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作者：张成思，王麟铠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原文刊发：《金融科学》2019年第2辑
网址：jrkx.cbpt.cnki.net
原标题为：中国省级贸易开放与通货膨胀波动性
引用格式：张成思，王麟铠.中国省级贸易开放与通货膨胀波动性[J].金融科学，2019(2)，1-18.
张成思，男，汉族，教授。先后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曾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方向为宏观金融与金融时间序列分析等。美国计量经济学会成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顾问专家；JMCB等多个国际SSCI期刊匿名审稿人；《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评论》等中文核心期刊匿名审稿人。2016年获得第二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2017年4月，入选教育部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口红利的释放和各省禀赋优势的体现，中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阶段，经济稳定性也显著改善。即便在2006-2009年的世界经济震荡中，中国各项经济指标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最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的通胀波动性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21世纪以来，中国CPI通胀率的波动性明显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21世纪以来贸易开放度日益提高。中国的贸易开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内通胀波动性，学界对此问题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更多的文献研究了贸易开放对国内通胀水平的影响，且此类文献多集中研究全国范围的宏观数据，而对省级层面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从省级层面研究贸易开放度与通胀波动性的关系，进而获得贸易开放度如何影响通胀波动性的机制，这对理解中国通货膨胀及其波动性的形成规律和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背景，张成思、王麟铠发表在《金融科学》2019年第2辑的《中国省级贸易开放与通货膨胀波动性》一文从省级数据角度进行研究并加入工具变量的面板回归方法，探究了经济框架中通胀波动和贸易开放度关系。
首先，本文进行了数据准备。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选取具有1994-2014年间的数据，具有充分代表性。而在数据的时间窗口期问题上，本文选择１年窗口期进行数据处理。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以我国三十个省份(除西藏外)的月度CPI为基础，计算各个省份在1994-2004年的CPI月度的取对数的处理后的波动标准差(INFSD)来表征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在解释变量方面，本文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当年本省GDP的比值经对数变换后的结果来代表当年的贸易开放度，同时引入人口规模作为重要控制变量。在工具变量方面，为了解决通胀波动性和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舍弃了传统的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这一度量方法，而是依照Wei和Wu(2001)的方法来构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考虑到面板数据对变量的时变性要求，用潜在开放度与汇率指数的乘积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本文还加入了人均GDP水平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地方财政收入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随后，本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1994-2014年，我国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波动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贸易开放导致我国内生稳定的通胀更多地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另外，代表市场规模的人口则与通胀波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从侧面印证了开放度提升推动通胀波动的观点: 由于我国各省的通胀波动主要来源于外来冲击，那么市场规模越大，往往对通胀波动产生越强的熨平效应，因此在实证上也越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过稳健性分析发现，不论在控制人均产出、社会投资占比还是财政收入占比的条件下，贸易开放度和通胀波动之间始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我国贸易开放对通胀波动的正向影响渠道。在基本回归方程中加入通胀波动水平值作为控制变量后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波动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通胀水平值传导的。除去通胀水平值影响，二者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或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向相关。进一步加入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水平值的交互项后显示，贸易开放自身在通过通胀水平值渠道之外对通胀波动率越具有显著的熨平效应。总之，贸易开放度对通胀波动具有熨平效应。特别是随着通胀水平的上升，这种熨平效应越发强化。
文章结论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造地理工具变量对贸易开放度—通胀波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并通过实证模型证明1994-2014年在省级层面上我国贸易开放度与通胀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在静态面板中引入交互项后发现，贸易开放度一方面通过推高通胀水平值的方式提高了我国各省份的通胀波动，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度也通过除通胀水平值之外的渠道熨平了通胀波动，本文称为贸易开放度对通胀波动的熨平效应。从传导逻辑上判断，伴随着国内通胀水平值的不断提高，这种熨平效应将可能越发显著。
1994—2014年，我国长期处于经济产出高增长期，货币当局并不需要考虑菲利普斯曲线中产出—通胀的抉择问题，国内通胀也长期处于平稳状况。然而伴随我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来货币当局不得不面对菲利普斯曲线中产出—通胀的权衡，那么贸易开放度对通胀波动的熨平效应很可能将对国内通胀稳定的维持产生重大作用。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