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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竹林名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放诞不羁的疯子,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屑于与别人
为伍,赤身裸形、狂饮烂醉地表演。但当我们的眼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可以发
现,他们处于一种分裂之中——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紧张和分裂。行为模式既可以是
心理模式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是心理模式的反动。正因如此,儒与道的两种完全不同,
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对立的精神感受,才会常常交替着,又协调着,不经意间融入中国
文人的骨髓。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乃是儒道精神的第一次全面融合时期
。阳与阴,猛烈与温顺,坚持与随便,激烈地冲突、整合、交融,貌似**的异端行动
,却从精神上开拓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从此,“竹”,作为一种大自然特为人设的
艺术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义。
“忧”,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既然儒生的命运,从孔子开始,便注定了要惶惶然
于“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极力去做“君之师”,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
与君王与百姓的夹缝之间,自然免不了一个“忧”字。范仲淹的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竹林谈玄的文人们的放荡不
羁的外表隐伏着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情怀。面对统治如墨般的黑暗,人民痛
苦的挣扎,他们的良知时时痛鞭着他们的心灵:苍生的苦难,真真切切地现在自己的眼
前,压在自己的肩上,熨在自己的胸口,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点透出光明的希望,让他
们担负起国计民生!然而,在那样无边的黑暗中,正义还能存在么?良知还能宣泄么?
杨修、孔文举、弥处士,不是一个个倒在莽夫的屠刀之下了吗?整个文人阶层,其实都
处于覆巢之下,倘不做谋士、食客、奴才等贾府焦大式的人物,便早必须时时战战兢兢
,以求自救自保了,还能够谈什么救国救民?嵇康不是二十年“未曾见喜怒之色”么?
向秀的《思故赋》,不是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了么?他们内心的愤怒、痛苦、压
抑、悲悯,哪里敢轻易显形于色!然而,对人的尊严的洁癖一般的坚守,使他们鄙视、
敌对权力者及其帮忙帮闲,由此也决定他们痛苦而绝望的命运。极度的无奈,极度的痛
苦,深重的绝望!担负苍生的抱负,对黑暗的愤怒与对权势的反叛,没有以一种公然敌对
的形式宣泄出来——因为活着已经是一种铁定的现实——而代之以一种傲然否定一切、
嘲笑一切、玩弄一切的心理,并由此表现出来各种各样被常人视为**的异端行为。虚
无、随便、放纵竟成为这批最热烈最具正义感的竹林狂人的主要特征。酒几乎成为他们
的精神寄托。刘伶,这做过《酒德颂》的狂夫,这“土木形骸”的始祖,竟乘坐马车,
酣饮不休,且备锄头于车上,对马车夫说:“死则葬我。”在这里,连死生都是多么随
便,无足轻重。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出发点的心理模式,经过清醒与绝望的双重洗涤,最
终走向道家放达肆意的行为模式。
清代曾经历过魏晋相似的黑暗统治。文字狱的罗网拖过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连写一
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也会被判以反对朝廷而遭极刑。然而,现实的黑
暗与苦难并没有刺激这群忧国忧民的儒门子孙在愤怒中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勇气,没
有产生过思想的异端。一群大师级的人物拖着脑后那根象征着民族耻辱的小辫子,一头
钻进古书中,对每一个字进行极为繁琐的考据。“精神”业已彻底死亡,只剩“学术”
在人格的废墟上自足地欢歌。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学术大师配得上“思想家”的称号
。魏晋是竹的时代,竹的俊逸、中直、傲立、潇洒,使这一时代的政治黑暗与血腥并不
能占满历史的全部篇幅,相反,一股清新而隽永的精神空气千古飘荡。而清朝则是病梅
的时代,当龚自珍痛心疾首地发出医治病梅的呼吁,这个古老而苦难的国度早已病入膏
肓。魏晋与竹林精神相比,清代考据大师们的精神世界显得何等委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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