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经济学（揭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潜规则，3.6，931楼更新）

　　收入不公源自权利不公



　　报酬收入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现实享受，历来是个敏感话题。眼下，贫富差距与收入不公的话题，又吵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诉诸道德判断的多，客观理性分析的少，我们想从权利与效率角度客观分析。
　　众所周知，姚明、郎郎的收入很高，每年动辄上千万甚至超亿元，但各人扪心自问，怕很少有人不服气，也很少有人认为不公平。如果公权私用、贪污腐败之类，那怕仅仅几万、几十万，人们也往往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更甭论上千万的大案要案了。
　　同样是贫富差距、收入不公，人们对待姚郎与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为何会有天壤之别？
　　因为前者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后者是强权垄断的结果。
　　如果你天赋独到，又受人欢迎，即使成不了姚明或者郎郎，你也可以成为“当年明月”、“小沈阳”或者丁俊晖。市场之门为每个“达人”打开，向着各个方向努力的人们，只要被大众接受、市场承认，收入自然滚滚而来。自由竞争条件下，只有创造了价值，大众因你获得了享受与幸福，你才能获得享受与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与“大众乐，你才乐”之市场逻辑不同，依靠强权获得收入与享受，别人可能得不到幸福，无法增加享受。一项公权如果用来谋取私利，权力人的确会收到好处，但大众利益往往会受损。
　　以发放月饼福利为例子，现实生活中，有些公有企业向月饼商家批量购票，实际价格是6折，商家开具给企业的财务发票却是7折，中间1折的差价，自然进了有权人腰包。有权人公权肥私，企业员工利益受到损失。
　　要是福利以现金形式发放，1元便是1元。以月饼票形式发放，购买力就会打折扣，加上有权人受授好处，又要再打折扣。另外，用钱自由选购，生产企业会想方设法做好产品，降低价格。用票子购买，企业提供质优价廉产品的动力相对下降。
　　以市场自由竞争获得的高收入，是生产性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幸福别人，成就自己。依靠强权垄断带来的高收入，是分配性的，蛋糕不会变大；而且，在分配过程中，蛋糕还会变小（经济学概念叫租金消散）。区别对待两种不同原因引起的高收入，才能正确理解并对待贫富差距与收入公平问题。

　　为什么八名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


　　近日，八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国学“天才”，但终因考生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而没能成行。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在自主招生面试中征服了教授的心，摸到了复旦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从招生制度与学校资源分配角度看，陕西省招办不存在问题。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那么，“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分数不达录取线，却可以通过校方和教授的坚持，进入名牌大学。
　　看样子，八名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关键在于招生办对教育腐败问题的担忧。我们可以想象，要是学校是民办民营的，校方将注重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与长远声誉，有充分的激励引进优秀学生。这就好比一个牧场如果是我个人所有，我的放牧行为会十分小心谨慎，一般不会过度放牧，破坏牧场环境与植被，导致牧场沙化。
　　但如果牧场是公共资源呢？多放一只羊羔，好处归属我个人，代价却由众人分担，于是乎，我的最优策略便是多放羊。与我一样，你与他的最优策略也是多放羊。多人如此行为，于是乎，植被破坏，牧场沙化，“公地悲剧”频频上演。
　　同样，目前的学校，绝大部份仍是公共资源，在这块“公共牧场”上，你要“破例”，我与他也要“破例”， “破例”的好处归属你我他，但诸如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形象与声誉降低等代价却由大众承担。君不见，年近来出现的“高考加分事件”，官员公费读博，论文剽窃造假，教学胡乱收费等现象，就是公立学校这块“公共牧场”上频频上演的“公地悲剧”。
　　既然教育仍是公共资源，若校方与教授可以择机录用生源，不排除他们打着冠冕堂皇的名目，行损害学校质量与声誉之实，谋取私人“放牧”之好处。这个角度讲，公立学校理应完善管理规则，严格按章办事，防止“公地悲剧”。约它年，教育民办民营之时，等到校方决策的收益与代价对称之际，教育资源腐败才没了生存的土壤。当此时，是否“破例”招生的权利才能让渡给校方与教授。

　　新租赁办法将产生多种副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出台《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将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1995年发布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新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规定的最低标准。并明确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随意提高租金。
　　“看上去很美”，似乎又是一起为租户利益着想的好事，可实际效果会怎样呢？
　　租金高低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房子供不应求，租金上涨，否则下降。在供不应求条件下，不让租面积较小的空间，显然，租金只能上涨。想让租户减轻负担，结果却加重了租户负担。
　　要是预期住房供不应求，规定不让缩小出租空间，房东肯定会在事先把房间造得更小。另外，既然在合同期内，租金不能上涨，同样可以推测的是，房东会倾向于签订短期合约。本来一年一签的，现在一年二签，或者一年四签。
　　以一年二签为例。要住房是供不应求，一年的租金是2万元。新办法规定第一期合约内只能收8000元，不能在合约期内涨租金，那么，房东将第二期租金改成1.2万元就行了。无非是多签了一次合约，多麻烦了一下，市场租金却没有变化。
　　另外，在合约期内，租金虽然没有改变，但房东以前提供的设施与服务就可能下降。比如以前提供热水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热水；本来提供上网服务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上网服务；本来床单一星期二洗的，租金不让涨，一星期只洗一次，或者干脆不洗。等等。
　　任何商品与服务，都有多重属性，**能管的，往往只是很少几种。**管住了这头，当事人变个戏法，会改变了另一头，使得管制无效，甚至出现种种副作用。
　　诸如**可以冻结馒头的价格，馒头的馅立马变小；**可以控制奶粉价格，降低牛奶成本的“三聚氰胺”就可能替代正规牛奶；**可以调控春节期间的火车票价格，黄牛立马蜂涌而至，购票的队伍立即拉长。等等。租金管制，同样效果。

　　降低个人支付比例造成医疗浪费
　　
　　
　　近日，在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询问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张茅表示，要不断完善医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使群众个人支付比例进一步降低，并设想要在“十二五”期间降低到30%甚至以下。
　　
　　如何看待个人支付比例与医疗效率之间的关系？
　　
　　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指出，一件商品或者一样服务的买卖，从花钱者度看，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花的是别人的钱；从受益者的角看，可能为自己花钱，也可能为别人花钱。把花钱与受益的情况组合在一起，就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比如你到超市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元钱都尽可能合算。
　　
　　第二种是你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比如你为女友买生日礼物。你也有愿望省钱，但钱花得划算不划算要以女友的喜好为标准。
　　
　　第三种是你为自己花别人的钱，比如可以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有强烈的愿望使钱花得尽量划算。
　　
　　第四种是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比如用可以报销的钱为别人的用餐付费。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着如何省钱，也不会有强烈的愿望让别人吃得尽量满意。
　　
　　医疗服务的享用与支付，同样可以用上面的思路进行分析。近年来，**进行医疗行业改革，扩大医疗保障人群范围，提高医疗服务投入，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往往不是给自己看病，而是给广大老百姓看病。
　　
　　这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四种情况，好比你要请客送礼，用的却是别人的钱，你既不会考虑如何省钱，也不会太在意别人用了这笔钱是否满意；对**而言，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也不是给自己花的，既没有激励考节省纳税人的钱，也不会关心病人看病的效果。
　　
　　对享受医疗保障的人而言，花的是大家纳税人的钱，看的是自己的病，这就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三种情况。此情况下，你会很关心自己的看病效果，但与你自己花钱看病相比，你不太会珍惜你所花的钱。于是，过度医疗的现象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某些预算约束较弱的人，就更是如此，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某些高官“泡病号”的现象，这就是主要原因。
　　
　　以上仅仅从花钱、受益不同主体与激励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医改的思路与措施，如果从看病所需信息与纳税过程的角度看，目前的医疗改革也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众所周知，税收从个人手中到**那里，中间需要经历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皆需花费人力物力，税收项目越多，税收额度越大，收税的费用就越高。而且，**对广大病者的病情了解程度，不可能比个人对自己的病情了解来得清楚，要让没有信息优势的**替代广大病人制订一个准确的医疗支出范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从行为激励、税收环节与信息优势的角度看，目前**实施的扩大医疗保障人群的医改思路与措施，存在激励不足，信息劣势，费用过大，效率偏低的问题。就激励方面而言，如何让广大老百姓医疗服务消费方式，从“花别人的钱为别人买礼物”与“花别的人的为自己买礼物”，转变为“花自己的钱为自己买礼物”，是**在医疗改革中必须考虑的，唯有如此，方能提高医疗服务的激励与效率。
　　
　　从行业准入与消费激励的关系看，如果**在扩大医疗保障范围的同时，能够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医疗行业的市场门槛，动员更多的民间资源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一方面能提升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医疗投入费用，提高病人“花自己的钱看自己的病”的比例，降低“用别人的钱看病”的比例，提高医疗服务激励与效率。（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之迷
　　
　　
　　进入2010年之后，平静多时的商品价格出现了躁动，涨价之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此起彼伏。先是大蒜，接着是绿豆，接着是玉米，接着是……如接力一般，各种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之价格普遍上涨。这一轮番而起的涨价潮，也激发了网民的创造力，在网络上催生了一系列的网络热词。因大蒜、绿豆价格暴涨，诞生了“蒜你狠、豆你玩”；而玉米、辣椒的接力上涨，“玉米疯”、“辣翻天”应运而生……价格的高低，直接关乎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生活，广大民众不满与抱怨之声不绝于耳。
　　
　　但随着时间推延，涨价之潮非但未见平息，反而呈现蔓延之势。于是乎，按照国务院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组织开展农产品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大蒜、绿豆市场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督导。地方各级人民**组织相关部门将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从加强执法、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引导舆论等多个方面，切实维护农产品市场正常生产、流通和价格秩序。
　　
　　把农产品持续涨价主要归因于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笔者认为是打错了板子。问题来了：为何农产品连续涨价出现在最几年之中？为何与房地产价格不听调控使唤，硬是不断向上窜一样，即使有关部门作了各种部署，下了各项指令，出了多项措施，农产品价格仍不断上涨呢？
　　
　　商品价格是由供求竞争决定的：需求竞争加剧，价格上升；供应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各种因素影响供求竞争，于是动态地影响商品价格。商品价格还可以从生产的角度看：商品价格等于生产要素价格之和。比如，粮食生产要投入土地、人工、化肥等等要素，粮食价格就是土地、工人、化肥等等要素价格之和。当然，像天气、病虫害等等因素也会影响粮食生产与供应。
　　
　　从土地与工人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经济日益发展，农业用地价值与工商业用地的价值差距开始体现与加大，据估计，两者之间的价值差距至少在10倍以上。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种要素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要求价值相等，否则的话，要素会从低价值用途向高价值用途转移。农业用地与工商业用地使用价值差距如此之大，经济力量使得土地不断由农业用地向工商业用地转移。同样，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渐深入，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拉大，广大农村劳动力以前在农村从事劳动，现在大批量从农村涌向城市，由农用转向工商业。
　　
　　随着土地与劳动要素大量由农业转向工商业，投入农业的生产要素数量下降，而粮食的消费却没有大量减少，对粮食生产要素的需求却没有大量减少，在供求夹击之下，近年来，农产品价格逐步上涨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生产要素供应转变的角度看，农产品价格甚至还可以作了判断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度的指标。
　　
　　另外，近年来我国天气与气候十分异常。地震频发，一会旱灾，一会涝灾，一会洪灾，一会暴雪，一会高温，一会冰雹，一会沙尘，这些都对农业生产有负面影响，使得农产品减产。
　　加上全球经济大波动与大衰退，一会次贷风暴，一会主权危机。世界各国为了拯救经济，纷纷出台了拯救政策，其中一项便是货币政策，便是大开印炒机。
　　我国也不例外，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出台了不少积极措施，4万亿**投资之声刚落，又有这个规划那个规划，光是新能源规划，动辄上万亿；又有中西部开发，特别是新疆与西藏开发，投资动辄又是上万亿。**不像生产企业，投入依靠自己的资源，**投资首先得依靠发钞票。这么多钞票发出来，速度大大超出GDP增长率，大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于是乎，对农产品上涨火上浇油。
　　
　　经济发展生产要素转移，恶劣天气影响加上积极的货币政策，此农产品价格所以持续上涨原因也。
　　

　　增税能不能降低房价？



　　近年来，我国的房价逐步上扬，2009年房价收入比达8.03，创历史新高，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普通百姓贷款购房成为普遍现象。此背景下，**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其中包括土地增值税，规定除保障性住房外，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不得低于2%，中部和东北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5%，西部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2010年6月5日南方日报）
　　增税能不能降低房价？若税收真能降低房价，防止开发商抢地建房，增加**财政收入，让老百姓买得起低价房子，而乐何不为。若增税能降低房价，同样的逻辑，增税也能降低像石油、通讯、水电、药品、教育等等行业的价格。再推而广之，增税能降低全中国乃甚全世界的商品与服务价格。
　　没有那么回事！增税的后果无非是增加开发商的成本，降低对开发商的激励，减少生产要素投入，减少房产供应；房产供应减少，价格进一步上涨，购房者的负担增加；增加**收入。
　　从生产角度看，建造房子的投入包括土地、建材、人工等，房子价格等于这些投入要素的回报，房子价格上涨，要素回报增加，要素供应增加。本来用于农业的土地，用于修路的水泥，用于造车的钢铁，研究经济的学者，由于房产涨价报酬增加，均会改变要素用途，一定程度上被激励动员到房产建造中来。
　　现在好了，**增加了房地产税收，本来属于生产要素的殷厚回报，硬是入了**腰包。投资于房产的要素回报降低了，投资其他行业的报酬相对增加，资源便向其他行业转移。本来要投入到房产土地，现在仍用于种粮种菜，以前修路的水泥仍去修路，造车的钢铁仍去造车，研究经济的仍去研究经济。
　　报酬下降投入要素减少，房产供应随之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工业化深入，人们对房产的需求却是上升的，在供求一降一升夹击之下，房产价格又将增加，购房者的负担不降反升。
　　有人会说，税收向开发商征收不就得了嘛，这样就可以减轻购房者的负担。现实中，不要说没有开发商会告诉购房者，现在房价上涨，是因为**增加了税收，我们只能把税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对于涨价，开发商永远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就算是“看上去很美”的理由，本身也不能使价格上涨，涨价是供求竞争程度的体现而已。
　　古代食盐是垄断性行业，人们对它的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要加盐税，增加了盐价，消费者不能因为盐价涨了不再吃盐，这种情况下，增加的税收大部份由消费者负担；你若是卖鱼的，临近傍晚，**说要对鱼增税，你发现再不把鱼卖，明天可能要死掉了，于是，**增加的鱼税绝大部份只能由你负担了。也就是说供求双方弹性较小的一方，负担的税收份额较大。
　　购盐者对食盐的需求比较急迫，需求弹性较小，盐税主要由买者担负；傍晚时分，卖鱼者对鱼的供应比较急迫，供应弹性较小，鱼税主要由卖者负担。房产不像新鲜的鱼，早上卖不掉，晚上不新鲜；今天卖不掉，明天会死掉。房产属于耐藏耐用物品，这个月不卖，可以下个月卖；今年不卖，可以明年卖。因此，相对于容易变质的物品，房产买卖是买者着急，卖者不急；相对于容易变质的物品，房产的需求弹性比较小，房产税主要由买者负担。
　　像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在城市工作马上要结婚的，这些人对房产的需求更加急迫，需求弹性更低，税收主要由他们负担。
　　增加税收，降低房价，减轻负担，**政策的良好愿望，结果却是报酬降低，供应减少，房价上涨，负担增加，唯一坐收渔翁之利的只有**这一方：财政收入增加，群众声誉提升。

　　京藏大堵塞为何忘记价格机制？


　　近期，京藏高速公路交通严重堵塞，拥堵延伸至内蒙古境内，达100多公里，断断续续的拥堵达20多天。9月5日，来自公安部的消息称，针对京藏高速公路拥堵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协调北京、河北、内蒙古三省（区、市）交通管理部门，成立了京藏高速公路疏堵保畅指挥部，以加强省际间的联动。（2010年9月5日新京报）
　　事实上，京藏高速公路大堵车后，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都及时采取了分流措施，建议货车司机们绕行其他线路。但是，货车司机们却并不愿意绕行。谈起绕行，他们纷纷使劲摇头，“没办法，我们只能走京藏高速。”这是为什么呢？
　　据一位司机介绍，正常情况下，京藏高速是最为便捷、成本最低的行驶路线，比如一车煤从包头到唐山的运输成本大概在6500元，但如果绕行其他路线，就要多交过路费和超载的罚款，所以司机们宁可挨堵，也不会改线。而且，其它好多道路坑坑洼洼，通行能力低，只要前面有一辆货车停下，后面的车流就别想再动。
但凡一样物品与服务，你要我要他也要，“僧多粥少”，竞争无可避免。解决竞争的规则多种多样，可以是价格机制、先到先得、论资排辈、知识多少、按需分配等等。一条公路，只有少数几辆车，各车之间基本没有影响；随着车流量增加，各车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会出现相互避让、相互堵塞等负面“外部效应”，严重的就会出现京藏高速公路般严重堵塞现象。怎么样解决此类不良的相互影响，减少堵车塞车现象呢？
　　经济学文献上对此有过一场有名的辩论。先是福利经济学大师、英国剑桥的庇古教授提出了“两条路”的问题。他假设从甲地到乙地，有两条不同的路，一条平坦但狭窄，另一条崎岖但宽阔，均免费使用。多数人会选择平坦之路，此路就可能堵塞；少量人选择崎岖之路，此路会比较空闭。随着平路车辆增加，开车时间增加，会有车辆转移到埼路上去，不考虑舒服问题，达到平衡状态时，两路的通行时间相等。
　　庇古教授认为平坦路上的司机，选择道路开车，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没有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导致了相互堵塞的不良后果。要消除这种后果，可以对平坦道路上的行车抽一道“拥堵税”，由于代价上升，会有部份司机弃平路去崎路。随着司机的离去，平路的堵塞会减轻，空阔崎路也不会转移来车增加而堵塞。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总体行车时间，增加社会整体福利。
　　后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若平路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建造者便可以收取一个费用，使部份行驶在平路上的车辆移动到崎路上去，同样可以达到庇古教授提出的建议效果。奈特教授认为由于道路是公有的，私人收费困难，所以引起堵塞，堵车后果是缺乏私有产权制度引起的。
　　两位前辈大师解决“外部效应”的办法，一种主张**抽税，另一种主张建立私有产权，由私人采取行动。对照我们的现实问题，在北京与西藏两地之间的通路中，京藏高速相当于平路，其他道路相当于埼路，由于平路的通行费用偏低，司机们纷纷选择了平路，于是，出现了大规模堵车现象。
　　现行通车收费处于均衡价格之下，京藏高速道路资源的配置规则，实际上是价格机制与“先到先得”规则的混合。这与春节期间火车票价格被控制，乘车者除了付出车票价格，还得早早去排队，加付时间代价一样。公路也好，铁路也罢，需求激增之际，价格被控制，不能准确反映供求变化，于是排队规则便现身，以补充价格机制的不足，协同解决使用道路资源竞争问题。
　　排队规则下，人们所付出的时间代价，对别人没有半点好处，是一种分配性的行为，也是一种无谓浪费。如果提高价格，司机虽然多付了通行费用，但这些钱往往是为别人提供有效商品或者服务换来的，对别人有好处，是生产性的。这个意义上，灵活运用价格机制，调节春节期间火车票分配是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法；同样，灵活采用价格机制，在需求激增时，提高公路通行费用，也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与浪费。

　　管制宾馆价格有百害无一利


　　从海南省三亚市物价局获悉，截至1月1日，三亚已经完成两批共计130家宾馆酒店，春节期间客房价格的核准备案及网上公示工作，经核准备案的高星级宾馆酒店标准客房最高价格为6600元。（1月3日东方早报）
　　住宾馆者，是看着价格，想着自己心目当中对宾馆的评价，认为值得，才去住的。宾馆是看着价格，心里盘算着自个儿成本，认为值得，才提供宾馆的。
最后的成交价格，一定低于顾客心目中的评价，高于宾馆心目中的成本。这也是任何一笔买卖的奥秘与神奇所在，一定是买方认为值得，卖方也认为值得，双方都从交易中得到了好处。（经济学概念叫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
　　现在物价部门一定要横插一杠，硬要规定一个最高价格。那么，对于那些豪华宾馆而言，就可能使得价格低于市场行情。这种情况下，客户当然高兴，宾馆方面就不乐意了。就会带来供不应求，成交数量减少的后果。与没有价格管制相比，减少的成交数量与好处，便是一种浪费。
　　另外，物价局能够管理的仅仅是价格，却不能管理其他所有项目。诸如宾馆的环境、硬件、软件、服务等等。以前价格能够反应市场供求与行情时，宾馆会随市调整这些项目，以求满意顾客，实惠自己，实现双赢。
　　现在好了，高价1万的宾馆，你物价局规定只能收6600元。那么，对不起，我宾馆的环境要降低档次，硬件与软件要降低档次，提供的服务要降低档次。如此一来二去，降低档次后，最后的实际“性价比”与价格管理前仍是一样的。
　　多出来的，无非是宾馆方面要作各种调整，要为此投入人力物力，顾客可能住不到原来想要的宾馆档次与服务。如此两头吃力不讨好的政策，还是少出为妙。

　　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
  
　　近年来，我国的房价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如果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按照惯例，一般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在3至6之间比较合理。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2009年我国房价收入比达8.03，创历史新高，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也就是说这四个城市的普通市民家庭不吃不喝十多年才能买得起房子。这么高的房价收入比情况下，大量普通购房者贷款买房也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我国的房价这么高呢？
　　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竞争决定的，买方相对卖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房子价格当然不例外。从买方竞争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人口不断集聚。人口集聚使得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生活在城市中的机会增多，生活更加方便。比如在生活在城市里，除了工作机会较多较好外，衣、食、住、行、医、乐、育等方面，也远远优于农村。机会更多的条件更好的城市的吸引力增加，想住在城市的人增多，导致对城市房地产需求增加。
　　我们仅仅来看人口集聚后，交通与位置对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就可以了，因为别的因素与房价的关系可以类推。正如朱锡庆教授所说的，一个大家都能看到并能理解的现象是，临街铺面的售价或租金，相比背街小巷，往往会高出几倍，这就是位置之价。位置的实质意义是机会之价，临街铺面来往的人多，商业机会增加，所以房价与租金较贵。一城之中有不同的小位置，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大位置，这些大大小小的位置都有价，这些位置之价是人口集聚后，导致较高收益的工商业机会引起的。按同一张图纸，在上海外滩建一栋房子，与去穷乡僻壤建一栋房子，建造费用不会有大的差别，但房价有天壤之别，其中的差额就是位置之价。
　　再来看供应竞争的情况。本来嘛，房价上升　激励增加，供应增加，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供应增加，此仍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可这是价格机制下的供应行为逻辑，目前，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国有的，与完全的价格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一般来说，农业用地的使用权归属于农民个人，农业用地之间的流转收益归农民个人享受。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农业用地与工商业用地的价值差异扩大，如果土地的转让权在个人手中，则农业用土会大量转化为工商业用地。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业用地要转化为工商业用地，中间必须收归国有土地，再由国家将土地批租出去，往往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拍卖出去，才能使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
　　要是土地的买卖在个人之间进行，则买方竞争增加，土地价格自然会上升，以反映土地供求信息与变化。但是，**作为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当其作为唯一的买方，买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就下降了，土地价格往往不能灵活及时反映土地供求信息与变化，往往会出现土地转让价格偏低的问题。目前存的大量居民与农民房屋遭到强拆，**多次提高拆迁房价与土地补尝标准等现象，就是这种偏离土地供求均衡价格的体现。这就大大提高了土地转让费用，导致工商业用地供应不足。
　　再从**拍卖工业商用地的角度看土地供应。在土地拍卖过程中，面对各房地产商，**作为唯一拥有土地的卖方，形成了卖方垄断的格局，竞争激烈程度大大下降，拍卖的土地价格肯定会较高。房地产商拍买到的土地价格较高，他们购买的土地数量就会下降，这又导致了房地产土地供应的不足。
　　**在农业用地转化到工商业用地的过程中，面对居民与农民，他们是唯一的买方，面对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又成为了唯一的卖方。**在其中扮演了双边垄断的角色，双边垄断的格局使得房地产土地供应费用增加，供应数量大大增少。而土地作为房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应不足，会导致了房地产供应不足。
　　综上所述，房价与任何商品价格一样，是由买方相对卖方竞争激烈程度决定的，买方相对竞争激烈程度越高，价格越高，反之则越低。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城市住房需求激增。另一方面，现行土地制度导致了较高的转让费用，导致了土地与房地产供应不足。在供求两方面夹击之下，房价越涨越高的现象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只有经济增长趋缓，城市化与业业化进程减慢，才会使房地产需求下降。另外，只有降低土地转让费用，才能增加土地与房地产供应。从这两个因素的变动，便可以推测未来中国房价趋势的变化。

　　今天刚刚写好的文章，让人大网友先睹为快。


　　为什么“8”字车牌号码特别金贵？

　　许多人都喜欢“8”这个数字，因为“8”与中文“发”谐音，所以他们认为“8”能带来好运。由于这个原因，带有数字“8”（特别是连续几个“8”）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码往往能卖到好价钱。例如，2010年10月20日《羊城晚报》报道：在昨天的车牌拍卖现场，粤A8888Q号车牌被拍出131.4万元的天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育，当时的理论告诉我们，商品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大则价格高，价值低则价格低。而价值是由凝集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价值越大，反之反是。也就是说，商品价格高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则商品价格高，反之反是。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为生产一张车牌，无论是否带“8”字的，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带“8”字车牌比别的车牌劳动时间多。
　　西方传统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里，商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指生产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如果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生产更多产品；如果价格低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减少产品生产。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也无情地推翻了边际成本定价格分析。因为“8”字车牌与其他车牌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相同的，要是边际成本决定商品价格，那么，无论带不带“8”字，车牌价格应该相同。
　　那商品价格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为什么“8”字车牌号码能拍卖出天价来？
　　商品价格是由竞争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买方竞争与卖方竞争共同决定的：买方竞争加剧，商品价格上升；卖方竞争加剧，价格下降。
　　因为许多人更喜欢带“8”字的车牌号码，买方竞争加剧，所以“8”字车牌号码比不带“8”字的来得贵；因为一般人更喜欢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几个“8”字的车牌号码竞争比只带一个“8”字的车牌激烈，所以，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更金贵。
　　不仅商品如此，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低，同样如此。许多人认为企业家往往会剥削工人，压低工资，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就能帮助工人，共同对付资本家。近来，出现了富士康“十三跳”事件，更是加深了人们对劳资对立的影响与看法。
　　问题是在国家没出台新劳动合同法，没提高最低工资法之前，资本家为什么不再狠一点，把工人的工资定得最低一些？为什么有的资本家这么好心，比如软件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早期与他一起创业的员工，都已忧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基本没有资本家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是如此之低？像我父母辛辛苦苦干一年，两人的总收入不到500元。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外资与内资快速增长，资本家日益增加，我们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却日益增长了呢？
　　遇到劳动者收入高低问题，基本原理仍然是竞争决定论。仍然是买方竞争加剧，工人工资增加；卖方竞争加激；工人工资降低。是资本家多了，对企业员工的需求增加了，雇佣工人的买方竞争加剧了，工人的工资才上涨了。
　　为什么一般的农民工工资比较低，有的工资还拖欠，甚至要温总理亲自为他们讨要工资？因为农民工劳动技能与知识有限，数量众多，差不多同质的劳动力卖方竞争十分激烈，所以，农民工的报酬比较低。同样道理，因为微软公司的员工科技与知识含量较高，而且，从事者较少，卖方竞争程度较低，所以，他们的报酬比较高。
　　**人为提高最低工资的一个后果是，劳动技能与知识欠缺的工人，很可能找不到工作。以前每月工资800元时，一些老弱病残（此处没有半点歧视），虽然劳动贡献少一点，但考虑到工资支出低，老板还可能雇佣他们。
　　现在**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000元，那么，老板就会认为这些人名不符实，劳动贡献低于所给的报酬，于是，这些人便给裁撤了下来。**愿望当然是帮助弱势的工人，可惜的是，实际效果却让他们失了业，丢掉了饭碗，收入与境况反而更差了。
　　**如果想要提高工人工资，就要提高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也就是大力发展经济，鼓励资本家创业与投资，这样，才能在资本家队伍快速持久壮大的同时，提高他们对工人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工人收入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