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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就在同一年，河南驻马店文科状元张磊刚从人大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五矿集团，整天搭绿皮火车去偏远省份给公司收购矿山资产。1997年，张磊决定去美国深造，申请的就是沈南鹏毕业的耶鲁管理学院，十年后，他成为耶鲁建校300多年来唯一的一位中国校董。
沈南鹏94年决定回国后，第一站选择了雷曼香港，后来又跳去德意志银行，主要工作就是帮内地企业发债、并购和上市，白天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晚上回酒店做模型写材料。1998年，感受到互联网行业正在急剧升温的沈南鹏决定回上海创业，而张磊那会儿则刚去耶鲁报到没多久。
1999年春节过后，沈南鹏跟同为上海交大毕业的梁建章等人一起成立了携程，又搞定了IDG的章苏阳和软银的石明春，拿到数额不菲的美元融资，用了不到5年就把公司带到了纳斯达克，并在此期间成立了之后也顺利上市的如家。两次成功创业，为沈南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
比沈南鹏小五岁的张磊，此时正凭着略带河南口音的英语在耶鲁校园里闯荡。1999年，他申请到了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实习，并得到了投资大师David Swensen的言传身教，形成了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和价值投资风格。这对一个未来以投资为职业的年轻学生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梦幻开头。
两个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开始加速，而此时的中国也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狂飙。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定价体系下迅速绽放，城镇化和科技化更是全面提速，催生出无数企业家和创业公司。目睹这些浪潮的沈南鹏和张磊，都有了“成立自己Fund，参与这个时代”的想法。
于是在2005年，两个耶鲁毕业生成功在国内投资领域会师，一个创办了高瓴资本，一个成立了红杉中国基金，十几年后，他们将分别登顶。
01
高瓴其实不是张磊的第一次创业，而是第二次。
1999年底，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还差三个月毕业的张磊按捺不住创业冲动。拿到了导师为他保留一年学位的许可后[1]，他便回到北京，跟两个同学创办了一家叫做中华创业网（SinoBIT）的公司，号称中国首家创业投资门户网站，简单说就是披着36氪的外壳，做着FA的生意。
公司于2000年2月28日正式成立，并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很快就吸引来了1000多份商业计划书。在一篇报道中，SinoBIT完成第一单只用了10天：收到申请的第2天便给了反馈，第8天就对接到了投资人，第9天签约，第10天资金到账，的确是互联网速度。
第一单的创业团队来自深圳，主营业务是网络即时通讯，在报道中被称为“中国的ICQ”，创始人姓马，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公司名字叫文赛，而不叫腾讯。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SinoBIT的业务显然无法维持，张磊只能继续回到美国读书。毕业之后，他先去了一家做新兴市场投资的机构担任基金经理，然后又出任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不过显然，这种光鲜的高级打工者的身份，并不是张磊的梦想。
2005年，他创办高瓴，而做多中国，是张磊新公司的slogan。在路演时，张磊提的口号就是[3]：“中国正在崛起，高速火车正在驶离车站，请立即上车！”他向投资者兜售的不是一个行业和赛道的故事，而一个国家的故事， “重仓中国，重仓未来”是他展示给投资者的策略。
显然在他眼里，“中国就是未来”。
回到2005年，中国的速度有目共睹，但真正相信国内能诞生伟大科技公司的人凤毛麟角，信念强大者如任正非，当年都差点儿把华为卖掉。押注中国的创新，无论是沈南鹏像那样“买下了半个中国互联网”，还是张磊那种扑上去“一投到底”的打法，都需要信念甚至信仰。
这种信念，也给了两人丰厚的回报。在《福布斯》的“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中，沈南鹏已连续两年位居榜首，旗下红杉中国管理超过2000亿人民币；而高瓴的规模更是超过了5000亿人民币，旗舰基金年化回报达到40%，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上最卓越的投资机构之一。
两家公司一个重速度，强调投风口、买赛道，一个重前瞻，学院派、强调研究驱动，均已开宗立派，自成体系。
小马哥曾这样评价沈南鹏和他的红杉中国：“腾讯过去也做了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基本上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到沈南鹏的团队已经在一两年前进去了。” 另一方面，很多投资机构在覆盖某些刚进入视野的行业时，往往会绝望地发现“高瓴无处不在”，甚至“把行业都捋过一遍了”[4]。
这两人在圈外的知名度不高，不过他们仍然会登上大众新闻的版面。比如2016年《欢乐颂》中，靳东扮演的大佬谭宗明据传就以沈南鹏为原型，并引发猜测：谭宗明在剧中亲密关怀的安迪（刘涛饰演），在现实中到底是谁？而且有意思的是，在2019年靳东主演的另一部热播剧《精英律师》中，他直接说出了“高瓴”这样的台词。
娱乐圈对投资其实没概念，按照《欢乐颂》里刘涛展现的金融水平，沈南鹏要是这等挑人水准，红杉中国恐怕早清盘好几次了。
02
张磊在2010年给母校耶鲁捐了888万美元，一时引起轰动（其实同年他还给母校人民大学也做了捐赠，但关心的人不多）。不过，他不是给耶鲁捐钱最多的中国人，捐的最多的，是跟耶鲁八竿子打不着的潘石屹。
2014年，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捐了1500万美元，3个月之后又向耶鲁捐赠了1000万美元。根据两人的口径，这笔捐款主要“用于在哈佛读书的中国贫困大学生”，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6.5万人民币的学生才可以申请。很显然，这番说辞并不能阻挡中文互联网上滔天的讽刺。
甚至一名耶鲁二年级学生也在Yale Daily News上撰文质疑[5]，“我很难相信这笔钱不能更好地花在其他地方，或者以对低收入中国学生更有利的方式。”在2015年，潘石屹做客《金星秀》被揪住穷追猛打，尴尬的样子，像极了高晓松被王利芬问到美国绿卡时的那个瞬间。
企业家有处置自己资产的自由，旁人无权置喙，而且慈善这种事情，也不该套用“厚此薄彼”的标准，更何况潘石屹在国内公益方面的投入并不少。但有趣的是，潘石屹这些年展示给公众的画风，总是一副“挥手自兹去”的感觉，而且几乎从不掩饰，连样子都懒得做。
在连续出售资产，并大手笔海外并购多年后，最近SOHO中国又传出整体打包40亿美元卖给黑石的传闻。而除了一些心不在焉的官样回复，潘石屹似乎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要知道，连“成功”抵达的贾跃亭都还在卖力地向故乡人民表演梦想，潘老师却把意图写在脸上。
不过潘石屹的路人皆知，比起几年前盛行的“资产美元化，负债人民币化”的操作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所谓“资产美元化，负债人民币化”，字面意思就是“在国内借钱，在国外买资产”，但这种模式背后往往有更诛心的初衷：充分利用阶段性的资产高估，如地产和股市，以被高估的资产价格为锚（而不是现金流能力），套取巨额的债务资金，然后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转移到海外。
而一旦国内的资产价格遭遇波动，这些抵押物就变成可以随时放弃的鸡肋，负债和坏账留给冤大头的金融机构，境内的一切都与它们无关，而国外的资产则大都是现金流良好的酒店、院线、俱乐部或商业楼宇，二代们接起班来也方便。这比人肉搬家的效率显然高得多。
前两年，把卖给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的保险，换成稀缺地段的华尔道夫酒店，或者把创业板200倍估值套出来的现金，换成美国所谓的“研发中心”，在投资和实业圈里俨然是一种时髦。在2018年，这头哭喊着质押爆仓、那头享受着海滩别墅的上市公司老板，数量不少。
以前，潘石屹喜欢给媒体讲励志故事，其中高频出现的一个故事发生在1987年，准备创业的他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身上只有80多块钱。当时深圳是特区，进去需要办理“边防证”，潘石屹没办证，就不得不先花 50块钱请人带路，在铁丝网下面找了一个洞，偷偷爬了进去。
三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天翻地覆，但在很多人的心里，仍然有那么一张想要绕过去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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