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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最优金融结构的文章(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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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发布】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发展论坛林毅夫专场——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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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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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毅夫与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劣势)的讨论,你支持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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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老师对话系列文章(并赋有两篇文评,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林毅夫老师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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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讲座:EMBA如何读懂“新结构经济学”
accumulation
2015-5-16 12:25
2014年3月8日,对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学员来说,这是一天“中国经济专题节”。在姚洋院长的中国经济改革、卢锋教授的宏观经济发展课程之后,晚上又迎来重磅讲座:由林毅夫教授奉献的精神大餐: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 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主持。姚院长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老师在世行工作期间,经过多次到非洲调研,总结提出的新理论;林老师最近推出的几部著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对企业家也意义非凡。今天特别为EMBA学生带来的讲座,也在不失学术性的同时,注重与实务的紧密结合。 为何要构建“新结构经济学”? 林老师首先引用先贤孟子的话,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令人快乐,与EMBA学生交流是一个“教学相长”的机会,这也正是林毅夫等人最早创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项目的初衷。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是高收入国家行列。回顾历史,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思潮: 第一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这派学说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没有现代化的大产业,既然市场失灵,就该发挥ZF配置资源的作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的现代化大产业。然而,历史却证明,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渐行渐远。 第二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八十年代,全世界开始改革开放,过去ZF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带来了利率、汇率的人为扭曲,垄断、寻租行为比比皆是。为此,新自由主义理论提出:ZF应该退出市场,产权必须明晰(从而采取私有化改革),资源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ZF要平衡预算,各国要开放市场(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然而,现实却是,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结构主义时期更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前苏联国家的休克疗法并不成功。 同时,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并未被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并且在危机爆发的五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未完全走出危机的阴影,传统经济理论在帮助实现经济复苏的问题上无计可施。 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并指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林毅夫观察到,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百多个经济体中鲜有成功者,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奇迹却值得关注。这些国家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使得林老师开始重新思考市场、ZF的角色,以及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新”字,旨在与早期的结构主义相区别,这是经济学理论命名的惯例。 新结构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的演化 发达国家发展什么产业,发展中国家就发展什么产业——这是结构主义开出的药方;发达国家怎么去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也应如法炮制,开展私有化改革——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而林毅夫老师则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盲目向发达国家学习,应该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发达国家资本丰富,劳动力短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或者劳动力相对丰富,或者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是资本则比较稀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当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比较强,会逐渐积累剩余,从而实现资本禀赋的快速积累。因此,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会不断升级,随之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再加上ZF在基础设施、法律环境、金融体系方面的改善,经济增长就会进入快速道;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结构无法实现动态变迁,就会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ZF 如何让企业自发的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林毅夫认为,这就要遵循企业的经营规律。企业要最大化利润,就会基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采用何种技术、进入何种产业。因此,必须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才能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反映其稀缺性。 而与此同时,有为的ZF同样不可或缺。企业如果要选择进入一个崭新的行业,失败了所有损失由自己承担;而成功了,就会马上有其他企业跟进,从而不再有先行者的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ZF对勇于创新的企业给予激励、补贴;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所需要的交通等基础设施、高效的金融制度、良好的法律环境等,这非单个企业力所能及,需要ZF提供或帮助协调。 当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会实现经常账户和ZF收支的盈余,在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ZF就会有财力来实行反周期干预,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高经济盈余带来高的投资回报,从而提高了储蓄率和再投资率,整个经济进入正循环之中。 寄语EMBA:选择蓬勃发展、结构相似、收入稍高的国家的产业进入 林老师指出,ZF在因势利导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之所以很多国家ZF的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这些ZF选取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行业给予扶持,从而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并助长了寻租行为。ZF的产业政策要取得成功,必须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进行扶持——所谓一个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即指该产业的生产要素成本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但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该产业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ZF应帮助这个产业的企业解决协调和外部性问题,如ZF效率、基础设施、金融体系等,从而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以提高该产业的竞争力。 纵观16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林毅夫注意到成功国家的产业政策一般挑选的产业都是其他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稍高国家的产业:远如,16、17世纪,英国挑选了荷兰的产业,当时英国人均GDP是荷兰的70%;近如,20世纪60-8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挑选了日本的产业,其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0%左右。反之,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因为挑选了不到该国人均收入20%的国家的产业,例如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超英赶美”。 上述现象背后的逻辑在于: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也应有相似的比较优势;而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不断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会不断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丧失,这为后来者提供了发展空间,成为其他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中国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为越南、孟加拉等国提供了发展类似产业的空间。 对于正在读EMBA的企业家来说,行业选择仍是企业的关键决策。林老师建议,寻找新的行业机会的企业家,应该去看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哪些产业有可能会在该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然后择机进入,则非常有可能实现快速发展。 最后,林老师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企业未来的信心。他说,只要企业家和ZF共同努力,降低交易成本,把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就会在国际市场上胜出。 演讲结束后,林老师还就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污染治理、移动互联网、3D打印与美国制造业回流等问题回答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学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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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奇迹—发展路径
accumulation
2015-5-9 12:59
纵向地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否在任何历史时期内都是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从历史上看,如果失去了一些条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非一直是成功的。 比较优势的概念起源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在比较优势论的理论架构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其它国家成为这一中心的外围国家,而这些国家逐渐形成结构单一的经济体;随后,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丰富了比较优势论的理论框架; 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昂惕夫提出了现代比较优势论;林毅夫教授则通过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解释东亚奇迹;在理论发展与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比较优势论失效和“比较优势陷阱”的情况 。 回顾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历史,拉丁美洲曾有两个经济发展阶段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但是经济发展绩效均相对较差;第一个阶段是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拉丁美洲各国先后独立,其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遵循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论,为发达国家出口原材料与初级加工产品;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拉美经济体逐步转变为开放经济体,开始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本国产业与经济;然而,这两个历史阶段下的拉美国家经济并未获得持续性的增长,原因何在? 在第一个阶段中,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曾取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如阿根廷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旧国际分工体系瓦解,打击了拉美国家的初级出口经济,同时拉美国家也产生了自发的工业化发展,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也开始发展;依附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世界经济可分为中心和外围两极,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导致财富和人才由外围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发达国家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这就是导致拉美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因此,拉美国家应该离开不平等的贸易体系,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实现工业化。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观点上看,拉美国家在这一历史阶段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成功,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经济之所以未能持续,其原因与菲律宾经济的不可持续是类似的,拉美国家的ZF未能及时把握历史机遇,通过有效的ZF干预引导国内产业升级,而是长期停留在初级出口经济的模式上,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因此,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施是需要一定的历史机遇,并且ZF能够及时把握住历史机遇。 在第二个阶段中,拉美国家经济也未能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其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反而是汽车业和冶金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反而衰退,经济低迷,危机频发 ;拉美国家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失败,则源于其未能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资本积累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由于拉美国家所固有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高、农村二元化特性,导致拉美国家储蓄与投资双双不足、劳动力红利无法释放;因此,拉美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以实现产业升级,加上农村劳动力无法有效释放,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导致拉美国家出口经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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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专题
accumulation
2015-4-24 23:52
1.林毅夫教授从我国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出发,对我国当时的诸多经济制度安排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了解释,包括当时的所有资源由计划配置、农产品统购统销等等。请从这两项制度安排中任选其中一个(只选一个!),简要分析你认为这项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分析这项制度在当时产生的效果,以及对于后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林毅夫教授从我国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出发,对我国当时的诸多经济制度安排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了解释,包括当时的农业合作化、户籍制度等等。请从这两项制度安排中任选其中一个(只选一个!),简要分析你认为这项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分析这项制度在当时产生的效果,以及对于后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二战之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被称为东亚奇迹。请查阅相关的文献和数据资料,结合自己的思考,分析东亚奇迹发生的原因;或者专门针对某一经典的解释学说,结合事实和逻辑分析深入批判其不完善之处。 4.林毅夫教授基于二战后大量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基础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林老师指出不仅要有有效的市场,还要有有为ZF。请简要陈述ZF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目前中国ZF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详细分析你认为现在中国ZF做的最正确的一点是什么。 5.林毅夫教授基于二战后大量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基础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林老师指出不仅要有有效的市场,还要有有为ZF。请简要陈述ZF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目前中国ZF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详细分析你认为中国ZF现在最需要改进的一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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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4-24 23:46
1.林毅夫教授从我国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出发,对我国当时的诸多经济制度安排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了解释,包括当时的所有资源由计划配置、农产品统购统销等等。请从这两项制度安排中任选其中一个(只选一个!),简要分析你认为这项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分析这项制度在当时产生的效果,以及对于后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林毅夫教授从我国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出发,对我国当时的诸多经济制度安排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了解释,包括当时的农业合作化、户籍制度等等。请从这两项制度安排中任选其中一个(只选一个!),简要分析你认为这项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分析这项制度在当时产生的效果,以及对于后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二战之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被称为东亚奇迹。请查阅相关的文献和数据资料,结合自己的思考,分析东亚奇迹发生的原因;或者专门针对某一经典的解释学说,结合事实和逻辑分析深入批判其不完善之处。 4.林毅夫教授基于二战后大量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基础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林老师指出不仅要有有效的市场,还要有有为ZF。请简要陈述ZF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目前中国ZF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详细分析你认为现在中国ZF做的最正确的一点是什么。 5.林毅夫教授基于二战后大量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基础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林老师指出不仅要有有效的市场,还要有有为ZF。请简要陈述ZF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目前中国ZF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详细分析你认为中国ZF现在最需要改进的一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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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专题作业
accumulation
2015-3-28 14:47
1. (4月2日前交到 zjzhomework1@163.com ) 你认为决定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是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技术、制度还是其他? 关键:决定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 2. (4月2日前交到 zjzhomework2@163.com ) 林毅夫教授从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有保持8%增长率20年的潜力,但潜力是否能完全发挥,还受制于很多的因素。你认为限制中国发挥增长潜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关键:限制中国发挥增长潜力最重要的因素; 3. (4月2日前交到 zjzhomework3@163.com ) 林毅夫教授从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有保持8%增长率20年的潜力,但是一些学者对此保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如果你也不同意这一观点,你认为林老师的分析在哪里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键:后发优势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4. (4月2日前交到 zjzhomework4@163.com )你认为中国未能发生科学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科举制度,是大一统体制,还是官僚帝制,还是其他? 关键:中国未能发生科学革命的根本原因; 5. (4月2日前交到 zjzhomework5@163.com ) 你同意林毅夫教授对工业革命的新定义吗?你认为技术变迁的进程中什么因素最为重要?尝试将你的思考联系当前世界的创业与创新浪潮。 关键:工业革命的新定义与技术变迁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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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林毅夫:解密中国经济
kychan
2015-2-3 12:33
【2012】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林毅夫:解密中国经济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565847-1-1.html 这是文字版 不是扫描版的 【扫描版】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林毅夫:解密中国经济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582413-1-1.html 声明: 本资源仅供学术研究参考之用,发布者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敬请下载者支持购买正版。 提倡免费分享! 我发全部免费的,分文不收 来看看 ... 你也可关注我 https://bbs.pinggu.org/z_guanzhu.php?action=listattentionfuid=372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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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实:八批林毅夫
likaandcanji
2014-8-19 20:29
需要提醒的是,批评林毅夫先生,不是为了贬低他,而是为了辨明是非,揭示真相,给改革开放以有益的智力支持。当然,对林毅夫先生这样一位师长级人物作狮子吼,会有大不敬之嫌。不过,亚里士多德有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说得相当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1. 苗实: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 “ 放卫星 ” ( 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有很多,而且改革面临很多问题,盲目乐观预测不符合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 ) 中国改革徘徊不前,正是需要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勇敢站出来说真话加以推进的时候,而备受推崇并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林毅夫先生却无忧无虑地大放卫星,这种把 “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 之古训置于脑后而不顾的异常表现着实太令人失望了。为什么如此讲呢?简而言之,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经济关系仍旧没有完全理顺。更加让人不安的是,尘封已久的政治关系 . 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由于无法适应全球化大趋势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需要而呈现紧张状态。所以本质上说,鉴于政治系统 . 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缺乏应有的缓冲余地,以致于中国经济系统本身的抗冲击能力非常脆弱。这样一来,愈发显得改革任务艰巨,迫不及待,特别是在西方金融危机还振荡不止的外部环境下。也就是说,没有改革的切实推进,中国发展动力的持续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当然了,改革是一种深层次探索,肯定有一定的风险。如果应对不当,不要说十年高增长,就是三五年也未必如愿以偿,而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就更不可想象了。进一步说,这种预测如果实现,主要还是依赖于成功的改革,而不是预测者的精明。况且,稍微有点数学基础的人,谁都可以这样不栽桃树只摘桃子,做一些无关痛痒甚至空洞无物的类似预测。我想,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没有一点批判性,专拣好听的话讲,不能不让人觉得其有迷上惑下混淆视听的嫌疑!!! =========================================== 国研中心魏加宁:过去 5 年最大教训是错失改革良机!今后 10 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改革。老实讲我们现在许多成就其实吃的是小 -= 平 -= 南 -= 巡 -= 讲 -= 话和 90 年代宏观配套改革的老本儿!今后改革需要危机意识但不能完全被动依靠危机来推动。有些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比如说社会危机,等爆发时再推改革就太晚了!!! ========================================== 新京报讯 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22 日回应了所谓的回国 “ 放卫星 ” 之说。林毅夫此前表示,中国在未来 20 年仍可能保持 8% 的高速增长,被一些经济学家评论为 “ 回国后放卫星 ” 。 前天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大国际 BiMBA 举行了 “ 朗润校友大讲堂暨校友欢迎林老师载誉归国会 ” 。作为这两个机构的创始人,林毅夫以一句 “ 我回来了 ” 为开场白,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 在回答有许多经济学家不认可他预测的 “ 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 20 年 8% 左右的增长 ” 的提问时,林毅夫解释说,不要用过去的眼光和理论观念来看待问题, “ 要说放卫星我在 1994 年就放卫星了,当时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认为中国经济要保持 20 年的高速增长,还是保守了,现在卫星变成了行星 ” 。 林毅夫曾有过在 2008 年成功预测通货膨胀之后的全球通货紧缩的经历,也有过成功预测全球金融危机时限会远超过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三季度至七季度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也使得他乐观地预测中国经济发展上很有信心。 “ 不是因为我盲目爱国,而是我作为经济学家分析的结果 ” ,林毅夫解释了他乐观预测中国经济的理由。他说, 2030 年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基本上是共识了。 2. 苗实:致某位当红学者几句忠言( 后期的新经济结构的败笔,好人ZF狗尾续貂 ) 1 经济学很高深,个人很渺小,不能全部准确 2 ,在对待他人的批评上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1 ,经济学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即便是表现卓越的经济学家,显然也太渺小了,所以要常怀敬畏的心态,如果刚愎自用,沉迷雕虫小技,进而严重偏离康庄大道,那就会有远远超过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所造成危害的千万倍都不止。要知道,无论是企业挖掘潜在比较优势,还是产业升级,ZF都不会高明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尤其是譬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ZF,而这几乎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当然,我这几句忠言可能有点逆耳,但是记得郑板桥说得非常好: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另外,回帖中有人认为我多少隐约有那么一丝人身攻击的嫌疑,如果真是如此,恳请诸位多多海涵! 最后,说句实话, 对于这位学者早期运用比较优势理论于中国经济分析,我大体支持。但是,后来出这个新结构经济学,硬生生地掺杂了好人ZF的成分,而这显然是狗尾续貂,根本就上升不到理论创新的高度。如果本人还清醒的话,我恳请他还是悬崖勒马为好。 当然,由于我人微言轻,这样的劝说可能不会产生实质性效果。那么,导致的结局会是什么呢?毋庸讳言,比较优势成其功,新结构经济学成其罪,以至于功不抵罪,这样一来不是没有可能:晚节不保,身败名裂。有人认为,我是学界无名之辈,加之学识浅薄,更没有刊物发表记录,所以根本没有资格提出对他的批评。我回答道, 在蒋介石面前,毛泽东没有资格革命,但结果呢?另外,只要能够击中要害,有理有据,我就是图书馆的清洁工,又如何?再说了,我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只是希望加强交流探讨,尽管言辞稍微有点过激,但是这与是否有刊物发表没有任何关系,而真正做学问看重的是思想和境界!!! 3. 苗实:请不要热衷为林教授 “ 捧臭脚 ” (现状下ZF对市场经济音响完全流动的阻碍 ) 王健先生这种文章还是不写为好,而谁不知道目前限制中国经济活力的正是ZF。试想,ZF如果能够在企业挖掘潜在比较优势和实现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那么怎么会长期存在譬如城乡二元体制 . 要素价格干预 . 国企垄断经营 . 腐败泛滥成灾和民主法治滞后等这些久拖不决的严重僵化问题呢?在我们无法阻止ZF做坏事之前,去一厢情愿地相信ZF可以做好事,这不是痴心妄想,是什么?记得滕泰先生在微博上提到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举凡理论上的流派,只要是它能自成一家,那么它就总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恰恰是一种深刻而精湛的片面。那么,我们用滕泰先生提到的这句话来衡量,显然林 -= 毅夫教授的 “ 新结构经济学 ” 似乎是个例外!为什么?因为 “ 新结构经济学 “ 追求面面俱到,貌似强调的是市场与ZF的最佳结合,而实质上是在不放弃市场原则的前提下,为ZF干预留足了空间,如此一来的结局会是什么?毋庸置疑,市场原则往往被绑架,甚至丧失殆尽,尤其是在类似中国经济这样的强ZF主导环境之下来考察。要知道,中国经济正在转型,目标是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而当下的体制是过渡体制,如果人为将其固化或美化为中国模式,那就会有改革开放不在路上甚至彻底退回到计划经济的极大危险。就目前的格局看,我们迫切需要的是逐步构建在民主法治约束监督下的公正透明之ZF,而不是宏观调控到微观层面还不罢休的受计划经济思维摆布之ZF。而且,前者是市场经济之福,后者是市场经济之祸!!! 典故由来: “ 捧臭脚 ” 一词源于北宋,当时宋神宗让宦官李宪巡边,边军文武听说李宪的脚很臭,就争先为其洗脚,脱靴捧脚之时常常先嗅上一番而后赞叹道: “ 太尉之足,何其香也! ” ======================================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王健 一国经济如何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是经济学者一直思考的问题。二战之后兴起的 结构经济学 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发展,尤其是重点扶持重工业等部门,从而实现所谓的工业化革命。这种发展模式被事实证明是非常低效的。尤其是随着 80 年代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这种发展模式逐渐被各国所弃用。 随后,被称作 “ 华盛顿共识 ” ( 休克疗法 ) 的经济发展策略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该理论主张全面消除 ZF 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而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全面经济开放。华盛顿共识认为应该放弃 ZF 补贴和关税等在内的各种 ZF 干预,通过开放贸易和金融等国际市场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完全依赖市场的发展模式在 90 年代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遭受了多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也逐渐被怀疑。 林 -= 毅夫教授总结了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教训后,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10 月中旬,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天的会议中,来自国内外的 30 余位经济学者就林 -= 毅夫教授提出的 “ 新结构经济学 ” 理论展开对话和讨论。本文中,我将讨论一下个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点认识。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由很多不同阶段组成,而每个阶段的最优生产资料结构不同。生产资料结构是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尽管在每一个阶段,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当经济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升级的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这些外部效应往往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解决。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ZF 应该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ZF 应该积极帮助私有部门确定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通过连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由于缺乏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很多人错误认为林 -= 毅夫教授主张计划经济或者 ZF 强制干预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仍然认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企业自主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ZF 只是提供一些帮助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辅助作用。比如林 -= 毅夫教授在会议上多次强调, ZF 扶持和垄断等不应该长期存在。衡量经济政策成败的重要指标是看被扶持产业能否在 ZF 扶持撤销后仍然盈利。 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往往来自两个阵营。一是认为市场万能的人。这种批评更多基于对市场过度迷信的意识形态问题。完美的市场在现实中不存在。经济学中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确实存在各种市场失灵的地方。而很多前沿的宏观经济学也是研究市场中什么地方可能存在缺陷,有没有通过政策可以解决或者提高效率的方法。所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允许 ZF 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就简单地全面否定并非理性。 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也面临来自对执行细节上的质疑。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Alan Deardorff 在新结构经济学会议上指出, ZF 的产业政策往往容易被一部分利益集团所操纵。即使在政治相对透明的美国,产业政策也经常被少数利益集团的游说公司所影响,从而造成对纳税人资金的浪费。我也赞同中国 ZF 如何在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防止被少数利益团体钻空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面对的,不仅仅局限于新结构经济学。不能因为目前制度建设上的一些不足就把所有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全盘否定。 目前林 -= 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有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地方。他把一批国内外的优秀经济学者组织起来,从数据出发,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在此基础上提供政策建议。很多林 -= 毅夫教授的合作者和学生利用公司等微观层面数据从下而上地了解中国经济,同时使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来解读这些数据和提供政策参考。这种研究方法和目前宏观经济学中强调微观基础的研究方法一致。通过构造和实际微观数据一致的模型,可以保证经济学模型描述了经济的真实情况。基于这种模型上的政策建议也更有可靠性。这种研究方法和以往泛泛而谈的经济政策研究相比,是一个巨大进步。 因此,我认为尽管新结构经济学还面临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需要克服,林 -= 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领域。相信未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建议上,这个领域都非常有前途。 4. 苗实:新结构经济学恐怕无新意 中国经济学界的巨星林毅夫教授已经从世行回来了,而更让拥趸们欢呼的是他强势推出了 “ 新结构经济学 ” 。可以说,好一阵子,林毅夫教授是 “ 言必新结构经济学 ” ,其研讨会也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北大作为校方为促进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常态化与长期化,决定在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框架下设立 “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 ,并欢迎有志于此的海内外学者踊跃加入。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有无新意?我的粗浅判断是恐怕无新意。为什么这么说?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不准备就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细节一一展开论证,因为其理论的三大要素(即比较优势论 . 资源禀赋论和后发优势论)是谁的原创,大家都清楚。所以,我只对其核心思想加以廓清。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林毅夫教授已经反复强调过许多次,那就是:在ZF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如果更进一步讲,即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ZF,而是要实现市场和ZF的最佳结合。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上述思想是林毅夫教授的原创吗?实事求是地讲,答案只有两个字:不是。因为就我的记忆而言,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高鸿业先生曾经在 1987 年发表的《关于建立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困难和避免困难的方法》一文中早已提及这个思想。当时,高鸿业先生认为,如果从 100% 的集中计划开始,逐渐加深市场调节的程度,劳动生产率会持续提高,一直到最高点为止,这时(例如,集中计划与市场调节各占一半的程度时,即集中计划 50% ,市场调节 50% )劳动生产率具有最大的数值。在最高点以后,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市场调节的更进一步深化而下降。那么,劳动生产率由上升而变为下降的转折点则代表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劳动生产率而言,无论是 100% 的集中计划的经济,还是 100% 的市场调节的经济,都没有集中计划和市场调节各占一半的混合经济来得好。可见,高鸿业先生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即市场和ZF的最佳结合是实现民富国强的不二法门,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无非如此。 最后说句题外话,当我在过去先后提出新三元悖论 . 大小经济学和新痛苦指数等三个原创性理论时,冷嘲热讽不绝于耳,而非常奇怪的是,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一出来,却几乎噤若寒蝉。说句实话,这可叫我足足见识了学界的批判精神之厚薄!!! 5. 苗实:张维迎 . 林毅夫和马克思 天下有大道,而大道有三个侧面:其一,是恒道;其二,是变道;其三,是异道。顾名思义,恒即永恒不变,即便时空如何变动;变即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不断调整;异即兼具恒与变的反面状态。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论,其道也不过如此。在中国目下,市场经济恒道的代表人物是张维迎教授,市场经济变道的代表人物是林毅夫教授,而市场经济异道的代表人物自然是集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于一身的千年思想家德国人马克思。 为什么这样讲,且听我下面的粗浅分析: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张维迎教授是彻底的市场经济论者,因为他对市场经济有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并一再声称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了市场经济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的表现完全可以用 “ 不遗余力 ” 四个字来描述。在张维迎教授眼里,即便斗转星移,海枯石烂,市场经济几乎乃永恒之物,并具有自利利他自强强他的本质,而自己的天职就是捍卫市场经济。而且,只有建立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一来可以国泰民安,二来可以民富国强。当然,张维迎教授并不孤独,因为卓炯先生的主张完全可以作为呼应。在卓炯先生看来,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生产。按此推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取消社会分工,那么商品生产也必然存在。更进一步讲,张维迎教授希望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立足,乃至兴旺,离不开民主法治。 其次,林毅夫教授认为,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技术和产业的选择也不同。而且,在ZF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探索,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林毅夫教授的思想意识里,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也就是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阶段 . 资源禀赋和历史传统,要进行市场经济的实践,必须随着时空的转换有自己的调整。这个思想主张,林毅夫教授所在的北大似乎有传统,譬如 陈岱孙先生曾经这样认为: 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在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更进一步的探讨,还有薛暮桥先生,他这样讲: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不会从天上掉到人的头脑中来,也不能靠天才或者先知的特殊头脑制造出来。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经济情况的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总结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把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也就是提高到理论,才能从中揭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固有的规律性。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必须把我们的认识(路线 . 方针 . 政策 . 计划)再拿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检验,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能知道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必经过程。而且,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即使是我们已经认识了的客观事物,过了几十年,由于事物本身发展了,认识也会落后于存在,需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进行补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远远没有完成,我们不能等待社会主义建设完结以后再来认识它的发展规律,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逐步完善起来。早期的林毅夫教授彻底融合了比较优势论 . 资源禀赋论和后发优势论来比较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可谓逻辑缜密,如鱼得水。可是,后期的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到,无论是企业挖掘比较优势,还是实现产业升级,ZF都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从这一点而言,我认为他比凯恩斯还凯恩斯,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我屡次写文章批评林毅夫教授的原因。不过,林毅夫教授一直主张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探索,即在结合国情和学习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对此,我暂时并无不同意见。 最后,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市场经济有劣根性,不但出现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而且造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预言无产阶级最终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从而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取消私有制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诞生。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拉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没有把社会产出的蛋糕做大,也没有把缩水后的蛋糕公平分配,必然会走向失败。可以说,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找到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而正确的答案不是集中经济权力,而是更广泛地分散它,实现这个理想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融资渠道。大家都有所了解,之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被早期的市场经济所毁灭,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后来的宏观管理和福利制度。而此时的市场经济已经不是彼时的市场经济,或许这个前进有马克思的间接影响。 总之,在我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才刚刚开始,可以说小有成绩。不过,后面的路还很长,而且会不乏艰难曲折。所以,我希望中国的决策层从开放包容的立场出发,既要注意市场经济的恒道,也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变道,更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异道。也就是说,既不要排斥张维迎教授,也不要排斥林毅夫教授,更不要排斥马克思,而是兼收并蓄,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在思想市场的正常竞争之中发挥各自独到的作用。如此一来,大道畅通,市场经济发达,中国崛起才会前程似锦大有希望!!! 小插曲:近期,在人大经济论坛接连发表《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 “ 放卫星 ” 》 . 《致某位当红学者几句忠言》 . 《请不要热衷为林教授 “ 捧臭脚 ” 》 . 《新结构经济学恐怕无新意》和《张维迎 . 林毅夫和马克思》等五批林毅夫先生的文章后,触动甚至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结果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禁言,而这正是应了在微博流行的 “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 这句至理名言。更进一步讲,他们何曾知道,我其实同大家一样是在支持林毅夫教授,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6. 苗实:从批林毅夫看中国之反省 个人要成长,企业要发展,国家要崛起,或者还包括理论的确立和学派的发扬,都离不开反省。反省是什么?就是学习借鉴,就是批判扬弃,就是革故鼎新。冯小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不知耻,光臭美。他接着说:拍完《一九四二》,我不会再有盲目民族自豪感,知耻了!我脸在出来前要化化妆,我们这个民族也经常像我这张脸一样,需照照镜子,哪怕看着丑,也比糊里糊涂臭美强。俄罗斯也是受难很多民族,人家艺术主题是救赎,而我们喜洋洋、民族风,齐白石这样大家,画的也都是虾米。这段话说明,冯小刚先生在心中批判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而李德庚先生也批判了,反思了,他这样讲:我们与日本的相处模式很奇怪,大家看,日本花巨大的心思来了解中国,战前如此,战后依然如此。而我们的国民花了大量的精力用来辱骂和丑化日本,却很少有人愿意花精力踏踏实实地坐下来了解和研究日本。真的再有事发生,会发现辱骂与丑化屁用没有,了解与研究是有大用场的。种瓜得瓜,未来是可以想见的。而我作为理论工作者,沿着这两位先生的足迹,尽管没有他们思考的那么精湛,也做了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批判。那就是近期,在人大经济论坛接连发表《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 “ 放卫星 ” 》 . 《致某位当红学者几句忠言》 . 《请不要热衷为林教授 “ 捧臭脚 ” 》 . 《新结构经济学恐怕无新意》和《张维迎 . 林毅夫和马克思》等五批林毅夫先生的文章,结果触动甚至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禁言,而这正是应了在微博流行的 “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 这句至理名言。更进一步讲,他们何曾知道,我其实同大家一样是在支持林毅夫教授,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我看,还是过去冯小刚先生说得好,表扬是阳光,批评是大粪。俗话说的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糞当家。要想长得壮,就得浇大粪。所以,批判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应该热烈欢迎才是。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我对林毅夫教授之新结构经济学的批判和反思究竟合适不合适,下来再听我唠叨几句: 林毅夫教授主张,无论企业挖掘潜在比较优势,还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ZF都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对此,我认为,无论挖掘潜在比较优势,还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纯粹是企业自发行为,而且只有企业自身明白自己在特定时空里的目标 . 责任 . 激励和风险等实际情况。再说了,企业群体非常庞大,作为ZF,不可能比某一个企业还了解自身包括内部外部的各种相关甚至不相关信息。所以,在上述方面,ZF无法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如果ZF非要发挥这样或那样的作用,这就不仅仅是狗拉耗子多管闲事,而且极有可能是添乱帮倒忙甚至危害企业。 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悲剧的真实故事。记得是二十多年前我家老亲戚的一个女孩出嫁时,叔父是这样讲述的:朋友家有一个男孩,处了一个对象。可以说,男孩相当精神,女孩非常漂亮,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相识也已经好几年了,眼看到了结婚的年龄。可是女孩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男孩家里穷,害怕女儿将来受罪;一个是男孩学习成绩好,以后大学毕业后成为城市人,担心会甩了女儿。就这样,在家里的极力反对下,女孩终于嫁给了有钱的人家。这样一来,事情反而演变得更糟糕了。男孩和女孩虽然表面上分开了,可是二人心中的爱火并没有熄灭,而且相思无以复加。现实又是什么呢?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存在于两人之间,即一个是别人的妻子,一个是非丈夫的情人,想亲近而又由于清规戒律无法亲近。结果,长期纠缠下来,男孩和女孩都精神崩溃了,被强制送进了医院。在这个故事中,家长就是ZF,孩子就是企业,而且,相比家长,孩子最了解自己。结果却是家长在并不完全了解孩子的情况下进行干预,酿成了悲剧,而类似的事情肯定也会发生在ZF和企业身上,如果ZF非要显示自己比企业聪明在挖掘潜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上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话。最后要说的是,尽管这个故事可能有夸张成分,但是其中的道理却不乏学习借鉴之处。 早期的林毅夫教授融会比较优势理论 . 资源禀赋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于中国经济分析,体现了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彰显了学者应有的本色。而后期的林毅夫教授赤裸裸地退却了,企图以牺牲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在先前理论的基础上与好人ZF进行调和以构成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殊不知,中国的现实情况是ZF太强大,占据着资源配置的高地,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以致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无法彻底释放,ZF自身也由于缺乏约束监督寻租成风腐败泛滥,整个国家被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所折磨。 宋承先和刘伟两位先生曾经先后提出,大凡一个学派都要有三个要素,其一是哲学基础,其二是理论命题,其三是政策主张。如果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学派的话,那么它的哲学基础是中庸思想,理论命题是ZF和市场实现最佳结合,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政策主张是在发挥市场的同时,辅之以ZF。我在上面已经明确说了,这个政策主张至少与转型中国的当下问题的有效解决严重背离。下来,再看它的哲学基础,即中庸思想。大家都知道,现代理论本质上都是从现实这满瓶醋中提炼出来的半瓶子醋,即现代理论只是一种基于事物的侧面而进行的高度抽象。所以,从这个意义讲,现代学者是不折不扣的偏激派,追求的是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认识往往相当极端和彻底,而且不留任何含有类似折中调和等貌似公允的余地。所以,现代学者本质上是反中庸的偏激知识分子。早期的林毅夫教授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属于现代学者。而后期的林毅夫教授反其道而为之,在新近推出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中大肆宣扬市场和ZF主辅论,欲以中国传统中庸思想之余威来彰显新结构经济学的价值。实际上,他这样既想贪市场之利又想图ZF之利的首鼠两端的做法,最终连市场基础性功能都要被抑制,以致于把兼具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沦为权贵市场经济。这样一来,既违背天时,也违背地利,更违背人和,岂不悲哉? 7. 苗实:我与林毅夫教授的主要分歧 我主张,ZF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小化,而市场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大化。如果市场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ZF才可以发挥辅助作用。而且,企业无论是挖掘潜在比较优势,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皆是自发行为,而ZF不会聪明到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尤其是类似中国这样的颇具虎狼之性即吃肉不吐骨头的顽固占据资源配置高地的ZF。所以说,中国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ZF转型,接受民主法治的约束监督,进而实现现代文明ZF的目标。众所周知,现代文明ZF有四大公认的领地: 1. 国防安全; 2. 法治秩序; 3. 社会保障; 4. 宏观管理。也就是说,除此之外,ZF应该坚守 “ 无为而治 ” 的原则。近几年来,林毅夫教授浓重推出了所谓的 “ 新结构经济学 ” 。而这个理论实质上就是老生常谈的 “ ZF搭台,企业唱戏 ” 模式,即便有林毅夫教授的非凡魅力足够吸引国内外的关注。我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ZF今日慷慨予之,明日必定强力取之。说白了, “ 只做好事,不求回报 ” 的好人ZF没有现实的存在性,甚至有时候ZF搭台实际上既吃了老百姓又吃了企业,结果是寻租成风腐败泛滥。所以,我始终认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就是说,ZF和企业各自干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不要狗拉耗子多管闲事。再说了,ZF掌握本应属于企业的投资经营权,往往不计成本,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损公肥私。而且,ZF官员毕竟都是行政机关按照公务员标准培养出来的,完全不同于在市场大潮中迎风破浪摸爬滚打的企业家。也就是说,搞投资经营以积累财富是企业家的比较优势,而公务员的比较优势是搞行政办公差,即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而让公务员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去冒充企业家,分明是乱点鸳鸯谱,必然会出现财政预算最大化以实现公务员个人利益,从而严重侵犯窃取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所以说,上面提到的ZF转型,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ZF退出市场,把投资经营权还给企业家,让企业家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开拓市场,积累财富,既解决老百姓就业,又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合理的税收资源。这样一来,公务员和企业家各安其分,各司其职。而且,只要公务员廉洁自律勤于政务,企业家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既做强做大自己,又带动富裕别人,何乐而不为?在这里,我想再三强调的是,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已经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要尽量不做 “ 塞其源,禁其性 ” 的事情,大力倡导 “ 畅其源,尽其性 ” 的事情,让自由平等深深扎根,在全面促进政治民主化 . 经济市场化 . 社会法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同时,尽快实现中华民族 “ 民富国强 ” 之伟大理想。需要提醒的是,我主张ZF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小化和市场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大化,并不否定政治 . 社会 . 文化 . 生态和心理各自的独立作用。至于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其实质是保留ZF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半边天地位,而这分明是推历史倒车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即便他表面上坚持了市场经济,也掩盖不了企图固化双轨制回避改革的反动面目。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思想,还是方法,林毅夫教授目前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都没有原创性的任何迹象。就是对于中国改革全面深化,非但没有指导意义,反而还有误导的嫌疑。所以说,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提法,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乏善可陈,就更不要说林毅夫教授会藉此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下来,我们重点看看林毅夫教授自己以及其他各位对 “ 新结构经济学 ” 中的ZF的作用如何看: { 1. 林毅夫教授自己的观点 } 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进程。 如今的经济发展已不是向亚当斯密时代的产业结构不变、技术不变,而是工业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而且在变迁过程当中,必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这是企业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ZF协调和改善,以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或由ZF直接来做。总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ZF。 (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汤向阳 )) 问:ZF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在哪里?谁能监管ZF,保证它们守住自己的边界? 林毅夫:ZF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好经还是要好和尚来念。实际操作上面怎样避免失误、发挥ZF积极作用也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理论上来讲,只能要求ZF居安思危,不能大意,要不断完善政策设置。但是理论无法告诉ZF在这个阶段怎么干预、怎么操作、怎么执行才好。这可能也不是国家发展研究院要做的事,也不是 “ 新结构经济学 ” 所能解决得了的。 { 2. 其他各位的观点 } 张曙光:为什么要素禀赋结构能决定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过程,这是使然,其逻辑是自上而下。但在讨论ZF作用时,很大程度上是应然。为什么这么说?你的逻辑有跳跃,也许这本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我选了两个外国同行的说法:一个是说: “ 你的办法如何实施还不清楚,对于实施,我们两个人存在较大的分歧。 ” 另一个说, “ 怎样才能约束一个高度热情的ZF,让他实施时不超过自己的能力和权力范围?我们还不知道。 ”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你搞理论框架设计,可能缺少主体行为过程分析,容易造成理论不能实现。组织行为过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ZF应该因势利导进行协调。但为什么有的ZF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甚至还在相反方向上用力,难道仅仅是认识问题?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一套理论后,就更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方案你恐怕没有提供出来,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ZF行为假定这个问题进一步推进,会发现尽管按新古典方式做,严格遵守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仍是立足于一个好人ZF。所谓好人ZF就是ZF一心一意谋发展,问题是ZF真的会一心一意谋发展吗?我看不见得。这里就有一个ZF行为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ZF是抽象的ZF,不是具体的人。而实际上ZF决策很大程度是个人决策,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决策。既然是具体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国家走对路子,不是理论学得好,而是碰到南墙以后,吸取血的教训以后转变过来。就像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也不全是市场的问题,实际上ZF有很大的责任。 白重恩:我的理解是,林毅夫不仅强调ZF,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两者有了比较好的结合。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ZF的作用应该不一样。如果结构变化是内生的,能够有比较好的理论解释结构的变化,同时还能知道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有怎样的市场失灵,为促成结构有效变化,怎么干预市场失灵问题和协调问题,这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好处。张曙光老师的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很大程度上还是该怎么做的问题,尤其是告诉ZF应该做什么,但是经济学还有一个很大的分支,即 “ 政治经济学 ” 。ZF在经济发展中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学科有专门的分析。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你假定一个好人ZF,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认识问题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ZF应该做什么,还要考虑怎么激励ZF做对的事情,怎么约束ZF不做错的事情。这是一个制度发展问题,尤其是跟ZF相关的制度。 袁东:就ZF的角色而言,林毅夫预设了一个前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所预设的,那就是ZF自然而然地会在应有的时间就应有的问题与任务,予以应有的正确而及时的识别,做出应有而恰当的反应,采取应有的措施,并使之得到有效实施,取得了同预期一样的效果。这一预设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脆弱的,已被迄今为止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一再驳斥。这无疑影响到了林氏理论的说服力,却也给出了一个世人仍未解决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如何使ZF能尽可能地公正而有效?经济学难以对此给出完整的答案,这种探索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但可以确认的是,ZF规模与其公正有效性并非正相关。那么,限制ZF规模与权力扩张就是减少问题尤其是市场机制被扭曲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则,而这正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一直坚持的。 黄益平:新结构经济学倡导ZF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困难,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些听起来并不复杂的主张,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演变和政策选择所带来的冲击,可能是革命性的。 @@@ ZF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能需要三个重要的假设:一是ZF领导人有思想、有远见;二是ZF官员有高效的执行能力;三是存在有效机制,约束寻租甚至腐败行为。 刘海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ZF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ZF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 最后,我提三个问题: {1} 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结构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决定结构变迁?或者说,这二者就如同蛋生鸡鸡生蛋一样纠缠不清? {2} 从技术的角度,如何实现引进模仿型产业向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升级?或者说,在引进模仿型产业向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出现陷阱,甚至掉下去,一时半会上不来,从而使前者可能无法成功应对被淘汰的危机,怎么办? {3} 客观上讲,市场有市场的比较优势,ZF有ZF的比较优势,如果二者要结合,如何兼容?或者说,如何保证这二者结合以后,恰好能够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把相互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和矛盾最小化? 8. 苗实:对林张之争的一孔之见 林毅夫,双向逻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就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单向逻辑,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捍卫中国市场经济。所以,我虽然可以站在林毅夫的角度理解林毅夫,但是鉴于中国经济的具体困境,我更乐意站在张维迎的角度批评林毅夫。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存在硬伤,那就是他在选择有效市场和有为ZF的同时,没有解决市场失灵和ZF失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架构中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ZF的联盟,不仅没有考虑到二者的逻辑起点明显不同,而且没有考虑到如何有力防范市场失灵和ZF失灵。要知道,在当下中国,有为ZF不必然解决市场失灵,还有可能扭曲市场,造成市场失灵。毕竟,在法治不彰和道德缺失的情况下,有为ZF更可能是市场经济之祸,而非市场经济之福。 中学为体中学为用,已属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过渡;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方为新。 1830 年以前,是旧时代; 1830 到 2012 年,是过渡阶段; 2012 年以后,是新时代。从这个角度讲,林毅夫已经落伍,被新时代所淘汰,而张维迎适应了新时代,终将引领新时代。所以,我强烈呼吁全中国年轻人,要远离林,拥抱张。要知道,林毅夫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个过渡阶段的发展经验提炼为新结构经济学,目的是固化并延续这个过渡阶段。可以说,他反动就反动在这里。毕竟,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就必须赶快结束或抛弃过渡阶段,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只有如此,才能摆正市场和ZF的关系,市场的归市场,ZF的归ZF,真正开启有效市场与有限ZF之最佳搭档的新时代。毋庸讳言,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有为ZF,但是他的这个有为ZF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心肠的坏ZF。那么,既然是坏ZF,好心肠如何而来?说白了,这种所谓的好心肠必然夹带私货,从而不是成就了市场,而是扭曲了市场。所以,我主张ZF应该恪守本分,力争做好有限ZF,而绝不是什么有为ZF。要知道,大卫休谟曾经说过,人性本恶,因而每一个进入权力机构的人都有可能是无赖。 大家都知道,林毅夫先生是经济学界的大反派。当经济学界在国企改革上取得产权清晰的共识时,他跳出来说要为国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当经济学界普遍认识到ZF退出市场的迫切性时,他则为ZF干预提供貌似强大的理论支撑;当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表示深度担忧的时候,他放出了中国经济还能保持 8% 增长二十年的大卫星。 林毅夫先生从现象到现象,貌似丝丝入扣,头头是道,实质上漏洞百出,不堪一击。譬如,林毅夫先生说,我想,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希望从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实际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跟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有抱负,是为了帮助他们国家的现代化。但是从绩效来看, 20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他们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太相信主流理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本身就不是说不变的真理。因为它是不断被扬弃的。也就是说,他对发达国家的现象,不见得就都能解释。这是主流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看,更容易出现 “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 的现象,经常会出现 “ 好心干坏事 ” 的现象。说句实在话,林先生的观点恕我不能苟同。现在,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来自哪里?有没有出现 “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 的现象?有没有出现 “ 好心干坏事 ” 的现象?请如实回答,不要回避。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张更多看到了问题,林更多看到了成绩。如果认定问题是主要的,那么张就占了上风;如果认定成绩是主要的,那么林就占了上风。而且,站在张的角度,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等西方先进文明都是普世价值,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站在林的角度,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等西方先进文明不是普世价值,根本就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从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其实,中国建设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必须用现代化科学思想武装中国人,而现代化科学思想是西方先进文明,不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中国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夜郎自大,闭门造车,没有出路。而且,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引进消化西方先进文明,中国才能除弊兴利,民富国强。当然,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明,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中国人有自己的创造性发展,不是机械模仿,不是全盘照抄。 读罢 “ 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 ,强烈感觉到,岁月不饶人,林先生还是老了。昨天晚上,我想了好长时间,得出结论,水落石出,说假话没意义。而且,张先生是真实的,彻底的,理性的,一个真正的学者,而非帮闲的政客。当然,林张二位先生之间的争论也有历史了,而我长期作为旁观者相当幸运,无论是林,还是张,都是师长级人物,值得学习尊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本人学识浅陋,评论定有失当之处,万望多多见谅。 在人大经济论坛,大大鸟说,张维迎是坚定的、纯粹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他主张中国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ZF尽最大可能的退出资源配置领域,危机通常是ZF干预的结果,林毅夫是一个折中主义者,承认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指出ZF可以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发挥必要的干预作用,因势利导; wcy2011 说,有争论是好事,不必给任何一方扣大帽子,只需仔细思考他们观点里的逻辑自洽性和是否能对现实进行解释就好; yuye001 说,如果学术只是为了给当前的集团利益捉刀代笔,而非探寻社会活动规律与现象的实质,是经不起时间验证的; lusongxin 说,想到以前看到的杨小凯在经济学季刊上对林毅夫后发优势的回应,中国有不少经济学家,不是缺乏经济学素养和训练,而是缺少必要的良知。 在新浪微博, Bach108 说,林老师和张老师都看到了世界的不完美,不过林老师将其放在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张老师则从局部均衡的观点看。所以,林老师的更有说服力;幸福来敲中国门说,与学者苗实一样坚信张维迎先生之理论,经济学本就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派系之分,观点不同罢了,无需纠错; Eric_Aldridge 说,孰对谁错,不想评论,经济学的论断,只要自圆其说,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就行,张有张的观点,林有林的看法,有争论,才有真理的出现,争论是找到真理的最好途径,张维迎是我比较喜欢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qxy 秦晓勇 aa 说,中国怎么能够维持 35 年年均 9.8% 的高速增长,那是因为改革开放走的是市场化 1.0 版本,现在需要升级啦,要 2.0 啦,张所言乃 2.0 也,不能说张林谁对谁错,只能说谁的观点更适合当下;小炜子历险记说,林毅夫断章取义,欺骗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史的老百姓而已,大家找找东亚模式和供给学派的资料,就知道谁有道理了;威思礼程说,大部分观战的网友甚至媒体人都出于各自左右立场来进行评价,反而看不到林先生多年来是一直认认真真的作学问,根据客观的数据和研究逻辑来进行问题分析,相反,张维迎先生虽然也令人尊敬,但是这么久以来基本上没怎么从事学术研究,而是过分地成为一名纯粹的公知,根据 “ 良心 ” 和激进的心态来陈说观点;冷月孤星风萧萧说,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老师的观点,基本还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较少完全是基于 belief, ideology 之类,这一点上,张维迎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太浓厚,偏信教条,不重实证证据,作为牛津的博士,这很不应该;战爷 99 王镇说,年均 9.8% 的高速增长,带来的是越来越高的房价,越来越恶化的环境,越来越低的道德底线,越来越畸形的官民关系,越来越奇葩的基尼系数,当然,对于某一部分人,这 30 年就如同在天堂一般;手机用户 3282271635 说,林毅夫,你能说说那 9% 的 GDP 是靠什么来的吗 ? 有多少科技含量,有多少人文含量,有多少环保含量,有多少可持续发展含量,有多少和谐含量 ? 印票子,盖房子,挖洞子,排污渍,烧煤子,哪一样是远见卓识的发展 ? 看见干枯的渭水了吗?看见遮天的雾霾了吗 ? 像个败家子一样祸害完,再像个嫖客一样拔腿出门移民; junli6363 说,林毅夫只看到效率,忽视了效用,缺乏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张维迎回到了效用,回到了经济学的 “ 合理性存在 ” 问题; FJ 辉 NJ 说,张教授看到现在所缺的,林看到过去好的;再当杯酒言欢说,欣赏林毅夫教授对于研究方法的强调,观点的形成与阐述应符合三个特征,可靠的数据支持,自洽的逻辑论证,可证伪的明确结论,不管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经济学争论,都须有这样的标准,否则只能视为神棍玄学,但国内这些年所见,多是空洞的观点立场之争,而少有严谨求实的学术讨论,不能不说是遗憾。 余丰慧 : 批得好,林的许多观点着实不敢苟同。 幸福来敲中国门:学者苗实不迎合权贵,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林先生的前后理论,我良知的经济学人,支持! 山财大一董彦岭:基本同意苖先生观点。我个人倾向于张维迎观点。政策因批评而完善。 蒙古大夫 2012 :楼主站在粪坑前,指责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 萧岚:这位苗实,酸水有余,学术太差。 超主权货币:学术探讨需要批评,支持一下。 whe58 :这种争论属于规范的范畴,如果各自的价值观和立场不同,就不可能达成共识。 转载列 转载 转载是分享博文的一种常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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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私营经济进关键领域将比国企还差
wxfwolf
2013-11-19 14:56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朗润·格政论坛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他的解读。林毅夫认为,关于国企改革,在关键领域,国有经济还必须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那些领域即使是私营经济去的话,直接效果跟成本在很多理论跟实证证明都比国有企业效果还差。 以下为林毅夫部分发言: 这次三中全会之后大的方向已经出来了,未来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改革推进的力度,之前有观点认为国企改革推不动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目前利益集团的阻挠,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未来是否有可能突破这种阻碍。 林毅夫:利益集团是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大部分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也是有利益之争。但是能不能改还是决定于我们对问题的判断以及这样的改革是不是能够达成稳定跟发展两个目标的共同达到。 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这一次三中全会决议里面也谈到不少,国有企业主要功能是什么,它主要的领域是什么?它主要功能关系到国防安全、关系到战略性产业、关系到全民利益这几个领域上。国有经济还必须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那些领域即使是私营经济去的话,直接效果跟成本在很多理论跟实证证明都比国有企业效果还差,所以这一部分还是需要国有经济,还是要国有企业。 那么其它部分就应该是公平竞争,如果民营经济能够经营得好,民营经济就扩张,如果国有经济能够发展的好,那也应该是可以国有经济,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这样的改革方向,我相信在三中全会的《决议》上面已经非常明确,而且是很具体的,相信我们党中央国务院是有能力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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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学家
wangqing0610
2013-6-24 02:13
2012年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学家 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 3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5年至今,任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舒尔茨杰出功勋教授。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罗伯特•J•巴罗(Robert J. Barro) 哈佛大学经济学瓦格纳经济学讲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98年获得亚当•斯密奖 (APEE) 5 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约翰•德维杰出服务教授(John Dew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6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7 彼得•菲利普斯(Peter C. B. Phillips) 耶鲁大学经济学、统计学教授。1989年晋升为校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8 让•梯若尔 (Jean Tirole) 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兼职教授,《计量经济学》杂志副主编,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 9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主席。1977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0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1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Top5%中的华裔经济学家 Top5%的1634位经济学家中,华裔学者共19人。其中,邹恒甫、魏尚进、白聚山、李龙飞、萧政和张贤旺位居前500之列。 邹恒甫(全球排名第96位)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魏尚进(158)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白聚山(33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 李龙飞 (374) 俄亥俄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 萧政 (483)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荣誉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高级研究员,《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 张贤旺(Yin-wong Chueng,495)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经济系终身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Top5%中其他的华裔经济学家依次为:石寿永(排名534)、查涛(546)、王平(音,Ping Wang;736)、黄有光(951)、郎咸平(1019)、张俊森(1035)、林毅夫(1143)、张晓波(1194)、范胜艮(音,Shenggen Fan;1413)、文一(1545)、方汉明(1571)、陈永民(1585)及邹至庄(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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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经济发展
ruihuizhou
2013-4-28 18:38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绑架式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中央ZF管制放松下的地方官员激励的发展结果!普通人民大众被绑架了,也就是说,普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赚钱以应对不确定性和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房价),并缺乏投资渠道,简单地说就是不能把资金流入国外,只能存入银行,地方ZF又拿着民众的存款来投资,ZF负债有激励通胀,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存钱买单——通胀税,ZF获得政绩!你说,这难道不是ZF控制的结果吗?林毅夫却反过来说,要加强投资,就是这种逻辑,因为民众不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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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当儿戏:林毅夫理论的逻辑前提有问题
曾飞教授
2013-3-19 08:53
莫当儿戏:林毅夫理论的逻辑前提有问题 曾飞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庄宇辉报道说:“作为世界银行成立60多年来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自称获得了‘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他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林毅夫称,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最根本的要务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利用自身优势将最有影响力和最积累最多的资本,改变结构以后再不断升级。……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变革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林毅夫最后称,或许新结构主义正是走上这条繁荣之路的捷径。(《林毅夫:新结构主义是繁荣之径》) 如今举国的精英们高调热炒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指认为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个林毅夫新理论本身,它的逻辑前提有问题,存在悖论,前提本身至今“仍然不能很好解释一切”。从这样的不可靠的基本前提出发所得出的林毅夫新理论当然也缺乏可靠性。企图把这样不可靠的,并且未经实践和时间考验的理论推出来作为国策则相当草率。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上的演讲比较简要地描述了新理论的基本框架。 按照林毅夫自己的描述,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是: “这一理论分析有一个 基本前提 :结构是内生的,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决定 。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要素禀赋都是给定的,比如有多少劳动力、资本及自然资源。但这些要素又是可变的,比如劳动力会随人口增减变化,资本可通过积累增加,自然资源相对给定,但随着技术开发,也能有所改变。 经济学家普遍对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研究国家贸易的经济学家除外),而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是结构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变量。” “在每个给定时点上,要素禀赋及其相对价格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这一时点上的发展共识和比较优势。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因此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必然在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和技术上有优势,并形成优势产业。很多发达国家怕中国,就是我们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因此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收入,就必须拥有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比如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由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达到高收入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素禀赋结构赶上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 表面上是收入赶上发达经济,深层上是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更深一层 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必须赶上发达经济。 在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是产业与技术变迁,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要改善,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 “这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之上,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他们已经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排除发展的障碍,使他们的这些产业在要素生产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再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如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条件维持每年8%或以上的增长20-30-40年,经过一代人两代人实现几百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追求:跟发达国家平等,并达到共同利益。” (来源: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讲稿摘录) 简而言之,逻辑前提是: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决定 。结论是: 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赶上发达经济。 一个有效的推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成立,二是推理或认证形式正确、有效。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是逻辑常识。 前提不真,结论必然不真。前提不可靠,结论也难以可靠。 那么,林毅夫理论的逻辑前提真吗?可靠吗?经过许多学者的分析检验,无法保证这个前题为真,也谈不上可靠,甚至出现悖论。 先看一看要素禀赋学说的理论背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了解释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在20世纪早期,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用来说明各国生产参与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原因。俄林批判地继承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他认为,李嘉图只用劳动支出这一因素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是片面的,在生产活动中,除了劳动起作用外,还有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各国产品成本的不同,必须同时考虑到各个生产要素。为此,他向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了挑战。他在1933年出版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贸易学说,标志着要素禀赋说的诞生。俄林早期师承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而深受启发,故他的要素禀赋说也被称为赫--俄模式。该模式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模式并列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基本模式。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又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H-O模型。俄林以要素禀赋代替大卫·李嘉图的劳动成本,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类型。根据资源禀赋学说,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要素禀赋学说的理论背景由此,俄林得出结论:“ 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也因而应出口的产品,是他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 ;一国的比较劣势产品,也因而应进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 ”比如,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要素禀赋论 。而广义的要素禀赋理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取决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具有相对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 新古典的要素禀赋理论,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方面来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克服了李嘉图模型中关于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假定的局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新古典的H-O定理仍然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条件之上。根据要素禀赋的发展战略原理,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富裕国家自然应当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当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普遍起步发展,并根据这一原理决定发展战略时,世界市场的有限容量便对这一战略提出了疑问。所以,一个国家能够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世界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百度百科) 要素禀赋论 (factor endowment theory)指狭义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Heckscher-Ohiln theory,简称H—O理论),又称要素比例学说(factor proportions theory)。 要素禀赋论出现了列昂惕夫悖论 :要素禀赋理论在理论与实际运用中的成功,使其在1933年到1953年被公认为国际经济学中的一颗"明珠"。但是,随着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工作的深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要素禀赋理论的不足逐渐暴露。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对要素禀赋理论适用性进行的研究是第一次,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次。 列昂惕夫悖论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列昂惕夫悖论。对美国的检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在贸易中,各国出口的商品是密集使用本国拥有的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产品。这一理论与许多国家的贸易模式相吻合。然而,列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The Input-Output Method),对1947年美国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存量和工人数值进行了比较,却 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列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把整个经济中所有产业都列入表内,详细分析每个产业的投入来源和产出流向,完整地分析了各个产业之间原料、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之间的供需关系。表内的产品都被还原成生产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每一种表内的产品都可以用生产这些产品的总要素需求(包括直接要素需求和 间接要素需求)来表示。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平衡和各个产业间的供需平衡,可以通过投入-产出表显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用生产要素的数量表示。对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是否符合现实,列昂惕夫运用美国进出口商品的有关数据进行说了检验,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其结论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正好相反。……对其他国家的检验。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开列昂惕夫悖论,并利用其他一些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其他国家的一些资料对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进行检验,然而情况却更为棘手。悖论仍然存在,检验结果,既没有肯定地证实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也没有否定赫克歇尔-俄林模型。1988年哈利.伯文 、爱德华.利默、里昂.斯威考斯卡斯利用27个国家有关12个生产要素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进行了验证。据商品贸易实质上是生产要素的间接贸易的思路,鲍温等经济学家计算了每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与全球该要素供给的比例,然后将这些比例和每个国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份额相比。如果要素禀赋理论是符合现实的,那么,这些国家都应该出口要素比例超过收入比例的要素,进口那些要素比例低于收入比例的要素。表3-14显示了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有2/3的生产要素在不到70%的情况下符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这说明, 列昂惕夫悖论在更大范围内仍然存在 ,贸易并不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预测一致。1961年,加拿大经济学家沃尔(D· F·Wahl)对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与美国的对外贸易分析,结果是加拿大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加拿大与美国贸易占很大比重。这个结果似乎与列昂惕夫结论比较一致,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相悖。……1962年印度经济学家巴哈德瓦奇(R· Bharadwaj)分析印度的贸易结构,其结论表明印度与美国的贸易 证实了列昂惕夫悖论的存在 ,印度出口美国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印度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印度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又符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表3-4表明 南北贸易较为符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论断。但是南北贸易仅仅占世界贸易的大约10%,所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仍然不能很好解释一切 。( “国际经济学理论”第3章 要素禀赋理论 ) 因此,林毅夫用至今“仍然不能很好解释一切”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即已经出现了列昂惕夫悖论的要素禀赋论作为逻辑前提来推导出新结构主义理论,前提不可靠,结论也难以可靠,相当草率。如果林毅夫 先生仅仅是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一家之言,做为一种假说提出,则尚无不可,其可靠性可以等待实际检验。但如今治国精英们迫不及待地企图用这样草率的理论来决定国策,决定民族的前途与命运,那就未免太草率了。说得严重一点那是拿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当儿戏。人们不能不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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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林毅夫新结构主义与中美国新阶段
曾飞教授
2013-3-17 22:54
林毅夫新结构主义与中美国新阶段 曾飞 笔者在《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一文中提醒人们关注中国御用经济学家坑爹的“理论”即将从厉以宁初级阶段向林毅夫高级阶段转变的取向。挑明林毅夫比较优势论,以及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含义及其隐含的祸根。本文进一步描述林毅夫理论在中美国背景下的真实含义:推动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化,彻底殖民化中国。 而对于林毅夫理论的重要地位,2013年03月08日光明日报《厉以宁林毅夫互动纵论经济热点》作了生动的报道:“今天上午,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佳宾云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二场记者会上,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李毅中、杜鹰、贾治邦六位委员围绕“推动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厉以宁与林毅夫,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回答提问时不时地相互补充,精彩的“林厉互动”,不仅解渴,而且感人。对中国经济的关切之情,在两人的互动中璨然呈现。”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新殖民主义 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赤裸裸地暴力统治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和北美这两个殖民地,成了帝国经济的主要基础。 美国接受英帝国的传统,继续殖民,但也接受了教训,不再赤裸裸地建立殖民地。而是采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控制的新殖民策略。中美国超级融合正是这种比较隐蔽的殖民政策的当代核心内容。也就是形成“中美国”的依附结构:美国把握高端技术当老板,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为美国打工。华尔街资本和美国文化一步步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死死地缠住中国。牢固地确立“中美国”的经济依附和政治依附体制。最近又提出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新纲领,抛出林毅夫“新结构主义”,就是要把这种经济依附结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彻底钉死中国。建立如同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印度的帝国经济基础结构,以此挽救病入膏方的美帝国经济危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维护美帝国的世界新殖民体系。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初始阶段:美国设计中国制造 肯德基挤压北京烤鸭、苹果与富士康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扎卡里·卡贝尔在他所著的《中美国》一书中描述道: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 “‘中美国’:文化融合。现在要说的是中国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经济结构转型一样重要,但是它更加难以量化,这就是文化。“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贸易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贸易的重要性低。”“还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我要和几位律师朋友在上海南京路商业区的一座新落成的办公大厦里会面。我对那里并不熟悉,所以我走错了楼层。这座办公楼很普通,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办公楼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那晚我去大街闲逛,商业街两旁挂满了印有姚明笑脸的巨幅广告牌。这个两米二六的小巨人那时候刚刚进入NBA,在休斯敦火箭队打中锋。而且,那时他也刚刚与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签订代言合同。火箭队希望得到一个好队员,而耐克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它希望姚明能够帮助耐克公司开拓中国消费市场的新领域。华为和耐克,前者是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后者是人尽皆知的运动鞋制造商。中国在邓小平及其后任领导人的改革基础上,逐渐融入新的全球商业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对全球的主要影响就是改变宏观需求。我期望中国可以降低高达40%的储蓄率,并且希望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西方人的消费模式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 在作者看来肯德基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不仅仅是它控制整个肯德基中国店的独特配方,更重要的是它的消费方式,消费文化。它用完全不同于北京烤鸭的消费文化迅速击败了北京烤鸭的消费 习俗,占领了市场,特别是改变了中国下一代的饮食文化,打下了长远的文化习俗根基。而苹果-富士康的代工体系,在中国南方,老板-雇工模式和残酷的奴役劳动文化同样取代了新中国国企的自觉劳动文化,而成为主流模式,占据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且迅速向中国西部扩张,这得力于中国官僚文化下的权力支撑。 就这样,自由贸易和西方文化之下的所谓超级融合,在美国资本实力的推动下迅速殖民化了中国。但这仅仅是初级阶段,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低级阶段,“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初步格局。此后,以华为为代表的思科-华为融合模式就要到来。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相应的文化融合,也就是耐克-姚明文化现象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入阶段:美国品牌中国研制经营 姚明与耐克,思科与华为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耐克是全球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生产的体育用品包罗万象:服装、鞋类、运动器材等。耐克商标图案是个小钩子,造型简洁有力,急如闪电,一看就让人想到使用耐克体育用品后所产生的速度和爆发力。耐克一直将激励全世界的每一位运动员并为其献上最好的产品视为光荣的任务。耐克的语言就是运动的语言。耐克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 任何一件在中国生产的体育用品,一旦加上了耐克品牌,马上身价百倍,而且主要归耐克所有。这是顶级生物的掠食模式。 正如扎卡里·卡贝尔在《中美国》一书中所说的:“‘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作者关注了耐克-姚明现象和华为现象。 耐克-姚明文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极大地张扬了品牌效应,姚明-耐克让中国人深感荣耀和民族自豪,来之不拒是小看了它的作用,简直是以此为傲!于是耐克无论如何昂贵,中国人还是趋之若鹜,宁可弃价廉的国产品而追逐昂贵的洋品牌耐克,心甘情愿地给洋人送钱。 如此的新消费文化习俗逐渐在中国形成,特别是此后美国在中国成功培育了一种更加可怕的的消费文化:新兴贵族层的崇洋迷外与炫富文化,譬如舍命追逐洋车、洋酒、洋奶粉直至洋奢侈品 用于炫富、长脸的可怕习俗。在日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消费文化。在日本没有类似中国的面子文化,也就难以培养类似的消费文化。以此,耐克在中国市场也就所向无敌,彻底击溃了中国的竞争者。这是就是更高级的融合。美国资本只需要紧紧抓住高科技、消费文化和 它们的集中体现“品牌”就可以放手让中国人制造,甚至开发,技术升级,而仍然大获其利。不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充分利用中国的高端人力资源,为美国资本服役。这就是林毅夫新结构主义得以推出的现实背景。 这种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的战略需要典型地体现在思科与华为的竞争问题上。 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 Inc.),简称思科公司或思科,1984年12月正式成立,是互联网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者,其设备和软件产品主要用于连接计算机网络系统,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1986年,Cisco第一台多协议路由器面市。1993年,思科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由1000台路由器连接的网络,由此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竞争方面,思科与华为一直是老对手。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认定华为和中兴危害其国家安全,而华为在其后的反驳中指出,华为、中兴被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正是思科在背后推波助澜。此刻思科与华为从剧烈对抗开始,在美国资本和文化的阴影下, 正力图逐步将其超级融合,形成典型的、隐蔽的老板-打工者结构模式。美国渴望以此新方式控制,遏制中国民营企业的自主的科技发展的趋势,把大量的中国科技人才和科技开发能力至于美国的控制之下。逐渐把中美国的超级融合推向全新的阶段。 腾讯科技孙实11月4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份关于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让中国电信(微博)设备商华为拓展北美市场的计划再度受挫。从2005年华为赢得首个欧洲合同开始,7年的时间里,华为已经与全球大部分运营商特别是前50名运营商相继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唯独美国市场久攻不下。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一次半公开场合表示:“华为全球的战略布局,唯一的困难就是美国。”的确,华为这几年在在通往美国市场的道路上,经历了不少风雨。而华为在美国遭遇的一连串打压的背后,其实是商业利益争夺的延伸之战。……华为曾做出预测,到2020年,其全球收入将增长三倍,达到1000亿美元。不过,如果华为无法赢得美国的顶级客户,要实现该目标的难度显然很大。……2007年,思科CEO钱伯斯在中国直言不讳地表示,华为将是思科全球性的噩梦。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华为以及其当时的合资公司华为3Com给思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钱伯斯的担忧变逐渐成了现实,华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思科的想象。目前,华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而今年上半年,华为销售收入达1027亿元(约合162亿美元),一举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国内,华为已经被视作全球化最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但在美国,却不得不承受更多全球化压力,这使其始终无法打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蔓延的一种恐惧情绪,担心华为的介入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土的竞争,甚至担心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都直接或间接地阻挡了华为的美国战略。但华为一直都没有放弃他的美国梦。业内人士认为,北美电信设备市场主要以美国为主,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也是当前电信设备市场中“盘子”最大、利润最高的市场。在电信设备圈内,也有一种“得美国电信设备市场,得电信设备天下”的说法。此外,加上一直以来美元汇率的波动相对较小,美国运营商的订单普遍数额不菲,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所以美国市场成为设备商必争之地。 2012年11月21日北京商报《思科向中兴华为妥协背后:缺乏创新致原地踏步》披露说:在终止同中兴的销售合作关系仅仅一个月后,思科的态度突然大转弯。近日,该公司CEO约翰·钱伯斯日前在第一财季财报电话会议上称,中兴通讯是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思科未来将扩大与中兴通讯的合作,并致力于长期在中国发展。突然示好中兴和华为。上个月,当美国调查中兴、华为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思科被业界猜测为幕后推手。不仅如此,思科还单方面结束了与中兴长达七年之久的合作关系。一连串的事件让思科成为了众矢之的,或许是迫于压力,思科开始向中国厂商示好。在表达了和中兴的关系后,钱伯斯也表示思科与美国国会针对华为发布的产品安全威胁报告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和中国会解决因此引起的冲突,不会爆发贸易战。“思科一直把华为当做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之前的分歧导致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钱伯斯说道,“你们将看到双方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做,对于世界和两国经济都是有利的。这个分歧已经给思科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压力。”——在美国新超级融合策略之下,思科 迫于压力开始改变策略,开始转向和好,不得不走超级融合之路。 还有报道说:郭台铭会面任正非:华为战胜思科必须与富士康合作。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代工王富士康,科技公司华为这两家曾经秉持两种截然相反理念的公司,走上了合作的开始。富士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近期在富士康集团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透露了他与中国顶级科技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的一次会面,两家公司目前已经就交换机、数据通信等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展开了初步的合作。…… 台资企业也会转变他们在大陆的管理模式和用工政策,将更多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高端服务链条放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也会更重视大陆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启用。——代工之王富士康在也正在试探插手这种超级融合。 《IT经理世界》封面文章:《华为全面西化中?》则认为:华为成功与思科达成 和解的关键点是按国际游戏规则办事 。这得益于华为从1998年就开始引入大量国际咨询公司的服务,在组织、管理、流程、财务、人力资源、IT系统、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变革。华为引入IBM的IPD(集成开发管理)系统后,在产品研发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是否违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是否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企业利益而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这一管理流程的严格执行,保证了华为在技术研发上的“干净”。 总之,扎卡里·卡贝尔在《中美国》一书中预示了中国发展之后,简单的老板与打工方式已经难以驾驭中国,需要推出新策略。因此,他成功预测了华为等科技民营企业日后的被超级被融合将是美国新策略的重点,认为“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而对于 中国国企巨无霸更大的竞争威胁,则美国的策略是与中国的内应配合,对国企实行私有化,彻底瓦解并吞它,因此避而不谈与之超级融合。 因此超级融合的主题就仅仅是中国的民企。而联想之类的国企在权力的干预下,很早就自废了技术开发的武功,后来又推行了所谓的国际化路线,自己废了自己,已经对美国构不成威胁。这就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给中国“林毅夫新结构主义”新策略的历史背景。 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的要旨 2012年07月06日汤向阳《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指出: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版发展经济学,分别是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强调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后者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两者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采纳了“旧结构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机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在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 比较优势 产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为了具体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 林毅夫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 ,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它们也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下的发展“食谱”。……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是“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 第一步: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 参照模型 。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参照国里已有 民营企业 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步: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 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 。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 政府 也应该注意识别 本国民营经济体 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 支持它们发展壮大 ;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 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 和形成产业集群; 第六步: 政府 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 提供 限定期限的税收 优惠 、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 支持 。 另外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发展农业 至关重要。它可以消除贫困、 提供资本和市场 。 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 。 第二:若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希望资源成为其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它就需要管理好这些资源,并 将这些资源带来的部分收益投入到产业结构转型 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它的变迁。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所有国家在现代经济出现以前都是农业经济;要变成现代国家,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要大幅下降,从原来的90%,变成20%到30%,最后变成发达国家的不到5%;原来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现代国家人口都在城市。结构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技术、产业、软性制度和基础设施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它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经济结构都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指的是它受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都是特定的,包括其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应该由其特定时间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包括其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等;其次,不同国家拥有的要素禀赋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就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它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 新的优势产业 也会涌现,这样 产业升级 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根据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北大国际(BiMBA)校友大讲堂”上的演讲及问答整理。) 林毅夫教授还认为: 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进程。 如今的经济发展已不是向亚当斯密时代的产业结构不变、技术不变,而是工业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而且在变迁过程当中,必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这是企业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协调和改善,以使 产业升级 顺利进行,或由政府直接来做。总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 有为的政府 。 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民营企业、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产业升级、发展农业提供资本和市场、有为的政府是几个关键理念。简单说,外商直接投资和民营企业强调的是自由化和私有化,这是贯彻美国给中国的主要药方;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产业升级强调的是中美依附关系的基本结构,原先是美国设计中国制造,此后将是美国高科技与品牌,中国研发与经营;发展农业提供资本和市场、有为的政府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利用权力城镇化,提供劳动力与土地等资源,提供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的广大市场,为美国经济做贡献。 同时与“一个有为的政府”配合私有化国企,扶植民企,引入外资,彻底殖民化中国经济。 林毅夫理论与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化 林毅夫何许人也?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从台湾岛登陆到大陆后改现名,并一步步成为官方的智囊人物。林毅夫1952年10月15日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祖籍为福建省漳州市,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5年,台湾国军陆军官校第44期毕业 ,曾在金门任国民党军连长,后来泅渡逃到厦门;1978年取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黄卫东《林毅夫,应为中国外汇损失负责的经济学家 》指出:我国储备了近2万亿美元,随着美国大量增发美元,准备大幅度贬值美元赖帐,我国的外汇所对应的财富将大幅度缩水,其损失会在短期内达到1万亿美元。而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贬值美元赖帐,近年来,平均每年贬值8%,我们2万亿美元储存8年,就会损失损失一半,达到1万亿美元。我们还无法使用这些美元快速兑现财富。造成今天中国这种尴尬处境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林极力推荐的比较优势理论。 早在2007年03月听光《林毅夫理论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就指出: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根据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个理论,在他所构想的自由世界里,每个人、每个国家只要信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地位,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资本家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各安其位,就能够自由地在按照这种等级格局中发展构造出一个和谐自由的理想世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设想,每个国家每个地方每个群体只需认清自己的优势所在,并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每个部分按照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那份事情,则天下就完美无缺,天下太平美好了。将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于观察中美经济关系就能发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且由于教育文化的相对普及,具备大量一定素质技能的劳动者,所以中国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中国与美国相比,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方面相对美国较弱,所以中国的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必然居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下游地位,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上游地位。即相当于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食物链的上端。所以才有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故事发生着流传着嘛。 于是乎,美国等西方强国就心安理得地凭借其高端地位不断地瓜分占有更多的利润份额,吸食占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果实。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入,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内需能力必然日益萎缩,而生产的各种商品则出现严重的相对过剩现象。于是,中国的这些商品必须到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去开阔市场,并且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必然流向美国等这些富裕的西方国家。但对于美国等西方强国来说,其社会内部也是分层的,其社会成员也有穷有富,也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是要从事传统相对低端的商品生产工作的。面对汹涌澎湃的中国低价商品,如果美国等国不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任由中国商品冲击的话,那么美国从事相对低端生产工作的劳动者则必然大量失业,进而也必然会制造导致其社会发生动乱。所以人们常常能够看到美国挥舞贸易保护的大棒,从这里也看到,绝对自由的世界目前是不存在的。但是,各种资本家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无止境的,只要倒买倒卖中国商品有利可图,则中国商品对世界的冲击就始终存在。在中国商品对美国等西方强国的低端传统产业造成冲击的同时,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则中国自己在高端产业方面则是一败涂地,人才凋零,核心技术空心化,从此益发受制于人,事实上已越来越陷入到一种经济殖民化状态。一方面,美国等强国不断地加强其在高端核心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时又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限制外来商品对本国传统产业的冲击,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中国非常虔诚地奉行比较优势理论,大力发展低端传统产业,而在高端技术产业方面则几乎全面撤退,至于核心技术更是两手空空,在国际经济方面居于受压迫剥削的地位,又加上私有化加剧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严重冲击着社会稳定。另外,对高端技术领域的大面积放弃导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博士生丧失就业科研的平台,不得不造成严重失业,或转业从事大量低端劳动,一些高级人才也只能远赴海外等等现象,中国人才严重凋敝,人才培养提升体制机制崩溃。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和严重的选择!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还是各自为政的现实局面情况下,比较优势理论显然是有利于强国富国的,而对于弱国穷国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深远的灾难。任何第三世界国家若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的话,无异于是把自己往西方强国的砧板上奉送的鱼肉。 林毅夫之所以需要提出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是因为依据原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为美国打工的初级模式已经刮净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南方的代工模式血腥而极不人道,代工模式之王苹果-富士康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代工模式随之陷入了用工荒的困境,改革典型几近破产,难以进一步中美“互补”——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美国居于食物链的上端,吸食中国的经济果实。为了巩固和提升中美国的依附经济结构,需要新的依附方式。那就是在中国继续用城镇化挖掘“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继续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基础上,把依附的内容提升一级,美国控制品牌和高技术,中国提供科技劳动力和经营劳动力,进一步拓广领域,进行产业升级,让中国也为美国当高端打工者。虽然中国打工的级别提升了,但依然是为美国打工,美国是高端掠食者,中国是被掠食者的格局不变。这样就深化了中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得利更大。这样,中美国超级融合就深化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然,林毅夫的理论,不是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是美国谋略的理论化表述。人们务必透过利诱看清这个实质。 譬如林毅夫的“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的策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早已经在中国农村致力于农业的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并且得到中国有为政府的强力支持,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先玉335:美国种子扩张速度惊人》转基因高科技先玉335玉米滚雪球似地推销:带有国外血缘并且产量高的玉米种子并非只有先玉335。在有“美国街”称号的吉林榆树种子商业街上,分布着200多家种子公司。林立密集的广告牌中,有不少在显著位置写着:美国血缘。“加美种子4S”店就是其一。店主介绍,自己卖的玉米种子是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研制,在中国已经试种了五年多,在榆树地区也免费推广了三年,大概占有6000~7000垧地(一垧地合15亩)的份额。“我们的产量比先玉335高,但是先玉335还是占强势,他们至少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她看来,自家店铺开张营业的时间并不算早,“先锋公司的推销人员早在7月就已经下乡了。” 先玉335特殊的推广模式,是其得以在中国农村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中农民张俊生记得,2008年时,春耕未到,先玉335的种子推销员就像一夜间从土里钻出来一样,他们走村串户,一茬一茬到农民家里推销。“这些推销员有些就是本村的,还有些是本乡的。” 在部分地区,当种子推销员成了农民致富的新路子。记者在采访时,不时听到一些暴富的神话,“镇上某某一年代理种子销售就赚了100万”,村民议论这些时流露出羡慕的眼光。由于种子不再由国家专营,任何个体户都可以卖种子,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一种类似传销的种子销售网在农村铺开。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考察过这种在农村流传的种子销售模式,种子公司或科研机构的利益相关者雇佣的推销人员往往以低价,将外国种子甚至非法种子销售给种子销售点或基层干部群众。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他们走村串户,不遗余力地推销,在农村形成滚雪球效应。——这就是在农业方面所谓的科技升级,可怕的转基因战争。 由于美国的这个药方,表面上看似乎有意让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表示这样做对美国有利,表面上看也似乎对中国有利(实质上是美国资本借此完全掌控中国的技术创新力量,也就阻止了中国独立的科技创新实力的真正形成,保障了美国科技的独霸地位),特别对中国官方具有诱惑力,似乎具有“现实性”,也就成了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荐给中国当局的新药方,林毅夫理论就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荐给中国当局的新药方的具体表述。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来讲,既是继续造成经济损失的危险,也暗含着另一种机会 。正确应对美国的计谋,则能抓住历史机遇,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中国实际上会走向何方,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当权者是美国的奴才还是真正的韬晦者。美国资本、货币、文化和军事的实力是美国继续控制中国的依据。而中国深厚文化和国民的日渐自觉则是中国最终摆脱控制的依据。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执政者的走向也就可能成了打破这种美妙局面的重要砝码 ,关键则在于敢不敢以国企为主导力量,国企民企并进,独立自主发展技术创新,自主投资科技与高端工农业,同时有策略地利用外资,积极吸收外来科技,壮大自己。此刻执政者执行什么样的方针对中国的兴亡关系重大。国人不可不予关心。 美国超越英国,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这种微妙的局面曾经发生在英美之间,如今又发生在中美之间。 十七世纪初期,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殖民地。到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沿北美洲东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居民除英国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外 ,还有来自欧洲其它国家的人,以及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北美洲东岸的英属殖民地,都由宗主国英国委任总督管治。表面上各殖民地都设有自己的议会,由当地居民推选议员,但议员通过的法律必须由英国国会审批,才能正式生效。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开始寻求独立发展,以减少对英国本土的依赖。然而,这却引起了英国当局的不满,因为英国当局希望北美殖民地能继续充当其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的市场,英国当局采取高压政策遏止殖民地经济的自由发展。自十七世纪中期始,英国政府在重商主义的政策引领下,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条款,用来管理殖民地事务。这一政策引起了北美殖民地自由革命风潮。最终爆发革命,诞生了 美利坚。 2011年02月15日英国国际观点杂志:《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变本加厉》:从经济角度看,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中国发挥着无可争辩的积极作用。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再一次印证这种观点。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可能加剧本已存在的冷战趋势,导致危及人类的政治和军事紧张态势。2010 年中国经济再一次高速增长。如果这种强劲增长势头继续下去,美中经济曲线将很快出现交叉。这使西方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是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一个不同于西方体制的国家首次成为世界一流经济体。但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冷战风险吗?按照结构主义者的国际关系观,一个新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关系必然变得紧张,即引发所谓实力关系框架内的“零和游戏”。……因此,球在美国一边,美国仍能“左右世界”。他们依旧掌握主动;迄今为止,游戏规则还是由美国来定。他们或者选择一种新姿态,认识到“单极时刻”不过是昙花一现,明智的做法是在集体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和平关系框架。否则,他们将继续愚蠢地试图防止一个在战略上堪与其匹敌的国家的崛起。倘若如此,只能加剧冷战的走向甚至使之更为惨烈。 2009年05月0日《陈丕宏:美国是如何超越英国的》: 正当英国人为了维系其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地位,表面上洋洋得意,实际上疲于奔命时,美国人 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 。不到半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和专利,包括许多崭新的制造方法与生产流程-从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 (Thomas Edison) 的白炽电灯泡、1894年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的交流电 (AC:alternating current)、1895年金·吉勒特 (King Gillette) 的一次性剃刀 (disposable razor blade)、到1908年全世界首度量产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T型车等,在在都是物美价廉、改善生计的实用商品,而非抽象空泛的理论。结果,不但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更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 同一时期,美国政府 对学术界基础和实用性研究也做了重大投资 。事实上,今天我们耳熟能祥的麻省理工学院 (1865年创校)、柏克利加州大学 (1868年创校)、斯坦福大学 (1885年创校)、加州理工学院 (1891年创校)等许多的美国顶尖研究性大学 (research university),都是那段时间在联邦和州政府对研究经费的资助下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与成型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更为专注,先后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1950成立) 和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 (1958成立),加码对产、学界的研发创新提供每年近100亿美元 (2008年度经费总合) 的支援-绝大多数美国高等学府的理、工科研究生,不论本国或外国人,都是此类经费的受惠人 (包括本人在内)。50多年来,二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繁多,包括微电子、互联网等有名、成功的商业化实例,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并早已成为其他国家政府资助研发所模拟的标准样板模式。 美国在研发创新上的另一巨大优势是其开放的移民政策,尤其是 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前面提到美国政府 对高等教育的研究资助极为慷 慨,对受惠研究生的国籍,也不分彼此。全球各地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相对本国节节高升的研究所教育费用,美国学府的一流水平和研究奖学金,往往成为不可抗拒的磁铁。再者,美国移民法鼓励高等人才的就业移民,只要雇主赞助,不难取得工作签证,若干年后可再转为通称绿卡的永久居留,楚才晋用,莫过于此。许多楚才在美国创业,前仆后继:上述尼古拉·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英特尔的创办人安迪·葛洛夫来自匈牙利、谷歌共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出生于俄罗斯、雅虎的杨致远10岁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类似的移民创业成功案例,多如过江之鲫,不胜繁举,对造就美国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技术领先提供了难以衡量的价值。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尤其是美国人当年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等历史经验更值得注意。中国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独立自主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发展自己的科技, 吸引科技人才,进行创新,大力投资高端工农业,夯实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中国就会失去最宝贵的历史机会。作为执政的政治家或者为民族的兴起发力,成为民族的英雄,或者投靠美国帝国谋取私利,成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当局者 当好自为之!中国日益觉醒的民众正睁大着双眼紧盯着执政者的一举一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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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
曾飞教授
2013-3-15 07:14
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 曾飞 厉以宁:经济增长依赖于城镇化投资的拉动 2013年03月07日人民网《厉以宁、林毅夫等政协委员答记者问实录》 : :我的问题想提给厉以宁委员,我们知道目前国际经济的复苏形势还不明朗,我们国家经济还是承担着下行的压力,同时一些主要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又让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物价还是有上涨的压力,这一冷一热之间,有人说中国经济很纠结,请问厉老您如何看待2013年的中国经济,您觉得纠结吗,您觉得最大的风险在哪?大家都在说改革,改革是千头万绪,您觉得改革最先从哪突破? :第一个问题,2013年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是在稳中有进的,因为现在首先认识到 7%左右到8%已经进入了常态 ,因为今后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像过去双位数,所以能够完成今年的7.5-8%的增长率。 :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金融风险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 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在就结合了城镇化,城镇化的资金从哪里来?地方的筹集,包括用它的债务平台。 (按:正真的底牌是印钞票,投资40亿搞城镇化) 林毅夫: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推动增长 2013年03月07日人民网《厉以宁、林毅夫等政协委员答记者问实录》: :我有问题想提问林毅夫林委员,其实刚才厉老也说,判断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今年7-8%,以后将是常态,其实您在以前就作过这个判断,请问您作出国民经济增速是8%以上,并且将至少持续20年是基于什么分析判断出来的?另外,您曾在世界银行工作,您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复苏情况是怎么判断的,今年会不会比去年更好一点,欧美的这些潜在性的不确定风险,比如意大利、美国财务上限,您对他们的风险是如何看待的?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这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造成它们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对发达国家来讲,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非常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的 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是驱动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个优势,叫做后发优势。我前面谈到发达国家过去这100年来,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是2%,加上人口增长1个百分点,所以他们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3%。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如果懂得 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可以一倍于或者两倍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来发展,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可以维持而且实际上实现了20年每年7.6%-9.2%的增长,我相信, 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我们应该有潜力维持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但如果把这个困难克服了,这个潜力也就可以实现了。 2007年03月06日新华网《林毅夫: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庄建设》: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 郭鑫 李建敏)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6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中国一些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庄建设,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林毅夫说,他从一些新闻报道和自己去年对农村的一些考察中了解到,确实有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林毅夫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林毅夫是最早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专家之一,他认为新农村建设的 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 卡拉贝尔:中美国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 扎卡里·卡拉贝尔是里弗图埃斯研究机构(River Twice Research)总裁。卡扎里·卡拉贝尔在他的著作《中美国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和美国超级融合,形成依附关系的新“中美国”模式。 2011年06月07日《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 名词解释:什么是“中美国”?》: 什么是“中美国”? 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对外贸易中外资又超过70%,这两个70%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天天在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生产。西方“经合组织”20多个发达国家中,家家都有中国产品;美国财政收入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依靠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而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人民失去了富裕,失去了福利,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青山绿水,失去了美好家园,以至于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绝望地步。 中国经济受制程度,有人借用最近的一个政治术语称呼为“中美国”,这个“中美国”称呼起源于一名叫弗格森的西方知识精英,他写了一篇名为《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的文章。后又被美国智囊卡拉贝尔系统地著成《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政论书。根据笔者长期的观察,从美国前克林顿执政时代开始,一直有一个把中国捆绑成“利益共同体”的政策,这个政策非常地连续,也是非常坚定,并且被著名的美国战略家、两届总统安全顾问、《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与基辛格博士等著名美国政治智囊所推进。 把中国捆绑成“利益共同体”,也就是所谓“中美国”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加工基地,以中国提供资源与人力血汗制造产品,然后被西方国家廉价享受,结果就引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种合作方式,换句话说,中国长工,美国老板。 2011年06月07日蓝海《尼克松建议搞“中美国” 毛泽东为什么不理睬?》:张宏良先生在博客中介绍,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时,就提出了建设“中美国”的要求,尼克松总统在与毛主席1小时15分钟的会谈中,多次向毛主席建议,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强调只有中美两国才能谈得上这个问题,“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并且向毛主席恳切表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然而毛主席的回答只是:我就不送你了。……可惜的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中美国”就得逞了。 斯蒂格利茨: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 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这就是今后“中美国”依附经济结构的新纲领:美国把握高端技术当老板,中国通过城镇化的新圈地运动而进一步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继续为美国打工。 程志云:高盛的中国生意 书中描述了华尔街顶级资本高盛如何渗入中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1993年,高盛在资本市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一年,公司的税前利润高达26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数字。要知道,同一年,微软公司的利润还不到10亿美元,其竞争对手美林证券也不过13亿美元。由161个合伙人支撑起来的高盛,甚至比非洲坦桑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4亿美元。高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保尔森的大力推动。1994年秋天,保尔森登上高盛历史舞台。作为新领导,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构想发展公司,他砍掉原来扩张计划中的大多数项目,唯独保留中国项目。后来回忆至此,保尔森透露,他希望在任期内完成三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便是健全中国的网络和服务。在保尔森看来,一个志在开拓国际资本市场的公司,错过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对中国市场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美国本土、英国、日本和德国市场。对此,前英国石油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印象深刻,他曾这样评价保尔森:“在我与保尔森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时时感受到他对中国情有独钟。”1994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打开了金融大门。……与前一次参股平安不同,这一次,高盛开始专注于大型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呼声愈演愈烈,高盛利用它在金融领域的名号,做起证券承销生意。对高盛来说,这类生意简单且利润不菲,最重要的是,能够打通进入中国主流领域的通道。……在高盛的经销下,中国移动很快从香港和美国两地共筹集到40亿美元资金,极大丰富了公司资本结构。作为中国电信行业的一次民营化尝试,这个项目规模空前,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下仍然成功定价,堪称经典之作。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成功,接下来中国移动发展迅猛。1998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突破2000万,一年翻了一倍,令人拍案叫绝。两年后,这个数字过亿,中国移动集团正式成立,此后连续九年入选世界500强。……自从199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保尔森每年都会到中国考察,到1997年,已经不下20次。美国投资家中,对中国兴趣如此浓烈持久,实属罕见,在同行看来,保尔森俨然一个“中国通”。……经济危机期间,连续两次担任中国政府承销商,获得国家最高级别债券承销权令高盛名声大振。此后几年,高盛在这条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多次担任中国主权债券的发行工作。……而高盛以其百年历史和在金融危机中的持续盈利,在投资银行中“一枝独秀”。高盛在中国也是“星途闪亮”。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以来,他先是在国企改制上市中赚得“盆满钵满”,后又在收购、运作明星民营企业上市中凌厉凶狠,屡屡成为财经大事件的主角。 这些书摘已经能让国人感觉到,华尔街资本一步步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死死地缠注了中国。“中美国”的依附结构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现在之所以提出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新纲领,就是要把这种经济依附结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彻底钉死中国。建立如同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印度的帝国经济基础结构。 曾飞:重点投资高端工农业带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2013年02月18日共识网《曾飞:中国的战略抉择——城乡融合(下篇)》:“城乡融合”或“城乡一体化”不是单向的社会演变,不是使用权力与暴力逼迫农村人口放弃土地大量逃向城市,搞一次中国式的“圈地运动”,让城市更加拥挤,廉价劳动力充斥,劳动力过剩而流浪汉、妓女成群;更不是在农村掠夺耕地和山林搞房地产开发,设代工血汗工厂,掠夺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毒害中国人,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卖给外国,从而让农村凋零,农民彻底破产,而最终让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中国的耕地与粮食生产,彻底控制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是双向的社会变革——农村城市化、信息化,城市农村化、田园化;城市辐射农村,服务农村,农村支撑城市,拥抱城市,形成一元化的城乡紧密结合体,互相依存的社会结构体系。也就是把农村建设成信息化的先进农业和完善社会服务的生产生活基地,把城市改造成田园化、生产性、服务型的,与大自然融合的生产与服务中心,而不是寄生的、腐烂的剥削中心和享乐中心,官僚资本的大本营。城乡互动,整体发展,逐步减少差距和对立,走向融合。也是彻底改变中国城市过度依赖外国市场,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成为美国垄断资本掠夺中国的前哨基地,帮助国际垄断资本吸中国农村的血的殖民地的病态大城市,回归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中心的正常状态。是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落后、封闭、受城市盘剥而更加贫穷的不正常状态,发展成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根基的正常状态。 2013年03月07日草根网《曾飞:投资重点在高端工农业,而不是房地产和转基因》 认为:显然,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提高自己的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学习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好的经验,摒弃那些别有用心的肮脏的东西,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走自己该走的路,绝不能继续当国际奴才。因而,中国除了要重点投资高端制造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绿色新材料、绿色新能源和先进军工,同时还必须重点投资高端农业,维护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优势,使其迅速现代化,跃居世界领先的水平,确保国人的食物安全,而不被美国等西方转基因等垃圾食品入侵而使民族素质急剧下降,直至衰败。中国投资重点只能放在高端工农业而不是房地产,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重点投资高端工农业提纲挈领,带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而大量投入在房地产只能使本来就稀缺的资本和资源变成死的空置房,不能持续发展。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背道而驰,故意把投资重点放在以城镇化为借口的房地产和转基因农业,自宫自残,断送民族的前程,那不是脑残就是美国的内应。 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显然,中国农村是否发达起来,农民是否富裕起来,城乡是否融合,至关紧要。绝不能形成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依附经济格局从而让中国农村凋零,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任由美国盘剥,这必然动摇中国社会的稳定。 邓小平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曾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显然,只让少数人富裕,并且与国际垄断资本勾结起来,残酷盘剥绝大多数人必然引发革命。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这里,邓小平提出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贸,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级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显然,对付与国际垄断资本勾结起来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必要时还得使用专政手段,否则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将无法保证。 习近平: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2013年03月06日新华网《习近平最新讲话:深化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提高先进制造业水平。 习近平的主张显然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振兴,有利于保障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但这样的主张却妨碍了中国官僚资本依靠中美国的依附关系继续掠夺民财的美梦,因此他们必然拼死反对和阻挠。没有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自觉支持,绝对不可能实现;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保驾绝对无以实现。 小结:现实有利于创新推动理论,不利于城镇化投资拉动理论 厉以宁和林毅夫的理论分歧点集中在发展的推动力上面。厉以宁主张依靠投资拉动,赞同美国设计的举债40亿城镇化拉动经济,保持“中美国”的美国高科技与中国城镇化的依附结构。而林毅夫则根据依据自己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主张中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持续发展经济。 林毅夫教授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期间,针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当今的很多经济现象也不能帮助政府制定好的产业政策的问题,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在贫困国家如何赶上富裕国家这一纠缠“经济学人”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上,历来学者观点很不一致,二战后奉行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缩小差距的办法是改变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重工业和现代化产业。在七十年代结构主义走向终结后,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第二代经济发展理论主张用休克疗法彻底根除结构主义造成的扭曲。然而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让穷国变富,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甚至比六十年代的还低,危机频发,80年代和90年代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基于此,林毅夫教授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都没有注意到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产业优势。结构主义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认为问题在于市场失灵,而华盛顿共识正好反映出另一个极端——政府失灵。在吸收两者的不足与教训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总结了东亚、拉美与南欧等国家与地区发展的经验,中国、越南等双轨制国家的经验以及世界银行对发展经验的总结。“新结构经济学”重在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自生能力为基础,以市场为核心,以价格为企业提供决策信号,由政府解决外部性与协调性问题,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不断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赶超发达国家这一问题上,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表面上是收入赶上发达经济,深层上是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必须赶上发达经济。在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是产业与技术变迁,还有各种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问题开出的药方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具体体现为“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第一步是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第二步是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第三步是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第四步是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第五步是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第六步是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新结构经济学家们希望通过以上措施建立开放性的利用后发优势的经济体和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等目标。最后, 林毅夫教授提到,如果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都应该有潜力维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20—30—40年。 经过一代或两代人,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来源:2012年12月11日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演讲) 哪一种发展模式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请看现实。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广东: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全面减速》:在外围需求大幅减弱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今年以来广东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全面减速,宏观经济运行面临2008年以来最为严峻的下行态势,对倒逼全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内在要求。广东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进出口大幅放缓,增速接近“零增长”。1-2月,全省累计完成进出口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出口734.6亿美元,仅增长0.7%。 在投资方面,尽管房地产逆势大幅增长,但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呈现回落态势。1-2月,广东房地产开发投资546.84亿元,增长40.0%,增幅提高14.8个百分点。但同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478.59亿元,增长14.2%,增幅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457.85亿元,增长11.7%,增幅回落5.4个百分点。 在内需消费品市场方面,增速也明显回落。1-2月,广东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8.18亿元,同比增长10.4%,增幅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市场销售额为483.55亿元,增长7.5%,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由于“三驾马车”全面减速,1-2月广东经济运行明显回落,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呈现明显的下行态势。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同期广东的工业生产大幅回落。1-2月,广东累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66.80亿元,增长5.0%,增幅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同比回落10.2个百分点。在宏观经济运行趋向严峻的局面下,广东财政收入出现近年来少有的“个位数增长”。1-2月,广东累计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999.42亿元,增长9.6%,增幅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为2009年12月份以来最低;其中税收收入830.65亿元,增长3.6%。 2013年1月9日羊城晚报《广东2012年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 同比增7.72%》:广东省财政厅昨天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据初步统计,2012年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6228亿元。财政收入总量,连续22年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 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在汇报时表示,根据初步统计,2012年来源于广东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同比增长7.72%;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6228亿元,同比增长12.96%;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381亿元,同比增长13.21%.在支出方面,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完成7267.79亿元,同比增长8.21%;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完成761.66亿元,同比下降5.10%。 广东的房地产投资拉动,代工出口拉动,在美国等经济不景气的国际结构之下全面减速,不可持续发展。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2年厦门财政收入739亿元 增长13.4%》:2012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积极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着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强管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展,财政运行情况良好。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7,394,617万元,增长13.4%。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3,659万元,支出95,186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4,276万元,收支相抵,全市结余2,749万元。……保障民生福祉,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新提升 加大对就学就业和“医食住行”等民生领域的投入,2012年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67.8%。促进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投入26.5亿元。在全省率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统一全市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全面完成校舍安全加固工程,新建、改扩建23所公办幼儿园,建成13所中小学;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贴,对民办中小学购买国标校车给予补助。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医疗卫生支出12.7亿元。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居民医保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分别提高至50%和7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年人均40元,家庭参保人员实现医保互助共济;第一医院急诊综合楼、口腔医院新院等投入使用,基层卫生机构设施设备进一步完善。持续办好惠民实事。支持“菜篮子”工程和平价商店建设,增配食品安全检测设备;投入12.7亿元建设2.9万套保障性住房;提高低保补助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7.4亿元支持公交发展,新增与更新公交车450辆,建成一批停车楼及人行天桥;4.3亿元支持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施综合警务改革,治安防控设施向偏远地段布局,“平安厦门”建设深入推进。推进同城发展,城乡统筹协调迈出新步伐,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全力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和厦漳泉同城化建设。城市拓展全面提速。筹集270.3亿元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需求。龙厦铁路建成通车,厦安高速主线、厦漳跨海大桥全线贯通,城市对外辐射能力提升;海沧隧道连接线、滨海东大道开工建设,岛外新城产业布局、市政路网等初具雏形。强农惠农成效显著。支农支出8.7亿元。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大幅增加,完成莲花片区等14个村(居)自来水管网改造;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落实生态补偿、农村劳动力社保补差等政策,及时发放各项惠农补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人居环境持续优化。节能环保支出10.1亿元。推进筼筜湖排污口截流工程,东溪流域等河道整治进展顺利;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试运行,九龙江北溪引水左干渠改造工程投入使用;实施沿街建筑立面和景观改造,提升绿化彩化水平。 2012年12月11日《厦门市高端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既涉及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先导性产业,也包含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向高端环节转移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发展大潮的到来,各国都将目光投向了高端制造业,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希望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制造业从小到大、从模仿到创新、从制造到创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品牌建设等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已经成为海峡西岸乃至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大潮中,厦门如何才能确保产业优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高端制造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厦门市高端制造业总体发展情况:改革开放以来, 厦门市制造业发展迅速,在经历了起步期(1981-1990年、年均增长21.1%);增长期(1991-2005年、年均增长20.7%);平稳期(2006-2010年、年均增长9.1%)后,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产业规模迅速壮大的同时,工业效益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厦门市有高端制造业(规模以上,下同)企业631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7.5%;实现工业总产值1564.46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4.7%;实现增加值324.8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0.8%,比上年增长20.6%,较2006增长73.4%,5年年均增长11.6%。其中电子信息、高端装备、高端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能源设备、汽车、海洋高新、节能环保制造业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78.80亿元、28.53亿元、68.32亿元、7.18亿元、6.53亿元、26.38亿元、2.78亿元和6.39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25.7%、11.8%、21.6%、13.61、10.0%、9.2%、2.0%和1.7%,较2006年分别增长49.4%、46.9%、134.4%、24.1%、127.1%、307.3%、523.4%和79.9%。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高辐射、综合效益高的优势得到进一步显现,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厦门注重创新,发展高新企业,国营经济成为主力军,因而能够不受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持续高速发展。 这两个不同发展模式典型的现实情况,显然有利于创新推动,后发优势推动的林毅夫理论,但不利于林毅夫民营为主的具体主张,显然支持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是主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时,不利于投资拉动,城镇化投资,振兴房地产与代工企业拉动经济的厉以宁理论。值得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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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北大听林毅夫老师讲课。
纯洁理想奋斗
2012-9-22 09:38
昨晚,在北大理科108大教室,听了林毅夫老师自IMF卸任归国后的第一次真人讲座,很受鼓舞,坚定了我学好经济和各门学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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