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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眼睛里中国教育没有亮点
大庆商江 2015-2-28 05:29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的眼睛里中国教育没有亮点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1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根叔”走红启示 做好校长其实很容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 从哈金斯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 。既然如此，我们与熊丙奇有不同的观点属于大学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煞有介事地曲解中国教育。举证如下： 2014 年 9 月 16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关注教改并非只是“找亮点”》：教育部近日宣布， 2015 年研考将允许初试公共科目成绩不合格，但专业科目成绩特别优异或科研方面突出的考生破格参加复试。此外， 2015 年研考的初试时间提前到了 2014 年 12 月 27 日 至 28 日，这是近年来首次研考时间提前至元旦前。有多家媒体采访我，要我谈考研政策的“变化”和“亮点”。我仔细看了一下　《 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说实在的，“破格复试”这一条，只是对《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通知》相关条款内容的直接复制。更进一步说，研究生破格录取，在研究生招生中一直存在。但这却解读为考研新政，还有专家分析其积极价值，比如，打破分数至上，给学校一定自主权等等，多少反映出媒体对新政的“饥渴”——每年高考、考研政策公布，媒体都会找其中的变化。然而，从政策的严谨性出发，作为影响广泛的基本民生政策，高考和考研等升学政策，不宜随意修订。在国外，一项教育政策一旦出台，至少要维持 10 年以上的时间。我是反对高考和考研政策每年都有变化的。近年来，我国在出台教育政策时，终于有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规定“三年早知道”，要求考试招生政策必须提前三年告诉考生，不能当年制定、当年就推行。如果今年考研政策没有任何变化，才是最大的亮点——终于执行“三年早知道”了。再看这次考研时间，相比以前就提前一周而已，但有媒体把其解读为十分重大的变化，比如春节之前就可公布成绩、知道分数线，有利于早知结果，早做求职准备。可问题是，难道晚一周考试，学生晚一点知道成绩，他们就只等成绩，不去找工作吗？另外，要赶在春节前出成绩、出分数线，有这个必要吗？是充分阅卷重要，还是赶进度重要？今年因考试提前一周，大家就揣摩意义，要是明年又在 1 月考呢？ 2015 年的春节是 2 月 19 日 ， 2016 年的春节是 2 月 8 日 ，要赶在春节前出成绩，估计再怎么赶也不行，因此考试时间可能还是放在 1 月初。多年来，笔者一直建议高考时间应改为 6 月的第一个双休日，这也得到不少媒体的支持，可如果高考时间放在双休日，肯定每年都会有变化，有的年度可能会是 6 月 1 日 ，对此，舆论会不会老是谈论时间问题？会不会大谈今年高考比去年提前一周这样的话题？升学考试政策有变化，当然要对公众进行解读，媒体更应关注其持续性、严谨性，不能总是求新、求变，即使关注“新”与“变”，也要分析其有无实际改革价值，是否符合教改方向。（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的眼睛里中国教育没有亮点。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阴暗的内心世界。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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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想当危害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权斗士”吗？
大庆商江 2015-2-22 04:52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想当危害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权斗士”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8 年 12 月 3 日 ，中国新闻网《恐怖分子变“人权斗士” 美国双重标准助长恐怖》：国际反恐并未有统一的标准，各国均是基于自身利益认定恐怖组织，打击恐怖分子。实践中常常出现在一国被认定的恐怖分子，在另一国却被奉为“民族英雄”、“人权斗士”，这就使国际反恐的效果大打折扣。 2010 年 10 月 11 日 ，《世界民报》 ( 记者 张艾莉整理报导 ) 《中国人权斗士刘晓波于狱中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中国民主及人权斗士刘晓波，成为继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第二位获奖的中国人，也是继缅甸民主领袖翁山苏姬 (Aung San Suu Kyi) 之后第二位在狱中获和平奖的民主人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颂词中推崇刘晓波「廿余年一直是中国推行人权的强力发言人」。 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node/8633 网络大 V 熊丙奇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以《大学有问题》一书为发迹点，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找中国教育问题，荣获“教育问题专家”桂冠。 第一、网络大 V 熊丙奇把博客作为根据地。熊丙奇在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凤凰网、财经网、中华网、价值中国网等网站建立博客。在博客上，熊丙奇自称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把自己包装成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把炮制的几本“著作”作为资本大肆吹嘘炫耀，哗众取宠，骗取社会信任。 第二、网络大 V 熊丙奇把新闻媒体作为重要载体和表演平台。主要做法是：请记者推介自己是“著名学者”、“著名专家”、“著名教育家”、“著名时评家”等等；在报纸上建熊丙奇专栏；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发表评论文章；用连线方式提高知名度。熊丙奇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熊丙奇没有例举《中国青年报》《科学时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报纸。由于纸介质媒体发表的文字可以转化为网络文字，多家媒体持续发表文章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网络舆论共振。 第三、网络大 V 熊丙奇把教育行业当成主战场，放射性攻击涉及区域领域，发布文章的立意以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为由头，以篡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16 字表述为核心，以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为特色，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大学领导班子为重要讽刺对象，以南方科技大学为“和平演变摇篮”，以宣扬美国教育优势为兴奋点，以“去行政化”为借口，反对“行政主导”，要挟ZF“放权”。诟病国家宏观教育战略决策，甚至提出公开遴选 985 重点大学校长，挑战中共中央对国家重点大学领导班子的任免权。由于裹挟部分人的意向，所以，容易形成潜意识信息流。 《维基百科》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教育权利：高考的考卷查询也不透明， 2011 年，《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学生因模拟考试与高考实际成绩相差过大而要求查询考卷，却处处受阻的事件。该学生 2008 年参加高考，原本几次模拟考成绩都可以就读重点大学，正式考试时也没有没有出现发挥失常的情形，但最终成绩居然与预估的和模拟考试成绩的相差 100 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询考卷的要求，最后被拒绝。后来在 2009 年，该学生复读并再次参加高考，得到几乎和 2008 年一样的结果，提出查询申请虽然得到批准，却不允许学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试阅卷组的评议专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没有问题」的结果，学生本人认为这无法令人信服。同样的问题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还闹上法院，但能查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在於高考查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属於「国家机密」，查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除了认同杨东平的意见外，还认为一些高考改卷的评卷员「不负责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F%84%E4%BA%9E%E5%B3%B0 人们或许会问：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想当危害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权斗士”吗？ 熊丙奇：我觉得“出名”这事挺好。不是从“出名”中获得什么现实好处，而是可以让我的教育改革建议，具有更大的传播力，我不断写文章、出席各种论坛、接受记者的采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哪怕一星半点也好。 http://edu.163.com/special/2010interview/ 请问： 上海市公民 熊丙奇在“出名”的过程中，捞到的好处还少吗？ 上海市公民 熊丙奇给中国教育管理秩序造成的伤害还小吗？ 建议网络大 V 熊丙奇适可而止，改弦更张。不要在与ZF对立的思维里绞尽脑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建议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自觉与网络大 V 熊丙奇保持距离，避免“追尾”造成事故伤害。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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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提出：“有多少中国学生会选择中国教育？”何意？
大庆商江 2015-1-30 04:53
熊丙奇提出：“有多少中国学生会选择中国教育？”何意？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选择： 1 、挑选，选取；动词。 2 、指拣选吉利的日子。 3 、指选项；名词。 《百度百科》解释，爱国主义 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是个人所应该具有的公民道德之一。 《百度百科》解释， 爱国主义教育是指树立热爱祖国并为之献身的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爱国主义是一面具有最大号召力的旗帜 ,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擅长质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勇于挑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的解读。表现了“教育学者”的史无前例的学术严谨。 2012 年 4 月 21 日 ，熊丙奇的博客《有多少学生会选择中国教育》：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4 月 11 日 公布的《中日韩美高中生比较研究报告》显示，比起美国、日本、韩国的高中生，中国高中生有着最强的国家意识，和最为务实的人生观。（中国青年报 4 月 19 日 ）这是报告研究者根据数据得到的结论。但众所周知，一项结论是否有说服力，一要看数据是否真实、客观；二要看分析数据的逻辑是否严密、正确。就这两方面而言，上述结论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就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所称，有些数据值得琢磨，这也是我的感受。比如，报告显示， 88.9% 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国家经济会持续发展。 90.2% 的中国高中生对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可与此同时， 48.7% 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假如能自己选择，希望出生在别国。 88.2% 的中国高中生对外国文化生活感兴趣，是四国中最高的。毋庸讳言，上述调查结果是充满矛盾的。从基本逻辑分析，既然有 90.2% 的中国高中生对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就不可能有高达 48.7% 者表示“假如能自己选择，希望出生在别国”，哪有一边自豪着，一边却又不愿意的呢？对于上述数据，需要进一步分析。至少有两方面问题。其一，接受调查的学生，会不会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出于一种思维习惯，在回答某些问题时，给出“主题先行”的回答？其二，在互相矛盾的回答中，哪一个更接近学生的真实？是可以采信的？当然，这样的分析，也难客观。因此，我不认为这组数据就能反映出我国高中生具有最强的国家意识，或者说这是高度存疑的。倒是从上述矛盾的数据中，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结果，那就是我国高中生，存在“人格分裂”的问题。在对待同一问题、事物时，往往会视情形表达出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行为。就拿爱国来说，在要求学生表态时，大多会高喊爱国的口号，说出一大堆套话，而轮到实际行动时，他们可能会选择移民、选择出生到别国。这其实就是目前不少学生的真实写照。而且，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屡屡上演，比如有学生会主席，刚刚在某个公开场合，质疑某国的价值观，可转身他就办好出国留学，而毕业之后，也选择在国外工作。——出国留学和选择在哪个国家工作，当然是每个人的自由，这也不能与是否爱国挂钩，但如果某个人一边标榜自己很爱国，可行动却与自己的话语恰恰相反，这就不由令人生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学校教育，并不在意学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所以很容易培养这样的学生。从课堂上回答问题，到课余社团活动，老师都喜欢听学生说好听的话，学生说出不和老师心意的真心话，往往会被批评，甚至还可能叫家长来校，联手对学生进行教育。最近就在上海一所小学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小学一年级的语文阅读题素材是“孔融让梨”，题目中有一道是“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 ? ”学生回答“我不会让梨”，被老师打了一个大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引导学生说出老师心目中的“标准答案”，而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事例。虽然现在不少网友在微博批评老师，可这个小学生，被“标准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在其长达 12 年的基础教育中，他得背诵无数的标准答案，即便这些答案他并不认同。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学生，在接受调查时，做出“很矛盾”的选择，其实是很正常的。有的问题，他们在按标准答案回答，而有的，则不经意中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实在的，这是这一研究报告给我最大的冲击，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培养具有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人。他们无法独立的思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这种育人局面，可能更值得每个教育者高度重视，每个教育者应该问问自己：假如中国学生自己能选择，他们有多少能选择中国的教育？恐怕得到的数据，会远远超过想出生在别国的数据。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提出：“有多少中国学生会选择中国教育？”何意？请广大读者深入剖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1 年 9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6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第二条　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其本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所说的“中国学生”是指多大年纪的 “中国学生”？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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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声称“中国教育恶化变本加厉”得的是什么病？
大庆商江 2015-1-19 14:51
熊丙奇声称“中国教育恶化变本加厉”得的是什么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恶化：情况向坏的方面变化。 《百度百科》解释，变本加厉：原先指比原来更加发展。现指事情的状况变得比本来更加严重。 2005 年 7 月 29 日 ，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网（作者：陈丹青 ) 【体制与人 人与体制—读熊丙奇《体制迷墙》】：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虽然无法拔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挠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2008 年 4 月 6 日 ，陈丹青作序熊丙奇新书《教育熊视》：大学还算是大学？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逾演逾烈，然而 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逾演逾烈而变本加厉了 。…熊丙奇的“出手”只是抡空拳。他的书即便大学领导人手一册，亦如闯进无人之阵，最高礼遇，顶多是会议桌上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我们总算告别了封杀、禁书、揪斗、批判的年代，如今，逆种如熊丙奇将会被另一种温馨的现实所淹没：叫嚣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这不，新书《教育熊视》又写成了，二十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临了请熊丙奇明鉴：以上敷衍之辞也该算作“伪评论”，因为这本新书我真的一个字也没有读。 陈丹青说“ 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逾演逾烈而变本加厉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 变本加厉 ”嫁给了“中国教育”。 2013 年 1 月 4 日 ，网易教育频道 ( 熊丙奇 ) 《 2012 中国教育恶化变本加厉》： 2012 ，教育话题很是热闹。在我看来，异地高考、教育经费达 GDP 的 4%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湖南高考“吊瓶班”、南科大“转正”、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出台、北京市教委发文禁止奥数培训、莫言获诺奖，作品入选语文课本、问题营养餐、北大原教授炮轰北大院长淫乱、浙江幼师虐童照被曝光是关注度颇高的年度教育事件。分析这些事件，依照我的理解，除“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出台”颇有“新意”外，其他的事件，有的已经被持续关注多年，只是有了一些新变化 ; 有的则是过去老问题的“新版本”，只是换了一个时间、主角和形式重新上演。说“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出台”具有新意，是因这是一个旨在校正高考公平的计划，对改变农村生在重点大学的比例日益走低的局面有一定的作用。尤其是这次定向招生计划，定向招生，不定向就业，充分考虑到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意愿，也体现了公平补偿的意图。当然，定向招生只能起到局部校正作用，要进一步推进高考公平，还应该改革高考制度，打破分生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推进自主招生改革。被持续关注多年的事件，有教育经费达 GDP 的 4% 、异地高考、南科大办学、校车安全条例。教育经费达 GDP 的 4% ，很多人很兴奋。可是，这是一个迟到 12 年才达到的目标。 1993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投入到上世纪末达到 GDP 的 4% ，这意味着最迟在 2000 年就应实现教育支出占 GDP 的 4% 这一目标。可到 2010 年，这一比例才 3.69% 。由于教育投入长期欠债，我国直到 2008 年才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而非义务的学前教育则是教育发展的短板。需要注意的是，从全世界范围看， 4% 还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4.1% ，这一目标还无法支撑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的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公平的教育发展任务，要实现这些教育任务，教育投入水平还应进一步提高。异地高考可以说是贯穿全年度的热门话题，从年初一直到年尾。从 2009 年有关部门表态要探索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当地升学办法起，历经 3 年多时间，国务院在年中出台意见，要求各地原则性在年底出台异地高考方案，可到目前，只有 5 个省市出台方案。异地高考关系到基本的教育公平，推进势在必行，但是，在矛盾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却面临十分复杂的现实利益纠缠。山东、黑龙江等地出台的以学籍为主的异地高考方案，对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都有示范价值，但对流入人口多、高考竞争并不激烈的北京和上海，却很难行得通。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下，解决异地高考治标不治本，要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必须深入推进高考改革。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拿出改革的勇气。不出意外。 2013 年，异地高考还会是关注度很高的教育事件。南科大的关注度，比 2011 年有所减退，但话题也不少。 4 月，该校获批转正，也成为新闻，其实，任何学校成立，都要“转正”才具合法办学资质。南科大转正之所以受到社会舆论关注，乃因大家担心“转正”后的南科大“被收编”。“转正”与南科大被收编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南科大是否被收编，关键看进一步的办学行为，以及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按国家教改精神支持南科大改革。 2012 年南科大的招生，已经不再是 2011 年的自主招生，而被纳入集中录取的提前批，这是招生模式的倒退，“收编”迹象十分明显，南科大的改革前景不容乐观。连续爆发的校车安全事件，促使《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这把校车的治理纳入了法制轨道。但有法可依，还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我国落实这一条例，还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主导责任还不明确，购买校车的经费还没明确出处，导致一些地方、学校缺乏资金配备合格校车 ; 二是地方政府推诿，有的地方为新校车上牌，需要盖 20 个章。这些问题需要加紧解决。而可以列为“过去老问题的新版本，只是换了一个时间、主角和形式重新上演”的事件则包括湖南高考“吊瓶班”、莫言获诺奖，作品入选语文课本”、北京市教委发文禁止奥数培训、问题营养餐、北大原前教授炮轰北大院长淫乱、浙江幼师虐童照被曝光。莫言获得诺奖，当然是大新闻，可喜可贺。但消费莫言，则显现社会的功利。语文教材编写入选莫言作品，如果在莫言获奖前已经做出决定，属于正常 ; 如果是获奖后才做出的决定，则太过功利，这表明教材编写没有了自己的教育标准、学术标准，而奉行功利标准。“吊瓶班”的出现，让大家深感中国教育病得不轻——该打“吊瓶”的是中国教育。除了应试教育制度，还需要反思的是，为何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 3100 万，高考升学率达到 75% ，还会有这么严重的高考焦虑 ? 这是由于我国教育管理制度，制造了学校的身份、等级——高校有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没有级 ( 民办 ); 有 985 、 211 、一般本科 ; 有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学生、家长以至整个社会追逐的是少数 985 高校、一本院校，于是当年的高考独木桥成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高考焦虑有过之而无不及。北京叫停奥数，当然是为了减负。可大家不要忘记，这已经是北京第三轮治理奥数了，前两次治理，都以奥数更加疯狂而告终，这次能起到怎样的效果，很难说。奥数并无原罪，我国的全民奥数，有两大祸根：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和中高考制度单一的评价体系，如果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不解决，中高考以考试分数为唯一标准的选拔、录取标准不变，叫停奥数管不了多大用。简单地说，治理奥数，工夫在奥数之外。营养餐本是惠及千万儿童的民心工程，但现在却在一些地方变为“闹心餐”，这是很不应该的，出现营养餐不安全、不营养、吃不跑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严密的监控机制。国家在出台营养改善计划时，曾明确建立包括家长参与在内的监督体系，可在实际运行中，家长是没有渠道参与监督的，地方政府部门全权负责招标、监管，结果是营养餐没有营养到学生，却营养了不少官员和供应商。而邹恒甫炮轰北大，让大学已经败坏的名誉更加不堪。这事也给北大和学者都提出警示——学者“炮轰”大学，必须有理有据，不能偏激，逞一时之快，有真材实料，而不是放空炮 ; 大学回应“炮轰”，应应对有度。北大在第一时间的回应，是失分的，没有调查，怎证明学校无事 ? 之后的回应，也是不妥当的，作为被炮轰者，怎么自己进行调查，调查能自证清白吗 ? 到后来，北大才走上正规，将邹诉上法庭。这本身就是法律事件，当按法律程序解决。目前，还没有该案的进展消息， 2013 下回分解。至于浙江幼儿园虐童，涉事的女教师已经受到相应的处罚，需要深思的是，岂止这家幼儿园的幼儿被虐待，整个学前教育都被虐待。由于政府投入不够，我国目前学前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 60% 多，不少地方还有大量不合格幼儿园——幼儿园都不合格，怎要求教师合格 ? 统计显示，我国尚缺 80 万学前教育教师，缺口达 40% ，幼儿园就是想招聘合格教师都无从招聘——当教师都没有合格资质，怎样规范其教育教学行为 ? 概括而言， 2012 年公众关注的教育事件中，有 40% 的持续多年的老教育问题有了新变化 ( 有积极的，也有不确定性的变化 ); 有 50% 的老教育问题变本加厉，新版本更令人触目惊心。这是值得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高度重视的。教育要发展，需要更多新的气象，要有全新的教育举措、思维，让老教育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出现更多积极的变化，而不是让老问题在原地打转，或者进一步恶化。因此期待 2013 年，教育减少“老新闻”，增加新气象。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熊丙奇声称“中国教育恶化变本加厉”是一种病态。 陈丹青说“ 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逾演逾烈而变本加厉了 。” 我想，陈丹青说“ 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 大概是说熊丙奇有病才吃的药。不过，熊丙奇是吃错了药。熊丙奇能得什么病呢？我以为熊丙奇大概是 心理病态。你以为如何？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有病应当抓紧治疗，千万别“ 变本加厉了”。 以上内容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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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6 13:34
熊丙奇说“中国教育体制下没有教育家”是一种无知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教育家是指通过亲力亲为的教育实践创造出重大教育业绩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是一个用于描述高层次杰出教育人才的概念。教育家可分为从事广义教育活动的广义的教育家和从事学校教育的狭义的教育家。从个人贡献领域可分为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教育事业家等。我国著名教育家：古代有孔子、墨子、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近代有何子渊、丘逢甲；现代有蔡元培、陶行知、竺可桢、徐特立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学者”“教育学者”，却胡说“中国教育体制下没有教育家”。举证如下： 2011 年 1 月 21 日 ，中国山西频道《熊丙奇：中国教育体制下没有教育家》：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筹建南科大，又引起社会的关注。这其实不是啥新闻，去年 9 月底 10 月初，南科大获准筹建，媒体已经报道并讨论。倒是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由此接受媒体记者采访，透露出一些新信息，值得关注，比如，他说，“最棘手的事情是招到合适人才很难，包括管理人才和教学科研人才。……我们去行政化，没有官，好的行政管理人才不愿意来。”（新京报 1 月 18 日 ）此前，在一次论坛上，有一名大学校长就告诉我，南科大的薪酬，对一流的教学科研人才吸引力不大，倒是他们的办学制度，可能会吸引一些有学术追求、教育理想的人才；与之相反，南科大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相对其他大学来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是他们的办学制度，很多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可能不感冒，这是他们招聘人才中的难题。朱清时校长的感慨，基本上印证了这位大学校长的“预测”，可见这位校长，对当前的办学环境，太熟悉不过。去行政化的大学，行政人员权力有限，在学校中扮演的是服务教授、学生的角色，有多少人愿意来应聘呢？尤其是在其他高校从事行政管理的人才，比如科研处长、教务处长等，他们能放弃自己的行政级别，以及通过这一级别可以获得的教育、学术利益，到南科大来做一个没有级别，不能再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学术研究活动的职业化行政管理人员吗？这样想下去，似乎南科大无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管理团队，其他高校的行政人员，就可以等着看南科大的“笑话”了，并以此论证，大学的行政级别是最好不能取消的，要求行政人员在大学里只干行政工作，不从事教育教学、学术研究活动是不现实的。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中，把目光盯着公办学校（ 985 、 211 高校）的处长们、院长们，寻找所谓的“好的行政管理”人才，难度当然很大。这实质就等于让他们自己放权。而且，真要是“好的行政管理人才”，首先应该具有好的职业素养，不是想着“赢者通吃”。南科大要顺利从这些学校“挖人”，除非其他学校也推进类似的改革，不然，权衡利弊得失，这些行政管理人员，是不会选择南科大的。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看，去行政化是我国大学的必由之路，但是客观而言，今日公办学校中，从大学领导到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再到学院院长，以至普通教师，都不太相信，这会成为现实，更何况，主导改革的，主要就是现在的大学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学院院长们。所以，对于行政管理人员的招聘，南科大不妨转变思路，重新界定什么是“好的行政管理人才”。我觉得，与一名职业化校长所要求的懂教育、懂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对应，一名好的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也可沿用这一标准，当然，不同岗位可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而寻找这样的人员，去目前的民办学校、社会培训机构，远比去公立的一本院校、 211 院校、 985 高校更合适。后者虽然有显赫的“从业经历”，但那基本上是“行政化履历”，拥有的是官场运作能力，而非真正的管理教育的能力，他们的“管理能力”得到上级部门认可，但远未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认可。前者可能“出身”不高贵，且备受歧视和不公待遇，但他们有不少恰恰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在真正办教育、搞管理。我一直以为，在我国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之内，是不可能出现教育家的——虽然很多 985 高校的校长，有着“教育家”的头衔，但无论从选拔任命机制，还是其具体办学行为看，更适合称为“官员”，同样，在这些大学内部，部处长们被称为教育管理专家，但工作性质与政府机关没两样，思维方式和习惯都是行政模式。能够出教育家的地方，在教育行政化的薄弱之处，这就是相对而言受干扰少一些的民间教育机构。去行政化的南科大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当然需要懂得官场规则的行政人员，但更需要爱教育、懂教育、懂管理的教育管理人才，因此，完全可以按照新的标准，不看“身份”、“出身”而从能力角度进行选聘，这其实也是在为去行政化之后的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招聘、管理探路。按照传统的思路选聘行政人员，就成了选调干部，而非遴选人才。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熊丙奇说“中国教育体制下没有教育家”是一种无知 。 主要理由是：中国教师队伍建设成就显著。 2014 年 9 月 2 日 ，腾讯教育《 2013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共 1476.82 万人》： 2013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 1476.82 万人，其中幼儿园专任教师 166.35 万人（含民办 102 万人）、普通小学专任教师 558.46 万人、初中专任教师 348.10 万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 162.90 万人、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 86.56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 149.69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 4.57 万人、工读学校专任教师 1851 人。他们工作在 52 万所学校，支撑起了 2.57 亿在校学生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为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教师学历结构总体上不断改善。 2013 年，幼儿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97.17% ，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99.83% ，普通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99.28%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96.80% ，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87.94%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98.59% 。 《 2012 年教育统计数据》《专任教师、聘请校外教师学历情况（普通高校）》： 2012 年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 1440292 人，其中：正高级 169423 人；副高级 412692 人；中级 576013 人；初级 209811 人；未定职级 72353 人。据 2002 年的资料，全国高校中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80 人，占中科院院士总数的 39% ；中国工程院院士 234 人，占工程院院士总数的近 38% 。还有一大批优秀中青年教师成长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这样强大的一支教师队伍，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没有教育家？ 《中国教育家》是美国国际出版发行公司（ General Books LLC ）于 2010 年 6 月 4 日发行出版的有关中国教育名家的传记。内收周侗、胡适、盛宣怀、马相伯、蔡元培、张伯苓、于右任、马君武、蒋梦麟、陶行知、傅斯年、罗家伦、黄现璠、钱伟长等 79 人的传记。 网上盛传《中国当代十六位著名教育家》 1 、魏书生：辽宁省盘锦市教育局局长，中学特级教师，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因在教育教改中的突出成绩，先后荣获省功勋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殊荣。兼任全国教育科研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中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中语会副理事会长。著有《语文教学探索》、《班主任工作漫谈》、《家教漫谈》等书。教育思想：教育民主、科学管理。 2 、李吉林：江苏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任教。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名教师。现任江苏省情境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思想：情境教育。 3 、李镇西：教育学博士，现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著有《青春期悄悄话〉、《爱心与教育》、《教育是心灵的艺术》、《民主与教育》等。教育思想：教育民主、法治。 4 、顾泠沅：江苏吴江人。现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上海青浦县主持了长达１５年的数学教育改革实验，并进行了近十年的后续研究。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是上海市首届教育功臣、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主要著述有《学会教学》、《教学实验论》《当代教学策略》《寻找中间地带》《教学改革的行动诠释》等。 教育思想：行动教育。 5 、张思明：数学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附属中学副校长。曾荣获“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教师”“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胡楚南优秀教学成果奖等荣誉。他的“中学数学建模和导学探索的教学模式”在中学数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6 、张化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曾宪梓先进教师”二等奖，省优秀教研员。曾任杭州第五六届政协常委，浙江省副会长，杭州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书记兼副校长。从１９８１年开始语文最优化研究，创设“谈天说地”、“玩玩说说”“科学实验作文”等新课型，倡导在书中学生活，在生活中学语文，注重课内积极的情感交流，实施个体、小组、班级学习形式的优化组合，创设有弹性的差异作业，教学成绩斐然。所负责的课题９次获省市教学科研奖。专著《现代小学写话与习作教学》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 7 、刘彭芝：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校长，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员。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著有《人生为一大事来》、《我的教育思想》等。 8 、廖文胜：重庆市巴蜀小学校长，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中国儿童美术教育改革的探索者，年仅２３岁就成为了当时重庆市最年轻的全国优秀教师。他指导的儿童绘画作品有１８６件获国家、省市级奖励，其中国家级一等奖２１件；指导的儿童美术作品１３５间参加过日本、美国、英国等２４个国家的国际儿童画展览。 9 、杨瑞清：江苏南京市浦口人，现任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２３年来为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献身乡村教育，先后创办了行知实验班、行知小学、行知基地，开展了不留级实验、村级大教育以及赏识教育研究，取得优异成绩。先后被评为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杰教师、全国师德标兵等。教育思想：乡村大教育、赏识教育。 10 、李希贵：国家督学，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劳动模范。独创的“语文实验室计划”获全国教育实验优秀教改成果二等奖，并走上国际讲台。著有《教育随想录》、《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学生第二〉《 36 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等。 11 、龚正行：北京八中校长。 1997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8 年获北京市特级教师称号， 2003 年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著有《高中生的学习方法与能力培养》、《中学生学习方法指导》、《给新校长的 50 条建议〉等。 12 、康岫岩： 1967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现任天津市南开中学校长，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理事长，市政协常委兼市政协科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特级教师，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参与写作和主编数学及其他学科类丛书 60 余册，出版《优质中学的教与学》等教育专著，曾主持或参与 9 项国家级、市级研究课题，被国务院学位办聘请为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先后荣获天津市优秀教师、天津市“最具创新精神校长”、天津市“九五”立功先进个人、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教育思想：整体高素养教育观。 13 、唐盛昌：中学数学特级教师，上海市特级校长。现任上海市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市中学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高评委数学学科组组长，国际文凭组织和学术组织亚太地区校长代表，国际文凭组织校长委员会的 15 个委员之一。 1993 年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1996 年荣获苏步青数学教学奖。 1981 年以来先后编著和编译出版了各类理论和学术专著 30 余本，各类论文近百篇。教育思想：乐育精英。 14 、杨一青：现任浙江省杭州市学军小学校长、杭州市校学管理学会会长。曾被授予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5 、李烈： 1994 年被评为数学特级教师。现任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首届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大赛并荣获一等奖第一名。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北京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人民教师奖章、香港柏宁顿孺子牛金球奖杰出奖等荣誉称号和奖项。著有《我教小学数学》等多本教育专著。教育思想：双主体育人、以爱育爱。 16 、刘京海：成功教育改革与研究的主要发起人、设计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之一。现任上海市成功教育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闸北第八中学校长、上海市田家炳中学董事长、华东师大兼职教授、上海师大兼职教授；全国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特级校长、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编《成功教育》《成功教育探索》《成功教育 100 例》等专著。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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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5 06:47
熊丙奇看不到中国教育的进步是由于一叶障目 《百度百科》解释，进步：指人或者事物向上或向前发展引申为适合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中国教育有他自己的看法。 熊丙奇看不到中国教育的进步是由于一叶障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2014 年，中国教育有进步吗？》： 2014 年，中国教育有进步吗？从热闹的新闻报道看，似乎有很大的改革动静。比如，北大、清华等大学接连颁布大学章程，公众期盼已久的高考改革方案终于出炉，高考将按 3+3 进行全新的科目组合……等等。但把这些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我很难对其点赞。先于北大、清华，早有学校颁布章程，可章程颁布后，现实没有任何改变—没人真把章程当回事。高考改革，被誉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可美言者忘记了，过去 20 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高考科目的调整，当年高考科目从 6 门变为 3+x, 力度并不比现在小，可结果如何？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再看录取制度，多年前就有省市推出综合素质评价，号称在录取时要“三位一体”，然而，说到底，在只看分数、不看人的录取制度中，综合素质评价只是一个噱头。 教育要进步，必须有实质性的改革作为。 遗憾的是，教育改革口号振奋人心，然而动真格、实质性的教改，在 2014 年还很少。改革多在原地打转，而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只是换一个时间、地点，一次次重演。我期待 2015 年的中国教育，能有所突破。这一年，是北大、清华的综合改革元年，在 2014 年岁末发布的北大、清华改革，将从 2015 年启动，在启动改革之时，能否有去行政化的实质性作为，关乎整个改革的走向和成败，这也将影响其它中国大学的改革。这一年，是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元年，已经启动试点的上海，将推出新春考，这是我国内地高校首次尝试给一名考生两张录取通知书，也是我认为的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之一。这一改革进展如何，将对我国高考招考分离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 2015 年，还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的启动之年，各地教育部门、学校，能否重视综合素质评价，认真推进课程建设、改革，可从中看到高考改革的成效。教育改革要有实质突破，出现新气象，关键在于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这需要真正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 2015 年的中国教育，能有多大改变，取决于ZF向学校放权、以及学校探索现代治理有多大力度。（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我想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你在 2014 年有哪些进步？一块“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招牌，你扛着不累吗？你说“改革多在原地打转，”你本人走了多远？你说“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只是换一个时间、地点，一次次重演。”你知道“教育的老大难问题”有几个？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包括你的问题？你的“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的陈词滥调只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你说，“把这些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我很难对其点赞。”你是否点赞中国教育的进步，无所谓。你以为你是老几？你把你自己当盘菜了。中国教育进步，还需要你下结论吗？熊丙奇不是中国教育的主宰。没有你这个臭鸡蛋，中国人民照样做成蛋糕。 熊丙奇看不到中国教育的进步是由于一叶障目。 以上内容约 12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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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教育发展改革不需要熊丙奇的谆谆教导
大庆商江 2015-1-12 07:30
中国教育发展改革不需要熊丙奇的谆谆教导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安心本职工作，不务正业，把自己凌驾于中国教育行政部门之上，利用媒体，常年不断向全国教育战线发布“最高指示”，干扰中国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 2015 年 1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 2015 年是教育改革方案落地的关键之年》：从 2010 年开始的每一年，媒体展望新的一年教育改革和发展时，都将当年称为“教改元年”。这传递出社会舆论对教改的呼声，但遗憾的是，每到年终盘点时，大家都遗憾地发现，真正的教改动作并不多，诸多舆论期待的关键问题，比如高考改革、大学综合改革等，并没有实质性启动。 2015 年有望打破这一局面。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在 2014 年岁末被批准， 2015 年将启动改革；继 2014 年 9 月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后，教育部在 2014 年底连续发布 4 个高考改革配套方案，这几个方案也将从 2015 年起开始实施。可以说，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到目前的四年半时间中，中国已基本完成从纲要到具体行动方案的设计，而具体行动方案落实得如何， 2015 年将是关键之年。以高考改革为例， 2015 年，上海将实行全新的春季高考改革，这一改革首次实现一名学生可以获得两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已经完成的春季高考报名看，情况十分火爆，这表明改革受到欢迎，也对教育部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包括促进高校完善自主招生面试考查、做到自主招生过程公开透明、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总结推广春考经验筹划增加春考招生学校、进一步扩大学生选择权等。如果能在这些领域交出令公众满意的答卷，上海的春季高考不但对上海高考改革来说是亮点，对全国范围内的招考分离改革也是很好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 2015 年将启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对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态度将影响这两项改革的走向。客观而言，由于综合素质评价究竟在高考录取中能起多大的“参考”作用并不明朗，因此，对于推进综合素质评价，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并没有多大积极性。照此发展，综合素质评价就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步入“走过场”的轨道，这一改革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这是必须防范的。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完善，明确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录取中究竟怎么使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教育部门、中学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出发，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并在推进这一评价过程中发挥学校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客观，没有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的，则借这一评价的推进着手建立。高校的自主招生也将在 2015 年调整到统一高考之后进行。这是中国自主招生试点 10 年后的重大调整。高考后的自主招生，能否让自主招生更规范、更公平，同时起到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促进中学重视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作用， 2015 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实际运作情况，必然会引起所有舆论关注。各自主招生高校应积极回应舆论的关切，避免高考前自主招生的老问题在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中再次出现。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在完成设计之后，也将在 2015 年起步。从综合改革的方案看，师生共治、小班化教学、教师长聘制、授予学位改革等，都颇有价值，但舆论担心的是改革会不会停留在概念上，因为这每一项改革都提出一个明确要求，即要从行政治校转型为教育家办学，如果大学还是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就是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采用能体现近期办学业绩的行政指标，将难以扭转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惯性，设想中的小班化、探究式教学就难以实现。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目前，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当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需要在接下来的改革实践中加以完善。千万不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对目前的改革设计也打折扣执行，甚至各取所需，扭曲地执行，假如出现这种情况，良好的改革初衷将走向反面，公众对改革的期待会变为对改革的抱怨。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中国教育发展改革不需要熊丙奇的谆谆教导。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关于教育的言论像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关于教育的文章老调重弹，全无新意，如同嚼蜡。乏味的很。 中国 教育发展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制定的。 中国 教育发展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执笔写就的。 中国 教育发展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能解读得了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胡言乱语不是中国 教育发展改革的指导思想。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只言片语不是中国 教育发展改革的行动计划。 全国主流媒体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传声筒、扬声器和复印机。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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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厚黑中国教育最终将厚黑他自己
大庆商江 2015-1-7 17:28
熊丙奇厚黑中国教育最终将厚黑他自己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厚黑学的发源起始于李宗吾先生，而其影响则因《厚黑学》而来。他在厚黑学一书中，宣扬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他以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项羽、刘邦等人物为例，试图证实其厚黑学并列举当中各人之厚薄与黑白如何影响他们的成败。厚黑学一书一直受到民间重视，辗转相传，以厚黑学命名的相关中文书籍多达 200 本以上，几乎成为现代显学中的一种。厚黑学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人类黑暗自私的一面，然而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不知道从何时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研究《厚黑学》。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用《厚黑学》比对中国教育，得出了厚黑的结论。 2010 年 3 月 24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高校处理学术不端怎玩起厚黑功夫？ 》： 3 月 21 日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因严重学术不端被校方解聘了，西安交大在通报上称 : “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一所具有严谨治学传统的百年老校，对于建设优良学风的要求是严肃的和一贯的，决不允许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存在，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南方都市报》 3 月 22 日 ）如果不了解这一学术不端事件处理的起始、经过，上述学校的通报宣言，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这所百年老校严处学术不端的坚强决心，可是，与这一通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此前一天的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该校的 6 位老教授，为了检举这起学术不端，虽证据确凿，但却历时两年，其间屡遭校方劝阻，甚至羞辱。这恰是学校学术尊严扫地的最好注脚。 2007 年年底， 6 位教授发现，李连生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材料中存在严重窃取他人成果的行为，于是详细整理出材料中的 30 多处造假信息向学校举报。随后，校领导约见 6 位教授，校学术委员会某副主席一见面就说，“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涉及到的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到国家的脸面”，“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 50 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 6 人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让他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简单的几句话，让人听得瞠目结舌。这分明就是学术强盗逻辑，不是认为学术不端造成学校脸面受损，却把举报学术不端列为行为不轨。如果不是央视的曝光，这起学术不端事件何时能得到处理还是未知数——在被曝光之后，学校态度却转了 180 度，高调宣称对学术不端的一贯严肃态度，这说明，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高校学术管理，已经异化为逐利工具，在这里只有“利益原则”，没有“学术原则”、“是非原则”、“道义原则”，早已练就极高的“厚黑功夫”。所谓“丢车保帅”，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其通报，下次学校出现学术不端，不是决不姑息迁就，而是姑息迁就到不能姑息和迁就了，才会做出处理。在笔者看来，解决学术不端根本之策，只能是打破利益共同体，建立学术共同体，让“学术原则”、“是非原则”、“道义原则”重回学术体系。这需要从两方面做起 : 其一，根据学术原则和是非原则，追究学术不端“保护伞”的责任，这是打破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事实上，做学术不端的“保护伞”，与“黑帮”无异，是十分严重的学术不端，本就应严肃问责。不打击学术不端的保护伞，将让学术黑社会化。其二，建立学术本位管理。只有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摆脱行政对学术的干扰，学术才能正本清源，回归本位。 （上海 熊丙奇） 2012 年 5 月 29 日 ，搜狐教育《 熊丙奇：大学正走向厚黑化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 3.5 万次。（中国青年报 5 月 3 日 ）钱先生的话，在网上引起热议。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识”是，钱先生对大学和大学培养的人才，评价颇低，并就此展开评价是符合事实还是夸大事实的争论。然而，在笔者看来，钱先生对目前大学的评价，其实还高了。也许只有少数大学在培养善表演、懂配合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多的大学已经不屑于“表演”，变得十分粗陋不堪。钱先生所称的利己主义者，好歹还要“装”一下，比如，在各种公开场合，说冠冕堂皇的话；在运作“潜规则”时，不动声色，做到“天衣无缝”，不留把柄。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可举一例，来说明何为“精致”——某老板想报考某博导的博士生，想打点博导，直接把红包送上门，或者把博导请出来吃饭，是很低级、小儿科的做法，弄不好要把事办砸，“精致”的手法是，老板叫自己的朋友老板，邀请博导去做一场讲座，给几万到 10 万的讲课费，朋友老板大赞其讲课精彩，而博导也觉得体现了知识的价值。事情也就这么完全合理合法的办好了。近年来，不少高校的高层人士，都采用这种“精致”说法，“做好”了不少事。包括评审院士，“精致”到可称为 10 年计划，为了让某人评为院士，运作在 10 多年前就开始了，其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在比较长的时间中，把可能投票的评委，都邀请到学校参加论坛、讲座，或者聘为兼职教授、顾问教授。这种“表演”和“配合”的水平，要甩开那些临到头时，再四处打听谁是评委，家住何处，送礼尺度是多少的“跑、要”者几条马路。在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中，公关运作也如法炮制。要不怎么有“社交学术”这一新名词的诞生？这些人，无疑是“潜规则”教育的精英人士，目前培养这类“精致”“精英”的，北大等学校确实比较拿手，他们瞧不起低级的玩法，而会构思出符合时代主旋律，但最终却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创新做法。比如，北大构思出校长实名推荐，名义上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选拔优秀人才，实质是为学校抢生源，制造招生的政绩。但更多的大学，还达不到北大的境界。近日就有两则消息，让大学斯文扫地。一则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据被打教授的学生及学校多名老师介绍，其打人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被打的教授正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南方都市报 4 月 30 日 ） 另一则是，有网友爆料称，湖南省负责职称评审的评委名单刚刚确定即遭泄露，有评委专门在宾馆开房收钱。且收钱的时间还有限制——索贿短信这样写道：“请准备 3 到 4 万元，于今晚到新天宾馆 2408 房间找刘一兵教授，晚了就送不进了。”（东方早报 5 月 5 日 ）在这两起事件中，为人师表的教授们，已经赤膊上阵了，把原始的一面不加修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那位索贿的职称评委，根本就没想到过要回避，维护自己作为评委的形象，连宾馆服务员也知道他开房在等着要评职称的大学教师们孝敬。这与黑社会老大，收保护费的张扬劲有何差别？根本就不把规则、道义放在眼里，还以自己能挑战规则、道义为荣。做坏事能招摇到这种地步，如此公开运作“潜规则”，恐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坏事，二是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相信没人能动得了他。这是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少表面上还分得清是非，能够说出大套理论，能表面上装着有对权力的敬畏，树立良好的形象，以实现利益的长久化、最大化。其实，这些招摇者，当初也该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使要捞好处，也是悄悄进行，之所以发展到毫无顾忌的程度，是因为见得多了，习以为常，大家都这么干，不认为是问题。他们的这种变化，符合我国大学教育的实际，这些年来，大学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权学教育和权学交易已经公开化。以前，学校领导到北京，可以委婉地说是出差，拜见部委官员，现在可以直接告诉身边人，就是去送礼，打点。“能送进去，已是本事了！”按照我国高等教育当前的办学现状，如果不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最终走向“粗陋化”、“厚黑化”几不可避免，可能还有少数学校装着在办学，其他的则心照不宣地把办学作为做生意，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都成为贩卖的商品；年轻的学生可能在最初的几年，还略有不适，而随着接触社会越深，就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的大学，不可能给学生以文明的教化，只会加快文明的倒退，学生进大学没有提高科学素质、人文修养，倒可能从老师那里习得一肚子的厚黑功夫，以及钻营本事。 2012 年 9 月 25 日 ，网易“熊丙奇的博客”《 厚黑学伤了下一代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来了，一早看到满街的花店，早早开了门，做生意。一路上看到小朋友们的手上都握一支支的鲜花。 早饭桌上，公婆的一番话让我有所感触，当年我们作老师时，有人送给我们花吗，这教师节到今年也才第 28 次，这么越来越变味了。是阿，新学期一开学，朋友们就打电话说，要请老师吃饭，搞好关系，并且不回避地让孩子一起来参加，在孩子面前，请求老师多对孩子关照；教师节时，有的家长给老师送礼，也不瞒着孩子，而是让孩子自己去送，并且告诉他要巧妙地交给老师；针对孩子关于择校、借读的困惑，有的家长也把理由给孩子摊明：现在只能这样，按照规定，你只能在附近读一个普通学校，今后肯定要吃亏的……一位网友发帖诉苦，说自己从小不沾酒，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天天被妈妈逼着喝酒，说不喝，以后走不出去。网友是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 18 岁小伙子，他现在的苦恼，也许在四年之后，就可能得到解答——那些重视与客户交际、沟通的用人单位，明确地向应聘者提出“你会喝酒吗？”、“你会喝歌跳舞吗？”、“牌打得怎样？”之类的问题，致使一些大学生临到毕业时，进行搓麻、打牌、练酒量的强化训练，以提高求职竞争能力。那时，他也许会明白母亲未雨绸缪的良苦用心做父母真是用心良苦。其实，类似的父母，在今天并非个例，有一些父母甚至从孩子上小学起，就开始灌输、培养孩子的“灰色技能”，以便让孩子今后能适应社会。而有一些学生，在周围大人请客送礼等行为的耳濡目染中，也研究起《厚黑学》《厚黑人物》，以便将来能在社会上吃得香，混得开。暑假里，许多女生都在看甄环传，小女生们看得可开心了，我听到，居然有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说，只有美，只有狠，你才能在宫里站得住，在学校也是一样，天阿……我们不难推想，把喝酒、请客、送礼、搓麻等“灰色技能”放在台面上，公然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并告诉他们这是行走“社会江湖”的“生存技能”，会培养出怎样的受教育者。当这些受教育者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又会怎样施展自己经过系统培训获得的“灰色技能”呢？对于教育，卢梭曾这样定义：“我们的教育得自‘天性’‘人为’和‘事物’这三种来源，我们身体器官和机能的内在发育，是天性的教育；我们通过学习来促进这种发育，是人为的教育；我们由环境经验所获得的，是事物的教育。”“每个人都受‘天性’‘人为’和‘事物’三位老师的教导。这三种力量若是相互抵触，便使学生受到坏的教育，学生便不会恬静舒畅；三种力量若是和谐一致，学生便可以一直达到他的目的，他一定可以过着安适的生活，他就是收到好的教育了。”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能说出应该让孩子懂得诚信、懂得守法、懂得尊严的道理，也知道拉关系，走后门摆不上台面，可是，面对身不由已的环境，他们不会教育孩子坚持正气、反对潜规则，而是会教育、引导孩子，学会怎样在现实环境中生存。媒体揭露教育有八大潜规则，会有多少家长觉得搞这样的潜规则难为情呢？反过来，真实的情况是，能走通潜规则的，便认为自己有本事、有能耐，也被其他人认为有本事、有能耐。潜规则已经是明规则。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教授说，他到一所大学做讲座时，有学生提问：请问老师，您是怎样一直坚持理想、保持激情的呢？这位学生的提问让教授大为感慨， 20 岁的大学生，问的 50 岁的人关于坚持理想的问题。而这些大学生的理想为何让位于现实的利益追逐，这可能是所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在他们身上的综合效应中，我们能回答钱学森提出的世纪问题吗？不用说培养杰出人才，能否培养基本合格的公民，都值得追问。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厚黑中国教育。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成长，得益于中国教育。兔子不吃窝边草。人不能不如兔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人不能不如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像传销人一样杀熟，不得人心。 熊丙奇厚黑中国教育最终将厚黑他自己。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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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质疑或反思：炮轰中国教育问题的人能是教育家吗？
大庆商江 2015-1-7 04:29
熊丙奇质疑或反思： 炮轰中国教育问题的人能是教育家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炮轰：指有时对事件或者个人进行语言攻击，原引自战争。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天府早报》（记者吕澜希）《“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我们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 请注意：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换句话说，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熊丙奇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炮轰”一词并不陌生。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炮轰”一词情有独钟。 2009 年 10 月 2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冒充耶鲁大学前校长的“炮轰贴”为何会疯传？ 》：大约两周前，我收到一位朋友转来的邮件，读完这篇据说是耶鲁大学前校长写的文章——《有着十三亿人众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位“耶鲁大学的前校长”，可以说是中国大学通，对中国大学的问题了解很深，比如官本位，而不是像他的继任，在 2007 年到访中国时，对媒体说，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只是时间问题，时间期限是 20 年。 继而，我生出疑问，这位前校长怎么这么了解中国大学，同时，耶鲁大学的校刊难道不顾学校与中国大学的友谊——他们近年来一直在举办耶鲁 - 中国大学校长高级研讨班，刊发这篇文章呢？“炮轰”文章中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好了，下次中国大学校长不来你们这里培训了。 问一报社编辑，他说他早已看到这则帖子，但不知道确切出处，不敢确认其真假。而在网上，网友一边转着，一边求证着。最新的求证进展是，一篇题为《戳穿谎言：“耶鲁大学校长撰文”是如何形成的？》的网文，认为“炮轰”文其实脱胎于小贝诺•施密德特校长在 1987 年开学典礼的讲话，而一些炮轰言辞，本是对美国社会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批评。 环球日报 9 月 30 日 报道，该报记者 29 日致电耶鲁大学进行询问，校方负责与媒体联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他们查询，耶鲁大学学报从未刊登过传闻中的这篇文章。另据证实，最近几期耶鲁大学校刊不但没有这篇文章，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大学的内容——显然，这不是耶鲁大学前校长干的，而是“出口转内销”、某人借耶鲁大学校长之名，发表对中国大学现状的不满。 “炮轰”原来是场虚惊。据笔者所知，有的大学领导看到这则帖子，将信将疑中五味杂陈，被世界名校校长这么毫不留情的批评，扯掉遮羞布，感觉脸上无光。现在被证实根本就是假冒，于是释然。另外，本来就打算抗议耶鲁前校长的人士，转而要求纠出“造谣”、“中伤”者。既还耶鲁前校长的清白，也还中国大学与教育的清誉。 耶鲁大学前校长的所谓“炮轰”如果大家留意，美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在校庆典礼上，几乎都很少有对本校发展的誉美之辞，而是充满危机意识，提醒学校保持警醒。这是哈佛大学 350 周年校庆上，校长讲话中的一段，“有理由认为现在是庆祝美国这所最古老的大学的诞辰的最好时刻，也是庆祝美国教育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最好时刻……如果说 350 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在心神不定的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阵痛，虽然我们强忍着，但也不免说出来。我们知道有多少学院是在全盛时刻种下了日后衰退的种子。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时问一下自己有什么敌对的力量存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内部矛盾和过分行为会消弱我们的大学或阻止它满足现代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而作出贡献。” 2010 年 8 月 11 日 ，《新京报》《 熊丙奇：应把“炮轰”变为大学决策的力量》 ：近日有消息称，我国的大学增设了 140 个与低碳相关的本科专业，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颇有不同看法。同时，高校不重视基础学科建设的说法，也时常见诸媒体。然而我发现，这些看法对中国大学的办学现状并无改观。换句话说，大学根本就不理睬这所谓的“炮轰”。从 10 多年前开始，国内高校普遍重视发展经管、法学、医学等学科，却对基础学科重视不够，投入和人员编制大幅缩减。在获得更多政府投资以及大力发展校办产业之后，大学也逐渐从“清水衙门”变得“财大气粗”。不少基础学科的专家、教授在努力为基础学科的生存地位和发展奔走。但是，教授们的奔走，效果并不明显。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大学的学科发展，究竟是谁说了算？按说，在现代大学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学科发展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由教授管理与决策。以世界著名学府——普林斯顿为例，这所学校就没有“时髦”的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之所以没有这些学科，不是学校领导不想办，而是由于该校教授们认为，办这些学科将分散学校的精力，学校要坚持传统与特色，集中力量办好已有的学科。对于教授们的决定，学校行政领导只有执行的份。这就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就一流的关键：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教育权和学术权不受行政权干预，行政必须为教育权和学术权服务。在这样的大学里，学校行政领导没有决定发展哪些学科的权力——决策权属于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也没有随意支配学校办学经费的权力——行政所开销的每一笔经费都由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进行预算审批，并由校外独立的机构进行审计。与国外大学的上述办学模式不同，我国大学的办学，无论是行政事务还是教育事务、学术事务，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其结果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千校一面”，纷纷在同一时段增设某些学科，而同时也冷落某些学科。于我国大学而言，解决上述问题，“炮轰”无济于事，而应该把“炮轰”变为决策的力量——从公立大学的社会治理来说，应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学校领导、教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人士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校长遴选与预算审批；从大学的内部管理来说，应实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大学的问题才不至于在一轮又一轮的炮轰中屹立不倒。 2012 年 1 月 5 日 ，《珠江晚报》《 熊丙奇：高调“炮轰”何以变为一席“酒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 1 月 2 日 下午开始在微博上炮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尹稚表示顾秉林以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涉嫌贪贿行为，并与一个叫“波士顿设计院”的机构有不正当合作关系。但一天以后，尹稚又发“微”称，一天前的“大义举报”不过是一席“酒话”。 ( 1 月 4 日 《哈尔滨日报》 ) 在此前的微博中，尹院长的表现就是一个“反腐斗士”――他在微博中写道，“我的述职报告和辞职报告已写好了， 1 月 4 日 交，就算是告别辞罢了，这件事起于打假，可能终于反腐……”可一天之后，态度却大变。并得到一个公式：“盛怒发微博 =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酒驾”。尹院长发了两则声明，似乎想为这场“酒后盛怒”的微博炮轰收尾。但说实在的，这不是他想收尾就收尾的。这件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真相，需要有关部门介入调查。众所周知，贪污腐败，是犯罪行为，对于这类行为，不是自诉，而需要公诉。因此，不论尹院长是否收回他的“炮轰”，司法机关都应该启动调查，这是对事情真相负责，也是对被炮轰的顾校长和邓副书记负责。尹院长称“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媒体的杀伤力我领教过了”，不清楚他准备负什么责任，而在他发微博时，就应该知道，微博本身就是媒体，通过微博“炮轰”自己所在学校的领导，会是怎样的轰动效应。――如果其“炮轰”属实，那么，当事的清华校长、书记将被问罪；如果其“炮轰”不属实，不管其在盛怒还是非盛怒状态，他本人则面临诽谤他人的诉讼。而这一切，都需要有权威机构的调查。从高调“炮轰”到自认“酒骂”，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给人们留下很大想象空间。大致有三种情形，其一，他在发微博之后，被有关人员和机构关照，在他明白后果的严重性之后，收回炮轰；其二，他缺乏事实依据，一时冲动发了微博，事后后悔；其三，存在误会，在其发微博之后，有关部门找其进行了沟通，进行了解释，消除了误会。如果是第一种情形，这是学校和有关人员错上加错；如果是第二种情形，尹院长必须为其行为道歉 ( 他在微博中已经做了 ) ；而如果是第三种情形，这应该是对这件事比较好的处理。可是，不管是哪种情形，都应该有权威的解释，而不是让大家猜想，或者由尹唱独角戏。大家尤其担心的是第一种情形，这样一来，丑闻没有得到调查，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还会进一步纵容有权有势者。大学发生教师与学校领导的冲突事件并不奇怪；出现丑闻，也十分正常。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冲突，如何调查、处理丑闻。最适宜的方式，应该是公开的调查，这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才能给公众一个交待。如果事情就这么“网来网去”，学校和当事人可以装着“炮轰”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在公众心目中，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形象，已经坍塌。 【注：俗话说，看热闹的不怕乱子大。】 2013 年 1 月 26 日 ，《山东商报》（记者徐玉芹）《 熊丙奇炮轰高考改革是“伪改革” 》：昨天上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应邀来到济南，参加由大智学校承办的“艺体特长培养及高考改革发展论坛”。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主题发言中，熊丙奇炮轰了当下包括高考科目、自主招生、春季高考等多项高考制度的改革。在他眼里，这些改革都没触及根本，那就是单一的评价体系。熊丙奇说，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推行高考改革。而高考改革是过去 10 年当中喊得最多，但作为极少的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都没真正推进高考改革，原因就是没触动高考的实质，就是单一的评价体系。那么，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高考？熊丙奇预测了未来高考改革的方向：首先是自主招生的改革不可逆转。尽管当前自主招生仍有种种不足。“自主招生规模只会扩大，不会缩小”。他认为，自主招生惟一要打破的是现在的框架，不再采取学校测试“嫁接”高考的模式，而是真正变成一个“学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大学，收到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再选择去哪一所大学”的模式。“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二三月份举行联考。联考后，学生凭成绩申请大学。大学独立录取，录取后不再高考；第二是改变高考的选拔功能，变为一个基本考试，学生可拿着这个成绩申请若干大学，同时可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熊丙奇说，这样能让学生有多次考试和多次选择的机会。当然，在高考录取改革的同时，学校一定要建立起多元的、科学的评价体系，让老师、学生、家长从现在的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谈平行志愿 山东填报志愿方式不合理】“山东填报志愿方式很不合理”，熊丙奇指出，尽管山东在第一志愿后实行征集志愿，且征集志愿是平行志愿，但一志愿一旦落空，二志愿空间已很小，基本没有价值。熊丙奇说，推进平行志愿应是扩大第一志愿，避免出现一个志愿填不好，后面面目全非的问题。【谈春季高考 未带来本质变化发展势头不乐观】在熊丙奇眼里，无论是北京、安徽等地已夭折的春季高考，还是苟延残喘的上海春季高考，乃至刚推出不久的山东春季高考，都是失败的，因为它的定位就是失败的。据介绍，山东推出的春季高考，招生院校主体是高职高专，本科只占 5% 左右。“春季高考的核心应该是给学生多次考试、多次选择的机会。”熊丙奇说，“如果参加夏季高考，春季照样可以报考所有学校，整体就盘活了。【谈自主招生 联考科目“瘦身”不会减轻学生负担】熊丙奇认为，推行了 11 年的自主招生，仍未打破单一评价体系，还是按高考分数从高到低录取。“这种改革，只增加了高校的自主权，没增加学生的自主权，因而仍是高校抢生源的手段”。熊丙奇说，“真正自主招生是，一个学生可选择大学。学生拿到多所学校录取资格，然后根据录取专业、奖学金来选择上哪一所。而谈及自主招生联考科目的“瘦身”，熊丙奇认为，瘦身并不能减轻学生负担，只能说明制定政策的随意。因为不管怎样改科目，只要用单一的分数选拔评价学生，学生的负担也不会减轻。 2013 年 3 月 4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炮手”的责任：既要炮轰事件，更需推进机制建立 》：葛委员又“开炮”了，继去年在两会上质问教育部长考研泄题事件之后，今年刚到两会报到，他就向媒体抛出他的心结 : “去年考研泄题事件已经过去一年 , 我还在等待教育部给我们答复。”（齐鲁晚报 3 月 2 日 ）葛委员持续关注考研泄题事件的精神值得称赞，这也体现了参政、议政的基本素养。但在笔者看来，“炮手”的责任，除了追问某起事件的具体调查、处理结果外，更应该追问调查、处理事件的机制。事实上，考研泄题事件的调查，葛委员花一年事件跟踪，尚未得到满意的结果，问题就出在调查机制上。如果不能建立独立的调查机制，对每件事的调查，就会陷入“挤牙膏式”的追问中，而一旦没有追问，调查、处理就可能不了了之。客观而言，在去年两会上被葛剑雄等委员点名“炮轰”后，教育部是十分重视考研泄题事件的调查的。去年 3 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招生单位加强复试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完善复试方案，认真核查试卷，强化复试考核，确保录取公平公正。同时透露，公安机关接教育部门通报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案件线索后，已抓获了主要犯罪嫌疑人。去年 5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对 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泄题事件查处情况的通报 》称， 201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泄题源头和案情已查清。通报指出，湖南省湘潭市教育考试院招考科科长周文胜为谋取经济利益，利用职务之便，借统一整理试卷之机从湘潭市教育考试院保密室窃取 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卷，并复印转卖。周文胜等 4 人已由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另外，给予了湘潭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廖贻仲等人行政处分。通告还表示，教育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已启动问责程序，对中南大学、湖南省相关地区和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问责。今年 2 月 27 日，也就是 4 天前，教育部网站发布消息，称 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泄题案已做出一审判决。但就是这么被“高度重视”的调查，也有令委员不满之处——葛剑雄一口气连说了几个不知道 : “这四个人怎么拿到试卷、怎么泄题、怎么传到很多地方 , 我们不知道；教育部如何采取措施防范 , 我们不知道；包括后来的弥补措施、效果怎样 , 我们不知道。”将葛委员的质疑与教育部和司法机关的处理对比，不难发现，教育部是交代了试卷怎样被窃的，但却没有向公众交代试卷是怎样转卖、卖给谁（包括教育机构和考生）；教育部制订了强化复试考核的补救措施，但却没有交代这一补救措施起到了怎样的效果，是否真确保了公平公正；教育部对湘潭市教育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理，但对中南大学、湖南省相关地区和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问责不见下文，更重要的是，作为主管部门，教育部有关人员是否被问责，也是大家关心的；教育部曾要求全国招生考试系统以此为警示，认真吸取教训，可在 2013 年考研中，又发生疑似泄题案。对此，葛委员不依不饶的追问，或能令调查、处理进一步深入。但毋庸置疑，这种“追问”也会给人一丝挫败感，在两会这样的平台上，追问一起具体事件的调查，都难得到满意的结果，其他事件的调查，会是怎样的局面呢？难道每个事件的调查，都需要拿到两会的平台上追问，才能见到一点效果吗？——据报道，在去年两会后，葛委员曾追问此事，可却没有回音，于是又将其拿到新一年的两会上——另外，就是葛委员进一步追查，按照现行的调查机制，有的问题，恐怕也难以得到答案，诸如去年补救措施的效果如何，等等。在笔者看来，代表委员要追问具体事件的调查、处理，更应该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健全相关的调查机制。鉴于教育主管部门是考试的组织部门，对于泄题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组织管理不严密的责任，因此对于国考泄题事件的调查，不能由教育部门负责调查，一要及时引入司法调查，只有司法调查介入，才能严肃调查事件真相，追究法律责任；二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这一调查委员会可由全国人大主导，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育专业人士、媒体共同参与调查，除了调查事件本身之外，还调查整个考试体系的安全管理漏洞，出具独立的调查报告，再根据独立的调查报告，追究行政责任，加强考试体系的安全防患。 眼下，由于司法机关的介入，泄题案的 4 名当事人已被追究刑责，对此公众没有疑虑；葛委员的不满，也集中在对行政部门的调查、处理上，这就需要推进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设。如果今后只要有类似教育问题，都启动独立的调查，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必等代表、委员“炮轰”而按正常的程序得到严肃处理。对于考研泄题事件，如果有这样的调查委员会，葛委员参与调查，他还需在两会上一再炮轰吗？ 2014 年 7 月 5 日 ，博才网（来源网络）中国江苏网 12 月 18 日 讯（通讯员 陈育凡 杨萍 记者 袁涛 实习生 陶雯雯）《 熊丙奇在宁炮轰高校教育 大学教授犹如 学术民工 》：“大学的使命就是要进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但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大学的办学很多时候在阻止创新，阻断传承。” 12 月 17 日 ，在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专家熊丙奇直言目前国内大学面临很多问题，想要真正做到创新困难重重。【高校“行政化”阻碍文化传承和创新】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起，就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一问题在社会舆论、“两会”和教育论坛中饱受诟病，高校去行政化已经成为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然而，熊丙奇坦言，在去年 7 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大学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化。“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也是由上到下统一安排设置的，这样学校就没有充分的自主空间，就不能体现大学办学的灵活性。”“行政化强调服从、强调纪律，如果不去除不仅会阻止文化创新，还会阻碍科技创新。这是当前的一大问题。”对此，熊丙奇建议，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真正做到政府向学校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如果没有自主 文化就没有自觉。”他说。【功利化倾向严重 高校教授沦为“学术民工”】相比“行政化”，大学校园里的功利化倾向也不容忽视。在熊丙奇看来，从高校管理者到高校教师再到学生都存在着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学校的扩招、合并强调了数量的发展而忽视了质量的发展。很多大学自身也迫切希望能够办好，但是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方法。改校歌、换校名、重立校训，这样的话实际上大学文化就没有传承了，而是被隔离掉了。”熊丙奇认为，由于功利化倾向的存在，许多高校并未引导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潜心做学问，而是采取一年一考核的制度，希望教师一年就要出成果，这样的结果导致大学教授们都要拿着论文、课题经费、专利去兑现工分 最后就变成了“学术民工”。“对教授设定的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申请课题数量、申请经费数量、获批的专利数，以及教学工作量。教学仅占其中一小部分。”他认为，在学术功利化、学术泡沫化的环境下，很难有货真价实的创新。如何解决高校创新难的问题？熊丙奇院长建议，高校内部应建立起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制度。“以行政来主导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学术不独立、教学不自主，文化氛围就很难形成。”他认为，国内高校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美国的高校中，校方针对不同类别的教授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教授们普遍实行“年薪制”，收入与学术绩效不挂钩。“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教授们就能凭自己的兴趣做学问了。”熊丙奇说。【同质化状态普遍 部分院校沦为“考研基地”】“中国的高校千校一面，没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熊丙奇说，从 985 到 211 ，到普通本科，再到高职高专，中国的高校全都是一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体现特色。“更严重的是教育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并不多，学生接受的是缩水的教育，尤其是一些本二、本三院校俨然变成了考研基地。”熊丙奇直言，由于就业困难，部分本二本三高校的学生一进大学，就把考研当成了唯一出路，以此为跳板，进入更高层次的大学，提升就业的砝码。“这样学生就会完全为考研而学习，而忽视了许多专业课程的学习。”据介绍，许多学校对学生考研也是相当支持。甚至会单独开设教室，配备老师进行专门辅导。“高校本应是按照学生所学专业培养人才，而如今为了让学生考研，偏离了原有的办学理念。大学如果没有真正对学生进行应有的教育，这时就会面临大学文化的消亡。”“部分高校沦为考研基地和目前研究生考试制度的设计有关，但其根源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同质化，没个性。” 熊丙奇说，所有的学校把科研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不管是讲师还是教授，全部变成了“学术民工”，功夫全都用在了怎么写论文，怎么拿项目上，根本没有心思教学生。“ 985 、 211 高校的学生还可以扛着学校的牌子找工作，普通本二、本三高校的学生只能考研。”熊丙奇认为，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体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在不同领域的展现而已。高校只有打破“千校一面”的现状，按照自身的定位来培养学生，才能保证教育质量，才能培养出真正有个性的学生。“考研基地”也才能消失。 2015 年 1 月 5 日 ，科教网 （熊丙奇）《教育评论：炮轰中国教育问题就是教育家吗？ 》：什么是教育家？我们这个时代有教育家吗？前一个问题，似乎比较容易回答，因为书本上已经给出了教育家的“广义”或者“狭义”的定位，诸如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教育活动家、教育事业家、教育改革家、教育实践家等等，而后一个问题，则很难回答。不少教育官员，因在任上喊出教育改革的口号，就被誉为教育改革家，不少学校的校长，刚一上任，就被冠上教育家的头衔，尤其是担任名校校长，可是他们真是教育家吗？还有的办学者，校内并无改革实践，却因炮轰中国教育问题而博得教育家的大名，这把自己的教育实践家身份，混淆为教育批评家。我国当下可以说是“教育家”帽子满天飞的时代，可在笔者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极其缺乏真正的教育家。这不是对教育家提出过高的要求，而是基于教育常识和本质的判断。事实上，不要说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在现实中，也是极为缺乏的，有多少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的基本常识？在自己研究、实践、推进教育工作中，始终坚守教育的本质，甚或是教育的底线？进一步说，今天被“誉为”“教育家”的那一批人，只是比其他教育者，多坚持一点教育理想、多尊重一点教育常识。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教育局面。因此，谈论教育家这个问题，应该从生长教育家的土壤说起。只有培育真正的教育工作者的土壤，才能生长出教育家来。我国当前的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普遍存在两方面大的问题，一是教育的行政化，二是教育的功利化。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 2010 年在回答网友提问时，曾谈到“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如果两、三年一换，那么哪一所学校都不可能办好。”教育的行政化是诞生教育家的最大障碍。在行政化的办学环境中，一方面，校长由于由行政部门任命，因此是按管理一级干部来管理校长的，就是基础教育实行校长职级制之后，也是如此，这让校长，首要的身份是官员，而不是教育管理着，校长在任上，必须对任命、考核的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首先对教育、学校办学和师生负责，现实中，一些校长就因不执行行政部门的命令，而被撤职，学校没有办学自主空间，千校一面；另一方面，校长也用手中的行政权指挥教师，不论是教育事务，还是学术事务，大多由校领导说了算，学校办学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教师在学校办学中缺乏话语权，因此，也逐渐失去教育理想和追求，调查显示，我国有很大比例的教师群体，充满职业倦怠感，而重要原因是承担十分大的非教育教学压力。功利化的办学追求，则成为教育事业的最大毒瘤。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生活更美好，但为追求应试教育的升学率、名校率目标，我国基础教育在一些学校，异化为竞技教育，只育分不育人，而为了提高竞技教育的成效，相当数量的学校对学生采取高强度的灌输教育和封闭式的圈养教育，这种教育，某种程度上说“反教育”，做得“越好”，对学生的伤害反而越大。去除教育的行政化和功利化，才能让我国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质，也才能让教育工作者有教育的理想和追求。为此，必须推进两方面重大改革。其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制度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明确提到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这直面我国教育管理的核心问题。只有坚定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才能让学校有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从而使学校富有办学活力。其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倡导学校多元教育、个性教育。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提到他自己心中的“中国教育梦”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人人成才”。实现这一梦想，必须为每个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兴趣，为每个学生创造多元成才、多元选择的环境。这就必须打破现在的教育评价体系。毋庸讳言，高考制度，制造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升学教育模式，学生都被纳入同一个成才模式，不改革高考制度，要求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往往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另外，必须从职业化、专业化角度，来思考教育管理者、教育实践者的管理、培养和发展。对于校长来说，要实行去行政化，做到职业化、专业化，对于教师来说，则要从行政考核、评价中解放出来，也实行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其中的第一步，是职业化，要从职业属性来思考校长、教师的发展。所谓职业属性，就是要从职业待遇的保障、职业权利的落实，来要求校长、教师履行自身的职业责任、提高其职业荣誉感。我国在校长选任、教师管理中，对职业待遇的保障、职业权利的落实方面做得并不好。这导致校长长期受困于学校办学经费不足，教师也对待遇得不到保障而心生去意，尤其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校，这种情况比较突出，而与办学自主权缺乏相对应，则是教师没有教育自主权、同行评价权，无论是校长、教师，都被纳入行政化考核评价体系之中，用现实的行政指标、利益标准，评价校长与教师，于是校长、教师都偏离专业化发展，学校的整体管理、教育教学就在低水平徘徊。所谓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三流管理，四流校长，是我国一些学校办学的生动写照。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前述提到的这些改革，都已逐步启动，国家也明确提到要实行学校自主办学、校长职业化、教师专业化发展，这是整体改良教育土壤的重大举措。眼下的关键问题是，怎样破除既得利益的阻力，切实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以笔者之见，在切实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有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涌现。这样的教育家，会利用改革释放的任何一点办学空间，做最大程度的改革探索。其实，在现实的教育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之下，教育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也是有空间，给学生更好的教育的。只是有的办学者、教育者，以“受害者”情结，去放大制度、体系的弊端，把对学生的应试教育、对学校的功利办学目标的追求做到“极致”，同时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教育者当然不能回避现实，但是必须坚持教育理想，理想有时会向现实妥协，可是却不能破除教育的底线。功利的教育是简单而粗糙的——制订功利的目标，然后对学生进行灌输洗脑式“教育”，而真正的教育，则是需要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这对办学者、教育者都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否有耐心、爱心、细心，去关注每一位学生、陪伴每一位学生成长。拿体育来说，真正的教育者，会每天给学生至少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让学生们在体育场上去健身、锻炼，而功利的教育者，则会挤占体育的时间，用其进行其他“核心”科目的教学、考试复习，只是在体测时，让学生集中突击、训练；再拿职业生涯教育来说，真正的教育者，会把对学生的学业、生涯规划指导，融入到整个学习过程中，并为学生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择，通过课程以及相关的体验活动，确立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而功利的教育者，则会用成功学替代生涯规划教育，貌似教育充满激情，可是学生却没有理性对自我进行管理、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当学生离开这种成功学氛围，或者遭遇挫折之后，就会迷失人生方向，茫然无措。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今的“教育家”，都是功利视角的“教育家”，舆论也用一校的成果，来评价“教育家”，比如，对于基础教育，评价标准是，学生的平均成绩多少、升学率多少、考进国内外名校的多少，对于高等教育，则是发表多少论文、申请到什么国家课题、有多少专利，从中，根本看不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教育家的贡献，在于为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学生，破除多少传统力量的阻碍，认真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于管理者来说，在于争取学校独立的办学空间，给学生创造多元选择，做到兼容并包，于教育者来说，在于平等对待每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人格、身心健全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也必须评摒除功利教育观，建立全新的教育价值观。与我国“教育家”、“名师”大多产生于名校（近年来评选的高等教育国家教学名师，来自名校比例很高）不同，国外评选的优秀教师，更关注教师对改善薄弱学校、发展后进学生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这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当然，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取决于教育管理和评价制度的改革，但这也是相互作用的。要让我国教育回归本质，让更多教育工作者有教育的理想和追求，产生这个时代真正的教育家，需要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坚守，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 读完以上文字，我似乎觉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炮轰”是上了瘾的。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什么时候，习惯炮轰别人的人被别人炮轰，那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以上内容约 1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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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6 07:31
熊丙奇借谈国外教育贬低中国教育未必被国民接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外国在古代指中央政府以外的政权。后用来指本国以外的国家。 《百度百科》解释，国外即，外国，本人所属国籍的国家以外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古代指中央政府以外的政权。后以指本国以外的国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去过很多国家，或者向往外国，在评论中国教育问题时多次提到国外。 2009 年 9 月 16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国外大学宿舍的教育作用让我们汗颜 》：在我们那一代学生看来，大学的集体宿舍，就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寝室长、套长、楼长，也是学生干部，尽管室长只管 3 人。文明寝室评比的成绩，也是综合素质，影响到评优及奖学金。宿舍，还是思想教育活动重要的阵地；男女生联谊宿舍被认为是互帮互助，而宿舍之间、套间之间、楼之间的体育、文艺竞赛，则是丰富的第二课堂。以上的“教育”，被认为是寄宿制大学生别样的收获。所以，扩招之初，有大学的宿舍安排不下学生，让学生走读或校外租房时，大家无不感慨，大学生活少了很重要的一环。可住在大学宿舍，方便中也有不便。上课方便、就餐方便，自不用说；不便的是，你在人家的“地盘”上，就得听人家的——大学说了，男生不准进女生宿舍，晚上 10 ： 00 要准时熄灯，不准在寝室里热饭烧水等等。可还有的，则很是不便，比如，今年暑假之中，华中农业大学传出消息，校方在宿舍走廊中安装监视器，弄得女生再也不敢穿着睡衣在楼道走动，半夜如厕也得衣冠楚楚；最近，北京师范大学新生“新奇地”发现，新生须知里居然还有不许拉床帘这项。以上举措的出发点，据说都是“为了学生好”，出于宿舍安全考虑。有学生表示抗议，说这侵犯隐私。以前住大学宿舍很廉价，住进来受点“约束”也就忍了，现在大家都出住宿费，费用其实也不低，相当于校方是房东，学生来租房，租了房屋，你还要来管我怎样住、监视我的行动，那我还不如到校外去租房。大学学生宿舍与大学教育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大学宿舍与大学的第一层关系，就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学生付了房租费，房东就不得再拿着钥匙，以检查卫生、安全为名，进入学生的私人空间。至于学生的安全，房东要履行的责任是，保证房屋设备的安全，如电器设备无安全隐患，配齐消防设备，有消防逃生通道，加强宿舍区的治安管理等。在房东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之后，则是学生自身的独立、自主生活，当然，学生作为租客，同时得履行不破坏房屋、不影响其他租客权益的责任。这几年来，大学屡屡检查学生在宿舍里违规用电，可是却没有去改造学生宿舍，比如，针对学生用热得快、电炉，学校的做法是收缴，却没想到在宿舍里，提供专门的厨房间，让学生热水、热菜。大学宿舍与大学的第二层关系，是大学为学生提供增值服务的关系。大学把学生宿舍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空间，是有历史传统的。英国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寄宿制，就是让本科学生与教授一起生活，从而得到更全面的教育。对比境外大学的宿舍生活与内地大学的宿舍生活，就会发现，境外大学的宿舍生活注重教授与学生的交流 ( 学生宿舍里就住有教授和访问学者，学生可以随时和他们交流 ) 、注重学生自主在宿舍里开展活动 ( 几个学生宿舍就编写一本杂志或者请某个知名学者来演讲 ) ，而内地大学的基本思维则是“圈养管理”，而不是增强学生的自治意识。近年来，随着货币化分房，大学教师纷纷离开校园；大学搬向郊区建大学城，寄宿的学生很难在课余见到教授的身影。既保护学生的隐私，又拓展学校的教育空间，这样寄宿制教育的优势才能在大学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一些大学干涉学生隐私，却没有发挥寄宿制教育作用，这会让大学宿舍失去吸引力。从国外大学的寄宿制经验看，不少大学仅要求 ( 或提供 ) 本科学生或一二年级学生住宿，一方面是出于办学条件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从大学的教育服务出发，寄宿制教育对低年级学生的自主意识、自知能力培养以及大学价值观念的形成有帮助。所以，如果大学不能有效发挥寄宿制的教育作用，就该好好反思了。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09 年 11 月 9 日 ，来源：搜狐博客 ( 系统默认 ) 作者：熊丙奇《 熊丙奇：国外大学倒闭对我国的启示 》：《环球时报》报道，澳大利亚 4 所私立大学 5 日因破产闭校，致使约 2700 名外国留学生失学，其中包括近千名中国学生。澳洲这 4 所私立学校的破产，对我国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警醒意义。从目前的情况看，鉴于澳洲完善的教育管理体系，私校倒闭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不会很大，在这次倒闭事件中受到影响的学生，其文凭以及后续的教育也会获得澳洲政府的妥善安排。可是，我们对大学的破产闭校准备好了吗？经过 10 来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到 2008 年，已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663 所。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源数开始逐年减少，它将直接影响大学招生人数。在生源的压力下，可以预见，有一些高等学校将萎缩，并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宣布破产——这还不包括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原因造成的破产。来自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到目前为止，全国民办高校的招生状况下降严重，普遍下降幅度在一半左右，其中民办大学较集中的西安下降最多，招生数量只有往年的两三成，在一些大学城，已出现人去楼空的“冷清”景象。按照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如果进行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破产，除非被政府或其他教育机构“接盘”，否则很难安排学校破产之后的学生，因为高校与高校之间并没有学分互认制度，也没有自由转学制度。一所破产学校的学生，怎样转到另一所学校求学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八章专门谈到“变更与终止”，其第五十七条规定，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法律已预见到学校的终止，可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还未实行对接。针对越来越现实的大学破产、关门问题，我国高等教育有必要探索大学自由转学制度、学分互认制度，这既是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的需要，也是学校退出之后，保障受教育者权益的需要。 2010 年 3 月 8 日 ，新浪网“ 熊丙奇的博客”《中小学校长国外培训能带回减负良方吗？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将加大对中小学校长培训和大学校长培训，计划在未来三年组织“上万名”中小学校长到国外培训，让他们去了解国外的基础教育是怎么让孩子们更加快乐地学习的，可以从中找到为中小学生减负等方面的经验。（新京报 3 月 7 日 ）教育部的构想是“美好”的，其逻辑是，中小学校长去国外学习了先进的办学经验，回国后可把这些先进的经验用到实践中，于是促进我国教育局面的改变。可是，假如这一“美好”的设想能实现，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我国大学到现在却办不好——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教育部直属大学校长中的约 80% 、两院院士的 81% 、长江学者的 95% 、国家 863 计划首席科学家的约 80% 都有留学经历。他们可是身临其境感受国外大学的办学经验的。或许，他们当初是以求学者身份去感受的，所以可以不着数，但是，据郝平介绍，此前已经和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大学成功进行了大学校长培训，可似乎这成功的培训，在国内大学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的塑造上，没有多少明显的效果。笔者不是反对校长们去接受培训，做交流、开眼界、增见识，可是，这得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对中小学校长进行培训，得分析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的关系。以此而论，目前大举让中小学校长去国外培训，有可能变异为借培训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却对教育现实毫无改变的游戏。不妨来算一算中小学校长们出国培训的成本，仅以一个校长的出国培训费用 5000 美元计算， 1 万人就得花费 5000 万美金，折合人民币至少 3 个亿。如果这笔钱花下去之后，能改变中小学校长的办学理念，真正解决目前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应试教育和学生负担等问题，倒也十分值得。可问题是，先不论中小学校长能否转变办学理念，即便他们真“学有所成”，回国之后，会在现实办学中有所作为吗？说实在的，我国基础教育界，其实不缺“先进”的理念。你看，各地教育部门和各中小学校长的总结稿、发言稿里，充满着素质教育、愉快教育、以学生为本等等字眼，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7 年，我国就出现了“素质教育”概念——据称，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我国有这个“素质教育”概念外，其它国家的教育都没“素质”——可直到今天，哪个地方、哪所学校的教育，不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踏踏实实呢？有一些有“素质教育”理想的中小学校长，在现实中遭遇“抢逼围”，寸步难行。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难以突围，根源在于升学考试制度。 2 月 27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说，“大家可能十分关注我们整个教育改革当中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启发他们的智力和能力，让他们学会动脑、动手，学会做人，使他们有坚强 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这个都反映在我们规划纲要当中”。对此，上月底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行了描述，可以说，这才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牛鼻子。当下，教育部门应该进一步听取意见，并着手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而不能让其停留于文本。而想在升学考试制度改革之外，去谋求改革突破，是很难行得通的。可以说，如果升学考试制度不改革，中小学校长的国外培训，将难言效果，这也可能使校长们不会认真对待这种学习——学了回去又用不上，只会更痛苦——这就如大学校长的培训，如果国内高校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校长们怎甘愿把学术权交出来，为教授服务呢？具体到中小学校长的培训，教改《规划纲要》关于 2010-2012 年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的描述是，“对义务教育教师进行全员培训，组织校长研修培训”；“对农村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培训”；“开展大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海外研修培训”。在笔者看来，目前更应启动的是面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教师和校长的培训，这是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师质量的双重需要，以国内培训费用每人 3000 元计， 3 个亿可培训 10 万中小学校长！而看上去好看，但却既花钱，又效果不佳的海外培训，还是缓行为好。 2011 年 4 月 20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牛学生”只是属于国外大学的美谈 》： 当其他高三学生还在为高考努力拼搏的时候，深圳实验学校学生傅韵霏却已经收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17 所美国著名学府的录取通知书，被誉为今年“最牛高三生”。（中国日报 4 月 18 日 ）媒体将目光聚焦在这位女生为何这么“牛”上，期待从她的身上，能找到“成功因子”。确实，傅韵霏十分优秀， 15 岁时考得托福 119 分、 SAT2330 分， 16 岁时考得 SAT 美国历史 800 分、英美文学 770 分；成绩名列年级前三；钢琴十级，热爱绘画、芭蕾、游泳等。而她自己归纳被这么多名校青睐的原因是：自己的好奇心、探索精神以及全面的综合素质。从个体角度看，傅韵霏确实是很“牛”的，事实上，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这样被美国多所名校同时录取的“牛”学生。然而，这样的“牛”事却从来不曾发生在国内高校。我们曾听到过一名同学同时被国内几所高校录取的佳话吗？现实是，不是没有这样的“牛”学生，而是我国的升学录取制度，根本不允许一个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学生可以自由申请大学，大学独立进行录取，这已被实践证明为是鼓励学生多元发展，实现大学自由、平等竞争，提高大学办学活力的好的制度。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高考升学制度改革，在这方面却无突破与进展，甚至略有倒退。 2003 年，我国高校开始试点 5% 自主招生，按照自主招生的“要义”，教育界人士曾建议，自主招生应允许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但是，教育部门设计的自主招生却是，学生自主参加各校的自主招生测试，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后，必须再参加统一高考，并把相关高校填报在第一志愿（或者 A 志愿），在录取中获得相应的录取优惠，这也就意味着，每个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2006 年之前，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当时的政策，允许一名考生可以同时获得内地大学录取通知书和香港地区高校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做选择，可好景不长，在 2006 年内地有多名状元放弃北大、清华，舆论纷纷议论港校将北大打为“二流”之后，教育部门规定，从 2007 年起，内地考生不能再同时获得港校和内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港校招生结束必须就把学生档案拿走。此后，又再出规定，获得内地高校保送生资格的学生，不得申请港校的自主招生。总体而言，我国自主招生改革，是绕过“一名学生可获多张录取通知书”这一自主招生本质而行的，结果是，学生的选择权没有增加，大学的自主权没有落实，基础教育还是僵化的应试教育，大学依旧缺乏办学的活力，“最牛”高三生的故事总是与海外名校一起发生，而这些名校，在很多内地学生心中，也是实至名归的“牛校”。为何如此？有关分析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闲置、招生成本增加；二是大学独立自主招生，会出现各种潜规则、猫腻，不利于公平。表面上看，这些原因是成立的，然而，深入分析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00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26.5% ，在近年来的招生中，每年约有 100 万考生放弃高考、 50 万考生放弃填报志愿、 50 万考生录取放弃报到，这足可以说明高等教育资源已经面临被学生选择的局面。至于多次录取导致招生周期拉长、招生成本增加，自主招生中可能存在权势交易等问题，都在国外大学招生、录取中得以解决，具体措施包括按照每年的报到比例，增加录取通知书发放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增加招生的透明度，公开所有不涉及考生隐私的信息等等。真正的原因是，教育行政部门不愿意放权（这就是基础教育的教学主导权、考试组织评价权、高校的招生权），在目前的招考体系中，教招考完全一体，也就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如果一名学生可以拿到多张录取通知书，这就是教招考的彻底分离，高校完全自主招生，中学自主教学，政府行政部门连招生计划的审批权也将失去。如果教育部门放权改革，将很大程度扭转我国的教育、考试格局，而如果不放权，维系现有招考体系，长期发展下去，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局面将加剧，而大学的办学质量难以避免地下滑。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近年来的留学生数以 20% 的速度递增。由麦可思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最新发布的“高中生出国留学跟踪调查”显示，与几年前出国读研的大潮流不同，如今七成计划出国的学生是高中生，还有多达 24% 的人计划出国读高中，仅有 6% 的被调查者计划在国内完成大学学业后出国读研究生。（新快报 4 月 19 日 ）如此高的出国留学选择，背后的原因是逃离内地高考体系，以及接受海外更好的高等教育，这应该引起我国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如果再不放权推动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内地大学将成为“牛学生”和“牛校”的旁观者，被远远地甩在身后。 2012 年 2 月 11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反思引进被国外大学开除教授背后的评价机制 》： 2011 年 5 月 17 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前教授 Craig A. Grimes （克雷格·格莱姆斯）被南京工业大学引进，成为该校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全职教授。不料，才过去半年多时间，克雷格·格莱姆斯就被美国司法部指控滥用数百万美元研究经费，并且涉嫌洗钱等行为。 ( 中国青年报 2 月 10 日 ) 需要注意的是，据报道，克雷格·格莱姆斯的问题早已被相关部门获悉，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他就已因滥用经费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开除。 2010 年夏天，克雷格·格莱姆斯接受德州理工大学的聘请，准备于 2011 年 1 月开始在该校任职，但德州理工大学于 2010 年 8 月撤回了对他的聘请。这意味着，南工大在引进这名“外籍全职教授”时，该教授已经事发。难道学校在考察、审核时，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引进海外人才，在我国高校已经成为一项政绩工程，人才引进的层次不仅关系到师资队伍，还关系到申请各种课题。在各种利益因素的驱动下，故意抬高引进人才的身份（副教授写为正教授）、帮引进人才制造虚假简历、与引进人才签署假合同（兼职引进、柔性引进写成全职引进），不时发生。学校和引进人才各取所取——学校获得更好的师资队伍数据、以其身份申报到课题拿到经费，引进人才获得不菲的报酬——却败坏了国内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同时造成科研经费的挥霍、浪费、流失。而这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这起事件中，南工大为何明知克雷格·格莱姆斯被开除却还要引进，恐怕追求的就是“首次引进外籍全职教授”，以及用其曾经显赫的学术成果，去申报相关的课题。媒体的调查已显示了这一点，南工大对引进这位国际顶尖人才大肆宣传，同时，记者也在 2011 年江苏省“创新团队”公示公告中找到了克雷格·格莱姆斯的名字，他是南京工业大学一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可以说，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南工大已经没有任何的学术底线。或许在南工大看来，“在该领域的一项学者排名中排第 25 位”的格莱姆斯“落难”，正是学校可以引进其的机会，学校正可首先引起全职外籍教授的零的突破，至于其是否有学术不端，并不在意，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司法机关的起诉，这事也就办成了。这其实与近年来国内处理学术不端的做法，是一致的。大学对于那些学术成果“丰硕”的学者，总是舍不得处理，并制造能力重要还是诚信重要的无谓争议。这种只顾眼下利益，不顾基本学术道德的做法，只能让我国大学的学术研究质量越来越低。在一个已经失去学术底线的环境中，怎可能出现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呢？相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能不顾格莱姆斯的成就，严肃对其进行处理——这是美国大学的通常做法，一名学者，不管其身份多么显赫，取得多么突出的学术成果，只要被查证有学术不端，都将严肃处理，甚至赶出学术圈——我国大学出于学术利益拾被国外大学开除的“破烂”的行动，足以令中国大学和学术圈感到羞愧。对此，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教育部、江苏省）要组成独立的调查组，调查南工大在此次人才引进中的不端行为，根据调查结果，对南工大的涉事人员做出处理，并反思我国人才管理和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2012 年 4 月 5 日 ，新浪网“清明时节雨的博客”《 熊丙奇：中国人在国外说谎的严重后果 》：一位朋友刚和家人去夏威夷旅游归来，她向我说了两件令她一家印象深刻的事。一件事是，在夏威夷海边看海龟时，同团的一个小朋友拾起海边的小石块，扔向海龟。旅游团的人，都觉得好玩。这时，一个在海边晒太阳的老外，大声叫喊，说不能向海龟扔石头。后来，大家登上旅行车赶下一个景点。在路上，导游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十分慎重的告诉全车人：刚才警察局来电话，说这个团有一个小朋友扔石块打海龟，这在当地是违法行为，有人向警察局举报了。这让全车人十分惊讶，居然这么一件小事，就告到警察局，而且，还这么心细地记下了旅游团的车牌。那个惹事的小朋友更是吓坏了。朋友告诉我，这对这个小朋友以及同车人的教育可能是一辈子的。还有一件事是，他们从夏威夷到加拿大过海关时，她的先生填写入境申报资料，在是否随身携带动植物及其制品一栏中，填了一个“ NO ”。她女儿在与海关官员交谈时，告诉海关官员，从夏威夷带了一些坚果给同学。这引起海关官员高度警觉，马上质问为何在申报表中填了“ NO ”？于是要求所有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全部开箱检查，他们一家为这几袋坚果在海关处折腾了很长时间……朋友说，其实按照加拿大的规定，坚果是允许携带的，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你在申报表上说谎。这两件事听来让人感慨。就在前几天，一位中学老师给我说了几年前发生在他们学校中的一件事，一个同学在课上站起来回答问题，坐在旁边的一个男生，为了好玩，把凳子悄悄地移走了，这个同学回答完问题，一屁股坐在地上，严重摔伤，尾椎骨折。类似的事情，在中小学学生的“恶作剧”中，不少见。对于这类事情的处理，最后也多从“学生成长”出发，大事化小，由惹事的学生家长赔偿了事。可是，学生的行为，俨然已经触犯法律，涉嫌故意伤害——知道可能造成伤害后果而故意为之——是应该报警，追究法律责任的，就是未成年人，免除刑责，也可能因此必须接受收容教育。——在收容教育还存在的情况下。这就是规则教育。一个健康的社会，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必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只有形成规则意识，才会遵守法律，捍卫自身的权利，同时不去伤害他人的权利。在美国，孩子们上小学的第一课，老师教育孩子们的是，不要伤害他人，这就是最基本的规则教育，也是最重要的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由于从小培养规则意识，因此，长大后对规则有敬畏意识，也就会自觉遵守并维护法律。像扔石头打海龟这样的事，被法律严禁，那么，每个公民不但要遵守，而且，有责任去监督别人也遵守。可换在国内，就是树立起严禁的牌子，对于扔石块这样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出面制止，更不会“上纲上线”“像真的”一样去报警。与规则并行的是诚信。诚信，简单地说，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说的话，必须真实，带了东西说没带，这就是严重的说谎行为，在这一小事上都说谎，推而广之，就可能在其他事情上也不值得信任。这就是国外特别在意说谎的原因。那位朋友说，事后有朋友开玩笑告诉他们，今后出行，事先要和孩子“串通”好，免得孩子说了真话。这确实是不少国人的思路，还以为自己很“聪明”，没想到这将是对孩子十分不诚信的反教育——你看，爸爸妈妈都叫我说谎——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倡导诚信，可是，对于说谎，却十分宽容，比如，有人说谎，社会可以对其开脱是“装酷”、“急中生智”，故意反着说；如果“装酷”说不通，就说是情非得已，环境所逼；如果这也说不通，就把说谎推给社会，大家都这样，何苦为难一个人；还说不通，就会围绕诚信重要，还是能力重要来一番争议，只要有能力，管他是不是说过谎……最近，匈牙利总统因抄袭黯然辞职，在我国又引起一番感慨，一国总统，因一篇博士论文就下台了，可在我国，一所大学校长被检举论文抄袭，针对确凿无疑的抄袭事实，学校的学术调查委员会，可以给其定性为“过度引用”，而否认其存在抄袭；就是认定其存在抄袭，也只是取消其学位或者学术头衔，依旧担任校长。总之，不管是说谎，还是抄袭，诚信问题，都是说说重要，可在现实中却都不重要。结果是，不管利用怎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成功”，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就是成功人士。功利的价值观统帅了一切，做人的底线，完全丧失。在一个没有规则、不尊重规则、没有诚信、把说谎当习惯“装酷”的社会，大家都不把规则当真，也没有诚信的价值理念，最终社会深受无规则之困，人际交往也会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注重规则教育，把诚信作为做人的第一位，这是我国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必须补上的一课。 2012 年 8 月 13 日 ，新华每日电讯 3 版《 熊丙奇 : 国内读中学国外读大学 , 完美 ? 》：“中国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 , 美国的基础教育其实很不行 , 他们强的是高等教育 , 如果能把中国基础教育和美国高等教育组合起来 , 就是完美的教育组合。”近两年来 , 我多次在各种场合听到我国的教育官员和中学名校校长谈到这种看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 我国学生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测试 , 就获得全球第一的佳绩 , 而美国在近年来的测试中 , 均表现不佳 , 名次在所有参赛国家和地区中排在 20 开外。包括奥巴马总统也公开表示 , 美国的基础教育面临严重的危机。另一个理由是 ,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多个发达国家的最大留学基地 , 这表明中国学生的素质得到发达国家大学的广泛认可。他们这种看法是想说明 , 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基础教育。然而 , 中国高等教育确实有问题 , 但这不意味着基础教育就没有问题。如果基础教育界固执地认为已经办得不错 , 那么 , 很多围绕基础教育的改革 , 就会难以执行——我们已经办成世界一流了 , 还要怎么改呢 ? 如果简单地把育人等同于加工产品 , 确实是可以把最佳环节组合起来 , 得到最佳工序的。可问题是 , 育人不是加工产品。有这种看法 , 恰恰表明 , 我们的教育是把学生作为产品来加工 , 而不是作为人才来培养的。我国基础教育“加工”的学生 , 确实可以在世界级的对抗中 , 获得好的表现 , 除了 PISA, 在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的竞赛中 , 我国中学生拿金杯也拿到手软。但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基础教育的成功。首先 , 这只是知识教育的较量 , 反映不出学生的人格素养、公民意识。知识教育在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 , 但教育更重要的价值 , 在于培养人格完善 , 有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合格公民。其次 , 我国的基础教育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知识教育上 , 甚至不惜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 , 在美国 , 中小学生在校上学时间为一年 170 — 180 天 , 可我国中小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 一年 365 天 , 平均每天 10 个小时甚至更长。基础教育扮演着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重任。我国高中毕业生能直接到国外的是少数 , 更多的则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从国外名校对我国留学生的评价看 , 掌握的知识是比较过硬的 , 学习态度也积极 , 可是 , 却也存在自信心不足、好奇心不强、不愿问问题 , 以及不知道怎样进行人生规划的问题。这些正是让一个人成为杰出、拔尖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有一个事实 ,60 多年来 , 从我国基础教育走出去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少 , 他们得到的是一流的中国基础教育和一流的美国高等教育 , 按理 , 他们会成为诺奖最有力的竞争者 , 可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 只有一个曾在 1950 年与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发生过半年的关系。其实 , 早在 30 年前的 1980 年代初期 , 我国基础教育界就曾对比中美基础教育 , 得到中国将很快赶上、超越美国的结论 , 因为与美国中小学课堂学生无组织、无纪律 , 教师上课效率不高相比 , 我国学生上课时全部把手背在身后 , 无不认真听讲 , 这种“工况” , 不出精品可能吗 ? 可是 , 在严密的课堂纪律下 , 我国学生习得的只有顺从、服从 , 长时间地接受灌输教育 , 容易没有了自己的想法、个性和兴趣。这样的学生 , 在卷面测试中 , 当然可以获得高分 , 但离开试卷呢 ? 我们的学校教育中 , 没有生存教育、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 , 而在家庭教育中 , 家长也把所有事务包揽 , 只给孩子一个任务 : 努力学习。 是到该改进改革的时候了。 2013 年 12 月 17 日 ，人民网（来源：留学生杂志）《 教育专家熊丙奇：在国外学生退学很平常 》：“爸妈，我退学了。”这句话在中国恐怕没多少孩子敢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近日，“中国留学生美国名校退学率达 25% ”的假新闻传得沸沸扬扬，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作为第一个出来辟谣的教育专家，对“退学”这件事有他的看法。 留学生：美国的退学跟中国的退学有什么不同？ 熊丙奇 ：退学在中国高校被认为是失败，主要是学校开掉达不到要求的学生，而不是学生主动选择。最近几年来已有不满意学校而选择退学学生，但退学转学机制没建立，前不久一位港大生放弃港大选择复读，也引起很大争议。如果不给大家解释国外的退学是怎么一回事，就可能生出很多误解。这不可能让大家真正理性对待留学，而只会增加焦虑，更显迷茫。比如，一名学生就是从哈佛退学，然后选择美国一所文理学院，这不见得就是“失败”，因为美国有的文理学院，比哈佛的本科教学质量还要高。再者，出国留学本就是给学生提供多元选择，不能只拿名校说事，这不是“名校情结”的继续吗？ 留学生：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名校情结”？ 熊丙奇 ：中国人的“美国名校情结”其实是国内名校情结的一种延续，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国内把学生上大学作为是学业的终点，衡量一个学生成不成功，以他考上了什么学校为准。例如他考上了清华、北大，他就是成功了。现在国人把这个评价的标准也用到了海外，以为上了哈佛、耶鲁，他就是成功了。过去十多年来，谈到出国留学，总是在提“哈佛女孩”“耶鲁小子”等，本身就是拿名校说事。这是一种比较局限的成功观念。 第二，留学虽然越来越火，但是公众并不真正了解国外大学的真实情况，其实在国外，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上哈佛上耶鲁还是上一个普通的社区学校，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大家觉得上名校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中国人那么在乎。有的学生本来可以上哈佛，但是他选择了一个社区学校，外国人也不会觉得有多奇怪，但是我们却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留学生：为什么中国人和美国人对“退学”的看法差异如此大？ 熊丙奇： 因为中国人对外国的教育制度和体系不甚了解，外国的评价体系跟我们不一样。美国除了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学校，还有很多文理学院、社区学院、职业学校，有的大学可能整体不是很出名，但是它的商科专业确实排在美国的前十。美国人对教育的选择是多元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理解这种多元的观念。我们按照中国的大学入学制度、中国的评价体系、中国的就业观念看国外的高等教育，目前很多教育观点都是错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化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是个性化教育、多元化教育、平等的选择、公平的竞争。学生退学在国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美国有转学的制度。但是在中国学生退学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转学的制度，国内是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所以国内的学生如果上清华后发现对学校不满意，想转学也很难，因为制度不支持。他必须回到高三，重新参加高考，除此之外别无方法。有人就会很奇怪，清华多好为什么要转学，一定是学生学不好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特点，学生也有自己的特点，转学是双向选择的结果。 留学生：对此有什么建议？ 熊丙奇： 对于出国留学，我国当前受教育者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中外的教育管理制度不同，我国实行国家授予学位制度，与之对应的是计划入学、计划管理体制，美国实行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制度，与之对应的是自由申请入学、自由转学制度，加之一些出国留学机构并没有给公众确切的解释，导致大家对出国留学产生误解，从而也出现一些盲目、不理性的行为。因此，留学前必须了解国外的教育体系、制度，不了解的话会出现问题。 2014 年 1 月 22 日 ，腾讯博客《 熊丙奇：教育的快与慢——国外高中有哪些不同 》：中国的基础教育被国内很多教育人士认为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可是，近年来，我国高中生出国留学却呈“井喷”之势。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 2013 年《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3 ） No.2 》显示，在 2005 至 2006 学年，中国仅有 65 名中学生持因私护照去美国读中学，到 2012 至 2013 学年，美国私立高中有 23795 名中国学生， 7 年时间增加了 365 倍。为何一边是中国基础教育被业内叫好，另一边却是高中学生出国留学大增？笔者最近应温哥华公立教育联盟（ VPEA ）邀请，考察了加拿大的高中教育，虽然行程短暂，却深刻印象。谈到留学的最大感受，中国留学生都提到，获得了自由的成长空间，也学会了对自己负责。考察中，我们参观了多个学区。虽然各学区的教育模式基本类似，但仍旧有各自的特点，其中 DELTA （三角洲）学区发展教育的快与慢，很具代表性。先说“快”的方面。 DELTA 学区，允许国际学生随时报到，随时跟班学习，而不是要求所有国际学生全部参加语言培训、过关之后才能跟班学习。学区之所以这么做，是想通过让学生跟班学习，尽快提高学生的语言适应能力，如果有些学生实在跟不上，再给他们进行语言培训。随时进校跟班学习，必然在学习时间上有所欠缺。但只要能最终通过课程考核，也就达到了课程的要求。学区负责人说，所谓修学时间，那是质量的基本保障，但如果已有质量保障，再强调修学时间，就过于形式了。学区所有学校的 SUMMER SCHOOL （暑期学校）也强调“快”，在为期 6 周的时间中， SUMMER SCHOOL 要给学生上完两门课，每门课每天安排 3 个小时，换句话说，在这 6 周时间中，学生可以通过努力拿到平时一年才能修到的 8 个课程学分。学校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希望学生把暑假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为吸引学生参加这一学校项目，其对于国际生的收费很低， 6 个月两门课程总计 900 加元，而对于加拿大本土的学生则全免费。当然，教育也有慢的地方。高中实行完全学分制，每个中学设置的课程都在 160 门左右，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修完 20 门课程拿到 80 个学分就可毕业。但是，学区并不鼓励学生“快速”修完学分申请大学。学区负责人说，快从来不是我们评价学生的指标，恰恰相反，我们告诉学生，如果没有取得自己满意的学习效果，可以花更长时间学习。加拿大发展教育，还有一慢，是决策慢，比如关闭学校。和我国内地一样，加拿大近年来也面临生源减少的问题，有的生源严重萎缩的小学、初中，出于办学成本原因，政府部门也想关闭，但关闭一所学校通常要耗费很长时间。一方面，必须经过事先规定的关闭程序，不能由政府部门随便决策，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学区居民的意见，不尊重学区居民意见就关闭，必然会遭遇强烈抗议。学区负责人介绍说，在她所在学区，还从来没有关闭一所高中，原因是，关闭一所学校十分艰难。另外，针对生源变化，教育机构和学校通常都早作打算。比如，对学校实行私立化改革，通过私立化引进社会资金，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再就是在学校原有办学基础上，推出特色教育，以吸引生源。我国的教育，也有快与慢，但与加拿大学校教育管理和发展不同。在强调学校发展规模、教育决策方面，尤其强调快。很多学校都走上规模发展路线，教育决策也通常是领导一拍脑袋就作决定，极为随意也埋下隐患。而在服务学生群体、提高服务效率方面，却很慢，有时还会故意制造障碍，人为添堵。当然，加拿大每个学区的教育之所以有这样的快慢节奏，与教育的管理制度密切相关。于教育的发展来说，政府只是服务机构，在保障教育投入的同时，要尊重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和教育者的权利。 2014 年 8 月 5 日 ，《留学生杂志》《 熊丙奇：国外大学学分制对我国大学 弹性学制”的启示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据媒体报道，济南大学今年招生计划为 8300 人，其中本科一批招生 3702 人。今年招收的学生将实行弹性学制，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作为衡量学习量的基本单位，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为毕业主要标准，允许学生提前或者延期毕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3-8 年毕业。高校实行“弹性学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有大学提出实行“弹性学制”，短可三年毕业，长可六年毕业，但最终真正做到的高校并不多。“弹性学制”只停留在概念上，而没有多大实质性变化。为此，笔者希望济南大学的“弹性学制”不是吸引生源的噱头，而有踏踏实实的改革行动。“弹性学制”，在国外其实就是学分制，学生修完相应的学分即可毕业。而实行学分制，至少要求学校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有丰富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如果实行学分制，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不多，必修课占很大比重，那么，学分制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大，在国外，实行学分制的高校，必修课只占到 40% 左右，选修课比重高达 60% ；其次，要对学生实行学分制管理服务，很多号称实行学分制的学校，还是对学生实行“学年学分制”管理，包括就业服务、学籍管理、寄宿服务也是如此，因此，真正选择提前毕业或者延期毕业的学生并不多；再次，要转变以行政为主导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尤其是建立教师同行评价体系，在学分制办学环境中，一些教师有可能迎合学生的选择，而降低培养要求，还有的学校则可能出于利益，卡住学生不让学生修到足够学分。由于学校的课程体系、教育教学服务没有变化，很多学生对学校的学分制改革并不感冒，甚至有人质疑，学校是通过学分制改革，来变相涨学费。“弹性学制”可方便学生自主安排求学时间，更对学校教育教学提出挑战，从本质上说，“弹性学制”，是把选择科目、选择课程、选择老师、选择时间的自主权交给学生，并通过学生的选择，促使学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这要求学校围绕弹性学制，进行深层次的学校管理改革、教育教学改革，而不仅是学生求学年限的变化。更进一步说，这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学校要满足学生的选择需要，就需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自主设置课程、自主开展教育教学，过去多年间，尝试实行“弹性学制”的学校也希望能自主设置课程，自主开展教学，但却受制于办学自主权有限，改革往往无疾而终。另外，在当前教育部门用就业率对所有学校的办学质量进行评价时，学校推行弹性学制，可能被质疑为以弹性学制为名，延长学生就业期限，如此一来，学校的改革尝试极有可能变调，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因此，针对“弹性学制”改革，大学应该有系统推进计划，而不能只有概念，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应该深化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才能让大学办出个性和特色，也能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从根本上说，实行学分制，是国外大学自主办学、学生自由选择的结果，我国要实行弹性学制，也必须在自主办学、自由选择上做文章。 2014 年 8 月 20 日 ，《江南时报》《 @ 熊丙奇：国外的教育不提倡培养“听话”的学生 》：熊丙奇　 ( 教育专家 ) 国外的学校教育，并不倡导培养“听话”的学生，而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学生的人格和老师、父母是平等的，包括对于孩子犯错，老师、父母会鼓励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这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担当的人。或有人会说，国外学校也有“服从”教育，但这其实不是“服从”教育，而是规则教育，让孩子遵纪守法，有规则意识。 2014 年 12 月 7 日 ，财经网“熊丙奇的个人空间”《 国外教育真在学习中国吗？ 》：“不要总批评中国教育，不管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国外现在都在学中国。英国教育大臣，今年初来中国，明确表示本国中小学要学习中国学校对学生的数学、科学的教育方法。就连饱受国内质疑的 985 、 211 计划，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在学习中国呢！”对于舆论对中国教育的批评、质疑，很多教育官员、学校校长，颇为不满：国外都在学我们，不要对自己妄自菲薄。近期媒体关于这方面消息的报道，进一步增加了官员们的底气。国外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到中国来考察，声称要学习中国，确实不假。但是，即便这是官员的真心话，这也不代表国外教育真会学习中国，因为，在国外教育体系中，政府官员、校长说了不算。他们的权力有限，教育政策的推进，还要看教师、家长是否支持。笔者相信，国外政府官员、校长，是会很“羡慕”中国的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的——他们的权力很大，决定什么马上可以执行，因此也希望自己能拥有这样的权力，要知道，国外教育官员，在国外是很“憋屈”的，自己是被社区居民参与选举的不说，制订任何政策都必须经讨论、审议，而校长在学校里的权力，也很有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国内校长的行政权，在校内不说接近 100% ，至少也有 90% ，而国外校长，不可能有命令老师、学生必须干什么的权力，他们的行政权，只是用来落实教师、家长做出的决定。拿基础教育的 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来说，在我国内地，如果一地决定参加测试，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学校必定高度重视，会将其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这在国外官员看来，有些“郁闷”，教育部门很重视，可学校并不以为然，教师和学生家长也对此不热情，还有教师公开质疑这类测试没有多大价值，结果弄得成绩并不理想，他们也想学习中国这种“高效率”，交出一分好看的成绩单，但怎么学，也学不会。美国和英国基础教育，想学习中国的努力，就在本国遭遇质疑，政府教育官员希望学校重视科学、数学教学，重视测试成绩，可教师们质疑，学习成绩对学生真那么重要吗？至于要让学校老师牺牲学生的自由时间，比如社团活动时间、体育锻炼时间来提高数学、科学课的成绩，更是反对声一遍，执行不下去。还有很多学区，要求政府必须增加师资配备，而不能让现有教师承担更大的工作量来给学生布置更多作业。这是因为在国外，政府只是教育的服务者，而不是教育的主导者，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教师们也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行政命令、政绩考核对学校来说，不太管用。政府部门当然想加强自己的权威，“一言九鼎”，可是，搞不好官员把自己会搞下台去，不受待见。所以，对政府官员、学校行政领导，表态要学习中国的教育，不可太相信，作秀的因素极大，如果学校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决定学中国，那才是真正在学。如果就此对国外学中国信以为真，觉得中国教育了不起，是很大的误会。高等教育的各种计划，就是国外学习，学过去也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国外推行的教育战略、计划，貌似国家主导，但国家只是制订战略发展计划，而不可能用计划去干涉学校的自主办学，更不能以计划制造学校、学者间的不平等竞争。假如政府的计划，干涉学校的自主办学，是很难推行下去的。学术自由，是政府不敢碰的敏感地带。说到底，国外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学校办学制度，和我国有着根本的差别，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和学校办学，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实行行政治校，国外在学习我国时，不可能把我国这种治理模式也学过去，政府想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学校领导要增加自己的行政权，很难在国外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制度中行得通。在国外学校自主办学、现代管理的教育制度环境中，官员们表态要想中国学习，一来不太可信，二来要分析其具体可以学些什么。在国外的教育管理制度中，政府部门不可能发文要求学校学习某一经验，学校也不可能全部立刻响应，而只能在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教师自主权的情况下，做一定的政策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学校可能会结合本校的情况，适当借鉴他国的好的做法，这是对教育的进一步完善，而不是复制“中国模式”。对于我国教育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忽视国外教育管理、学习办学制度的差异，认为国外政府也学我国、也借鉴我国的教育、学术计划，以此论证我国目前行政管理、治校的合理性，会影响我国的教改进程。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到，我国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新模式，这是我国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而不能以国外的所谓学习，阻止改革。 2013 年 12 月 9 日 ，凤凰网教育《 学者熊丙奇：中国教育的观察者与批评者 》：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新狐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作为教育时评专栏出镜率最高的时评作家，熊丙奇关注的教育问题上至教育改革，下至局长作弊，他像一名握笔的大侠，敢于说出中国教育的弊病。不管是大学校长还是普通老师，他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的时评，督促着中国教育的进步。在熊丙奇看来，经常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的义务，而被批评者能够聆听批评、接纳批评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直写博文批评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此，熊丙奇坦言，“有时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要改革教育，也一定要顶住压力，把压力化作教育改革的推动力。教育改革是迟早的事，只要方向正确，就大胆前进。”在熊丙奇看来，一些教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可能不同，但性质完全一样。他评点一些教学事故、学校各种安全问题时，发现事件大同小异，原因都是一样的。为此，熊丙奇说，普及教育常识、推进改革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必须保持‘说’的状态，保持说就是一种力量。”熊丙奇说。“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熊丙奇说。他把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比作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才能帮助其治愈。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初步感觉是熊丙奇借谈国外教育贬低中国教育未必合适。其中的道理，我想熊丙奇应当懂得。中国的民众也都明白。我就不装明白人了。 以上内容约 17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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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似乎不愿意听别人说中国教育成功
大庆商江 2015-1-4 15:28
熊丙奇似乎不愿意听别人说中国教育成功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成功，是一个动宾结构的汉语名词，指达到或实现某种价值尺度的事情或事件。获得预期结果叫做成功。 2009 年 2 月 27 日 ，网易来源金羊网《熊丙奇：借鉴美国，危机中更应投资教育》：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因早前出版《大学有问题》，进而得名“问题”“专家”。文章不离“教育为本”，可所写内容，所谈之事，全是“不教育为本”，既折磨自己，也折磨读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熊丙奇似乎不愿意听别人说中国教育成功。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财新网（记者 杜珂 采写）《熊丙奇：中国教育有多成功？》：【背景】日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湖南长沙一中、湖南大学演讲时提到，“中国的教育很成功，因为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 此论一出，顿时引发强烈质疑。不少评论者指出，中国的教育就如同中国的经济发展，量大而质不高。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让人惊叹，但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低质量，转型踯躅难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纷至沓来：地方ZF暴力拆迁、工业污染四处可见、环境破坏触目惊心……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状况，固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即使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也承认：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存在问题很自然，穷则变，变可通。但“中国教育很成功”的命题是否为真？“中国教育很成功”与“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中国的教育虽然为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提高了国民整体的教育素养，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迟迟难以转型，恰恰说明教育的支撑力度仍然不够。在熊丙奇看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所需与教育市场所供并不匹配，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毛入学率虽然已经达到了 26.5% ，但大学生的就业难却一直是困扰中国ZF的一大难题。“中国还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产业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提升此类产业所需的人才，现在的大学并不能提供，而能容纳大学生就业的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只及 40% 左右。”另一方面，中国教育的行政化过度、自由度不足，又制约了创新型人才的涌现，难以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研发人才，更遑论“大师”出现。再加上教育对“人”以及公民塑造的不足，使得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是在常常侵犯人的各种权益。中国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教育投入，和其他国家发展相比，是存在着严重差距的。熊丙奇说，“我们现在远不是歌功颂德的时代，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熊丙奇提出，中国官员尤其是教育界的官员应当学习美国人的忧患意识，“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在 1983 年发布了一个《国家正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实只是担忧标准化考试存在的负面效应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反观中国，扼杀学生个性、学术腐败、教育腐败高发、教育竞争力下降、高考弃考等严重问题不绝于耳。“我们的教育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有些教育部门官员、大学校长还大唱赞歌，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 熊丙奇 担心，这会导致教育主导部门和人员在教育改革上存在严重的惰性，“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改革很难真正实现。“其实，比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为官者在任时说‘教育好’，以获得和稳固官位为目的；卸任时又痛批‘教育问题多多’，以痛斥现存问题获得口碑，这种人格分离的情况只会让教育问题积重难返。”■ 2012 年 10 月 18 日 ，台海网 ( 来源 : 网易评论 ) （作者：熊丙奇教育专家）《 熊丙奇：莫言获奖并非中国教育的成功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媒体将其与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还有的在找其与我国教育的关系。强烈“诺奖情结”的一大表现，就是想用一次获奖，来证明什么。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证明的只是他的作品得到了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其他的却很难证明。通常，一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情况，可以用来分析这一国家的教育环境、科研环境，因为要取得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校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缺乏创新的学术环境中，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是十分困难的。且总体看来，这些奖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诺奖的其他奖项则不然，获奖与教育、学术关系不密切，更多与社会环境有关，并加上个人的奋斗。莫言的教育经历，也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在其获得诺奖后，北京师范大学马上发布消息，称“我校校友莫言荣获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查阅其简历，出生于 1955 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辍学、务农了， 21 岁入伍， 26 岁开始发表作品，之后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 1991 年， 36 岁的莫言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可以看到，他只接受了五年的基础教育，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而了解我国大学教育的人，大约也会明白，其之后接受的大学教育、硕士教育，更多是“镀金性质”。对于在北师大读硕士的经历，莫言就曾笑言：“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这也许是莫言自谦，但我国不少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班，后来被舆论质疑为贩卖文凭，国家也对此加以治理，却是事实。我想说的是，要通过莫言获得文学奖，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是证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经历更说明，作家获得诺奖，与其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关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过办作家班来培养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长的规律的，这与办画家班来培养画家一样，都是灌输教育思维。培养作家和画家，主要在于给他们自由创作的土壤。另外，莫言支离破碎的基础教育，却让其走上创作之路，反过来倒值得对当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学生完整地接受了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后，他们还有多大的创造力、想象力呢？如果真要找莫言和教育的关系，不要想着怎样贴金，“消费”莫言，而应该从其成长经历中，思考怎样创造有利于优秀作家成长的环境，以及反思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在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方面的缺失。如果没有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中国本土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即便文学奖之类的奖项与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获奖也只能是偶然事件。（ 作者熊丙奇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注：有人可能被误导，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是 教育专家？】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感觉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熊丙奇似乎不愿意听别人说中国教育成功。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熊丙奇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证明中国的教育不成功。 熊丙奇说，“我们现在远不是歌功颂德的时代，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我想说，中国，并非只有熊丙奇一个人能发现教育有问题。中国，不是由于熊丙奇发现问题之后才解决问题。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不是乌七八糟的。熊丙奇过度夸大中国教育的问题或许有副作用。熊丙奇夸大中国教育的问题或许产生恶劣的影响。 我弄不明白，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熊丙奇这样做图的是什么？莫非是想搅混水，然后浑水摸鱼？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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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4 08:56
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的旁观者还是中国教育的对立面？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问题： 1. 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 2. 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 3. 关键；重要之点。 4. 事故或意外。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天府早报》（记者吕澜希）《“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我们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 请注意：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换句话说，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熊丙奇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家。 你看，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他的问题就知道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熊丙奇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家了。 2014 年 1 月 3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教育的问题 教育界岂能推卸责任》：去年 11 月，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广州的一次讲座中指出：“教育再好，需要社会提供学生发展的空间。中国的问题，更多的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他说：“在全国各地的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葛剑雄教授的观念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来，不少教育官员、大中学校校长都有类似看法。比如，中科院院士、原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今年年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就表示：“反观当今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归咎于社会的大气候和大环境，这其实是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的现象，令人痛心。”概括而言，就是大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的问题。这些观念乍一听上去颇有道理：社会不诚信，学校能独善其身吗？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你能要求学校摆脱行政吗？国家为减负想了那么多办法，可减负根本减不下来，老百姓也不答应……。沿着这样的思维推论下去，教育改革也就没有什么戏唱了：大学的自主招生改革、社会评价体系建设，必须等到社会诚信恢复之后；大学去行政化，必须等到整个社会“官本位”观念转变，等等。事实上，这也正是不少教育系统内部人士的看法。不得不说，这些看法对教育改革的推进，是有消极影响的：大家都等待总体改革，而忽视了自身的改革责任。甚至对教育的问题，大家也会逐渐变得“心安理得”，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如此。实际上，对于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教育改革和社会观念转变的关系，ZF官员、教育人士当有更清醒的认识。毋庸置疑，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学校肯定会受到社会的制度、风气的影响。但是，学校办学的重要使命，就是防止社会对学校产生负面影响，并以学校的风气、人才培养，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大学之所以要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灯塔，正是出于这种办学使命。 1917 年 1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不拘一格招聘众家，让北京大学很快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对于北大的改革，蔡元培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这已经清晰地说出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也是如此。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学 350 周年校庆讲话中谈到：“当学校的影响和重要性日益增加，声望和财产日益增长时，各种集团自然会受到诱惑，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作出最大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校外的集团时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它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时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做一些有损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所做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功能构成了威胁。”简言之，就是 大学要避免成为社会利益共同体 。但我国当今的大学，却是缺乏这方面的反思的，甚至大学甘于成为利益共同体。而在利益驱使之下，大学忘却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愿意打破现在的利益结构，于是把教育的问题推给社会。另外，不少教育人士通常会说，我国已经推进了那么多教改措施，可教育局面没有多大好转，这显然是社会的问题。其实不然，教育局面没有多大好转，是因为我国已经推进的教改措施，没有一项是真正的教改，几乎都是打着教改旗号的伪教改，甚至是借教改名义牟利的反教改。拿社会的“名校情结”来说，大家深感不解，最后分析原因，是社会存在不健康的劳动等级观念，行业收入差距大、社会福利差距大，还有家长存在不健康的望子成龙心态、虚荣心等等。这有一定道理。可“名校情结”，说到底是“身份教育”惹的祸。在基础教育领域，我国人为地把学校分为重点校、重点班，制造差异、不均衡。可以说，目前的不均衡，都是各级ZF配置资源时采取锦标主义思想导致的。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再人为地把学校分为 985 、 211 、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学校获得的国家资源不平等、地位也不平等。如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等学校取消所有的行政计划、工程，没有分批次录取，各校完全平等竞争，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名校情结”吗？学校获得平等发展空间之后，高等教育也就为受教育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他们还会盯着名校一条路吗？至于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没有了教育领域自己制造的等级、身份，用人单位何来学历歧视？减负的“改革”也是如此，教育部发布的减负令起不到作用，是很正常的，因为这种减负令，就是行政治理思路：教育行政部门动辄发文，是在利用手中权力干涉教育。而要治理减负，需要的是ZF放权，彻底放权，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要制约ZF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建立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决策，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这能从根本转变ZF说了算的教育发展模式，也能转变传统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方面，需要ZF行政部门把考试组织权交给社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尤其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只有当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才能形成对学校教育的监督力量，并以受教育者监督，促进大学教育转变理念，对教育质量和学校声誉负责，也才能消除所谓社会的不诚信对大学自主办学的影响。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在每个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中逐渐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只有权力和利益机制，诚信就是奢侈品。推进教育改革，负责任的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应该更多思考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去推卸责任。如果把教育的问题推给社会，社会再把社会的问题推给教育，那么，我国社会的进步、教育的进步从何而来？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你是否看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他的问题就知道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教育企业员工。他把自己摆在教育界以外。 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的旁观者还是中国教育的对立面？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 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的旁观者还是中国教育的对立面？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提出的命题“教育的问题 教育界岂能推卸责任” 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的旁观者还是中国教育的对立面？ 第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言论没有条理性。内容离题万里。三纸无驴。一团乱麻。 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的旁观者还是中国教育的对立面？谁能说清楚？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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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31 15:31
熊丙奇如何看待中国教育表明他的政治立场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很愿意把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对比，然后得出中国教育落后的结论。 2010 年 01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中美教育的差距 》：“中国毕业生向耶鲁大学捐款 8888888 美元，金额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 1 月 8 日 ，环球网报道的这则新闻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一时间，据称为 Hillhouse CapitalM anagement(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创建人的张磊立刻被网友展开“人肉搜索”。不少网友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不满甚至气愤，也有网友则认为，张磊支配自己所赚得的钱根本无可厚非。 ( 《环球时报》 1 月 10 日 ) 有的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而有的教育，还徘徊在常识的边缘。这就是我看过这则新闻的感受。张磊说，“耶鲁改变其一生”，我相信这种从学生自己嘴里说出的话，而且，他捐款 800 多万美元的行动，也印证了他对母校耶鲁大学的感情。可是，再看对张磊表示愤怒的网友，他们为什么愤怒呢？分析他们的“愤怒”，会遗憾地发现，他们接受完多年的教育，却连很多基本的常识也不具备。报道说，不少环球网友批评张磊“耶鲁改变其一生”的说法：“你在中国上了十几年学，没有中国大学的教育，你什么也不是！”这一听，就是从我国教育体系走出来的学生的腔调，不让他人有自己真实的感受。张磊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说“耶鲁改变了一生”，有什么错呢？难道一定要让他违心地说，是他在内地接受的教育，改变了他的一生吗？钱学森先生在他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写到，“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这样的话，如果按照网友的逻辑，钱老以前的母校上海交大、麻省理工都得很生气——— 以前的教育没让他开窍。网友们的批评，和很多课堂的讨论，何其相似。在观念先行的语境中，同学们小心翼翼地揣摩着自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我曾看到一则关于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报道中，在“老师，我想对你说……”的课堂讨论中，几乎所有同学，都“绘声绘色”地表达对老师的爱，可背地里，其实有同学想说，自己并不喜欢老师，想给老师提意见，但担心提出意见，令老师恼怒……反过来再假设一个场景，如果一个美国留学生，到中国内地求学，他在某个场合发言，说“是中国某大学改变我一生”，网友们会批评他：“你在美国上了十几年的学……你什么也不是！”吗？还是会兴奋地说，我们的教育很成功呢？网友们还对张磊为发展先进、配备完善的耶鲁大学捐款“不解”，认为“目前中国各地大学教育状况堪忧，大学生就业艰难，你却不把钱投入到中国教育上，还向外撒钱。实在不能理解！”这就是拿着道德的大棒，干涉他人的私权利了——— 张磊把自己的钱捐给谁，完全有自己的自由，捐给耶鲁，还是捐给中国教育，他人是无权干涉的。对我国教育充满热爱的网友，对于这样的捐赠行为，不应该指责他人为什么不捐给自己，而应该思考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捐赠。校友捐赠率是衡量美国大学办学的指标之一，一般名校的校友捐赠率都在 30%-40%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捐赠率更是高达 61%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捐赠率，乃因学校办学质量一流，而学生离校之后，母校的联系一直伴随在左右，有校友会帮助其找工作、实现人生理想，而不是离校之后，就失去联系，而在等其成功之后，才续上联系。捐赠者也确乎知道，自己捐赠的钱，将用到教育之中，培养与自己当年类似的学弟学妹。与之对比，我国的大学教育，给大家什么印象呢？ 2009 年曝光的武汉大学两位校领导落马，仅是教育腐败的冰山一角，如果有限的资金不断被挥霍，而明知的资金黑洞总是无法堵上，谁会乐于捐钱呢？据笔者所知，当年希望工程的捐赠者，听闻自己捐赠的希望小学变为猪圈、鸭圈，已后悔捐赠；以前有众多企业捐赠大学，可看到大学大手大脚建豪华校门、企业捐赠的设备一直闲置，公款购买的设备超过半数是零使用率，也就不再有捐款的打算。须知，捐款也有良性与恶性循环之别。办学条件已是一流的耶鲁大学，为何还持续获得捐款，这是网友们值得思考的地方。网友们对张磊的“愤怒”，是“爱教育”的，但这种没有理性的愤怒，或是他们所爱的教育的结果——— 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却连基本的尊重他人的权利、尊重他人的选择的意识也没有，以及自身该拥有怎样的权益、该对教育进行怎样的监督也不明白。他国的教育改变了学生的一生，我们的教育呢？顺带再补充一个“改变学生一生”的美国大学的校园场景：去年，由于近年来加州陷入财政危机，辖有十所分校的加州大学批准涨学费，上涨幅度为 32% ，此举引发学生强烈抗议。一些学生则在办公室外面挥舞着标语，敲打着手鼓，高声齐喊：“我们勃然大怒，忍无可忍”和“以你们为耻”等口号。这与我们这里的大学校园到处飘扬着“今天我以××为荣，明天××以我为荣”的旗帜反差何等之大，可在校园里“以你们为耻”的学生，或在毕业后大量捐款，而高喊“以你为荣”的学生，则消失在茫茫人海，甚至老师们担心他们人间蒸发，要求没有归还贷款的同学，离校前扣下毕业证。（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1 年 10 月 16 日 ，中国广播网《熊丙奇： 上海纽约大学对深化中国教育改革作用有限 》：中广网北京 10 月 16 日 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创办的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昨天正式成立。教育部把这所大学定位为 " 探索建设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的有益尝试 " 。学校计划于明年秋季招收第一届本科生 300 名，其中中国大陆学生 151 名，国际学生 149 名。大陆学生申请学校必须参加高考，学费每年 10 万元人民币。上海纽约大学师生比标准设定为 1 ∶ 8 。上海纽大常务副校长雷蒙说，“尽管现在还不能明确告诉你某个名字，但可以肯定，必定会有诺贝尔奖得主来上海纽约大学任教。”雷蒙说，每隔几天，他的电子邮箱里就会收到优秀师资有意应聘上海纽大的邮件，其中包括诺奖获得者在内的一些国际大牌教授已经和他进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今后，在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里，中美两国的办学模式将被有机融合，中国学生可以按照来自美国的课程模块学习，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富有中国特色的教学内容。学生在大学 4 年里，最多有 3 个学期可以选择在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 " 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 " 中学习，可供选择的包括纽约、阿布扎比等在内的 15 个教学中心。 这种培养模式能否吸取中西方教育精华，实现优势互补？《央广财经评论》，请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一起来评论这个话题。 中美两国多位教育家认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美教育领域开展合作的“试验田”，为中国深化教育改革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您对此如何评价？ 熊丙奇 ：我觉得这个种子可能会起到试验中美教育合作的作用，但是对促进中国内地教育的改革要起到怎样的作用却有待观察，因为虽然这是中美首家的合作，但实际上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在我国内地已经有多所，对这几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学校本身办学质量还是不错的，由于使用了原版教材，外地教师，而且学费也比较高，也比较重视教育质量，因此还是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但是在办好这所学校之外对于内地高等教育改革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因为从整体上来看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其实还是纳入我国整体的教育管理的，因此对内地高校的竞争促进作用不大，而且这些学校的办学模式相对于它在海外这种母体学校的办学模式来做已经不是一样的了，不是完全充分的自主办学。 看来您对这所大学的发展以及对国内高校体制改革还是持谨慎的乐观。如果您是一位应届毕业生或者应届高考生的话，您觉得这所大学哪些方面吸引了您，如果您要报考的话。 熊丙奇 ：我觉得这所大学不会吸引我。首先来讲，我考量这个大学首先考量这个学费。 10 万元每年的学费我觉得太高了，是我们国内公办学校的学费标准是 10 倍以上，目前所有中外合作办学当中学费最高的，在这种学费标准之下我有两个选择，如果我自己能够付出这个学费的话，再加上生活费和住宿费，我的英语也过关我就直接到国外去留学了，到纽约大学读书不是挺好的嘛，或者到香港这些高校去读书也是挺好的。再有一个如果中国出不了这笔钱，我成绩比较好，我就考华东师范大学，我读完四年的书总共的学费还没有十万呢，而且拿到的学位认可程度还会超出这种新创的大学。它是处在比较尴尬的状态，生源只能吸引那些准备出国留学但是可能没有到海外一流大学录取的学生从中再筛选出来一部分学生，作为他的招生对象，吸收不了优秀的生源，可能是在出国留学中再去捞一笔学生过来，在划分出国留学的市场仅此而已。 上海纽约大学校方透露，学校将综合考虑中学学业成绩、高考成绩、综合素质来决定录取哪些学生，进行 " 三位一体 " 的综合评价选拔，也会重视校长推荐信。学校将在求知欲、亲和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交流能力、心理素质、团队精神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考察。这样的选拔标准和我国现行的升学选拔标准相比，能不能说是一种突破？ 熊丙奇 ：从目前这个学校所公布的三位一体的招生方案来看，没有任何的突破，一方面可以会像南科大也是三位一体放在我们的高考的提前的招生，还有像内地的 80 所高校招生，在高考之前进行测试，然后学校适当降格录取，因为如果要有突破很简单，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如果说一个学生可以申请纽约大学同时可以申请内地的其他高校，然后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再来选择，这才是真正突破，如果最后我们的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而且纽约上海大学也是作为所有学校中的一所来对待的话，其结果就是我们没有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也没有突破现有的自主招生的格局，最终对整个高考的自主招生的探索的价值还是有限的。 您觉得这样的模式会在将来我们国家推广吗？ 熊丙奇 ：应该讲按照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和地方的教育改革规划纲要，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会采取引进海外著名大学来内地大学的方式，因为这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战略，但是我认为对于引进海外的高等大学到内地办学除了采取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之外，应该探索新的模式，就是直接允许海外的大学来内地办分校，完全采取他们的招生、培养、管理、学位授予模式在内地办学，如果局限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那么可能会增加内地一所高等教育学校或者这个学校质量也还不错，但是它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最大的困惑不是缺高等教育资源，而是需要改革教育管理的制度，只有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扩大学校的办学主权，让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课程，自主设置专业，然后探索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整体提高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质量，这才是我们应该着重去推动的事情。 2011 年 11 月 14 日 ，《环球时报》《熊丙奇： 加速教育改革，免伤中国之根 》：美国移民服务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投资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 3/4 。而此前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资讯公司联合进行的一份调查称，中国约 60% 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这些富豪海外投资的目的中，子女教育因素占 50% 。他们考虑的子女教育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大多不是考虑接受本科或以上教育，而是高中甚至初中及以下教育。这与我国近年来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对于我国教育，不少教育官员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比如在去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中，全球 65 个国家和地区，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指标得分中，首次代表中国参加测试的上海均名列首位，把美国甩在身后，令奥巴马总统也坐不住了。那么为何中国富豪们还是为子女教育揪心 ? 客观上说，我国基础教育在知识教育层面，确实“领先”全球。但与美加等国的基础教育相比，我国教育存在三方面差距。一是没有选择空间，所有学生不管有无兴趣，都必须学习中高考所考的科目，而在美国、加拿大，中学实行学分制，学生们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学习。比如在加拿大，高中毕业生要求学习 20 门课程 80 个学分，其中必修课程只有 7 门 28 个学分。二是课堂教学实行灌输式教育。这是应试教育的特点之一，也是保障学生尽快获取知识、提高成绩的手段。这种教育方式，令学生们成为学习的工具，难以通过教育，学会思考、学会创造。与之相反，美加等国的课堂教学大多采取交互式、探究式，老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学生们可就某一问题在课堂上展开讨论。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学生们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都能得到很好的培养，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活力。三是教学理念和内容陈旧。笔者曾到国内一所中学参观，当地政府投资 1000 万元在该校建有一间现代化实验室，可这个现代化实验室从来没有对学生开放过，建成至今只做参观之用。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考试不考实验操作，学生只要熟练背记实验步骤即可。而在美加，中学生做实验必须自己设计，如果只做书本上的验证性试验，是很难得到高分的。以上这三方面原因，足以让一个有条件的家庭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外教育，这也是我国低龄留学越来越普遍的重要原因。日益升温的留学热以及富豪们为子女教育而海外投资，其实是他们在“以脚投票”，与之相伴的很可能是一系列复杂问题：资金外流、人才外流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尽管大部分海外留学生选择回国工作，但对于从小就跟随父母移民海外的新留学群体来说，他们更可能选择留居海外。而且，与此前中国移民在国外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同，这些因子女教育问题而选择移民海外的人中，有不少对中国教育感到失望，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观念也会有变化。这点尤其值得关注。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可以让孩子选择海外教育，而没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只能留在现有教育环境中，那不是意味着他们要无奈地接受中高考应试教育的现实吗 ? 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学生，会给我国未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 我国崛起所需要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呢 ? 我国去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显然已经注意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纲要所确定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考试升学制度改革，都直指当下的教育问题要害。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些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遭遇各方阻力，进展缓慢。教育不改革，无论是国人选择移民留学还是被动留下，都会对我国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从对国家、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审视我国的教育改革。但愿眼下的富豪因子女留学问题而移民，能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进改革。否则我国的教育，将伤害中国之根。 2012 年 4 月 15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上海学者）《 规则和诚信：中国教育必须补上的一课 》：一位朋友刚和家人去夏威夷旅游归来，她向我说了两件令她一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事是，在夏威夷海边看海龟时，同团的一个小朋友拾起海边的小石块扔向海龟，旅游团的人都觉得好玩。这时，一个在海边晒太阳的老外，大声叫喊，说不能向海龟扔石头。后来，大家登上旅行车赶下一个景点。在路上，导游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十分慎重地告诉全车人：刚才警察局来电话，说这个团有一个小朋友扔石块打海龟，这在当地是违法行为，有人向警察局举报了。这让全车人十分惊讶，居然这么一件小事，就告到警察局，而且，还这么心细地记下了旅游团的车牌。那个惹事的小朋友更是吓坏了。朋友告诉我，这对这个小朋友以及同车人的教育可能是一辈子的。还有一件事是，他们从夏威夷到加拿大过海关时，她的先生填写入境申报资料，在是否随身携带动植物及其制品一栏中，填了一个“ no ”。她女儿在与海关官员交谈时，告诉海关官员，从夏威夷带了一些坚果给同学。这引起海关官员高度警觉，马上质问为何在申报表中填了“ no ”？于是要求所有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全部开箱检查，他们一家为这几袋坚果在海关处折腾了很长时间……朋友说，其实按照加拿大的规定，坚果是允许携带的，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你在申报表上说谎。这两件事听来让人感慨。就在前几天，一位中学老师给我说了几年前发生在他们学校中的一件事，一个同学在课上站起来回答问题，坐在旁边的一个男生，为了好玩，把凳子悄悄地移走了，这个同学回答完问题，一屁股坐在地上，严重摔伤，尾椎骨折。类似的事情，在中小学学生的“恶作剧”中，不少见。对于这类事情的处理，最后也多从“学生成长”出发，大事化小，由惹事的学生家长赔偿了事。可是，学生的行为俨然已经触犯法律，涉嫌故意伤害———知道可能造成伤害后果而故意为之———是应该报警，追究法律责任的，就是未成年人，免除刑责，也可能因此必须接受收容教育———在收容教育还存在的情况下。这就是规则教育。一个健康的社会，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必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只有形成规则意识，才会遵守法律，捍卫自身的权利，同时不去伤害他人的权利。在美国，孩子们上小学的第一课，老师教育孩子们的是，不要伤害他人，这就是最基本的规则教育，也是最重要的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由于从小培养规则意识，因此，长大后对规则有敬畏意识，也就会自觉遵守并维护法律。像扔石头打海龟这样的事，被法律严禁，那么，每个公民不但要遵守，而且，有责任去监督别人也遵守。可换在国内，就是竖立起严禁的牌子，对于扔石块这样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出面制止，更不会“上纲上线”“像真的”一样去报警。与规则并行的是诚信。诚信，简单地说，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说的话，必须真实，带了东西说没带，这就是严重的说谎行为，在这一小事上都说谎，推而广之，就可能在其他事情上也不值得信任。这就是国外特别在意说谎的原因。那位朋友说，事后有朋友开玩笑告诉他们，今后出行，事先要和孩子“串通”好，免得孩子说了真话。这确实是不少国人的思路，还以为自己很“聪明”，没想到这将是对孩子十分不诚信的反教育———你看，爸爸妈妈都叫我说谎———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倡导诚信，可是，对于说谎，却十分宽容，比如，有人说谎，社会可以对其开脱是“装酷”、“急中生智”，故意反着说；如果“装酷”说不通，就说是情非得已，环境所逼；如果这也说不通，就把说谎推给社会，大家都这样，何苦为难一个人；还说不通，就会围绕诚信重要，还是能力重要来一番争议，只要有能力，管他是不是说过谎……最近，匈牙利总统因抄袭黯然辞职，在我国又引起一番感慨，一国总统，因一篇博士论文就下台了，可在我国，一所大学校长被检举论文抄袭，针对确凿无疑的抄袭事实，学校的学术调查委员会可以给其定性为“过度引用”，而否认其存在抄袭；就是认定其存在抄袭，也只是取消其学位或者学术头衔，依旧担任校长。总之，不管是说谎，还是抄袭，诚信问题，都是说说重要，可在现实中却都不重要。结果是，不管利用怎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成功”，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就是成功人士。功利的价值观统帅了一切，做人的底线，完全丧失。 在一个没有规则、不尊重规则、没有诚信、把说谎当习惯“装酷”的社会，大家都不把规则当真，也没有诚信的价值理念，最终社会深受无规则之困，人际交往也会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注重规则教育，把诚信作为做人的第一位，这是我国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必须补上的一课。 2012 年 6 月 11 日 ，《青年时报》（熊丙奇）《 单一模式下 中国教育没有未来 》：欧美、澳洲的人，为何却不在乎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从事“不光鲜”的工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那里，劳动没有“光鲜”与“不光鲜”之分，只有自己是否感兴趣之别。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无论去欧美，还是去澳洲考察，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个大学教授的孩子，居然在当面包师，做手工艺。教授说起自己孩子的职业，充满自豪，根本没有国人的难为情。这令考察的中国人，感慨万千。感慨归感慨，但回到现实，经常出现在中国家长嘴里教育孩子的话语是，你不好好学习，今后就去做××去。这里的××，就包括“扫大街”、“做清洁工”、“端盘子”之类。当然，做面包师、手工艺者，这类活计，也是家长们很不待见的，家长们都期待大富大贵，“望子成龙”。而当下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家长们的这种意识。在我国的升学教育体系中，中小学所授内容，无不为了中考、高考，老师教育孩子们，要争做第一名，就连乡村学校，也从来不教学生农技。学校哪有手工、烹饪这些课程让学生们选择，要是学生对这些感兴趣，家长和老师将万分忧虑，直接告诉他，对这些感兴趣，语数外成绩不好，未来将没有前途，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近日媒体报道了河北的“大学加工厂”——衡水中学，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学校，都为这所每年输送 70 多名北大清华学生的中学而骄傲，其傲人的高考战绩，也吸引力了众多参观取经者。“衡水模式”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产物，它关注的不是学生的人格和身心健康，而是不择手段地把学生培养为“分数机器”。它也不关心这些学生未来的长远发展，只是注重眼下光鲜的升学数据。沉迷其中者以为把学生送上名校就是办学的成功，却不知道，上名校只是求学的一个环节，任何教育都应该为了学生的终身成长和幸福。与这一教育制度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就业体系。在学历社会中，我国的学校有高低层次，而劳动也有高低贵贱。不同的行业、岗位，不但收入相差迥异，而且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也不同，社会地位更不同。在我国的就业体系中，做公务员，进国有企业、跨国企业是当前大学毕业生的首选，这些行业与岗位，被挤到头爆，而除此之外的工作，都被视为低人一等。要是某个学生子承父业，做不起眼的手工艺营生，多半被视为没长进，没出息。毫无疑问，这就把所有孩子逼进一个成才通道。而随之而来，我国很多传统的手工艺，也就失传。那么，欧美、澳洲的人，为何却不在乎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从事“不光鲜”的工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那里，劳动没有“光鲜”与“不光鲜”之分，只有自己是否感兴趣之别。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简单地说，做大学教授，和做面包师、酿酒师相比，后者的收入可能要高于前者，而享受的社会地位完全一样。在这种环境中，谁还会憋屈自己，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呢？学校教育也是如此。教育没有改变某个人命运的功能，因为从出生起，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因此，教育只有教育的功能，就是让每个人得到更好的发展，做最好的自己。在加拿大，中学实行学分制，学生们只要求必修 7 门课程，然后，可以在学校提供的 100 多门课程中自由选择，这些自由选择的课程中就有很多手工艺课程。获得这些课程的学分，孩子们就可高中毕业，并且以这些成绩去申请自己中意的大学，包括职业学院和社区学院。没有人逼着学生们必须学习统一考试的科目——他们没有统一考试、集中录取一说——也没有家长觉得孩子进不了多伦多大学、 UBC 大学就绝望。再比如瑞士的钟表匠、法国的大厨、意大利的裁缝和皮匠、日本的制刀匠，这些大手艺人不仅收入高，而且受尊重。在这些手艺和手艺人备受敬意的国家，人们对于毕业生的评定标准首先是尽早创业，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去争抢一个现成的岗位。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才有多元的教育，也才有孩子们多元的成才选择，也才真正有 360 行行行出状元。他们的兴趣、个性不会被扼杀，而会被引导。各个行业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而不会被边缘、被歧视。所以，对于失传的中国手工艺，如果政府部门期望通过计划的方式来维系，结果相当不妙。只有从推进就业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出发，让学校教育充满个性特点，让每一个职业都体面而有尊严，这才有多姿多彩、积极向上的社会。 2012 年 10 月 09 日 ，和讯网 BWCHINESE 中文网《熊丙奇： 中国校长为何没有了信心 》：编者按：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认为 : 中国“办学目标”的变化 , 导致教育的路不是越走越宽 , 而是越来越窄 , 失败感充斥在整个教育体系。“ 80 年代 , 中学比上线率； 90 年代 , 开始比本科率；进入新世纪 , 本科率逐渐被一本率取代；现在 , 对于重点中学 , 在一本率之上，主要看有多少个上北大、清华。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最近 , 笔者到一所高中给学生讲座 , 校长谈到现在的高中办学 , 十分苦恼。他说 , 他已在高中教学 30 多年 , 觉得教书越来越难 , 也越来越没有信心。按照校长讲的“办学目标” , 其实 , 任何学校都会越来越难。不仅校长没信心 , 老师和学生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以前 , 对于重点高中来说 , 就是 80 年代 , 上线率也会达到 50%, 现在以能上几个北大、清华作为“指标” , 就好比是奥运赛场比金牌 , 而且是不拿金牌就失败。这种“办学目标”的变化 , 导致教育的路不是越走越宽 , 而是越来越窄 , 失败感充斥在整个教育体系。高中的这种办学局面 , 也让学生和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越来越严重。围绕“办学目标” , 现在很多高中 , 都向学生和家长灌输“没考上一本就不算考上大学”、“不上名校没有出路”的观念 , 于是 ,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26.7%, 每年的高考升学率已经达到 75%, 但全社会的高考焦虑没有任何缓减 , 大家都盯着那 8.5% 的一本高校 , 以及只有万分之六不到的北大、清华资源。“名校情结”在过去 20 多年间有增无减。这也使高中办学出现很多荒谬景象。比如为了抢来能考生北大、清华的生源 , 有的高中花巨资买生源 , 这也被认为是快速树立学校品牌的捷径——一种看法是 , 聪明的学生在哪所学校都有可能进北大、清华 , 因此 , 学校只要想办法把这样的学生招揽进来 , 即便师资没有变化 , 但只要考上一两个北大、清华 , 学校的名声也就鹊起 , 生源、师资等问题也就纳入所谓的“良性发展”轨道。还比如 , 有的高中为有学生上北大、清华 , 私下“动员”一些考上其他名校的学生 , 放弃报到 , 来年再考 , 虽有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公办学校不得举办复习班 , 但不少学校根本不理禁令——“考上北大、清华才是硬道理” , 在上北大、清华甚至成为地方教育政绩之后 , 只要高复班 , 能“复出”几个北大、清华 , 谁还会理睬禁令？反而 , 这样的“高复班”还会对办学、家长和学生的选择 , 起到示范作用。高中办学的路越走越窄 , 表面上的原因是应试教育体系 , 但客观而言 ,30 年来 , 高考的格局基本未变 , 按照高考格局来分析 , 升学率提高 , 是应当降低高考焦虑的 , 导致高中办学目标变化的根本原因 , 是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严重的等级化 , 以及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学历歧视” , 这再与集中录取的高考制度相结合 , 就为大家提供一个成才等式“高分 = 名校 = 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好工作”。中国从 1999 年开始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 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路径出现严重偏差 , 首先 , 是靠过去实行精英教育的公办学校来进行扩招 , 这迅速稀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 同时挤占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 ; 其次 , 是靠行政计划实施扩招 , 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 缺乏明确的办学定位 , 没有个性与特色 ; 再次 , 在扩招同时国启动了“ 985 ”工程 , 并随之将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的级别提升为“副部”。以上几方面综合起来 , 直接带来高校的等级更加分明、同质化情况严重。很显然 , 如果选择国内高校 , 大家势必选择级别高、获得国家投资多的高校 , 而其他的高校因地位低、获得国家资源少、办学质量更低而难以得到家长和考生的欢迎。也就是说 , 高等教育资源扩大了 , 但大家的选择空间却没有扩大。中国的人才政策 , 则进一步“煽风点火” , 首先 , 一些地方和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 , 明确提出应聘者毕业学校要是“ 985 ”、“ 211 ”等要求。这种明显的学历歧视 , 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治理、问责 , 反而成为展示“人才政绩”的指标 , 有的单位在总结人才招聘工作时 , 就拿新进员工的学校、学历说事 ; 其次 , “关系就业”盛行 ,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 进北大、清华 , 将有着更好的“同学资源” , 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提供便利。据笔者的调查 , 很多家长在考虑为子女选择大学时 , 都把发展大学人脉关系作为一方面重要因素 , 诸如“离开本地到外地求学 , 如果今后会本地工作 , 这不会导致在人脉资源上 , 没有本地求学的优势？”等等。所以 , 解决高中办学路越走越窄——实质就是中国教育之路越走越窄的问题 , 就要从高考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和用人制度改革等多方面努力。改革高考制度 , 是让教学、招生、考试分离 , 给中学自主教学的考试制度环境 ; 改革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 取消学校的级别、取消各种政府计划 , 让学校平等竞争 , 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 , 是让考生有多元的高等教育选择 , 而不是只盯着少数“等级高”的资源 , 这给中学实行多元、个性化教育提供大学教育环境 ; 改革用人制度 , 是让社会消除学历、学校歧视 , 倡导公平就业 , 让大家从关注学历、学校这些外在身份 , 转而关注人才的能力与素质。这样的教育与就业环境 , 才能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信心。 2012 年 12 月 13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 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反思现实中国教育 》网易转载时更名为《熊丙奇： 莫言获奖并非中国教育的成功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媒体将其与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还有的在找其与我国教育的关系。强烈“诺奖情结”的一大表现，就是想用一次获奖，来证明什么。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证明的只是他的作品得到了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其他的却很难证明。通常，一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情况，可以用来分析这一国家的教育环境、科研环境，因为要取得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校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缺乏创新的学术环境中，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是十分困难的。且总体看来，这些奖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诺奖的其他奖项则不然，获奖与教育、学术关系不密切，更多与社会环境有关，并加上个人的奋斗。莫言的教育经历，也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在其获得诺奖后，北京师范大学马上发布消息，称“我校校友莫言荣获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查阅其简历，出生于 1955 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辍学、务农了， 21 岁入伍， 26 岁开始发表作品，之后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 1991 年， 36 岁的莫言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可以看到，他只接受了五年的基础教育，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而了解我国大学教育的人，大约也会明白，其之后接受的大学教育、硕士教育，更多是“镀金性质”。对于在北师大读硕士的经历，莫言就曾笑言：“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这也许是莫言自谦，但我国不少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班，后来被舆论质疑为贩卖文凭，国家也对此加以治理，却是事实。我想说的是，要通过莫言获得文学奖，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是证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经历更说明，作家获得诺奖，与其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关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过办作家班来培养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长的规律的，这与办画家班来培养画家一样，都是灌输教育思维。培养作家和画家，主要在于给他们自由创作的土壤。另外，莫言支离破碎的基础教育，却让其走上创作之路，反过来倒值得对当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学生完整地接受了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后，他们还有多大的创造力、想象力呢？如果真要找莫言和教育的关系，不要想着怎样贴金，“消费”莫言，而应该从其成长经历中，思考怎样创造有利于优秀作家成长的环境，以及反思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在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方面的缺失。如果没有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中国本土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即便文学奖之类的奖项与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获奖也只能是偶然事件。（作者熊丙奇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9 月 26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 中外合作办学不能盲目大干快上 》：由武汉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和昆山市政府三方合建的昆山杜克大学已获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 2014 年秋季全球招生计划正式启动。正式设立之后的昆山杜克大学将首先招生全球健康、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三个硕士项目。 ( 《文汇报》 9 月 18 日 ) 这是继上海纽约大学后，我国引进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创办的又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与此前其他中外合作办学不同，这所新创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以招收硕士作为“起步”，在本科教育阶段目前仅推出一个学期的“交换生”计划—在全球招生 100 人，国际生和国内学生各 50 人。杜克大学想通过“谨慎试点”为日后开展本科生教育积累经验，而不是在学校举办初期，就大干快上。在笔者看来，这种“谨慎”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表明杜克大学在认真选择适合其中国办学的模式。首先，举办本科教育，相比举办研究生教育，由于周期长、课程多，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更高的要求—举办三个硕士项目，由于规模较少，合作方投入的师资相对较少。这是杜克对本科教育的认识，与国内教育系统对本科教育的认识有些不同。当然，这也与杜克当初在国内高校合作办学时是从商学院开始有关。商学院只有硕士教育项目，因此，以之前合作为基础举办的中外合作学校，选择硕士教育作为办学的开端，也就顺理成章。其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研究生教育受到的障碍相对较少—客观而言，相对于本科教育，我国当前研究生招生的培养，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也更容易取得突破。此次杜克准备招生的三个硕士专业，基本都属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这在我国内地也刚刚起步。很多学校的专业硕士教育由于缺乏个性，职业化不够，课程与学术性硕士没有多大差别而引起社会质疑，杜克完全可以以其举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在这方面形成办学的特色。以管理学硕士 (Master of Management studies) 为例，杜克大学要求学生在 10 个月中学习 15 门课程，每门课以案例教学、实践教学为主，主要在于完成学生的职业化过程，培养学生的自我认识、团队意识和职业素养，而不是空谈理论。除此之外，学校还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名职业导师，并建有完备的校友数据库，学生们在求职时，可以方便地查询校友求职去向、工作去向，由此向校友咨询求职事宜，并得到校友不同程度的帮助。这就做到职业教育真正以就业为导向，给学生有价值的教育。可以说，这些教育在国内开展不会存在多大问题，只要校方坚持质量，就可以给国内高校带来新的专业硕士人才的培养方式。再次，关于本科教育 ( 包括招生、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 ) 如何在我国内地取得突破，这确实需要探索。目前来看，其他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一开张就招收成百上千名学生，由于培养规模大，教育部门对其改革十分“谨慎”，结果是突破并不多。比如，招生都纳入集中录取 ( 要么在提前批，要么在第一批，有的甚至在第二批 ) ，高考成绩还是重要的录取依据，学生的选择权也没有增加，这些学校对内地教育改革的推动被普遍认为价值有限。而且，由于已经把很多学生招收进来，即使改革发生偏差，学校也会面临骑虎难下的困境，结果往往是办学理想向现实利益妥协，很难坚持、走远。杜克大学校方透露，学校希望先小规模地以交换生方式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以此检验这些教育在中国内地的反应，也让杜克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观察中国教育、体验中国教育的过程。为让这一计划顺利开展，杜克在校内成立了一个“中国事宜教授委员会”，专门负责讨论有关在中国内地办学的事宜。按照杜克大学的设想，如果小规模试点成功，学校在五年之后将招收本科生，全面启动本科生教育。虽然办学速度很慢，甚至被有的舆论称为“龟速”，但是延续了杜克大学一贯的谨慎办学风格。这是中外合作办学选择的又一种模式。希望有更多的不同模式在未来的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中出现。如同教育部在批文中期望该校“通过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实用型人才，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供宝贵经验”，笔者一直呼吁，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要走出单一模式困境，这既包括要在中外合作模式之外探索学校直接办分校模式，也包括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多元尝试。只有办学多元化，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而实现教育多元化，正是教育改革的目标所在。 2014 年 9 月 10 日 ，中国投资咨询网《熊丙奇： 中国教育不需要“锦上添花》 ：中投顾问提示：对于民间支持教育发展的热情和努力，不能轻易否定，但支持教育却有必要正面引导。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虽然这是个人的行为，与政府出资奖励是两码事，但如此重奖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除了加剧学生“名校情结”之外，并不能解决当地教育发展问题。对民间支持教育发展的努力要充分肯定，但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发展普惠教育。熊丙奇指出，这一奖励基金在设奖时，已考虑到规避一些功利的倾向。例如，为防止学生为获奖金而反复复读考北大、清华，把获奖对象限定为应届毕业生；为防止省内高考移民到本地获奖，限定学生在当地的求学年限。这和简单追逐当地的北大、清华升学名额相比，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把重振当地教育事业，仅体现为鼓励学生考清华、北大，本身仍摆脱不了对学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导向，甚至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近年来，社会在评价高中办学业绩时，评价指标从本世纪初的上线率，演变为 2005 年前后的本科率，再演变为 2010 年前后的一本率，发展到现在强调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和“ 985 、 211 ”率，造成高中办学者不堪重负。“能考取北大、清华的名额就那么几个，这使学校的办学空间越来越狭窄。此外，这还可能导致当地办学会围绕考名校来展开，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熊丙奇表示。对于民间支持教育发展的热情和努力，不能轻易否定，但支持教育却有必要正面引导。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虽然设奖者的用意是通过奖励考上北大、清华者，为当地留住优秀生源，也能在短期看到奖励起到的明显作用，但由于考上北大、清华者本就不多，因此能起到的引导作用十分有限。熊丙奇认为，真正让当地留住优秀生源，在于三方面，一是整体改善当地的基础教育办学环境，二是吸引优秀师资，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三是设立奖助学金，鼓励那些进步最大的学生，并为家庭贫困学生创造更好的求学环境。因此，他建议民间支持教育的资金，可用来设立义务教育均衡基金，鼓励优秀教师向薄弱学校流动，奖励扎根基层的教师；还可设立覆盖面更大的奖助学金。“试想，如果把用于 1 名学生的 100 万，设立平均额度为 1 万的年度奖学金，这就可奖励 100 个学生，而把奖励给学生的洋房，改为设立乡村学校教师公寓，其价值会更深远。”熊丙奇表示。 2014 年 12 月 10 日 ，人民论坛网《熊丙奇： 国外教育真在学习中国吗？ 》：“不要总批评中国教育，不管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国外现在都在学中国。英国教育大臣今年初来中国，明确表示本国中小学要学习中国学校对学生的数学、科学的教育方法。就连饱受国内质疑的 985 、 211 计划，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在学习中国呢！”对于舆论对中国教育的批评、质疑，很多教育官员、学校校长颇为不满：国外都在学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近期媒体关于这方面消息的报道，进一步增加了官员们的底气。国外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到中国来考察，声称要学习中国确实不假。但是，即便这是官员的真心话，也不代表国外教育真会学习中国。因为，在国外教育体系中，政府官员、校长说了不算，他们的权力有限；教育政策的推进还要看教师、家长是否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外政府官员、校长会很“羡慕”中国的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因为他们的权力很大，决定什么马上就可以执行，因此，国外官员与校长也希望自己能拥有这样的权力。要知道，国外的教育官员是很“憋屈”的，要经过社区居民选举才能上任就不说了，制订任何政策还必须经讨论、审议；而即使是校长，在学校里的权力也很有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国内校长的行政权，在校内即使没有接近 100% ，至少也有 90% ，而国外校长则不可能有命令老师和学生必须干什么的权力——他们的行政权，只能用来落实教师与家长做出的决定。拿基础教育的 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来说，在我国内地，如果某地被纳入测试范围，教育部门就会高度重视，学校必定会跟着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但同样的情况放在国外则有些“郁闷”：教育部门很重视，可学校并不以为然，教师和学生家长也对此不热情，还有教师公开质疑这类测试没有多大价值，结果弄得成绩并不理想。他们也想学习中国这种“高效率”的教育，交出一分好看的成绩单，但怎么学也学不会。美国和英国想学习中国的基础教育，就会在本国遇到阻碍。政府教育官员希望学校重视科学、教学，重视测试成绩，可教师们会质疑：学习成绩对学生真那么重要吗？真至于要让学校老师牺牲学生的自由时间吗？如果要牺牲社团活动时间、体育锻炼时间来提高数学、科学课的成绩，那更是反对声一片，根本执行不下去，还有很多学区要求政府必须增加师资配备，而不能让现有教师承担更大的工作量来给学生布置更多作业。这是因为在国外，政府只是教育的服务者，而不是主导者。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教师们也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行政命令和政绩考核对学校来说不太管用。政府部门当然想加强自己的权威，想做到“一言九鼎”，可搞不好他们自己也会不受待见，只能下台。所以，即使国外政府官员和学校行政领导表态要学习中国的教育，我们也不可太相信，因为作秀的成分极大。如果是学校教师委员会或家长委员会决定学习中国教育，那才是真正要学。如果就此对国外声称“学习中国”信以为真，觉得中国教育了不起，则是很大的误解。即使国外要学习国内高等教育的各种计划，学过去也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国外推行的教育战略和计划，貌似由国家主导，但国家只是制订战略发展计划，而不可能用计划去干涉学校的自主办学，更不能以计划去制造学校、学者间的不平等竞争。假如外国政府的计划干涉学校的自主办学，是很难推行下去的，学术自由是政府不敢碰的敏感地带。说到底，国外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办学制度和我国有着根本的差别，我国教育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国外在学习我国时，不可能把我国这种治理模式也学过去。政府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学校领导要增加自己的行政权，这两者都很难在国外制度中行得通。在国外学校自主办学、现代管理的教育制度环境中，官员们表态要向中国学习，一来不太可信，二来要分析具体学什么。在国外的教育制度中，政府部门只能在尊重学校自主权、教师自主权的情况下，做一定的政策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学校可能会结合本校的情况，适当借鉴他国的好做法，这是对教育的进一步完善，而不是复制“中国模式”。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忽视国外教育管理、办学制度的差异，认为国外政府也学我国、也借鉴我国的教育、学术计划，以此论证我国目前行政管理、治校的合理性，会影响我国的教改进程。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到，我国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新模式，这是我国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而不能以国外的所谓“学习”为借口来阻止改革。（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人民论坛网立场。）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感受到熊丙奇如何看待中国教育表明他的立场。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反复强调中国教育落后于美国教育。好像如果他不说，中国人都不知道。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反复强调中国教育落后于美国教育。原因在于中国教育管理体制落后于美国。（熊丙奇没直接说中国的社会制度落后于美国）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反复强调中国教育要摆脱落后局面，必须实行“现代学校制度”，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反复强调中国教育应当坚决果断快速“去行政化”，减少行政对学校的干预。（熊丙奇没直接说取消党和政府对学校的领导） 以上内容约 18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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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30 13:27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妄称《中国教育没有未来》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读完以上文字，你看到熊丙奇的真实身份了吗？熊丙奇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可是，熊丙奇为什么宁要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而“忌讳”“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难道熊丙奇是傻子吗？值得研究。 2011 年 1 月 10 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网站（沪 ICP 备 06023321 号）发表文章《教育集团熊丙奇副总裁获选网易年度新闻人物》：【新闻人物介绍】姓名：熊丙奇　出生年月： 1972 年 7 月　籍贯：四川资中人职业：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曾出版书籍：《中国教育的 100 分诊断报告》、《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步入大学》、《成功宝典》、《大学生创业》、《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青春档案》、《迈向成功》、《网络文明》、《直面就业》等 20 种 30 余版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网站介绍熊丙奇，为什么突出介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身份，令人费解。为什么《教育集团熊丙奇副总裁获选网易年度新闻人物》会成为重要新闻事件？新奇呗。熊丙奇，很像是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的“寄居蟹”。“临时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聘任的，或许不是任命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或许是总裁的秘书？跑堂的？你可以自己找答案。 应届毕业生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招聘副总裁》：招聘日期： 2010.08.10 工作地点： 上海 - 徐汇区 职位类别：全职 学历要求：不限 招聘人数：若干 工资待遇： 面议 职位描述岗位职责：协助总裁负责教育集团培训项目的开发。 应聘条件： 1. 熟悉国内外教育培训市场，并有独特见解； 2. 在教育培训机构负责过项目开发，并有明显业绩； 3. 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4. 有较高的英语口译与笔译能力； 5. 年龄 45 岁以下，身体健康。 原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可以成批量“招聘”的。不是领导职务。 怪不得熊丙奇自己看不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这一职务。 我很想看到熊丙奇办公室的详细地址和办公电话。如果没有，熊丙奇就像流浪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好比熊丙奇的保护伞。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好比熊丙奇的隐身衣。 穿着华丽的外衣，很惹众人的火辣辣的眼球。人们或许愿意窥探华丽外表后面的裸体。 有时，喜剧也能表演成悲剧。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子看出皇帝的新衣不遮丑陋部位。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两件破衣烂衫掩盖不住熊丙奇的窘相。 冬季里，撕掉熊丙奇的外衣，他会冷吗？会冻伤吗？ 好文章，应当内容紧扣主题。下面的文章，主题与内容相关度不高。大帽子底下缺承载实体。主题立不稳，就是败笔。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一篇臭文章毁了一个笔杆子。 2012 年 6 月 11 日 ，《青年时报》熊丙奇《单一模式下 中国教育没有未来 》：欧美、澳洲的人，为何却不在乎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从事“不光鲜”的工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那里，劳动没有“光鲜”与“不光鲜”之分，只有自己是否感兴趣之别。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无论去欧美，还是去澳洲考察，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个大学教授的孩子，居然在当面包师，做手工艺。教授说起自己孩子的职业，充满自豪，根本没有国人的难为情。这令考察的中国人，感慨万千。感慨归感慨，但回到现实，经常出现在中国家长嘴里教育孩子的话语是，你不好好学习，今后就去做××去。这里的××，就包括“扫大街”、“做清洁工”、“端盘子”之类。当然，做面包师、手工艺者，这类活计，也是家长们很不待见的，家长们都期待大富大贵，“望子成龙”。而当下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家长们的这种意识。在我国的升学教育体系中，中小学所授内容，无不为了中考、高考，老师教育孩子们，要争做第一名，就连乡村学校，也从来不教学生农技。学校哪有手工、烹饪这些课程让学生们选择，要是学生对这些感兴趣，家长和老师将万分忧虑，直接告诉他，对这些感兴趣，语数外成绩不好，未来将没有前途，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近日媒体报道了河北的“大学加工厂”——衡水中学，无论是当地ZF还是学校，都为这所每年输送 70 多名北大清华学生的中学而骄傲，其傲人的高考战绩，也吸引力了众多参观取经者。“衡水模式”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产物，它关注的不是学生的人格和身心健康，而是不择手段地把学生培养为“分数机器”。它也不关心这些学生未来的长远发展，只是注重眼下光鲜的升学数据。沉迷其中者以为把学生送上名校就是办学的成功，却不知道，上名校只是求学的一个环节，任何教育都应该为了学生的终身成长和幸福。与这一教育制度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就业体系。在学历社会中，我国的学校有高低层次，而劳动也有高低贵贱。不同的行业、岗位，不但收入相差迥异，而且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也不同，社会地位更不同。在我国的就业体系中，做公务员，进国有企业、跨国企业是当前大学毕业生的首选，这些行业与岗位，被挤到头爆，而除此之外的工作，都被视为低人一等。要是某个学生子承父业，做不起眼的手工艺营生，多半被视为没长进，没出息。毫无疑问，这就把所有孩子逼进一个成才通道。而随之而来，我国很多传统的手工艺，也就失传。那么，欧美、澳洲的人，为何却不在乎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从事“不光鲜”的工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那里，劳动没有“光鲜”与“不光鲜”之分，只有自己是否感兴趣之别。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简单地说，做大学教授，和做面包师、酿酒师相比，后者的收入可能要高于前者，而享受的社会地位完全一样。在这种环境中，谁还会憋屈自己，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呢？学校教育也是如此。教育没有改变某个人命运的功能，因为从出生起，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因此，教育只有教育的功能，就是让每个人得到更好的发展，做最好的自己。在加拿大，中学实行学分制，学生们只要求必修 7 门课程，然后，可以在学校提供的 100 多门课程中自由选择，这些自由选择的课程中就有很多手工艺课程。获得这些课程的学分，孩子们就可高中毕业，并且以这些成绩去申请自己中意的大学，包括职业学院和社区学院。没有人逼着学生们必须学习统一考试的科目——他们没有统一考试、集中录取一说——也没有家长觉得孩子进不了多伦多大学、 UBC 大学就绝望。再比如瑞士的钟表匠、法国的大厨、意大利的裁缝和皮匠、日本的制刀匠，这些大手艺人不仅收入高，而且受尊重。在这些手艺和手艺人备受敬意的国家，人们对于毕业生的评定标准首先是尽早创业，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去争抢一个现成的岗位。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才有多元的教育，也才有孩子们多元的成才选择，也才真正有 360 行行行出状元。他们的兴趣、个性不会被扼杀，而会被引导。各个行业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而不会被边缘、被歧视。所以，对于失传的中国手工艺，如果ZF部门期望通过计划的方式来维系，结果相当不妙。只有从推进就业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出发，让学校教育充满个性特点，让每一个职业都体面而有尊严，这才有多姿多彩、积极向上的社会。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会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一番言论口不对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职务闭口不谈，却不舍弃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头衔，多么虚伪。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称谓，很少称自己是一般普通教育工作者，很少称自己是上海市普通公民，很少称自己是自由撰稿人。他说“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我觉得假惺惺的。有时候，我感到他是“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青年时报》发表文章《单一模式下 中国教育没有未来 》，是类似于狂妄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知道什么叫“未来”吗？ 《百度百科》解释，未来，是从现在往后的时间，是相对于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而言的未来时间，它是一个时刻，也可以是一个时间段。相对而言，明天只是未来的一部分。未来：是一个时间概念，相对于过去和现在。任何事物都有未来。有人对未来如下思考：未来会怎样？谁也没一个准确的答复，即使是现在最权威的科学家。但从纪录片《未来地球》中可以看到，未来的地球将会变得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从哪来就回哪去，地球将变成大宇宙中的尘埃。人类应时刻关注未来，我们的地球终将衰亡，即使等不了那么久人类也时刻面临着小行星、大规模流行疾病等突发危险的威胁，所以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中国、俄罗斯都在努力开发外太空，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军事和当前利益）。 我以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采取任何模式，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以为，中国的教育模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没有必要彻底否定。中国无论采取任何模式发展教育事业，也不会没有未来。（就算地球毁灭，也不会没有未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你能说清楚，中国教育采取何种模式才有未来？恐怕你也没有答案。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中国教育如果按你设定的模式发展，会有好结果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妄称《中国教育没有未来》是胡说八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妄称《中国教育没有未来》还是胡说八道。 熊丙奇，别给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丢人现眼了。 提醒主流媒体注意：请你亲临熊丙奇的办公场所实地考察，由你们亲手揭掉熊丙奇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画皮，也许可以告慰被长期欺骗的社会。 熊丙奇，你的未来很美好。去掉伪装，做你自己吧。你应当有自信。 以上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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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8 13:22
熊丙奇侈谈改革（变革）中国教育管理体制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体制”，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如：学校体制、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等。体制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体现形式。它为基本制度服务。基本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单一性，而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上来说，体制是联系社会有机体三大子系统——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结合点，是三者之间发生相互联系、发生作用的桥梁和纽带。 《百度百科》解释，体制内就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而那些不处于主导地位、或者边缘的部分就叫体制外。 《百度百科》解释，管理体制是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和组成方式，即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将这些组织形式结合成为一个合理的有机系统，并以怎样的手段、方法来实现管理的任务和目的。具体地说 : 管理的体制是规定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各自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准则。它的核心是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职权的分配以及各机构间的相互协调。它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在中央、地方、部门、企业整个管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百度百科》解释，教育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教育事业进行组织管理的各项制度的总和，教育管理体制是整个教育体制得以构成和运行的保障，它对学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有直接的影响。它涉及教育系统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隶属关系、权力划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其外延包括以教育领导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制度。 《百度百科》解释，“体制迷墙”：（作者 : 熊丙奇；出版社 : 四川天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9797807262359 ）《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分五章，围绕由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构成的“大学利益结构图”，采取旁白评论、对话实录、资料补充的方式，立体分析了大学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体制与机制弊端：《权力至上，一个官僚化的教育机制》、《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分数至上，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业内人士认为，连同《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与《大学有问题》两书可谓“中国大学问题百科全书”。 2006 年第 2 期《社会观察》发表陈丹青的文章【沮丧与希望——读熊丙奇《体制迷墙》】：摘要：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帐。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详实的交代与评析。开首那份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 2008 年 06 月 13 日 ，新世纪周刊（记者 / 李梓）《有哪所中国大学让你满意？》“突破体制迷墙”：“我再也不想看你的书了。” 2008 年春天，当任职于上海交大的熊丙奇把自己关于教育研究的新书稿寄给陈丹青时，陈丹青这么回答。 陈丹青为什么不想看熊丙奇的书？以下是熊丙奇谈论教育体制的文字。你想看吗？求你看完好吗？ 2008 年 6 月 1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等教育的很多荒谬源于 体制 问题》：“在我看来，整个高等教育的很多荒谬来源于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在刚刚举行的《深入推进教育公平》 2008 版教育蓝皮书新书发布会上，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授、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结合近年来，尤其是 2007 年发生的相关教育事件，针对高校行政化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大学成了“一级政府”“官”多导致管理效率降低 办学成本增大】“高校行政化首先表现在争相提高高校级别上。”熊丙奇说。上世纪 90 年代，高校的行政级别只有两类，一类是正厅级，主要是本科院校，一类是副厅级，主要是高职高专。本世纪初开始，出现了“副部级高校”，当时的第一批副部级高校是 9 所，总共涉及到 18 个部级官员，到现在已经有 43 所副部级高校，同时产生了 86 位高校中的副省级干部。高校的行政级别上升之后，高校也开始向“一级政府”方向发展。“我计算过”，熊丙奇说，“一所大学大概有处长、副处长 150 名左右，副处级干部 30 人左右，科级干部大概有 1000 人”，由此高校出现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官”太多了，于是“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的活”，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极低。 高校成了“一级政府”，必然出现问题。首先是偏离大学的办学目标。熊丙奇说，大学不是单纯地办学，而是在办政府。行政思维办校，必将导致高校追求近期业绩，注重外延发展，忽视内涵建设等问题。目前高校大多以校园占地规模、标志性建筑、学生规模、学科覆盖面、院士数、博士点数、经费数、论文数、专利数，作为评价学校“实力”的重要指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学校不惜贷款圈地盖楼、建豪华校门、盲目扩大学校规模”，熊丙奇说，目前我国高校中拥有 5000 亩校园的大学已经不止 10 所，而高校的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 2000 亿元。除此之外，拥有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也必然造成巨大的行政开支，仅薪酬一项，“以每位行政工作人员年平均工资 3 万元计，就将花费 1000 多万元”，由此导致办学成本的提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进了“ 985 ”校长书记就官升一级】 中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学校成了“一级政府”，学校领导必然成为行政官员。“现在一些‘ 211 工程’院校力求进入‘ 985 高校’行列，另一些学校则在努力地‘专升本’，他们的动力，除了为学校获得更多的资源外，便是书记、校长官升一级”，熊丙奇说，“我在多个场合中听到党委书记对校长说‘我的话很重要，因为我是副部长级干部’。一个校长是这样的身份，大学里不可能有学术自主，更不可能说校长是帮我们这些教授搬凳子的”——校长是官员而不是为广大教职工服务的。随着高校行政级别的提高，高校领导的官员意识也在增强，有些校领导甚至把高校的领导岗位当作“官升一级的台阶”和“个人仕途的驿站”，所以他们常常在高校领导岗位和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频繁更换工作岗位，以谋求更好的仕途发展。熊教授介绍了 2007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对 1792 所高校校长进行的调查。该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其中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 8 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调查发现，这些学校校长的任期平均为 5.9 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 12.2 年。熊教授指出，对一所大学来说，频繁更换校长容易导致校长在办学过程中不思进取或出现急躁、冒进的短视行为；也可能因为办学理念得不到继任者的认同，致使工作难以延续。“相对较低的平均年龄加上较短的任期，说明我国大学校长往往在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就离开了岗位。这对大学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一种人力资源上的浪费”。【“空降部队”强化了高校行政化 高校的公信力在持续下降】熊丙奇教授展示了一张自己绘制的图表，表上列举了 11 所“ 985 高校”的现任领导任命前的职务， 22 名党政一把手中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 11 人，占 50% ，可见，有些高校领导的任命只考虑行政级别而不是教育专业背景和管理能力。随着高校行政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高校“空降部队”的数量也出现了增长势头，而“空降部队”的增多反过来又致使高校行政气氛更加浓郁。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被强化了。同时，高校的行政权力也远远超过“学术权力”成为高校中的“独大”。“大学里面所有的决策基本都通过党委常委会以及校长办公会解决”，熊丙奇说，虽然高校里也有“教师会”、“学术委员会”等，但是这些“学术机构”的人员构成，往往由行政领导兼任或指派，他们的活动也是应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要求”而进行的，不过是行政活动的延续和修饰。“所以，近年来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风气日趋淡漠，教授与院长、学校领导的冲突加剧，招生腐败、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教育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高校的公信力持续下降”，熊丙奇说。【五条改革建议破解高校行政化弊端】“由于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少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目前高校愈演愈烈的行政化问题如何解决？熊丙奇认为，推动以行政管理改革为核心的 高等教育体制 改革，是破解当前高校行政化弊端的必然选择。为此，他提出了五点改革建议。首先恢复高校的自治性。“政府转变职能，改变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其次是实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和校长职业化，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府部门、社会贤达、知名校友、学校教授等共同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制定校长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征选，确定人选后由理事会报教育部任命。校长一旦被任命，就应是一个全职校长，退出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行，也是为了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再有，精简高校的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高等学校可参照省级领导干部配置“一正二副”的经验，将领导班子人数控制在 6~7 人的规模。还要建立大学理事会进行战略决策，为避免权利过于集中在个人手中，除了减少领导班子人数外，需要改变高校的治理结构，成立学校理事会，对学校战略发展进行决策。最后，高校要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几年前我国曾经实行了长江学者制度”，熊教授介绍，其中一个要求就是长江学者不能担任行政职务，但是这些年很多长江学者纷纷主动要求成为行政干部，因为如果没有行政职务，他们很难调配学术资源，“所以，我们只有把这种行政配置资源的模式改为以学术为资源配置方式，才能让我们的教授真正安心全力地做自己的学术工作”。 2009 年 6 月 26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期待好领导不如建立好 体制 》：国内知名传媒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发表《告老还师书》并辞去主任职务一事，继陈丹青辞职、张鸣教授因与院长的冲突而被撤职之后，再一次让舆论关注教授与学校的“矛盾”问题。与陈丹青、张鸣多次声称，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对 教育体制 不满不同的是，展江说：“个别人未必能代表 体制 。”或许在展江看来，学校的问题，出在个别领导身上，此前学校里也出现过好领导，故而不是 体制 而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学校的问题未必就是个人问题那么简单。拿展江在辞职信中提到的遗憾来说———“我对两年来教师岗位不能按期聘任、考核结果不予公布感到遗憾”，“我对学院管理层不执行上学期末对教代会、职代会的承诺，也就是在本学期之初就开始教师岗位聘任，然后匆匆启动，留下诸多后遗症感到遗憾”，聘任、考核，这是学校大事，当不可一个人决策，倘若一个人就能影响这些大事的进展，怎能说这是个人问题，而不是学校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呢？据悉，在 2008 年中青院中层干部聘任中，考核不合格的人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民意测验中，本部门不同意和弃权比例为 100% ，部门不同意和弃权比例高达 70% 以上的人还能到重要岗位上工作。同样，在一个有民主决策、透明监督的学校中，这种离奇的事，有可能发生吗？当下的 高校管理体制 ，以行政决策为主，更进一步说，在行政决策中，包括人事任命、财务管理、学科发展等事务，以“一把手”的意见为主。以这样的 体制 来对照展江的意见，不难得出结论，问题出在“一把手”，如果“一把手”懂教育、懂管理，尊重教授，对教师、学生负责，就会认真办学，成为一名好领导。不幸的是，这种把希望寄托在个人英明决策的想法，在现实中往往碰壁。不容否认，在当今的大学中，也有个别懂教育、有抱负的“好领导”，可是，更普遍的情形是，一些领导上任之初虽有抱负，却受制于既得利益的束缚，教育的理想难以付诸实践；以“副部长级”、“正厅级”高官之尊走上大学领导岗位的，有不少没有教育管理背景，并不懂教育，不懂管理，而是用官场思维治理大学；有的领导走上岗位之后，由于权力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围绕行政决策体系，高校的官场气氛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黯然失色。辽宁大学曝出的副校长抄袭案就印证了这一点。本来，只要抄袭行为被查证，作为学校领导当主动辞职，可是，这位副校长在意识到难以“不知情”推托自己的责任之后，虽作了检查和道歉，却不主动辞职，而是“请求”上级处理。有意思的是，针对辽宁大学副校长的抄袭，有五名教授联名呼吁副校长辞职，可这五名教授都来自辽宁大学之外，辽大之内没有教授出来发声。与其期待出现一个好领导，不如建立一套好机制。对于我国大学来说，要构建校领导和教授正常的关系，需要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制度框架中，行政权与学术权分而治之，校长由过去的上级任命、考核、评价，变为由学校教授会按校长任职标准公开遴选，由全体教师、学生评价、考核，这将保证将合适的人选拔到校领导岗位，同时保证校长履行行政权，为教育与学术服务。在这样的制度中，学校领导很难一手遮天，反过来，必须尊重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认真执行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做出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柯尔曼女士曾说，在大学里，除了给师生创造好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为师生服务外，她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没有权力命令教授干什么、学生干什么。我相信，不是她有多自觉，多高尚，而是大学的管理制度，确实没有给她多少“权力”。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第 3 期《民主与法治》来源：《学习时报》《熊丙奇：警惕科研“ 举国体制 ”》：如果期望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举国体制”则有可能导致欲速而不达，甚至阻碍科研创新。过去 10 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持续增加，科技人员数量已经全世界第一，科研论文发表数量也进入全球前三，可是我国的科研竞争力却并没有提高，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少之又少。就连政府部门官员与两院院士，也多次批评我国的“科研成果” 90% 在完成评审之后就束之高阁，有 90% 的论文是垃圾。首先，强调科研“ 举国体制 ”，几乎可以肯定，将加剧学术行政化。原因是，举国体制从根本上是计划体制，而计划体制需突出行政权威。如果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由行政领导说了算，专家、学者听命于行政领导，即便短期获得某些成绩，从长远看，难以持续发展。有人列举美国和日本的例子，论证“ 举国体制 ”是“ 国际体制 ”，这显然无视美国和日本的科研管理，并不是我国这样的学术权和行政权不分的行政管理模式，而是存有健全的学术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和学术评价。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重点投入（政府购买）某项重大研究，但研究的组织，是由科学家自主进行，行政部门和官员将尊重科学家的决策和管理。而不像我们这里，某些部委的官员、科研机构的行政领导、大学校领导，可以官学不分地成为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以至最终的成果第一人。更要指出的是，“ 举国体制 ”只适用于少数重大研究，科研机构、企业、大学的科研活动并不在“ 举国体制 ”之列。其次，强调科研“ 举国体制 ”，可能挤压企业科技创新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主要应依托企业创造活力，以企业为主导推进科技创新（尤其在民生领域），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统计显示，我国只有 0.03% 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08 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93706 件，其中 50% 以上来自外国的公司，大量的是跨国公司。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3 种专利中，国人申请 100 件专利中，发明只有 18 件， 82 件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来自国外的申请， 100 件中有 86 件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发明专利。缺少核心技术，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蛰伏在最低端中。出现这种现象，与我国科研脱离社会需要（高校与科研机构闭门做科研）、科研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有关，更与一直以来采取的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做科研的科研 体制 密切相关。我国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企业科研创新活力不足，按理，具有针对性的战略是，调整 科研管理体制 ，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现在的思路却是，企业创新活力不足，要由举国体制来“补强”。诚然，要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需要时间的，但快速“补强”的做法，实则是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众所周知，我国科研的核心问题不是“发展”，而是“改革”——从科研人员、到“成果”规模，科研发展的速度一点不亚于高等教育的扩招——革除科研管理的行政化弊端，进行 科研管理体制 改革。从目前的报道看，“举国体制”似乎强调的只有重点投入、整合资源、快速提升，这样的科研思路在过去 10 年间的各项科研工程、科研计划中已经见得多了，可效果又是如何呢？这值得好好思量。 2010 年 9 月 7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教育改革与发展，需依靠“举省 体制 ”》： 9 月 1 日 ，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汪洋强调，要举全省之力，共同谱写广东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围绕“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终身教育全民化、教育合作国际化，到 2020 年，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与港澳紧密合作，把广东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省，打造成为我国南方的教育高地。“举全省之力”，对于正在推进落实的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以及各地具体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来说，不是一句套话，而是一条必须依靠的途径。解决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教育问题，需依靠“举省 体制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教育经费的省级统筹。公平与质量，是全国和各地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而无论是提高教育质量，还是扩大教育公平，都少不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教育投入方面，提到两点，一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在 2012 年达到 GDP 的 4% ，二是省级政府对教育的统筹责任。在笔者看来，强调省级政府对教育的统筹责任，既是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改革，也是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 GDP4% 的条件之一。这对我国教育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均衡问题，主要是以县乡财政为主保障教育经费的教育管理模式。由于县乡财政实力不同，对教育的保障力度也就不同，进而出现教育发展的差异，也派生出择校问题、教师待遇问题、代课教师问题。近年来各地教育部门为消除择校热、解决教师待遇、解决代课教师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以县乡财政为主的基本模式未调整——— 教育部 2010 年工作要点中，在谈及均衡义务教育发展时，也强调县域内的均衡，包括教师和校长在县域内的交流、轮换——— 所以，教育的不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教师待遇问题、代课教师问题还继续存在。以广东为例，政府曾明确制订今年内解决代课教师问题时间表，然而一些地区的代课教师问题还很严重，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并没有“代转公”的积极性，在清退代课教师之后，又出现“临时代课教师”和“合同代课教师”，这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代课教师转为公办之后，需要当地财政更大的开支。如果以省级财政统筹来支付所有教师的工资，这一问题当不会再存在，而破解省域内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才有基础。其二，教育改革的各部门协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把教育改革，理解为教育部门的事。然而，教育改革，不只是教育内部的改革，它涉及各个社会层面，甚至包括就业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今年 8 月，国家教育 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成员单位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20 个部门，这种组织架构，显示出全面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地方教改，显然是国家教改的基石。而推进地方教改，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举省改革”，可以说，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反之，“全身”中的某一部位失灵，教育改革就会受阻。以高校去行政化而言，众多大学校长所担忧的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办事不力，就包括到机关办事被科员打发等“细节”，这些地方不改，单要教育改，确实也难。于此，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有深刻的体会。如果围绕教育改革，“全省而动”，打通阻碍改革的各个关节，或可以理解为教育改革推动全省其它诸多改革。其三，社会办学资源的全面拓宽。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的“举省 体制” ，不是“行政 体制 ”和“计划 体制 ”，恰恰相反，“行政 体制 ”和“计划 体制 ”在过去很长时间中，成为“举全国之力”、“全省之力”，“全地区之力”的制约力量——— 民间资金、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的空间被挤压，教育就成了公办教育的独角戏。不能说政府财政不卖力 ( 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未达 GDP 的 4% ，但增长还是有目共睹的 ) ，但就是其万分卖力，又如何？我国公共财政现在对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包办过多，却对基础教育投入有限，这造成公办高校办学质量难以提高，同时民办高校节节败退，以及义务教育的不公平问题严重 (2008 年才实现 9 年义务教育 ) ，学前教育的政府投入比例极低，入园难、入园贵成为普遍性问题。在国家财政无力包办、社会资金进入困难的背景下，家庭的教育开支巨大，教育负担严重。以合理的教育发展政策，吸引民间资金、社会力量投入教育，这才能形成“举省之势”。在这一方面，需打破教育的门户之间，破除公办教育的垄断，实现各类教育的平等竞争，保障民办学校、民办教育者、民办受教育者同等的待遇。甚至在条件成熟时，可探索将部分公办高校私立化，以此进一步解放教育的活力。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本文提到“举省 体制”、 “行政 体制 ”和“计划 体制 ”三个涉及“体制”的概念。】 2011 年 10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由衡中模式想到的教育 体制 》：衡水中学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有些人希望这次由中国青年报开启的讨论，能达成共识。但在笔者看来，这十分艰难。因为很多围绕衡中的争议，根本就是各说各话。要让讨论有成效，必须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其一，一切为了高考，是高考制度的问题，还是衡中模式的问题 ? “衡中模式”饱受诟病之处是一切为了高考，并把这做到“极致”。批评者认为，它把应试教育做到登峰造极，只育分不育人，把学生当作高考的机器；赞成者不以为然，其理由是，现今中国教育评价制度，不就强调考试分数吗？哪一所学校不在进行应试教育，差别只在于做多做少，做好做坏，以及只做不说上。很多学校也在全力做应试教育，但不得法，成效不大，还有的表面上宣称做素质教育，但搞的完全是应试这一套。在这种背景下，衡中把应试教育搞得很成功，难道有错？如果有错，错就在评价体系上。以笔者之见，衡中其实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一个样本，分析衡中的办学，应该重点挖制度根源，否则，就把应试教育的板子打在学校身上，一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二来学校也不服，其他学校也是应试教育，以为“只因我做得最好才被质疑”。必须意识到，评价制度不改，唯分数论就难以打破。切实推进制度改革，才能把学校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这是争论双方需要达成的共识之一，一方淡化制度，只批评学校，一方强调制度之下的现实合理性，难以找到交集，如果制度不变，批评者继续批评，办学者继续老样子办学，这能促进教育进步吗？更重要的是，如果制度改革作为不大，大家认定制度难以改革，赞成衡中模式的声音不会减弱。其二，教育改革，是 体制 责任，还是学校责任？批评衡中模式者，期待衡中能在当前的高考制度下，进行教育改革，因为衡中有资源也有空间，在教改上做出探索；而赞成衡中模式者，则呼吁尊重衡中办学取得的成就。在笔者看来，制度改革和学校自身的努力，不能割离开来。高考制度必须改革，否则基础教育学校自身的改革空间有限，不能脱离高考制度奢谈只要学校转变，而与此同时，学校在当前高考制度下，也应该积极作为。这是一所学校真正成为教育名校而非高考名校的必然选择。衡中的办学者应该从争议中看到，就是取得如此辉煌的高考奇迹，但学校得到的社会认可度、满意度并不高。衡中重视高考成绩，这是中国教育的现实，但现实不代表未来。衡中要拥有更好的未来，必须思考在目前的办学基础上，怎样推进改革。据笔者的观察，衡中近年来也在寻求突破，但他们也背负着压力——万一成绩下降怎么办？如果衡中考上北大清华者减少，可能又会遭遇新的质疑，就像当年的黄冈中学一样。从这一角度看，不以高考论英雄，还需要社会舆论的配合。衡中模式是现实评价制度、地方政府教育战略、社会名校情结的综合产物，改革不是衡中一校的事，必须从各个环节共同努力，围绕衡中的讨论，应深入揭示评价制度的问题，政府教育战略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教育价值的导向和办学者、受教育的选择影响，但有一个前提是，所有人要意识到，升学教育模式并非好教育模式。打破升学教育模式，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学校办学的共同追求 2012 年 05 月 29 日 ，搜狐教育《熊丙奇：大学的问题不是大楼 不是大师是 体制 》：“学校占地面积 1000 亩，实习实训场所 8 万平方米，按照这种办学条件，我们可以招收 15000 名学生，但我们坚持维持在校生 3000 多名的规模，就是政府部门要求我们增加招生规模，现在学校在校生也只有 3700 多人，每届招生仅 900 多人。”近日我去一所艺术院校考察，该校负责人告诉我，作为一所民办院校，要办出高质量，必须放弃赚钱思维，“如果我们想赚钱，每年招生规模增加 3000 人，是很容易的事，一年就增加收入 3 个亿。但我反对这样做。” 在当前“艺考热”的现实中，这所本科艺术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确实是轻而易举的事，学校放着这么好的“赚钱机会”维持每年几百人的招生规模，有些出人意料。——这在民办院校中是不多见的。学校负责人告诉我，他当初和其他人一起创办这所学校，目的就不是赚钱，而是想办一所一流的艺术院校。为此，他和其他“投资人”约定，坚持公益路线，不要任何回报，学校的所有收益都必须投入学校建设。另外，他们制订了用 20 年将这所民办院校建设为一流水平的规划。为了实现规划，学校确定了“小规模”办学原则，这就是学校一直不扩大招生规模的重要原因。而结合学校的特点，该校构建了“大学自主，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学生自理”的办学模式，其中，几位举办者对“教育家办学”的理解是，大家都要有教育家的情怀，四处张罗募款，为教授和学生们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有一个细节，令我感慨。这所学校现在总共只有 20 多名行政人员，这只是同本科类院校行政人员的五分之一不到，而学校给所有教职员工有一项待遇，令其他学校羡慕：中午提供免费的自助午餐，饭菜品种繁多，任教职工选用。这让我想到谷歌的餐厅。一个能对教职工的生活考虑得如此仔细的学校，其管理水平一定低不了。还有一项制度也挺新鲜，该校针对艺术院校的特点，推出了“创作教授”席位，给一些艺术家自由的创作空间，不让他们上课，也不给他们创作的压力，只提两个要求，他创作时允许学生参观，和学生分享创作的体会。在自由的环境中，艺术家喜欢上了这所学校，然后主动提出要给学生上课，要让学生一起参与其创作。融洽的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教师和学生关系就这样形成。“艺术创作我们不懂，我们不能指手画脚，我们能做的，就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就尽可能创造这样的环境”。就这样，这所学校建立了一流的剧场，可供专业演出，还为设计、表演、摄影、雕塑等院系的学生都提供了一流的实训场地，所有的设施设备甚至在国际范围内都是一流的，总投资达到 6 亿元。没有亲眼目睹这所学校的具体情况，我还有些不相信，而在看到学生们在实验舞台上表演时，我才感受到，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还是有少数人在坚持教育的理念，做着理想教育的实践。不过他们由于学校的“身份”问题，不被关注，而且，路也走得很艰难。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民办学校的身份，让他们的办学并不顺利，他们觉得，大学的问题不是大楼，也不是大师，是 体制 ——就是招来大师， 体制 不行，也发挥不了作用。近这些年来，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生源出现萎缩，一些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认为，民办教育已经完成了使命，虽然他们不明说要限制民办教育发展，但从政策分析，不少政策对民办教育是不利的，甚至有的政府部门在考虑教育规划时，把民办教育都忘了。而实际上，从民办教育的体量上看，现在已经占到高等教育 25% 的规模，怎么能任这些学校自生自灭呢？在政府部门和社会舆论中，还普遍存在一种观念，民办高校就是为了赚钱。这也给民办教育的发展带上枷锁。客观上说，有相当数量的民办高校，是为了赚钱才办学的，这些学校走的是大规模招生、低成本办学路线，从办学角度说，这绝对难以长久。但是，不能就此认为所有民办高校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就是民办高校有这样的想法，政府部门也应该制订政策加以引导，让民办教育者，逐渐成为教育家。这位负责人感慨。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民办教育者如此感慨。今年我已经与多位民办教育负责人交谈，他们给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十分关注教育改革，关注怎样提高办学质量和改善对学生的服务，这也许是生源压力所致，恐怕也是民办教育者多年经营民办教育事业之后，对教育产生新的认识，开始有了教育家的理想。还有一些人当初本有教育理想，只因现实环境限制，不能得到很好的施展。从中我看到教育改革的希望。相对而言，目前的公办学校，还受到政策、制度的保护，继续着行政化的道路，而民办学校已经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清理一系列对民办教育不公平的政策，给所有学校平等的竞争空间，同时给予民办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民办高校，不需要政府多大投入，却提供了这么多教育资源，国家有何理由不大力支持呢？而且，在没有行政级别，所有行政人员都无官位，有着更大财政独立性的民办高校，只要政策适度放开，是可以率先在国内高校中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为教育改革探索出新的道路的。 2013 年 2 月 7 日 ，《中国科学报》《熊丙奇：公选校长应摆脱传统“ 体制 思维”》：“谈谈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对学校党政议事决策机制有何建议，当校长与书记在某些事情上不一致时，你该如何处理？根据北科大的特点，今后如何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战略需要？最近几位大学校长作出不申报课题、不带研究生、不申报新的科研奖项、不申报院士的承诺，你如何看待这个承诺？”以上几个问题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公选校长的现场。据媒体报道，这些问题“旨在考察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能力以及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说实在的，笔者觉得这几个问题问的水平很一般，很难考察出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难以考察其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这些“问题”表明，我国高校试点公选校长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公选委员会的委员构成以及素质上需要下力气，提高公选委员会选才的能力。在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往往由学校理事会主导，组成专门的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的办学定位，遴选符合本校要求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将着重考察候选人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这就要求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专业，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同时也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国大学校长的公选，虽然以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为出发点，但目前还是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公选委员会的委员由行政部门委派。这就让公选依旧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也导致公选委员会的选才还局限在“体制内”的“老套”标准上。虽然公选委员会也被称为“行家委员会”——据教育部门介绍，其多由卸任和现任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组成。表面上看，党委书记和校长确实是行家，但他们毕竟是现行教育 体制 的“产物”，思维无法摆脱现行 体制 思维，他们必然按照 体制 对大学校长的要求遴选适合的人选。不妨来看看这 3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谈谈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这显然考察的不是校长的开拓意识，而是对这一制度的把握。试问，如果一个校长称自己在任上将推进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争取推进大学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公选委员会会作怎样的评价？其实，这个问题向校长发问的意义并不大。一来，校长对这一制度的改革空间很小，需要推进整体的教育改革，才能构建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新管理模式；二来，校长完全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回答得很原则。比如对于党委做出的决策全力执行，对于与书记个人的不同意见，则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第二个问题“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战略需要”。这完全是老的话语体系。目前高教界普遍流行着大学有 3 个核心功能的说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但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学只有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人才培养服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也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离开了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功能，大学再怎么打造核心竞争力也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多年来，国内大学在重视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中越来越迷失，社会形象也越来越低。如果公选委员会要考察校长是否懂教育，问其对当前大学生质量下降，研究生培养水平不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可能更好，也更具挑战性。至于第三个问题，这更可以说是“套话”一箩筐，套用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去行政化的概念，再发表一通“如果我当选，也将承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招收研究生的”的“竞选”演讲，就回答圆满了。但问题是，教育部公选校长的要求明确提到，公选的校长要全身心投入校长岗位——这是做出制度要求的。学校校长就是想进行学术研究，也是公选所不允许的。因此，从某种程度看，公选委员会所提的问题只具“象征意义”，很难给校长真正的“考验”，也难以遴选出“新人”来。大家看见的是，第一次校长公选选出的都是在大学校级领导岗位上干了多年的人——没有公选，校长岗位可能还是他的，公选不过走了一个形式。这样的公选难以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因此，要让公选起到实际效果，有必要由行政主导改为学校（理事会）自己操作。公选委员则由行政委派，改为由政府官员代表、专家代表、师生代表组成，其中师生代表由选举产生。如果换为由教师、学生提问，所提的问题水平可能远超现在的“行家”，而这些来自教师和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家最关切的。推进教改，不就是要回应大家的关切，提高办学质量吗？ 2013 年 08 月 07 日 ，凤凰网《熊丙奇：从学生病休年限看 大学计划管理体制 》：四年前，珠海籍学生吴志伟意气风发步入北大校园，随后却因重病休学在家治疗 , 病愈后超过教育部“保留一年入学资格”的期限申请复学被拒；今年他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中山大学。 ( 广州日报 8 月 2 日 ) 小吴的精神令人感动，而其精神也对照出现今大学管理制度的僵化，没有应有的大学精神，在大学实行完全学分制的今天，还对病休学生提出复学的年限限制，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这一规定究竟从何而来？笔者查阅了 2005 年由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该规定并没有规定因病休学者“保留一年入学资格”，其第二十三条指出，“学生申请休学或者学校认为应当休学者，由学校批准，可以休学。休学次数和期限由学校规定。”再查阅北京大学 2007 年发布的《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该细则第三条规定，“新生在健康复查中，发现患有疾病不宜在校学习者，经北京大学校医院（以下简称校医院）或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下同）诊断确认，通过治疗在一年内可以达到入学体检标准的，准予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学生待遇。”很显然，这是根据北大的规定而不是教育部的规定。当然，北大的规定与教育部的规定并不抵触，因为教育部把设定年限的权力交给了大学。按照北大的规定，从 2009 年就饱受病魔折磨的小吴，在病愈准备复学时，确实远远超过了“保留一年入学资格”的期限—— 2009 年 12 月，刚进入北大 3 个月的小吴，被查出“肺结核”，不得不离开办理休学手续回到珠海治病，然而，祸不单行，在刚刚治好结核病后， 2010 年 4 月 1 日 ，吴志伟却又被查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坚强的小吴在接受一次肺部手术、一次骨髓移植手术、多次艰难的化疗后，身体慢慢恢复，到 2011 年才提出复学申请。——可是，这一规定，本身就有着严重的问题。这是学籍计划管理的结果，已经与大学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以及受教育者的多元选择不适应，也显得极不近人情。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行学年制学籍管理，学生的教学、生活、求职，都按学年进行安排，在学年制管理中，大部分学生将按部就班地接受学校的教学、生活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大学是要限制学生的休学和休学年限的——哪怕是因病休学——因为这“打乱”了学校的计划，包括复读学生的编班、课程衔接、宿舍安排、就业计划等，都将调整。而受计划管理思维的影响，社会舆论也普遍对学校的限制规定，表示理解，对于病休“保留一年入学资格”，基本没有质疑。但学校的计划管理，已经不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我国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就宣称实行学分制教学和管理，这意味着大学不再按学年制进行学籍管理，学生求学年限从之前固定的本科四年（大部分本科专业），开始变得有弹性，有的学校明确确定为 3 到 6 年。在学分制教育管理中，学校其实把教育的选择权（所学课程、求学时间等）交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学业发展状况、职业发展规划和身体健康状况，选择求学的时间，只要累积学分达到毕业的要求，就可从学校毕业。而对应学分制，学校要改变传统的计划思维，一方面要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给学生选择，另一方面则要改变僵化的管理模式，实行人性化管理。拿美国大学来说，由于学校实行学分制，休学对于大学和学生来说十分平常，甚至有学生休学 10 年再回学校读书。而要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建立全面服务学生的课程体系、学生管理与服务系统。可是，我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包括学籍管理规定却没有随学分制改革而调整，这直接导致学分制在我国大学变异为学年学分制——北京大学早在 2002 年就宣布不再实行学年学分制——学校还是基于原来的学年方式管理学生，而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学生想创业休学、体验社会休学或者调整自我休学，鲜有可能，而就是因病休学，也有明确的休学年限限制。从本质上说，这些限制，某种程度说，违反了《教育法》，该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因身体健康状况而限制公民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合法的。——在国外，这些休学已被称为“间隔年”，成为学生成长的一种方式。——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思维的转变，很多类似的以前得到社会认可的大学规定，将会遭遇质疑。大学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客观上说，教育部门已经把确定休学次数和休学年限的权力交给了大学，大学完全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一自主权，给学生求学更自由的选择空间。而北大居然把病休复读的期限限制在一年（其他大学也都是如此），表明我国大学的管理，还停留在计划思维，学校在教育管理中并没有重视学生的权益，这反映学校管理缺乏人文关怀，而从更深层次说，北大的治校者缺乏教育家治校的理念，没有充分地用好学校已有的自主权，重新构建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体系。为此，期待大学能从维护学生权益出发，从尊重学生的选择和实行人性化管理出发，重新思考原有的学生管理规定，推进学校教育改革。 2014 年 3 月 27 日 ，南都网《熊丙奇： 体制 外的修补难以解决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据央视报道，四川凉山州四季吉村一共 603 人， 6 岁到 18 岁应该上学的总计 122 个。其中， 6 到 7 岁，已经读书的 11 个人，没有读的是 26 个； 8 岁到 9 岁，已读的 20 个人，未读的 13 人； 10 到 12 岁，已读的 16 个人，未读的 18 个人。到了 13 到 18 岁，辍学的人数更明显增多，读书的仅有 7 人，没有读书的为 21 人。入学率低、辍学率高，这是这组数据所反映的凉山地区的基础教育现实。对于这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数据，教育部门该不会再否认了吧？此前，对于有关调查显示辍学率回潮，教育部门回应称只是统计口径不同———那些辍学的学生到哪里去了？无外乎外出打工。媒体聚焦的凉山童工现象，是与高辍学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会把学生辍学打工归结为当地的贫穷，我不赞成这种归因———就是贫穷，也不是不保障九年义务教育，放任学生辍学的借口，对照《义务教育法》，不得不说，当地政府在保障贫困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方面，是没有尽到责的。据报道，凉山美姑县全县有接近十万在校生，可老师只有 1578 个，缺口接近 600 人，也就是说缺口达到 30% 。而且教师的收入很低，有的代课教师每月收入 400 元，公办老师工资也就两千到三千元。一个村的村干部说，全村 120 多名学龄儿童，有一半多处于未读书状态。学校唯一的村小三年才招一次学生，只有一名老师，十几名孩子。别的学校早都已经开学了，但这个学校到 3 月初才开学。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放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老师工资这么低，都不可能办好学，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教育投入严重不够，导致教师待遇低、招不满教师，保障不了办学条件。另外，考虑到当地学生上学交通的实际困难，应该完善学校的寄宿条件，但目前的办学条件无法满足寄宿的需求，有一些孩子因上学路太远而辍学。如此办学条件，能让学生和家长看到教育的未来吗？能留住学生在校读书吗？哪怕国家推出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增加贫困地区农村生进重点高校的机会，但这对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影响甚小，教育起点差距这么大，怎么补偿出公平来？对于不发达地区，发展教育、办好学校，最根本的逻辑是，应该拿出比城市地区更高的工资待遇，去吸引教师，现在却完全颠倒，越是没人愿意去的地区，工资待遇越低。虽然教育部曾反复强调教育投入要向不发达地区、薄弱地区倾斜，但现实却很不乐观，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时，还是乐于做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当然，地方政府也有“苦衷”，资源就这么多，眼下的任务是要在当地办出一两所示范性的好学校展示政绩，而不是解决薄弱学校的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全面改革教育拨款体系。首先，应该以县级财政为主保障基础教育经费，转向省级财政统筹，对于不发达地区，更要强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这样，在省区内才能实现办学标准一致，同时结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上对不发达地区、薄弱学校的欠债。其次，应该调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不能再按现在的层层拨付方式拨款，而应该实行直接把拨款打进学校、教师和要补助的学生账户，这可防止转移支付被挤占、挪用，也避免地方政府再对转移支付进行“重新分配”，比如，本应该给乡村教师的钱，被政府部门用于其他地方，发给了城市地区教师。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说了多年，但多年说下来，整体收入状况并没有改变，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时，还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改造校舍、完善教育教学设施，这当然有必要，但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更重要；另一方面，不发达、贫困地区的官本位意识更浓，乡村教师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以前乡村教师工资时常被打白条对付，大量聘任代课教师只付公办教师三分之一不到的工资，就是明证。目前这种教育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学生可以辍学出走，教师也一样，谁愿意接受这么低的待遇，做如此辛苦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凉山地区的教育现状，只是贫困地区教育的冰山一角，近年来，中国在改善农村教育现状方面，没有少花功夫，包括推出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支教计划等，但不从 体制 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在现行 体制 之外进行修补，难以治理根本问题，有多少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上级布置的计划，把计划引来的人才当人才使用，又有多少计划中的人才，有扎根乡村教育的长远规划？选择像凉山这样的贫困地区深入分析，或可找到真正攻克乡村教育难题的药方。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问题专家 ) 【注：熊丙奇打算“从 体制 上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是什么？】 读完以上内容，读者看到熊丙奇对“体制”的理解是什么？一碗浆糊。一团乱麻。一个瞎参谋。 2011 年 11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过多批评教育体制 曾引有关部门不满》：经常关注熊丙奇博客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的博客内容主要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对此，熊丙奇自己也赞同，“我的博客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出教育改革的一些方案，表达对教育改革的参与热情。”但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也一度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甚至曾经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愚以为，熊丙奇被有关部门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主要原因不在于熊丙奇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而在于熊丙奇的批评不得体，没有说在点子上。好比拍马屁的拍在马蹄子上了。投鼠不忌器。 如果要给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提意见和建议的人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不是为了找毛病而专门用放大镜找问题的。 如果要给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是符合中国教育发展实际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找毛病的眼力。 如果要给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美国等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如果要给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考虑社会接受程度和改进过程。不要自己放完臭炮就躲在一边看热闹去了，不顾社会效果，特别是造成的负面影响。 可以设想，一个没弄明白“体制”概念内涵的人，侈谈“体制”该有多么荒谬。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18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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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蓝色星空 2014-8-21 10:38
　　期刊名称：中国教育信息化 　　期刊级别：国家级期刊 　　周期：半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5572/TP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8454 　　主办单位：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期刊简介 　　面向教育行业秉承“传播信息知识，推动教育发展”的宗旨，及时宣传教育信息化方针政策，大力推动教育技术理论和应用研究。及时报道党校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区域发展动态，为教育信息化管理部门和党校找寻沟通交流平台。 论文发表，期刊发表 _ 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论文发表网站 　　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社是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直属媒体机构，负责编辑出版《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教育参考》、《世界教育信息》三本刊物，同时承办论坛、展会、巡展、培训等活动。 　　历史沿革 　　《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是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的唯一国家级教育信息化权威刊物。 　　1995年8月创刊，当时杂志名称是《管理信息系统》，刊名由启功先生书写； 　　2002年更名为《教育信息化》； 　　2007年更名为《中国教育信息化》。将原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7201和国内统一刊号:CN11-4829/TP，改为现在的刊号。 　　栏目设置 　　设有栏目有：专题、网络建设、软件开发、资源建设、教学探索、技术应用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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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7-24 13:59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懂什么是教育部门吗？ 2014 年 07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教育部门应退出高招主体地位》： 看了这个标题，我很困惑。教育部门退出高招主体地位，难道由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突出高招主体地位吗？难道由其他的什么部门部门实现高招主体地位吗？咄咄怪事！ 我不敢相信资深的媒体编辑擅自改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文章标题。 难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懂什么是教育部门吗？ 《搜狗百科》解释，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主要指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 《搜狗百科》解释，部门，是一个组织的机构。通常一个公司单位会分成很多部门。基本解释：统一体下设的若干分支机构或组织。 《搜狗百科》解释，教育行政部门（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是指一个国家的各级ZF对教育事业进行组织领导和管理的机构或部门。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文化传统等互不相同，所以各国的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和权限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讲，各个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分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两类。 我以为，如果笼统的说教育部门，也许包括高等教育在内。如果说普通高等学校不是招生主体，也许滑天下之大稽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所说的教育部门是指的什么呢？ 难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懂什么是教育部门吗？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为什么不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关于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文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为什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文章？是《中国教育报》瞧不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吗？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像青少年一样幼稚吗？百思不得其解。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手机短信： 13624660933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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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5-28 07:03
浅谈关于中国教育成功的争论 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征求意见稿，待修改充实】 2005 年以来，听到或看到关于中国教育成功的争论。我原以为，如果从国际角度看，这是联合国或国家教科文组织的事，如果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看，这是中央ZF高层的事，是国家层面的教育专家学者的事，与我无关。我不想掺和。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人用隔离否定全局，用局部否定整体，“指鹿为马”“隔靴搔痒”。如果媒体传播放大这件事，我又觉得与我有关。教育方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还真得认真对待，辨别是非可以消除或减少一些怨气，有利于大家身体健康，有利于大家和谐相处，也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 一、什么叫成功？ 辩论应当从基本概念辩起。应当有起码的共识。否则容易“歧路亡羊”或“南辕北辙”。 查《百度百科》：成功就是指定时间达成所设定的目标。成功其实是一种感觉，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感觉，它是每个人达到自己理想之后一种自信的状态和一种满足的感觉！总之，我们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各不相同的！而到达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先得学会付出常人所不能付出的东西！ 对译英文 Success 名词 ;Successful 形容词 ; Hit; Come through; Make good winning;To succeed ; To be a success; To be successful ; To meet with success ; to prosper ; To do well ; To complete one ’ s work 如果大家对成功概念达成共识，可以避免与“满意”的概念混淆。 教育成功的概念大概可以表述为教育成功就是指定时间达成所设定的教育目标。这些目标可以用国家或地方教育发展规划所设定的目标检验。也可以用各级ZF工作报告中谈到的教育发展目标检验。 中国教育成功的概念定义或许就是从全国的高度和角度审视中国在指定时间达成所设定的教育目标。 然而，人们谈论中国教育成功所参照的标准未必完全相同。这就容易“七长八短”“七嘴八舌”“七上八下”。有的事甚至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标准答案。大家争论的脸红脖子粗，伤了和气，坏了脾气。特殊情况下，或许助长歪风邪气。 脱离“教育成功”的概念定义去谈教育成功，恐怕“众矢之的”多元化，用俗话说，就是“裤兜子放屁 --- 分岔了”。能否“殊途同归”，另当别论了。 二、社会上对教育成功的解释 中国教育成功的概念定义或许就是从全国的高度和角度审视中国在指定时间达成所设定的教育目标。这些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在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中，大家的感受和理解是不尽相同的。 2005 年 08 月 14 日 ，新华网（记者贺占军、曹志恒）《杨振宁说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中国大学教育在世界上非常成功，还是非常不成功？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１４日在乌鲁木齐表示 " 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 " 。“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尽管有一些专家学者曾对杨振宁“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的观点提出反驳，但他表示将继续坚持这一论断，因为这是亲身体会让他作出的判断。杨振宁分析，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大学造就出来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人们时刻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不容置疑。但他同时坦言，在研究领域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有很大差距，主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而这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2006 年 02 月 27 日 ，中国新闻网（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教育部称中国教育事业很成功》：教育部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介绍近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情况。他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王旭明指出，判定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这个教育改革是不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如果是绝大部分人受益的话，就是成功了，如果绝大部分人没有受益的话，那就是失败了。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应该说我们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当中，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现在 13 亿人口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这种巨大的付出，包括财力的巨大付出，中国教育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辉煌，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来判断中国教育事业是成功的。 2008 年 07 月 18 日 ，《新浪教育》《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解释“中国教育成功论”》：主持人：咱们说说您这几个论，比如说中国教育成功论，我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也看到您发言的时候，相关的网上的评论的时候，我很不愤，中国教育成功，我觉得我不能认同。为什么说它是成功的？王旭明：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坚持的。我觉得我判定这个事物的标准就一个，是不是大多数人得利了？大多数人得利的一件事物一定是比较好的事物。我判定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有两个数据，一组数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六、七 十的人接受义务教育，到现在一百个人里边已经有九十九个人都能接受义务教育了，就是接受九年的学习，另外呢，在改革开放前一百个人里边只有七、八个人能上大学，到现在有一百个人里边有二十三个人上大学，我们叫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加。我觉得这两组数字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当然成功这样一个宏观的概论绝不掩盖着其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也绝不代表中国教育就是一盆鲜花到处开放，绝不是这个含义，而只是说它这个方向性的一种确定，至于沿着这个方向走的路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确实应该认真对待。 2012 年 03 月 08 日 , 《春城晚报》《北大校长周其凤称中国教育很成功》：在昨日召开的全国两会吉林省代表团第一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表示，评价教育是否成功，关键要看人才输出。“大家注意到我在去年某个场合说了一些中国教育的好话和成绩，也对美国教育的不足发表了看法，当时很多人在网上骂我，但我今天还是要说，中国教育的成绩是主要的，不管是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教育公平、质量以及社会贡献，我国教育都是成功的。”周其凤解释说，评价教育是否成功，关键是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及毕业工作后是否对母校的教育满意。周其凤说，据他了解，北大校友们普遍都感谢北京大学的教育和培养，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2013 年 11 月 08 日 ，中国新闻网 ( 见习记者 谢盼盼 ) 《华师大教授称中国基础教育成功 不能横加指责》： 7 日， 2013 中国杭州名师名校长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教育部相关司局领导、知名高校学者教授以及全国中小学名校长等 300 多人共同探讨全国各地先进的经验。戚业国在今天的论坛上一上台，就声称“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功”。他认为，评价教育体系最重要的准则是该体系是否有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若按此准则来界定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成功的，而且相当成功。”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2005-2014 ）国际实施计划》是一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项目，旨在促进全球教育的变革，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可持续发展未来所需要的价值观、能力、技能和知识。中国全国范围内目前已有超过 1000 所中小学、幼儿园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实验学校，并且可持续发展教育被正式纳入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之中。 2011 年 03 月 05 日 ，新华社（记者顾震球）《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为推动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广大妇女从社会各个方面参与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作。因此，中国是在教育领域促进性别平等的良好范例。”她说：“中国教育工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体系，其中就含有促进性别平等的内容，因此广大妇女可以通过中国的教育体系学习知识，掌握本领。这是非常重要的。”博科娃于１９５２年７月出生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曾任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和保加利亚驻法国大使。她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成为教科文组织历史上首位女性总干事。 2011 年 08 月 09 日 ， 新华网（记者吴晓颖）《中国促进教育公平努力获联合国官员肯定》：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正在积极努力促进全社会教育公平。正在四川省都江堰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成都会议的官员和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教育领域特别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公平教育，使社会全体享受到了平等教育机会，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可否认的是，要让每个学生都获得上大学或职业教育的机会，中国仍将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北京时间 2013 年 11 月 6 日 5 日 22 时 30 分，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作为大会唯一候选人正式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7 界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 68 年来，中国代表首次当选“掌门人”。 三、关于教育成功的争论的社会影响 辩论需要技巧，事实胜于雄辩。 2006 年 02 月 28 日 ，人民网有网友发表文章《“中国教育很成功”的两点疑问》：据中新网 2 月 27 日 电，教育部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介绍近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情况。他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对此，我有两点小小疑问：一、教育是否成功该由谁来评定？教育部专门举办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些“错误”说法和看法，这是“重视群众意见”的表现，值得表扬。问题是，“中国教育事业很成功，多数人受益”即使是正确的，这应该由谁来下定论？是网友？是群众？是报纸？是舆论？是交不起学 费、读不起书的困难家庭？还是另外的专门机构？还是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教育部自己？二、判断中国教育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判断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我不敢断定，但其范畴起码是应该谈到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层次。由于存在以上两个疑点，因此，中国教育不成功或很不成功的话我不敢说，但我知道大家也明白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教育即使“成功”也不算是“很成功”。 2011 年 12 月 26 日 ，大洋网（作者：王垚烽）《值得警惕的“中国教育成功论”》：再谈中国教育。我们且不论积重难返的应试体制，也不谈“可望不可及”的 4% 经费投入，亦暂时忘却因校车事故频发带来的伤痛感，撇下对于班干部制度的存废之争，单看以下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最近发布的《 2011 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 2008 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逐年递增，分别为 17.98 万， 22.93 万和 28.47 万。据预测，今年有望达到 35 万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教育成功与否，大家已经用脚投了票、表了态。从张五常的“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更自由”，到周其凤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中国教育很成功”，近年来，各种美化现实、“捧杀”中国的奇谈怪论不绝于耳，相比言论本身的荒诞，隐藏在其背后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为既得群体代言目的，似乎更值得公众警惕。 2011 年 12 月 26 日 ，网友“酷文”在凤凰博客发表文章《北大校长说中国教育很成功，我笑了》：周校长认为“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所以中国教育很成功。试问，美国这些年不进步吗？人家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人才吗？如果人家培养的不是人才，那么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垃圾了，那些向美国大学提出留学申请的中国学生就是弱智了！周校长用政治的标准来评价美国教育，然后用培养人才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教育，这就是双重标准，有点像中国批评美国一样，喜欢用双重标准来说事！周校长这回怎么有点像美国人的处事风格了？因此，当我听到北大校长说中国教育很成功，我笑了。北大出了“北大撑腰体”，我敬重北大，但是北大又出了“中国教育成功体”，我又有些看不起北大。因为中国教育成功论很官方，这种极具有官方言论的话出自北大校长之口，我们又怎能期盼北大能有思想自由，还是原来那个自由包容的北大？ 2012 年 3 月 12 日 ，《青岛日报》发表的文章《北大校友的成功不等于中国教育成功》：“中国教育是成功的”对那些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因收入低而只能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城市蚁族”来说无疑分外刺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就称“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虽然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薪水变动率远高于农民工，但仍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激励效应，引发读书无用论抬头。”接受了四年大学教育后，拿的薪水却和没什么文化的农民工一样。这显然不能怪用人单位轻视人才，把大学生当农民工用。社会不认可大学毕业生的价值，当然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北大生被热捧，本身就是中国教育不成熟的表现。教育资源过多集中于几所名校，学校间教育质量差距过大，文凭热过度升温，出现了学历歧视甚至是学校歧视的怪现象。至于论文剽窃、抄袭、科研造假等老毛病，就更谈不上是中国教育的成功了。现在还远没有到给中国教育歌功颂德的时候，倒是需要更多头脑清醒者给中国教育挑刺，以便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早点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让中国教育能真正走向成功。 2012 年 10 月 18 日 ，中国民教网登载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发表的文章《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并非中国教育的成功》：内容导读：我想说的是，要通过莫言获得文学奖，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是证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经历更说明，作家获得诺奖，与其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关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过办作家班来培养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长的规律的，这与办画家班来培养画家一样，都是灌输教育思维。培养作家和画家，主要在于给他们自由创作的土壤。 2014 年 05 月 27 日 ，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江濡山《中国的教育为何如此失败？》：综合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上已经“惨败”给了西方，若长此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像我们一样，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子孙后代“自愧不如”。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失败得如此惨重？根源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已经扭曲和腐朽，已经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节奏失调。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是多么的纯真可爱，可是把他送上中国教育这条“流水线”，经过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加工”后，竟然是“次品”，而且还看不出次在哪里。 四、我对关于中国教育成功与否的三言两语或只言片语 我读过中国教育发展史。我读过中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报，也读过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从事教育工作近 40 年。可以说，我谈论中国教育也不过是“井蛙观天”“盲人摸象”，不够全面，也不一定准确。因此也不敢妄言。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有的人，一知半解，知之甚少，无知无畏，不属于教育业内人士，“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大言不惭，评价中国教育恐怕就不着边际了。“嘴巴没毛，说话不牢”，听众也不必计较，“不屑一顾”“哪听哪了”，不往心里去就是了。你又不能捂住人家的嘴不让人家说。 我对中国教育成功有几点感触。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底子比较薄，发展的难度可想而知。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办教育，谈何容易！国家制定的教育发展目标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经过坚持不懈的积极努力，成功的概率就高。 第一、中国教育成功，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艰苦努力，但是不能仅仅归功于教育行政部门。与此相适应，中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也不能仅仅责怪教育行政部门。当然，国家教育行政机关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也无可厚非。看热闹的“站着说话腰不疼”也不足为怪。 第二、中国教育成功，有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但是不能仅仅归功于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与此相适应，中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也不能一味责怪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教育行政部门。当然，各级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也属于本职工作范畴的事情，未尝不可。 第三、中国教育成功，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既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灰心丧气。毕竟中国的教育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办。“自己的梦自己圆”。不能指望外国替我们办教育。哪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规划都不会为中国教育投资。发达国家大学用高额奖学金掐中国的尖子，绝不是做慈善事业，他们的目的是垄断世界尖端技术，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发达国家招收中国留学生也是不吃亏的。他们绝不是傻瓜。不能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 第四、中国教育成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中国教育事业是中国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个别人在发表否定中国教育的言论的时候，也许没有考虑胡言乱语的连锁反应和不良后果。必须警惕个别人借中国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警惕个别人借中国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鼓吹“普世价值”观念，必须警惕个别人借中国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媒体在中国教育成功这个命题上应当头脑清醒，胸有成竹，理直气壮。 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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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老 2014-3-7 14:47
CSSCI核心期刊《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征稿
CSSCI核心期刊《 中国教育学刊 》 杂志 社征稿联系QQ565552016；QQ616677715 刊名： 中国教育学刊 主办： 中国教育学会 周期： 月刊 出版地： 北京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2-4808 CN： 11-2606/G4 邮发代号： 82-410 复合影响因子： 0.726 综合影响因子： 0.350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中国教育学刊 JournalofTheChineseSocietyofEducation 创刊时间：1980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 4 —201 5 ）来源期刊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 12 )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杂志简介 《中国教育学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学会主办，面向基础教育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创刊于1980年，1988年正式批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办刊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贯彻“双百”方针，着力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广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围绕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和交流，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服务。 《中国教育学刊》面向基础教育，对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组织专题讨论，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理论文章，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有关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报告和调查报告，介绍国外中小学教育教学理论研究和改革趋势的信息，推介全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反映教育科研的成果和动态。 读者对象是：中小幼教师、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师范院校师生、教育科研人员，以及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 《中国教育学刊》连续几年被列为全国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被收录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教育科学类的排名为第10位。经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核备案，《中国教育学刊》由《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同时被认定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来源期刊。 主要栏目：教育研究、教育言论、区域教育发展、教育厅局长谈教改、课改视窗、学校管理、教师专业化、科研动态、教学探索、教改实践文萃等。 中国教育学刊编辑部/杂志社投稿须知 1.文章须适合本刊读者对象（本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人员，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师范院校、教育学院、教师进修院校的师生）。 2.文章须理论联系实际，论点明确，言之有物，内容翔实，独具新意，短小精悍（字数最长不得超过6000字，包括文中标点符号及空格等）。 3.文章须有摘要字数一般控制在200字以内和关键词（3～5个）。 4.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其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示例：［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637050）；“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2000-20-71） 5.文章作者须有简介，以“［作者简介］”为标识，其内容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工作单位及职称，学位，简历或主要研究方向（任选）。同一篇文章的其他主要作者简介可以相继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最后以句号“。” 结束。 更多期刊杂志征稿信息请进官方网站 www.168cnqikan.com ， www.zgcnqk.com ， www.68CNqikan.com 详细了解。 投稿咨询： 编辑汪老师 QQ:565552016电话：13526709109投稿邮箱： 565552016@qq.com 编辑范老师 QQ:616677715电话：15093323190投稿邮箱： 616677715@qq.com 固话：0371-56756995（ 邮箱 来搞注明所投杂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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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j663 2012-6-21 15:44
高速增长的背后 — 专访新东方执行总裁陈向东 2012-4-13 15:09:26 上传 下载附件 (89.8 KB) 并不只是文化、沟通和合作使得新东方 教育 集团能够在行业里独占鳌头，集团新任执行总裁陈向东表示，新出现的竞争版图也是让公司前进的重要驱动力。行业内资深的竞争对手持续扩张他们的经营领域，而新崛起的公司也在不断挑战新东方的发展战略。这些变化最终将会改变整个教育培训行业，并对新东方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成立于1993年的新东方教育集团在2006年9月于美国纽交所上市，作为行业领先者，该公司的发展所向披靡。在截止2月底的2011年财年的前九个月，新东方的收入同比上涨40%，达到4.2亿美元，营运利润上涨15.5%至8500万美元。约有160万名学生申请进入其遍布全国的456所学校，比一年前上涨16.8%。 从很多意义上说，今天的新东方和十多年前陈向东刚加入的新东方已不可同日而语。用“陡峭的学习曲线”这种术语也不足以描述这个行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去年秋天开始担任新东方执行总裁的陈向东对于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的新动向、公司管理结构所进行的“具有挑战性的痛苦的”的改革，以及如何做好一个企业领导人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新东方为何能在这几年保持着如此高的增长率？ 陈向东：我们的快速增长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到了一定高度；第二是我们的渠道建设基本到位；第三，非常重要的，各分校校长的成熟度在增加。以前，校长很多是20多岁，现在都35岁左右了，他们的个人和业务的成熟度都在增加。第四个因素，我认为在这几年内我们的管理还是很有效的，整个管理团队的表现比较优秀。从2009年3月份开始，我们开始实行矩阵管理，对管理系统进行了一些变革。第五个因素是从宏观背景来看，中国的整个教育培训产业的发展很快。 在管理体系的规范化方面，我们面临几个挑战，一是教育培训板块的行业特点比较独特，而因为新东方远远走在了对手的前面，没有其他先例可以借鉴。第二个就是当行业和公司在这几年迅猛发展，就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在整个集团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对人力资源的重视一度是不够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努力会去做的。 企业文化在集团体系的建设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陈向东：企业文化非常重要。我研究过，很多大企业到最后崩盘，就是因为背后的文化出了问题。而文化的背后是沟通，沟通的背后是协作，即如何共同分享权力？ 为什么说越大的企业越需要文化？这是因为越大的企业越需要大家有个共识，大家都要能够分享和妥协。如果企业领导人不能够让大家去分享权力，不能达成共识，就会导致出现重大问题。 在工作中，入门阶段是集合意见，很容易。第二阶段是集中意见，就相对难了。第三个阶段是整合，合到一块，但是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第四个阶段是聚合，即聚集和整合；我认为最高境界是聚和。我们要做的是聚和人心。如何才能聚和我们的老师、员工、学员、家长以及其他人员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努力？这才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要想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最重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你要为别人创造价值，第二件事就是构建信任，第三件事就是要认可你身边的人所做的贡献。这是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 一个合格的新东方人应该具备什么基本特征？您如何吸引人才？ 陈向东：新东方人具备的基本特征是阳光的，励志的，有责任心的，有精气神的。当一个机构发展越快，新员工数量就越多，它的文化被稀释的程度就越大。这个时候企业文化的再造和重塑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认为一个公司要成功吸引人才，和建立企业文化要靠三件事。第一件，核心的核心是发展。发展才能凝聚人，发展才能留住人，发展才能激励人。第二个，对培训是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我们今年大大小小的培训在集团层面的就接近两百个。第三个对新东方而言非常重要，叫做关爱文化。比如说我们这个层面要关爱校长，校长要关爱主管，主管关爱我们的老师和员工，那么老师和员工自然会关爱学员。关爱落到实处不仅包括薪酬福利，我认为还有更加优秀和有效的管理。 任何一个人总在做着有利于他自己的最优选择。如果他发现一个更好的去处，他就会离开我们。新东方能给员工什么？除了我们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外，我们给他们荣誉感，自豪感，和安全感，这些叠加起来就是关爱。 您对新东方从2010年开始的集团总部的管理流程再造有何评论？ 陈向东：我们认为一个企业想保持一个长远的发展，而且是想保持一个高速和高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集团总公司，并且具有一些标准化和系统化的优秀产品和经验能够迅速地规模化，并复制到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 2010年，我们开始了艰难的痛苦的集团总部再造流程，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战略选择。比如我们把当时新东 方做的最好的两个学校的校长，从一线提拔到集团，毫无疑问加重了集团的份量，并开始了新东方的新局面…… 改革总是有困难的，因为一个企业内部总有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把利益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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