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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评价问题
（这是手头一项工作的副产品，由本人编译，供大家鉴赏。）宏观经济政策评价问题：一个例证1、引言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常常单纯以经验证据——尤其是宏观经济总量——为基础进行评价。比如，合意的通货膨胀率常常根据它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估计。这种方法是和弗里德曼所倡导的经济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相一致的。但是这种方法真的是充分立基于一般经济理论吗？本文的结论是否定的。一般经济理论衡量经济当事人的福利变化是以其主观效用为基础的。关键问题在于：可观察的变量（例如，宏观经济总量）总是和当事人的效用充分相关的吗？这从没有被任何理论所证实。本文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2、社会福利函数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方法是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福利的一种测度。当且仅当一个人的效用增加时其状况改善了，当且仅当一个社会的社会福利增加时这个社会的状况改善了。很多人都尝试从个人效用来推导社会福利函数（比如加总），但都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效用是序数形式的——即，个人效用既不能相互比较也不能加总。当一个人的效用增加而另一个人的效用减少时不能认为整个社会的状况改善了，因为没有这样的评价标准认为第一个人的福利比第二个人的福利更重要。唯一经得起合理推导的标准是帕累托效率。当且仅当某人的状况改善而没有人的状况恶化时整个社会的状况才能被认作是改善了。但是这个标准非常严格：它排斥了所有的经济政策，因为任何经济政策都有某种程度的“再分配”效应，从而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我们要建立另一个更弱的标准。假定社会中所有经济当事人都是完全相同的，即，具有相同的偏好，相同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相同的占有物等等。称这样的当事人为代表性当事人。于是任何使一位当事人受益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使每一位当事人受益。在此种情形下任何使代表性当事人受益的政策是帕累托有效的，因而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好的。在所有当事人相同的假定下可以来评价每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效应为零。在这个标准下不能证明任何政策是好的（因为这个标准太弱了），但是每一项使代表性当事人状况恶化的政策都是坏的——在此标准和任何更强标准的意义下。这个标准使得我们能排除明显是坏的政策；使得我们能比较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化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变化。3、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在宏观经济层面，宏观经济政策常常基于以下变量进行评价：当期的总产出，当期的失业率，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和当期的总产出增长率。需要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充分相关。微观理论认为，当事人的效用来自其当期和未来各期的消费和其当期和未来各期的闲暇。当期消费水平可以直接测度（但是其测度量——总消费——并非总是受到重视）。未来的消费水平只能通过经济增长的期望值来间接甚至近似测度。这个估计只是近似的，因为GDP的变化并非总是和消费的变化完全相关（即，消费的边际倾向在长期中不是常数，并且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相等）。当期和未来的闲暇水平则是完全无法观察的。必须认识到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并不仅仅来自直接可观察的消费，也来自消费的未来水平和不可观察的当期和未来闲暇。这意味着消费和闲暇间的收益分布是重要的，消费和闲暇的时机选择也是重要的。在当期的消费和闲暇水平之间，在当期和未来消费之间，等等，存在着可能的对换关系。没有任何一种这样的可能对换是包含在可观察的宏观经济总量中。标准微观理论认为，当事人选择一定的消费和闲暇组合以最大化决策期内的效用。宏观经济政策只能通过改变当事人的机会集来影响其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机会集定义为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所有机会的集合。政府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改变当事人的机会集：1、缩小（如，将某些垄断权力赋予某人）；2、扩大（如，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以提高私人企业的生产力，从而使代表性当事人变得更富裕）；3、排除某些项目而加入另一些项目（如，通过税收使可用于私人消费的资源减少，同时提供一些公共服务）；4、欺骗当事人，使之误认为机会集变化，而实际上并未变化，这种情况将在第4部分给予例证。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对当事人效用的影响取决于机会集中哪些项目被减去，哪些项目被增加。如果被排除的项目正是被选择的项目，当事人就会受到损失。如果增加的项目对当事人而言比之前被选择的项目要好，那么他的状况就可能改善。这不可能从可观察的变量中得知，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往往是不完全地）替代损失了的收益——减少某一些项目（可能是不可观察的），增加另一些项目（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例如，一个偏好闲暇的人可能只选择从事适量的工作。现在政府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于是这个人就开始更刻苦地工作（他用更多的消费来替代损失了的闲暇）。他的产出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效用却下降了。因此可观察的变量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认识政策好坏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公理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当事人做出如此的选择，以及他的效用是如何变化的。4、一个例证让我们通过货币经济周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货币政策可以改变价格水平和总产出，但是其中的机制并不清楚。至少有四种假说和可观察的数据吻合：1、粘性价格假说；2、货币幻觉假说；3、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假说；4、实际经济周期假说。一般认为，货币扩张首先增加总产出，然后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减少产出，回到自然率水平。如果第一个效应是好的，而第二个效应是不好的，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就可以以此进行“时机选择”。我们将指出这种解释可能具有误导性——宏观经济总量是否与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相关取决于上面提到的哪一种假说是对的。货币幻觉假说和奥地利学派假说意味着在经济周期中，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和宏观经济总量负相关。实际经济周期假说认为实际变量和货币政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粘性价格假说认为货币政策以影响实际变量的相同方式来影响当事人的效用。每一种假说都暗含着对代表性当事人效用的不同影响。我们将采用货币幻觉假说的简化形式。假设经济由厂商和家庭组成。每个厂商生产同质产品（称为“总产出”），短期中物质资本保持不变，产出是劳动的函数，劳动的边际产出是正的但递减。每个厂商最大化利润，即，劳动边际产出的市场价值等于名义工资，于是每个厂商的劳动需求是实际工资率的减函数。一个家庭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家庭最大化其效用，使消费和闲暇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实际工资率。假设家庭的偏好是正则的，即无差异曲线是凸的。实际工资率的增加将激励家庭更多地工作，于是每个家庭的劳动供给是实际工资率的增函数。劳动供给和需求的交点决定实际工资率和劳动数量，从而决定厂商的产出。假设价格水平在长期中一直不变，然后突然因为中央银行扩大货币存量而上升。再假设厂商比工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厂商注意到了价格水平的上涨，而家庭没有注意到。厂商就提供更高的名义工资率使实际工资率保持不变。家庭没有意识到价格水平的上涨，因此把名义工资率的上涨误认为实际工资率的上涨。家庭会增加劳动供给，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这将使名义工资率稍微回调。最终就业和总产出都增加了。但是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同时也增加了吗？不。我们回忆一下，边际替代率是一个家庭在保持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换取一单位闲暇的消费品数量。每个家庭增加了劳动供给是因为他认为他每工作一小时能获得更多单位的消费品（即，消费比闲暇更便宜了）。家庭认为每小时劳动换取的消费品数量是他感知到的实际工资率，但实际获得的数量比感知到的数量要低！根据边际替代率的定义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家庭的效用降低了——他损失一小时闲暇所换取的消费比他愿意换取的要少。原因就在于家庭错误地感知了价格水平。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很难想象一个错误能系统性地增加一个人的效用。之后，家庭减少了劳动供给：就业和总产出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但这种下降是非负作用的——它只是对先前错误的纠正而已。我们可以拓展这个理论。可以在模型中更明确地处理价格水平以观察价格水平变动的时机；可以假设厂商和家庭一样错误地感知了价格的变动；但结果总是相同的：在这种假说下，宏观经济总量是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负相关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数据（宏观经济总量），也要研究相关的理论。我们不能解释任何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含义，除非我们知道哪种理论是正确的。5、结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当事人的效用而非某些可观测值的基础上。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被作为一种弱标准来排除那些不能使“平均”当事人受益的政策。存在宏观经济总量（或其他可观测变量）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不相关的情形，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来评价宏观经济政策。解释宏观经济总量为什么会上升或下降的理论是评价过程所必需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纯粹经验评价是不可能的。"MacroeconomicPolicyEvaluationProblem:An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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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宏观经济与汇率改革
宏观经济与汇率改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六届年会系列简报之一自1998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年度研讨会。除了2003年由于SARS影响停办一次，至今已总共举办六届。历次年会，NBER都组成以主席MartinFeldstein教授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研究人员以及应邀参会的其他中国学者和官员，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世界经济的热点和深层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以“中国与世界经济”为题，CCER与NBER第六届年会于2004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与会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围绕宏观经济、银行和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环境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我们分5期简报报道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道有关宏观经济和汇率改革的报告内容。林毅夫教授：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和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二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他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两年前人们之所以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是因为1998年以后出现了通货紧缩、高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下降并存现象。常识认为，当通货紧缩出现时，经济是停滞的。然而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国在1998－2002年5年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一个相当高水平上，同时，能源消费却减少了。中国的通货紧缩有些独特。以日本与美国为例，1991年后的日本、2001年后的美国所经历的通货紧缩都是在泡沫破裂之后发生的：由于财富缩水的效应，导致消费与投资需求减少。在消费和投资都不振时，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就会同时出现。在中国，通货紧缩并不主要因为泡沫破裂，而是由于投资热潮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投资热潮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1992－1996年，中国投资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5％。在此期间，投资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数据显示，1992年以前，中国的FDI占国内投资的比例未超过5％，1992年后，FDI增长很快，其占总投资的比例最高时达到20％，中国的生产能力大约增长了200％。这使中国由短缺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几乎所有行业都过剩的经济。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出现了。在中国通货紧缩是投资热潮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财富效应。1998年以来，消费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和通货紧缩发生以前相似，但私人投资明显地下降了。为此，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1998－2002年间政府发行了约8000亿元的国债，因此投资在这五年中以平均11％的速度增长，消费以6％－7％的速度增长，所以8％的GDP增长率是可信的。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特有的结构变化造成了能源消费减少，技术十分落后能源消耗很大的乡镇企业被新的更节约能源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所以可以看到通货紧缩、能源消费减少和高增长并存的现象。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构变化，就会认为存在着不一致。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当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争执不下的问题。2003年的GDP增长率是9.1％，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1.2％，零售物价指数的变化是-0.1％；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是9.8％，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2.8％，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了1.4％。在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基本不变。而且在此期间厂商盈利能力大为增加，政府收入增长也很快。对此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中国将走出通货紧缩，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一派则对当前形势非常担忧，原因是去年的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推动的，去年投资增长率为26.7％，这是自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本年第一季度投资的增长率为43％，远远大于去年。投资不仅增长迅速而且集中在三个行业：房地产、汽车和建筑材料。建筑材料等原材料的价格增幅较大，钢铁价格提高了20％，水泥价格提高了50％。但其它许多商品仍处于通货紧缩中。零售价格指数所包括的17类商品中，只有4类商品的价格是上升的。由此可以判断某些行业过热了，但其它行业不是。建筑材料的投资是由住宅、汽车行业的投资热潮引起的，而住宅和汽车行业的投资又是由需求推动的。此外，信贷的扩张也是投资迅速增长的原因，因为私人投资大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融资。而信贷政策变化又使去年消费需求增长迅速。1998年通货紧缩后，为了刺激需求，中国开始试行消费信贷。两三年前，这项政策被采用，2003年正式实行，这促进了汽车和住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由于银行对绩效的评价标准从不良贷款的绝对量变为不良贷款率，使得去年银行愿意为投资提供大量贷款。这两个因素同时作用使汽车和住宅行业的私人投资增长非常迅速，但有可能形成过剩的供给能力。在其它消费品已经过剩时，如果在汽车和住宅再形成新的过剩供给。那么未来的通货紧缩将会比1998年以来的更为严重。如果是这样，已经下降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再次迅速地上升。尽管对宏观情况有广泛的争议，在看到第一季度投资增长率为43％后，政府决定采取行动遏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此时对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又出现了新的争论。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派认为，应当使用市场手段来处理；另一派认为，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通过提高利率不足以遏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我主要持第二种观点。第一个理由是，提高利率并不能降低投资。主要原因是尽管投资是私人部门做出的，但大多数来源于银行；他们的预期利润率很高，故提高利率无法抑制投资。而且这里存在逆向选择，真正好的项目会受到挫伤，而不好的项目又得不到遏制。第二，提高利率会挫伤消费。尽管利率对投资影响有限，但它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是全面的。政府通过债券融资时，因其利率较高，我们看到人们把钱从银行取出，彻夜排队等候购买国库券。这表明家庭对利率相当敏感。所以，更适当措施应是通过银行来监督投资。银行负有监督项目的责任，项目的好坏取决于其未来的市场潜力，但银行也要注意借款人对项目有足够的承诺，一个主要的特征是自有资金的比例。我们确实执行过此类政策，在钢铁行业自有资金比例的最低要求是25％，水泥行业是20％，住宅行业是20％，否则他们无法从银行借到钱。但去年这个标准不再执行，从而为一些有风险的项目提供了融资。现在政府已经提高了自有资金比例的标准，钢铁行业提高到40％，水泥行业提高到35％，住宅行业提高到35％，同时要求银行监督项目。这些措施的效果很明显，五月份的投资的同比增长率下降到18.3％，同第一季度的43％相比下降了很多；考虑到去年“非典“影响，去年中国五月份投资额较低，因此今年五月份投资下降效果就更为明显。虽然从投资增长率来看下降是剧烈的，是一次硬着陆，但就经济增长率而言是一次软着陆。我预期今年消费将增长8％，投资将增长15－20％，GDP将增长9％。明年GDP仍将增长8％。MichaelBordo教授：通货紧缩影响的历史透视美国RutgersUniversity大学MichaelBordo教授通过回顾分析历史案例和数据，对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通货紧缩的经济影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解释。下面是其发言的主要内容。一谈到通货紧缩，人们往往把它与经济萧条联系起来，从而对它产生恐惧。但是从历史上看，上述两方面情况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确实发生了大萧条——即价格与产出同时剧烈下跌的危机局面，然而更多情形是，通货紧缩是由生产能力膨胀推动的，因而仅仅伴随着轻微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对最优通货膨胀率也莫衷一是。比如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论支持温和的通货紧缩，他认为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应等于名义利率的相反数，因而小于零。Akerlof等人则认为由于存在名义工资刚性，最优通货膨胀率应大于零。在二战前，价格下降是比较常见的情形。此后价格下降发生频率越来越低，现在则似乎有变多的趋向。30个国家200年的数据统计表明，通货紧缩发生频率，在1801年－1879年间是41％，1880年－1913年是37％，1914年－1949年是32％，1950年－1969年是11％，1970年－1989年是1％，1990年－2000年是4％。1914年以前的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货紧缩往往伴以经济衰退。似乎可以根据与产出的关系把通货紧缩分为好的通货紧缩和坏的通货紧缩。好的通货紧缩如1873年－1896年，1921年－1929年，温和的通货紧缩与产出的迅速增长并存。坏的通货紧缩如1837年－1843年，1919年－1921年，1937年－1938年和1948年－1949年，通货紧缩与衰退同时发生。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最为严重的坏的通货紧缩，在许多国家都发生了价格和产出的剧烈下降。伴随总供给增长超过总需求增长的通货紧缩，通常是好的通货紧缩；相反，伴随总需求增长超过总供给增长的通货紧缩，通常是坏的通货紧缩。还有第三种可能：通货紧缩是中性的，对产出没有什么影响。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两个因素对区分通货紧缩好坏类型至为关键：货币存量与产出比率和是否发生银行危机。发生银行危机会大大增加坏通货紧缩发生的概率。计量结果表明，银行危机会使好的通货紧缩发生的概率由93％下降到38％，而使坏的通货紧缩发生的概率由7％上升为62％。历史经验表明，适当的货币政策框架应针对通货膨胀环境即通货膨胀区来设计选择。中央银行应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来确定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当高通货膨胀发生时，应通过货币总量控制，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并重建可信的承诺机制来克服。处在中等通货膨胀时，由于不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利率目标和较高的利率水平是合适政策工具。在通货紧缩很严重时，大萧条的教训要求猛烈扩张货币总量，并通过财政手段处理银行危机。总之，通货紧缩并不必然是坏的，历史上的通货紧缩较多情况下属于好通货紧缩类型或无不良影响。中国目前经历的通货紧缩在一战前世界经济中比较常见。现在的通胀环境与20世纪60－90年代不同，而与更遥远的年代情形相类似。郭树清局长：中国汇率制度改革问题中国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演变，是世人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管理局郭树清局长做了题为“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和经济”的报告，下面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3年是汇率双轨制阶段；1994－1997年属于浮动汇率制阶段；此后汇率基本稳定。纵观中国汇率制度演变历史，可以发现以下基本事实特征。第一，尽管外部冲击会带来麻烦，中国的汇率制度伴随着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第二，过去10年中人民币名义汇率在升值，尽管升值幅度很小，但确实在持续升值。第三，与贸易伙伴相比，并且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人民币汇率升值更为明显。第四，1997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对亚洲地区负有承诺，我们改变了政策，使汇率浮动非常区间收窄。第五，中国从未操纵汇率，从未通过操纵汇率水平变动来获得额外经济利益。一个广为流转但稍显简单化的看法，是贸易和汇率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关系。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国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人都以此为其立论基础。但这种关系实际并不那么密切。上世纪60－70年代，德、日都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在上世纪的90年代，即便她们货币升值了，她们仍有巨额贸易顺差。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会更弱。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口的是附加值很低的产品，不仅进口原料、还大量进口半成品和资本品。中国是先进口，再出口。如果汇率发生变化，会同时影响出口和进口。第二，中国的劳动力非常便宜。在制造业，中国现行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3％。即便人民币汇率升值100％，也仅为美国的6％，仍然很有竞争力。如果是升值10％，就几乎毫无影响。第三，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离岸价格约为在海外零售价的25％。如果升值100％，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会上升25％；如果升值10％，就上升2.5％，也没有明显影响。在改革之初，汇率和贸易余额有密切联系，但后来特别是1996年之后，尽管实际汇率升值了，贸易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增长很快。所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贸易余额主要取决于国内的储蓄和投资。我要提到的下一个事实是，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差了，在长期内恶化了。似乎汇率与贸易条件有密切关系，但也缺乏解释力。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有13亿人口，无论她出口什么价格都会降低，进口的价格会上升，使贸易条件恶化。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进口更多，中国人是否会失去更多工作机会。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行业广泛。如果进口更多，会有更多项目，更多投资，更多产出，对国内就业不会有很大影响。另外汇率也与其它国家的就业无密切关系。但是汇率和产业结构可能有较密切的联系。中国在出口产品低价值，能耗高，往往是带来严重污染的产品。比如焦炭，中国是最大的焦炭生产国。汇率制度与出口产品的结构有关，也影响国内的产业结构。而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对沿海有利，对外向产业有利、对外国投资有利。这是应当认真考虑的。基本结论包括：第一，应适当评价汇率的作用和重要性。汇率是重要的，但没有那么重要。第二，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是市场导向的，这一点肯定不会改变。第三，汇率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能简单地视为人民币的币值重估。第四，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稳定不表示没有浮动，我们希望一定的浮动，但要控制易变性，控制危机。在这个领域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卢锋、赵洪春、张晓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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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含义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关系总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在过去十年中对政治和宏观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被称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这一研究是宏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交叉的边缘学科的发展，宏观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政治因素对商业循环、通货膨胀、失业、增长、预算赤字、稳定政策的管理与实施。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代理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代理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代理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代理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代理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代理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发布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右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垮台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责任编辑】董泰【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 policy convergence in atwo-partysystemwith rational voters." American 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 A.andR.Perott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growth:acritical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World 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④Alesina,A.andH. Rosenthal, "A theory of dividedgovernment,"Econometrica,1996,Vol.64,pp.1311-1341. ⑤Alesina,A.andN.Roubini,"Political cycles in OECDeconomies,"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92,Vol.59, pp66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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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学校简介
AEA年会经常有一些关于经济学教学的专题讨论，这是2000年的一次。文中提议用一个新的AD模型来讲授初级宏观经济学中的波动理论。模型之新，就体现在用货币当局行为方程代替LM曲线，从而把描述总需求的利率和实际产出关系换成通胀和实际产出关系。这体现了在初级课程中渗透最新理论进展的努力。M.Parkin:ThePrinciplesofMacroeconomicsattheMillennium文中对宏观经济学有一个初级定义，值得借鉴：本文的第二个有趣之处是简单介绍了美国的初级宏观教科书市场占有率，似乎和国人的印象不太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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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视角
宏观经济的表现是各国经济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政府政绩的主要体现,而且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理想的宏观经济表现为，在相对较短的时期，比如在一到三年内，如何使经济总量稳定增长，波动较小，失业率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下，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宏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的经济学科。因此说，宏观经济学是“实用”意义上的理论，应该通过其研究，帮助我们找到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方向，也就是说，如何应用宏观经济学来指导宏观经济管理，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抛开这种数字游戏，作者认为，应该深入研究投资，消费，政府支出，进出口分别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里，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投资对GDP的影响达到60%以上，消费的影响只有不到40%，而美国却几乎正相反。在正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投资就是指私人投资，而且这部分不受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信号引导，投资的领域也没有太多限制；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很多，而且政府投资有替代和挤出私人投资的倾向。对于这些区别，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程度的不同。量的不同造成了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因子是不同的，而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模式对经济的影响被放大，最终可能会带来质的变化。再更进一步看，以投资为例，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以目前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来看，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等耗能大户的低效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巨大，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大，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直接影响到别的行业发展和表现，而国民经济各部门复杂的相互互动，可能使作用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控制范围。同样，消费领域也是如此，消费的组成结构，消费的倾向，不同消费群体的比重，消费能力的区别对于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其的作用，可能是很不同的。这些都需要更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这实际是国民经济的形成和传导机制，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不少学者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在中国目前特定的转型过程中，有其独特之处，不应该忽略。在国内也有先行者在企业层次上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微观单位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这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认为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但宏观经济学却不研究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总量稳定间理论关系。客观地讲，政府在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也有其难处。受到现有管理体制的限制，不得已采用粗放式管理。在目前条件下，与其热衷于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做出结论，不如集中精力研究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经济区域的发展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细化在这些中观层次的协调管理，通过中观层次的微调达到整体宏观经济稳定，相信只要搞清楚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以及其影响方式、传播机理，通过控制主要变动因素的波动，就可以达到对整体波动幅度的把握。在摸索出规律后，就有希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宏观经济理论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在开放的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的，而中国的经济学也理应在转型的中国的环境中，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建立起来。也许等我国发展到具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一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两种理论体系会很好地融合，这是一个远景。但现在，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不唯书不唯上，走出适合中国自己的路。参考文献：[1]古书堂刘迎秋.论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与跳跃式发展[J].经济研究，1993,(1)。[2]唐杰宁咏.菲利普斯模型与中国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成因、趋势与政策选择的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1996,(2)。[3]唐杰聂新平.总量、结构与微观经济基础—深圳启动内需性经济增长的案例分析[J].经济研究,1999,(2)。[4]邱晓华.中国经济形势与2004年政策走向[J].经济界，2004,(1)。[5]杰佛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2~25页。[6]樊刚.抑制过热趋势—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式分析[J].经济界，2004,(1)。[7]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3，第23~30页。[8]罗长远.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机理及前景分析:一个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10)。[9]余根钱.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过热类型的变化[J].经济研究,1994,(2)。[10]余永定.尽志不至可无悔矣[J].读者,2003,(1)。[11]LawrenceR.KleinandS.Ozmucur.TheEstimationofChina'sEconomicGrowthRate[EB].http://www.icasinc.org/s2002/s2002lrk.html,2002-05-08。[12]刘树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J].经济研究,2004,(3)。作者介绍：郑磊，1970年生，男，汉族，深圳市精策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管理顾问师，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MBA，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开放经济，世界经济，企业和行业发展战略等。联系电话：13714751939EMAIL：prophd@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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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政府角色与官员理性：一个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作者】陈惠雄【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正文】 管理是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与调整，亦是对人文、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相互调适，目的皆在于维护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发展。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效的分析方法，“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注：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贝克尔所说的这种统一的解释，便是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的成本最小化与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努力。虽然人类行为不能事事于成本—收益的计较，但在管理学上确乎存在着一个管理成本最小化的管理手段选择问题。国家是凌驾于社会群体之上的一种力量，由它来维持社会秩序、协调人人、天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基于政府职责上的原因，同样是出于对管理成本最小化的考虑。显然，在管理与协调人类行为上，没有哪一个机构与组织能够象政府那样有效地起作用。 一、经济管理：对人性认识的局限与发展 经济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这是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寓意。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对管理的认识就会有多深，这是我的浅识，亦或是人本思想的另一侧面的反映。由于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因而，经济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作为经济动力的人的需要心理的管理和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行为的管理，即对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经济运行环节中的行为的约束与调整。经济管理学发展到了今天已越来越转向于对人的行为的认识与研究，然而这却是在经济学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后得来的。传统经济学中，由于对经济动力这一问题的探讨比较缺乏，因而发现不了存在于人类需要中丰富的系统结构与合理内核，也就难于注意到原本就存在于人类自身的为了实现快乐最大化与人生成本较小化而必然会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古典经济学中，欲望问题虽被涉猎，但主要是从直观的经济利益中来研判行为，其任务则主要集中解决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分配问题。与这种经济学状况相适应，鼓励竞争、反对管束的理论便成了当时经济学的主要导向，管理问题不被重视。 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进入边际分析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与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着重于对人类行为的分析，这是它对现代经济学产生和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然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如下两个关于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的：第一，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完全了解资源稀缺性并能严格遵守竞争规则、保持互惠合作关系。第二，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即认为经济人在进行经济决策时能获取所需的充分信息和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由于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和完善的理性，政府管理、制度安排、道德引导等一些规范经济人行为的管理措施就不需要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供需，并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和制度安排自然就被搁到了一边。 本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粉碎了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行调节供需并安排秩序的神话，经济学迎来了一个倡导国家干预的新时代。针对微观经济学缺陷，凯恩斯认识到，由于消费倾向、投资预期、流动偏好三个难予消除的基本心理因素的存在，毫无管理的自由放任与市场调节并不能达到供需自相调适与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由此提出了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政府定价和设置行业准入条件等措施来扩大政府调控社会经济活动权力的国家干预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实质是强调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管理与控制，并通过一系列财政、金融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显然，凯恩斯主义较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他看到了存在于单纯市场经济中的不可调和的供需矛盾与各种市场失败情形。于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传播，“无政府状态加警察”的自由放任经济逐渐消退，人类经济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有计划组织与管理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与学者所接受，政府管理经济的功能在凯恩斯革命发生后的近半个世纪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致人们看到，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受到政府计划调节与管理日益增多的“混合经济”时代。 凯恩斯主义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家干预理论建立于相对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手段的分析与运用基础之上，又适逢于社会经济运行进入需要有政府计划介入市场运作与管理的新时期，从而使他的经济学说在缓解西方国家就业矛盾、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凯恩斯主义理论却至少存在这样两个弱点：首先，凯恩斯理论一开始就把解决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作为自己的目标，使得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近利性与不彻底性。如边沁所言，人们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追求精神快乐，就业、经济增长仅仅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无止境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充分就业则肯定不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其次，国家干预理论着重于强调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管理与控制，却没有进一步从经济人有限理性上提出宏观经济管理对策。随着西方国家财政赤字的巨额增长与经济“滞胀”现象的持续化，这种不够彻底的理论，使得凯恩斯主义遇到了日益增多的麻烦。 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滥觞于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经济学中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是脱离实际的，这是导致其对现实经济生活缺乏解释力并放松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管理的最重要原因。科斯认为，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与存在于其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并认为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现实人仅仅能够达到有限的理性意识，人们很难预知一种自利行为的后果。为了减少违约、欺骗等损人利己的事件发生，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以管理与协调人们的行为，对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协调人际关系，降低交易费用，都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对经济人行为的管理问题，并把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认识，由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观念到凯恩斯主义着重于对“经济运行”过程管理的国家干预理论，发展到通过制度安排来对“经济动力”——经济人行为进行管理的新阶段。 因此，对人性——经济人理性状况的认识是经济管理问题的一个关键。由于人类经济运行中存在着无限需要与有限能力之间的永恒矛盾，这对矛盾无时不在地传递到经济运行的诸环节中，并事实上通过人们在各经济环节中的活动反映出来。即人类在生产中发生的偷懒与搭便车行为：在分配中出现贪婪与扩大分配性努力的倾向；在交换中出现欺诈与违约，等等。人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这些损人利己行为，是推动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因。 二、政府的管理角色 近半个多世纪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大增强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使得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注意到，现在的政府已很不同于几十年前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态度。惯于自由经济方式的西方人受到了政府日益增多的行为管理与制约，一种被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正在全球各国推广开来，并成为现代经济方式的时尚。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承担怎样的角色，这是经济学中经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在小农与手工业经济时代，封建朝廷主要通过直接兴办官工业来满足自身直接的需要，通过掌握盐铁等战略物资来控制财源，并通过掌握货币权和对赋税的征收与支配来最终达到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目的。在长期的短缺经济条件下，封建社会官吏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其行为便象一个既当裁判又进场抢球、与民争利的特殊球员。封建朝廷直接兴办工商业与控制财政、货币权的目的与原因，大大不同于现代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的调节与管理。然而，封建朝廷对国家经济控制与管理的强调却是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法国“皇家手工工场”一类的传统官办工业制度也一直延续到重商主义时代。 18世纪中叶，随着工场手工业与近代工厂制度的建立，先进的生产分工与生产组织制度，使得工业资本的力量迅速增长，人类经济由长期的户组织过渡到企业组织阶段。企业这样一种完全挣脱旧经济组织方式的组织载体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效率的生产分工，使人类经济进入了著名的自由竞争时代。“最好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一切放任自流”的口号成为当时最好的政策主张。于是，西方经济进入了“企业有组织、社会无政府”的自由竞争时期。在一批自由主义理论引导下，国家干预与管理经济的措施大力减少，政府由户组织经济时期直接干预并参与经济活动的特殊球员身分退到了旁观者的地位。坐观市场中厂商竞逐以尽收“渔利”，是此时期政府的主要经济行为特征。任凭市场机制的自由作用，则成为整个古典经济学时期政府行为的基本表现。 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与严重的贫富对立似乎提示着政治领袖们该从那些旁观席上走下来。于是，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欧美各国政府借助于垄断经济所带来的行业整体性与信息相对完全条件，从经济立法到金融管理，从制定价格到规定行业准入、退出条件，从财政税负的公平化调控到经济资源的效率化配置，逐渐地加大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力度与范围。政府调节与管理经济的这种趋势在经历了本世纪前30年的逐渐发展后，在二次大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得到了显著增强，政府在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中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在当今北欧，一些国家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已是相当的完备。美国等一些国家则形成了市场经济与政府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制度。而战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则在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强有力的国家调控与计划机制的引导下，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人们看到，特别是二战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已经由自由竞争时代的“旁观者”，转变为混合经济时代的全面调理各方关系的“主持人”。而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与角色也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种新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地建立起来。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政府的职能不是静止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所能做的和所应该做的事情。”（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见《经济学消息报》第230期，第3版。）而政府职能与政府角色的转变，正在对现代各国经济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工业化后发国家的政府角色与我国政府的角色转换 上述分析的是一般经济历史条件下政府角色的转变过程。确切地说，这是以发达国家经济历史的一般进程为依据的。然而，由于受经济、地理、人口、文化等因素差异的影响，使得各国的经济历史进程变得错综复杂。即便是依据正常进程发展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其政府角色与政府职能也是难于一致的。这里我们来研究工业化后发国家的政府管理角色和我国的政府角色转换问题。 我们看到，以日本为代表的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批工业化后发国家，其政府对国民经济采取的管理态度与欧美国家已有很大不同。大多数二战以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一开始便置于政府的掌握与管理之下，整个工业化进程都是在政府的金融、财政控制与行业计划的管理与引导下进行的。这其中尤以日本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为典型。日本的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二战前日本政府主要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来直接扶持经济成长，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是从50年代以后开始的。日本政府通过经济预测基础上的年度计划、中期计划（如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和长期展望与综合开发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运行，又通过被称之为“糖块加皮鞭”的行政指导来干预经济，使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了迅速发展。为什么工业化进程迟来的国家大多缩短甚至是没有了自由放任的发展阶段？这就是非一般条件下的政府角色问题。 近代工业革命发端于欧美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发动工业化面对的人口压力轻，存在着丰富的工业资源和周边大量经济势能很低的落后国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尚未提出来。使得这些国家可通过向落后国家输出“经济熵”（剩余产品及其它经济社会矛盾）、输入“负熵”（原料、能源、利润等），而达到一国经济系统的自动均衡。这些先发条件为欧美国家的自由竞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亦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与政治领袖们为适宜这种环境而奉行不干预理论与政策创造了条件。然而，工业化后发国家面临的经济环境却已是截然不同。在他们的工业化起步与起飞阶段，面对的已经是一个人口压力沉重、环境渐趋恶化、国际市场已被挤占的不利条件。在这样一种改变了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实际上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已经丧失，起码完全竞争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变得极其不利。正是这种背景条件的改变，使得后来发动工业化的国家大多借助于政府的帮助，在国家经济计划的指导与财政金融政策调节之下，展开了各自的工业化历程。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管理过程，由完全自由竞争产生的经济无序与高熵反应，将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进程变得难予持续。毫无疑义，这正是日本、东南亚国家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动实施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一开始就担当国民经济运行的主持人角色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似，中国也属于工业化起步很晚的国家。当晚清开展“洋务运动”时，西方国家已将进入垄断时代。而且，在整个近代史中，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受到内部封建势力压迫、外部资本掠夺和内战的困扰，没有理想的发展环境和机会。这种情况实际上决定了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小生产组织遍布的经济基础，极不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封建文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观念氛围。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更接近于户组织时期的短缺经济情形。因而，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传统的经济管理具有许多联系之处，这几乎是不可排除的经济基础对于经济管理手段的影响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体制下的国营工商业以及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利益活动，便是这种经济状况与政府角色混乱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条件制约。特别是90年代初期的剩余经济特征显露以后，国民财富状况的改善与大量现代企业组织的建立，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角色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经济组织条件。寻找一种合适的体制形式与政府角色成为这种经济状况下的迫切要求。从企业组织状况、信息完备性与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看，现阶段我国还远远不能具备直接经营与过多拥有国有企业的组织与运作能力。而工业化后发动国家面临的环境逼迫与我们历来的政治选择又使得我国政府不能完全根据经济的理由与欧美国家走过的道路来选择政府角色。正是这种根本上是由我国国民财富状况改善与大量现代企业组织发展形成的经济基础条件的变化，推动了政府角色与职能的转变。使我国政府由原先特殊球员的混乱角色向现代经济主持人的角色转换。从许多迹象上看，新一届政府正在下决心从过多拥有与直接经营国有企业的传统经济体制中脱身出来，向更多的利用财政金融调控手段、行业管理措施以及更多地承担公共职能的“政府主导型”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转变。“上下序而民志定”，这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制度选择。然而，由于职能惯性与角色习惯的原因，政府角色能否顺利地转变过来仍然是尚须期待与百般努力的。 四、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70年代以来，从西方国家实施政府干预政策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经济学家们大多已经看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对于实施凯恩斯主义而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与“滞胀”麻烦，西方贤哲们却是束手无策。近年来，经济学中产生了一种新自由经济学思潮和向古典复归的倾向，如果说这种向古典复归是强调经济学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本思想，自然是经济学的幸事。如果是重又产生萨伊定律偏好，这实在不是一种进步。现在，人们一般把政府干预手段的采用归因于市场失效，其实这只是一方面的理由。更深入的理由是：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企业经济制度下的一种无奈的有效制度选择。随着经济组织大型化基础上的信息完备性提高，以及人类大量公共需要的提出，使得国家在现代与未来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其职能则主要集中在满足公共需要与保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而政府职能执行的效果已远远超出经济活动本身，而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 （一）人力资源培养。人力资源稀缺是根本的资源稀缺，人生成本是根本的成本，人的差异是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是贯彻全文也是通行全人类的。因而，扶持教育与科技发展，尽可能地加强人力资源培养的投入，是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责。细考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实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把教育列为国民的三大义务之一相关。而美国联邦政府于1863年就建立了公共大学体制，政府的首要职能也是体现在促进教育方面。至于东亚诸国的迅速发展，更是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极大重视。“在东亚，大学教育促成了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促进了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是成功的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通过追求这样一种平等的政策，东亚诸国能够避免依赖那些以牺牲平等为代价的发展理论。”（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见《经济学消息报》第229期，第3版。）事实证明，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与科技水平，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 （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道路、河流、农田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政府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职能。经济学家一般从投资—收益角度来认识政府在这些方面投资的公共职能性质。其实，政府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通过道路、通讯等基本建设，为不同地区多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均等条件，并架构起政府支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体系。同时，这往往也为一些弱质产业的发展与在这些行业中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收益机会。政府通过执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重要职能，使各种资源获得了充分利用的条件，并为不同行业提供了与它们所处历史时代相适应的均等的发展机会。 （三）再分配职能。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由于人的自尊、争胜等心理，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现代人的贫穷概念更多地是来之于心理上的，来之于比较收益与比较财富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财富的总效用就越小，穷人感受的心理痛苦就越多。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越不公平，道德败坏与投机之风也将越严重，社会稳定性也将越差。由于人类是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穷人的过于窘迫的经济状况，无论对富人、穷人都没有好处。和谐的社会总是建立在收入与财富都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的。抢劫、盗窃、诈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频繁起来。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降低国民财富的总效用，而且富有阶层的财富安全性同样会受到威胁，富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要支付更多的成本，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家通过再分配把一部分收入转移支付给穷人，将使穷人减少因不能与富人同享欢乐而承受的心理痛苦，使富人减少麻烦并增加安全，使国家降低管理成本、增加社会稳定、获得公正性的声誉。因而，这无论对富人、穷人还是政府都是有利的。一种良好的再分配制度，其社会、人文、经济收益都将远远超出它的支出，这是一些国家政府一直不疲于执行此一管理职能的根本原因。 （四）资源与环境保护职能。环境也是一种资源，组成基本环境条件的光、水、气、土是人类的第一生存要素。虽然从理论上讲，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整个资源系统是无限的。但由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加上机会主义，无限的也会变得有限。空气是充足的，但你闷到水里，照样会死去。因而，无限的资源与美丽的环境只有配合于人类的十分珍爱，才能生生不灭，为人类永续利用。然而，由于受机会主义行为心理的影响，人类不仅会相互之间转移成本，以增加快乐净收益。而且，更会把成本外摊到自然环境中，引起环境污染、资源毁坏、生态失去平衡。由于大自然既缺乏人类制度保护而其自身又毫无保护力，如此，人对天的侵害比人对同类的侵害要来得更容易，人的机会主义特性也更容易显露。江浙的太湖弄脏了，专家们测算要投200亿元，太湖水质才能恢复。这200亿元就是人对自然的毫无顾忌的成本转嫁造成的。其实，太湖的环境资源和生态恶化的真正损失又岂止200亿元能够弥补！由于自然资源的公共性，生态失衡的缓慢变化与逐渐累积性，使得人类疏于察觉，便往往会变得肆无忌惮地加害于自然，直至大难临头。正是由于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这些特点，以及它对于人类经济持久、稳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保护资源与环境便成为现代各国政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与社会职能。 （五）建立一套有效的经济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合同、税负、金融、证券等经济立法与交易制度。建立这样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与制度体系，对保证公平竞争与人们各种正当权益的运用，将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为了保证公平竞争与有效使用资源，在经济立法上作了大量努力。今天西方国家人们经济生活中的比较良好的行为秩序与保护环境、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正是出现在政府作了大量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努力之后的。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动荡的金融、证券市场，较多的毁约、偷税行为，较差的环境与资源意识，除了经济基础原因外，国家对经济人行为缺乏一套有效的法律与制度管理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同时，国家还必须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以使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人们已经觉悟到，社会承受力实际上是一个痛苦承受力问题，当人的基本需要不能满足时，人们在生命受到胁迫时的自我控制防线将临界于崩溃，激烈行为便可能发生。尤其是随着国民财富这个蛋糕的渐渐变大而来的一批富有阶层的涌现，基本生命与生活需要的不予照顾，将会使贫穷阶层因遭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痛苦而变得更加难以接受。因此，建立与维持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同样是现代各国政府需要认真执行的一个重要职能与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现代政府面临的问题与任务已经大大地不同于以往。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与问题变得日益严峻的人类生存环境，使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政府的指导、管理和帮助。而随着科学进步与经济组织大型化而来的信息完备性的提高，使国家有效地管理与主持宏观经济运行变得可能。虽然，在现存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仍然主要在于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不应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然而，我们却也正在迎来一个需要政府管理而又有条件实施政府管理的经济时代。而其关键之关键的问题，仍然在于形成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形成一支公众利益至上的理性的政府官员队伍，这是摆在民族经济发展面前的一个真正成败攸关的问题。【责任编辑】王寿春【参考文献】 ①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④［美］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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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当下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 （2004年8月29日）
关于宏观经济我有几个发现别人都没说过。首先我过去是搞宏观的，那些主流的经济学家搞研讨会时经常给我发邀请，现在我给你们谈点有意思的，不谈主流了，我的真正干货都在网上了，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去。我讲的数字可以不用记，网上都有。这两年我已经不写宏观的东西因为我感到形势危急，这两年强制私有化，放开门让外国人来，中华民族和我们国家的前途危急，我没法老去做宏观的了。宏观的问题是比较浅层次的，但它不能完全脱离深层次，那我们往下讲你就可以看到深层次在哪。这个典型就说明宏观问题跟微观问题的联系，在乌有之乡的网站上有我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叫《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那里头第三部分是效率为什么不行，主流不是老讲效率吗？我就讲效率为什么不行。第一个是短期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是有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讲的，我这人是哪一个经济学派我都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讲的如果有一大批人失业的话任何提高效率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本来就有20%的人失业，你再来转轨报个50%失业这样转轨有什么意义！这西方主流早就说了你失业问题如果严重的话，那提高效率就是胡说八道。这第一个我就讲的是宏观效率，那篇文章我就不细讲了。当我今天讲的都是和那个主题连在一起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都在那上面，要查就得看《我们今天为何陷入困境》这我需要强调一下！现在我看到什么问题呢？说实话去年我个人感到有点突然，2001，02年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海文（也算主流的吧，我们都认识他）有次会上他说以前天天讲总需求不足现在怎么又讲过热了呢？（任何学过点宏观的都知道过热是总需求比总供给大)到底是不足还是过大？其实我去年就想到这个问题。确实一直到去年年初我还是用总需求不足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的，我的《我们为何陷入困境》就是讲宏观短期总需求为何不足，而且我们这真正是制度问题，总需求要从数量上很清晰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消费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都知道的消费为什么不足。像现在的改制都是制造贫富差距，有个有名的定理：贫富差距大了消费自然不足。为什么呢？因为穷人无钱消费，富人他花不完，他也不想消费。所以宏观经济有一个简单的定理如果是社会总收入不变但是发生了一个财富的转移就是从穷人到富人转移的话，相对需求应该掉一块下来，因为所有穷人都是吃光花光，现在他钱没有了，想吃都没有了。富人你给他花他也不花，消费就不足。这个我们是有数据的，任何人要看看统计年鉴就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诸如此类，投资为什么不足，政府好不容易有一点投资机会5%的回报率都让外资给抢去了，中国人还敢投资吗！诸如此类在我的《我们为什么陷入困境》中讲的，但是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有一个前提：总需求不足。但是从去年年初第一季度开始，第一季度的材料出来我吃了一惊，2003年第一季度可能比02年第一季度涨了10%多!我们从98年以后增长率基本上是7%，8%，而且到最后几年基本上都是7%。总在7%左右摆动，到8%就算很大成就。而03年一下就涨到10%点几，在任何国家经济增长提高2个百分点经济就算高度繁荣了。90年代末说美国经济高度繁荣也就是它经济增长率达到4%，5%，美国平常年景也就是3%，增长率涨了2个百分点大家就说美国经济好的不得了，高度繁荣。而我们高了2个百分点经济当然强劲增长了，这时候马上发生了辩论，说经济是不是过热了。我讲的这个就是网上说没有的，就是给大家增加点花絮！吴敬琏在03年第二季度就及早的提出了经济过热（这个我是比较赞成的）而且根源在于我们背离了谨慎的货币政策，当时还有好几派，有一派是慎言经济过热，他不敢说不过热，但是不要随便讲不过热。就像现在有的说你不要随便讲国资流失，就是他不敢说国资没有流失，而是说慎言国资流失。实际的意思你还是别讲为好，这就是有争论。后来我的师弟樊刚也是明确讲过热了，他俩是过热派。我给大家讲个花絮，根据我十几年的经验吴敬琏从来就是一个熊市派，搞股市的都知道，吴敬琏从来就是教你熊市，萧灼基，厉以宁从来就是要你牛市。宏观上也是，吴敬琏从来都是怕热不怕冷，他总是说热啦热啦赶紧穿棉袄，不信大家看看。我倒挺佩服吴敬琏的，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很有原则，要热的时候他第一个先喊，冷的时候他不说什么。从现在看他当时讲的就是对的。其实这点宏观现象是不难分析的，下面我就讲几个经验规则，很容易分析，对我来说问题在哪呢，自己要自圆其说，我02年写的《我们为什么陷入困境》就是讲经济紧缩，但现在是过热，是不是不对了？我自己认为我是正确的，今天我就主要讲这个问题，这就是开场白。第一个问题：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评价，或者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过热，如果过热，那你那篇文章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那篇文章讲效率问题讲宏观就是说总需求不足，没有讲过热。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是两个部分，首先自从03年第3季度经济已过热，而且至今仍在过热之中，这是从经济的总量上看。从经济的各个部门上看，有的部门就没有过热，这个是和我们过去很多的过热是不一样的。当然大家都很容易明白，总量大于，很多部门不大于，那个别大于的部门肯定大于得很厉害，确实这样。这一点我跟樊刚很不一样，樊刚最近讲全面过热，我说不是。但局部过热，过热的量很大，因此造成了总量过热，局部的是个别部门，有数字支持的。局部过热的部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特别像现在缺电缺煤，其根源在哪呢，实际上还是跟某个部门有关，房地产。房地产要用钢，水泥，铝，就造成了这几个部门的生产急剧增加，要用电。当然缺电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都用空调，你看上海缺电最严重的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大家都用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今天这不是我强调的，我强调的是房地产，今天我讲的所有东西都强调房地产。很明显的就是现在的钢，水泥，铝是谁拉动的，问问宝钢的就知道了，除了汽车就是房地产，而且汽车是少数，中国汽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第二个问题，尽管2003，04年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甚至开始通货膨胀型的经济过热，在主流经济学里，经济过热通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但中国经济需求小于供给的整体困境并没有改变，现在只是暂时的局部的过热。这两个说法看似矛盾，实际上是有内在的统一性，这里我不是诡辩。中国2003，04的确出现经济过热，我强调的是这次经济过热的脆弱性，很脆弱，很可能是过热一消除，经济就重新落入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之中。这个就是现在宏观经济形势上两大派极端争论的源泉。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清是研究宏观经济的，20年前85，86年的过热中我就和他争论，他说不热，我支持吴敬琏说热。现在是过热，而且过热非常脆弱，搞不好很可能上面一卡就很快掉下去了，这就好像经济在走钢丝，钢丝是个什么状态就是走在上面左右过一点都不行，左一点过热右一点过冷，没几个人能把握好。我们处在一个刀刃路径上，整个经济的波动性非常强，如果不是处在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就是处在需求大于供给的过热状态。第一个是波动性很强，第二个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趋势，求大于供的过热只是很短暂的现象，造成经济强烈波动的根源仍是我在《我们为什么陷入困境》中讲的，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为什么说当前宏观经济过热，我有两个简单的标准，是从1987年也就是我与宋国清他们的观点开始不同我真正开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以来总结的两条经验规则，这个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最有名的论文里都有，90年代我根据多年研究结果断定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每年约为9%，一直到90年代中期，甚至到98，99年根据我的分析没有任何数据能够支持说这9%变了，我还是认为增长的潜力还是9%，所以我说需求不足。有这个能力生产，企业想生产想卖，可是没人买，所以只好7%。如果实际经济增长持续超过潜在增长9%通货膨胀率就会不断升高，这是绝对的右派，是弗里德曼曲线。但是我是讲经验的事实根据支持这个结果，我根据这个东西判断中国经济百发百种，这样的增长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会陷入高通货膨胀，它标志着经济内部协调的混乱最终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降低。现在的阵线有些变了，80年代初期主张通货膨胀的时典型的右派，像萧灼基厉以宁这些人。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对的，西方主张通货膨胀的一般是比较左派温和中左的比如像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一类的，因为什么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他们老替工人着想。所以我们相信等他们这帮人原始积累差不多以后就会转向反通货膨胀，我们左派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反而会容忍一点点的通货膨胀，我们可能会变成这个局面，当然现在不能说已变成这个局面。我发现这次反对经济过热说的人的立场是相当接近我们的，宏观上有些人的阵线开始变，这个我不多说，怎么样大家拭目以待。总的来说，不管我怎么左派，我是反对长期通话膨胀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弗里德曼的意见还是对的，我不是从左翼或右翼讲就是说从整个经济或效率讲长期的持续的高通货膨胀整个经济一定拉平，没什么好处。通过我的分析到最后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热不热提出两个标准：第一个经济增长率是不是多年超过9%，第二个通货膨胀率是不是不断上升。我的判断说过热就是根据这两个指标，第一个从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按年算经济增长率都超过9%。季度指标是03年第一季度与02年第一季度比这也算一年增长，已经10点几了，如果每一个季度都十点几那么03年肯定比02年增长十点几。但是到年终发表的数字没达到10%是因为去年有个非典，当时整个生活水平大下降增长率降到6%，一下把平均数拿下来了，所以没到10%。所以我判断如果没有非典去年增长率一定在10%以上，就今年这个势头看如果不宏观调控可能也会超过10%，即使现在做了这么多宏观调控恐怕我们的增长率还是9%以上，所以第一个从增长率上看他是过热的。第二个物价总水平指标，中国物价总水平指标从90年代下半期是不断走低的，通货膨胀率不仅不提高而且是负数，就是粮食越来越便宜，衣服越来越便宜，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消费物价，一般比零售的增长率高一二个点，因为消费包括大量非零售因素比如房租水电等不是零售是消费。当然还有很多指标，现在的问题是从2003年开始各项通货膨胀指标物价消费水平指标的通货膨胀率都是一个上升趋势，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根据我的印象头些年最高的时候消费物价指数一年上涨2%点几，可是现在根据刚出来的数据可能是第二季度的消费物价指数比去年增长5%点几，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个标准，这个经验很管用，超过了10%物价很快就往上走。有人说我们不懂实际，物价上涨是粮食拉的，粮食上涨鸡蛋也上涨，和粮食有关的东西都上涨，这是偶然因素粮食歉收啊！归根结底是国际粮价上涨，咱们现在是粮食大进口国。这就是我和小韩骂的，一加入WTO关税一降，粮价肯定受国际影响很大，这是国际因素，就不能说是国内因素，说国内经济过热，但是这个反驳我早就听说了。我说不对，其实2003年涨价的不只是粮食，涨价最厉害的是钢材，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国家说钢材水泥的投资就是建钢厂建水泥厂的投资比去年增长100%，就是因为去年钢材价格大暴涨，把这个算起来物价上涨就不是偶然的，钢材上涨肯定是因为投资需求，钢用在投资上，那里不能说是农业问题，所以说这些因素说起来还是过热。现在钢材价格落下来了，但是落也没有落到去年上涨前的水平，所以总趋势还是一个长的趋势，为什么暴跌，是宏观调控。大家也都知道，确实是宏观调控起作用了。这就是我第一个回答，宏观形势就讲到这，下面要讲也是微观形势。我讲第二个是尽管宏观形势是这样，我们的宏观紧缩政策确实有危险，确实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多年的通货紧缩，不管是左派右派说现在不热的人都是有道理的，慎言过热，因为他们有一个直观，觉得很多行业还根本没热起来，销售还没怎么增加，我都碰过海南鹿龟酒的人说销售根本没有增加，很多消费品还没增加，他们怕你这一调控很多实业又冷下去了。我认为主要问题不是宏观紧缩措施的力度，很多人都说力度大。我认为主要问题在经济的结构上，这次热不是所有部门都热，你紧缩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也不是说全部都解决，实际上不能靠宏观政策，宏观政策一定是一刀切的。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西方货币政策最主要是靠利率，利率就是一刀切的，对每个行业都一样。现在要想解决问题恐怕不能靠一刀切的宏观政策，就应该对着结构下药。所以我强调中国经济问题包括过热问题就是经济波动的强烈性，过热的脆弱性都来源于真正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长远来说中国经济持续的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危险，其实由于这个才造成经济过热。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需求主要包括两大块，一个消费，一个投资。而且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政府的开支一般都分到这两个里面了，现在的统计也是这样，政府开支本来分为四大块，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进出口，现在我们谈内需问题进出口根本不影响，政府在现在的统计里已经把它看成两半了消费和投资。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在中国能查到的数据就只有这两块，这个模型最简单，一般宏观事实上都有这个规律，消费开支是很稳定的，它的增长也很稳定，波动很小。一般的认为经济的过热过冷都不是消费引起的，消费是一个基本量。经济的繁荣与萧条一般都是投资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在数学上看，投资波动的百分比一定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百分比，消费需求波动的百分比比宏观波动的百分比要小。比方说我们整个经济高增长年头和低增长年头总需求与经济的增长率差4个百分点，那么消费需求可能就差两个百分点，它要波动繁荣的时候消费可能就波动两个百分点，可是投资波动十几个百分点，这很正常。这样就说明一个问题，动态上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国家经济波动的厉害不厉害其实就看它投资波动有多大，你投资的波动有多大经济的波动就有多大。中国经济这20年来的问题就在于投资的大起大落，哪个国家能想到钢铁投资今年比去年有百分之百的增长。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上消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因素，投资是一个波动的因素。那么我跟大家讲的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波动性很强，那就是投资的问题，就是因为投资波动很厉害。第二个，投资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高，这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问题，其实懂企业的都知道投资看盈利，大家觉得盈利前景好，投资就旺盛，盈利前景不好投资就低。这个盈利前景只是个前景，它是大家想的，大家算的，大家估计的，并不是现在的。现在可能利润高可能大家都不看好，但是往往大家的认为又跟现在有关系，利润上一个百分比比如美国股市大家就会认为明年要增长10个百分比，利润前景大大的好然后投资就强劲的增长，如果今年利润比去年低两个百分点大家就认为明年要低十个百分点，人性就是这样，这凯恩斯不是乱说。我这两年来老听股评觉得凯恩斯真伟大，他们现在还在说凯恩斯说的有人气股票就上去了，主流就听不懂，主流要最优化平衡模型但没有这模型，但是我看中国股市就明白还是凯恩斯讲得对，凯恩斯就讲波动人气挡不住，由于这样投资有个内在不稳定，就是投资仅仅取决于盈利前景，盈利前景又反过来受总需求影响，总需求又主要受投资影响，逻辑推下去就是投资影响投资。大家就糊涂了，这谁决定谁，搞动态模型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典型的正反馈，过热的时候是投资多了就继续多，萧条时时投资少了就继续少。当然还有转折点，转折点就不是投资决定投资了，到哪一点转折这谁都不知道，一般情况都这样。30年前我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我看得非常清楚，所以2000年美国股市刚崩溃不久我就说现在格林斯潘开始要降息了，但是他降息也挡不住美国衰退的状态，他一直得降到一定时候到转折点，转折点这谁都不知道，起码后面是一段衰退时期。经济从一种萧条恢复的初期可能是消费方面可能是投资方面有一点增加，这个增加就增加了总需求，在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情况下就会提高赢利率，赢利率提高了一个点大家就认为要提高十个点于是就继续投资，投资拉动投资经济就起来了，高到一定时候工资就上涨原材料等也开始上涨就把利润吃掉了，到一定时候企业家看到利润不能再长了，信心就开始崩溃大家就都不投资，衰退就来了。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是投资减少减少总需求，总需求减少减少利润，利润减少减少投资，投资又减少总需求这个逻辑就下去了。这就是整个经济的活动。我是努力要做一个这样的模型，我们经济学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当时我自己相信根据我实际的经验，包括对经济理论的把握，这个百发百中，我就敢说美国经济怎么样！最后的形势很可能跟73年一样正好布什去年打伊拉克整个把形势变成73年，73年什么样？我70年代学的时候美帝国主义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然后全世界都处都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战争贩子，那时候中东冒出来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就说谁要跟以色列好我就切断他的石油供应，当时美国就说我为保证我的石油供应我有权力出兵，当时沙特态度很坚决，谁敢占领我油田我就炸掉油井，这就导致全世界油价暴涨。现在我们看看导致油价暴涨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之一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在炸掉油田。我当时就说我觉得现在形势怎么这么像1973年，我警告大家1971美国还有一次经济衰退，非常轻微的衰退，很容易就度过了，靠着联邦政府坚决地扩展总需求的政策，那时候他们已经懂凯恩斯了，但是我当时还有一个直观事还没有完，这我没有理论论证，到现在我也没有，靠的是直觉。果然73年石油一涨价西方来一个大萧条，现在我也有一个直观，美国现在衰退还没完，搞不好73年又重演，西方有名的评论家也提出这个论点，是不是73年又来了？那么中国的问题在哪呢，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我们的确的承认一点美帝国主义经济比我们优越，它现在经济很稳定因为它消费比例很高储蓄比例很低，消费比例越高越不容易过冷过热经济稳定。我们的问题是消费比例一直很低在我们的总支出里消费占不到60%非常之低。其实最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之初赵紫阳上台说我们要走一条积累率低的道路，积累率低就是投资率低，投资率低就是消费率高，积累率低一点人民得到的实惠多一点改革开放走的就是这一条路，数字上讲就是消费的比例高一点当时的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这么讲，可是实际的问题是领导的意愿再好也不会变成实际，80年代初期这个比例确实有所提高但到了1991年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由重新跌到1978年改革之初的水平，95年跌到一个新的最低点也就是比改革之初还要低，也就是我们改革来改革去又倒回去了，为什么倒过去了根源在哪在我的我们为什么陷入困境里讲的。现在上大学要收费那就不好不消费爹妈把钱存起来等儿子上大学时再用，所有的福利都取消那大伙只好把钱都攒起来所以储蓄率极高消费率极低。恰恰是这个改革路线造成这个困境。而且90年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繁荣期消费的比例低投资的比例高，繁荣时期投资的增长率高因而占的比例也高。萧条的时候消费的比例高投资的比例低。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90年代萧条的时候消费的比例都很低，消费的比例虽然有所回升但仍然很低萧条时消费比例应该高但仍然很低。而我们这次去年一开始繁荣马上消费的比例马上跌到比1993年经济萧条时还要低，完全是投资拉起来的消费太低了根本就不能拉动经济，我的困境一文已经说了是制度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下面讲投资过热的源头。过热既然是投资拉起来的那投资的源头到底是哪里？我先声明我没有做详细分析，但有一个共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承认这次投资是由于汽车及房地产投资拉起来的，当然还有几种说法，加入WTO之后出口增加，出口增加造成出口产业投资增加，这个我相信不大，因为去年有一个纺织业投资增长情况，很多人认为纺织业就是出口，但纺织业占整个投资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房地产和汽车就是源头！私下里头在中国有些事情是不让讲的，讲了人家不高兴，私下里很多部门都说其实还有各级地方政府投资，很简单就是十六大换了一届新班子上来都要搞政绩。而且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周期，政治问题引起经济周期。现在的政绩是什么呢？就是盖点高楼大厦，建点基础措施。这就是那三大项汽车，房地产，政府投资。房地产和政府投资其实是一块的，都是盖房子！你要是明白了这个，房地产投资一定会拉动水泥钢材铝等的价格暴涨，暴涨以后就有民营企业家雄心万丈说，我要建钢厂，就是有名的铁本事件，当时提出个口号是打倒宝钢，你想他要打倒宝钢那要投多少资阿！我说的第一轮好了点，第二轮投资又来了。投资拉动投资，房地产投资把钢铁水泥铝等投资都拉起来了，我就认为是这么一条链条。其实这没什么奇怪，包括西方国家投资厉害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当然我这没讲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投资增加之后消费也跟着增加，我们中国消费其实也增加了，不过美国90年代消费增加的很厉害导致经济比较稳定，往下掉也掉不动。我们中国呢？这次我看纯粹是投资。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拉动这次投资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小汽车是否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否存在泡沫？其实核心问题在这。第一个问题恐怕不用争论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纯粹是在造泡沫，我到下面一个县看，他们盖了一个大广场，没来过的人就以为他们很好，可是内蒙古的一个小穷县就盖了一个罗马式的广场，但是这个县的人就说一年的财政全进去了，这不百分之百是造泡沫嘛！下面大部分关于房地产的资料来自于杨帆，他在政法大学当经济学教授，手下有一大帮研究生帮忙。这些资料正反方都有我只给大家简要概括一下。房地产开发商的代言人们提出种种论据认为房地产业不存在泡沫，他们的说法靠不住。第一个生产和销售对比，生产是不是小于销售的。这里房地产商是有数字的，我们就看看他们是怎样玩数字的，房地产商代言人强调近年房地产的投资和销售的增长每年都是20-30%，1998年之后又6年商品房销售的增长率大于竣工的增长率所以不存在泡沫。听起来好像没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他没有讲绝对数字，实际上销售远远小于竣工面积，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就是实际完成金额，99年是4100亿元，2000年接近5000亿，01年是6300亿，02年是7790亿，03年一下达到1万亿，03年一下比02年增长了20%多，这是房地产的大跃进。再一个就是销售有两个数据，一个是销售面积，再一个是销售平均价格，一乘出来就是销售金额了。因为平均价格本来就应该是这么算的，这两个数据有，所以我乘出来了。我在我的文章里没注明啊，我只是这么写的，就是商品房的销售金额根据两个东西算：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这么算的结果，99年是两千九百多亿，就是将近三千亿。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做个比较，99年房地产投资的完成金额是四千一百亿，销售还没到三千亿，你说生产大不大于销售？2000年销售金额是将近四千亿，而我刚刚给大家念过，商品房屋的投资完成的是四千九百亿，又是大于九百亿。那么2001年我算的商品房的销售是四千八百多亿，完成投资是六千三百多亿。这就差多了，肯定是一千多亿。那么2002年销售是六千零三十多亿，而这个完成投资是七千七百九十多亿。又大于前轮，年年大于前轮。咱们看这个就明白了，你说你讲增长率有什么意义呢？这两个增长率是一样的，开头生产比销售大的话那么它就一直是生产比销售大。这个就请大家注意，我相信以后这种说法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等都是玩这个，你抓住它真正的东西。每年商平房的销售金额比同期的房地产的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小20%--30%，到底小多少，我们也没细算。我的数据反正责任在杨帆身上，他给我提供的表，而且下面都注明来源在哪。每年都小20%--30%，这就造成了每年商品房生产都大于销售。那么另外有个数据正好和另一个数据对照，这个商品房的控制面积不断增加，最近几年新完成的商品房的控制率已达到19%，对于这个问题又是有争论，房地产商没有说这个数据不对，因为世界各国算控制率是所有的房子，而我们根本就没有19%。19%怎么算呢？你把前三年销售和前三年生产，这么算正好是19%，而你每年都生产大于销售20%--30%当然控制率为19%，但是问题是这个趋势一直没改变啊，将来下去肯定有一天我们中国是15%的控制率，而国际通行的控制率是9%。所以这个问题是趋势没改变啊，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因为2003年有投资金额没销售金额，那这个统计数据怎么来？那只好这样了，因为每年都是你销售了80%，那咱就80%，就这样我估算了一个2003年的销售金额，所以我认为这个生产严重大于销售的局面不能也不应该永远问市场，那要问市场经济里出现这种现象会怎么样，我就很简单回答，下面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房价大跌，生产大大减少，然后终于有一天销售大于生产了，再慢慢把它纠回到9%的正常率上来。这是我以我对几百年的经济史的知道，百分之百是这样做的，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处理得没事都是这样的，谁要不信你就拭目以待。就像股市，我告你这么跌，包括美国那个，早晚一天总会要掉下来。因为大家都在非理性繁荣，哪天掉下来我不知道，否则我早就发财了，我到那炒股票去。就像我说你肯定要死，你说不服，不信咱瞧着。世纪数据是这样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销出去的实际上也是没购买力的。就是已经销出去的，我讲的是80%销售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数据，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已经销售出去的商品房和小汽车大部分也没有实际的经济基础，其购买者不是没有真实的购买力就是缺乏最终的消费意念。两种情况，一种人是他有消费意愿但是没购买力，但是他买到了，怎么买到很简单，贷款借钱。另一种人是他有钱他买了但是他并不想住，为什么，这就是咱们说的投资买房，就是没有消费意愿。这两种人老实说都很危险，就是对房地产市场。因为很明显，投资买房就同买股票一样，中国人买股票就是为了哪天抛出去，投资买房子一定是哪天要抛出去。你不要看你今天你销出去了，明天他叫你销不出去。明天他把房子拿出来卖的时候，房地产商的新房子就不可能卖出去了。是不是？他投资买房图的是什么？他和我不一样，我买房我声明，我其实有点钱的，但你别涨价哦，钱不在我手里。我不管他房地产怎么的，我买房是要住，这不存在盈亏的问题。其实我这也是对社会好，它一定不会对将来造成压力，我是为了住不是为了抛出去，到了将来穷得没饭吃了，那我当然得把房子卖出去换饭吃，否则我就住下去了。这一阵投资买房的人绝对将来就是打垮你股市，就像现在炒买炒卖股票，它今天买进去是为了将来卖出去。所以今天他把股票拉高了，明天就把股市打下去了，房子也一样。现在我就讲这两种人。听众插问：像现在我们买房，房租也是很重要的收入，但是我们买股票但分股红还是占得不多的。这是不是一个的问题？对不起老实说我还没仔细想，但是一般来说在均衡的情况下房租的收入和房价有一个正当的比例关系的，凡房租问题我没有研究，但是总的来想我是这么来说的，如果房子供给过剩的话房租将来也是要跌的。当然我这个问题也没有想，我承认你讲的，这是我的一个疏漏，很感谢你。有兴趣的人可以往下研究，甚至可以说你有能耐可以把我的论点全部推翻，那是你最大的成就。我现在讲的是假设没有房租收入这一层。那么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没有真实购买力的问题。其实，我现在就把结论给大家说，2003年的这次繁荣，其实就是贷款买房贷出来的繁荣。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数据能告诉我们，这是我最伟大的发现，现实中是有的，他们没想到去看这个数据，什么数据呢？银行业能告诉我，我们从1998年几大银行才开始搞消费信贷，而中国消费信贷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消费信用卡你去买面包也行，中国的消费信贷基本上就两项可以压的东西∶汽车和房子。你想98年开办时他能办多少，到2001年和2002年他才开始大办，2003年我们就来了一个汽车和房地产的销售高峰，从而造成了这个房地产的投资高峰。里头有没有必然联系？我下面就给你数据，有必然联系，很清楚。其实就是银行的问题到了，银行在那放消费信贷，然后人们拿了消费信贷买汽车买房子，这就产生了繁荣。我觉得这不夸大其词，为什么？我们看这个数据，就这个消费信贷，1998年之后，我国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开展人民币消费贷款业务，这种贷款主要用于个人购买小汽车和商品房。我下面念的是统计指标，是我跟业内人士要的。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余额是个存量，2002年底12月31号，是这么一个存量——2001年底时是6990.25亿元，2002年底就长到10669.20亿元，2003年是15732.59亿元，2004年5月末，17556.22亿元。我们说的这个余额就是经济学家通常算好的，就能算一年贷款余额增加了多少。那么很明显就是说，这个贷款余额的增加肯定是整个贷款的增加，而且贷款的增加要大于这个额，因为什么呢？因为余额中还有收回再贷的这个部分，这个我们在这里是看不到的。我就讲这个贷款余额的增加那是这一年发放的贷款至少这一年新发这么多贷款。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那么我们根据这几个数据算一算一年新发多少贷款，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也就是每年新增的贷款额是多少呢，2002年是增加了3800亿，就把2002年年底减去2001年年底，这就是一年新增的贷款，3800亿，那肯定是新发的贷款，它过去没贷出来，现在贷出来了。2003年增加了5000亿，而2004年前5个月增加1800亿，那么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这种系数的增加给私人汽车和商品房的购买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还有每年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的增加量其实就是当年购买私人汽车和商品房的一笔主要资金，是私人汽车和商品房销售金额中不由个人自己出资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没钱，你贷了款再来买。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2000年仅比1999年增加了不到900亿元。我所讲的是投资增加额，2001年和2002年分别比上一年增加1400亿元。这个原因在哪，我相信就是贷款贷的，它为什么投资在2000年少呢？那个贷款还没大规模铺开呢！所以这个房子不好销售，房子不好销售开发商也就不敢多干。那么后来这个贷款慢慢铺开了，这个销售比较好了，销售增长了，且这个开发商销售增长了25%，投资就一定增加25%。他们就这么简单的逻辑，不管总是在那过剩的，结果呢，1400亿！这是投资的增加。就讲投资的绝对量，很简单一个数，我给大家念吧。2002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完成金额7790.9亿元，商品房的销售金额6031.9亿元，商品房销售金额不到商品房开发投资实际完成金额的80%。200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完成金额达到10106亿元，但是我查不到销售金额,那么我按80%计算，商品房的销售金额为8000亿元。再加上估计约为3000亿元的小汽车消费金额，总共2003年商品房销售和小汽车加起来不到11000亿元。而这一年光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就增加了5000亿，这5000亿肯定是增加了5000亿贷款，但有些人说实际的贷款额超过5000亿，因为有一部分是收回再贷的。但收回再贷我不算了，因为收回再贷那是有钱，有了钱换了你你才收回，然后你再贷，这也算是有个人资金了，从个人来说不是个人的，但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可以抵掉。我们就说这5000亿就行，那头是11000亿的销售，我这头是5000亿的贷款，你说这商品房和汽车是靠什么卖出去的！一般的资金就是纯粹的消费贷款，这个数字摆在这儿，这就是我的伟大发现。他们谁都没想到把这两个数据比一比，一比就清楚了！5000亿的贷款买了11000亿的，而且银行是明确的，你得拿汽车和房子抵押，你拿了我贷款一定得去买这个。所以肯定这11000亿销售的有5000亿是贷款的,那么本来很多房地产商会诡辩,所以这市场经济很正常,我今天借了明天还。我还得上就行，你管我干嘛？你一半，别说一半就是百分之百都没事，我明天还。但是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们是还不了的。我先拿一个宏观的数字，微观的数字不用我问，你们自己问问，你们认识的那些人，他买了多大的房子，他的月供是多大，算算他未来的预期收入，看他还得上还不上。我们所有一位老兄，上香港去了，买了房子，他告诉我，他月供四千，我们所的工资收入是两千，而我现在收入是三到四千，没到四千。他是刚进所的，咱们这条制度他肯定挣得比我少得多，我不用问，他肯定超不过两千的。那他说他老婆工作，他老婆在律师事务所，但他自己明确说是四千，那他俩合起来一定是六千。你月供四千，我说你不吃饭了，剩下两千块钱。西方国家就是买房，他是占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说我买房子的话，月供占我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我月供四千的话，我收入应该一万二。你买那么大一个房子住得好像很舒服，那剩两千块钱，你说两千块钱能干什么！他两口人不是说一口人，而且他老婆可能要生孩子了，他不是像农民打工，打工他一个月两千过得很快乐，农民要是给他一个月两千他收入多高。可是他不是这个水平，但是他说，我告诉你，据我知道，就在我们那个银行分支机构里贷款的那些人，我还是最有还债能力的，他们那些都是那么七骗八骗，一问他的工作他还得了吗！好，贷款买车买房在市场经济中，用未来收入换现在消费行为本来不会有什么不正常，但我们目前贷款买车买房有几大问题，问题在于什么？贷款买车买房者将来极可能没有足够的收入还贷，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住宅价格的中位数与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之比合理比例专家认为在三比一到四比一之间，这种房价与收入之比你们自己也想一想这个还贷的模式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形成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最优的比例。这是西方国家稳定的房地产市场能保证将来大家能够很好还债的比例。肯定是这么一个最优的比例，这点我倒相信，这种房价与收入之比是能够保证以未来收入归还买房贷款的。而我国大部分城市目前价格中位数与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之比是八比一到十五比一，你再有收入不至于到这个样子吧，这显然不能保证绝大部分贷款买房者以未来收入归还买房贷款。我们已经听到了数不清的事例说明许多贷款买房者的月供水平大大超出他们未来预期的收入。房地产商为什么不紧缩？这个我不敢说，但我做过模型，未来不确定情况下，他们认为以后通货膨胀，他的房子会上涨，昨天余宏斌还跟我说，那个北京最有名的房地产商潘施义他说价格肯定要涨，他可能心里就这样想，他们不是那种死观点，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我到了事情就办得成，就像吴敬连他造了往下的，他就能造得成。听众插话：还有房地产商也是从银行贷款的，也未必都能还得起呀！你讲得很好，正好是两个贷款，我只讲了一个贷款，是买房子人的贷款，没讲卖房子人的贷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卖房子人也贷款，中国最危险就在这儿啊，全拿着贷款在玩。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将来出现普遍还不起贷款的情况，银行将不能偿还贷款者的住房大量拍卖，就必然会引起住房价格大跌，和银行不良资产上升。这就有可能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原因，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么开始的。那年我注意，泰国开始房地产泡沫破灭，我就说开始了，你说东南亚好，这会咱们讨论怎么好吧，果然开始了，开始资金外流，然后才开始打泰虎，就是什么老虎资金，为什么呢？你要当老虎基金，你就得明白我这一套，我一看房地产开始破灭了，我知道泰国的神话要破灭了，很多人对泰国会丧失信心的，资金要往外流了。这个时候是投机的最好时候，你泰国政府还想维持汇率，老子把你打掉，打掉了是为了自己赚钱，怎么赚得问搞金融的，反正我赚出钱来了，然后我开始攻击，人家不是说你好好的在那我就攻击，是看你这个漏斗快要倒了我再加根稻草，别看我就一根稻草，我一根稻草压倒你。然后当然也有我的好处，我要赚钱，然后我得一借一还赚一大笔，具体操作我不说得清，但就是这个思路。我是断定你比如英磅已经不行了，马上就要倒了，但是你英国政府还在硬撑着，就差有谁最后踹一脚了，那我来踹一脚，踹倒你我才罢休。什么时候房地产不行了，我心里都有这套宏观的数，没有这套宏观的数就不行。我警告你们，你没有这套宏观研究别去学索罗斯，人家索罗斯是大手笔，这套东西他是明白的。现在很多银行的人，我问他们，说你这个房地产贷款增加这么快，为什么？银行说，第一个，我现在资金很过剩，我往哪儿贷呢？房地产是最保险的，因为我贷出了一百万，就有一百万的抵押在那，将来他还不上我把房子收回来，卖出去不就变现钱了。我说对，就一个银行讲都是正确的，一个一个讲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中国所有银行加在一起讲你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有一天，很紧急的大批量的不能还贷的收回，集中在哪几年里，整个就会跌。我不是危言耸听，香港大批生产用地是负资产，因为当时认为房子还会涨价，然后贷款买了，怎么是负资产呢？就是负债大于资产。本来它应该是平的，我借了一百万，房价一百万，绝对不会负资产。可是现在恰恰倒霉，房子跌了一半价。那我就负债一百万，资产五十万，这叫负资产。香港去年七一大游行，我们所里知情的说那都是负资产，这个房地产价格暴跌，跌得中产阶级就是那些借钱买房的都变成负资产族了！我说老实话，我以一个经济学家名义保证，这是真不能怪国家。从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就没好过，那就是起来啊，那有什么办法！他这房子就完蛋了，这是真不能怪国家，当然董建华也不是没有错误，我认为我们在香港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就是过多地考虑房地产商的利益。希望靠少数房地产商和大商人争取香港民心，结果他们弄倒了，其实香港多数人最恨的就是这些大资产家，包括那些小资产家也恨大资产家，大房地产商。结果呢，我们认为靠这些大资产家就是三个代表了，其实恰恰是三个不代表。结果导致现在中央非常难处理，造成中央和香港民主派很对立的局面。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就是很多买房人没有实际购买力。而且我也不相信他将来是还得上的，就你这个房价和收入的比例，我是不相信的。第二个是没有消费意愿的购买力，就是有名的温州炒房团，我相信他们是有资金的，有人说他们很多资金是借的。但是我知道温州人借钱是稳健的，银行对他的贷款也不算高，你有一百块钱我再借你一百块，那起码有一半资金是自己的。但是他们往往是投资买房，而且就是想炒作，而且也不是像这位先生说的出租，那就是极大的威胁，他根本不想消费。他今天给你解决销售问题，明天给你加重销售问题。因为他明天要拿出来卖的，他和我不一样，我今天给你解决了就永远给你解决了。当然这个房子有多少，我们也无法统计，只能根据经验估计，杨帆提出一个大胆的估计，他说我相信自己出钱的人有一半是投资买房，按他的估计，一半资金是银行贷款，另一半是自己的资金，杨帆认为有一半是投资买房，那么你只有四分之一是真正销售出去的。这就是虚假过热，热是热，房地产热。但这都全是沙滩上的，都是借钱借出来的，或者是想倒卖出去的，这就是危险的地方。而别的行业没有，那么一旦除去这些购买者没有真实购买力或者牺牲消费意愿购买就会特别醒目地暴露出小汽车特别是商品房真正的销售极度小于其生产，你说把这四分之三扣掉了生产和销售到底是什么关系。更为要命的是，那些没有真实购买力或消费意愿的购买者将来还会使他们购买的住宅再度出现在住宅市场上销售。那为保证他的数学模型呢，你就假设一个模型算算，将来再出售，这帮人还不起钱了，让银行把你收起来再拿出去出售，然后那些投资买房的人一看，哟，房假不再涨了，赶快出手啊。因为他投资买房不是住啊。那他们要是一窝蜂地都再去卖，你说房市是个什么样子！那就极大增加未来住宅供大于求的压力，那时候整个经济极可能陷入金融危机和萧条，这最有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呢？就是经济增长由于某种原因而放慢由此引起收入增长的放慢。这就是我回答你的问题，其实你那个同学最大的希望在哪，经济增长快，就整体概率来说收入增长会快，我是没有还债能力，但十年以后四千元的工资我变成一万元的工资，两千块钱有什么问题？没有最终消费者，最终消费者是谁啊？我问你股票的最终消费者是谁？没有最终消费者它一定完蛋，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规则，大家只要知道这种模式是极端危险的模式，就是肯定是不可持续，这个我给你打保票。那么我现在讲讲未来可能引起的危机是什么呢？经济增长由于某种原因而放慢由此引起收入增长的放慢，收入增长的放慢使本来能够还得起贷款的人还不上了。还不上了那很简单，要按西方国家的规则都是按法律办事，这会法律办事可不是好事，银行就把你收回来了，完了他要拍卖了。那么没有买房子的净是卖房子的，你说房市会什么样子。大批贷款买房者不能还贷，那么最后是拍卖住宅还贷使住宅价格下降，下面就下一轮开始了，引起投资买房者的恐慌，那他也肯定要往外抛了，不割肉也得割肉，就怕割肉，他一割肉不就更完了吗。投资买房者投资买房者恐慌性抛售住宅，那么住宅建设当然会萎缩，由此引起原材料价格下跌，会使原材料产业乃至整个经济萧条，正是估计到这个全部全景，我们才说现在的经济过热很脆弱，你要现在掐可能现在就出问题.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境下，你不让房地产热，咱们就是整个一个萧条，你要知道就是这么危险，极其危险，那总的来说应该把2003年的宏观形势概括为一句话：结构因素造成的宏观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过热是由个别部门引起的。他现在确实有扩大，就是扩大到钢铁部门，但是这个产业链是很清楚的，没有房地产他钢铁不会热的，它并没有造成所有部门的求大于供，其他许多生产部门依然感到消费需求不旺。我对最后一句话没有很强的事实依据，因为我没查数据。但是我讲的宏观数据，就是9%的宏观数据是经验，应该是没有错的。那下面我讲的是我关心的问题，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银行如此大量地发放消费贷款？而不象工商业贷款，因我的说法，应该收紧消费信贷，当然你们这里青年人居多，肯定很多人又要骂我，就像货币问题要杀掉我和吴敬连。为什么我刚想买房子你就要收紧，你不是就不让我们住房子嘛！不是，我是想你看我已经给大家把整个形势描绘得很清楚了，按这么发展下去谁也没好处。早碰壁比晚碰壁强，早碰壁牺牲的是少数，晚碰壁大家都牺牲。我就这么个逻辑，对不对大家可以争论。这是第一个，可是不发放消费贷款，银行有这个问题，你到底要干什么，那么按我们说还是有一大部分在工商业贷款。决不能说我们现在工商业里的资本已经过剩了，这个是任何人都不敢说的，统计局里的文件说，我国人均资本是多少，美国人均资本是多少，谁敢说我们的投资过剩了，你要达到美国的富裕，那你的人均资本就要达到美国的水准，咱们现在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贷？那是有钱的个人特别是温州那些人，他们都是做工商业起来的，他现在不做工商业了，做房地产了。那些人不做大投资商，一家人买一套，因为他就那么点钱几十万，辛辛苦苦工商业做的，人家很简单，我是来挣钱。所以现在有的报纸也说嘛，这个温州人是市场经济逻辑，工商业不挣钱，房地产挣钱，我当然买房地产了。那么为什么？我写的《我们今日为什么陷入困境》，主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那里我做了详细分析，说明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缺乏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银行为什么不贷啊？可能咱们银行体制有很多问题，但是银行要相信你这个投资肯定能收回贷款，它还是肯贷的。那我就不相信你能收回，所以不贷了，有风险啊。房子没风险，他就那种逻辑，我贷你一百万，房子在那摆着呢！那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我贷什么！温州人更是很清楚，他自己讲，我不敢投资，跨国公司来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大企业我们不敢做，做不了。小东西我们又上不去，总之一句话：不能做！不能做钱拿了干什么，人家温州人有头脑，钱拿了还是要收利，那就做房地产，哪挣钱多，他认为房地产比工商业挣钱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的危机。所以说我们今天缺的是什么？投资机会，缺投资机会的根本原因在哪？在产品市场！搞企业都知道，我这个产品销售好，我这个投资就是有回报，所以说今天最缺的不是资金，是投资机会，是资金的需求不是资金的供给。而我和韩德强一再讲，多少次到这来讲的都是这个。我们的政策是反其道而行之，牺牲我们的产品市场，牺牲我们的投资机会，外资越多越好。东北到什么情况？我东北老乡告诉我，各地指标，政绩是引进多少外资，我说完不成政绩怎么办？好，没有投资机会我捏造一个投资机会，我保证你一定赚钱，那当然了，能赚钱的都给外资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要说国有资金，民营资金也没地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这叫南辕北辙。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而对外国产品开发本国市场，鼓励外商投资，你想想这是在干什么，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剧这个困难。在如此优势的外资毫无阻碍地夺走那么多有利的投资机会的背景下，本国银行和个人资金不敢再流入工商业而流入房地产，这本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日本的泡沫经济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日本经济五六十年代高速增长，七十年代还增长相当高，为什么？投资也是有利可图的，到了八十年代开始出现资金过热，过剩，不知道往哪投资了。才大量进入房地产，买下全世界，造成日本经济大泡沫。那其实背后是什么？工商业的利润下降，无利可图，问题是我们中国还没有到日本这个地步，因为日本到八十年代已经到了世界第一的产业水平，汽车打到美国，八十年代，日本汽车把美国市场全占领了。你中国到这地步了吗？你绝对不能说你的工商业投资已经够了，为什么造成现在这样？我们的政策要负很大责任，大量资金流向购买房产这本来是长期中宏观总需求小于供给的产物，这就是辩证法，本来是需求小于供给而因为产品市场不足，然后就不敢投资了，不投资总需求当然不足了，总需求不足又进一步造成不足，然后过剩资金怎么办，买房子去。但他结果反而套过来过热，总需求不足又变成总需求过强。这是投机造成的过热，就像股市一时热，所以说一打马上掉，就像中国股市，我和吴敬连有一点相同，认为中国股市需热，我和吴敬连有一点不同，我不敢打，我每次都知道，只要你一打就起不来，起不来到最后就很惨，很惨以后，政府就得出来救助，有时侯真不能怪政府，你说他老跌我也不愿意他老跌，他毕竟不是一个好事，他一跌就起不来了。就是基本问题没解决，其实他本来就不该往上涨，因为它股市股票的价格取决于每股的回报，他的回报不足本来就是很低价的市场，但偏偏是很低价的市场它就炒出这些事来，它炒出过高的价格，中国现在宏观就是这么怪。现在短期内拉动的房地产以至其他部门投资，造成短期经济过热，只不过这个过热极其脆弱，因为拉动他的是没有可靠资金支持的泡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这个过热极其脆弱，很可能过热一消除，经济就落入总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境下，整个经济波动性很强，你想不往左边掉就马上往右边掉下去了，你想不往右边掉就马上往左边掉下去了。咱们时时刻刻要掉下去，不是往左边掉就是往右边掉，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大道上。整个经济波动性很强，如果不是处于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就会马上处于总需求大于生产潜力的过热状态。而且整个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趋势，因为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求大于供的过热是很短暂的现象，造成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我在《我们今日为什么陷入困境》做了详细说明。那我最后附带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骂房地产商，十几年来房地产商成了暴富阶层的主体，现在有个统计，现有中国100位最富豪有50位全部或部分涉及房地产，很多暴富的就是靠房地产开发而掘得第一桶金，这个我比你们有资格因为我岁数大，知道第一桶金是怎么掘得的，今天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力量之大，口气之大，国务院不在话下，好像国务院要受他指挥，所以我现在就要和他比口气，你比国务院还大，那我比你还大，就这么回事，谁怕谁啊。他们力量之大，足以在2003年阻挠中央银行限制对房地产业限制贷款的举措。我这里要强调啊，这是对供给方的贷款，我刚刚强调的是需求方，是买房子人的贷款，而实际上供给方房地产商的贷款早就应该掐死了，你卖不出去，我给你贷个屁款。需求方还有点道理，供给方是纯数混蛋的贷款，他们都这么暴富了，既然他这么有钱就让他自己投去，你给他贷什么款啊！2003年中央银行限制对房地产贷款，他们能抬出一个所谓国务院文件来对抗，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说是百日维新的失败，说是中央银行发了一个文件限制贷款，然后过了一百天，国务院，人家说国务院大还是你中央银行大，在中国肯定是，在外国不一定，国务院文件说还要发展房地产，当时房地产商就说，这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余永定是很温和的人，绝对不是我们左派的人，那时候他就打电话跟我说，非常气愤地说，这帮人简直就是混蛋，中国还有没有王法！宏观调控还能不能搞，因为他是搞宏观的，说中国的政策谁指挥，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他问我，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党中央的官你比我认识得多，你去问问他们，国务院怎么出的这个文件，我不知道。但是据我知道，有一点可以保证，钱起作用了。为什么呢，我没有证据，我讲点别的事，我家搬家的时候，这个雇的司机，他说我过去是给某某老板开车的，我相信这个司机没对我说假话，他说假话干什么。我问你这老板做什么？做传销，我说那传销违法的啊！我99年搬家，他说我那老板就有那本事，弄下批文，允许他干。我说他怎么搞的？他说，到中南海去。我说你说话可得有证据。他说我开车亲自送去的。人家说出来了，我相信这个司机没对我说假话，没留名噢。中国很多事啊，你花钱，不一定是领导这个人，因为我也进过中南海，重要的是那些秘书，秘书怎么说通，那很简单。秘书把这文件送上去，这是领导程序，我见过，召见过我，到时候秘书给你说几句话，就像家里老婆对你说几句话，那比谁都管用。那就是象太监那么顶用，这都是我猜测，没有事实，是一小人之心比君子噢。这个小人就是我讲的那些事，我比他们那些君子。可能是这样，因为中国以后发生的一些事黑道超出我的想象，我现在只好这样讲，所以说我不是说某一个领导，而是那些秘书，能量大得很。但是我不客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老实说比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好处，我们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随便讲的危险还是比较小。刘勇去年脑袋不是掉了吗？去年我就给韩德强打电话，我们一定要把刘勇脑袋弄下来。发动全体股民攻击，就是那沈阳的刘勇，无法无天，就是黑社会和房地产结合的。为了开发东西，他打死人。下面就是骂房地产集团了，但是这个利益集团最近两年的种种表演已经暴露出他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本性。第一个，他一贯反对必要的宏观经济紧缩，在1993年那一轮经济过热中，房地产商们就充当了主力，我的话不正确之处是那时他还不是房地产商呢，是空手套白狼呢，好多人都是我的同学，那一下子暴富，他们是反对那一轮宏观控制的中坚。很多反动都是他们挑起来的，对此我在“左氏风波”中早有披露。朱镕基召见我就是因为我要宏观控制，大骂这帮人。所以我跟他们结了梁子了，巴结他们也没用，我十年前就有仇，所以现在也别说什么好话，我是走到这条路上回不来了。今日这个利益集团又动员起来，去年这个百日维新是典型的，反对宏观紧缩，又一次重演了为了自己私利将中国人民拖入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的企图。第二个，他掠夺了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为己有，并制造了贫富分化尖锐的社会问题，今日中国的房地产商主要的经营动机，他不是商人，不是资本家，资本家讲，西方讲是求利，利是我经营中满足消费者需求得利，他们是寻租，他们主要的经营动机决不在盖房子寻求合理利润，盖房子要赚钱，这是对的。而是要。北京的房子凭什么卖到一万多块钱，你去问问，盖房子的成本，再好的房子，一千多块钱肯定下来，我听人说，一般说八百块就下来了。那为什么能卖到八千多块，这不能怪房地产商，这个还是因为有需求，因为他在北京市中心，越到城市中心，这个人口密度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方，房子价格越高，为什么？好做买卖啊，所以十年前我就说最希望党中央在王府井给我批上100平米，我马上暴富，王府井那寸土寸金，我不干别的，我就租出去，拿现钱来，不拿现钱不租，保证暴富。这是包括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你们想想他们开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地租拿到手里，把农民的地租拿到手里，特别城市地租都拿到手里，其实他们不是为了盖房子那点利润。其实问题恰恰在于所有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城市及其他地租基本上已通过种种途径变成了政府的收入。今年年初，一个博士生在波斯顿学院做的论文就是这个，能不能完全靠城市地租来维持政府的开支，美国经济学家就在研究这个。就是说北京市不收别的税了，只收地租，最后经济学家论证靠这个地租足以维持北京市的政府开支，包括公共工程。当然他论证能不能成立，但至少很多经济学家直觉来说这个论证是正确的，基本上数学上能够证出来。就是说把地租收来，北京市就别收其他税了，你那些所有城市建设都解决了。可是我们这块给了谁，我们那些人富，经济学家分析，那些富从哪儿来，那就是从那个地租来。当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做种种思考，这正是我讲的，因为我看过这篇论文，把城市土地地租全部变为政府收入，以造福于全民，这是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干的，那你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怎么干！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用尽一切手段和政府官员勾结，将农民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城市的地租变为自己的暴富的源泉，都一味地掠夺中国人民财富，他们这种做法不仅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增长的主要好处都收到房地产商手中，通过这少数人暴富，极大加剧中国贫富分化，而且严重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近几年中国严重的社会冲突大部分来自于向农民强制征地，让城市居民强制拆迁。说去年底说，第一大上访就是拆迁和征地，那么政府拆迁征地为了什么？很简单就两条，要不就是我自己要盖高楼大厦，这是好的，他毕竟是为公。更多的都包给房地产商了，那不就是把地租给了他们了。结果导致什么呢，为什么抵抗这么大？因为在北京，小商小贩包括那些居民户，这么点门帘租出去，每年就十来万，这个当然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剥削收入，但是他是小资产阶级剥削收入，他的房子很挤，他就把这一块划出来租。你现在一拆迁掉了，我给你补偿，一般最后二十万补偿，二十万补偿是这块地方永远没有了。你就是算算回报率，你就知道人家吃了多大的亏。这很简单，一年十万，把他资本化，做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资本化是多少万，你等于把人家财产拿走了。是不是不应该拿，美国是拿的，美国他收税，日本都是，你在那个地方的房租政府收的税极高，就是把你的地租变政府的。而人家有个理由，政府收取了给全民服务。我们中国给了谁了？我们中国还不是弄给了房地产商了，其实这话很简单，把他们的财产没收了，归了李嘉成了。李嘉成就是靠房地产吃饭的，所以我认为第一最好的解决就是美国和日本的解决办法，尽可能把地租拿在政府手里，通过税收手段。如果不弄这个，起码归给小资产阶级，也比归那些大资本家强，那是一百个人分，你一个人分你贡献什么了！说他是先进生产了，他代表什么先进生产力了！他盖几个破房子就成先进生产力了？我说中国经济不发达，是因为中国有钱人都搞房地产，就冯巩那个，我到处都学，香港那些土财主有什么了不起，就知道花钱买地，喝点早茶，他别的不会干，他汽车造出来了吗？就是公共汽车他造出来了吗？不用说航天飞机他造出来没有。你说美国资本家，人家福特搞一生产线。咱说美国资本家，就说福特，人家福特搞一个生产线，那叫先进生产力。你造那几个破房子，那叫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生产力？中国一直不缺这“先进生产力”。两千年以前，有钱人就在买地买房子。是不是？所以俗话说，中国人就花钱买地喝点早茶。所以，香港现在上不去，人均两万美元就不行，因为它没有先进生产力。香港的主要问题在这儿。回头我一想，万恶之源是房地产商。近几年中国社会冲突大部分来自于向农民强制征地。我这有事实根据。你到中央信访办问问，都什么人来上访。强制征地，这些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房地产开发商追求最大利润的贪婪目的。其背后，其实都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黑手在运作。到底怎么运作？我也不清楚，反正是黑箱操作。不仅如此，房地产开发商们还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住宅业主们的利益。现在我天天看。因为我现在也是业主啊，我怕，我真怕他。这家的给你玩个什么手段，你上了当，都不知道怎么，钱交出来了，房子买不来。这事，我挺害怕，我也想买房子。我怕我钱交出来房子买不来。那你说，这谁干的？那不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干的么？这事多了，我就不举例子。你随便翻，报上有的是。所以说就是他害的。这头害被拆迁的，那头害买他房子的业主。反正所有的冲突，都是他们造成的。房地产开发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住宅业主们的利益，造成城市中无数有关房地产的控诉，甚至有业主挨打的。对于我的证据，很简单，你们上网上去搜。所有这些有关的，我相信可以一两本书。所以我说的绝对事实根据的，可以说房地产商现在是中国的万恶之源。所有社会冲突都是他们造成的。第三个，房地产商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给整个（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浪费对中国发展极为重要、极为宝贵的资金。我们中国不是资金过剩的，这个我告诉你们。那些老板说，美国人均资本多少，中国人均多少，你说中国缺不缺资金。我说，缺资金。他说，那就引进外资。我说，你别理他，关键是你自己身上那点还没用完呢，你在海南卖了多少楼，你在北京卖了多少楼。1992年那一轮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实际损失到底是百亿还是千亿？现在无法确定，但肯定不是个小数。肯定几百亿打不住！你看海南到现在烂子也留着那。肯定不是小数。搁置十几年无数烂子是正常的。这次房地产泡沫到底造成多少损失？我们拭目以待。我现在不敢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不及早制止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这次损失绝对不会小于上次。我敢打这个保票。要说的另一个问题，就和这个有关。我要说最后两个问题。主张依附性发展道路的人——林毅夫和江晓娟，总是说，搞自主知识产权是赔钱的，中国没有资金发展自主秘密产业和自主高知识产业。是啊，就怕联想。你把这事联想到一块，就明白了。这次我集中讲了半天，就讲中国资金过剩。不过剩，它不会往房地产这么流的。这些人本来都是做实业的，他们股票都不少。这就是说资金过剩。现在都知道，开发高科技是最赚钱的。美国人都这么往里投呢。而且你们这么多大学里都是学这个高科技的，——如果你们不学高科技，毕业以后干什么？你们都是理工科的。这就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其实，看一下现在房地产泡沫和浪费，就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荒谬。长期建设房地产浪费的资金，够搞多少个高科技项目。我给你一千亿，你算算，就是他再贪污，能搞出多少高科技项目。为什么可以在卖不出的房子上投入上千亿，就不用五个亿造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来？告诉你们，我们呼吁了好几年，上海的上飞就不错，八五年飞到那儿，现在还没定型。就给五个亿，就还再造出一架，我们自己知识产权都有啊。这些人就这么缺钱，这五亿都白扔了！哎，你房地产商几百亿都能白扔！而且现在他们什么样都有！还市场经济必然呢，发展高科技就不必然了？这帮人就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为什么卖个房子就几千亿，就拿不出五个亿来？你给我说出五个亿来，我给你拿出两架飞机来，我们自主开发的“运十”，国际先进水平！说到赔钱，那你这赔了多少钱？说到投资拉动总需求，难道用高科技拉动总需求不是对发展更有利吗？真正懂得经济增长关键因素（我现在还在家里做增长），都是讲人力资本、技术。反正一句话，你们掌握了技术，你们就富啦！把钱赔在中国人买不起的房地产上，就会给中国留下一堆金融不良资产；把钱赔在高科技产业、战略产业上，不仅能保证国家安全，而且能发展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资本利润率、工人工资，使中国得到根本发展。人均产值、资本利润率、工人工资，现在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说经济增长主要都是靠你掌握的技术。那你就有钱盖房子，没钱搞技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做法。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现在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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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QEM何新华
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存短期负面效应(转贴） 由于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业已超过30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自2002年2月起美元对欧元和其它主要工业国家货币持续贬值，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也在相应贬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外有关人民币具体低估幅度的看法较多，其中以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胡祖六的估计值最大，约为15％。近来，国外不少经济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纷纷提出中国应对人民币重新估值，某些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甚至指责人民币弱势是向世界，尤其是向日本输出通货紧缩。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人民币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 在进出口贸易总额同GDP之比已达50％的今天，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目前已发表的文献尚无法就这些问题得出量化的回答。本文通过应用China_QEM模型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得出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数量结论。 汇率的变动将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之后通过对经济总量及价格的影响波及宏观经济的其它变量。在事实上采用固定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在起步阶段，数额相对较少，因而基本上可假定，国际收支表中的金融项目是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所决定的。同时，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在经常项目下，China_EM模型也只考虑了商品进出口，未包括服务进出口等其它项目。因而，在引用本文所列China_QEM模型拟合结果时须加以注意。 在确定基准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利用China_QEM模型对汇率的三种调整方式进行了模拟，结果如下。 模拟方案一人民币一次性中幅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5％，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人民币升值，将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进出口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将下降5％。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自第二季度开始明显低于基准方案，在持续低于基准方案约5年之后方趋于平稳。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约下降1.5％。 消费者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但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较大，它与基准方案的偏离略晚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自2004年第三季度才开始低于基准方案，但偏离时间长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幅度也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消费者价格指数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接近2％。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3个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2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 受工业品出厂价格和进口价格下跌的双重影响，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与基准方案相比，2004年第一季度将下降2.83％，自第二季度起下降幅度将有所减缓，至第三季度下降幅度达到最小，之后下降幅度将渐渐回升，在约8个季度后厂降幅度稳定至3.3％左右。 尽管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呈下降态势，但由于人民币升值，美元出口价格指数仍呈上升态势，因而导致出口相对价格大幅上扬。2004年第一季度出口相对价格比基准方案上升2.29％，2004年第二季度上升2.47％,2004年第三季度上升幅度最高，达到2.56％，之后上升幅度逐渐下降，在人民币升值约8个季度后趋于稳定。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幅约在1.8％左右。 尽管人民币进口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均呈下降态势，但进口相对价格仍大幅下跌。2004年第一季度，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尚无变化，进口相对价格下跌幅度与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相同，为5％。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下降的幅度有所减缓，至5年后降幅稳定在约3.6％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最初的5个季度内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约在5年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在0.35个百分点左右。与此相对应.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自人民币升值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与基准方案相比，除第一季度出口增幅略小于进口增幅外，出口增幅在第2个至第6个季度均高于进口增幅，之后进口增幅开始高于出口增幅，约在4年后进出口增幅之差稳定至0.35个百分点左右。 相对于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而言，人民币升值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很小，仅使现价总消费下降不到0.7％；同时受消费者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不变价总消费却在短暂下降后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1.2％。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在人民币升值后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极为有限。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4％左右。 人民币升值，在最初的约6个季度内对名义政府消费基本无影响。此后政府消费与基准方案相比开始有所下降，至6年后降幅稳定在0.5％左右。 综合上述各因素的作用，与基准方案相比，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下降较快，但在连续下降约10个季度之后降幅趋于平稳，约为0.6％左右。各价格指数虽均呈下降趋势，但各自下降开始的时间与速度有较大差别，因而GDP减缩指数在人民币升值最初的约8个季度内与基准方案相比却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其升幅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大，为基准方案的1.15％，之后升幅开始减小，约在3年之后较基准方案有所下降。在人民币升值8年之后较基准方案约下降0.7％左右。在上述两项因素的作用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人民币升值的前4个季度内低于基准方案，其中第一季度低1.29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低1.4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低1.32个百分点，第四季度低0.96个百分点。但在第2年的前3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较基准方案反而高出0.4至0.6个百分点。之后，虽仍高于基准方案，但超出的幅度却只在0.2个百分点上下波动。 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证券市场规模还很有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还基本限于商业银行贷款，居民储蓄的主要形式也还是把钱放入银行(与存款利息率的高低基本无关)。鉴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基本属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由通货膨胀率、折旧率、利息率以及税率共同决定)已成为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而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基本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物价水平。因此从模拟结果看，货币供应量M，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很小，8年后相对于基准方案也只下降了不足0.5％，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消费的影响，准货币的供应量(M2-M1)相对于基准方案却在8年后下降了1.5％。不过总的来看，正如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所显示的那样，通货收缩的压力仅表现在最初两年，之后对货币供应量基本不再有大的影响。 模拟方案二人民币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10％，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较基准方案下降10％。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前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自第三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达3％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基本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时下降，但与基准方案相比，其降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已接近4％。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三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与方案一相似，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与此同时，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在人民币升值后即开始低于基准方案，虽第2、3个季度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但之后降幅逐渐加大，约在8个季度后降幅稳定在6.7％左右。 与方案一相似，进口相对价格最初较基准方案下降达10％，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降幅缓慢回升，8年后回落至7％左右。出口相对价格最初上升较快，前5个季度均在5％以上，但自第3个季度起升幅开始下降，约在8个季度后稳定在3.7％左右。由于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后，在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额与基准方案相比均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出口额的降幅在最初5个季度内小于进口额的降幅。之后，出口额降幅将大于进口额的降幅，约在5年之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至0.7个百分点左右。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在人民币升值后均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同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只有第2到第5个季度的出口额升幅高于进口额升幅，自第6个季度起进口额升幅开始超过出口额升幅，并在约4年后两者之差稳定在0.7个百分点左右。 与基准方案相比，人民币升值10％，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从最初的些许影响到两年后稳定在低于基准方案1.3％左右，而不变价总消费只在第2、3个季度出现短暂下降，之后则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2.5％左右。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下降幅度很小，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8％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的最初5个季度内，名义政府消费基本与基准方案一致，此后政府消费开始下降，但降幅在6年后将只有1％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呈下降的态势，但在10个季度之后将稳定在略高于1％。GDP缩减指数在最初约8个季度内较基准方案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升幅在第2个季度最大，达2.27％，随后开始缩小，并于3年之后开始低于基准方案，8年后将较基准方案下降1.2％左右。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幅度上与方案一有所差别，其趋势基本相同，也是先降后升，最后稳定在高于基准方案0.4个百分点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货币供应量M1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大，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也只下降0.9％左右。准货币的供应量(M2-M1)在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下降了约3％。通货紧缩的压力只体现在最初两年。 模拟方案三人民币小幅渐进式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人民币自2004年第一季度起每季度升值1％，连续升值5个季度，之后保持不变。 相对于一次性大幅调整，如进行持续的小幅调整但最终调整的幅度相同，则由于误差修正机制的存在，系统调整的过程将大大缩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要小一些。以价格的变化为例，无论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还是人民币进出口价格指数，与方案一相比，相对于基准方案，它的下跌幅度均会有所减少。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小幅渐进式调高币值的做法，对进出口的影响在前两年明显减弱，但对更长期的影响基本与一次性大幅调整接近。同样的情形可见于其它名义类变量，如名义GDP、名义总消费及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变价总消费在第一年较方案一有所上升，而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明显低于方案一，同时在长期也要略低于方案—。相比之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第一年要高于方案一，而第二年低于方案一，但随后却基本与方案一相同。 尽管从长期看，方案三与方案一中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相同，但在前6个季度，方案三却高于方案一或与方案一持平，表明人民币的渐进式升值所产生的通货收缩压力要明显小于瞬间调高人民币币值的做法。同时从长期看，无论以M1或M2-M1所表示的货币供应量均高于方案—。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采用China_QEM模型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政策模拟的结果与经济学理论基本相符，如汇率调整之后所出现的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所引致的通货收缩压力等。 模拟结果显示，当汇率调整为一次性冲击时，因人民币升值而引致的J曲线效应对经常项目的改善只表现在前5个季度，其后经常项目顺差将呈减少趋势。而当对汇率进行渐进式调整时，J曲线效应却几乎不存在(只在第1个季度出现，且幅度很小)。 渐进式调整虽然在长期与瞬间调整的影响类似，但在短期对价格的冲击要小得多。考虑到中国目前仍未摆脱通货紧缩的现实，渐进式调整较为可取。当然采取这一政策的前提是仍保持目前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严禁外汇黑市交易。否则，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下可能将使渐进式调整的努力失效，而演变为事实上的瞬间调整，甚至高于所需调整幅度的调整。 尽管人民币升值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模型运行结果看，这种冲击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即使人民币升值15％也不致使中国经济陷入日本式的通货收缩。 参考文献： 1.何新华、吴海英、刘仕国、王玲：《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一China_QEM》，将载于《世界经济统计研究》。http：//www.iwep.org.cn 2.He，XinhuaandDuoQin：AggregateInvestmentinChina：SomeEmpiricalEvidence，unpublished，2003.[Post=5][/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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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小析
宏观经济学小析当国家形成之后，对货币的集中发行已经是一种宏观调控了，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及前各种社会中因自耕自足和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并末形成大的商品交换，货币发行量并末显得重要，更谈不上发行方式和方向，到资本主义后，工业产品的大量生产和交换的大量增加，货币的量的需要也大幅增加中，这时就显得如果没有足够的货币，则交换就很难完成，所以这时也就显得国家发行货币来完成交换和调控交换就非常重要了，通过货币的调控以让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于是宏观调控是一种自古以来就产生的了，而其理论也从开始时的末充分需要，到二战后凯恩斯的进一步完善和发现，到现在时是为适应社会发展而进一步再发现了，而从这一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去想，生产者和消费者为什么要让国家来发行货币，这真是国家的权力吗？但生产者和消费者有时又能否认国家发行的货币，这又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力吗？国家的权力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权力又是谁给与的，如何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这问题也即是要问货币的本质是什么，国家发行货币的真正依据是什么。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中，有发行这一时期中人们认可的货币的权力和能力，在定量的商品对应着新增的货币上，肯定会先存在着这一定量商品上所得币值的增加，而形成价格上行，在多量商品对应着缺少货币来完成交换时，又形成商品不能交换而产生经济危机，两种情况都可能会形成社会不稳定，于是在国家发行货币后，也进一步分析到发行的量的问题上，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具备人力，物力，技术的基础上发行一定货币来加快发展的观点，但这人力，物力，技术的程度与对应的要发行的货币的量是如何肯定，由于这种量值存在着分歧，所以争论也容易走向诡辩的可能，众多理论和学术流派的产生也由此而来。 社会有商品剩余且有消费潜力而无货币完成交换时，可以通过福利或公益投入新量的货币，让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剩余产品而获得生存，也让生产商品企业得以再度运行，在消费者有一定的货币积累和消费潜力时，可以在有生产潜力的方面投入新量的货币，以使企业生产的商品增加而满足交换需求，至于货币进入消费比产品产出早而形成的一定的物价上涨可能形成一定的消极因素，这一情况在经济学理论中反映出人们对货币的不信任，这又形成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宏观调控中的货币发行方式和方向，通过一定的发行方式方向和发行量使社会经济能平稳运行，但这些只能让社会在平稳中走一个平台的理论而已，但是，新增货币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要迏到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寻求在平稳中去迏到进一步发展和发现，在平稳中去迏到更快更有效的发展和发现，这也是人类经济生产和生存的目的，由此，在这一目的上就要求对货币及货币理论有进一步的发现，也即是这一基础理论要有新的突破，只有在货币及货币理论的突破后才能让人们有勇气对着钞机的运转，否则人们总是怀疑和不放心地持有国家发行的货币，这也进一步形成束缚对新理论的发现，也即纵使国家肯定宏观调控理论的正确，并能列上千百个可行的条由，但还是末被经济学承认，其主要原因也由此而已， 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更多的是从货币发行的量，发行的方式方向上去研究，对于发行权中是国家发行或管理者还是全体劳动者还不去多论，总之，当社会经济在有积累之后，经济学不得不纳入了人性去研究了，进一步形成了政治经济学，于是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从人性上去理解经济，这也就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之后再到＜＜共产党宣言＞＞产生的主要原因，各种社会中人类的冲突和流血也从经济学的人性中产生，为此，真正的宏观经济学还得从人性的自私和奉献，占有和给与上去理解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