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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title: 社会结构的中立原则——连载（05）
date: 2019-12-29 17: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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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能依靠批判
柏拉图的本质主义是一种把『哲人王或者超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理智偏见，这当然和自由平等的基本理念是无法兼容的。然而波普尔的过度批判走向了这样一个极端：波普尔不但避免直接正面回答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而且根本就是拒绝回答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凡是直接正面回答『一个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波普尔看来都是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依靠民主选举作为制度保障，以间接试错的方式去逼近一个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他把这种方式称为零星社会工程。然而这就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民主制度并不能够保障错误能够得到有效的纠正。社会完全可以从一种错误方案转向另一种错误方案，并且就在这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导致高涨的民粹主义盛行，就会对民主制度本身形成威胁，很容易产生一种强人政治的伪民主。即使不会对民主制度形成威胁，那也完全有可能陷入相互那种选举如选秀，腐败又无能的民主陷阱之中。波普尔可能会反驳说，你根本不了解民主制度是什么，这属于是对民主制度期待太多了。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自然到来。开放社会的概念已经提出很久了，这个世界民主的现实情况就摆在眼前，不能假装看不到。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太过于依赖『批判敌人』了，但这并不能清晰的建立起自身存在的有效原则。如果不能直接正面的回答开放社会是什么，就不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绝对防御』。这样你即使能够把历史上所有的敌人都批判一遍，也不能有效的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因为敌人不会承认自己是那种被批判的敌人，它们也总是会在现实中学会变化和进步。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直接正面的回答问题，那就几乎等于你没有回答问题，现实会继续沿着历史的惯性前进。同时，直接正面的建设性理论并不像波普尔过度批判的那样，只要我们谨记基于演绎推理的理论，本身不可能得到绝对正确的前提假设（这是和柏拉图本质主义的绝对区别），对此必须永远保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直接正面的去尝试回答一个理想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它最起码满足的最低条件是什么。就像我们对于定义所做的那样，对于这种努力的尝试不用马上就宣判死刑，它完全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在公理化理论体系部分插入分析波普尔观点的目的有两个，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第一，概念的准确定义很重要。如果不能准确定义讨论的对象，讨论半天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那么这种讨论本身还能剩下多少意义可言？如果概念建立在可观察和测量的统计量严格约束的基础之上，那就直接帮我们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图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并且能够有效的避免宣传造成的各种偏见。这是概念准确定义的一条可行的方法。第二，我们必须要直接正面的回答理想社会的原则。无论『批判』能有多么精彩深刻和全面，它都无法直接帮助我们确立起关于『建设』的明确原则。欧几里得也是直接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公理，而不是『批判』哪些陈述不能成为基础假设，从而才建立欧式几何的。非欧几何更不是依靠『批判』第五公设才建立起来的，在这条路上只是浪费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证明错误和指出正确这本身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使用排错法只会在疲于奔命中逐渐丧失希望。
模糊性、边界和极限
《几何原本》开始就是二十三个定义，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建立在可观察和测量的统计量约束之上的准确定义，将直接解决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模糊性这个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它将得到彻底的解决。其次是边界和极限问题，它们会随着定义而自然而然的出现并得到最终解决。
模糊性本身就是理论存在缺陷的一种直接标志。模糊性的概念常和神秘主义的成分存在天然的直接相连，结果导致越是美好的概念也就越危险。模糊性只会给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给人留下大量的可以根据个人意志和需要而随意解释的空间。这样辩论的双方就会彼此污名化对方的概念，最后就陷入毫无意义的争斗之中。而随着清晰准确概念的建立，将极大的减少被片面的宣传所误导的可能。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可以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我们可以批判对方的观点，然而这种批判要么是建立在对于对方陈述的所谓事实的不认同，要么是得出结论的逻辑不认同，但不应该是对于使用相同概念却在最基本理解上存在差异所导致的不认同。否则的话，批判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你的对手就像是空气，你打出去的拳只会伤了自己。一个既不讲事实也不讲逻辑的批判的存在本身，它就是上帝对于人类最多的批判。我们完全可以给自己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社会科学目前就存在大量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人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等。这些概念长期被不同立场的人根据个人需要赋予不同意义，因此它们对于不同时间地点，不同接受渠道的人来说，相同的词语在个人理解上却有可能完全不同。就像罗兰夫人的话所展示的那样：“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因此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凡是那些容易引起误解的词语在使用之前非常有必要进行准确定义，即必须找到你想要赋予它表达意义的对应统计量。只有如此，模糊性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而接下来的讨论也才会有意义。
当我们去思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到具体问题所带有的细枝末节的纠缠之中。然而却忘记如果想要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首先确定该问题的合理边界。或许我们的大脑在一接触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替我们默认好了问题的边界。然而只可惜它并不是需要我们用理性分析才能得出的有用的那个，反而可能是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那个。因为定义对象被严格的限制在对应统计量的约束之下，所以这些对象就像是函数的定义域一样，它们存在一个边界范围的限制。逻辑演绎法所要求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关于定义对象的一个陈述，它连同之后的逻辑推理一起组成了一个函数。函数最终会导向不同的结论，也就是函数的值域，它也会被限制在一个边界范围之内。边界可以是指定义域或者值域的范围，这可以根据分析内容的具体环境而定。但一般情况下会默认为是值域，因为定义域应该早就已经确定好了。由于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概念模糊化问题的存在，由此导致理论的边界问题被严重无视。很多在一些具体环境下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性，能否直接被拿来使用，这些本不应该是问题。而极限是指边界的一些特殊情况，它常常是用来确定边界最有效的方法。在定义域和函数都是单调连续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定义域的一些极值来判断值域对应的极值。
理论的边界和极限问题对人来说就像是空气，呼吸的久了就会被潜意识接管从而忘记了它们的存在。然而在这些基本问题都不明确的前提下，社会科学领域会出现各种相互矛盾对立的理论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在后面所有的分析讨论，都可以看作是在为各种问题界定边界和极限，这是公理化理论体系的必然结果。
几何原本为演绎法构建公理化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最好的示范，而非欧几何的发展历史更是对此提供了更好的说明。任何人只要你能够清晰的定义使用的对象，建立合理的基础假设，并且提供正确的逻辑演绎，那么你就可以构建起一套没有任何内在逻辑矛盾的科学理论体系。至少在方法论上就是这么简单，科学里容不下任何神秘主义成分的存在。就像几百年前的一位逻辑学家所说的那样：“通常，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具有内在一致性联系——的数学结论是不可更改的……由于这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即使是无机物，如果它能够演算这一组公式的话，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显然这位逻辑学家准确的预言了我们如今的计算机时代。这也正是我第一次了解几何学历史的时候感到震撼的真正原因。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些看起来很有创意的想法，可却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如今看来公理体系化的思考才是真正的思考，因为它需要对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进行思考。对于有创意的想法来说，最好能够把它们变成从一系列最简单可靠的基础假设能够得出的必然结论，否则它最多也就是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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