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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回到原点的大讨论
根本的分歧或许在于理念或信仰，即国有体制和市场经济兼容，到底是中国改革的倒退，还是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如若成功，将可能改写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伟大实践？
上周末，也就是李荣融卸任第一任国资委主任的第一个周末，京城一批经济学家、法学家、曾经参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国企改革设计的专家，以及多位国资委官员和前官员，坐在一起就国企的下一步改革展开了激烈交锋。
多位官员和专家表示，这种不同立场之间激烈而坦诚的交锋，在现在的中国极为难得。
然而，这次交锋达成的最大共识居然是，国企改革已没有共识。
在关于国企改革的几乎一切问题上，各方分歧难以弥合。
首先是如何评价这几年国企增长的业绩。
捍卫者称，现阶段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有经济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保证了一个稳定的执政基础，并且在就业、稳定物价、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等诸多方面，对中国整个转轨经济发挥了不能低估的作用。
批评者则认为，“国进民退”的原因是不公平的体制。国企因为垄断，因为享受了政府在土地、信贷、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的特殊待遇而“虚胖”，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更大的不公，压制了民营企业的成长空间，并引发了公权力的危险扩张。
评价的不同决定着改革方向的不同。
批评者认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做大做强”，要坚定地退出一般竞争性市场领域，给民营企业让出舞台。而且，如果退的话，必须修宪，即修改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而捍卫者则声称，退出，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退出要有条件。当下，中国民营企业大多尚未走出家族管理模式，中国法治社会尚未成熟，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只会导致更具权贵资本主义特点的寡头经济。此外，全球竞争又时不我待，在培养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使命上，央企责无旁贷。
还有人称，国企没必要退，要让“国有企业”去意识形态化，允许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当然，前提是政府进行自我改革，提供一个公平的、一视同仁的竞争平台。
第三种改革思路是社会化，即通过社会化实现“全民所有”。其手段又各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既有继续实行国企的股份制改造，通过上市达到公众所有，也有建议要停止国有股上市，把国有股划归社保基金，从而达到人人有份。
谈到改革，必然涉及到改革顺序，而各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明显不同。一派主张先易后难，试图以与公权力密切相关的国企改革作为突破口，倒逼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另一派则认为，现在国企很多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国企自身，而在政府，所以必须先进行约束公权力的宪政改革，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十二五规划”中，要努力确定改革的中心从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政府体制改革”上来。
而以上所有这些分歧仍是表面，根本上的不同或许在于理念或信仰，即国有体制和市场经济兼容，到底是中国改革的倒退，还是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如若成功，将可能改写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伟大实践？
更具意味的是，在讨论了两天之后，与会专家对最基本的概念定义——如到底什么是国有企业，在股权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国有企业的提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国有企业到底是国家所有（state－owned）还是公众所有（public），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仍众说纷纭。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天平已调整
德国前总理科尔说，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信心，因为中国的路是对的。
2004年以来，在很多专家认为的“国企改革停滞期”里，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情，对中国的国企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的讨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国际上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打破了中国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盲目信仰。不少人开始相信，中国有可能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另一种可能”，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兴起。
此外，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对一些“大到不能倒”的大型私有金融公司实行“国有化”，也让中国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所谓“国有”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脱钩。
第二是中央层面，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这几年的突飞猛进，增强了一些人的信心。用李荣融去年6月和网友聊天时的话说，“（对国资委掌管的国资几年内快速增值）国际上同行、企业都很惊讶，包括德国的前总理科尔对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说有信心，因为你们的路是对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地方，即重庆经验。重庆市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八大投资公司），利用资本手段，盘活全市的国有资产，并通过国有资产的升值收益，创造了除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外的所谓“第三财政”，并把第三财政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公用事业，以及为所有企业减税等公共服务领域。
重庆经验从去年年初以来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在一些学者看来，重庆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即“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可以并行不悖。重庆经验的启示就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有成功的可能性。
重庆盘活国资、使国资增值的经验，得到了国资委的高度认可，仿照重庆国资重组和经营平台“渝富模式”的所谓中投二号——国资委筹备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也即将登场。同时，重庆这几年也成为召开国企改革研讨会的热门地点。今年8月，“科学发展－国企责任重庆论坛”举行，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与会。而去年6月，重庆召开了“国企开放发展高层论坛”，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到场讲话。
国资委内部：价值取向冲突
“凡与民企发生正面竞争的领域和行业，原则上都应以‘退出’为宜。”
即使在国资委内部，价值取向也并非铁板一块。
国资委前掌门人李荣融始终强调“做大做强”。他坚信：“企业能不能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如果成功，将是中国的创举。
而这种理念即使在国资委内部也不是得到全部响应。国资委研究中心前主任王忠明曾撰文，鲜明地反对“做大做强”。他写道：“严格地说，国有企业不是也不应是直接为竞争而诞生来证明自身价值。凡与民企发生正面竞争的领域和行业，原则上都应以‘退出’为宜。”
在今年1月的一次论坛上，已经在去年选择了用脚投票、转任中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的他，在国进民退的背景下指出，“指望国有企业惠民的道路越走越窄。”
然而，不少在任的国资委官员正在努力思考国企和国资改革的下一步。
在上周末的会议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国资委官员再三提醒专家，研究国企改革的下一步，一定不能忘记我们经历过怎样的改革走到今天，现在手里有什么资源和约束条件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使改革方案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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