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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促进消费的作用机制分析
研究表明，从长期而言，城市化率提高可以驱动消费需求扩张，城市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条渠道实现：
１．城市化过程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从两方面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一是农民变成市民收入会提高。因为在城市能获得相对于农村工资更高的就业机会，伴随着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聚居到城市中来，在城镇将会产生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促进城镇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进而促进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也会提高。因为随着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人均占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得到根本改变，收入的资源约束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的支农效果也会显著提高。
２．城市化会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改善。对于城市来讲，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到城市中来，人群的集中带来新的城市商业模式探索，如连锁经营、网络配送、打包销售等，各项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可通达性增强，购物更加方便快捷。对于农村来讲，通过城市边界的扩张，在时间和空间上使得城市服务业网络逐渐延伸到农村地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沟通会越来越多，城市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会更快地传递到农村，城市中各种商业机构也会加速向农村渗透，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为便利的消费环境。
３．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会出现消费水平低的农村人口比重降低、消费水平高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从而会直接提高总体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会促使人们的消费心理不断发生变化，对消费需求产生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这种消费心理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消费心理向城市的趋同，主要是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并主动模仿城市消费；二是小城镇消费心理向大城市的趋同，由于大城市的消费信息更丰富，消费渠道更广泛，因此在小城镇消费中有巨大的示范效用；三是大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心理转化，城市的全面扩张自然伴随着可消费品的不断增多，消费心理也逐渐认同国际化城市的标准。可见，城市化从不同层面改变着社会消费心理，它与收入提高、消费环境改善等因素共同构成消费扩大的必要条件。
二、我国“有城无市”型城市化模式阻碍了消费的扩张
按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里，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由最初的１７．９％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４６．６％，为１９７８年的２．６倍，年均提高０．９２５个百分点。然而，在人口快速城市化的同时，相关的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等软件建设却没有跟上，导致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具有“有城无市”或“城与市不协调”的特点，高投资、低消费成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常态 。
１．“伪城市化”问题突出。我国城市化规模扩张较快，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但许多在城镇定居半年以上的所谓“城镇人口”其实是农民工，它们实际上只是像“候鸟”一样，徘徊在城市和农村，这类转化而来的新市民虽然形式上已长期居住在城市，但在就业、医疗、养老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处于被边缘化状态，称不上真正的“市民”，其消费需求因而受到严重制约。此外，城市拓展过程中，征地拆迁本无可厚非，但部分地方把城市化与农民权益对立起来，在强制获得郊区农民土地后，不仅土地补偿和拆迁安置标准过低，而且没有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保障措施，使得部分农民失去了最初尚能从土地上获得的低值保障，导致因拆返贫。所有这些，导致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中既有城市原居民，又有失地农民和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化率的提高其实是“伪城市化”下的虚数。
２．城市化路径不合理抑制了消费的扩张。城市化只注重表面文章，忽视了消费软环境的建设，把有限的财源用来维持政绩，如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而把居民衣食住行和收入提高等问题抛之脑后，从长期看，新增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会下降，最终使消费增速降低，自然会挤出消费的正常增长，从而间接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虽然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但同时房价恶意炒作现象也甚为突出，以购房开支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成本非正常“攀升”，导致尚无住房或存在还贷压力的城市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挤占了本应用于消费的市场购买力。事实上，城市化并非简单的人口概念，其涵盖了经济社会人文的各个层面。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快与滞后并存，并不能简单地说城市化率高或低。我国迄今为止的城市化理论和政策大多集中于城市建设投资方面，对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关注不足。
３．社会保障未能跟上城市化步伐。我国财政在住房 、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明显不能够满足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些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问题，助推了基于存钱买房、养老和防病等意愿的储蓄动机，削弱了本应释放的消费能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化对消费的最大作用是通过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村人均消费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与规模扩张。但中国城市化恰恰相反，带来了城乡消费结构的高度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快速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民福利水平为代价的，对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城市化中的最大问题。
三、更好发挥城市化促进消费积极作用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投资驱动型城市化或“有城无市”型城市化进一步强化了高投资、低消费格局，因此，为充分发挥城市化对提高消费的积极作用，未来需要在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人口城市化快速提高的同时，增加必要的公共支出，积极改善消费软硬环境，同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消除民工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
１．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加快制度创新，消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确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思路，加快推进与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有关的制度创新，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协调建设，加快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和城镇房地产制度的改革，加快财政体制和乡镇体制的改革，逐步排除户籍、就业、入学等阻碍农村人口进城的各种制度障碍，当前重点要在以下两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加快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民的非农转移。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或就业保障，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民向非农部门转移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因此，随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离乡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把土地转让金的部分或全部交给社会保障机构，以“土地”换“保障”，这既有利于农民的非农转移，从而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二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解除人口流动的制度约束。建议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口管理、城镇管理制度的同时，逐步放宽对进城人口的户籍限制，建立具有一定保证条件的准入制度。我们认为，对拥有独立住房和稳定工作、居住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口，应该准予在其所工作的城镇落户，并享受市民的真正待遇。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继续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城镇率先进行制度创新，然后通过经验总结加以示范推广，以加快全国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此外我们还要在与户籍相挂钩的民政、劳动保障、教育、计划生育等制度方面加快配套改革，剥离在户籍上附加的各种利益，从而为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有利条件。
２．加快发展服务业，完善和提高城市的服务功能和就业弹性。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是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必须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协调。因此，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要兼顾轻、重工业的比例，兼顾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不能保证新进城人员的就业和收入，城市化的效率将大打折扣。因此，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普遍证明，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最强的，因此要进一步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应该真正制定政策，把服务业放到与工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尤其要大力促进文化、旅游、休闲、体育、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足够的就业保障。
３．增加必要的公共支出，改善消费环境。**有必要适当压缩投资性支出，控制购买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劳务，改善消费环境。一方面为居民消费创造“硬件”环境。为了提高对进城人口的承载能力，我们要通过加大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城市服务功能，这样才能保证进城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有效避免“城市病”的发生，真正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创造消费“软件”环境，如加大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力度，在低保、医疗、住房、教育、再就业等方面逐渐统一城乡待遇。注意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的建设、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偷逃骗税等行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充分保障消费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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