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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甘心情愿当《中国青年报》的编外员工吗？: 大庆商江 2015-2-18 15:29;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甘心情愿当《中国青年报》的编外员工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6 月 11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2014 年 3 月 20 日，《南方报业网》《陈斌：技术分析胜于政治表态》：我是南方周末评论版编辑、评论员兼评论记者。我后两个身份的 2013 年工作量为 36 篇方舟评论（即社论）与 7 篇大参考，及十几篇篇幅较小的评论文章（快评与茶座）。（对优秀员工有怎样的期待？是一个人同时干了一个标准编辑加一个专职评论员加半个资深记者的活吗？或者可以期待更多？其实还能更多，譬如以老员工身份拿着应届研究生入职底薪和职称还从不影响工作……这就是南方周末评论部的陈斌。） http://www.nfmedia.com/zt/2014ndjz/201403/t20140311_363276.htm 《南方周末》优秀员工评论部的陈斌两个身份的 2013 年工作量为 36 篇方舟评论（即社论）。即平均每月 3 篇方舟评论（即社论）。按平均每月薪金收入 6000 元计算，平均每篇评论底薪 2000 元。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给《中国青年报》撰稿量不低于《南方周末》优秀员工评论部的陈斌。平均每月超过 3 篇评论。 2015 年 2 月上中旬，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给《中国青年报》发稿量超过 4 篇。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4 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录取分数排行榜与高考改革背道而驰》： 2 月 2 日，一份自称客观公正的《中国大学录取分数排行榜（ 2014 年版）》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对大学排行榜的热议。这份榜单数据是基于中国各高校 2005~2013 年间在各省本科第一批录取分数数据制作完成。该榜单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主任邝春伟说，这份排行榜的出炉，正是为了向社会反馈一下，关于“录取行情”的客观参考，并不反映学校综合实力的强弱。他还特别申明，“我们的榜单不收钱，只是想做一个客观的反映。”（《新华日报》 2 月 3 日）根据各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分数进行排行，貌似很客观——依据的是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录取数据，但其实，也并不客观，因为从 2003 年起，我国已有 22 所大学进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 2014 年达 90 所），这些高校在各地的一本录取分数线，是将自主招生学生排除在外的，也就是说，一本录取分数线已不能“客观”反映一所学校录取学生的高考成绩情况。这一排行榜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用录取分数来对学校进行排行，迎合的是当前以高考分数作为学校重要录取依据的功利价值导向。舆论对此的解读会是录取分数 10 强校、 100 强校之类，这与用高考分数、升学率对高中排行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些高校在乎这一排行，就会引导高校关注高考录取分数，将这作为重要的办学政绩。事实上，多年前，我国不少高校，就特别关注高考录取分数，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学校在总结招生工作时，都会将本校录取多少省市文理科状元、录取分数超过当地重点线多少、在多少个省市录取分数位居前列，作为重要的招生政绩。这种招生政绩导向，制造严重的抢生源乱象，包括用违规的预录取方式抢生源，破坏招生秩序，侵犯考生的权利，还曾引起学校间的口水大战。这种情况近一两年有所好转，教育部已禁止高校在集中录取阶段采用预录取方式，有的高校已经在招生总结中，不再提录取状元的情况，也不再提录取分数排当地多少名。高校自己也意识到，一边在推进自主招生，强调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标准，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一边又重视录取分数高低，是自相矛盾。但是，社会舆论对高校的招生评价似乎还没有转变，还是用录取分数来评价一所学校当年的招生情况，甚至包括对自主招生的评价也是如此。这个录取分数排行榜，就是基于这样的舆论情绪而制作的。这与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高考改革诉求恰恰相反，是以录取分数高低来论生源质量优劣。一直以来，笔者对民间机构发布大学排行榜，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推进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重要内容。各大学排行榜，是制作者根据自己对大学办学的理解，采用相应指标进行的排行，排行是否权威，对高等教育发展、对受教育者选择学校是否有参考价值，取决于排行榜采用的指标是否科学、数据是否真实客观。但遗憾的是，已发布的不少大学排行榜，采用的指标，多是一些功利性的办学指标，诸如招生时的录取分数、招生规模，办学中的发表论文数、申请经费数、成果数，毕业时的学生就业率等等，这引导学校办学更为功利，追求数据，而不是注重内涵与质量。有的排行机构，甚至搞钱名交易，让排行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因此，叫停大学排行榜的声音也一直不断。在推进教育改革过程中，专业机构的科学评价十分重要。客观而言，我国现在正在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学校管理制度改革，如何对大学办学进行科学、客观评价，面临很大的挑战。排行榜制作机构应坚持独立性、专业性，对大学的办学进行符合教育规律的评价，而不是一味迎合功利的诉求，拿一些功利的概念进行炒作，这会影响专业评价机构的健康发育，也会干扰教育改革。 2015 年 2 月 15 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据媒体报道， 1 月 9 日，南方科技大学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方没有通知媒体，还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学校证件才可进入。这和南科大创校初期的“高调”完全不同。从朱清时上任起，南科大的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关注，频频上“头条”—— 2011 年南科大首届学生全员自主招生、这批学生随后被要求参加当年的高考，深圳市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南科大理事会成立，香港科技大学援助南科大的教授离开南科大并发文质疑朱清时，南科大退学学生炮轰南科大管理混乱，等等。南科大一路走来，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让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当、越界的舆论，甚至影响到南科大的正常办学。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南科大最初的“高调”，是改革的策略】客观而言，朱清时校长从上任时起，是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推进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的。在笔者看来，这种策略在初期是正确的：一方面，社会公众当时并不清楚这两方面的改革价值，朱校长借助媒体的报道，宣传自己的改革理念，既树立起南科大的改革形象，也对我国高等教育所要进行的关键改革进行“普及”；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的力量，推动政府（包括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下决心放权改革。 2011 年，朱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期待舆论“拯救”南科大，因为当时南科大一直苦等教育部批文，好不容易等到了，答复却是只批准“筹建”，没批准招生。从实际效果看，当初的“高调”策略是成功的。首先，还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的南科大，宣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获得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也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报考，招生十分火爆，南科大还没有正式办学，就因改革之名而成为名校；其次，教育部门也加快对南科大筹建审批的进程， 2012 年 4 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正式“去筹转正”。【非专业的舆论监督，让南科大饱受舆论之苦】在接下来的南科大办学中，舆论却开始“转向”，从最初高调的支持，逐渐演变为一边倒的质疑。卸任前的朱清时回忆称，一边倒的舆论让南科大几乎“翻船”。个中原因耐人寻味。舆论可以起到向公众宣传学校办学理念、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促进改革推进的作用，但是却无法代替学校和政府的沟通、校方和师生的沟通。南科大的办学者，在这方面有考虑不周之处，而舆论也在这一期间存在不专业、越界的情况。比较典型的是香港科大教授离开南科大以及南科大有学生退学。这两起事件，反映出两大问题：一是南科大注重外部舆论宣传，却忽视了在内部达成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就好比舆论支持去行政化改革，但这不能想当然认为所有南科大行政人员、教师，都自愿接受去行政化改革。只重视外部环境营造，而忽视和师生的沟通，反过来会造成师生产生某种逆反情绪。对于行政部门也是如此。二是有的舆论监督报道缺乏专业性。本来，任何学校有教授辞职、学生退学，都是很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对于南科大，这仿佛成了天大的事：只要有一名学生选择退学，似乎就意味着南科大办学的失败。这非但给学校正常的办学带来压力，也夸大了南科大的内部矛盾。这期间，也有媒体主动反思对南科大的报道是不是太“过火”，但更多的媒体却苛责南科大的内部管理，南科大陷入“内忧外患”。笔者一直认为，初创阶段的南科大，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学校的治理关系，在内部办学中，也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但要求南科大一开始就把所有制度建好，并不现实，具体的办学也需要一个完善过程，比如，在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时招生，这在改革语境之下，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可通过招生，倒逼改革推进。【南科大走向“低调”，在情理之中】在朱清时校长任期的最后两年，南科大变得“低调”，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南科大已经过了再高调宣传改革理念的时期，很多具体的办学事务，必须实打实地推进，而这些事务，是不必通过媒体进行报道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任何校内的教育、学术决策的讨论过程都进行报道，那讨论如何进行下去？当然，南科大走向低调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朱清时校长最初提出的两大改革，并没有如预期顺利推进， 2012 年学生不再进行全员自主招生，而是纳入高考，采取三位一体的评价方式进行录取，从这批学生开始，南科大毕业生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学位；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也因南科大校级领导有局级级别，而遭质疑。这次南科大首届学生毕业，授予学位，学校的低调处理，连朱清时校长也没出席，应该是刻意而为，学校不希望再卷入争议的漩涡。如果拿恋爱和婚姻来看南科大，“高调”中的南科大是在谈恋爱，憧憬未来生活的阶段，把未来想得太过美好，也很正常；而目前“低调”的南科大，则是在过日子阶段，这也正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真实写照，目前的南科大，更需要舆论给予理性的、恰如其分的关注。学校在舆论场上变得低调，对于正常办学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理性的舆论应该意识到，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推进受阻，这是政府层面放权不彻底的问题，而不是南科大自主办学的问题，因此，应持续推动政府放权进行改革，同时给予南科大自主办学的空间。【舆论和大学各自守住界限】与国外大学——包括名校和名校校长——并不经常见诸报端相比，我国大学和大学校长却时常成为新闻的主角，这和我国大学正处于改革之中以及大学经常曝出各种新闻有关。在正常的办学形态中，大学其实应该有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受外界打扰自主办学，舆论报道、监督和学校的自主办学，各自守住界限。长期来，我国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教育和学术严重行政化和功利化，舆论一直呼吁要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并尊重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可是，在介入学校报道和监督时，不少舆论有时也在扮演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表面呼吁改革实质却在反改革的角色，这必须引起媒体的反思。对于教育改革，舆论应着力监督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放权；对于大学的办学，舆论当然可以监督，但必须明确基本的原则。在高校内，近年来都在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也就是说，行政力量不得干涉教育、学术评价、决策，要把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管理交给教师同行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本校的办学要求，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做出评价，而且，在评价中，还会听取学生的意见。除此之外，行政力量不能干预教育和学术评价。很显然，校外的监督力量，就更不能越俎代庖，对学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进行评价了。舆论对学校办学的监督，主要在于教育经费的使用，学生权利的保护等领域，包括报道大学出现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现象，侵犯教师、学生权利的行为，而对于具体的专业性质很强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则不能干涉，这包括设置学科、设置专业、组织教育教学、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等。这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应由学校内部民主管理、决策。近年来，教育部已要求高校制定大学章程，制定大学章程后，大学就依章程办学。清华大学章程就提出：“学校举办者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依法对本校进行监管，尊重和保障学校的独立事业单位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提供和保证学校的办学资源，保护学校事务不受校外机构、组织、个人的非法干涉。”这也给正在探索自主办学的大学提出要求，即应该把向公众公开的办学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应该在学校具体办学中，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这样，学校办学形成公信力，社会也就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贯彻、落实《决定》，无论是政府部门的管理，还是媒体的报道、舆论监督，都要学会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明确权力的边界，不能以各种理由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当然，这也需要大学完善现代治理结构，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整体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2015 年 2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不争资源不打架能否试点综合高中》：针对目前普通高中和中职“互相争资源、互相打架”的局面，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建议，教育部要成立高中教育司。成立高中教育司，固然可以从管理体制上，解决条块分割的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当前存在于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根本问题。我国将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分开，由来已久。普通高中重视学术，职业高中重视技能，这看上去更有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但在现实中，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初中学生毕业选择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并非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而是根据中考成绩。近年来，各地政府为完成中职招生规模与普通高中 1:1 的目标，压缩普高的招生规模，增加中职招生数量。但是，这个结果并非源自学生的自主选择。随着生源的减少，考虑到社会对普高的现实需求，各地又出现保普高的倾向： 2013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674.76 万人，而全国普通高中招生 822.70 万人。当初花大投入建起的中职学校，有的被闲置。其次，对于中职，目前普遍存在社会、教师和学生认可度低的问题。有不少学生进入中职后，觉得自己未来十分迷茫，开始混日子，而一些中职校，也不认真办学，利用国家的中职助学金制度和一年学知识、二年学技能、三年顶岗实习的政策，在三年级时把学生作为学生工输出牟利。同时为了吸引学生，有的中职学校以中职名义招生，却进行以参加高考为目的的普高教育。根据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未来中职学生可以通过单招、分类考试、自主招生等方式，更方便地升入高职（专科和本科）。在目前崇尚学历的社会环境中，中职校普高化会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何不考虑将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在一起呢？此举至少有以下多方面好处。其一，避免过早对初中毕业生进行分流，让进入中职校的学生自感低人一等。在我国农村，初中毕业不能升入普通高中者，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选择上中职，而是外出打工。如果普高和中职融合，这一情况将有望得到扭转。其二，充分整合中职和普高资源，给所有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如果中职和普高融合，那么，一校之内，可开设学术性课程、技职类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两类课程的学分可以互认，学生通过高中的学习，尤其是技职课程的学习，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兴趣。至于高中毕业学生究竟选择上培养学术性人才的普通高校，还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职业学校，则由学生自主选择。按照目前中职、普高分设的体系，我国即便推出了分类高考，技能型高考也只能是中职学生的选择，而难以成为普高学生的选择，普高、中职学生还是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而不是自由、自主选择。其三，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品质。在综合高中开设技职课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让职业教育成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教育类型。更重要的是，这可消除“学生工”现象，学生会在学校学满 3 年时间。至于技职课程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则完全可以通过课程内容的设计实现。从国外中职教育的情况看，当前采取综合高中办学模式的居多。美国和加拿大都设立综合高中：美国于 1917 年推出《史密斯·休斯法案》，确立了以综合中学为主要力量、普职融合的中等教育体系；在加拿大，综合高中通常开设 160 ～ 170 门的课程，其中有六七十门技职课程。英国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把中学分为文法中学、技术中学和现代中学三类，又在上世纪 70 年代，制定了《综合中学设置促进法》，此后综合中学快速发展。虽然近年来英国也在对综合中学普职融合的方式进行修正，但综合中学还是中学的主流。很多人担心，在综合高中内，就是开设技职类课程，技职类课程也会被边缘化，由此影响职业教育质量。问题是，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就有保障吗？笔者认为，我国能否整体梳理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战略，考虑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的划分，不要只追求中职教育的规模和形式上的发展，更要注意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品质。在当下，不妨在一些省市，进行融合普高和中职、建设综合高中的试点，而不再是中职和普高分类发展。（熊丙奇作者为教育学者）【注：评论文章一般不必动用“学者”，只要中专生就能完成。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2015 年 2 月 18 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招生禁令清单恐越列越长遏制权力须从多方着手》：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做好 2015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连续公布“ 26 个不得”禁令，涉及从招生政策制定到学生被录取换专业整个招生流程，可以说，凡是目前已经出现的违规，都被一一列入。这显示出教育部门狠抓高考纪律、维护高考秩序的决心，可是，这些“不得”，究竟有多大的威慑作用呢？这 26 个“不得”中，有相当部分是以前就发布过的招生禁令，只是再一次重申，比如，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这一禁令在 2012 年就有了，但是，部分高校照样我行我素，而对于一些高校的“违规”行为，教育部门并没有严惩。还有部分“不得”，是为了应对近年来的新形势、新情况而新制订的，比如，“不得避开省级招办通过中介机构或学校教师等自行组织生源录取考生”；“不得在单独考试、综合评价等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中组织不符合本地高考报名条件的外省生源”；“高中教育阶段学校和教师不得代替考生填报高考志愿”。这很明显是针对近年来曝出的老师篡改学生志愿，以及学校借“对口本科”招生违规招收学生的问题而制订的，体现了监管的与时俱进，但也令人困惑，是不是新出现一个违规现象，就要用一个“不得”来约束？如此发展下去，“不得”清单恐怕会越列越长。我国招生过程中的乱象，大致与三方面因素有关：一是招生权力滥用，二是招生中的利益交易，三是考试招生制度的弊端。对于这些乱象，不可能靠一纸禁令解决，而必须从遏制权力，铲除既得利益，改革招考制度等多方面着手。对于招生政策的制定，应该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现在一些招生政策就由地方政府教育考试部门制定，虽有上级部门监督，但这种监督经常失效。近年来，各地高考加分泛滥，就因加分政策决策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而针对闹得沸沸扬扬的高考加分造假丑闻，处理的大棒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也让各地对上级部门的“禁令”并不那么敬畏。高校的招生事务也不应该由学校行政负责，而应该由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国各高校要成立由校长牵头的招生工作小组 ( 委员会 ) ，这与成立校长权力不能干涉的独立的招生委员会，正好相反。只有行政权力不能干涉招生，招生才可能摆脱利益纠缠，否则，行政领导可以干涉招生，招生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利益交换。如果这一土壤不改变，那么，限制了一种违规行为，在其中又会生出另外的违规行为。像教育部的禁令规定，“不得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考生录取专业”，那么，在进校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更改专业，不就不违规了？另外，高校还可避开高考录取这一众人关注的“关口”，利用转学政策，让有权势背景的学生从录取分数低许多的高校转入好的高校，前不久曝出的湖南大学研究生违规转学事件，就并非个案。总体看来，在目前招考一体化的考试招生制度之下，行政主导的色彩过浓，依靠行政监管来消除招生腐败，只是进一步强调行政权威，治标而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不得”之下，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也就少得可怜，如果在招考分离、学校自主招生的制度下，有一些“不得”其实是完全可行的，比如学校自主调整招生计划，用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按自己的招生标准评价、录取学生，而不采用单一的分数标准等。我国面向 2020 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其实已给出治理招生腐败的方向，该纲要提出高考改革的原则是“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必须按照这一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相比发布“不得”禁令来说，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目标推进改革，构建新的招考秩序，才是教育行政部门更应该做的事。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甘心情愿当《中国青年报》的编外员工吗？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给《中国青年报》撰稿是没有底薪的，只有点微博的稿酬。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好比《中国青年报》的“外包工”，但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甘心情愿”（不能说“迫不得已”）给《中国青年报》撰稿。有助于提高《中国青年报》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不算《中国青年报》“巧使唤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今后，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给《中国青年报》撰稿或许贡献更大。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如果调入《中国青年报》就更好了。但是，就怕《中国青年报》不愿意接收上海市公民熊丙奇。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浅水养不住大鱼。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9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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