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看过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吴与斯波两位先生都是高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8 23:02:00编辑过]

斯波义信先生在中译本序言中说这本书是沿着《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思路（作为历经宋、元、明持续的经济变化、发展动力参照的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则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的增长、地域间的产业分化、特产商品的发展成熟）的探索。

作者选择“江南”作为考察的对象，不是将它作为中国社会的典型，而仅仅是由于有关这一地区的资料很丰富，作者在从经济史的层面考察中国社会的方法上，赞成采用空间上的“大区域”和时间上的“长时段”相结合的方法。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采用“大区域”集合的方法比较符合实际。

作者指出中国关于公共经济、财政制度政策的资料很丰富，但显示一般经济状况的资料却极为贫乏，这可能会给社会经济史研究带来一些困难。

最后，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过去似有过于匆忙专注于‘国家与社会’这一大题目上之嫌，而尚未达到把共同拥有的基础知识整理完备的程度”，我们可能还需要在史料的整理上下一番功夫。

看到无意君如此费心尽力很感动，偶仅对你个人说一句：若对此真有兴趣，当注意斯波先生这些研究均是20 年前的东东啦，因此，一是注意他本人近年的研究，二是注意有关“江南”的经济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呵呵～～

谢谢hong姐的指点，通过李伯重教授和吴承明先生的评介，我觉得这本书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研究方法，虽然这本书出版已将近二十年，但是并没有受到国内学者太多的关注，包括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甚至还存在着误解，我们只有了解了别人的方法才能有和别人对话的平台。不知道斯波义信先生有哪些的新作，我在学校图书馆之见到《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但是我对“江南”经济史倒不太感兴趣，不太了解。

斯波义信先生在前言中提到，中国社会的规模容量巨大，不仅时代差异性大，而且空间差异性也很大。一方面，每一地域、地区或时期的特殊状况有差异，另一方面，就全国、整个时代而言，也存在宏观经济动向的变化和连动所产生的效应。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变数才是对全体与局部的变化和差异共同起作用的呢？某一地域、地方或某一时期的变化，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表明其是总体的一部分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进行其因果的复合关系的推论的方法，“除了按照差异的原因产生的空间、时间、状况的不同脉络，据资料的证词以求得整合有序外，选定涉及总体与局部的变化全都重要的指标，进行其因果的复合关系的推论，这一程序实有必要。”，此外，作者还提出，在能得到整体史观证实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局部事例研究和地域史研究的方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地域史研究的学者：

何炳棣：人口史、移民史、社会流动史研究

罗有枝（Evelyn S.Rawski）：明清地域研究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宋代开封经济圈、人口及社会流动的地域研究

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宋至明代的徽州研究

曼素珊（Susan Mann）：清末厘金研究

罗威廉（William Rowe）：明清史研究

李中清（James Lee）：明清的云南、贵州地区研究

约翰·查菲（John Chaffee）：宋代科举研究

罗伯特·海姆斯（Robert Hymes）：宋代江西社会史研究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宋代四川研究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明清湖北研究

王国斌（R.Bin Wong）：清代荒政及抢米风潮的地域研究

孔菲力（Philip Kuhn）：清代团练研究

萧邦齐（R.Keith Schoppa）：民国时期浙江研究

全汉昇、王业键：清代物价、赋税等地域动向的研究

惟望天意君能下决心从事相关研究，并以之作为一生事业！关键在于读博之选择。

Hong姐的话让平庸的我有些无地自容，不多说了，既然我们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斯波义信先生在《序章》中的绪言部分介绍了结构史观和学术史

由于前近代的经济状况不仅是纯经济的因果关系的关联，因此结合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特点的结构主义历史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结构主义历史观借助事件史（个人的事件）、动态史即景气变动史（社会的时间）、构造史（地理的时间）三要素去抓住历史，作为这种历史观的基本框架而被重视的就是长时段的结构史和中时段的动态史。这一理论还包容了“整体论”的冷静思考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学术史：

加藤繁教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采用广泛搜集史实的研究方法，确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他推崇19世纪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有机体思想、把握社会总体的观念、实用国民经济学的主张、对文化及心理要素的关注等理论对加藤繁教授有深刻影响。

但加藤繁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即经数次的实地调查体验及对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而得到知识的归纳，再追溯到明末（乃至先秦末），抓住社会制度的变化，又将这种展望进行普遍史意义上的比较，联系单线发展说做出解释。

这种历史主义的静态直观研究法，招致历史学家方面的历史批判，以及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方法论的批判。它与韦伯的史观中总体史的单系因果发展论全不相容。韦伯的宏观进化模式致力于发掘影响全国发展水平的中国各时期的内在发展史的基本事实，并对这些基本事实进行分析，进行必要的概念化、抽象化，从而得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步伐绝非停滞不前的结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近代起源勘定的问题；封建王朝政权的社会制度；国家与社会的相关涉的问题；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产业史和商业史研究；与社会金字塔形成层次的复合有密切关系领域的研究；与此相关联的市民、农民的群众运动和中间层次统治层权力控制的结构分析。

斯波义信先生在结束语中详细阐述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见2楼李伯重教授的概括）。

关于第一个目的，加藤繁教授把财政史和一般经济史作了大致的区分，他认为后者的研究对象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有关。依据人类对财富利用过程的探究，它又可细分为人口史、土地制度史、产业史、商业史、交通史、货币金融史、物价史等各个领域。（卡尔洛·M·齐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包括了人口、农业、工业、商业、技术、企业活动等范畴）

作者指出中国和西欧经济史现状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实现第二和第三个目的的方法的差别。

中世纪以后的西欧作为文化和社会的统一体，完全是以多样性为前提整合的结果。在西欧经济史中，推论的方法对共性和差异作了同等均衡的考虑，并力图从社会内比较和社会间比较中同时抽出可能的指标。有人提议除了分析量化的数据及相关的提示外，提出要以各部分社会的断面图的比较为基准，组合成复数指标进行研究，以探明经济成长的阶段性及连续性问题，说明现象的变数间变化的各种关系和社会的变化。如果能在这种相关性中发现出规律性，它就被认为是某种具有一般性的假设。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史在以往的研究中，总是把国家或者社会总体作为考察单位，结果根据中央的制度和决定，或者随着先进经济区域经济分化的水平的直线发展，就对不久还是社会的一角乃至正在发展中的边缘地区，已在暗中得出了势必会受到影响的理想中的推断。不过，这种整体考察的主张是以有说服力的直观法和有效史料为依据的，要选择质量高、内容丰富、相对来说可信程度大的官僚士大夫的纪录，再结合参照其他旁证材料，纵横结合，才能对一般经济现象作出解释。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能把这个社会作为铁板一块直线发展的社会来予以把握。所以，重视为中国经济史所准备的史料学和制度框架的必要性，和近年来的西欧史着眼于从多样化中找出统一的有关联的复合要素，对于这两种研究方法，不应二者择一，而是都应该有所选择。

感谢!

没看过~飘过~宋代有经济吗~

这个研究资料确实不错，我认为确实可以看一看：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9107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