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功能财政的思想,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干预经济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从理论上说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相机抉择”,但事实上多数是搞扩张性财政,结果是财政赤字的上升和国家债务的积累。财政赤字是预算开支超过收人的结果。
弥补赤字的途径无非是:借债和出售ZF资产。ZF借债又可分两类,一类是向中央行借债,这实际上就是叫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或者说增加基础货币,这可称为货币筹资,其果是货膨胀,因而它本质上是用征收通货膨胀税的方式来解决赤字问题。另一类借债是向国内公众(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和外国举债,这可称为债务筹资。一般说来,向国内公众和外国举债,不过是国内外购买力向ZF部门转移,并不立即直接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然而,ZF发行公债时往往会引起利率上升(因为发行
或者说卖出公债时货币供给量要减少),中央银行如果想稳定利率,则必然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债券,从而增加货币供给。这样,预算赤字增加也会引起通货膨胀。公债作为ZF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可以为预算赤字融资,使赤字得到弥补。然而,ZF发行了公债要还本付息,一年年未清偿的债务会逐渐累积成巨大的债务净存量,这些债务净存量所要支付的利息又构成ZF预算支出中一个十分庞大的支出。在美国,ZF的利息支出在CDP中的比重在1960-1969年即60年代为1.3%,而在9年代初已上升到3.5%,即ZF利息支出占GDP的份额在这30年左右增长了将近2倍,利息支出已成为ZF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ZF预算的总赤字等于非利息赤字(由不包括利息支付的全部ZF开支减全部ZF收入构成)和利息支出的总和,因此,即使非利息赤字为零或不变,只要利息支出增长,总赤字也会增加。赤字的増长如果仍是通过债务融资予以解决,则利息支出又会增加,从而使赤字进一步增加。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赤字增长引起债务增长,债务增长引起利息负担增长,会使赤字进一步增长,如此循环往复,使公债利息支出本身成为赤字和公债逐步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国,192年底ZF债务总量达4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分摊到1.6万美元,看上去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了,但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大,因而仍可以承受。一国债务与GDP之比率称为债务一收入比率,这一比率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公债的实际利息率、实际GDP的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的状况。在非利息预算盈余不变时,公债利率越高,产出增长率越低,债务一收人比率就越有可能上升。如果非利息预算能不断有盈余,实际利率有所下降,实际GDP不断有所增长,则债务一收入比率会逐步下降。
近几年来,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始终居高不下,财政支出总快于财政收人和GDP的增长。从收入看,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减税等原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于人口老龄化、医保、社保这些刚性支出等因素而持续快速攀升,加上国家债务规模以及利息支出大幅上升,使得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无非是通过增加税收、减少支出和举债三个途径。增加税收会得罪有钱的选民,减少支出主要是压缩医保、社保等支出,这就会得罪钱少的选民。为争取选民,最好的办法还是ZF举债。从2001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大量增加并且大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债台高筑,而且法国、日本、美国等所谓“一线”发达国家也卷人债务危机。例如美国到2010年联邦ZF债务余额突破1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近10%,国债占GDP财政或的比重达100%。这就是财政赤字债务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