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
杨小凯先生突然去世的噩耗把我从病床上来拉起来，使我悲寂莫名——又一位思想者离开了以漠视思想为荣耀的时代；又一位自由主义者离开了仍然没有自由的中国；一位走向耶路撒冷的信徒却又孤单地埋于海外的旷野……这里我想起加尔文的预定论：神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神为何这样早早将先生收回天国，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隐藏的；面对“神的永恒照管”，心灵只能在仰望中默默祈祷。但我仍然奢望能领受这一奥秘的祝福和美意：杨小凯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决别，对汉语思想意味着什么呢？
我与先生相识应该感谢湖南作家向继东先生。那是我正在筹组《大学精神档案》丛书的编委会，我给杨小凯先生去信，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知道《不寐之夜》的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了很多麻烦。更深一层的接触则是在《网络公民权利宣言》征集签名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给我回话的学者：“您可以用我的名字签署这份文件，我支持。”这使我对先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杨小凯去世后，思想界的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我在网络上看到的纪念文章有两篇。一是留美政论家胡平先生的《永恒的纪念——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首发《北京之春》），另一篇是湖南学者齐辉先生的《悼小凯教授》（首发《观察》）。这两篇文章主要评论了杨小凯先生政治方面的价值。胡平先生说：“在中国，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很多，但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作品很少，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他特别提到，“一九六八年，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杨曦光（杨小凯），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中共当局点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监狱。” 而齐辉先生（自由湘军）则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失去了一位大师而深感难过：“小凯教授已离我们而去，这是继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又一重大损失。”
事实上杨小凯先生的思想可能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政治遭际及政治关怀，经济学创新和信仰归正。在我看来，最后这一点，即杨小凯认信基督教及其从信仰层面开始的学术反思，代表着近代以来汉语思想的一个伟大转折。这个转折的中间阶段是李慎之先生——他使新文化运动告别文学传统并将启蒙精神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联系起来（部分和中国本土传统相联系）；而杨小凯则超越了启蒙精神，他使中国自由主义超越了启蒙理性，先追溯到它的经济学理性传统，后触摸到了它的希伯来传统。令人遗憾的是，杨小凯的信仰和神学之旅刚刚开始就中断了，这是困境和分化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特别是神学自由主义的一场灾难。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杨小凯的模型容易引起汉语思想争议的地方可能是：他显然强调，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然而，对杨小凯这一“古典思想”的批判（所谓“马太效应”），一方面忽视了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结构性存在的话语前提，另一方面基本缺乏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常识。而杨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事实上也是在经济学常识层面展开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被局限于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无理指控方面。上述两个问题不需要展开谈，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值得一提的倒是：第一，他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新兴古典经济学”缺乏“社会主义资本积累”及其贫困这一背景，是无法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杰弗瑞•萨克斯，2003）但是，第二，杨小凯的数学模型阐明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这种相动关系，但却没有在这个封闭系统之中彻底避免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这使他的思想没有象阿玛蒂亚-森和繆尔达尔那样彻底，他并没有真正在经济学方法论之外寻找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杨小凯的经济学是他在信主之前完成的，这使政治关怀而不是终极关切成为他思想创造的神秘激情。比如，在《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一文中，杨小凯重复了经济史学家关于英国议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这一正确判断，但他没有继续追问：什么是土地私有制的基础？这不仅仅是一个“奥卡姆剃刀”的问题。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小凯关于基督教和宪政的思想，以及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和汉语思想的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化这些思想就提前去世了，也是因为顽固不化的灾民理性和启蒙理性对中国心灵的绝对统治。显然，杨小凯的这些思想不是开创性的，基本上还是“神学自由主义”和韦伯思想框架之内的。但是，杨小凯先生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从自己的学术思考中独立提出这些思想的，这就具有更大的经验价值。（参见杨小凯《基督教和宪政》，《杨小凯的见证》等）。杨小凯谈到：“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但他谈到，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特别是，他彻底突破了汉语思想关于“经济人理性”和哈耶克思想的迷信（哈耶克恰恰是理性的批判者和传统的捍卫者，但这个传统与儒家传统不同，遗憾的是，杨小凯对这个问题没有谈清楚），他呼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为这是秩序社会的基本文化要素。2002年7月杨小凯在上海作了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他提出了世界上存在有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成功的资本主义，一种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布什说：美国绝大多数人民是有神论者并奉守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信仰上帝对美国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本来，这些西方的常识性思想对于汉语文化的影响应该是革命性的，特别是对于崇拜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思想界来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更有说服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杨小凯先生的去世尤其令人绝望。政治遭遇赋予了他勇气，而信仰则赋予了他智慧，象他这样的思想者在中国实在是太少了。现在，“启蒙问题”仍然是中国自由主义打算坚守的文化主题。我不是说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举例来说，江泽民不需要启蒙，他至少不比启蒙者更缺乏启蒙思想。拘捕蒋彦永也不是因为缺乏启蒙。民工和拆迁户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不需要启蒙，他们了解自己的“天赋权利”。中国的问题比这复杂得多，这这些复杂的问题，杨小凯先生已经看到了它的基本真相。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叙事话语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变。比如，“蒋彦永是民族良知和圣人”这样的口号及其背后的观念仍然是陈旧的，而杨小凯的话语系统已经开始告别这种“口含天宪”的自义传统。这一新的话语系统包含着两方面的观念：第一、除了神，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第二、十字架使我们活出爱来，而不是惧怕。我们当然应该向蒋彦永先生表达尊敬并为他的自由而呼吁，但没有必要因为政治正确而夸大其词。记得当年侯德健先生离开广场后对记者说：我在广场没有看到死人。我赞赏他这个勇气，真话更有力量。这是杨小凯的思想在话语方式上为汉语思想指明的一条新路。
2世纪下半叶，落马皇帝徳西乌斯与戴克里先对基督徒展开全面迫害。德尔图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可能就是神使用林昭（尽管她的信仰状况仍然是个谜）和杨小凯在这地上的美意。在李慎之通往路德的这条路上，林昭和杨小凯是两座丰碑；陈寅榷和顾准是对过去的总结，而杨小凯则代表着未来，一个比路德时代更为荣耀的未来。
2004年7月9日星期五
作者： 独家发布 时间：2004-07-09.16:45:09 来源： bmzy
Re:任不寐:杨小凯，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
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比如，“蒋彦永是民族良知和圣人”这样的口号及其背后的观念仍然是陈旧的
从现代民主观来讲"圣人"中国并不需要,但说蒋彦永是民族良知不为过,中国当代社会太缺少良知了.因为某一个措词而弃之大义,不足取!
作者： dream 时间：2004-07-09.22:58:16 来源： 207.44.179.49
Re:任不寐:杨小凯，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
谈不上圣人,权衡后后说了几句令人尊敬的真话而已
沉默了15年的"民族良知"?
作者：说说而已 时间：2004-07-10.10:56:23 来源： 61.50.29.69
Re:任不寐:杨小凯，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
悼小凯
张五常
杨小凯谢世了。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他还是容光焕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该来日无多。
坚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是非常严重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十七岁，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字。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岁，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取录为研究生，只三年就拿得经济学博士。小凯谢世五十五岁。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十多年前请他到港大造访一年，跟着给他一张聘请合约。他接受了，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性的激进人物。错、错、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对政治不染指。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足；其二是经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了美国仅三年，这些缺点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长驻港大，好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的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是当时小凯的一点困难。后来这方面他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信，其英语水平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不足，赶着发表文章，多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的经济学者多如海上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为重要思想的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线的学子，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然而，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己的天赋与数学扯不上关系。
作者： 彩云之南 时间：2004-07-10.22:11:20 来源：云南
Re:任不寐:杨小凯，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
杨小凯英年早逝 学术成就获同行推崇
(美国之音记者毅然墨尔本报导 04年7月10日) 曾被认为是80年代中国最有成就的青年经济学家，后来移民澳大利亚的杨小凯教授不幸去世。学术界人士指出，杨小凯对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
世界知名的华裔学者、经济学家、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仅有的两位华裔院士之一杨小凯在7月7日因肺癌不治而去世，享年55岁。
杨小凯教授所带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史赫麟博士向美国之音介绍说：“杨小凯患癌症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他的整个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在他走之前的大概两个到三个星期之内，他基本上就不能喝，也不能吃。实际上他在这段时间内，整个生活质量是很差的。 ”
*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教授之一*
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杨小凯对经济学有关分工中「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不仅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史赫麟博士说：“他的成就表现在对现代经济学所有的分支都进行了梳理。所以他不是在某一个领域方面的进步，而是对整个经济学的基础进行了一番重新研究。然后在现有经济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包括了对分工的研究，对专业化的研究。这些成就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1988年引荐杨小凯教授到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执教，后来又处处帮助过杨小凯的黄友光教授说，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 (James Buchanan)就曾赞赏杨小凯的研究是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黄友光说：“他(杨小凯)集中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强调的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如果都要靠自己生产，那么生产力就很低。如果分工，我专门生产衣服，你专门打鱼，你专门种田，生产力就可以提高。但是亚当斯密的研究是没有建立数理模型的。所以杨小凯就用现代经济学数理模型的方式来分析这个分工专业化的问题。得出了很多以前没有得出的新结论。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两年前到我们系访问的时候，说当今全世界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最有兴趣的就是杨小凯研究的分工与专业化的东西。”
*一生坎坷文革入狱*
杨小凯教授的一生可以说是极为坎坷。身为湖南人的杨小凯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读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当时年仅14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杨小凯在狱中十年自学高中和大学英语及数理等课程。1978出狱后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后来被美国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挑选，赴美留学，于198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后来移民澳大利亚发展。
*坚忍不拔 实事求是 *
杨小凯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同时任教于Monash大学经济系的史赫麟博士回忆说：“他保持他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而且他同时也具有湖南人的性格,不信邪，对所有的权威他都敢于挑战。我觉得他是一个kind(好心)的人。他也非常重视人的良心。他曾经发表过言论，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中国的经济学家非常有才华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缺乏的就是良心。良心可能指两方面，第一方面，你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报著一个诚实的心理。不要对数据作假，也不要屈服于权威。经济研究中讲到经济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所谓的两极分化。所以经济学家在关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一定要看到两极分化所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这是良心的另外一个部份。”
同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的黄友光教授说，杨小凯教授不但天赋聪明，而且还特别勤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功的人。他不幸得病可能部份与他太用功有关。他工作时间太长了。秘书讲小凯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7天。我计算起来，根本就是我工作时间的一倍。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英年早逝的杨小凯教授的追悼会将于近期举行。
加JingGuan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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