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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u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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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3)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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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ben 发表于 2020-3-30 12:23:06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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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运行

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包括货币、财政、金融、劳动、产业组织、制度、区域、环境、国际发展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如何运行。从亚当•斯密以来,这些子领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问题和现象,在总结其背后的道理成为理论时,基于理论是越简单越好,通常从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几个能够解释所观察的现象的变量,有这几个变量来构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模型,舍象 [17]了其他和这个现象没有直接关系的变量,也就是任何一个理论模型其实是内嵌于(embedded)被舍象的诸多变量之中,这些没有直接相关的变量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当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发生变化,适用的理论也就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产生于上世纪 30 年经济大萧条之时,是内嵌于存在产能过剩和不充分就业的结构环境之中,到了 60 年代产能过剩和不充分就业的情形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基本已经不存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不仅不能带来就业和增长率的增加,得到的结果只是滞涨,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到了 70 年代就被反对政府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理性预期学派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运用因为暗含的结构差异而不适用的情形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例如,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提高利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优政策选择,其暗含前提是这个经济体中不像社会主义国家或转型中国家那样,存在大量需要低息补贴才能生存,又不能让其倒闭的战略性企业;又比如,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等于新知识的产生,只能来自于自主研发或自己工作的经验中获得,并研究其成功的条件和影响,其暗含前提则是这个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产业、技术的前沿,但对于有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创新机制可能是引进、消化、吸收,不能因为新增长理论只研究自主创新或干中学来获得新知识,发展中国家也就只能依样画葫芦。总而言之,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现象的总结,是内嵌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文化的结构之中,所以,实际上研究的是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受到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由于缺乏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差异和差异内生性的认识,会以为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理论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才会有那么多美国顶级大学的经济学家拿着经济学的教科书到处指点江山,不知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在发达国家构建理论时被舍象的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变量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相同,然而,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使得理论成立的前提发生了变化,把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运用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在一些根本原则上会有“共性”,例如,经济发展有赖于创新、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财政政策负有反周期的功能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措施上,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等有内生的差异,其规模、风险特征以及和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有差别,各项硬的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需求,以及合适的软的制度安排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殊性”。例如,同样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主要靠自主的R&D来获得新技术,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从发达国家购买新的嵌入了更好的技术的设备来获得新技术,前者在增长核算中会表现为剩余项或全要素生产率,后者则由于资本的增加而不表现为经济的剩余,但并不代表没有技术创新,并且,其实是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了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在运用财政政策做反周期的基建时,由于基础设施已经存在,所以,大多是挖个洞补个洞,对提高增长潜力作用有限,可能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可以运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破除“李嘉图等价”对财政政策运用的限制,等等不胜枚举的案例。挖掘、探索清楚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运行的“殊性”是使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时,得以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的必要前提,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致力的方向。


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同仁在研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不是像现在学界惯常采取的那样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都认为是可以也是应该消除的扭曲,而是,都先问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要素禀赋、产业、技术到各种制度安排层面的结构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根本的自变量出发推导出内生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以及从不同层面结构变迁自发协调的滞后性和政府过去好心干坏事所导致的许多内生扭曲等视角来看,与现在主流的观点比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凡是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经济问题的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其实,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以后,等于是将现代经济学从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系统研究的结果会在各个子领域有许多新的重要的理论见解,产生新结构货币经济学、新结构财政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产业组织学,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而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于这场革命爆发的前夕 [18]。我很高兴看到在新结构金融学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逐渐成型。我期盼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所有同仁在自己所属的子领域里都能按照上述建议,在做研究时都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和内生性,以及存在扭曲时扭曲的内生性等,放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中,这样各位都有可能成为各自的新结构子领域的开创者。


三、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接下来谈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把结构的内生性引进理论分析,使二维的主流经济学变成三维的经济学,来推动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这几天在评论各位的研究计划时我已经谈了很多这方面的看法,现在再梳理一下,其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则:


第一,一定要从现象出发,而非从理论模型或是流行的研究方法出发。理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重要的理论在于揭示了重要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使得人们能够了解这个现象,进而能够对症下药改造这个现象。任何现有的理论都是“刻舟求剑”,都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总结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构建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要从现象出发,而不能从现有的理论模型或者流行的研究方法出发,不能因为对某个理论比较熟悉,就拿这个理论去套新观察到的现象,或是在这个理论模型上加个变量减个变量改写成一个新的模型,也不能因为对某种研究方法比较得心应手或是比较流行,就找能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来研究。经过这几天的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在这点取得了共识。比如王勇说他去芝加哥看导师 Roger Myerson 的时候,他们不断讨论的就是现象,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时参加各种研讨会,来做报告的经济学家也都是先介绍他要解释什么现象,把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了才开始介绍理论模型。从现象出发,一定要对现象的来龙去脉,以及谁是这个现象的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不可绕过的限制条件等了解清楚,不能雾里看花。我现在担心的是,各位在做研究时,也是从现象出发,但只看到表层,比如看到了国有企业效率低啦、出现了通货膨胀啦,等等,在未深入了解现象的内生性时,就去写模型做实证了。

第二点是在面对一个现象时要秉持 “常无”的心态。也就是不以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来看现象,要自己吃透现象,自己把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想通。发现一个现象时在自己想通前不去看现有的文献是保持“常无”心态的一个重要法门,否则容易对号入座,认为这个现象是某个现有的理论所揭示的因果机制造成的。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现象有两种可能结果:一个是提出的解释和现有文献里的解释不同,那就是提出了一个有原创性贡献的理论;另外一个是提出的解释在现有文献里已经有了,这也无碍,既然对这个现象的因果逻辑已经了解,有哪些资料可用应该也清楚,那么,不难做出一个检验现有理论的实证文章。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其实有原创性的想法应该不到 10%,而 90%以上都是在检验现有理论的文章。


要从现象出发就必须对观察的现象有兴趣,因为理论都是在解释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使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的身边发生,那也不会发现。今(2019)年1月在亚特兰大开AEA(美国经济学年会,也即AmericanEconomic Association)年会时,有天和王勇吃午饭时巧遇谢长泰,我感慨万分,在吃饭那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断兴高采烈地说最近在中国看到的现象,不断地讲是不是这个道理或是那个道理?看看我们的反应,来印证他的理解对不对。谢长泰以美国作为参照系来计算中国、印度的资源错配,开启了一个研究方向的观点和方法影响很大,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即使同一产业所用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不会一样,产业的集中度也就不会一样,所以,对他的观点和方法我并不赞同,但是,他这种不断观察真实的世界,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兴高采烈,像是发现新大陆那样,见人就说给别人听的做法,则是要成为一位好的、有观察力的经济学家所应该具备的素质。


其次,要吃透现象,把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用最简单的、最根本的经济学逻辑来解释。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参加研讨会,那些老师总是先问论文的发表者对研究的问题的经济学直觉(intuition)是什么?所谓经济学直觉就是指要一眼要看穿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而不是一开始就谈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固然重要,但是理论模型是根据经济学直觉来构建的,只有把经济学直觉搞对了,理论模型才有意义。而要搞对经济学直觉,也就是把要研究的现象是由收入效应或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弄清楚。一个好的研究者要对现象感兴趣,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要不断地兴高采烈地讲故事,由讲故事中把现象背后谁是决策者,影响他做决策的到底是收入效应或相对价格效应,这个效应如何导致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逻辑从故事中弄清楚。


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内部养成讨论真实世界现象的氛围,碰到同行,或是,对这个现象可能有了解的人就把自己的看法讲给他们听,和他们讨论,直到自己的经济学直觉很清晰,所讲的故事别人挑不出逻辑的漏洞,根据自己所构建的因果逻辑的各种推论也和各种已知的事实不矛盾,才开始看文献,构建理论模型。在观察现象时多找人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每位学者都是瞎子摸象,雾里看花,只有多讨论,才能尽可能吃透现象,摸清背后谁是真正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导致他的选择的收入/预算效应或相对价格/替代效应是什么。

对于怎么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以开展研究,我想讲的第三点是:


第三点,回归到亚当•斯密,也就是回归到对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来。我常说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里提出的各种理论论断,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得到那些论断的方法。这是“鱼”与“渔”的区别。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一清二楚地写在他的书的书名全称上,也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亚当•斯密想研究的是国民财富如何增加,整本书的讨论是在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在他所处的时代、所在的社会财富水平由什么因素决定,并由此得出他的论断。对于我们想成为有原创的经济学家,要研究任何现象,同样要先弄清楚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决定因素是什么?


在这一两天的讨论里,对你们研究的现象,我总是先问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只有把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了解清楚后,才去探索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是抓住时代机遇,成为一个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家的一个窍门。也可以说是 1988年开始,我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以后一直坚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最近大家看到“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我的底气”那篇采访,谈到在 1988 年时有两件事激发了我的顿悟。1987 年我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国内工作,1988 年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国外读的理论都认为应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国内推行的是治理整顿,不调整利率,而是用行政办法砍投资砍项目来压需求降通胀。另外一件事是,在国内当研究生时学到的理论都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那年我到印度去参加会议,印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私有产权和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也有计委,而且印度计委讨论的问题和我国的计委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让我突然明白,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以及,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其他理论来解释,不是一个自洽的、能够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就是揭示造成这个现象的真正原因的理论。慢慢地我把当年的顿悟后思考问题的方式归纳为以“一分析、三归纳”的方式来探索“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方法。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放手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对政府来说不是更省事吗?为什么政府要自找麻烦劳心劳力地去配置资源?政府需要直接配置资源到某些产业是政府对价格有许多干预扭曲,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但为什么要扭曲?是现在主流文献上说的政府被利益集团捕获(capture)所致吗?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和印度那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集团显然不同,怎么会有同样的制度安排?仔细思索不难发现是因为在二战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以后的中国和印度都想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以致超越阶段去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扭曲各种要素和投入品的价格给予补贴,价格扭曲导致供需不平衡,就只能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才能保证廉价的资源要素会被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由此想通了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不管什么社会性质,若想拔苗助长只能依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和直接配置才能实现。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所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也是在 1988 年想通的,根据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受过的理论训练来说,解决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利率:提高贷款利率,投资成本增加,就会减少投资需求;提高利率也会增加储蓄意愿,减少当前消费。投资和消费减少总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率就下来了。而且这样做很好,好的项目能付得起高的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坏的项目就会被淘汰掉了,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当时不这么做,好像很不理性。但后来认识到这是因为限制条件不一样,当时中国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没有廉价资金的支持,这些企业根本活不了。如果提高利率,他们全部都会严重亏损,让他们破产垮台,那社会稳定怎么办?国防安全怎么办?不让他们破产就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当时财政和货币是互通的,财政赤字增加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就又来了。所以,看似不理性的选择,了解了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以后,其实是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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