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球价值链(GVC)?
全球价值链是指将生产过程分割并分布在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不生产整个产品。

全球价值链如何发挥作用?
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通常都建立在持久关系基础之上。
经济基本面驱动国家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而政策对提高参与度、拓宽利益面很重要。

只要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工业国奉行开放、可预测的政策,全球价值链就能继续促进增长、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和削减贫困。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推动了1990 年后国际贸易快速增长。这一增长促就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差距的缩小:穷国经济出现更快速增长,并开始追赶富国。贫困大幅下降。
这些收益来源于生产过程分散在各国以及企业间联系的加强。随着企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效率,零部件开始在全球各地穿梭。孟加拉国、中国、越南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都有所提高。而且正是在这些国家,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
但时至今日,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贸易仍将是促进繁荣的力量。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增长乏力,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过去十年没有发生像20 世纪90 年代那样的变革性事件——中国和东欧融入全球经济,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重大贸易协定达成。
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贸易拉动式增长的成功模式面临两个潜在的严重威胁。首先,自动化和3D 打印等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到来可以缩短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对国内外劳动力的需求。其次,大国间贸易冲突可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收缩或分裂。
对于正在寻求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新技术、并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否仍然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这是本报告探讨的中心问题。本报告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增长、就业和削减贫困的贡献程度,以及其对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本报告阐述了国家政策如何能够重振贸易增长,并确保全球价值链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而非背离力量。最后,本报告指出了国际贸易体系中引起国家间分歧的不足
之处,并提供了通过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来消除这些分歧的路线图。
本报告的结论是,只要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工业国奉行开放、可预测的政策,全球价值链就能继续促进增长、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和削减贫困。技术变革对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利大于弊。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强社会和环境保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就可以被广泛共享、并且得以持续。

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在20 世纪90 年代增速很快,但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停滞

地图1 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却不尽相同
除非恢复政策的可预测性,否则全球价值链可能停止增长
全球价值链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全球价值链在1990 年到2007 年期间增长最为迅速,原因是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技术进步,以及贸易壁垒降低吸引制造企业将生产流程延伸至国境之外(图1)。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以及在这些行业拥有专长的地区:东亚、北美和西欧。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参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展创新活动(地图 1)。相比之下,非洲、拉美和中亚的许多国家仍在生产供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工的初级产品。
然而,近年来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图1)。原因之一是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特别是投资方面。另一个原因是贸易改革步伐放缓,甚至出现倒退。而且,最具活力的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分散化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内生产正在增加。1 蓬勃发展的页岩油行业使美国在2010 年至2015 年间的石油进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并略微降低了其将制造业生产外包的动机。
近期的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对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产生了影响。保护主义可能会促使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回流到本国或转移到新地点。除非恢复政策的可预测性,否则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可能会停滞不前。当未来的市场准入具有不确定性时,企业就会有动机推迟投资计划,直到不确定性消除。
全球价值链可以提高收入,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和削减贫困
高度专业化可以提升效率,而持久的企业间关系有助于沿价值链的技术扩散、以及资本和生产要素的获取。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公司的生产率是参与标准贸易的相似公司的两倍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了生产率的显著增长。据估计,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每增加1%,人均收入增长将超过1%,远高于标准贸易带来的0.2% 收入增长。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出口从初级产品转向用进口的生产要素产出的基本工业品(例如用进口的纺织品产出的服装)时(图2),增长幅度最大,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的情况就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向逐步复杂的其他参与形式转化,这些高增长率最终将无法持续。但是,从初级制造业到更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并最后迈进到创新活动(本报告中使用的全球价值链分类将在本报告正文部分的专栏1.3中作进一步解释)的过渡对技能、互连互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全球价值链也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岗位,但它与就业的关系更为复杂。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往往比其他企业(尤其是非贸易企业)的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更高,因此其生产流程的劳动密集度较低。然而,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企业产出增加,从而增加企业就业。3 其结果是,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转型相关,将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活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之中。全球价值链中的公司不同寻
常的另一面是:在许多国家,它们往往比非全球价值链公司雇佣更多女性。因此,它们对提高女性就业这一更广泛的发展利益作出了贡献。
全球价值链促进收入和就业增长,因此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削减贫困。总体来说,贸易主要通过增长来削减贫困。由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往往要大于最终产品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全球价值链削减贫困的效果也大于标准贸易。例如,在墨西哥和越南,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削减贫困的幅度也越大。

图 2 当国家参与初级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时,人均GDP 增长最快
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没有被平等分享,且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破坏环境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并没有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平均分配。将零部件和任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企业的加价幅度和利润都在上升,意味着参与全球价值链降低的成本并没有传递给消费者,而且这一比例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生产商的加价幅度正在下降。这种对比在如美国和印度的服装公司的加价幅度上就很明显。在国家内部,与较低收入国家进行贸易和技术变革促使增加值从劳动力重新分配给资本。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也可能逐渐加剧,熟练工人的报酬越来越高,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却停滞不前。女性也面临挑战:全球价值链虽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它们的玻璃天花板似乎更低。女性一般在低附加值部门任职;女企
业主和女经理难觅踪影。
全球价值链也可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与标准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环境成本与规模不断扩大、距离越来越远的中间产品贸易相关。这导致运输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高(相对于标准贸易而言),以及货物包装产生过量废弃物(尤其是电子产品和塑料行业)。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增长也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压力,特别是伴随着生产或能源补贴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从更积极的方面来看,数据并没有证实企业可能选择将污染最严
重的生产环节放在环境规范较为宽松的国家。
新技术总体上对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有推动作用
新产品,自动化、3D 打印等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数字平台等新的分销技术的出现,既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但目前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总体而言在促进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增长。创新催生了全新的贸易商品和服务,进而促进了更快的贸易增长。2017 年,65% 的贸易属于1992 年尚不存在的类别。出人意料的是,新的生产技术也有可能推动贸易。
自动化确实鼓励各国减少使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法,并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然而,将业务回流国内的证据有限, 而且关于自动化和3D 打印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它们增加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生产要素的需求(图3)。同样,数字平台公司正在降低贸易成本,促使小企业更容易走出本土市场、向全世界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有迹象表明,平台公司日益增强的市场势力正在对贸易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

图3 自动化增加了工业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国家政策可以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从原则上讲,将汽车、电脑等复杂产品拆分,可以让各国专注于更简单的零部件和任务,让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更容易参与贸易。但是,并不能就此确保一个国家有能力参与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由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所决定。但单单这些基本面还不足以一锤定音,政策也发挥重要作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可以弥补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的不足。在国内实现贸易自由化、并与外国进行贸易自由化谈判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小的局限,使公司和农场摆脱国内需求和当地生产要素不足的限制。改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并在这些服务中引入竞争可以消除偏远区位的劣势。此外,参与深度一体化协议可以促进体制和政策改革,特别是在技术和财政支持作为补充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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