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看过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李伯重著《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方法”一篇中评介了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斯波义信先生是当代国际中国经济史坛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1968年出版《宋代商业史研究》（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1988年出版《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该书主要特色：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改进发展、自成一家。

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变革

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包括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史料学为中心，以考据学为主要手段（都强调史料，注重考证，研究范围局限在中央政府的影响和作用）。自1950年以来，国际中国经济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两种影响最大、运用最广的新理论：“新社会史理论”、区域研究理论。

“新社会史理论”代表了研究范围“由小而大”的趋势，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过去主要限制于经济制度，而后逐渐扩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之外的许多方面，力求把社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来考察经济现象。

区域研究理论代表了研究范围“由大而小”的趋势，指中国经济史研究，过去通常以全国为单位，而今则强调把中国从地域上划分为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经济地区，作为“适当的经济单位”来研究。

两种值得重视的新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

跨学科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渗入经济史研究，使得经济史研究方法演化为多学科方法结合；从“叙述史学”发展为“问题史学”。

比较研究方法使得经济史研究把研究对象置于较大时空范围中进行考察、借以探索规律性。

我国经济史理论与发展变革所走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限于“生产关系”为中心的格局，方法上呈现出教条化与简单化倾向。

该书的理论特色

对本书影响较大的两个理论：布罗代尔历史结构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系统理论。

第一，对布罗代尔历史结构观的改进。历史结构观最重视发生于“长时段”内的“结构史”（或“构造史”），其次是发生于“中时段”内的“情态史”（或“动态史”）。斯波义信将“事件史”、“情态史”、和“结构史”一同作为经济史观的“三要素”。这种史观还包含了“总体观”（holistic perspective）与“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ely）的观点。

“总体观”的目标是追求公正的包罗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历史。

“文化相对性”观点主张进行范围广泛的观察比较，同时注意研究普通人民以及大众日常生活，找出存在于这一层次的各种复杂的阶级、文化、宗教及社会组织的存在形态。

斯波义信在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强调做动态考察，而年鉴学派偏重于静态考察。

斯波义信的总结：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1）各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如何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2）他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式有何变化或发展；（3）决定以上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何在；（4）上述情况及其变化，与社会的及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有何关系；后者对前者有何反作用。这四个方面，同时也就是经济史研究的普遍课题即基本内容。

第二，指出施坚雅理论基础之一的“中心地”说，仅适用于对组织联系已达成熟阶段的社会实体的分析。施坚雅的“地文地域”（physiographic region）说以“河川流域”（drainage basin）为基础来划定经济区域。而斯波义信将生态环境作为农业社会划分经济区域的标准之一。

该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特色

1、跨学科研究。斯波义信认为经济史研究涉及多项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可以参考借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模式。

2、比较研究。常用的比较方法：“纵断面比较”、“横断面比较”（着眼于时间）；“社会内比较”、“社会间比较”（着眼于对象）。

社会间比较（Cross-social comparison）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比较；

社会内比较（Intra-social comparison）指同一社会群体内部各子群体之间的比较。

斯波义信指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较为现实的办法，是先做好社会内比较，然后扩大到地理条件、文化类型相接近的社会间比较，然后到更为普遍的比较。

区域经济史研究中要妥善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还要处理好短时期与长时期之间的关系。《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不是就江南论江南，而是把江南放在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大空间中来进行研究；同时不但把江南放在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大空间范围内加以研究，而且也放在一个起止远超过宋代的大时间范围中进行考察。

区域经济是在选取“典型”的时候要解决的两个前提醒问题：（1）整体的真正特征是什么？（2）究竟是哪个局部最能体现整体的真正特征？

如何看待近年来国际史坛新出现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近年来，“史学危机”不仅仅是我国史家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是国际史坛普遍谈论的话题。国际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变革，正是历史科学力图克服危机、争取生存的表现。

第二，新出现的理论与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差异在于基本史观方面，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虽有不同，但一般而言并无多大冲突。

在国际史坛中，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主流，但是马克思主义史观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年鉴学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考据学，应当是我们史学研究的“国粹”，很值得加以珍惜与继承。斯波义信成功地将新理论、新方法与传统史学有机的结合起来。

该书的前言、结论和序章，实际上就是斯波义信对于近40年来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的主要理论、方法与各方面研究成果所作的系统结论。

该书的主要论点

该书主旨在于透过各种空间动态于时间周期循环的连锁关系的脉络，说明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状况及其长期变化。

斯波义信提出了七个比较有把握的论点：

1、在宋代初期，长江下游地区经济仍然处于开拓发展阶段；

2、虽然真正原因尚不清楚，但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上扬乃是始于北宋后期。

3、人口从山地丘陵地带向低湿地带的明显迁移也发生于北宋末年；

4、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起落兴衰发生影响的还有各种外部因素（如南宋迁都杭州），这也应当加以注意；

5、长江下游地区的主要水利工程均始成于南宋中期前后；

6、实行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心地带的公田法，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北宋以来国家力求控制庄园地产的努力，并使得明初政府可以比较容易的在此地带设置大片官田；

7、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以粮食亩产为指标）的明显提高出现于宋代末期。

李伯重的看法：

1、斯波义信对于宋代江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估价，一反学术界长期定论（宋代革命论、明清停滞论），堪称一革命性的论点；

2、斯波义信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过程及特点有独到的论点。六朝以来江南的开发，主要在建康及太湖以西、会稽等地势较高的地带，对太湖以东广大地区的较大规模的开垦始于唐代。

感谢无意君的整理与阐述。希望同学们今后读书的时候，或者参考别人的时候，能提出自己的问题。

偶是指比较具体的问题，而不是“谁看过啥啥书给说说”！

看过才知道

该书的主要内容

1、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力

至少在北宋前半期，本地区的农业尚未十分发达，因此本地区还不能被称为“全国粮仓”，这一地区农业的特征是粗放农业。

南宋本地区经济变化的特征：稻作技术有很大改进；本地区外缘地带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

2、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灌溉与土地开垦动向

人们在选择稻作与定居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由长江三角洲的北、西、南外缘高地转向东部低地。

3、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官府粮食消费与财政负担

宋初朝廷在本地区全境推行了轻赋政策。

4、宋代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化

斯波义信的研究结果表明：就城区规模而言，长江下游地区的大、中、小三个等级的差别，比相邻地区更大。

南宋杭州的社会完整性，不仅是由其国都的地位，而且也是由自然与经济的因素决定的。

5、对于宋代湖州与徽州的个案分析

斯波义信指出：追溯湖州长期以来土地开发与人口移植的持续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湖州的情况不过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缩影。徽州的情况极好的表现了长江下游地区外缘地带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一种变异形式。

6、宁波的经济趋向：宋代至清代

宁波商帮的作用的扩大，依赖于宁波贸易方式特有的机构与动力；而且只有到这种方式的内部经济潜力已发挥殆尽，同时长江下游地区城市正经历着意义深远的重新组合之时，这种扩大才出现。

7、宋代至明初绍兴的地域开发

斯波义信通过对绍兴属下萧山县的湘湖水利自宋至晚清的变化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使用湖水的普通乡民与具有官绅身份得势家大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

吴承明先生为《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李伯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作序，题为《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先生对波斯义信给予很高的评价，用“博謇”二字概括其治学风范，并指出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运用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并概括如下：

1、结构主义的历史观

结构主义具有总体观察(holistic perspective)和多元时间、多层面分析的特点，适合经济史研究，斯波义信在本书中运用了结构主义历史观，但相对于布罗代尔又有创新：

首先，他在运用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同时，也运用了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其此，他在运用结构主义历史观（布罗代尔重视长中时段史，而轻视事件史）的时候，对事件史也极为重视；

最后，他的总体观察（从横向、纵向、多方位研究）是基于他的多元时间论。

2、区域史理论
首先，本书提出一种新的区域观，认为“地域偏差”（区域差异）不仅仅是地理的因素，而且有历史的因素；

其次，本书在地理概念上修正了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模型，并将施坚雅以地文学为基础的区域模型改为以生态系为基础，还把水利史、人口移动、土地开发、文化生态史都纳入他江南区域的研究；

最后，本书提出了社会间比较和社会内比较的研究方法。

3、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研究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向(trend)是线性的，而发展过程是周期性的，地区差异是结构的不同，并会有相反的运动，这种研究方法称为“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本书运用这种方法将960-1421年划分为七个时段。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序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文版

吴承明 转载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斯波义信教授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宋史专家之一。1968年他的《宋代商业史研究》问世，一举成名，遂即被译为英文版和中文版。此后20年，斯波先生又在一系列研究中国经济史著述的基础上，于1988年出版这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巨著。本书视野广阔，广征博考，蔚为大观，而持论极为严谨，凡肯定、不能肯定与怀疑者必详究之。我以“博謇”二字仰先生治学风范，以为本书实为汉学界一代珍葩。而本书的最大贡献，乃在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宏观和微观许多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读之如入百花园中，流连思考而忘返焉。本书在国内已有介绍，史学界并有讨论，惟以文字隔阂，读者未能普遍，早盼有中文版发行。今有方健、何忠礼、李伯重先生合作之译本付梓，实为我史学界值得庆贺之事。斯波先生与我交往有年，今应邀为先生大作中文版作序，深感荣幸。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在经济及制度上是古代与近世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期，一向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宋代国土日蹙，政治积弱，而经济迅速成长，市场空前繁荣，文化以至科技之昌盛尢引人注目。是以对宋代经济发展程度，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如何，例多考究。评价高者有宋代“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之说，亦有偏荣一隅、南宋即告衰退之论。
本书对宋代经济各项实辨证甚详，论其大势，则以为宋之初，江南地区经济尚处于开拓阶段，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即下三角洲)之土地利用仍相当粗放。殆北宋后期，兴起大规模水利工程，于北宋末臻于鼎盛。同时，人口之由长江三角洲北、西、南高地及丘陵地向低湿地、核心地带之移居，亦在北宋末显现成效。核心地带的开发，使江南稻米的平均亩产量显著提高。南宋时期，定居点移动趋势继续进行，江南水利网之格局大体形成，稻田耕作技术有较大改进，但仍有若干粗放耕作地带，江南农田的充分开发，要到明代中叶始告完成。商业方面，北宋中期，商人长距离贩运代替了军事后勤运输，加以城市化兴起，商业发展迅速。大城市中批发、零售以及金融等分业已颇为完整，农村集镇之扩张尤为迅速，已略具明代中叶之规模。惟南宋末，大体在开禧战败后，财政危机加剧，公田法之实施实际上提高了农民负担，江南经济开始步入衰退。
斯波先生一再谦称他的研究是初步的，有些论点是间接证据，有些尚难确证。在本书序章“考察的缘起”节中，他曾将宋代经济成就与16世纪(明代中叶)中国另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相对照。他认为，宋代的商业革命确属质的变化，可以确证。农业方面，若水利建设、二熟制之推行、优良作物和相关技术的改进等，宋代已“古典地”完成了。至于宋代与“16世纪同样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相比，是否匹敌，以及交通、动力源等，尚有待续实证云。
以上可见斯波先生立论极其谨慎，并具启迪思考之意，读者寻骥探索，固不必剧作断语也。而我以为更能启发学者，使思路盎然者，乃是本书的方法论。不过，这是我披阅本书后自己的体会，其有违斯波先生本意之处，责自在我。
一、结构主义的历史观
结构主义原属社会学研究方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界，基本上替代了过去线性增长概念。在史学上，经法国年鉴学派倡导，20世纪50年代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大加发展，蔚然成为结构主义历史观。它有总体观察(holistic perspective)和多元时间、多层面分析的特点，适合经济史研究。斯波先生在本书中采用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但并非沿袭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世界”的范本，而是按照宋史的具体情况，取其精华，并有创造。
首先，他在运用结构主义历史观时，并不否定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盛赞并继承前辈历史主义者研究宋史的成果，发扬“博搜史实，积累正确知识”的传统，贯彻实证主义原则，甚至亦不时采用历史主义的叙事手法，因为这种手法适于概括复杂的事实和作比较研究。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无论何种历史观，考证和实证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布罗代尔的体系是由长时段的构造史(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心态史)、中时段的动态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短时段的事件史三者构成。布氏认为，事件的发生常由动态史的局势和节奏调节，而动态史又受环境的制约，故在研究中有重视长中时段而轻视事件史的倾向(恐怕也有改正传统历史主义专注重于事件的意思)。经济史属中时段史。宋代三百年，自然环境变迁不大，而事件甚繁，如与辽金之和战、厘定赋额(军需)、变法、迁都、引进占城稻、实行经界法和公田法等，都影响经济活动至巨。斯波先生在采用结构主义历史观时，对事件极为重视，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最后，布罗代尔的总体观察是基于他的多元时间论。人是生活在短时段的，生命有限；但同时也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之中，实际是“多元的我”。因此，考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亦应从多元入手，层层相接，以收总体观察之效，不过，这种方法也常有叠床架屋、卷帙繁浩之虑。本书则是采取斯波先生所称“广义社会史学”的方法，提出从横向、纵向、多方位研究，并根据江南特点，综合出人口、社会流动、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技术要素几个方面，应用有关的社会科学，进行史的分析。他把这种总体观察法形象地称为“人文科学者与社会科学者的学际对话”，这实际是一种新的方法，“有物有则”，并可收以简驭繁之效。
二、区域史理论
区域史研究亦倡自法国年鉴学派，即所谓“空间史学”。然而斯波先生根据中国地理的历史特点，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区域史理论，道前人所未及，实在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首先，本书提出一种新的区域观。本书所称“地域偏差”即区域差异，已经超出了地理概念，毋宁说是历史形成的。斯波先生在“地域偏差问题”一节中列举了近20位中外学者论述中国区域史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依人口移动或定居史形成的区域差异；(2)依土地利用或水利史、农田开发史形成的区域差异；(3)依社会精英流动或文化生态史形成的区域差异；(4)依宗法、家族、阶级等社会组织变迁形成的区域差异；(5)依军事、政治或行政建置史形成的区域差异。以致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中国社会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时间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空间的差异性更大。”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于兹可见。
其次，本书在地理概念上采取了西方学者通用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对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模型，但是作了修正和补充。他根据江南的开发史，重划其外围边界，调整了域内核心区和边缘地带的结构，重定江南在各大区域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原来施坚雅的区域模型是以地文学(physiography)为基础，以晚清市场分布情况为参照的，因而是一种静态的模型，没有考虑上述多种区域差异的历史因素。宋代的江南，按照斯波先生的考察，尚属于它周期发展中的“始发阶段”(burgeoning stage)，自难适用施氏对长江下游大区的规定性。因此，斯波先生引进了生态系(ecosystem)作者考察的依据，生态系是一个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动态系统。他又参考了已有较详细研究的泰国湄南河水稻田的开发和定居点由山地向中游、下游流域移动的历史，从而把水利史、人口移动、土地开发、文化生态史都纳入他江南区域的研究，这实在是区域史理论的一大创造。
最后，斯波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社会间比较(cross-societal comparison)和社会内比较(intra－societal comparison)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的比较研究，他是按一定的课题，选定可比的社会，从中积累经验的知识，用于整个区域研究。上述泰国湄南河稻作区的例子，即属于社会间比较。而更多的是社会内比较，即书中的个案考察和亚区域考察，几乎占到本书一半篇幅。例如杭州，重点在研究大城市内商业和等级居民形成的功能区划制度；湖州，重点是考察其长期性的生态变迁；徽州，重点在地理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江西袁州，重点在其水利合作组织的兴衰；宁波亚区域，以内外贸易为主；绍兴亚区域，以水利史为主。原来区域史的优势之一就是因为划定空间，可以放长时间，考察多重变迁和长期趋势。本书在个案和亚区域的研究中，往往上溯汉唐，下伸至明清，这就给宋代江南的研究增加十分丰富的比较和论证的内容。
三、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研究
传统观点常把中国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线性的，而地区差异乃是发展程度之不同，或是处于线性的不同阶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汉学家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向(trend)是线性的，而发展过程是周期性的，地区差异是结构的不同，并会有相反的运动，如某区是处于其周期的上升期，某区是处于其周期的下降期，这种研究方法称为“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上，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提出了一篇用这种方法研究的论文，后经修订补充，包括七个大区，于1982年在美国发表。施坚雅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1984在意大利贝拉丘(Bellagio)召开了以“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史讨论会，斯波义信教授提出了《江南农业与商业变迁》的论文。在这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他将该文修正，列入序章“社会之动态”节。
这种周期概念不是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也不同于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以创新论为基础的长周期(50-60年)，而有点像布罗代尔的长周期(100年)。布罗代尔虽然是考察15—18世纪欧洲，包括地区(国家)差异，但基本上仍属资本主义运动。对中国经济的这种周期考察则主要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一般是10-20世纪。斯波先生在本书中的考察是960—1421年，即宋开国至明永乐初。他划分为七个时段，即：(1)边境状态(开拓状态)；(2)上升始动期；(3)上升期；(4)实质成长期；(5)下降始动期；(6)下降期；(7)上升始动期。这七个时段完成一个400年的大周期。
原来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都是采用计量学方法，以见其升降幅度和平衡力量。这在缺乏统计资料的前资本主义时代颇为困难。我看最有成绩者当属厄谢尔(Abbott P.Usher)、埃布尔(Wilhelm Abel)等人利用价格料所作14—18世纪欧洲农业的研究，明确得出两个下降期和两个上升期、各100年以上的农业周期。他们运用价格资料之技巧，有如化腐朽为神奇。但这是因为欧洲教会庄园的购买、出售、雇工等都逐笔记账，可计出价格。中国没有这种资料，研究者是以人口及赋税为准。人口数不能直接反映经济盛衰，赋税常是定额，且数据不实，以之作计量分析往往不能令人信服。斯波先生在此项研究中，抛开计量主义，采取广义社会史学方法，以土地开发、生态演变、居民移动、商业交通、社会流动、户籍、税制等作综合考察。而对这些分散的史料，用政治史的创业、中兴、衰亡分期，以政权变更、战争与和议、变法、迁都、建置等系年，则眉目清楚，自成体系，实际上这些政治事件对经济的兴衰都有很大影响。又全文以叙事出之，类《通鉴》笔法，读之引人入胜。
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有无周期，在前述贝拉丘会议上亦有不同意见。盖周期运动必有其所以然的内在规律，此则研究者均未论及，故可不论周期，而称之为阶段。我国学者对于周期论比较生疏，有论者亦限于近代史。不过，历代经济有盛有衰，一地区之兴起常与他地区之衰落并行，则属史实。且不称之为周期，亦应考察其原委。在这种考察中我以为斯波先生的广义社会史学和以政治史分期系年之法，都是很好的方法，他的上述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例。
以上拙见，不免纰漏，谨借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求教于读者。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文版，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