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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少地方，是内地学不来的，而我认为，那些是香港人讲法治、守秩序、有文化、富创意和经济蓬勃的根源。香港曾经是大英帝国150年的殖民地，这是学不来的。因为是殖民地，所以沿用习惯法，九七前案件可以一直打到英国枢密院，法庭上用英文，一切都要追朔到卷帙浩繁典籍中去，完全不可能翻译，这是学不来的。九七前，香港不仅没有民主，而且很有自由——人身自由有保障，财产权利有保障，言论学术有保障，海关不收取关税，政府基本不干预经济，这样的配搭连大搞福利主义而大走下坡的英国也学不来。
陈志武教授赞成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他在另一个场合说：
但是，直到1832年前，只有拥有足够财产的英国男人才有投票权。在美国，投票权以足够财产为条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结束。德国直到20世纪初，有钱人每人3票，中产者2票，普通人只1票。妇女的投票权更是20世纪的事情。所以，现代民主制度是非常近期的事情。非洲、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则多是二战之后才推出民主制度的（见这里）。我的观点相反，老的制度更合理。现代民主，都是分赃。不缴税的穷人，杖着人多势众，通过1人1票的“现代民主制度”来决定税率的高低和福利分配的多寡，我横看竖看也不觉得这与“自由主义”有什么瓜葛。说它“绿林主义”差不多。香港九七之后大搞民主，是倒退。内地要学香港搞民主吗？最好不要。
在预测香港未来发展时，陈志武教授说：
如果香港进一步从几方面强化其经济与政治结构，香港的未来会继续繁荣。第一，香港应集中发展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当然还有转出口贸易，香港政府也的确正在这样定位香港的未来产业结构；第二，香港必须以国际大都市定位，不要变成只是中国的一个都市，如果那样的话，香港无法与那么多的内地城市竞争，那是死路一条。……香港的一切定位应该是强化其国际性，而不是要强化其中国内地性，让它的经济机会跟大中华、跟大亚洲璌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联系得更紧，不能只依赖大陆经济，上市公司的来源也要超出中国，这样才可强化其国际性……香港恰恰不是靠港督和财经专家“正确制定发展规划”而成功的。九七后，香港逐渐背离了它原来的经济发展哲学。董建华制定香港经济之“四大支柱”，搞什么“数码港”、“中药港”，曾荫权又调整为“三个中心”，即金融、物流、旅游零售。四根支柱、三个中心，再加一个“大中华教育枢纽”。太可笑、太内地了。九七以前，香港从渔业，到塑胶，到玩具，到制衣，到金融，在九七以前都是自由经济的结果，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结果。
香港前任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这样说：
“要政府发挥扶持产业的效力，政府官员就必须对过去、现在、未来掌握充分的资料，才能知道什么是值得鼓励的好行业，什么是要抑制的坏行业。但这是任何凡夫俗子都无法胜任的。况且，许多国家的经验更清楚地指出，给某些行业提供优厚的发展条件，也就无可避免地扭曲及抑制另外一些行业的发展。所谓理想的行业，不恰恰就是那些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无需依赖任何津贴和优惠也能站稳脚跟并蓬勃发展的行业吗？”香港的确是“非常令人向往的现代社会，也是人类的经济奇迹”，也的确“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内地学习的榜样”，但哪些是可以学的、哪些是学不来的、哪些是应该学的、哪些是不应该学的，说大一点，仍然是人类尚未解决难题，否则就不会有什么“转轨经济学”了。以我的智力和学识，我只能肯定，讲礼貌是可以学的，取消关税也是可以学的。而且，单是这两点内地够学一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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