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用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的比重加高,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等评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与,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本来就是文火煮青蛙。有点良心与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张维迎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贡献,及对整个北大学术改革的贡献。但想要人人讲好话就难了,不被乱石砸死,都算你张维迎走运的了。
案例:香港科大是怎么沦落成为二流大学的?
香港科大的成立,在亚洲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亚洲第一个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与框架搭建的大学,找到了真正有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见识、能力、与经验的吴家玮,到香港来负责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其实,应该说是吴家玮找到了香港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吴家玮去实现香港人的梦想。我不认为,当时在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有任何一个官员或社会领袖真正懂得一流大学是什么回事。我要称赞香港的社会领袖,只有见多识广的香港精英才听得懂吴家玮说什么。大中华地区的所有自命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或准校长,都应该在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职员手册,没事的时候,看看,悟一悟这些手册条文后面的含义在那里?
我大声疾呼,建议我现在的老板,清华的顾秉林与浙大的杨卫,请吴家玮做你们的顾问。你们有吴家玮的聪慧,但你们没有他的阅历。学问的领悟是要在一流的环境中长期的熏陶,才慢慢深入骨髓。顾秉林与杨卫在社会科学上没有被长期熏陶的机会。社会科学里的市场机能跟自然科学里的物理机能不一样。物理机能的道理能在书本说清楚九成以上,市场机能得靠从经验、观察、与失败中去领会。 只有在市场玩过,才知道市场规律。办一流大学的道理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可学。本文开场中,引用杨卫校长的那番话,是在五年前,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校长能说得出如此精确的。这是因为杨卫有在美国一流大学受过完整博士训练的经历,在做学生时,耳濡目染,听老师、同学点评英雄豪杰。吴家玮在UC San Diego 当过常务副校长 (Provost),他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可贵资源。
现在把话头转回香港科大。在1991年,当我接受科大的邀请去香港看看的时候,科大寄来一些资料讨论科大的愿景及方案,其与众不同,就深深的吸引我。我与吴家玮深谈了几次,他的风度、气势、仪表、思想,与我见过的一流大学校长相比,犹胜一筹。他对科大的构想是许多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梦想,由于历史因素而只能是梦想。1991年到位的第一批教授,就是梦幻团队,同时拥有这一批学者,是许多一流大学无法企及的目标。在海滩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园,吃定了书呆子的那颗清风皎月、美酒诗书的浪漫心怀。这个校园能让耶鲁大学校长嫉妒得高血压,更别提在可怕的哈林区之旁的哥伦比亚大学了。吴家玮带着科大的校园规划与建校大纲,到美国的顶级与一流大学转了一圈,立刻造成极大的轰动。我想,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为香港科大感觉骄傲与兴奋。香港政府应该把科大做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发展成整个亚洲的学术中心。
哈!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刚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机在车上聊起科大,他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大骂科大。说科大校长贪污,在家里盖了大游泳池,又说科大浪费人民血汗钱。我当时极为震惊,渐渐的,我发现香港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报道科大,就是报道,也是批评多,赞誉少。在香港各角落,几乎闻不到一丝以科大为荣的气息。我们这一群很把自己当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们当回事的书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是一群糟蹋粮食的饭桶。
的士司机不了解科大,也就罢了,他们没有念多少书嘛,那晓得哈佛与活佛的差别?大学生该了解我们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来头吧?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争先恐后的报考科大?哈!我又错了,大错特错。我在科大的时候,以师资的真本事来排名,科大远远的第一,中大第二,港大遥遥第三。由于香港的高速经济发展,越新的学校师资越好。港大最老,师资当然最差,当时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还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一阵子后,我对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些了解,才惊奇的发现,科大是香港学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要命!连香港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书呆子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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