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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延长退休年龄”的决策，看似只是关系到年龄数字的简单调整，实际却是一个牵涉群体极为广泛、涉及问题极为复杂、综合权衡极为繁难的案例。 再过25年，我国两名纳税人就将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使“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备受关注。日前，有媒体报道称：“相关部门正酝酿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延长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紧接着，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表态：我国暂时不会调整退休年龄，有关部门目前只是在研究一些“延迟退休”的建议，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这样的回应，让政府和公众都有了更多的时间认真思考，该如何科学理性地对待“延长退休年龄”问题。
延长退休年龄，事关很多人的切身利益。难怪赞成和反对之声一样强烈。赞成延长的人，多为工资福利优厚者、贪恋位高权重者、生活养尊处优者，以及部分专家；反对的人，则多为被就业者、被工资增长者，这些人的一个显著标志，是自我缴纳养老保险。年轻人一般也认为不应该，原因自然是基于自身的前途，怕延长退休年龄后就业机会和升迁机会都大大减少。据一项网络调查， 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人占多数。主要理由是，担心加剧就业压力和贫富差距。由此看来，各人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所依据的事实不同，所代表的群体诉求也不同。要使决策既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又照顾每个人的权益，同时要实现最优，确实是一件难事。
必须承认，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延长退休年龄会带来两个积极效应：一个是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一个是领取养老金总量的减少。这一多入少出，从整体上减轻了社会负担，有利于高度老龄化国家挺过老龄化危机。
当然，这只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静态的制度设计，它会面临来自现实的诸多考验。放到中国的环境中，问题则更为复杂。
比如，有人说中国人退休年龄比美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年轻”，有延长空间，但这只是模糊的绝对比较。美国人、加拿大人等的平均寿命约为80岁，中国人平均寿命为72岁至76岁。找到寿终年龄和退休年龄的平衡点，并非易事。
再如，有些职业的确是越老越吃香，像医生、教授等，其技能、经验、智慧、阅历可能在临近退休才处于巅峰。延迟退休，既能使其继续创造财富，又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美国的大法官就有干到七八十岁，甚至至死方休的。但另一方面，在一些行业，知识、技能却更新得越来越快，有些所谓的“经验”可能早已过时。
从社会发展的交替看，社会整体性的思维越活跃，越有利于社会进步。如果延长退休年龄5年，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思维年龄老化5年，年轻人会延迟主导社会的时间。这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而从就业情况看， 退休年龄的延长，会加剧就业压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有人提出了弹性退休办法，即在一定的退休年龄框架内，让每个人自己作主选择是退是留。还有人提出更为折中的办法，就是退休年龄不变，有余热也愿意贡献余热的人，可以通过返聘的办法，继续发挥其特长。这在理论上相对能取得“帕累托最优”（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但问题是，条件待遇优厚者大多会选择延长，而其中一些人未必能真正创造价值，他们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却成为年富力强者晋升的障碍。
由此看来，有关“延长退休年龄”的决策，看似只是关系到年龄数字的简单调整，实际却是一个牵涉群体极为广泛、涉及问题极为复杂、综合权衡极为繁难的案例。
事实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并非“延长退休年龄”一途，但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这就需要在各种制度之间进行权衡比较，获取最优。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拍脑门、想当然也是不行的，依据缺乏实证分析和科学研究的结论而贸然作出决策，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因而，有关“延长退休年龄”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更期待它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决策的最佳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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