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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教授: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

——张军教授5月19日下午报告要点记录

在过去的十年中,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如此之快的速度,并且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

西方国家不看好中国的原因在于认为中国政府在整个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是“掠夺之手”(The Grabbing Hand),而不是“扶持之手”(The Supporting Hand )。当时的中国,并不被认为是属于“转型经济”,依然是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国家并不看好中国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反而对于刚刚解体而形成的俄罗斯非常看好,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俄罗斯的经济。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胀,但是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一直以一种平稳、健康的速度进行发展。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国的崛起,一种“中国威胁论”悄然兴起。并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带来的油价上升、能源消耗和通货紧缩的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全部被归结为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造成。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十几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变化:

1.在80年代末出现的胡耀邦事件和天安门事件与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紧密相连,此时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当时政府职能的一种缺失。

2.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同期GDP的10%,而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贸易额已经占到同期GDP的60%。在中国进行的出口贸易中,主要是以制成品(加工品)的出口为主。

3.投资率的增长(即资本形成的速度加快),我国现有的投资规模占到GDP的40%以上。而在目前世界日益关注的“龙象之争”的“大象”——印度,当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能够有效的提高本国的投资率。

4.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速度很快。依然拿印度作为比较对象,印度的现在一个发展的桎梏就是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发展。而在以前,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中国增长的影响被普遍得到低估。同时由于各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有所不同,造成地区间的差距增长很快。

这些发展变化的契机在于90年代初中国发生的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其一,邓小平南巡的“六四讲话”。这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的南巡讲话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传递了这样一种政治信号:中国希望以一个彻底的开放的承诺换取政治上的独立。

其二,酝酿彻底的分税制改革。自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开,从此界定了地方的产权。这种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柄双刃剑:分税造成了严重的地方差距;但是同时,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各地方的产权,形成一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有效推动“资本投资”的形成。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增长。

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也有所变化。其中最鲜明的是政体观和政绩观发生的变化,政府对于官员的评价将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单纯的谈论政治,这样就逐步的形成财政的“联邦主义”。虽然中国的政治仍然保持着一种“集权”的特点,但是这种集权仅仅保留在“人事”和“官员治理”的层面。在此基础上,政府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引资”上来。同时,经济上的分权使得政治上的风险减少,许多外资因此敢于进入到中国来。

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是由于投资推动的,外资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地方政府竞争的平台,而不是在于吸引了多少资金。因为单纯从资金方面而言,内资的数量已经可以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在这种状况下,地方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以更多的吸引外资。

“经验”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证明:

首先,政绩观具有统计上的意义。香港的经济学家利用经济模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后发现,政绩和升迁之间具有相当积极的解释能力。而通常情况下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中,政府通常对于经济的作用是一种负向的关系。在这里,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作用,通常并不被认为对于经济有多少的推动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和经济发生扭曲的时候,政府之手才会起到一些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人们默许“看不见的手”,而不鼓励“政府的手”。但是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政府的有效的作用,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次,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中政府所起的作用的分析的佐证。他们认为,非洲经济的不增长在于其“政府治理”的无效;俄罗斯同样存在政府官员“拿、卡、要”的权力寻租行为;而波兰的经济发展健康,其主要一点就在于波兰政府的思维的活跃和开放度。

再次,中国官员人力资本更新速度。首先在于政府官员的年龄层次偏低,近年来的大学生村官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在教授近期进行美国访问的时期,遇到一批湖北某市一批副处以上的年轻官员,由当地政府出资,进入美国知名大学进行短期的培训和交流,以求扩大本地官员的思维和开放度。

还有,中国的财政指出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属于政府支持型的,而非政府干预型的。于上面的内容相对应,通常西方国家此类的数据显示为负,是一种消极的作用。再次提到,中国的政治方面的改革,是从政治的治理方式入手,而不是从政治的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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