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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教科书中，大多将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看作是两大对立的经济思想体系的理论代表：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代表；而李斯特则是国家干预主义、保护关税政策的理论代表。人们几乎把这种理解视为不容置疑的，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多加分析。
但是，这种理解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位伟大的理论家的理论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所担负的时代课题，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他想为那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而呼吁的努力。
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看待李斯特和斯密的关系，就不会将两者的关系看作同一平面上的对立的关系。事实上，可以把李斯特看作是德国的斯密。李斯特和斯密思想的共性体现为：
（1）两者都表现出一种民族国家的激情及有共同的时代课题
斯密和李斯特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代表的都是本国的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都是在不同时代各为其国家新兴产业资本利益奋斗的伟大的经济学家。
18世纪的英国，新兴的工业手工业者、农民和工匠等生产阶级得不到自由发展的社会地位。为了当时英国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为了促进英国新兴产业资本的发展，斯密要求给人民以“自由之手”，并提出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
李斯特鉴于“德国19世纪当时的现状”，为了“祖国的利益”，对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保护国内幼稚的民族工业，反对封建统治，要求政治自由，强调对外要保护民族工业，对内要有市民自由，待德国的产业资本具备了国际竞争力时，再逐步开放，实行自由贸易，开拓国外市场。
他们的共性表现在一种民族国家的激情。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从封建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是旧的经济秩序转变、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建立的时候。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都带有过渡时期的鲜明特征。
（2）两者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和完善
斯密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探讨采取了本性论方法，他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而李斯特认为“经济人”假设是冷血而功利的，和现实中复杂的“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李斯特的观点修正了“经济人”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修正“经济人”假设本身。
从结果上来看，虽然斯密把市场制度看作理性“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受到了李斯特的批判，但李斯特及其后人对“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批评，导致一批诸如交易费用、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最终完善了“经济人”假设，并使得“经济人”假设变得更加有血有肉、贴近现实。如果说单纯的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显得粗糙，那么，吸收了李斯特等批判者观点的新“经济人”假设则细腻了许多。
（3）两者对个人的经济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肯定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从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
作为一个支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对于个人的经济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上进心”和“争胜心”的。他在分析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像艺术上、工业上的进取精神，财富上、事业上的争取成就、出人头地的热烈愿望，航海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冒险精神等，都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而进取精神的衰退和竞胜心的丧失则会导致经济的萎缩。
（4）对航海法的态度
事实上，斯密并未真正否定重商主义信条的某些基本原则。他拒绝了它的某些手段，但他至少接受了它的目的之一，那就是在可能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的限度内，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斯密认为，航海条例不利于对外贸易，或者说不利于能够由此产生的那部分财富的增长，但是，由于国防远比富裕重要，因而航海条例或许是英国所有商业规章中间最为明智的。斯密对航海法的态度实际上与李斯特的主张相一致。
总之，就贸易政策而言，李斯特并不是全盘否定斯密提出的观点，更多的是对斯密理论的一种完善。李斯特认为一国达到了与其他国家相对称的发展程度后，可以实现自由贸易了，斯密对航海法的态度也就与斯密的思想很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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