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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刺耳 2012-6-1 17:32
（2006.11.02）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一）.............................1 （2006.11.09）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二）.............................3 （2006.11.16）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三）.............................5 （2006.11.23）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四）.............................7 （2006.11.30）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五）.............................9 （2006.11.02）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一） （本文是不久前在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作的讲话，讲题一样，处理与内容略有不同。记忆所及，这里把三次的内容合并，补加一些，较有系统地整理一番。） 各位同学： 今天要跟你们谈的是怎样学好经济学，把自己当年的经验择其优而舍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认为经济学应该怎样学才对。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你跟着我建议的方法学，在大学考试，或到外地争取什么博士，凶多吉少。我走的是实证经济学的路，着重于理论的实用性，不花巧，写出来的学术文章不一定可以打进今天的国际学报。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点困难，虽然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当年在西方发表的文章，今天还有人记得，但在「格局」与思维上，与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鲁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大约一九七二起，我谢绝替学报评审文章。行内朋友找我研讨，懂得一定奉陪。一九八二回港任职后，通讯没有今天那样方便，交谈是减少了。喜欢魂游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谈。像巴赛尔那种愿意跟着我魂游的行内君子不多。 我认为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但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我的经济学底子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熟读传统，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发展下去，过程中修改了不少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好些认为一无是处的，淘汰了。 这样的发展不是很有意思吗？夸夸其谈的背后，知道自己沧海一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一士谔谔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领神会，对自己的进度是挺满意的。但当我偶尔翻阅今天的经济学报，不容易见到自己熟知的传统。术语好些还是以前的，但看不到传统的思维。新秀们放弃了传统，我则认为史密斯的传统怎样也不要放弃。 回头说自己的经济学着重于实用性，是指解释力，解释人的行为，解释因为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现象。我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唯一用途，没有其它。福利经济学是废物。不是说不应该关注社会福利，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是「专家」，不需要读过经济。二百多年来，经济学无法证明，从某甲手上拿了一元，交到某乙的手上，社会福利会改进或改退。 学经济可以协助赚钱吗？可以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或减少受骗的机会，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位富豪是经济学家。我自己母亲的投资命中率比我高，但她连书也没有读过，不识字。经济学可以协助ZF决策吗？可以解释怎样的政策会有怎样的后果，但如果关心ZF会否接受你的建议，不被气死才奇怪。 解释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这里说的是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门科学往往由一些没有学过的人想出来。我们是后学，学经济是学经济科学了。科学有科学的规格。任何人接受这规格，同意其中的理论，那么任何人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大致上应该相同。物理、化学、生物学都有这样的一般性。这方面，经济学比较麻烦：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五花八门，懂的不懂的各持己见，忽略了经济科学的规格。史德拉（G. J. Stigler）曾经对我说：「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吗？我不懂，但我认为……』跟着滔滔不绝。」 其实作为科学，经济在规格上与物理或其它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不同。方法是一样的，而其可靠性也没有多大分别。后者很多人不同意，认为经济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not an exact science）。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推断往往模棱两可，或各各不同，没有像物理学那种精确的解释力。 为此我曾经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些美国的教授「盗」而用之，使我高兴。四十年前在美国教学生时，我说：「如果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有行人的街道上，没有风吹，也没有警察，我敢打赌，这张钞票会不翼而飞，不见了。有谁敢跟我打赌？一百博一？一万博一？要赌的请站出来。」这就是了。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都无从推断或解释那张百元钞票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推断，可以解释，而其准确性与物理或化学等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该钞票可以相当持久地留在地上，正如秋天的黄叶无风自落，但秋风起黄叶却可飘到天上去。 「某些情况」的指定是重要的。科学方法称之为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经济学则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这就带来推测与预测之分。推测是要指定条件的。条件是真实世界的条件，可以观察到。条件不对，推测的效果往往不同。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在我指定的条件下，推测百元钞票会在街道上不翼而飞，逻辑说，等于我解释了该钞票为什么会消失。推测是prediction，是解释，永远有条件。经济推测要指明局限条件，有时不言自明，用不着说出来，但有时不说清楚条件为何听者或读者会被误导。不管条件的推断不是推测，而是预测，forecast是也。这是看水晶球，或者是看风水。不是科学，但相信水晶球的人甚众。风水先生这个行业有了数千年，历久不衰。 举个例子吧。我称「推断」股市走势的图表派为风水派。什么三角形呀，什么双肩呀，等等，是没有条件指定的。这是预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预测股市的图表派没有指明局限条件及局限的转变。这是看风水，有人为之发达，也有人为之破产，但人还是人，不少相信，所以风水先生有收入。 科学是没有水晶球的。我懂得的经济学也没有。 （2006.11.09）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二） 各位同学（续前文）： 科学是有法则的，逻辑的法则，科学的方法（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是也。逻辑属哲学系，可能是人类最湛深的学问，深得有点发神经，不主张同学们钻进去。然而，基本的「方法」逻辑重要，尤其是对中国的青年来说，多多少少总要知一点。 我曾经是二十世纪哲学逻辑大师加纳（R. Carnap）的学生，不是入室弟子，但算是得到少林方丈指点过一两手。是二十世纪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学派的思维，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的首卷《科学说需求》中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我从经济实证的角度解释过了。写于一九八九年，那章写得称意而重要，同学们要一读再读。说重要，因为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从经济实证的角度论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哲学逻辑走进了象牙之塔，走进了一个圣殿，其中的大师君子不能分身参与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研究工作。我学了象牙塔内的一小点就跑出来，作了多年的实证研究，然后回顾塔中所学，以自己的实证或验证经验与逻辑哲学互相印证，写成了该章。 该章很长，这里不重述。要说的重点，是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求可以被事实推翻。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科学理论就算是被证实或验证（confirmed）了。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同学们要记着这句话。Proving与confirming不同，在实证科学中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分别。前者是证实了，不可能错，正如数学上证实了的定理。后者呢？以中文言之也可说是证实，较为正确是验证了是对的，没有错。但验证了的对，还可能错，对了无数次还可能错。可以被事实推翻（可以错）但没有被推翻，英文字是confirm——还可能是错的证实。文化不同，严格来说，中文没有这个字。 我自己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与坚持，验证理论一定要用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浅得离奇，对得无话可说，但经济学者一般不重视。或者说，他们认为那样浅，是小儿科，没有想深一层，无从验证的却认为是验证了。说什么意图，谈什么意欲，又或者搞什么博弈、什么偷懒出术的，在真实世界看得到吗？不是说人不会博弈，但在观察上我们怎可以知道？我看着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目不转睛，意图相当明显，但我可没有动手动脚，你怎可以知道我的意图是什么？要以我的行为验证你的理论，你只能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女人，因为是事实，可以观察到，而如果换了一个男的，我忙顾左右，也可以观察到，也是事实。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异性相吸」的理论，你只能从上述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验证。我不认为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论是可取的实证科学，因为其中无从观察的变量太多，不能验证。 一般而言，科学的起点是一些武断的假设，称公理（postulate或axiom）。通常不真实，往往抽象。所谓公理，是参与的人不准在公理上争辩。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跟着的第二个公理，是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的约束下争取最大的利益——我曾经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又称局限下争取极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就带来一个难题：「极大化」用什么来量度呢？财富（wealth）、收入（income）、盈利（profit）、租值（rent）、功用（utility）——都有经济学者采用。 出自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我首先淘汰了盈利，因为盈利是意外的收获，逻辑说不可以刻意地争取。行内最普遍地采用的是「功用」，但我个人从开始就避之则吉。这是因为功用是空中楼阁，二百年前由边沁（J. Bentham）想象出来，真实世界不存在。功用是个变量（variable），科学理论往往有无从观察的变量存在。从开始写博士论文起，我知道验证只能靠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无从观察的以少为妙。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多个香炉多只鬼，可以不用当然不用。 话虽如此，同学们对功用的理念是要深入认识的。不需要用，但要知道其中玄机。这是因为功用理论经过多年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重要思维。其一是以数字排列选择。不管用什么名目来排列，这排列重要，而熟知功用排列的哲理，对极大化的思维有助。其二是近代的功用排列，用序数（ordinal numbers）。序数是以数字分高下，不比较数字之间的差距，也即是说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从选择的角度解释行为，选择的排列重要， 而从边际转变的角度论选择，我们是不需要顾及数字之间的差距的。 用上功用理论的理念，却放弃了以功用作为量度选择的工具，在经济学行内不止我一人，但恐怕不及一掌之数。我认为功用量度在行内盛行，主要是数学方程式可以写得漂亮。我的兴趣是理论的实用性。真实世界不存在的变量，以少为妙，可以不用不应该用。在从事解释行为或现象的经济学者中，喜欢以功用量度而又用得最出色的，应该是贝加（G. S. Becker）。个人认为，贝加可以解释的，我可以不用功用方程式也解释得到，而用上功用量度，好些时会中套套逻辑（tautology）之计，高明如贝加也不一定避得开。 方程式，方程式！同学们要用我当然不反对，但千万不要因为好看或显得有学问而用之。好看，却比不上流畅的文字。学问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方程式是不能把学问加上去的。同学们要学数，花一两年工夫值得。一般学子没有戴维德或高斯或奈特的天赋，数学于是对思维有助。如果有史密斯的天赋，学数更是多此一举了。 量度极大化，我有时用财富，有时用收入，有时用租值。各有各的方便之处，也各有各的困难。「财富」的困难是要靠利息率的存在，而没有市场则没有利息率。「收入」的困难是秒秒不同，这秒高那秒低，不一定是选这秒的。「租值」的困难是要在特别情况下才可以用。我自己三者皆用，看情况而定，而如果集中于边际转变来处理选择，大有可为：解释行为只须从边际看。这些我在《经济解释》的卷二——《供应的行为》——分析得清楚，这里不说了。在量度极大化这个话题上，于今回顾，当年有三项读物给我深远影响：A. A. Alchian，The Meaning of Utility Measurement；R. Strotz，Cardinal Utility；I.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后者开头的一百五十多页最重要，非读不可。 同学们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掌握量度极大化的几种价值选择。不是价（price），而是价值（value）。价是另一回事，属于局限那边，是后话。 （2006.11.16）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三） 各位同学（续前文）： 不能肯定同学们要花多少时日，才能充分地掌握量度「极大化」的几种价值，懂得遇上怎样的问题要选用哪一种。首先是要掌握前文提到的几种价值概念。我推荐了几项读物，而自己的心得都写进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的首两卷中。不要轻视这些价值概念。西方的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到今天，大致上这些概念可取而重要。原则上，这些概念的正确掌握，几个月的工夫足够。困难是不同读物有不同的说法，而不同教授所说的也往往不同。实在太多不懂的人写书或教学了。能通透地掌握价值概念的经济学者不多，而能掌握局限条件（constraints，价值的另一面）的更少。 经济是一门重视概念的科学。可取的理论不多，也不难，远不及自然科学那样湛深，但概念的变化多，一般性大，而概念掌握得稍有差池，简单理论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这样，从事者逼着把理论搞得复杂，用上「拓朴」等湛深数学。是今天的「主流」吧，但我没有见到这样的文章，对基础概念掌握不足的，能成功地解释现象。同学要掌握正确的概念，但读物胡说，老师不懂，很麻烦。同学们于是要讲一点际遇，明师难求，懂得选择读物是起码的要求了。 说过了，经济解释是解释人的行为，以及人的行为引起的各种现象。史密斯的伟大传统说人的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我们接受，而加上小孩子也能明白的数学理念，「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极大化」这个公理就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公理直白，浅的，没有玄机，困难是概念的掌握：极大化的量度价值概念与局限变化的概念。局限是约束，经济学翻为成本、代价、价格等，牵涉到资源、产出的边际下降，而在社会中则要加上最难处理的产权及交易费用。 这就带到经济解释的重心所在。所有经济解释都环绕着如下一个问题：某些局限变了，人的行为会怎样变呢？想深一层，人的行为变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它局限会变，人的行为又会怎样变呢？社会的整体又如何？本来是简单的学问，一下子复杂起来。 局限有变，人的行为跟着变，但要解释或推断这行为的变动，行为不可以乱变一通，不可以像阿康那种「无定向风」。要解释或推断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约束，而在科学上——任何科学——约束行为的规律就是理论了。经济学的结构是简单的：局限怎样变，人的行为一定会跟着怎样变，而约束这「一定」的规律，主要是那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经济学有不少定律，或有不少理论，但大部分可有可无，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西方经济学，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原则上，所有其它经济定律都可用需求定律代替，又或者所有其它经济理论都可从需求定律变化出来。任何理论，不论微观或宏观，某一点违反了需求定律，该理论一定错！所以同学们要学好经济理论，一半以上时间要集中于需求定律。其它的多知一点无妨，但如果同学对需求定律的理解与体会，可以给我打上七十分，其它的理论一概不知也算到位，是个及格的经济学家了。 需求定律说，任何物品，何时何地，价格下降其需求量一定上升。不容许有任何例外，因为如果有例外，理论就不可以被人的行为推翻，无从验证，所以不能解释人的行为。同学们都知道，经济课本说有吉芬物品这回事。吉芬物品是指那些价格下降需求量跟着下降的物品，或价格愈高需求量愈大——这是推翻了需求定律。逻辑说，吉芬物品可以存在，正如逻辑说万有引力可以失灵。这就是困难：如果吉芬物品被容许在真实世界存在，而我们不能事前划分哪些是吉芬物品哪些不是，那么人的任何选择行为都不可能被需求定律推翻，也即是说该定律无从验证，于是半点解释力也没有。所有的经济学概念及其它理论皆要与需求定律挂钩，没有该定律，经济学的整个架构就会倒塌下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不少价格理论大师尝试在逻辑上把吉芬物品推出门外，都不成功。我在六十年代搞起了风浪，指出在几个不同的假设下，吉芬物品可以被拒诸门外，但因为用上无从观察的变量，不妥。后来还是接纳了史德拉与艾智仁的办法，把需求定律作为一个公理（a postulate），武断地不容许吉芬物品存在。一 九六六年，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我对同事E. Dvorak指出，逻辑上，吉芬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只可以在一人世界或永远不交换的物品出现，把他吓了一跳，大叫天才。但既然吉芬物品可以武断地废除，我的天才不值钱。虽如是，三十多年后我还是把该推理写进《科学说需求》的第四章第六节。（这里要向同学解释一点。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吉芬物品一般存在。教科书是为了赚钱，或起码要有出版社收容，否决吉芬物品的存在不容易卖出去。可见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对经济解释是没有兴趣的。） 回顾平生，在需求定律这个重要话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读物是佛利民的《马歇尔需求曲线》（M. Friedman,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虽然有好几处我不同意其分析，但该文对需求的经济思维实在好，今天的同学还要一读再读。整体而言，需求定律分析得最详尽的，应该是我于二○○一年发表的《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卷一）。该卷分析的何谓价、何谓量、不变量的选择、品味不变的假设、消费者盈余、否决剪刀论，等等，大部分不能从其它读物找到。不全是我的发明，而是经过多年从读物及师友间的吸纳，经过自己不断地在街头巷尾找现象印证，左改进右改进，日夕思想到过了退休之年，知道打通了经脉，全盘掌握，毫无沙石，才动笔写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要点——非常重要而又头痛的——同学们要注意。这是需求定律（或需求曲线）所说的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是一个无从观察的变量（variable），真实世界不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是成交量（quantity transacted），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一个意图之量，是经济学者想象出来的，不真有其物。于是，经济学分析的短缺（shortage）或剩余（surplus）都是空中楼阁，真实世界不存在，靠这些理念作经济解释不可能不是废物。 我说过，一个假说（hypothesis）的验证必定要用上两个或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量，但理论的起点往往要用无从观察的变量，然后通过逻辑，推出可以观察的变量才能作假说的验证。这样看经济分析，可以避免的话，无从观察的变量愈少愈好。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无从观察，但这定律不可或缺，所以需求量是经济学中唯一的我不能不接受的无从观察之物。处理经济解释的一个重点，是要懂得怎样把真实世界没有其物的需求量（一个概念上的变量），按着逻辑的规格，带到可以观察的成交量或其它现象那边去。《科学说需求》的第六章对这个问题交代过、解释过怎样处理。 以为需求量可以观察到，或以成交量作为需求量的研究分析，无数，都是废物。 （2006.11.23）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四） 各位同学（续前文）： 凯恩斯曾经说：「比起其它科学，经济学困难吗？不难，是容易的学问，但杰出者甚少。」我同意这判断。凯氏认为经济学难以杰出，因为某程度上从事者需要是个哲学家、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周身刀的。这观点我不一定同意。我认为经济学难达大成，主要是概念不容易掌握，理论太多，搞得太复杂，而最大的困难是从事者对真实世界知得少，知得太少了。像戴维德、高斯那种人，不懂或不用数，理论知得不多，但他们对基础理念有充分的掌握，对世事知得多，足够。 我们不需要有这些大师的天赋才可以达到师级的层面，但要懂得学习的方法。我自己走过不少冤枉路，误入歧途好几次，可幸及时惊觉，回头是岸，再走。尝试又尝试，终于找到自己的路，打上去。教同学，我只能把自己的经验申述一下。 我认为重要的起点，是入门者要知道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架构，跟着是掌握这架构中的概念与简单理论。有了基础，不妨尝试比较复杂的理论。天赋奇高可以不管复杂的，但我的经验，是猛攻一阵复杂的，再回到简单的基础会有新的理解。三十岁前，我来来回回好几次，到三十五岁，知道基础架构的掌握充分，概念的理解通透，就再不管复杂的理论了。 这架构就是前文说过的：一、人的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二、选择的第一个公理，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三、量度极大化的价值概念与局限概念皆重要，掌握不能有差池；四、局限转变引起的行为转变，要受到约束，而这约束主要是需求定律。 这就带来我个人认为是经济学最难处理的地方。局限转变带来的行为转变，要受需求定律的约束。需求定律是约束价格的转变与需求量的转变。因此，要解释行为，任何局限转变，处理的人必须或明或暗地把局限的转变翻为一个价的转变。不容易。更头痛的是，很多行为不通过市场，需求量不一定是市场成交的物品。可幸的是，需求定律的用途，不限于市场物品。任何有价值的物品这定律都可以用，包括声誉、友情、信仰等。不在市场成交，没有市价或价格，用需求定律可以不用市价。非市场的物品，价格变为代价，也即是成本了。 「成本」是cost的中译，不大正确。较佳的译法是「机会成本」，有点不妥，因为经济学没有不是机会成本的成本。最好的译法应该是「代价」，但说「生产代价」中文不容易接受。比起其它科学，经济学是格外重视概念的，而其中最难掌握得好是成本的概念。懂得把任何局限转变翻为成本转变，也即是翻为代价转变，需求定律的运用就过了最困难的一关。可以相当复杂：一项局限的转变可以牵涉到好几方面的需求，因而牵涉到好几方面的代价转变。学而时习之，熟能生巧，我自己到四十岁后，得心应手，任何局限转变，想到与某方面的需求有关时，代价的升升降降立刻知道。 《经济解释》的卷二（《供应的行为》）对成本有详尽的解释，而卷三（《制度的选择》）分析产权与制度，带到社会成本（代价）那方面去，也说得详尽。同学要注意，有些价值，可以倒转过来看为成本，例如租值。又例如利息是收入，转换角度可以作为成本看。三十年前，与老师艾智仁研讨某话题，书信来来回回好几次，其中一次我写道：「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cost, but the whole of cost）」他回信大赞，显然认为我学满了师。 成本的正确概念本来就不容易掌握（见《供应的行为》），而加上产权问题、交易费用、非市场物品等，「成本」或「局限」的转变来得更复杂了。然而，要通过需求定律来解释人的行为，我们一定要把局限的转变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要记着，凡是转变，不管是代价还是行为，一定是「边际」的，所以解释行为或现象要从边际转变的角度入手。这又带到序数量度或排列选择给我们的方便了。那些批评交易费用难以量度或无从量度，因而没有用场的众君子，是经济解释的门外汉。 有一件事不妨一提。杨小凯曾经批评我不懂得边际分析，但巴赛尔却说边际分析我用得出神入化。二者有冲 突吗？不一定。小凯是搞数学经济的，没有作过实证经济研究，从始至终停留在象牙塔内。我是搞实证研究的，数学的边际分析只学几天就认为足够（考理论当年永远第一），早就跑出象牙塔，走到真实世界中，落手落脚地搞起来。在真实世界看边际转变，可以小若沙尘，可以巨似泰山。数学的边际分析与验证的边际处理是两回事。 这就带来我要说的实践经济学的重点。要解释行为，局限的转变不可以子虚乌有，其转变一定要有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支持，而如果交易费用等转变不容易一分一毫地量度，以序数排列转变的或大或小有可为。然而，局限转变不易体会，翻为一个价或代价的转变也困难。可以做到，不易。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处理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一般不是一个市价转变那么简单，绝大部分不可能从课堂上学得，也不是博士之后坐在办公室内可以知道。同学们从开始学经济时就要走到真实世界去，在街头巷尾到处跑，好奇地观察，不断地试行以学得的简单理论解释，即是要试行推出假说，然后把观察到的现象作验证。要多做，甚至天天做，开头会觉得经济理论没有什么解释力，但坚持下去，「破案」的实例会愈来愈多，过了几年会觉得复杂的世界一般有简单的理论解释。 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所有实证自然科学，不管是物理、生物或化学，学生从中学起就要做实验室工作。经济也是实证科学，但就是进入了大学也没有实验室课程。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大家生活在其中，但大学的教授可没有规定学生要到处观察，不断地试行解释，而那些所谓「实验」课程，只不过拿着些不知怎样弄出来的数字，作些什么统计分析。 一个真实的故事支持我的投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史德拉（G. J. Stigler），是鲁宾逊夫人（J. Robinson）之后的高举以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解释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的专家。有一次，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教价格分歧时，史德拉说：「我们不可能在一间商店内，同时同地，同样物品，找到两个不同的价格。」一位坐在课室后排的同学，举手说：「就在校园邻近的那间电影院，说明普通人入场二元二角半，学生一元二角半，同院同时间，电影一样，座位是先到先选的。」史德拉无法回应，在讲台上行来行去，行了几分钟，突然大声对该同学说：「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会把该电影院烧掉！」 同学们都知道，在任何顾客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店内，价格分歧是必然的效果。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史德拉怎可以不知道呢？事实上，一九八三到八五，连续三年的年宵我带学生到香港的街头卖桔，试行价格分歧，因而知道，虽然不同弹性系数在逻辑上支持价格分歧的行为，但实际上不同顾客有不同的讯息费用，也有不同的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而这些局限的不同，对价格分歧的决定性比弹性系数的不同重要得多。 一篇今天还很大名的文章，写于七十年代后期，三位作者在原稿中举出石油运输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说：「石油公司拥有自己的输油管，不租用，但运油船却租用，不拥有。」我当时是几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写信给作者，说：「所有石油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油船队；租用输油管在行内盛行。」文章发表时，三位作者只取消了石油运输的例子，原文的理论假说不改！这等于史德拉把电影院烧掉了。捆绑销售是大题目，没有一个作者真的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全线逼销也精彩，但除了区区在下，没有经济学者知道这种逼销只限于生产商或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而且一定是短暂的。Signaling也是曾获诺奖的题材，其理论却解释不了最明显的有关现象：玉石原件出售，购买者要看石皮而猜其内——卖家不把原件切开，增加了讯息费用。睁大眼睛看世界，signaling这项胡闹经济题材不会存在。 真实世界的现场观察与探讨，是经济学最有趣的地方，也是对经济解释帮助最大的。二百多年前，史密斯是这样搞起经济学的。同学们要回到史前辈的传统去。 （2006.11.30）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之五） 各位同学（续前文）： 执笔写这最后一节时，佛利民谢世几天，而再几天我七十一岁了。光流水逝，岁月无情，今天的经济学已经不是佛老和我熟知的传统了。回顾西方的经济学发展，奇怪地发现，可以憩息或流连一下的、有整体架构的作品，大约三四十年出现一次。武断地排列，可举史密斯（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李嘉图（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米尔（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马歇尔（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鲁宾逊夫人（Mrs.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1933），佛利民（M.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等。我自己的三卷本《经济解释》二○○二年完工，与佛老之作刚好相隔四十年，是传统的时距，但因为用中文动笔，能否成为「憩息」之所恐怕要多年后才知道。不是没有机会的。一脉相承，《经济解释》是「古文」，虽然大手改进与补充了，但没有自立门户，有传统的支持。另一方面，读经济的中国学子实在多，人多势众，说不定其中有兴趣的会把我的思想发展下去。 乐观地看，虽然那三卷本还没有在国内出版，但学子从网上打印下来阅读的无数，而好些大学已经指定为需要的读物了。悲观地看，虽然从传统发展出来，但今天的「主流」脱离了传统，与我主张的学问格格不入。我不想在这里批评我知得不多的新潮学问，但认为如果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再感兴趣，他们总要回到我这边来——真理站在我这边。 不容易明白发生了些什么事。十多年前与一些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倾谈，或接见一些求职的经济学博士，我发觉没有一个读过马歇尔！想来他们的老师也没有读过。是自然科学的不良影响吧。自然科学，学理论要学今天的，不用管前人怎样说。四十五年前作学生时，经济老师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身为价格理论大师而又是经济思想史泰斗的史德拉，说研究思想史只是为了兴趣，理论学今天的算了。 问题是虽然科学方法相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前者，实际可用的理论不多，说来简单，但千变万化，基础不容易掌握得通透，而略有差池，变化就不容易搞上去。搞经济分析主要是搞变化。以我之见，当我们说前辈经济大师错了，主要因为概念拿不准，变化搞错了。但某变化错，不等于所有变化皆错。好比李嘉图，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前辈的其它理论全盘皆错。真的吗？三十年前我写知识产权与发明专利，就用上众人皆说是错了的李嘉图的「差别租值」（differential rent）理论（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五八二至五八九页），巴赛尔识货，频呼精彩。又好比Cournot的双头竞争（duopoly）理论，一般学者早就认为过了时，不中用。一九六九年我推出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理论，同事们无不哗然，说天才了得，可惜赞声未了，自己却发现该理论是Cournot的双头竞争的另一个版本（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一八二至一九○页）。 经济学要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样看，简单的理论要搞出精彩的变化来。像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其天才不会在佛利民之下，比起今天的经济学新秀，相差何止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我之幸，懂得佩服天才，所以当年拜读前贤之作，懒得管是对是错，只跟着他们的变化思维，跟着他们想。后来学满了师，放胆地走自己的路，把前辈的分析修改得近于面目全非，意之所之地加进自己想出来的变化，大部分来自街头巷尾的观察给我的启发。但因为传统不变，今天我还是个古人。 同学们读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要注意到我刻意地淘汰了所有我认为用场不大的复杂理论，集中于把简单而又不可或缺的，在变化上发挥。我认为只有这样，同学们才有机会可以不拜读古书而还能学得一些经济解释的法门。不是说古人之作不需要读了，但投资成本高，而在漠视传统的「新潮」下，要求同学拜读李嘉图，甚或近如马歇尔，很有点苛求。 我的《经济解释》坚持验证假说要用上可以观察到的变量，对均衡理念提出一个新阐释，需求定律从头用到尾，从价格到利息到成本到租值等概念，翻来覆去地陈述，而何谓「量」的多种变化，也是不停地变下去。 最重要的改进，是加入了交易费用，从而引进当年我创立的合约安排的选择的分析。这改进幅度很大，同学们恐怕一下子不容易接受，因为从合约的角度看市场，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不容易分开来。 传统的价格理论，或不大正确地称为微观经济学的，集中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制度何物要不是胡说八道，就是作为另一门学问看。引进交易费用作为无可避免的一种局限，所有制度上的安排都是因为交易费用而起，而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再不能独自处理，要与制度的选择一起看。史密斯当年知道要这样看世界才对。但跟着的发展，为了理论的处理需要简化，经济学者在有意或无意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再后来搞出笑话：以Walras为首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因为明确地假设拍卖（交易）费用是零，逻辑上不仅不可能有生产要素市场，产品有多少种类根本无从界定，而严格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市场的。方程式好看，内容空洞，半点解释力也没有，Walras与追随者搞的是艺术作品，科学怎样也谈不上。 上述的发展与我选走的路不一样。他们以复杂的理论为起点，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把理论简化。我则以简单的理论为起点，加进交易费用而使变化复杂起来。对我来说，经济解释要选走哪一方是明显的。 自《经济解释》完工后，不少同学要求我继续写宏观经济。然而，我掌握的经济学，没有微观与宏观之分。永远起于个人的选择行为，局限下争取极大化，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约束。看社会整体就是宏观，我们要懂得怎样把社会成员的个别行为加起来，从而达到一个经济理论可以推断的整体效果。至于一般人认为是宏观经济的数字，例如通胀、失业、经济增长等，这些年我的推断比一般的「宏观」大师准确，准很多——我的加法显然比他们的加法高明。就是没有深入地学过的货币「理论」，这几年为了人民币汇率的困扰，我提出的货币观也比较优胜。可见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有优、劣之别，却没有微、宏之分。 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搞得差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从事者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足，于是，加上去作宏观加得不对。凯氏无疑是天才，但他对价格理论一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读他的《通论》时我就这样说。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观学者恐怕也要补习一下。其二，像传统的「微观」那样，宏观学说忽略了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选择。这失误对「微观」已有大害，对宏观更显得是灾难性了。 中国的经验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镕基把急速通胀控制为零，跟着有通缩，而考虑到物品的质量急升，这通缩很严重。当时国内的房地产价格暴跌。一九九七年春天，几位来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问我意见，说中国的发展看来要完蛋了。我说：「会完蛋的是香港，你们吉人天相，中国还会继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制度与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观理论来推断中国呢？发神经！后来香港得到北京协助（可以看为当年香港协助中国改革的回报），死不掉，但这是政治，我的推断可没有算进去。 高斯认为西方的经济学发展入了歧途，无可救药，希望我能为中国的学子设想一下，救一救。本来是在三间大学的讲题，简略而又是没有准备的。想到高斯的话，一连五期，我用心地写了一万三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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