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经济人”假设与“稀缺性”假设共同构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块基石,它们遍及经济学所有分支领域。为了使数学分析容易操作,“经济人”假设要么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要么将制度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这使得“经济人”理论分析的逻辑性、严密性几乎无懈可击,但却使“经济人”更加非人化了。在这种研究方式下,经济学过多地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即人在物的稀缺情况下的行为选择,却忽视了人与人、人与制度的关系,因而离现实越来越远。
　　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指出: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传统经济理论的三大柱石是自然禀赋、技术和偏好,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被视为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
　　老制度经济学派看到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其理论体系是粗糙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汲取老制度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后,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而且还促使人们思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用科斯的话来说,“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言外之意,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还不是“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科斯指出:“经济人”假设是“脱离真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往往“每一节课都在黑板上写满公式和教条,而不是去关注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似乎为人们找到了打开新制度经济学闸门的钥匙,但不幸的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却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仅把制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把人与制度割裂开,要么单纯地研究制度,要么单纯地研究人。
　　严格来说,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置身于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制度与人,谁也离不开谁,制度是与人相联系的制度,是“人性化”的制度;人是生活在制度空间里的人,是“制度化”的人。制度脱离了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规则的关系。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揭示了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老制度主义者曾把人假定为“规则人”,而且指出“规则人”未必追求目标值的最大化,同时也不会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行为,只要按照既定的规则或惯例行动就是明智的选择。老制度主义者虽然提出了“规则人”的假设,却没有做具体的展开,既没有指出“规则人”的具体内涵,也没有看到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更没有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揭示和把握其本质。
　　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制度人”假说,并把“制度人”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制度人”追求制度,并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是与制度存在互动关系的统一体。
　　人与制度是互动的。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人既是制度设计者,又是生活在一定制度空间里的行为人,他“生产”制度,同时又受其约束。人与制度的互动机制推动着制度变迁,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制度人”既包含一般“经济人”的属性,又高于“经济人”。“制度人”承认“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不否认人具有利己动机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面,但“制度人”的动机具有双重性,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所追求的是理性的规则,同时兼顾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但“制度人”假说不是把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认制度高于一切,一切行为严格遵循制度规则。“制度人”假说反对“经济人”假说撇开制度或将制度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而主张制度的内生性,使人性分析更贴近于现实。
　　“制度人”假说构建的目的是:创造合理的制度体系,科学规范人的行为,优化制度结构,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制度人”具备以下特征:1、“制度人”作为主体创造并修正着制度,作为客体又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2、“制度人”既有利己动机,又有利他动机。因为在“制度人”崇尚制度高于一切的逻辑框架下,利益被制度所代替,成为“制度人”追求的第一要义;3、“制度人”的偏好和禀赋是影响其行为的内生变量;4、“制度人”的行为过程是个体偏好与制度博弈的过程。在制度确定的情况下,人的行为相对稳定,当制度发生变化时,人的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5、“制度人”追求的是制度,同时兼顾效用最大化。
　　制度的调整实质是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和调节;制度的运作也有赖于人的行动来完成。人与制度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一切制度都是通过人的行为而形成、维持和演化的;另一方面,任何人的行为及支配行为的动机又总是受到既定制度的约束和影响。
　　“制度人”假说的提出对经济学可能具有如下贡献:一是将附着在“制度人”身上的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使经济学的研究真正回归现实,而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一种把制度加以抽象化的弊端;二是将人与制度有机统一起来,摒弃单纯研究制度或单纯研究人的割裂式的研究模式;三是对经济学中利他主义存在的原因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从而解决了“斯密问题”的争端,弥补了以往经济学对利他行为解释的缺陷。
　　客观存在的利他行为如果用“制度人”来解释就显得合情合理。由于“制度人”把追求制度作为第一要义,因此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其行为方式必然受到社会道德、惯例等制度因素的约束,不敢僭越道德伦理规范的底线。再从“制度人”的行为动机来看,“制度人”的行为动机具有双重性,既有利己动机,又有利他动机。而这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才可能做出合理解释。在“经济人”假设下是不可能具有利他动机的。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