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经济学（揭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潜规则，3.6，931楼更新）

　　为什么肯德鸡发放套餐与优惠券？


　　肯德鸡快餐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可幸的是生意兴隆，基本上开一家火一家。众多小朋友更是天生喜欢，不爱吃的，怕是绝无仅有。山重水复，路远迢迢，人家怎么就能猜到咱中国人的口味呢，而且，还能够保持经久不衰，不得不佩服商家的眼光与能力。
　　肯德鸡在中国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口味独到，产品持续更新换代，还与他们的经营策略的关。可以观察到的是，各家分店都有多种优惠套餐，时常散发各式各样的优惠券，要是没有拿到，从网上打印下来也是有效的。
　　与肯德鸡不同，一般快餐店往往荤素菜肴搭配，收取固定价格，比如二荤一素8元，三荤一素12元之类。一般没有优惠票券，也没有优惠套餐。为何两者有此区别？肯德鸡为何要搞多种优惠套餐与优惠票券？
　　一般的快餐，店面可大可小，位置可偏可正，人员可多可少，规模可大可小，行业准入成本极低，快餐店数量往往较多。此种快餐市场接近完全竞争，餐馆面对的消费者需求曲线接近水平，他们往往只能随行就市，“随波逐流”，把价各定在菜肴边际成本附近。价格稍涨，食客会税减；价格稍跌，便没了盈利。
　　在进入成本方面，肯德鸡与中式快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开设一家肯德鸡，投入最贵的，不是人工，不是场地，也不是设备，而是品牌定金与租金。而且，店面总数有严格的控制，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要求，才允许开设。
　　较贵的品牌租金与较高的人口密度要求，使得肯德鸡进入成本相对较高，在位商家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具备一定的垄断力量，面对的消费者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与完全竞争商家只能“接受”市场价格不同，他们往往可以调整价格与销量，以获取更多利润。肯德鸡各类优惠套餐安排，便是调整商品价格与数量策略的体现。
　　而且，肯德鸡以鸡肉为主营业务，与中式快餐业务存在差异，两者只是垄断竞争的关系，这使得肯德鸡“觅价”经营成为可能。
　　肯德鸡各类优惠套餐是一种捆绑销售策略。与一般快餐店各式菜料进货可多可少，售卖菜肴可多可少，能够随时灵活调整规模与结构不同，肯德鸡主营业务是鸡肉，而每只鸡长有两只腿与两个翅膀是固定不变的。一般来说，市场上吃烤翅的人比较多，吃鸡块的人比较少，吃大块鸡肉的人更少。肯德鸡商家把鸡块与鸡翅、汉堡、署条、饮料等组合成多种套餐，使套餐的吸引力大于单售鸡块，而且各类套餐还有价格优惠，从质量与价格两方面提高了鸡块的销量。否则的话，很可能鸡翅早已售完，鸡块却留下一大堆，会大大降低商家的利润。
　　肯德鸡不但推出相对固定的优惠套餐组合，还推出内容时常变化的优惠券。相同的商品，没优惠券的，价格较贵；有优惠券的，价格较便宜，是一种价格歧视策略。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敏感程度高的，价格稍稍降低，往往欣然前来，价格稍稍提高，往往驻足不前；敏感程度低的，稍稍降价与提价，往往无动于衷，想吃就吃，该吃还吃。
　　给价格敏感者一定的价格优惠，就能较大幅度地提高售量；对价格迟钝者保持原价不变，他们的购买量基本不会改变。肯德鸡通过优惠券的方式，把这两类消费者区别了开来，成功实施价格歧视，以获取更多利润。这与航空服务多种多样的机票优惠策略相同，航空公司通过乘客订票方式、时间迟早等行为，区分对服务价格敏感程度不同的乘客，因人而异制定价格，从而提高平均售价，获取更多利润。
　　另外，一段时间内，消费者的口味可能有所变化，肯德鸡可以相应地调整优惠券的内容与之适应。比如，一段时间里，发觉喜欢汉堡的人变多了，喜欢鸡块的人变少了，就可以多发鸡块优惠券，少发汉堡优惠券；降低鸡块优惠价格，提升汉堡优惠价格。等等。
　　肯德鸡行业进入成本较大，在位商家数量较少，经营业务与中式快餐相异，使得他们具备一定的价格控制能力，可以通过调整价格与售量的方式获利。各类优惠套餐与优惠券便是这种“觅价”策略的体现。主营鸡肉的特点又进一步促进他们采取“觅价”策略。

　　为什么月饼黄牛年年都有

　　转眼又是中秋佳节，一般家庭又要忙着赏月亮吃月饼。不止此也，中秋节之前，还忙碌着另一批人。这几天上下班，在几家五星酒店前经常能够见他们的身影，坐在板凳上，手持“回收月饼票”的牌子，不时有路人向他们询问、买卖月饼票子。很明显，他们便是月饼黄牛，依靠倒买倒卖月饼票子赚钱。
　　月饼黄牛与春节期间的火车黄牛，可谓“野火烧不尽，春节吹又生”，“年年岁岁花相似”。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人流量激增，**又人为控制车票价格，给了黄牛党赚取车票差价的空间。但月饼生产厂家可没有控制月饼票子价格，为何也会引来黄牛党，而且年年如此？
　　黄牛回收的月饼票价与商家品牌与购回票子数量有关，品牌高档的，数量较多的，回收价格较高，反之反是。比如笔者所在地区，有两家酒店的月饼颇受欢迎，这两种月饼票价就大高其他酒店的。比如你一次卖给黄牛2张票子，只能卖到3.8折；如果你一次卖给黄牛20张，你就可以卖到4.5折。
　　平均而言，黄牛回收价格约是票面价格的4折，卖掉的价格约是票面价格的7折，中间的3折差价，便是黄牛们的酬劳。
　　对于卖者而言，单位发放票子太多，或者别人赠送票子太多，自己用不了，过期更是一文不值，还不如卖给黄牛党，虽然价格低了点。对于买者而已，到商场去买，不能打到7折，同样的月饼，便宜点也好。对于黄牛、卖者与买者而言，既然均有利可图，这个倒买倒卖市场便形成了。
　　黄牛回收的月饼票子往往多于卖掉的，据媒体报道，这些“烂”在黄牛手中的票子，最后都有生产厂家兜底，厂家回收的价格约是票面价格的5折。对黄牛而言，回收来的票子打4折，卖价却至少是5折，还不存在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对生产厂家而言，卖给单位或者商场的月饼，一般在7折左右，而从黄牛手中回收回来，却只需5折。转了一圈，同样一张月饼票子，厂家能赚2折的差价，当然也乐而为之。
　　问题是为何别的商品少见这种厂家为黄牛当托，让黄牛无风险套利的情况呢，而月饼却长年累月存在这种情况？这一方面是月饼需求具备一定的刚性，就像春节期间的火车，一般人需求甚殷。另外，如果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能转让、能随时兑现的月饼票子，或者不能转让，只能自己消费的月饼票子，消费者会选择哪一种？答案当然是能转让的那种。同样价值的东西，越容易转让与变现的，人们越喜欢；越不能转让与变现的，人们越不愿意接收。
　　既然月饼黄牛的存在，使得月饼票子更受消费者欢迎，商家便可以卖更高的价格。比如说，如果没有黄牛党，票子不能随时转让变现，消费者只愿意接收6折的票子；如果有了黄牛党，票子能够随时转让变现，消费者就可能愿意接收7折的票子。
　　但还是存在让人不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何消费者愿意7折价格买入，而4折的价格卖给黄牛呢？一般来说，如果让家庭或者私营企业从事这种亏本的生意，人家肯定是一万个不愿意。但如果对方是国有企业呢？故事与逻辑就完全可能是两回事了。
　　国有企业里，领导人的收入主要由职务决定，职务高收入高，职务低收入低。逢年过节，发放福利，如果以现金的形式，那么1元就是1元，领导人变不出什么“花头”来。如果发放月饼票呢，形势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假如生产厂家以7折的价格卖给企业，开7.5折的财务发票给购买方，那么，中间半折的差价却落入了国企领导的腰包。企业规模越大，发放月饼票子规模越大，领导越有动力。
　　月饼生产厂家、黄牛党、买票者与国企领导，这四方都在月饼票子交易中获得了各自的利益，唯一在此交易中吃亏的，便是国有企业广大员工。
　　要是换成在私营企业，他们本来可以领到现金，或者领到折扣更低的月饼票子，但在国有企业中，他们却成为了“收益归领导，成本归大家”这种潜规则的牺牲品。正是他们的牺牲，养肥了月饼黄牛党，使得月饼黄牛“年年岁岁花相似”。正是他们的牺牲，养壮了生产商家，便宜了买票子的消费者。

　　为什么站票与坐票的价格相同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同类商品与服务质量不同，价格也不同。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火车或者公交车的车票价格。无论是坐票还是站票，只要乘坐距离相同，价格相同。
　　一般来说，坐票的质量比站票高，享受的服务比站票好，从直觉上感觉的话，坐票价格应该高于站票。两种质量不同的车票却收同一个价格，是何原因？
　　人们乘坐交通工具过程中，涉及乘客与服务提供者利害关系的，不仅仅有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这两个因素，还有服务秩序的问题。不同的定价方式与维护乘车秩序有某种联系，车票价格的高低是价格利益与乘车秩序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提高坐票价格或者降低站票价格的话，你会怎样行为？
　　一般来说，除了春节与平时的节假日外，一般情况下火车往往是坐不满的，往往会留下或多或少空余的座位。如果坐票的价格高于站票的价格，你很可能会去买价格更低的站票，然后上车后偷偷坐到座位上去。也就是说在座位未满的条件下，人们可以买站票而享受坐票的服务。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买更贵的坐票了，车辆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会减少。
　　车辆主人想要提高服务收入，就要防止乘客“指鹿为马”、“声东击西”的行为。想要改变买了站票享受坐票服务的情况，车站的乘务员就要进行监管。俗话说“法不责众”，一般来说，每辆火车的车位都是挺多的，而且，在座位未满时，如果站票比坐票便宜情况下，肯定会出现“指鹿为马”者。未满的车座越多，两种车票价差越大，“指鹿为马”者越多。
　　想要监管每个买了站票坐到座位上去的乘客，难度是很大的，工作人员的时间精力花费是挺大的。为了节省监管“指鹿为马”者，把坐票与站票价格定得一样，先把坐票卖光，让坐票者各得其坐，就可以节省监管“指鹿为马”行为的费用。
　　虽然与采用分别定价，提高坐票价格相比，车主会在价格上吃点亏。由于价格下降往往能提高需求量，最终在服务收入吃的亏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要是这类小亏能换来更多监管费用的节省，这个亏吃得还是值得的。
　　要是卖完坐票后，发现车票还是供不应求的话，再卖站票，这种情况下，买了坐票的人各就其位，不会出现站票人去坐车位的情况。虽然坐票价格卖得低了些，但由于站票与坐票价格一样，站票相对价格提高了。在两种车票的定价相同，还能售出站票的情况下，车票总的销售量比较大，总的收入并不一定比分别定价来得低。
　　现实中，不光火车与公交车的坐票与站票的价格是同相的。像电影院里不同位置的票子，价格也往往是相同的。这里面的道理与火车异票同价为节省监管“指鹿为马”这类行为的费用，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对不同好坏座位实行差别定价，就会有人买了差位子的电影票，进了场偷偷溜到好位置上去，这就要由电影院进行监管。票价一律相同，就可以让买了好位置的看客自己先坐到相应位置，防止差票者占位。
　　很明显，定价相同让看客自己监管的难度，比差别定价情况下电影院的监管难度小得多。要是在票价上吃的亏能换来更多的监管费用节省，电影院采用异票同价的定价方式还是值得的。
　　从节省监管费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实行异票同价，从提供激励的角度看，道理也是相通的。把坐票与站票定为相同的价格，对于买坐票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一般来说，早早买了坐票的人，往往是对坐车服务评价与效用比较高的人，让他们先买票，享受质量更高的坐票服务，对他们就是一种激励。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价高者得”的体现，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看，商品与服务进入出价更高者，是经济资源配置高效率的一种体现。让我们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
　　自由买卖市场中，比如买卖一件衣服，你要她也想要，那么，你们俩个中只有出价更高者，才能得到这件衣服。有人说，有的衣服价格是一样的，就算打折也打得一样，不存在消费者出价高低的问题。
　　这种说法只盯着货币价格，没有看到货币价格之外，时间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你抢先去买，生怕去得迟了，被别人抢购走了，说明这件衣服对你的效用是挺大的。在抢先去买这件衣服的过程中，你就放弃了这段时间做其他事情的可能，你的代价是货币价格加上时间成本。
　　一般来说，如果不用赶急，让你从容选择何时去买，与生怕被别人抢购去，赶着去抢购相比，前者的时间成本更高，所付的实际价格更高。因为在不用赶急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在空闲时间去，可以选择在时间成本更低的时候去买。
　　同样，即使价格相同，让对商品评价更高的人早买的行为，对商家而言也是有利的，商家可以更早空出货架摆放其他的衣服，可以用早早回笼了的货款再去订货等等。更不要说在可以讨价还价情况下，让货币与时间两者组合的价格更高者得，商家选择的灵活性就更大了。
　　同样，火车坐票站票定为同一个价格，对于早买的人而言，他实际付出的成本往往高于迟买的人，这个价格在像春节期间就更突出了。
　　春节期间车票需求激增，火车座位严重供不应求，买车票者往往要早几天就去预订，而且，买票时往往还是要排着老长的队伍。这时候，买票人所花时间与精力就比较大，所付的实际代价，除了车票价格之外，时间精力体力的付出，也构成了票价的一部份。
　　这种情况下，实施的仍然是价格高者得的市场原则，只不过这个价，是包括时间精力体力之内的价格了。如果仅仅从“价高者得”这种分配方式看经济效率的话，车票进入对它评价更高者手中，是种高效率的体现。
　　如果完全以价格机制的方式分配资源，买者所付价格是他为别人提供商品与服务的过程中取得的，是生产性的。如果在价格机制外，再加排队，力气等分配方式，则多花费掉的时间精力花在购买车票过程中，对别人是没有好处的，是非生产性的。这个角度看，价格机制优于其他机制。

　　为什么景点的物品这么贵

　　众所周知，景点的物品往往比平常市场上贵。上个星期，我们一家三口去宁波凤凰山游玩，成年门票120元一张。还没进景点，门口有几个小贩向我们兜售东西，矿泉水2元一瓶，游贩敬告我们景区里面卖6元一瓶；比纸还薄的雨衣1元一件，景区里面卖到3至5元一件，玩“急流勇进”项目用得到。景区里面的快餐16元一份，二荤一素，市场上的价格8元就足够了。景点的东西为何这么贵？
　　一个景区除了自然形成的山山水水与人造景点外，余下来能用来设商店开饭厅的资源就不多了。要是景点大量开店设摊，那无疑成了商业街，此种喧宾夺主的结果，将与景点的定位冲突。考虑到一般的景点不在闹市区，开店设摊没有比较优势，因此，景区的定位只能在景点上，不会在商业上。位置与资源的约束使得景区资源中，绝大部份将会用游玩项目，只有少数会用于消费方面。这是景点物品昂贵的原因之一。
　　与其他市场一样，景点的物品也是由买卖双方竞争决定的。买方竞争加剧，价格上涨；卖方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影响卖方竞争的重要因素是行业进出成本。按理说，景点物品比如矿泉水，行业进出成本很小，本身是竞争行业。但景点的矿泉水与一般地方的不同，景区的矿泉水与景点捆绑销售，在景区你不能只买矿泉水，不欣赏游玩景点。你想仅仅只买矿泉水，要么在进来之前就买好，一旦进入景区，门票价格便是你只买矿泉水的代价。
　　景点与里面消费的物品捆绑销售，门票价格保证了捆绑成效，门票价格越高，这个捆绑越有效，景区里面的物品价格也越高。门票价格成了区外物品与景区物品竞争的额外成本，区外物品好比让景区抽取了一道税，税的大小就是票价格税。只要景区内外物品价差小于门票价格，游人还是会在景区内购买消费物品，虽然看上去比较贵。
　　高档的酒店，里面的物品也比较昂贵，这是酒店捆绑环境、服务与物品的结果。一个卖书法是捆绑了书写技术与纸墨，使得同样一张纸，因为投入了人力资本，价格迵异。与景点和酒店不同，卖书法的主要是因为人的因素，使得物品价格越高，而景点和酒店是因为物品的因素，使用物品价格较高。
　　与市场上捆绑销售，往往捆绑物品不同，企业生产则是捆绑了不同的人，使各人在企业组织中发挥1＋1>2的团队作用。管理者、生产者与销售者，同在一个企业中，分享企业红利。这种捆绑往往也没有强制力，无论哪种人员，认为在甲企业收入不够高，可以跳槽到乙单位，或者到市场上做买卖。
　　景点独特的风景与项目具有垄断性，门票价格是这种垄断性的体现，垄断程度越高，人们需求越大的，门票价格往往越贵，景点里面物品往往越贵。昂贵的景点物品是景区增收景点垄断租值的体现。

　　此文是刚写的，没来得及收录书中。
　　

　　为什么计划生育可让位了？


　　至今，我国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许多人反对。有人认为生育是每人的天生权利，应该由每个人自由决定。有人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了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应该改计划生育由市场生育，让每个人自己决定。

　　与上述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学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研究人的选择行为，更注重行为结果与客观效果。

　　要说清楚生育由计划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先得搞清楚当年人口增长迅猛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个传统农业大国，工商业经济不发展。在农村，粮食产量缴足国家后，先按每户人口多少分配，再按劳动人口劳动能力，即按照工分分配。

　　在这种分配方式下，人口多的家庭，分配粮食也比较多。像一家4口的，无论父母劳动能力多强，劳动多么认真负责，也不如一家6口的分得多。

　　另外，当时培养小孩的代价，远不如现在这么高。当年吃穿用住教育方面的支出，与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好比一个公共牧场，你多放一只羊，好处是你的，代价却由大家共同承担。这种情况下，你会多放羊，我会多放羊，他也会多放羊。众人多放羊的结果，便是牧场草力下降，甚至草场沙化，大家均养不了羊。

　　按人口多少分配粮食后，再按工分多少分配情况下。你家多养一人个小孩，犹如多放一只羊，好处让你家独享，代价却由众人分担。这种情况下，你会多生小孩，我会多生小孩，他也会多生小孩。于是，人口过多，大家受穷。这种情况下，实行计划生育有相对合理性。

　　然而，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生育制度也得变了。我国改革开放已愈30年，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工商业日益发展。利益分配已转向以个人能力与贡献为基础，已然与当年农业经济条件下，按照人口多少分配迥异。

　　而且，这年头的小孩培养支出远非当年可比。如今的小孩培养，夸张点说是百元大钞堆积出来的。从出生、养育、上学到结婚，培养一个小孩的费用，远远高于当年。

　　现在的情况好比牧场是每个家庭自己的了，每个人选择在自家的牧场里放不放羊，放多少羊，是很小心谨慎的，也是高效率的。现在不会再导致公共牧场里，众人多放羊导致“公地悲剧”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生育的事儿完全有条件让各人自个儿作主了，该由市场主导了。（此文是谢作诗老师上课录音听后感）

　　为什么娱乐场所“蛋比鸡贵”



　　炎炎夏日，为了吸引顾客，尤其是暑期学生客流，量贩式KTV、影院、娱乐会馆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纷纷打起了优惠牌。这些优惠措施带动了人气，也让不少消费者遭遇了“蛋比鸡贵”的尴尬。有5位大学生绍兴市区一家正推出包厢优惠的KTV唱歌，结账时发现，包厢费只有100元，而其他消费却有180元，他们在KTV内买零食的消费大大超过了包厢费。
　　据初步观察，发现一些在超市卖1－2元的矿泉水，在KTV就要3－5元；普通啤酒在市场上只需3元左右，在KTV中就会升至10元左右；在鲁迅电影城小卖部，普通杯爆米花是10元一杯，价格大致是市场价的2倍左右，世茂影城的爆米花甚至要卖到20元一桶。
　　为什么娱乐场所的物品普遍比市场上来得贵？其实，这些地方卖的已经不仅仅是物品了，他们是把物品与环境组合在了一起出售。比如同样一杯爆米花，你与女友买了在街头吃，与在电影院边看电影看吃，氛围与情调是不可同日可语的。影院的爆米花价格比街头贵，就是对氛围与情调付费。
　　日常生活中，把环境与物品组合出售的现象还是挺多的。比如，同样一碗面或者一瓶啤酒，在高档的酒店比在小饭店贵；同样的物品，在景点往往比市场价格高。同样的物品，高档酒店组合进了环境与服务，景点组合进了景色，所以比较贵。
　　另外，这些场所消费的连续性，使得一般人不能半途而废，临时到市场上购买平价物品。你去看电影，往往不会中途离开，到街上买平价的爆米花，否则的话，等你回去时，很可能错过了精彩的镜头；你去高档酒店吃饭，不会吃了一半，再到外面买了啤酒来喝，否则的话，服务员会以为你已吃完走人了；到景点游玩，你不能游了一半，到外面买了东西再进去，这样的话，你就得付两份门票价格。
　　商家把环境、服务与物品组合在一起，提高了物品的用值；物品消费的连续性，使得消费者不能临时选择平价物品。此娱乐场所物品价格贵于大众市场之原因也。
　　此类营销策略，使得商家提高了收益，消费者享受了更好的服务，对买卖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消费者认为环境、服务不值得付费的场所，将会在市场竞争中无情地遇淘汰，能在市场残酷的竞争环境里生存下来的，一般都产品与环境、服务组合得当，能带给消费者更多价值的商家。

　　刚刚写的文章，没来得及收录本书。


　　为什么“高中航母”拼凑得起来？

　　今年以来，山东省平阴一中、临淄中学等重点高中，重组当地一些普通高中后全新亮相，学生规模近万人的“高中航母”在山东等地不断诞生。其中新泰一中一度每个年级80个班，在校生1．2万人。临淄中学7000学生同时就餐，吃顿饭要一个小时。（10月28日钱江晚报）
　　不止此也，各地中小学好像也有做大做强的冲动与行动。本人所在城市，不仅初中与高中合并现象成行成市，重点小学合并一般小学，成立教育集团之类的事情，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土出笼。
　　如果为了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此举善莫大焉。可惜的是，学生激增之后，其他资源可能跟不上步伐，由此导致一系列问题。
学生数量激增，可是楼房还是那些楼房，食堂还是哪个食堂，就餐犹如万人挤过独木桥。临淄中学7000学生同时就餐，其打饭、买菜与就餐的不便可想而知，无怪乎吃顿饭就要一个小时。
　　学生数量激增，楼房与场地规模要是跟不上步伐，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秩序都可能出问题。去年12月7日，湖南湘乡育才中学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8名学生遇难，26人受伤。这所学校也是当地最好的重点中学，也是班级规模超大。
　　更重要的是学生数量激增，优质师资往往跟不上步伐，不仅教育质量无法提升，教育管理也陡增麻烦。某地国家示范性高中大扩招，一下增加60多个班主任，结果每周一次例会成了问题，循旧例每人发言10分钟，需要600分钟10个小时。无奈之下分年级再分组开，再逐级汇总给副校长校长，周报成了月报，新闻早变旧闻。
　　任何组织都存在管理效率问题，都要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学校软硬件资源与学生数量同样存在匹配与效率问题。并非把各个学校组成教育集团，挂靠在重点高中之下，就可以提高教育效率与质量。这正如计划经济时代，把所有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由一个**来组织管理，有限的**人员与巨量生产与消费信息无法匹配，其中的组织管理费用实在高得不行，这也是计划经济导致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
　　既然如此，为何各地仍热衷于拼凑“高中航母”？难倒当事人当真不明白其中道理？
　　不太可能。即使一时不能明白，过了一段时间，实际效果马上会应验。既然有前车之鉴，为何仍有多个学校重蹈覆辙？
　　还是利益在作怪。新华社调查称，普通高中的学费为每学期500元，重点高中为800元，如果几所普通高中合并进重点，意味着学费也跟着上涨。
此外，高中招生有30％的择校生指标，这意味着招生规模越大，学校收费越多。众所周知，一般重点高中择校费从2万到6万不等，重点高中航母化，在垄断择校市场的同时，扩大了择校生源规模，提高了择校市场收入。
　　同样一包方便面，倘若康师傅减了份量，价格保持不变，我可以不再买它，转身去买统一、白象、思圆或者五谷道场。要是方便面性价比实在不能打动吸引我，我仍可以去KFC或者下馆子。竞争性市场里，消费者选择多多，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
　　但一个地区与城市，重点高中往往只有一所或者两所，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即使不满意，也无选择的余地。垄断的教育市场，减少了学生选择自由，降低了学校之间竞争程度，使得“高中航母”得以拼凑起来。

　　此文刚写，没收录本书。


　　为什么城市发展容不下一畦菜地？　　
　　
　　
　　不论田园风光、农家情调，仅仅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言，城市在其扩张过程中也理应留下一些菜地，有一定比例的蔬菜自给率。然而，现实情形却是，国内多数大城市的自给率不足30％，北京蔬菜自给率仅10％，蔬菜自给率相对较高的上海，也只有50%左右。城市发展何以容不下一畦菜地？　　
　　**对耕地的保护不可谓不力，且不说其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之类的官方话音仍回荡在耳边，可无情的事实为何偏偏与**意愿与政策相违呢？　　
　　关键是政策逻辑存在问题。**对土地用途与转让管得越严（现行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只有**批租华山一条路），土地流转费用越高，流转价格越不合理，土地使用效率越低，城市蔬菜自给率越低。
　　耕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过程中，面对农民，**是拿地的唯一需求方，而且，这个需求还以强力为后盾，不以自由转让为原则。这种买方强权垄断的局面下，相对农民而言，土地流转补尝收益较低；相对各地**而言，拿地费用较低，需求量当然就上升了。　　
　　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北京、广州等多个大城市，征用菜地后，需缴纳的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主要为每亩1万—3万。其中，上海市的最高标准为7.5万/亩，远超其他城市，因此上海的蔬菜自给率相对高一些。　　
　　这就相当于如果你是卖矿泉水的，面对的买主却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从你这里买水，不以你我的自由意志与选择为基础，一定程度上，你想卖得卖，不想卖也得卖。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矿泉水价格还提不提得高。这种情况下，我的理性选择当然是向你“多买”水。　　
　　只有改善目前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得更多利益相关方能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参与土地流转，方能降低土地流转费用，确定相对合理的流转价格，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保证一定比例的蔬菜自给率。

　　新租赁办法将产生多种副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出台《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将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1995年发布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新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规定的最低标准。并明确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随意提高租金。
　　“看上去很美”，似乎又是一起为租户利益着想的好事，可实际效果会怎样呢？
　　租金高低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房子供不应求，租金上涨，否则下降。在供不应求条件下，不让租面积较小的空间，显然，租金只能上涨。想让租户减轻负担，结果却加重了租户负担。
　　要是预期住房供不应求，规定不让缩小出租空间，房东肯定会在事先把房间造得更小。另外，既然在合同期内，租金不能上涨，同样可以推测的是，房东会倾向于签订短期合约。本来一年一签的，现在一年二签，或者一年四签。
　　以一年二签为例。要住房是供不应求，一年的租金是2万元。新办法规定第一期合约内只能收8000元，不能在合约期内涨租金，那么，房东将第二期租金改成1.2万元就行了。无非是多签了一次合约，多麻烦了一下，市场租金却没有变化。
　　另外，在合约期内，租金虽然没有改变，但房东以前提供的设施与服务就可能下降。比如以前提供热水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热水；本来提供上网服务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上网服务；本来床单一星期二洗的，租金不让涨，一星期只洗一次，或者干脆不洗。等等。
　　任何商品与服务，都有多重属性，**能管的，往往只是很少几种。**管住了这头，当事人变个戏法，会改变了另一头，使得管制无效，甚至出现种种副作用。
　　诸如**可以冻结馒头的价格，馒头的馅立马变小；**可以控制奶粉价格，降低牛奶成本的“三聚氰胺”就可能替代正规牛奶；**可以调控春节期间的火车票价格，黄牛立马蜂涌而至，购票的队伍立即拉长。等等。
　　租金管制，同样效果。

　　为什么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现代社会却实行一夫一妻制？

　　大家知道，我国古代婚姻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现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另外，西欧社会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就算在中世纪，仍然如斯。
　　为何我国的古今婚姻制度差异巨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何东西方的婚姻制度会差异巨大，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先解释第一个现象与问题。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农业生产的投入主要是土地与劳动要素。古代妇女在土地与劳动方面，都没有比较优势。
　　从土地分配角度看，女性拥有的土地权利与数量不如男性。从《汉旧仪》记载可知，西汉皇后的封地还是挺多的，可达四十个县的食邑；唐代以前，皇后还有封邑；从宋代开始，皇后就只有俸禄，没有封地了。
　　另外，从现存的资料看，直到隋炀帝以前，女性都要求课税，因为女性当时参与授田。但是隋炀帝免除了女性的课税，同时也就废除了女性参与土地的分配权利。
　　从古代历史现实与演变看，无论皇后还是普通女性百姓，参与土地分配过程中，拥有土地的权利与数量远不如男性，经济地位因此降低。
　　从劳动角度看，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体力是重要的因素。男性相对女性具有天然的体力优势，这也决定了男性比女性更具生产力。
　　无论土地还是劳动，男性均比女性具备比较优势，经济地位也就更高。这种经济地位的差异，反应在婚姻制度中，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随着帝制被推翻，土地分配制度随之改变，女性也能参与土地分配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工业商业逐渐发展，劳动分工不断深化。此情形下，体力已经不是最具生产力的要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知识与技术的获取与积累，不像体力那样与男女性别有天然的联系，男女均有相对平等的机会。这种情况下，男女之间生产能力差异将缩小，经济地位差异将缩小。反应在婚姻制度上，便是由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演变为一夫一妻制度。
　　再来解释第二个现象与问题，那就是东西古代方婚姻制度的差异。为何古代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西欧却是一夫一妻制度？
　　与我国古代实行郡县制不同，西欧古代实行的庄园领主制度。与皇家国有制度相比，庄园数量更多，更具备私有性质的庄园经济，竞争相应更加激励，增加人口数量与质量成为发展庄园经济的重要动力。
　　加上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约2500万欧洲人失去了性命。这种情况下，人日越显稀缺，增加人口数量与质量对经济发展更显重要。
　　人口生产要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我们知道在花盆里种花，你种几枝，往往效果比较好。种得越多，到后来，不但花的质量会下降，甚至连一枝花都种不活。这种随数量增加而利益减少的规律，经济学称其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当然，生产人口同样要遵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一个男人的体力与精力是有限的，随着身边的女人增加，所生人口质量与数量都是要下降的。所谓“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你要我要哪有这么多，遵守纪律一人发一个，不守纪律发个老太婆。”“老太婆”当然是开玩笑，指的就是女人越多，边际生育质量与享受的递减。
　　为提高人口数量与质量，最有效率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度。这就是古代西欧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原因所在。
　　我国实行的是更具公有制性质的郡县制度，经济发展方面，竞争激烈不如数量更多，更具私产性质的庄园经济。另外，我国古代人口相对丰裕，人口压力远不如西欧庄园经济来得大。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容忍生育效率相对低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