人云亦云的居多，跟着起哄的居多。说2008年崩溃的有之，2010年崩溃的有之，2012年崩溃的有之，2015年崩溃的有之，2018年崩溃的有之。这些个神预测有多少是说到点子上的？有多少是符合实际现象的？应当说一个都没有。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在逐步改善的，每个人的身边都在一点点发生着好的变化。市场上的商品总是很丰富，交通越来越便利，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小区的停车位越来越紧缺，提供便利的高科技产品越来越时尚，社会治安越来越有秩序，重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减少，人的平均寿命也在增加，这可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对这些现实视而不见，去大谈国家政策如何如何，政府官员如何如何，政治制度如何如何，未免心操错了地方。属于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应该考虑用经济理论去说明和解释，理论解释不了，则应该重新阐发，提出的新的见解。所以中国的发展，确实需要这样一种能说清楚发展现象、发展成就的理论，不是非要去歌功颂德，而是要立足于现实的考量，才能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
改革开放40年为什么取得这样的成就？反映在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二是企业的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的表现就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怎样提高收入呢？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那么劳动生产率又该如何提升？就是这两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个道理说起来不难，实施起来就不容易。谁都知道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问题是怎么去鼓励创新？怎么去进行升级？能持续创新和升级的国家有几个呢？做到了这点，就能慢慢发展成一流强国，做不到这个，就算短期发展起来，也难免会经历危机被打回原形。所以中国能持续发展，一定是做对了某些事情，才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得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
这个做对的事情，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路。
先看第一个，后发优势的问题。我们讲技术创新很重要，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发达国家创新的条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要创新，没法子向别人学习，只能靠自己发明。但发明的成本高投入大，发展中国家搞不起。即便是发达国家，新发明带来的经济提高也就是2%，这正好是过去100年间发达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就不同了，技术本来就不行，只要现在用的技术比以前好，那就算创新，就算升级，不见得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去样样搞发明，只要当前的产品附加值比以前高，那就是好事，就是一种发展进步。所以经济学上把这种可能性就称之为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是一种相对的优势，一种比较优势。它是和发达国家比，因为你比别人低，所以你可以跟进和模仿，通过这种比较优势的利用，就可以取得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
这个后发优势在中国还是体现的比较明显的。中国的产品制造确实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先山寨后高仿再到后面自主开发的过程。很多产业都是如此。以通信行业的交换机为例。以前我们国家自己生产不了这个，都得靠进口。这东西很昂贵，里面一块板子就得卖20万，这是2000年的价格。到2010年，卖10万，再往后卖1万。到现在，国外厂子基本倒闭，都是国内在生产。再比如生产水泥要用到一个减速机的设备。这东西90年代卖1000万一台，贵的要死。后来国产出来了，卖300万，于是国外的企业纷纷退出中国市场。而中国把这些设备的制造都搞定以后，国内水泥产业大发展，还发展到了非洲、东南亚。须知2010年以前非洲的水泥全靠进口，自己没法子生产。后来中国的企业来了，建了合资，非洲这些国家才有了生产能力。再比如芯片行业，这是典型的高科技行业。芯片升级非常快，品种也多，好多早期的芯片现在都没了。早期的手机上就用到过那么一种芯片，叫电阻式触摸屏控制器。它的价格是1美元，看上去倒是不贵。但问题是每个手机都要用，一家手机公司出货量1000万部的话，那这个芯片就得花1000万美元的成本。这东西当时国内没有，是国外一家公司做，而这家公司才只有六、七个人。因为是垄断，做的真是很爽，每次来中国谈合同都像是救世主，别提有多嘚瑟。后来国内也有公司做，品质不行，那就卖便宜点，价格低百分之二三十，好多低端手机也用。再往后，国内的品质越来越好，价格也越来越低。国外那家公司就急了，开始杀价。九毛、八毛···一路下去，最后到多少呢？0.22美金。完全一样的东西，也没升级换代，两毛钱他居然也有利润，那当初卖1美元时他该挣多少？后来这东西硬是降到0.2美元以下，国外那家公司一看，没意思，不做了。公司那六、七个人呢？有的换了产品，有的换了公司。所以我们应该能理解为啥欧美国家的人过的那么滋润了吧？交换机也好，减速机也好，芯片也好，你自己生产不了，那就只能买别人的，人家还爱卖不卖的。欧美人的优越生活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人家有条件把5块钱的东西卖成50块，所以人家不管走到哪里都滋润的很。利用后发优势使我们国家一步步发展起来，但同时我们也很不受其他国家的待见。原因也很简单，以前人家产品出口卖给你，利润是数倍数十倍。现在饭碗全被你中国抢跑了，那人家能答应？为啥欧美国家那么喜欢印度？印度不存在这个问题，啥工业体系都没，跟所有发达国家都没矛盾，全世界最大的冤大头，还是个民主国家，当然受欢迎了呀。但中国现在基本上就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公敌，以前是中国人供着老外过幸福生活，现在中国企业把好多产品国产化，肥水流不到国外去了，那人家自然心里不舒服，要想方设法给你找茬。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后发优势并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建国后就有了。为什么从50年底到70年代，经济发展成果并不明显呢？对此林毅夫教授有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他认为是当时我们虽然有后发优势，但并没有去利用它，而是放弃了这个优势。50年代我们国家的愿望是尽快赶上发达国家，10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当时有超英赶美这个口号。怎么赶超呢？就得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英美一样。那么怎么才能提高生活水平呢？，你的劳动生产力得上去，得和发达国家一样。而要想让劳动生产力和发达国家一样，你的产业就得跟上，得和人家一样，人家有的你也得有。问题是我们技术落后，要想搞产业，就得自己把技术发明出来。由于不能模仿和跟进，只能靠自己发明，那当然也就没有了后发优势。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靠人多没用，它需要资金，需要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但这个行业我们缺钱缺技术，没有优势。那怎么办呢？政府大量补贴。而补贴的结果，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这是没法子的事情。这些行业要发展，自身积累不够，只能靠政府去配置资源。所以我们一方面搞出来了两弹一星，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生产的低效率，收入水平普遍很低。而到1978年后，发展方式转变了。我们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型企业和出口型企业，这些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并且在发展中形成了竞争优势。这样这些企业一步步成长起来，有了利润和资本积累，逐步有了条件进行产业的升级。所以说，改革开放前的落后和产业政策有关，当时的产业政策并不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而是放弃后发优势造成的效率低下。但当我们的发展方式进行了调整，比较优势逐步发挥出来后，经济发展的成果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再来看第二个，正确的经济转型思路。1978年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实际上不只是我们国家，全世界都在开放。尤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变革，它们的经济也在转型。都是转型，那为什么东欧这些国家转型时各种危机频发，中国却能平稳过渡呢？这就涉及到转型思路的确定。当时东欧这些国家，之前是计划经济，要想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话，理论界当时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私有化、自由化，取消一切政府补贴，政府完全退出市场，应该这么做。这种说法看上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些国家以前建立了一大批关联度极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补贴取消以后，这些企业全垮了，大量的工人失业，之前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体系全部崩塌，结果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噩梦。
举个例子，乌克兰。乌克兰当年脱离苏联，家底实际上是非常厚的。它的领土60万平方公里，按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排第二位。乌克兰不仅面积大，土地质量还挺好，都是平原，粮食出口世界第三，有欧洲粮仓之美誉。人口5000万，数量一般，但却有800多所高校，人均受教育程度在全世界都高居前列。军工企业有3594家，总职工超过300万人，各种陆海空设备都能生产。更让乌克兰傲视全球的是，它拥有以军工为核心的庞大的科研生产体系，科研实力非常雄厚。世界著名的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研发过T34、T64、T80等知名坦克的哈尔科夫设计局，苏联航母的摇篮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研制了四代苏联战略导弹的南方设计局，这些代表世界最高级别的科研机构都在乌克兰境内。以那时乌克兰的实力，说白了就是迷你版苏联，完全可以让所有国家高看一眼。要知道乌克兰可是继承了原苏联1200枚核武器的，还拥有庞大的军队，核打击力量除了美俄就是它，世界第三是没疑问的。那么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的乌克兰怎样了呢？沦落为跟阿尔巴尼亚一个水平，悲剧中的悲剧。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转任总统，他和俄罗斯的叶利钦一样，坚持采用休克疗法进行改革。结果当然也和俄罗斯一样，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工人大量失业，民怨沸腾。重工业体系崩溃，连军工体系也面临散摊子的局面。人均年收入以前是5000美元，相当不错，这三十年一降再降，现在只有2000多美元。糟糕的是没有一个政客有能力带领乌克兰走出衰退，GDP还在止不住的往下降。现在基本就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且没有之一。在安东诺夫设计局工作的著名科学家科瓦斯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25的总工程师，81岁高龄了跑到乌克兰街头倒卖外汇，结果被警察抓住一顿殴打，直到发现他公文包里的飞机设计图，才知道他的身份不一般。从一个被人羡慕的繁荣国家变成一个穷国，而且还要继续变得更穷，厚实的家底越来越薄，说起来真是令人唏嘘。
反思乌克兰在经济转型时的错误，中国的做法现在看来就非常明智。当时的领导人常说一句话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在琢磨这个话，确实是有道理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是要改变以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但那些干预、扭曲的政策，它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所以一边要解放思想，要做改变，另一边还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改不了、改不动的就不能急，要把底细摸清楚，原因弄明白。大型国企效率低又不能倒，咋办？该补贴就补贴。但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放开的，就一定放开。不但国内放开，还要面向国外招商引资。外商说投资环境不好，基础设施太差，我们就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外商抱怨说政府效率低、审批慢，我们就建特区，建工业园区，在园区里搞一站式服务。各种审批双轨、服务双轨、政策双轨无处不在，看上去漏洞很多，非常容易导致寻租腐败。但这些措施也有非常务实的一面，能够一点点的解决问题，让企业一家家的办起来。就这样摸着石头过河，边干活边纠错，时间长了，有竞争力的企业逐渐也涌现出来，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就这样一步步实现良性循环，一步步带来了连续四十年的超过9%的经济增长。
因此说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还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人太多，地方又大，国情复杂，一口吃不了个胖子，改革只能是循序渐进的。现在我们提出来叫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各种原因还不太完善，现在要把它完善掉。要把转型期遗留下来的那些补贴、那些干预扭曲都取消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给企业补贴是雪中送炭，是必须要做的。现在给补贴是锦上添花，已经这个必要性了，所以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改革。这个改革不能要求一步到位，但需要一步步深化，从局部到全面，把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起来。这是符合当前国情的做法，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力还是比较强的。林毅夫强调后发优势，强调要素禀赋也就是国情的重要性，这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能够找到依据。中国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在于后发优势的利用，在于从国情发展解决问题，这个经验是值得推广，也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当然，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抢了发达国家好多饭碗，使这些国家相对中国的优越感大幅降低，导致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很不受待见，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但这一局面是我们公平竞争的结果，如同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所讲，这些成就是我们干出来的，不是吹牛吹出来的。中国的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会比发达国家的经验有更好的参考价值。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