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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坏帐处置囚徒困境与激励设计来源：网上　作者：张强 刘西顺 王伟　时间：2013-08-29

　　 摘 要：本文重点分析了金融坏帐处置的囚徒困境起因于外部的“隐形合谋”和银行内部的道德风险；而大行其道的虚假依法收贷虽是单个金融机构风险责任外部化的个体最优行为，但却将整个金融坏帐处置直接导入了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率的福利损失状态。在给定外部风险前提下，解决这一问题的落脚点在于继续深化金融机构内部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坏帐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高度责任心下确立灵活多变的坏帐处置策略，以适应、引导和改造外部环境，在变化中寻找和把握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提高坏帐处置效率。
　　一、引言：转轨时期金融坏帐处置的递减效应

　　有人曾形象地把金融坏帐比喻成“正在融化的冰糕”，意思是说，其边际处置效率必定是递减的。而近年来企业逃废债务、多头开户和公款私存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又使得金融机构连个“冰糕影子”都难见到。于是，依法收贷这种“非常手段”成为主要坏帐处置手段被金融机构广泛运用。而实际运行中的依法收贷却有虚实之分、真假之别。真实的依法收贷，意在靠自身力量处置坏帐、盘活资产；而虚假的依法收贷或为谋求政绩，或为争取呆帐核销指标，为风险责任外部化做准备。但不论真假，依法收贷毕竟都是要通过法律手段认定企业手中“风险后的剩余资产”，o的控制权，所以，自然就产生了金融机构依法收贷与企业处处设防、尽力抗争的行为冲突，使得环境更加复杂，效率进一步递减。本文分析了某银行在生存压力下一些“独特而有效”的风险处置做法。从中得出了在困境和冲突之下仍可寻求到权衡折衷机会的政策结论。本文将分四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重点分析外部的“隐形合谋”与内部的虚假依法收贷交互作用，共同将金融坏帐处置导入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率的被动状态。第二个层次，从理论上探讨虚假依法收贷行为导致了风险处置的个体最优行为与总体福利损失；第三个层次，引入实证，分析某银行行为与企业(政府)行为的变化及交互作用取得了折衷囚徒困境的结果；第四个层次，导出深化金融机构内部改革的政策结论。

　　二、从囚徒困境到内外交困：“隐形合谋”与虚假依法收贷行为及其效率

　　博弈论在纳什议价模型(Nash Equilibrium)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两个议价人在都清楚对方议价条件的情况下，各为获得此消彼长的最高收益而要价过高(极端行为)，结果谈判破裂，双方一无所获。通常，围绕金融坏帐问题也出现了这样两对囚徒困境：一对是企业逃废金融债务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金融机构极力抵制的困境；一对是金融机构依法收贷行为与企业为生存而抗争的困境。之所以定义这两对行为为囚徒困境，原因在于银行索偿与企业赖债都是严格利已的行为，最后却导致了鱼死网破的最坏解。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金融机构在依法收贷中与企业(政府)形成的囚徒困境。

　　(一)外部的“隐形合谋”使囚徒困境演变成刚性的“依法收贷困境”。依法收贷是金融机构借助法律手段收回贷款或保全贷款权益。但目前，有几个因素与依法收贷活动并不和谐：一是各金融机构对劣质企业普遍实施的只收不贷的限制性信贷策略，银企联系比以往疏远了，关系不融洽；二是企业赖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后的剩余资产”不足以兑现所有的金融债务，且仍然存在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道德风险；三是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对风险与价值的判断有出入，金融机构认为企业已难以为继又赖帐不还，只能依法收贷了，而企业与政府并不以为然，各打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利益。基于此，许多企业最担心依法收贷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企业要将仅有的一点有效资产变现给金融机构而后被无情抛弃。没了仅有的一点物质基础，企业自然就断了生路，经理人员将失去企业控制权收益，员工将失业，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等也将因此而减少，所以，依法收贷对企业和地方经济具有极强的负放大效应和杀伤力，而金融机构的剩余损失也将难以弥补。显然，这是一种“鱼死”与“网破”的囚徒困境。为了生存，企业与政府部门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联手予以封杀，让依法收贷计划落空。于是，在一致利益的驱使下，就首先有了企业与政府部门最初的合谋行为。但最初的合谋行为能否如愿，还要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获得司法支持，二是逼迫当事人就范。所谓“获得司法支持”，无外乎是尽量寻找金融机构在信贷手续、诉讼时效等方面的漏洞和缺陷，尽量寻找到可以利用的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为难以执行“造势”。所谓“逼迫当事人就范”，就是向金融机构施压，逼迫其做出符合合谋人所预期的妥协与退让。但这一切，都不能少了司法部门的“配合与参与”，这样，最初的合谋行为就演变成目前常见的企业、政府和司法部门三方“隐形合谋”的局面。而且，这种“隐形合谋”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具有刚性，几乎达到了对企业资产的完全控制；他们设关布卡，张好口袋，单等金融机构往里钻。事实也充分证实，金融机构在依法收贷中基本上陷入了一种“败诉多、执行难和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困惑状态。可见，外部的“隐形合谋”，使囚徒困境升级为刚性的“依法收贷困境”，足以将金融机构牢牢“套”于其中。

　　(二)虚假的依法收贷行为又使金融坏帐处置在“囚徒困境”之下继而隐入到“内部困境”之中。面对无法突破的“依法收贷困境”，却有许多金融机构并不以为然，明知是个圈套，但仍然敢于上当甚至甘于上当，热衷于依法收贷，热衷于走极端。归纳起来，有这样两种极端类型：一是无计可施，大做表面文章；二是为获取经法律认可的合格坏帐证明，以上交风险责任或争夺呆帐核销指标。看来，这都是些虚假的依法收贷。如果把风险之中的金融坏帐比喻成“倒地并在外溢的油瓶”，那么，前一种类型的依法收贷，基本是本着“有枣无枣打一杆”的精神，如事情成了，则顺势把“油瓶”扶起；如事情不成，也向上级传递了工作力度大、有声势的政绩信息，从中得了面子，造了声势，有了政绩，赚取了个体收益。后一种类型的依法收贷，更不刻意地追求成功与失败，因为即便依法收贷有实际的成效，也会得到司法部门开具的“油瓶已报废”的坏帐证明，一则可凭这些合格的“报销单据”去申请呆帐核销指标，二则向上级传递坏帐已经彻底死掉的事实，等待和寻找风险责任外部化的机会。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必然产生下列后果：(1)强化了“囚徒困境”的对立程度。由于上述两类极端行为都不刻意追求成败，依法收贷的随意性增强，金融机构间竞相“掀翻桌子”、轮番把企业告上法庭的事件频繁发生，客观上促进并强化了企业与政府的合谋行为，使“囚徒困境”变成“两难对立”，基本失去了缓冲和调和余地，增大了金融坏帐的处置难度。(2)传递了虚假的坏帐处置信息。虚假依法收贷是一种看似努力进取、实为逃避困境和冲突的极端机会主义行为，对他们而言，“依法收贷困境”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一旦遇到压力和阻力，就鸣金收兵、放弃抵抗，尽量不与企业(政府)发生实质性冲突。这样，就向上级决策部门传递了一个错误的市场上没有机会的坏帐处置信息，进而诱致上级决策层做出处置金融坏帐须靠核销、靠剥离或者集中管理等的错误决策。(3)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尽管虚假依法收贷于坏帐处置无益，但同样是一项程序比较复杂的法律诉讼事务，需要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还要垫支或承担相应的诉讼费，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外生交易费用。(4)产生了大量的内生交易费用。由于虚假依法收贷行为的初衷首先不是如何有效地处置风险、盘活资产，而是图谋政绩、获取呆帐核销证明，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消除坏帐。这样，其消极的示范效应足以激励本系统的同行们加剧对呆帐核销指标的竞争，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依法收贷竞赛，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同上级行展开多重博弈，将“囚徒困境”层层上划到最高管理层，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内生交易费用。总之，虚假的依法收贷行为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是一种比“出工不出力”更具欺骗性的隐形金融道德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它使整个金融坏帐处置活动在外部的“依法收贷困境”之下又多了一层内部困境因素，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外部的“隐形合谋”不谋而合、交互作用，共同将金融坏帐处置深深导入一种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率的停滞局面。

　　三、硬约束与软制度：金融坏帐处置的个体最优行业及其后果

　　学会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盘活资产是金融机构进步的——种表现，而且，真实的依法收贷确实也在坏帐处置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但是，处置金融坏帐是种特殊的“风险交易”，而且，依法收贷要面对比—般交易行为更为繁杂的硬性约束条件。

　　依法收贷中的硬性约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空间约束。企业要生存，地方经济要发展，这是企业与政府出价的底线(威胁点)，也是依法收贷的许可空间。因为钱在企业手里，企业掌握着风险资产的实际控制权，且政府又拥有足够多的权力资源，政府与企业这个“心照不宣”的利益共同体会携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对依法收贷及其“越轨行为”实施干预和封杀。因此，依法收贷就有了一个无形的上限，一个临界点，那就是不要危及企业生存。否则，一旦越过“雷池”，企业与政府自然就会发出威胁，对依法收贷形成刚性约束。(2)资产约束。由于风险损失使资产在不断缩水，一般而言，企业现有的“风险后的剩余”(戚桂林、刘西顺，2001)基本上不足以清偿所有对外债务。所有债权人的最高要价就是风险后的剩余资产，这也就决定了金融机构依法收贷须在这个“限额”之内实施分配，但又不能“分光吃净”(否则又危及了企业生存)。因此，依法收贷真正能够得到的“利益”，是对这个“限额”再行打折后的“利益”。可见，借助依法收贷取得所谓“资产保全”的目标是一种极不现实的空想。(3)司法约束。突出表现在司法操作中对现行法律的解释、运用有着太大的弹性，从而意味着司法部门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和更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司法部门的操作空间越大，影响力越大，对金融机构依法收贷的限制和约束作用也就越强。(4)制度约束。近几年，为控制风险，各金融机构均出台并强化了诸如划定风险控制区、信贷集中、上收权限、硬性考核、精简机构冗员等内控制度。这对控制新增风险、降低经营成本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对基层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手段、精力、业务方向和工作积极性等方面形成了刚性约束。一些行之有效的债务拍卖、代理清收等风险处置方式被严令禁止，象让利、降息、注入资金等手段也须层层审批，严格把关。基层金融机构被牢牢捆住了手脚，以至于经常发生“宁可丧失机会，也不违反制度”的现象。

　　既然依法收贷要面临那么多的硬性约束条件，为什么金融机构偏偏热衷于此呢?问题就在于，金融机构内部的责任认定、考核等制度却是软的，是有机可乘的。(1)呆帐核销分配制度为风险责任外部化提供了一条通道。尽管目前呆帐准备金提取比例很低，数量有限，指标吃紧，核销呆帐的机会少之又少。但在金融机构眼中，呆帐核销指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能否将风险责任确认为“合理损失”的渠道，因为只要能被呆帐核销制度所认可、所接纳，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开的通道将风险责任推卸出去，至于能否核销、核销多少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依法收贷为通过现行呆帐核销分配制度获取风险责任外：部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通道，丧失的是处置风险的机会。(2)业务考核制度漏洞百出。内部管理型改革只是一种弱惩罚机制(许国平、陆磊，2001)。的确，目前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改革处处都存在着弱惩罚的缺陷，一方面通过下达不良贷款比例、收息率、盈亏数量等不甚科学的指标进行业绩考核，认定风险责任，而另一方面，又对基层金融机构借“稀释法”降低坏帐比例、以贷收息、贷新还旧、虚造盈亏数字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对一些明日张胆的虚假依法收贷行为也未得到有效制止或给予应有的惩罚。可见，既然“游戏规则”有了漏洞，就有机可乘，单个金融机构选择依法收贷就是最理性的行为，、毕竟当事金融机构的依法收贷成本只是付出了简单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成本，且无须冒同企业(政府)发生冲突和违反内部管理制度遭惩罚之风险，却能得到充分展现政绩、确保工资奖金稳中有升、为风险责任外部化做好“充分准备”等诸多收益。虽然因此损失了许多处置风险的良机，但成本都是上级的，个体利益并未受损，以小成本获得大收益，是金融机构在依法收贷中个体理性的集中体现。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前面所描述的整个金融坏帐处置停滞不前、效率递减的局面，已基本上证实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因此，在这种特定“游戏规则”下出现大量的虚假依法收贷行为，其实是一种合理、正常的现象。四、生存压力下的行为优化：一家困境银行的故事
　　然而，同样是处置金融坏帐，却在一个即将被降格处理的某县级银行身上发生了行为优化。

　　2000年，这家不良贷款已达到18132万元、经营亏损1900多万元的县级支行，曾被其上级行列入降格处理计划。被降格处理的消息一传出，该行从上到下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生存压力。这些年来，这家银行的坏帐处置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没有危机感，反正“大锅饭”体制下的日子很舒服，自以为坏帐最终应由上级来处置，根本犯不上为此大伤脑筋。消极地等、靠、要、眼睁睁地错失了一个又一个盘活资产的良机。1999年，当地造纸厂等两家企业破产，近9000多万元的资产打了个“无声的水漂”，转眼之间就损失掉了。1993年至2000年的7年间，该行对那些劣质企业一概实施信贷限制，并采取从帐户上“见钱就扣”的办法回收了少量贷款；同时，又效仿其他金融机构先后6次将6家企业告上法庭，结果几乎是颗粒无收，反而与企业(政府)闹的不可开交，银企联系完全中断。这期间，由于企业经营每况愈下，改制、重组活动十分频繁，但该行却被名副其实地当成了局外人，成了企业逃废债务的主要对象，致使剩余的不良贷款时刻都在日甚一日的风险之中减少。到2000年，该行真正能够周转的资金不足5000万元，年实际贷款利息收入仅有350多万元，只能靠新增一点存款维持生计。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为了生存，这家银行围绕剩余的 9200多万元不良贷款的处置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

　　(一)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2001年，该行组织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坏帐处置调查小组，开始了与以往绝然不同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扎实的市场调查。经汇总、讨论，得出的是这样三个检讨性的结论：(1)目前的坏帐处置仍然有许多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几年下来，风险资产的承担主体已不再是原来的国有和乡镇企业，有的改制、重组，有的被兼并、收购，尤其是快速成长的民营经济在收购和兼并中小国有企业中为银行提供了许多处置坏帐的机会。其中，有兼并重组意向就有两家企业，涉及到本行不良贡款1791万元，把握好了，是机会，如不去把握，就是潜在的风险。(2)处置策略要灵活多变。他们感受到，现在，一切都在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撇帐行为”有所收敛，政府行为也日见规范。他们还认识到，银行在坏帐处置中虽无力改变企业与政府，但却能改变自己，以灵活策略适应并引导环境向好的方向变化，在变化中把握机会。(3)坏帐处置手段要多样化。过去，不论是帐户扣款还是依法收贷，这些极端做法，起码都违背了“自己生存的前提是允许他人生存”的规则，动辄就停油撒火或掀翻桌子，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处置坏帐远比发放贷款困难和复杂得多，要视资产状态、分布状况、变化情况等分别采取支持、降息、协商、诉讼和制裁等多种手段才能收到切实成效。

　　(二)灵活多变的处置策略。大体可分为协商支持、促进转化、降息让利和起诉执行四个类型。(1)协商支持类。1998年初，该县粮食局决定由下属的大丰公司以租赁方式接手经营连年亏损的饲料公司，同时也承接了所欠该行237万元贷款本息。1999年，该行以大丰公司赖帐不还申请公证执行两年而未果，拖延至今。他们发现，粮食局下属的康达面粉公司经营有方、实力较强，且原饲料公司的机器设备能够通用，加上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如能让康达面粉公司接管饲料公司，所欠贷款就没有多大风险。但前提条件是，须由粮食局出面才行。于是，2001年4月，该行有意设“计”把县粮食局作为被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粮食局不知内情，在双方意见相悖、僵持不下之时，该行适时提出由康达面粉公司接管的意向，后经双方多次协商，终于以新增贷款270万元、康达面粉公司承接237万元贷款债务的条件达成了一致协议。(2)促进转化类。该县第一水泥有限公司因经营管理和环保政策原因停产2年，拖欠该行贷款385万元、利息50万元。2000年下半年，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决定以1101．4万元的价码对外“拍卖”。他们得此消息，与境内一家拥有10多亿元资产的民营企业联系，该民营企业其实对第一水泥有限公司早有兼并之意，正为一时又拿不出拍卖方提出的1101．4万元的现款而犯愁。于是，该行建议这家民营企业，按分期付款方式先支付现款600万元，其余的501．4万元款项以资产置换方式进行；同时，决定向该民营企业注入贷款3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条件是承接原企业在该行385万元的债务。后经30多天的讨价还价、协商沟通，这家银行与该民营企业达成了最终协议。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该民营企业顺利完成“竞拍”。该行则按事前约定好的协议以诉讼保全方式裁定查封了第二期501．4万元的应付款，通过司法程序将385万元转到这个AAA级民营企业名下，顺利完成了不良资产由破产企业向优质企业的转换。 (3)降息让利类。该县造纸厂是这家银行的坏帐大户，1999年10月破产倒闭。在所欠的 5999万元贷款(欠息505万元)中，有一笔114万元贷款是经营效益较好的联合化工公司担保的。如纳入破产程序，此笔贷款就要完全损失掉；如不列入破产债权申报而直接对担保单位追偿，自然少不了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压力。为确保贷款安全而又不至于导致正面冲突，他们决定放弃法律诉讼，改由谈判协商来解决，随即私下与联合化工公司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艰苦谈判。对方提出了承担1145万元贷款的条件，一是银行要给予新增100万元的贷款支持，二是该公司在该行1560万元贷款全部执行法定基准利率，期限10年 (让利约120万元)。这样，这家银行以降息让利为手段与该公司达成了协议。(4)起诉执行类。2001年，该县石膏矿借债转股之机把企业分为一好一坏的两公司，将所有优质资产连同该行240万元贷款的抵押物悉数划到好的万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名下，而将债务留给了负债累累的石膏矿，其用意非常明确，借机甩债。他们闻讯不敢怠慢，并力排众议(各方施压)，先是于2001年4月毫不迟疑地将新公司列为被执行人申请法院公证执行，后是在省工商局找到有力证据，破解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迫使新公司承接了债务，结清了8万元欠息。

　　(三)多方受益的处置结果。两年来，该行虽历尽千辛万苦，但靠灵活的协商支持、促进转化、降息让利和起诉执行等策略却妥善地处置了部分坏帐问题。到2001年底，先后收回贷款315万元，收回欠息251万元；化解盘活8家企业8笔2763万元的不良贷款；且转换后的贷款，大都分布在AA级以上的企业，贷款质量普遍提高，不良贷款比例下降了15．6个百分点，利息分文不欠，从而使生息资产扩大到8892万元，经营状况(经审计部门审计认定)也由1999年的亏损1900多万元降低到现在的510万元；另据该行预测，2003年将实现盈亏平衡。而且，这些灵活多变的处置策略，较好地避免了对企业不必要的伤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社会震荡较小，银企关系融洽。据统计，到2001年底，这9家贷款企业产值达到7．68亿元，利税4000多万元，分别比2000年转换前增加了1．54亿元、 1091万元，各增长25％和37．5％；而且这些企业在该行的存款余额由2000年的3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90万元。企业经营活力增强，运行平稳，税收和就业增加，又促使政府逐渐放弃原来的抵制、阻挠和干预策略，认同并支持金融机构适当的坏帐处置活动。所有这一切，在以往的坏帐处置中都是不常见的。

　　五、总结性评论：内部压力的激励效果

　　这家银行的故事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也许只是一个特例，但是经济学的逻辑在于寻找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内核，即它为什么有积极性把事情做好。我们发现，“降格”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约束，这种威胁致使银行无法把责任外推而自己不受损失，因而形成了有效的激励。说到底，银行面临外部约束(地方政府偏袒企业，借款人倾向逃债)时，如果内部约束足够强硬，则可以改变银行的行为。

　　例如，在饲料公司一案中，如果不是银行精心设“计”把县粮食局拽进局内，如果不被该银行新增270万元贷款的谈判承诺所感化，康达公司压根就不会承接237万元的坏帐。在第一水泥公司一案中，如果不是“刻意”事前同那这家民营企业长达30天的艰苦谈判和漫长协商而放“马后炮”，如果不及时给予300万元的贷款扶持，385万元债务极有可能一“拍”了之而不会名正言顺地记在这个AAA级民营企业的名下。同样，如果不负责任地将造纸厂114万元不良贷款列入破产程序，或者不以优惠利率让利于联合化工公司，金融债权和债务担保都无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激励优化了银行的行为。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的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在现有的环境框架下，仍然普遍存在着许多有效的处置金融坏帐的市场机会；第二，金融坏帐处置中的外部冲突和内部困境都是有条件的，通过内部激励设计是可以拆衷和削弱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金融坏帐处置问题上，应将目光由外部转向金融内部，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力争激活金融机构内部的多个内生变量。当务之急，是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风险调查，制定合理规划。各金融机构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由财政、审计等部门参加的彻底的风险状况调查，目的在于公正、客观、准确地界定金融坏帐的分布状态、变化趋势和风险程度，据此制定出本系统较为科学合理的坏帐处置规划，并将其进行细化和分解，作为指令性计划下发各层面贯彻落实，以改变目前坏帐认定的虚假性和处置规划的随意性问题。

　　(二)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堵塞风险责任外部化的漏洞。在确保不发生新的信贷风险的前提下，根据金融坏帐处置的数量、进度和难易程度等确立一个按比例提取劳动报酬的相机合约，把部分利益真正兑现给贡献者。要尽快改进呆帐准备金管理制度，实施按金融坏帐实际处置数额分配呆帐核销指标的做法，既可以呆帐核销指标作为手段正向激励在坏帐处置中的贡献者，又能够较好解决目前不尽合理的指标分配制度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要强化监督管理，对于消极等、靠、要以及以贷收息、贷新还旧等弄虚作假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

　　(三)赋予更多的坏帐处置手段，鼓励实施弹性策略。虽然目前仍然普遍存在着处置金融坏帐的市场机会，但它却稍纵即逝。因此，要在信贷权限、让利、降息、协商、沟通等方面赋予各层画更多的风险处置自主权，鼓励开展债务拍卖、代理清收、信贷员驻厂和接管企业事务等活动，以更加灵活的弹性策略削弱和迂回外部的硬性约束，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研究，对于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给予坚决还击。金融部门也要形成合力，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防止出现损人利已的对策性自利行为。

参考文献：
　　 　 1 许国平、陆磊：《不完全合同与道德风险：90年代金融改革的回顾与反思》，《金融研究》2001年第2期。 2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占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