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中西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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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通常认为，辟主动、翕主静，从而静以成体，动以发用。其实，按王夫之的看法，翕辟皆动，彼此相续不已，从而于翕辟处可见体得用。又之，翕辟也是相互不离的，而因应了“宇宙是个大生命，是不断生成的宇宙”观点。正是基于这一原理，熊十力进一步举出“翕辟成变”，强调本体的规定中就包含有“一翕一辟”的行动，从而产生变易的矛盾运动。

2这是两条线索之叠加:一方面，“从对象到研究对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和八卦)线索可以视为知识全体关系的内部发展规定，另一方面，“从二重性到事的二重性”(道生一、一生二和二生三)线索则可视为上述发展关系的内在逻辑规定;道生一的“一”，既是指太极，也是指对象，是两者的统一。“神质与虚，混然为一，完然圆满，是谓混成，亦谓之太一。”[5]202

3(1)这种原理，按十力先生讲法:“道家于用上分说阴阳，阳为精神，阴为物质，犹《易》之乾坤也。”[5]313

4(1)这种概念的连体特征(所谓的“两个、两个讲”)在《资本论》中亦是常见的。对马克思而言，下定义即是实现对概念的全体把握，建立“对象的思维学”“逻辑的思维学”“知识的思维学”之间的能动联系，进而将知识结构的性质、状况和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和文化结构一致起来。如对资本有机构成的规定，它实由“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两个概念融合而成，最终形成的概念全体意义乃是一个历史立体的过程和结构。西方经济学将之化为“无差异曲线”主观认识(“跨时空选择”的规定)予以对待，实则是“资本家阶级意识化”的一个处置，并且此种物象学操作所利用者即对概念的连体特征的废除。就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而论，它的概念完全是无“体”之规定，就更谈不上体用不二的创设了。

5(1)要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路线斗争决不意味着其他路径或线索的不存在。熊十力指出，“中学在宇宙论及人生论中，确无一元唯心与一元唯物之分裂情形。”[5]233再如，“老氏之混成，亦与二元不同，混成以虚为本，虚含神质，即体非无用之体……就心物问题而言，老氏持论颇有与儒学相接近处，盖于心物则窃取《大易》，而谈本体乃特异。”于是十力先生坚持认为:“吾人所可知者，宇宙开端是阴阳俱有方成变化，设若以此推断为未是，而或以为太始唯是孤阳肇起万化(西学唯心论，以心为一元，即孤阳也)，或以为太始唯是孤阴肇起万化(西学唯物论者，以物为一元，即孤阴也)，此皆违反辩证法。”[5]208-210刘永佶对此亦有不俗之说明:第一，“唯物主义是以天命主义为中介对上帝主义的否定。”第二，“由欧洲人所界定的哲学史并未将在中国盛行的天命主义列为历史逻辑的主要环节，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例外’或‘早熟未发育’的观念。但当我们考察全人类的哲学史时，又必须明确规定天命主义的地位和性质。”第三，“唯物主义的形成及唯心主义对它的反对，只是哲学史上一个阶段的内容。”第四，说到底，“并不存在由古至今而后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出现之前，哲学史已有若干阶段;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史的一个阶段，也会被新的哲学观念所否定并取代。”[19]16-19

6(2)“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佛学界的各大宗派，便一齐加入了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批判，足以表明此书对佛学界影响之大、触动之深。”“这一过程之所以来得这么快，主要是因为熊十力对其《新唯识论》确实下了‘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十力先生自豪地说:“《新唯识论》出，内院合力相破，谓吾必遭《破〈新唯识论〉》，及《破破》之论出，彼以半年的工夫作《破破破》，最终(作)不出。吾义证坚强，他不能摇也!”[20]32-33又之，“佛家在宇宙论中将性、相割裂为二界”，“佛法根柢究是宗教思想，自释迦氏开宗，传至小乘，皆以众生各有神我，论溺生死苦海，急图拔出，是为其本愿。”于是可以说，“大乘虽深穷实相，不拘限于神我之论，但其理论终有不可弥补之缺憾在。彼之实相是不生不灭，无有变动，而心物诸行是互相为缘而生，不由实相变动而成。”[17]153-154

7(1)它们“确不是两体”，“单言心，即摄生在内;单言物，即能力在内。”“心、物是一体，非可分而为二。”从而，“万物莫不由二物以成，二者，谓生命、心灵和质、力也。”“在物质层时期，生命、心灵不得显发;而待宇宙发展，物质层最先成就，生命、心灵二层渐次出现。”[17]218

8(1)“对象思维(规定)”其实锚定在对象历史中。它揭秘两重机制:历史对知识的生长关系(机制I)以及知识对历史的映射关系(机制II)。机制I反映知易行难的“历史”(历史对知识的下降沉淀过程)以及它的语法规定---知难行易的“逻辑”。机制II反映思维对知识的迅即上升的过程---逻辑运动，作为历史对知识的工作关系(历史轨迹)的中介;同时，中介运动本身是历史的规定(知难行易的“历史”)，它的语法则是与历史过程始终保持内在一致性的“逻辑线”(知易行难的“逻辑”)。因而从本质上看，“对象逻辑”的规定委实即在对象知识中，然则中华整体路线(古代社会)应当就是知易行难的“历史”→知易行难的“逻辑”，所谓“行知(事有终始的母子路线)→知行(物有本末的行动逻辑)”。

9(1)“近人辄以良知学说为唯心之论，此甚错误。西学唯心论，只承认心是惟一实在，中学以心物为本体流行之两方面，彼此无相似处。”[5]231

10(2)这是道的两种状态，名之曰:无和有，显然，它们是和“始、母”契合的特殊的“发生”与“结构”的规定。

11(1)熊十力把辟称为“心”，把翕称为“物”，试图直接从翕辟不二的关系上说明“心物不二”。其实，这是强调“恒转成为大用”，“即无有离用而独存之体。”所谓摄用归体也。“夫摄用归体，夐然无对，心物两不可名。”十力先生解释说，“今在宇宙论中说摄用归体，即是观心物诸行而直会入其本体，夫克就本体而言，即无形相，无作意，故心物两不可名也。”[17]17-19

12(2)至此，可将阴阳的意义规定为“有无相生而成阴阳”。“由斯而论，则老子第一章有无二名亦可得正解。混成无形，故说名无;混成之动，愈出而无穷无尽则为万物母。故就动出而言，应名为有，有之名，即依动出而立。混成是体。动出是由体而用，有无二名依体用假立。体用可分，究不可析而二之，故第一章曰‘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也。”[5]202-203

13(3)本着这一方法论思想原则，心，正是非人格化的规定，以至于梁漱溟断然强调:“革命从心出发是中国革命的特色”，“辛亥革命确是两千年来一大变局，社会秩序---一切法制礼俗都将从新订定。就为其一时订定不出来，陷于扰攘混乱者三十多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成新中国，从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稳定至今，社会秩序渐次创造形成。这才是经历两千多年不见有革命后的一次真正大革命。这一大革命的特色，便是从心出发而非从身出发，即是以人心自觉为主，而不是自发性的。”[27]

14(1)须知熊十力的翕辟论所欲说明者，正是本体呈现现象之过程。

15(1)在某种意义上，对思维学的深层探索即在于求取“中国式批判(规则)”，所谓:亩浍敷四海，川源涤九州，既膺九命锡，乃建洪范畴;史体肥沃，并刀如水，批判志学，理通实践。

16(2)“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周易》对辩证法贡献集中于两点:(1)由行动主义提出“辩证法”;(2)进而立基“辩证法的主体结构”界定批判工作的始源规定。从而，这一思想特质可用“行动主义的方法论规定”予以归纳，例如从学科领域归属看，“阴阳型矛盾”显然兼容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但工作领导范畴是“历史辩证法”。

17(3)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贵在“求道”，其实这是“究天人之际”;而贵在“求象”，就是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综上两点，贵在“求识”，亦不过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37]于是，你会发现中华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之处即是“道·象·识”。其不局限于局部思维之“唯识论”，不在于求体系，更不限于概念的逻辑自洽或语义上的理论自圆其说，而要求取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的精髓，这是“本土寻根”的实质精神与价值性所在。此外说明一点:道、象、识作为方法论“三字经”，这个路线整理自《道德经》(《大学》对应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以及反向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路线，而总揽以“德、正、知”);中华诗词接以“意、象、言”，在易便是“易、象、辞”。按《易经》文本，则如胡适言:“这三个观念(一)易，(二)象，(三)辞，便是易经的精华。孔子研究那时的卜筮之《易》，竟能找出这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作都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40]

18(1)根据对人类思想史的整体考察，我们亦不得不说，由黑格尔创立的现代辩证法体系的主要思想渊源正是中国的阴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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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guw 发表于 2020-4-3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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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7155lpq 发表于 2020-4-4 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