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读者看看下面这幅图,诸位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呢?

一幅多义的肖像画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一位老态龙钟的妇人,还是二者皆有?
此图是心理学界流传甚广的一幅画像,有多种版本,最早的来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在有些版本中这幅图还有一个幽默的名字,“我的妻子和岳母同框”(“My Wife and My Mother-in-law”)。
不过在此我想探讨的并非心理学问题——心理学也不是我所长,我只是想借此图来说明观念的潜在影响。当我们每个人面对同一事实,经由各自的大脑处理相应信息后,得出的看法完全不同时;或者是,即便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事实,但在不同时间,也会得出不同看法,这说明什么?还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一问题,完全不同的两个或两组行为人,面对不同的事实却能产生相同或相似看法,这又说明什么?
注意,我提出的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能否“客观地”认识世界,这类问题尚不构成本书探讨的对象。
我想说的是:真相(facts)确实只有一种,但是观看真相的眼睛却有无数双。
这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便已争论过无数次的主观价值论问题: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是根据外在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为了应对外在世界的刺激而被动采取行动。这是人的主观性行动和本能之间最关键的区别。
如果上述观点目前不再存在较大争议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推论也应当能够被接受,即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刺激所做出的一系列反应之整体考量,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模式,认知模式的差异决定了我们行动的差异。在社会交往行为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每个行为人的内在认知也会因外在行动而进一步发生改变,由此构成了社会状态下制度与观念的协同演化过程。特定时期、特定社会下的制度,往往是通过与之相应的社会观念而显露其特征,并维持其运作;反之,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下的观念进行考察,我们也能够认识社会制度结构是如何形成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这就是观念在社会制度运作的内在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上述逻辑其实并不复杂,也不是什么新理论,可以说当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在思考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可能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时,他们就已经考虑到我所说的上述观点,他们已经认识到仅仅从物质因素层面来解释社会制度是有所缺失的。
不过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此类观点绝对不是观念决定论,或者说文化决定论。
这是自韦伯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的一种误识,并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坚持经济决定论的立场,认为所谓社会观念不过是经济现实之产物,例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就曾对格雷夫强调的“信念”之类非物质因素不屑一顾,在克拉克看来,文化是不重要的,甚至社会制度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只有永恒不变的经济力量;另一种则是一脚踏入虚无缥缈的思想之境,认为只需单单依凭观念的力量,就能改天换地,譬如常常听到一些观点,为何当代中国市场化道路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没有西方那种基督教信仰,似乎只要移植了西方现代观念,一切问题均能迎刃而解。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
对于经济决定论者来说,物质因素很重要,这点没有错。可是如果说唯有经济因素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观念不过是一种“社会幻象”(social illusion),那么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有何区别?环顾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是不是只要喂饱了饭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用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那段著名的演讲辞来说,“如果美国人要的只是安全,他们可以进监狱去。在那里有吃有睡,头上还有片瓦遮身”。可是社会变成一个“大监狱”真的好吗?

艾森豪威尔
所以,我拒绝接受这种目前在国际学界流行的、强调所谓客观立场的研究模式。我是一名老式古板、接受启蒙时代知识分子教育的读书人,和我的智识英雄康德一样,想为人类保留一些尊严,为人在这自然界留下一个特殊的位置。更何况,对那些强调所谓客观证据的学者来说,经过他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客观主义”立场观念处理,所采集到的有关人类社会事态的种种数据,又怎样能保证其“客观性”呢?事实上这种研究模式同“客观”与否无关,这只是一种古老僵化的机械论式思维的现代翻版。
至于唯观念论者,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观念从何而来?尽管这类学者可以持有那种超验主义的立场:我们每个人自诞生之日起,神便在我们心里播下了那颗观念的种子。但种子毕竟是种子,谁也不知道它是会长成参天大树还是终究几于泯灭,因为这取决于成长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对那种坚信两希文明决定现代世界形成的观点,我仅能够承认两希文明的重要性,却无法断言其决定性。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根基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并且经过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以后,泛希腊文化曾遍布从北非到阿富汗、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广袤区域,可是为何最终只在欧洲孕育出现代文明之曙光?至于说希伯来宗教,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亚伯拉罕宗教”,换言之都是希伯来文化之子,但是各自无论是观念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存在极大差异,这又如何解释?
观念是内生于制度的,又反过来影响制度的运作,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可观测的制度化行为来研究、分析和评价观念的作用。这是本书反复强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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