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自动稳定器”为何失效?
FT中文网 陈建奇
在号称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发挥了神奇的救市功能。然而,希腊债务危机提醒人们,即使是政府的“钱袋子”也会出问题,各国于是纷纷开始对自身财政状况进行“体检”。我国财政部最近也提交了一份“体检报告”,显示7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幅降至16.2%,而在1月份时,这一增幅还曾高达41.2%。
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很容易会想到,1月份出现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但目前财政收入已连续3月出现环比负增长,所以下降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大的降幅,是否预示着我国财政状况正在快速恶化?如果是的话,这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经济学将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为“自动稳定器”。这其实不难理解: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迅速增加,导致赋税增加,财政收入因此迅速增长。但缴税负担上升会抑制个人和企业的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向过热发展,最终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反之,在经济下滑时,财政收入降低,赋税减少,有助于预防经济大幅下滑或进入通缩。
今年我国GDP增幅由第一季度的11.9%回落到第二季度的11.1%,经济下降趋势已较为明显。那么,财政“自动稳定器”能否发挥效用,帮助经济企稳回升?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看看这个“自动稳定器”是否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国经历了三次经济过热,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前期及2005年以来的高增长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这三个阶段,财政收入也出现高速增长。以2007年为例,GDP与财政收入增幅在当年双双触顶,分别达到14.2%及32.4%。
在过去30年中也出现了两次严重的经济下滑,分别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相应的,在这两个阶段,财政收入增幅也出现急剧下滑。比如,2009年财政收入增幅降至11.7%,为本轮经济周期中的最低点。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那么,为何“自动稳定器”没能发挥作用,预防三次经济过热和两次下滑?如果说两次经济下滑都是由于外生冲击所致,使得这种自身调节机制无法发挥作用,那么三次过热完全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生现象,“自动稳定器”为何没能及时为其“降温”?
这是因为,“自动稳定器”若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对“齿轮”。财政收入是其中一个齿轮,另一个齿轮则是财政支出。
经济学原理是,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失业率下降,个人及企业财务状况改善,政府需要承担的失业保险、企业补贴、社会救济及其它福利支出大幅下降,财政支出大幅减少。这将降低社会总需求,由此达到平滑经济运行的目的。反之,在经济下滑时,财政支出上升,会拉升总需求,避免经济走向衰退。
但这一理论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个经济体需要拥有一个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下,财政支出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主要涵盖的是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只有这样,财政支出才能表现出逆周期的特性。两个齿轮咬合,才能让“自动稳定器”正常运转。
然而在中国,由于政府一直大量介入投资性、生产性活动,财政体制也停留在“建设型”、“生产型”范畴,而非“保障性”范畴。而生产投资通常是顺周期行为——各级政府在经济高涨时期往往难以遏制投资冲动。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支出不仅不能抑制经济过热,反而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可以从数据中得到印证。在上述三个经济过热期间,财政支出增幅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1984年财政支出增幅达到20.7%,处于80年代最高水平;1994年财政支出增幅升至90年代的高点24.8%;2007年财政支出增幅创造新千年来的高点——23.2%。
我们可以以2007年为例,仔细看看为何“自动稳定期”失效了。2007年,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遏制经济过热,但经济依然高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超收7000亿,这是财政收入释放的经济过热的信号,也就是说,“自动稳定器”的一只齿轮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政府并没有将超收转化为财政储备,相反,各级政府忙于分配这块蛋糕,促使当年财政支出大幅攀升,加剧了经济过热压力。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央财政还安排了2000亿赤字。财政支出不降反升,抵消了财政收入的紧缩作用。另一只齿轮转不动了,“自动稳定器”对遏制经济过热的作用极为微弱,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财政支出这类经济自动调节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经济增长或放缓过于激烈的时候,政府往往只能通过行政调控手段,把经济硬生生地压下去或举起来。但相比于自身调节机制,这种手段的效率和成本代价往往值得探讨。
回到前文提出的问题。在此轮经济下行阶段,要让“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同时减少财政收入(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保障)。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调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淡化“生产性”功能,提升“保障性”功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北京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陈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