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标签: 中共中央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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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史上最高规格”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luzhongqun 2015-12-15 23:14
摘要：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于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组织召开的“史上最高规格”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全部出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最近新闻媒体频繁出现扶贫的报道，力度的确是非常之大。这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 这其实是非常之举，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压力非常之大，转型升级困难不少，而且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毕竟是在别人的家里，我们终究是客人。扶贫既收的民心又可解决经济下滑的压力，何乐而不为呢！从总的地去看，东部沿海地方的扶贫压力较少，投入资金大多是地方财政因此都是不可能有大手笔的项目。而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慢，地方财政普遍缺乏，估计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补充。因此，会存在一些大手笔的项目。看看最近三季度各省gdp发展速度就可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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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文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
大庆商江 2015-2-5 05:35
熊丙奇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文件对“ 现代大学制度” 的表述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8 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对“ 现代大学制度” 的表述。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3 日 ，新华社（记者吴晓颖、彭卓）《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应以什么为重 ?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尚未理顺，大学行政化过重，导致过度强调量化的衡量指标，社会公众、受教育者的意见被忽视。他建议 ，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让公众拥有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让受教育者拥有选择权，让大学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转向真正重视教育。（新华社专稿）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对“ 现代大学制度” 的表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二字表明原来就有“现代大学制度”不是“ 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 “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必须强调的。不能舍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借助新华社文稿否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是理论上的反动。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认真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以免产生不良影响。 以上内容约 12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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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阻挠中共中央向重点高校派领导干部不识时务
大庆商江 2015-1-27 06:37
熊丙奇阻挠中共中央向重点高校派领导干部不识时务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一项有力保障。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保证，是党和国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是不懂“党管干部原则”还是抵制“党管干部原则”？阻挠管校单位党委向高等学校派领导干部。甚至阻挠中共中央向重点高校派领导干部。举证如下： 2010 年 12 月 27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干部交流适用于大学校长吗 》：近日，教育系统人事密集调整，教育部在一天内迎来三位副部长，且出现首位“ 60 后”官员。紧接着，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等三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长易人。有分析称，此番调整，沿续了年轻化、高学历等特点。此外，多位副部长由“校”进“部”，也体现了中央推动干部交流的精神和原则。笔者以为，“推动干部交流的精神和原则”用于官员管理是合适的，用于大学校长的管理，却不太合适。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虽然具体怎么完善没有展开，但改革现行大学校长选拔、任命方式已取得共识。一个事实是，现行大学校长选拔机制，不符合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发展方向，也不利于大学去行政化。由上级单向任命大学校长，存在诸多问题，诸如首要考虑的是行政级别而非任职岗位要求；把大学当作行政部门，不考虑学校的文化和特点；导致校长追求任期内政绩，而鲜有长远规划，校长自身也把获得上级好评作为办学成功的标准，而不是对学校发展负责、对师生负责，把做校长当作事业追求、职业理想。国外大学实行大学校长的公开遴选机制，实质就是克服ZF部门任命的缺点。首先，每所学校的校长岗位有与学校办学特色相对应的不同遴选标准；其次，学校专门的遴选委员会依照这一标准广泛选拔人才；再次，候选者得到师生认可之后，再提交代表举办机构的组织进行任命。这样的校长必须对学校办学、师生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任命机构负责。如果一名校长干得不错，学校校长遴选委员会则不考虑任期，长期聘任他担任校长。因此，在国外一流大学，在校长岗位上干上 20 年的大有人在。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机制要马上发展为国外大学这样的机制，需要一系列的改革相配套，包括建立大学理事会、建立校长遴选委员会、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和教授治校。但是，这不意味着就不能在现有框架下，进行适当调整。其一，对校领导岗位实行有别其他干部的管理模式。或有人指出，大学校领导就是官员，而且是级别不低的官员，当然应按官员进行管理，进行交流。这有其道理，但大学校领导是高官，不是教育的幸事，而是需要改革的地方。从目前情况看，如果在没有取消行政级别的背景下，将大学校领导列为一个单独的干部序列，特殊对待，并非不可行。当然，前提是引入公开选拔程序。其二，整体布局大学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到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连当初出现在征求意见稿中的“逐步”二字也被取消，这一度让公众很兴奋。但现实却无丝毫改变。对此，国家有必要整体布局，思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之后的政校关系和大学人事制度。其三，尽快启动去行政化改革的试点。在笔者看来，目前校领导因年龄原因要退休的学校，正可启动大学校长选拔、大学校长级别、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从利益角度看，率先试点的大学的行政领导们肯定认为这动了自己的奶酪，但从大学发展的长远角度看，率先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将为未来发展赢得空间。国家制订《教育规划纲要》的目的，是系统规划未来 10 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的去行政化是这一轮教改最难啃但又不得不啃的骨头，在这方面，有关部门需下定决心，迈出改革的步伐。不然，《教育规划纲要》就可能变为墙上规划，从而消解公众对于教改的信心。 2011 年 5 月 20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作为出资人，ZF就有权委派大学干部吗？ 》：对于深圳组织部门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笔者已撰写多篇文章，指出这一公选对南科大“去行政化、去官化”改革的严重背离，并希望尽快制订南科大章程，明晰ZF和学校的关系。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深圳市ZF作为举办者、出资人，当然有权参与学校的管理，公选两位局级副校长参与学校办学，也是符合眼下的中国国情的，有利于学校的与ZF对接，这并不影响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大局。这种想法，在深圳市委组织部和朱清时校长的回应中，也有部分呈现。据媒体报道，对于学界对此次公选的种种批评，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强调，招聘本身只是为了吸引更好的人才来为南科大服务，而设置正局级级别，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报名，这也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新闻晨报 5 月 11 日 ）而朱清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ZF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认为ZF作为出资人，就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的观念，在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管理体制就是“管评办”一体化，ZF既是管理者，又是办学者，还是评价者。而这种模式，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学教育管理严重的行政化。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提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质就是打破这种办学格局，重新界定ZF、举办者、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此前，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其办学理念，不但符合教改规划纲要的构想，更是公众对我国大学未来办学局面的期待。在去行政化的大学管理中，作为举办者的ZF，对于大学，主要有两大责任，一是依法保障学校的投入，二是监管大学依法规范办学。ZF官员将参与学校的管理，但是，其形式不是直接成为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而是作为大学理事会的成员——大学理事会通常由ZF官员、立法机构成员、大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人士组成——负责学校的重大战略决策。具体办学中，行政事务由校长负责，而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则由教授治理。在美国，由州ZF举办的公立学校，州长一般兼任校董事会主席。比如，施瓦辛格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就兼任加州州立大学的校董会主席。在我国香港地区，由香港教资委资助的大学，在管理方面，各个大学的校监均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席行政长官亲自担任，大学董事会的主席也都由特首任命。由此可见，深圳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超越了ZF应该拥有的权力。ZF可以派官员到理事会中协调学校的筹建，参与学校重大战略决策，但任命 2014 年 2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别把高校领导岗位变为官员“后花园” 》：　重点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任期多长？对其社会活动如何监督？怎样避免“学术权威”搞“一言堂”、“家长制”？ 2 月 19 日 ，教育部颁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 10 年，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我国公务员系统，对官员的退休有严格的规定，副部级官员干到 60 岁就退休，相对而言，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却没有那么严格，一般来说，副部级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会放宽到 65 岁，我国直属高校中，有干到 67 岁才从党委书记任上退下来的。这次教育部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是将高校领导的退休与一线领导接轨。本来，高校领导放宽退休年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校领导应该是教育家而不是官员，只要其能胜任教育管理的职责，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就好比朱清时从中科大校长岗位退下来后，还被新创立的南科大遴选为创校校长。但是，鉴于我国高校领导，有副部或者正厅行政级别，领导延迟退休，就意味着继续拥有行政权、行政资源，这被认为是高校领导的福利。近年来，高校领导到 65 岁才退休的做法，还演变出新的问题来，由于有 31 所 985 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党委书记、校长的岗位，成为了一些行将退休的厅长、副部级官员的去处，比如，某位副部级官员已经 58 岁，马上就面临退休，可如果转任高校党委书记或者校长，就可继续干下去，直到 65 岁。有调查显示，目前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共有 29 位高校的党委书记由党政官员转任，比例接近四成。虽然也有人认为，官员可为学校带来资源，但必须承认，这某种程度加剧了高校的行政化，把高校领导岗位视为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和后花园。——这更多是对官员进行安排，而不是从如何发展好大学出发。所以，教育部规定高校领导满 60 岁退休，并不仅仅是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而是有意图扭转地方即将退休官员转任高校领导这种行政化倾向。但由于这还是基于把高校领导作为官员管理，因此其去行政化的作用还有限。一方面，目前的意见，还给部分领导延长退休年龄开了一条口子，意见称，“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这是一个“万金油式”理由，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合适，一“适当延长”，就延长到 65 岁了。其实，目前各高校副职领导基本都在 60 岁前就退休了，只有正职，尤其是副部级正职领导延长到 65 岁。实行 60 岁退休这一规定，应该主要针对这一部分。另一方面，高校领导选拔、管理改革，应该立足于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这次教育部的意见，也传递了这方面的意图，但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还不坚决。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可这在实践中，还看不到半点影子； 2011 年年底，教育部启动了部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试点，这比以前直接任命迈出了一步，可总体而言，公选还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因素还是选拔校长的重要因素；教育部在此次下发的意见中，要求党委书记、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这试图让校领导职业化、专业化，但“一般”也为书记、校长继续担任科研负责人留下空间。在笔者看来，困惑高校的不只是领导的退休年龄，而是学校是否有现代治理结构，转变ZF管理学校的模式，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在校内推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做到这些，校长也就摆脱了官员身份，而成为教育管理者，他的年龄和任期都不是问题，只要公选委员会认为其符合学校的任职要求，就可以继续担任——在国外，干大学校长长达 20 年的大有人在，我国却基本上是短任期制——而其权力也就限制为行政权，是为教授们的教育决策、学术决策服务的，不能动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教育和学术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和探索的教育管理和学校治理模式。（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阻挠中共中央向重点高校派领导干部不识时务。 应当告诫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你曾经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你应当知道党的纪律有一条是“ 全党服从中央 ”。尽管你披着“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也没有资格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如果你现在还是中共党员，请你记住并遵守党的纪律，“ 下级服从上级 ”。 建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提高党性修养。 以上内容约 4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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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fwolf 2013-11-26 10:37
土地制度改革再次迎来历史性节点。 　　日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新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等财产权利。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为12.77亿亩；截至2010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为2.5亿亩。即便不包括农民承包的林地、草地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激活的农村土地至少达15亿亩。 　　据专家估算，仅承包耕地一项，每年将撬动1.3万亿元资金；而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可能高达130万亿元。 　　激活土地这一农民最大的资产，必将唤起沉睡的巨量资本，给农民、农村及相关产业带来无穷的想象力。 　　因土地流转而改变的乡村生活 　　秋冬之际，正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 河北 省东光县古树于村王大妈的院子，50多岁的王大妈慢悠悠地晒着棉桃。 　　以前，王大妈可没有这么悠闲。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我家里有十几亩地，过去在秋季，正是收获的季节，我真是忙不过来，仅仅玉米棒子，就有一座小山那么高，还有很多棉花，还要种麦子，往往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王大妈一家的变化始于2008年。 　　这一年的10月，中央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正是在这一年，古树于村村民王杰华在村里开始进行土地流转，王大妈等村民的生活就此改变。 　　王杰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来进行土地流转。2008年我和其他4个村民成立了古树于合作社，经过近5年的发展，现有社员2300人。从2008年秋后开始，合作社吸收村民流转的土地入社，2008年合作社共接受流转和入股土地890亩，种植收入稳定的小麦、玉米等大宗作物，如今我们经营的耕地已达到3000亩。” 　　如今已是古树于村合作社会长的王杰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合作社的模式进行土地流转，给这个村子带来的变化是意想不到的。 　　一是增加了土地种植面积，在2009年，对社员流转进入合作社的土地，由合作社进行统一整理，增加种植面积90亩。二是提高了抗灾增产的能力。2009年开春时， 麦田 面临严重的干旱灾害，为此合作社迅速采取措施，投资16万元打了一眼300亩的深井，购买了变压器、潜水泵等设备，铺设了2700米管道，小麦得到了及时灌溉和科学管理，亩产达到了1000斤左右，每亩增产20%以上。三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种植，能显著增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种地成本大大降低。“比如，现在我们的农资，包括农药化肥等，都是直接从厂家购进来的，一吨要便宜300块钱。” 王杰华说。四是解放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前古树于村外出打工的村民不到50人，如今则有120多人。 　　王大妈告诉记者，以前儿子、儿媳均在家务农，收入较低，现在除留了几亩口粮地外，将10亩地流转给合作社了，不用被拴在土地上了，而且每年每亩土地流转费有500元，与自己种地收入相差不太大，现在他们都在外打工，月收入能在4000元左右。 　　王杰华表示，与一般的土地流转方式如种粮大户相比，合作社这种模式具有更大的优势。 　　一是可以用合作社的平台吸纳资金，进而从资金入手，逐步做大，能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合作社做大了，可以请专业的财务审计人员来管账，各环节均有流程，便于管理和监督，也更容易赢得百姓的信任。三是合作社的模式能吸纳村党委村委两委人员的进驻，有利于工作的推进。 　　自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部分地方开始土地流转的探索。从形式上来看，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模式。 　　比如，2011年以来，安徽省宁国市出台了《宁国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按照自愿原则，农户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土地依法有序流转。 　　王杰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模式，只要是依法合理流转，有效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中全会新赋予农民哪些财产权利 　　可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入股等 　　土地流转是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湖北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调研。在交易所大厅，他向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涉农产权交易尤其是土地流转交易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积极探索。如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又通过合乎规范的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一系列问题在下一步改革中要好好研究。 　　为了深入弄清情况，参与《决定》稿起草工作的文件起草组立即成立专题调研小组，并委托有关单位，进农村，访农民，开展有关农村土地问题专题调研。 　　11月15日《决定》公布，明确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 　　 农业部 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司长黄延信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决定》中的涉农章节，他最关心的有两条，一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二是“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不进行市场交换，农民的财产权利就不能实现价值，也没有增值的空间，这是农村贫穷落后的根源。”黄延信说，给了农民财产权利，又建立了市场，其要义在于“激活农村的要素，尤其是资产要素”，此举不光是增加农民收入，对实现城乡要素优化组合，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都有好处。 　　《决定》给予农民的更多财产权利有哪些？“"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其中，抵押和担保权能是新的提法。"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也是新的提法。"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公开市场，也是第一次提及。”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巡视员赵鲲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今年9月，赵鲲曾去 湖南 桃江调研农村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这项工作与《决定》中提到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相呼应，就是为了让农民心里踏实，放心地进行土地流转。 　　在赵鲲看来，《决定》中的一些政策相当有魄力。“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允不允许抵押、担保，原先一直有争议，担心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后，还不上钱了，银行把地收了怎么办？包括宅基地也是一样。原先一直提让有条件的地方去试点，这次直接放开了。”赵鲲建议，为了避免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发生，应当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公司，或者限制抵押的比例，以确保不出现风险。” 　　《决定》中提到，“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这是否意味着“小产权房”有转正的希望？黄延信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并不能如此关联。“抵押、担保，主要是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至于转让，是大可做文章的，具体的还要研究相关制度，并不是想转让就能转，肯定是有条件的。” 　　 上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认为，《决定》中提出的农民财产权利，应该特指农业领域的财产权利，即农业性质户口所带来的财产权利，就是关于土地和集体经济的财产权利。 　　严跃进表示，农民在土地上拥有以下几类财产权利：一、对土地拥有一定年限内的经营权，并可以将拥有的土地进行财产化，作为 法律 及经济地位的象征。如使用、收益、流转土地的权利。二、在土地增值的情况下，拥有对增值部分的摄取权利。如土地流转中租金升值的部分，也同样归农民享有。三、在让渡土地相应权益时，拥有获取等值补偿金的权利。旧城改造、城乡一体化建设等过程中，更应强化这种权利。如在拆迁中，很多农民并没有拿到与其土地价值相符的补偿款。 　　对此，湖北孝感籍的大学毕业生彭帅（化名）颇有感慨。彭帅的户口在农村老家，2009年他刚工作时，正值房价迅速上涨的前夜，当时他想在自己工作的二线城市买套房子，但还差一大笔钱，于是还不太懂土地相关法规的他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用家里的承包地作抵押进行贷款，结果打听了一圈，才发现根本行不通，没有一家银行给他贷款，最终他只能看着房价高涨，望房兴叹。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当时赋予了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这些财产权利，我当时就能买上房了。” 　　激活15亿亩农村土地 　　严跃进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的魄力，首先体现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我国土地分为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其中农村集体土地又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而建设用地又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其中，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指宅基地。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到2010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2488万公顷，其中城镇工矿建设用地848万公顷。据专家介绍，城乡建设用地可分为城镇工矿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两类。由此可估算出，2010年我国农村建设用地规模约为1640万公顷，即2.46亿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但过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直无法上市交易，不能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权利，屡屡造成征地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拆迁冲突，而且造成了高地价、高房价和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问题。 　　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副院长唐敏表示，正因为如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严跃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相比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思路进一步深化，一是去掉了“逐步”两个字，二是明确提出了“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比之前笼统的提法“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 　　在严跃进看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改变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土地市场格局。长期以来，国有土地承担了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等功能，但面临数量减少且日益触碰18亿亩耕地的红线；而农村集体用地则面临着僵硬、未盘活的状态。盘活农村集体用地、弥补国有建设用地不足并形成统一的用地市场，已是时代所趋，这将加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继续深化步伐。同时，在不改变耕地数量等前提下，土地资源的利用程度将提高，并能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此外，这对于房地产市场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郑风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在农民的整体收入中，来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足3%，这和农民拥有的巨量财产其实是不相适应的。全国2.46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其中近两亿亩为宅基地，0.5亿亩左右为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个巨大的土地资产，目前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还没有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暂且不论宅基地，仅0.5亿亩（300多亿平方米）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就足以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 　　 国土部 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住宅用地供应量为11.08万公顷（11.08亿平方米）。这意味着，理论上，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足以满足房地产住宅用地30年的供应。 　　据国土部公布，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和合同成交价款分别为32.28万公顷和2.69万亿元，每亩的价格约为56万元，据此测算，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后，2.46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价格或高达130多万亿元。 　　郑风田表示，如果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必将唤起沉睡的巨量资本，给农村及相关产业带来无穷的想象力。 　　此外，《决定》对于宅基地及农民住房也提出了具体改革任务，即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记者了解到，11月12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安徽省下发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了“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建立农民通过流转方式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的制度”。对此，分析人士指出，这不排除可能增加集体建设用地的供应面积，比如通过宅基地腾退，将多余出来的宅基地进行流转。 　　此外，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以此计算，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承包耕地面积为12.77亿亩。据郑风田介绍，目前国内部分试点地区每亩耕地一年可抵押贷款近千元，这一价格并不算高。照此计算，即便不包括农民承包的林地、草地，仅农民承包的耕地一项，每年将撬动1.3万亿元的资金。 　　农地入市， 　　农民、政府权益如何分配 　　不过，对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改革任务，有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严跃进认为，最大的难点在于，这将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交易收益的现状。 　　据记者了解，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流转在部分地方已经轰轰烈烈展开，如河北、安徽等地均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交易方面，各地鲜见试点。专家表示，这或许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有很大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实行严格的征地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上市交易，必须由地方政府先征收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交易，地方政府从农民集体手中低价买地，转手再高价卖给开发商，赚得了巨大的价差。 　　国家 统计局 和国土部公布的信息显示，最近几年，我国每年的土地成交额都在两三万亿元。郑风田表示，从最近10年来看，地方政府所赚取的土地差价超过10万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如果现在一下子放开市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地方政府能愿意吗？毕竟地方政府普遍都面临财政短缺与地方债高悬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依靠卖地过日子。 　　湖北省随州市的一位副镇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自己所在乡镇的财政收入，仅仅能维持基本开支，财政资金时刻都捉襟见肘。现在老百姓要求镇上多安装一些路灯，这个钱财政资金还不一定拿得出来，必须从别的地方省出来，政府不得不依靠卖地过日子。 　　郑风田表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明确权益分配机制，防止公权力侵占。 　　仝志辉认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应该保证政府的收益。假如，过去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是一亩10万元，转手卖给开发商100万元（目前全国平均地价在100万元左右/亩），政府赚了90万元。今后如果实现自由入市，农民一块地同样卖了100万元，但要让政府通过税收等形式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就能避免地方政府的消极不作为。 　　值得关注的是，《决定》中，并没有提及此前在上海、 重庆 试点的“ 房产税 ”，而是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分析人士称，不排除中央通过改革税制来重新分配利益关系。 　　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如安徽在11月12日提出，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林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逐步纳入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但尚无具体执行思路。 　　唐敏建议，应由政府来搭建交易平台，农民或集体挂牌交易对象。但由于土地情况比较复杂，是特殊商品，如土地的面积、区域、肥力等情况，农民不好把握，这就需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中介结构进行鉴定。同时还应注意规避农村集体组织的基层腐败，一方面制定的土地交易规则要科学，信息要公开；另一方面要有监督系统，保证每一环节都是公平透明的。 　　严跃进认为，明确思路之后，当务之急是配套工作。首先，必须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顶层设计。同时，要强化土地用途管制，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范运行。此外，还必须完善税收制度。 　　清华大学教授 蔡继明 对媒体表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从上到下，从宪法到一般性 行政法规 的系统改革。他举例认为，应取消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的规定。这一规定既限制了城镇居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又堵塞了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收入的渠道，也不利于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 　　《决定》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 公益 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近年来各地“新土改”的模式探索 　　 吉林 ·农民用土地收益贷款 　　为打破农村金融瓶颈，2012年，吉林开始在该省农村推广以土地的预期收益作保证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基本思路是：农民将自己承包的三分之二的土地在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收益权转让给政府成立的物权融资公司，再由物权融资公司为农民向金融机构提供保证，由金融机构直接向农民发放贷款。按照吉林目前的耕地面积测算，每年可为该省农民初步增加信贷投放达200亿元，极大缓解了农民的贷款困境。 　　 吉林 金融办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8月启动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以来，截至今年8月20日，该省共有22个县（市、区）开展这一业务，累计放款7464笔，金额合计2.96亿元。贷款投放量与放款户数均呈上升趋势，尚未出现逾期还款情况。 　 　重庆·地票 　　2008年12月6日的拍卖会上，重庆首张300亩的地票指标由民营企业重庆玉豪龙公司竞得，2560万元的竞价高出起拍价1280万元。重庆在全国首创了地票交易制度。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这些指标被开发商购得，将之用于开发。 　　“地票”这个听起来并不“洋气”的东西，却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每亩地农民可获得10多万的收入。 　　南海·农村股份合作制 　　1992年，在 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农民通过土地承包权获得配置股权，将手中的土地交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或经济社统一经营。经联社或直接出租土地，或建成厂房出租，获益后给农民分红。 　　在南海区夏西村，村民的股份根据股员的年龄分为五档：10周岁以下0.3股，11~20周岁0.6股，21~30周岁0.9股，31~40周岁1.2股，41周岁以上1.5股。2011年，夏西村每股近3000元，这意味着每位40岁以上的村民每年可分红4000元以上。 　　2011年，南海区村社（组）两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达50.8亿元，全区村社（组）两级分红总额为23.37亿元。如今，以“南海模式”为代表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已在珠三角地区广泛实行。 　　成都·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 　　200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此后，成都明确了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纲领——“还权赋能”，即不仅把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还给农民，而且把由此派生出来的转让权，也还给农民。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土地可以流转，土地指标可以交易。 　　鹤鸣村是成都农村产权改革工作的最早试点村。在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该村农民将1000多亩土地租给了一家名为通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农民每家每年根据流转土地的多少，能收到一千到几千块不等的土地租金。同时，一部分农民还能进入公司打工挣钱。“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是当地村民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总结。 　　 天津 ·宅基地换房 　　所谓“宅基地换房”，就是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内的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2007年3月份起，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开始尝试“宅基地换房”。目前“宅基地换房”还在继续推进，葛沽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只剩下少数几个村还没有被政策覆盖。 　　李利佳（化名）是当地一位普通农民，政策实施后，他家145平方米的宅基地不仅置换到了一套面积约为150平方米的住房，而且获得每人15平方米的住房奖励、每人8000元的搬迁奖励以及总共6万余元的建筑物、装修及附属物评估价值。 　　 嘉兴·两分两换 　　2008年4月， 浙江 省委、省政府将嘉兴市作为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实行“两分两换”方案，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 　　 厉以宁 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十八大 结束后不久，他带领调研组到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市进行土地确权的县做调研。土改前要丈量土地进行确权，在嘉兴，农民发现，新丈量后的耕地面积比原来增加了20%，高兴地放鞭炮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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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楼继伟：加快房产税立法 推进房产税改革
wxfwolf 2013-11-20 12:08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19日发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指出，当前要重点推进六个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ZF性债务管理体系、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 现阶段，深化税制改革需要把握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有利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调节社会财富分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二是坚持税费联动，有增有减，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三是有利于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四是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降低征管成本；五是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推进依法纳税。 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应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加快房产税立法，推进房产税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清理规范财税优惠政策。 今后，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全面实行“营改增”的基础上，适时将其他服务行业分步纳入改革范围，实现“十二五”完成“营改增”的改革目标。同时，适当简化税率，逐步实现对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出口适用零税率。 在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方面，他表示，贯彻落实《决定》要求，应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应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为地方事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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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人社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难大幅提升养老金
wxfwolf 2013-11-19 19:40
昨天，人社部公布了该部社保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保改革有关问题的解读。金维刚提出应首先降低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而个人缴费负担并不重，对个人缴费的费率调整并不迫切。 降低个人缴费费率不迫切 《决定》：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解读： 金维刚介绍，目前我国 城镇职工 五项社会保险的费率合计约占工资总额的40%，其中用人单位应承担的费率合计约占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30%，个人应承担的费率占本人工资的11%。其中，用人单位应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率为20％。因此，应当首先考虑在适当时机适度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减轻企业的人工成本负担，这样将有利于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 金维刚认为，现有的个人缴费负担并不重。因此，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方面，对个人缴费的费率调整并不迫切。 靠国资难大幅提升养老金 《决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解读： 金维刚解释，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与社会保险基金（包括 养老保险基金 ）属于不同性质的基金，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目前部分地区出现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以及未来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出现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去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约2.4万亿元，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不会动用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来弥补部分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同理，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也不会导致企业 养老金 水平出现大幅提升。 中西部养老金靠财政补助 《决定》：要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解读：金维刚表示，我国在2010年就已基本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但除北京、陕西、黑龙江等极少数地区实行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之外，绝大多数地区的省级统筹是采取省级预算管理方式，提取省级调剂金，这只是省级统筹的初级形式，并没有真正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省级统筹。 去年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约2.4万亿元，但各地之间基金积累畸轻畸重现象非常严重，全国一半以上的结余资金主要集中在东部少数几个省市，而中西部地区都要靠中央财政提供不同程度的补助资金来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将根本解决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及其权益保障问题；同时，可逐步改变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与结余不均衡的状况，提高基金承受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 ■海外观点 存款保险制度或年末出台 路透社17日播发报道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近日出台30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预计其中一些改革将很快得以实施，而另一些更为深刻复杂的改革则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路透社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一些金融和财政改革措施很可能最先得到落实，但由于中国领导人在整顿经济的同时希望继续保持稳定，因此包括土地改革、限制国企规模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等在内的更深刻改革则可能持续数年时间。 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央行将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推出期待已久的存款保险制度，以此为银行存款利率自由化铺平道路，并在未来更开放的环境中保护储户利益；将允许合格私人投资者成立银行，从而与目前处于统治地位的大型国有银行竞争；根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承诺，ZF还将进一步放开对水、电、自然资源的价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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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私企第一人眼中的营商环境变迁史
wxfwolf 2013-11-15 19:24
中国第一家合资私营企业———光彩实业有限公司 王敏/供图 　　 他在胡耀邦的“钦点”下成立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他在国内对于私营企业政策出现摇摆之时东渡日本开辟商业竞争“第二战场”，他在日本经济遭受冲击时重返祖国开拓事业的新旅程。 　　 他就是被称为“私企第一人”的姜维，他的创业史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后营商环境的变迁史。 　　 第1次创业： 　　从个体户到首位私营业主 　　 《中国企业报》记者面前的姜维中等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1980年，从部队复员的他被分配到大连当地的文化部门。时逢“四人帮”刚粉碎，国家百废待兴，苦等了8个月，工作迟迟不能安排。等待的过程中，他试着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起了小摊，弄了个“照照看”摄影亭。所谓的小摊也就是一架旧式的照相机和一个招揽生意的小桌子和小板凳，开业的本钱还是妹妹几年来做临时工赚来的400元。开始很多人不解，不时遭到嘲笑甚至工商部门的刁难，但姜维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当时社会的大氛围下，个体户就是人下人，没人瞧得起。1983年8月30日，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广播里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姜维告诉记者，他那几天和一些从事个体的伙伴们翻来覆去地念《大连日报》上胡耀邦的讲话，边念边哭。“讲话给我一种力量，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姜维回忆说，正是这篇讲话让社会上对个体户的看法有了些许转变。 　　 1984年，生意一派兴隆的“照照看”摄影摊亭升格成“姜维影书社”。这时，一位廖姓港商到大连视察，他在一个场合见到姜维，这次见面改变了姜维的人生。廖姓商人愿意以成本价19.8万元转给姜维一台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可19.8万犹如天文数字，对当时的姜维来说无疑是个大难题。 　　 在那个贪污一万元就要枪毙的年代，姜维想到了和外商合资。但当时的《中外合资法》规定，个人不得与外商合资，因为个体户没有法人资格，不能在协议上签字。在大连找不到门路的姜维不愿服输，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跑了多少趟国家部委，姜维已经记不清了，“看门的大爷要看介绍信，当时还没有身份证，没爹没娘的个体户没地方开介绍信，结果不要说咨询政策，连上访都不接待”。 　　 姜维说，记得那年5月4日，一位朋友送他一张人民大会堂青年联欢会的票，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后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分别听取了他的汇报。 　　 正在姜维在住处忐忑不安等待消息时，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一位中年人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到他的住处，把他准备的报告材料拿走，他才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中年人正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姜维预料的没错，胡耀邦一句“让他试办一下嘛”的话，事情最终有了转机。1984年11月9日，他得到了国务院特例批准的、由大连市工商局颁发的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为了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姜维把自己的企业用“光彩”命名。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许多国家的报纸关注了此事，给予了报道和评论。称此私营公司的成立是“姜维人生一小步，中国迈了一大步”。 　　 第2次创业： 　　东渡日本的无奈与艰辛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家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机关或国企门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产权清晰”无法回避，私营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掉“红帽子”是必然趋势。 　　 但在剥离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磨难和意外。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涂景新案。1993年，涂景新把自己的公司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海南一家国有公司———海南机设公司门下。涂景新的公司后来越做越大。1999年，他想把公司从国企门下脱钩，结果被国企告上法庭。最后，涂景新以侵吞国有资产罪被判死缓。 　　 涂景新的妻子走投无路之时，通过朋友找到了姜维，姜维又辗转把他的材料转给了胡德平。胡德平得知情况，专程去海南调研，并与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反复讨论此事。在胡德平的努力之下，2006年，被关押了7年的涂景新终审被判无罪释放。 　　 那个时候，姜维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陆续成立了光彩制药、光彩遮阳伞厂、光彩电焊机厂等。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姜维的人生路径。一位日本议员邀请姜维组成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此时正值1989年的春天，在日本大阪机场，姜维率领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代表团巧遇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此后，姜维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洽谈生意，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不易。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作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光彩中国实业集团董事长、中国私企第一人及光彩事业第一人，姜维一直致力于光彩事业。 　　 1994年，他准备在大连门一号地带盖一个光彩大厦。楼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在此建世界儿童公园，所有的项目都得下马，大楼停工了。200多天后，又接到通知，可以继续建楼。辗转反复中，姜维失去了很多时机，由此损失了几千万元，遗留的问题至今也未解决。 　　 万般无奈之时，姜维来到了日本，专心做日本的光彩事业。1995年，中国光彩事业日本株式会社正式成立，专门为中国的私营企业走出国门服务。4年之后，1999年，在王兆国和胡德平的关心下，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正式成立，这是光彩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促进会，也是迄今为止正式得到承认的一个。他们集中了日本的华侨企业家，回国投资做项目。 　　 第3次创业： 　　重返祖国的光彩与深意 　　 在日本的事业成熟后，姜维难以分身，就把国内红红火火的制药、制伞、电焊企业全部转给了朋友或合伙人，全力致力于日本的事业。 　　 此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下行通道，很多日本企业纷纷找到了姜维，希望能通过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开展同中国生意伙伴的合作。 　　 2008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让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雷曼兄弟下属的迪斯尼制作公司也随之倒闭，日本的分公司也要跟着倒闭。他们找到了姜维，希望他能把公司接下来，移师中国。 　　 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制作公司，姜维思虑再三，得到了太太的支持，把公司买了下来，搬到了中国，并把公司命名为“北京176光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10个制作专家也一起来到了中国。 　　 之所以叫“176光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姜维说是为了感谢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强国的号召和支持，正是这次会议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让姜维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契合点。按日文的意思，“176”还是“一起努力、大发展”的意思。 　　 2011年，公司在北京举行了正式进入中国的仪式。 　　 这期间，姜维得到了北京市文化资源委员会的支持，这为他大力开展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便利。 　　 2013年8月30日，光彩事业举办了纪念胡耀邦同志发表“光彩讲话”30周年座谈会，姜维重新穿上他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他激动地说：“30年前，是耀邦的光彩讲话让我这个个体户有了挺起腰杆做人的尊严；30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这个个体户依然为自己一直坚信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而骄傲。” 　　 姜维告诉记者，时逢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亲历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私营企业者，更应该珍惜民营经济来之不易的一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永远铭记三个字“勿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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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alearning 2013-4-26 09:38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13号的划分办法，为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依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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