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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不等于必须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一战前后,西方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这就为后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种新的、改良的生产关系产生。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也逐步体现了出来。当今的资本主义的改良基本上源自二战之后,二战之后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资本的积累途径和积累方式、人权保护和民主自由的法律保障、社会劳动组织分工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切与资本主义萌芽到大机器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在《雾都孤儿》和《摩登时代》里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在现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多见。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基本是上属于不断的“巴雷托改善”演进过程(如上图所示),这是我们应当承认的。而关于后资本主义尤其是民主资本主义时期的财富积累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下图),即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由现在的“资本创造财富”取代了过去的“劳动创造价值”,而且现在的这些创造财富的资本中。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所以资本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复合增长”过程,不应简单化描述和定义。资本家通过购买知识产权获得的利润增长不包含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那只是用另一种“市场的交易”创造财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个体的、单一的简单劳动过程是实用的,但是对于复杂的劳动分工合作生产过程并不是科学有效的描述方式。 关于《资本论》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热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段话,一定要注意马克思所说的'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热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几个字所限定的条件,不能搞牵强附会,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及之前这一阶段。与后来的后资本主义时代这几个字所隐含的内容或条件是不相同的。 http://file:///d:/360downloads/360se6/User Data/temp/170128hvlxur2brukx1xxb.jpg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继续。”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来源。 如果《资本论》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热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定义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个体劳动,例如《雾都孤儿》中那种类似于废品回收再利用的简单劳动过程(即废旧麻绳拆解成麻纤维)一个人通过一定劳动时间完成全过程,并且不需要复杂的技能。那么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热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以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一概否定,因为他有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历史的充分佐证。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相关的阶级斗争学说问题,克拉克的结论是:“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寡。但是他们对其他阶级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要看他们所收入的部分是否等于他们所生产的部分,而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多还是少。如果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少,但全部归于他们所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想到革命。假使他们觉得他们生产了巨额财富,而所得的仅仅是一部分,那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一定会变成革命者,全体工人也将都有革命的权利。”关于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由于现代社会劳动的生产过程的复合和关联性,单位劳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包括了所有相关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所以,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只有在扣除了生产性消费部分和集体消费部分之后才谈得上消费品的个人分配。”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的劳工分工,都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经济理论就有必要尊重和利用一切符合科学原理的有益成果。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一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定义,在西方国家并没有这个说法。对于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的世界各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都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趋于缓和,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已经具有具足轻重的作用。现代科学领域早已是学科交叉融合的格局,尤其是经济学领域早已是多学科、跨领域的大系统学科。例如,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社会哲学家的转变表明古典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后资本主义的许多现象。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前,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们(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的研究领域也在发生变化。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诸如“计划经济”的思想不绝抨击之声,但在西方理论界从来就没有全盘否定过马克思的学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已经建立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尚未发展时期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理论,是新兴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及其残余势力作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割裂开来看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他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揭露和剖析,所以马克思毫不隐晦自己“打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追求。这也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理想构思的来源。因此,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你就不了解资本家的发家史,你就不可能了解完整的世界经济史。
当我们还在“战天斗地干革命”和一心“解放全人类”的时候,西方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其中就包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进展。实际上包括前苏联在内,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对中国学者来说,“姓资还是姓社”的至酷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经济现象或者说经济问题都要政治化,哪怕是去买一件日常用品也要考虑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还是资本家“辍取超额利润”,在这种环境下,政治绑架经济的现象可以说是无以复加,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遇到的最大阻力莫过于此。现在我们总算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在解决改革中的问题为什么总是离不开“马经”和“西经”的争论?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反思,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干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培训中,讲师团关于学员考试的范围明确指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可以参考其他资料的解释,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考题的答案正确与否仅限于本次培训所使用的教材所确定的说法,如采用其他参考资料的答案不保证给分。可见,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典理论已经难以支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了。问题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马克思本人的,还是后人杜撰的早就搞搞清楚了。 为什么我们过去解释不了“资本主义垂而不死,服而不朽”?因为我们总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结论来考量现阶段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当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巳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巳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日趋尖锐,无产阶级巳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员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巳提出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蔓入的思想,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从而不仅从哲学方面,而且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方面来说明了无产阶级必将担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可见,马克思的理论核心是关于无产阶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对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大机器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并没有经历后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现阶段的民主资本主义时期,更没有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计划经济演变成现实的“统制经济”。在这个阶段,你硬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扯进来作为基本的指导理论是不是过于牵强?
关于计划经济的问题。马克思关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的构想源自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面对战后经济的凋零,为了尽快回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而兴起的一股“国有化”思潮。即使像哈耶克这样的“市场经济捍卫者”也只是预言计划经济不可能持久。反过来讲,前苏联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前苏联的灭亡在所难免,二战的结局的历史也将改写。同样,新中国在失去“马歇尔沟通”和“斯诺的传话”等诸多途径之后,中美两国外交的中断和西方大国的铁幕,加上新中国初期接手的只是一个经济烂摊子,根本就不具备“市场经济”的条件。在面临内外交困的背景下,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历史的选择。事实也证明,计划经济既不是“十恶不敕”,也不是“灵丹妙药”。倒是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中国人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集中力量办大事却真真切切地经历史的检验,可以说如果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那么“集中力量办大事”倒真可算是一条定理。同样的道理,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能不能算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如果不是,那么日本学者石川馨上世纪70年代来华讲学时就把“三结合”的经验引入日本并大力在企业中推广,从而是日本胜过了他的老师——美国。中国人自古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各有利弊。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存在的条件,抛去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教条主义就是机械论。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就完全具备了市场化的条件?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的国家,公民社会的架构也远远没有建立,因此习近平关于“市场的归市场”说法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大陆的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是“舆论一律,万马齐喑”。到了改革开放,学术界哪里拿的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费孝通先生早年的“乡村调查”之所以广受赞誉,那可是俯下身子实践而得来的。你现在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用不上排场,那是你用错了地方。马克思本人就从来也没有说他的政治经济学还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如果你要说实现绝对公平的社会分配,那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你能到西方找到这样的理论吗?经济学研究讲的是方法论,西方从来也没有人说他研究的问题属于“西方经济学派”,你中国人研究的就是是东方学派,所以不要对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乱加“阶级成分”,这一点中国人有点荒唐。现在马克思的“后人”大概挺多,是不是马克思的东西都想法挂到马克思名下,所以马克思如果活到现在,大概还要说:“我只好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是我们的改革进程需要哪些理论指导,这些理论从哪里来;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创新,是照本宣科还是理论联系实际;三是改革的理论是不是还要先分清“马经”或“西经”,并验明理论的“阶级出身”,四是你是先讲理论的“阶级出身”,还是要能“抓住老鼠的猫”,理论的普适性和局限性考虑了没有;五是从经济史观上看,肯定西方的理论科学性是不是就必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西方理论的科学贡献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价值是否是必然的对立。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到底从哪里搞出来的,谁能认定它就是马克思本人的?七是我们对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我们现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到底是“理论创新”还是“照抄照搬”?面对我国经济学领域的乱象是不是也需要一次“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历史的车轮正在飞奔,但我们的学者还在站台上讨论该坐哪趟车。孙中山先生早就告诫我们:“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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