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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向松祚：钢企3万亿负债 产能过剩是毁灭性滥局
insight 2013-11-22 16:33
“现在86家大钢企负债3万亿，其中银行1.4万亿，每年利息都要上千亿，怎么还?” 农业银行 ( 601288 , 股吧 )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祚 今日在2013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年会上，以“滥局”形容当前的钢铁业产能过剩。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的重点钢企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总负债为3.0189万亿，行业负债率达69.47%，其中银行贷款达1.3万亿。且6月末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银行借款同比增加1051.56亿元，增长8.8%，其中短期借款增加1125.54亿元，增长13.65%;长期借款减少73.99亿元，下降2%。 　　但于此同时，上半年重点钢企实现销售收入17998亿元，同比增长0.94%;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仅为22.67亿元，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0.13%，在全国工业行业中最低;且86家钢企中亏损企业为35家，亏损面为40.7%。 　　向松祚强调钢铁产能过剩背后是没有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过去各个地方都要上钢铁产能”，“产能过剩不仅仅是过剩，而是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毁灭”。 　　向松祚还指出，根据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我国钢铁产能已突破了12亿吨，但他未透露该研究机构名称。值得一提的是，官方数据显示，至2012年底我国钢铁产能为9.7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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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诊断5年阶段的中国经济 张军
wxfwolf 2013-11-4 18:54
50年前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流体力学出身的新西兰经济学家Phillip发明了那架模拟宏观经济流量平衡的机器，一直摆放在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研究中心。 在1997年伦敦经济学院100周年庆典之际，这架机器捐赠给了伦敦的科技博物馆。用水来模拟宏观经济形势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在宏观上，经济形势是通过流量（flow）反映出来的 。凯恩斯70年前终于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就像是流动的水，流量和流速的大小怎么样，从哪流来向哪流去，这些是ZF要关心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流”当然是巨大的投资流量：中国是一个投资最容易过快或偏快增长的经济体。投资需求膨胀在短期常常是主要的问题。因此，遇到投资流量过大时，控制信贷（投资项目）和基础货币供应政策始终是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 在总量层面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8年~2002年的通货紧缩之后，从2003年开始看起来进入了不同的阶段。最显著的征兆是，过剩的产能基本消除，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需求的约束再度被打开，流量剧增。之后，投资活跃，成为流量最大的变化。以钢铁、汽车、机械、建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部门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投资超常增长。以城市建设、住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更新等成为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主角。经济学家大都看见了经济趋热的苗头。 需求的驱动使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与赢利能力增长加快。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国家储蓄（national savings）。由于消费支出增长稳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国内储蓄增加过快。而经济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动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因为流量必须平衡，顺差加速不是汇率的问题，是国内储蓄增加的结果。因此，2005年~2007年年初调整外部失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政策上以控制和调整贸易顺差过大为向导。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 2007年年初的通胀迹象并不明显，因此ZF并没把控制通胀作为调控重点；但是当下半年CPI上涨加快的时候，行动已显迟缓，CPI超过年初设定的3%的控制目标已成定局。这才引起了决策部门对通胀的担忧，控制通胀逐渐成为调控重点。可是货币当局总是以为通货膨胀是流动性泛滥的产物，所以为控制通胀，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频繁。2007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1次，目前已至15%，创20年来最高水平；利率提高了5次，一年期存款利率已达到3.87%；此外，央行还6次发行定向央票，紧缩力度加强。 尽管这样，2007年10月底M2同比还是增长了18.4%，比上年同期加快了1.3个百分点，超出年初16%的预定控制目标。基于2007年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中央决策部门决定2008年将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即，内部平衡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相比而言，贸易顺差的调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从“双稳健”向“一稳（财政）一紧（货币）”转变。2007年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政策目标确定：由“一防”变“两防”。会议认为，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有演变成“高增长、高通胀”的趋势，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胀的上升，则有可能危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全局。 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的起因主要还是因为成本的推动（cost push）加快了步伐。而且很显然，2008年中国的生产者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还会更快地增加，能源、资源以及原材料涨价趋势未减；新的劳动法和收入政策将快速增加劳工和福利的成本；因为物价上升，名义利率也要继续上升。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需求拉起（demand pull）的通货膨胀的影响：2003之后投资需求依然旺盛；2008年新一届各级ZF到任；北京奥运；消费需求也在增长等。通货膨胀可能由两者交织推拉而蔓延。当然，还有2008年初始料未及的冰雪天灾的打击。自然灾害对生产成本和物价的影响历来不可低估。 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和通货膨胀，产出方面会保持什么样的变化呢？除了自然灾害直接减少经济产出之外，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压力显然可能是出口增长的回落。连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费尔德斯坦也说美国经济的衰退概率被认为超过了50%。中国有近1/3的东西上出口到美国的。中国2008年的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肯定在增加。而出口部门影响的直接就是经济增长和就业。 2008年，为了抑制投资流量需求的过快增长，信贷配额和货币供应的政策必然从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供应必然从严掌握。这样做也肯定放慢经济增长。2008年，工资和福利开支上涨压力的增大会让企业下调赢利预期，使企业进入一个成本调整的时期，至少在短期对产出增长和就业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综合起来估计，2008年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是在增加的，也许过了50%。 但是，2008年我们是否能控制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呢？会非常吃力。因为国际商品价格的涨势将继续；国内劳工成本推动的力量难以减弱；2008年的ZF财政福利开支和赤字将开始显著增加；非贸易品的价格涨势难以扭转；消化冰雪灾害的直接影响需要时间和额外的巨大支出；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会进一步增加向中国的资本流入；资产部门的膨胀趋势还将持续，这些都将助推通货膨胀高于2007年。 如果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再加上出口会回落的话，就业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这样的话，ZF就将面临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上的压力增大。财政赤字虽然这些年来没有增加，但今后的规模肯定要不断扩大，也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最重要的是，通货膨胀趋势一旦形成，经济增长回落，那么10年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优美格局和朝向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经济再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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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lxh 2013-10-17 19:41
3.1xxczh 建设产业结构转移路径分析 3.1.1 中国对 xxczh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产业的变迁、发展与经济增长阶段息息相关。我国 czh 的加快，必然伴随着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转换。我国处于工业化时期，支柱产业主要是房地产、汽车、石油化工以及机械、电子等制造业。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czh 的推进，也必然有一个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转换的过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增速将逐步放缓甚至下降， czh 带来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在空间上的聚集将推动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因此，我国产业升级和变迁的基本大方向是主导及支柱产业将从重化工业以及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换。但是，正如 czh 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平衡和过渡路径，这个转换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传统的主导、支柱产业虽然不可能再拥有高的成长性，还将有阶段性、结构性以及区域性的发展机会，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代表着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但其从先导产业到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转换还将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 图表 AUTONUM 1 ： czh 推动支柱产业变化 3.1.2 中国 xxczh 与产业结构拐点分析 1 、工业化后期的产业变迁分析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产业结构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生产活动以单一的农业为主的阶段，农业劳动力在就业总数中占绝对优势；第二阶段是工业化阶段，其标志是第二产业大规模发展，工业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第三阶段是后工业化阶段，其标志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由快速上升逐步转为下降，第三产业经历上升、徘徊、再上升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 美国、日本的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无不印证这一趋势的变化。 1947 年至今，美国的产业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基本态势是第三产业呈持续上行趋势。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产业内部分工加强，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凸显。服务业方面，新兴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就业人口加速向服务部门，尤其是研发密集型服务业转移 2 。 1970 年以来日本产业变迁的重要趋势亦是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亦下滑严重，而第三产业则呈不断扩张的趋势。 图表 AUTONUM 2 ： 1990 年以来日本第三产业的 GDP 比重变化（单位： % ） 2 、国际产业转移下的产业承接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内部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占比持续增长，全球产业结构呈现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迅猛转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约 70% ，吸收就业劳动力超过一、二产业的总和，现代服务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依据与标志。 图表 AUTONUM 3 ： 1970 年以来美国和德国两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变化（单位： % ） 纵观国际产业转移的几次浪潮，可发现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是产业转移由低端向高端层次延伸。国际产业的转移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层次，最低层是供应资源，其上是一般商品生产，再上是重化工制造，次高层次是金融服务业，最高层次是技术创新。国际产业转移背后根本的推动力量是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规律。一般来说，一个产业要经历“初创→成长→成熟→衰退”，相应的，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位于生产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经历“创新→成熟→标准化→移出”四个阶段。 1947 年至今，全球经历了四次产业转移，总体趋势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美国向欧洲、日本转移，再转移至亚洲“四小龙”；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兴起于美、日，后转移至亚洲。伴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工业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相应产业进入生命周期的中后半阶段（即成熟→标准化），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因此，作为传统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以及劳动力人本的相对比较优势，国际产业的变迁与转移也将带来未来服务业的发展机会。 我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以及国际产业的转移趋势，二者合力将带来未来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结构的大变迁，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由快速上升逐步转为下降，第三产业将最终将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 3 、 czh 下的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czh 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城市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促进预防性储蓄的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012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5908 元， cz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 1.5 万元以上，农民转换为市民消费需求将增加近 1 万元，而 czhl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就有 1000 多万人口进城，每年会带动 1000 多亿元的新增消费需求。 图表 AUTONUM 4 ： 1995-2011 年 czhl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新增 cz 人口新增消费需求测算（单位：万人，亿元） 3.1.3 中国 xxczh 下的支柱产业转换分析 对照工业化阶段规律，服务业结构演变同样具有规律性。一般来讲，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以发展住宿、餐饮等个人和家庭服务等传统生活性服务业为主；在工业化社会，与商品生产有关的生产性服务迅速发展，其中在工业化初期，以发展商业、交通运输、通信业为主，在工业化中期，金融、保险和流通服务业得到发展，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型业态开始出现，旅游、娱乐等服务业发展较快，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互动发展。在后工业化社会，金融、保险、商务服务业等进一步发展，科研、信息、教育等现代知识型服务业崛起为主流业态。 1 、 xxczh 下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分析 ◆ 战略支柱性产业：旅游业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旅游业以持续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快速发展，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都制定了旅游中长期发展战略，把旅游业放在重要位置，旅游业已融入全球产业结构、消费模式的变迁之中。据统计， 2011 年旅游业对全球 GDP 的贡献率达 9.1% ，而同期汽车制造业占 8.5% ，银行业占 11% ；旅游就业 2.58 亿人次，占全球就业总数的 8.3% 。 在国内，我国旅游业已进入大众旅游消费快速发展阶段。据测算，我国旅游业增加值已占到 GDP 的 4% 以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超过 110 个，旅游业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 其中，旅游业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 90% ，对民航和铁路客运业的贡献率超过 80% 。我国 28 个省区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未来我国旅游业将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或将达到 15% ， 2015 年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 5.5% 左右。 图表 AUTONUM 5 ： 1995-2012 年我国旅游业收入与 GDP 的比值（单位： % ） 2 、 xxczh 下的支柱产业分析 ◆ 支柱产业：文化产业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消费支出具有线性相关性。当人均 GDP 在 2000-4000 美元时，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开始凸现，文化消费将达到 GDP 的 4%-5% 。随着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文化消费潜力将快速释放出来。 2009 年国务院正式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产业规划体系。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次会议都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013-2015 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将继续明显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按照平均增速估算， 2016 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达到 5% ，文化产业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图表 AUTONUM 6 ： 1995-2012 年我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与 GDP 的比值（单位：亿元， % ） 3.1.4 中国 xxczh 下的产业区域转移分析 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土地、资源、人力成本等方面拥有优势，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未来我国 czh 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 czh 潜力表现在以下方面： 图表 AUTONUM 7 ： 2011 年我国东部地区的 czhl 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单位： % ） ◆ 中西部具有人力成本优势 随着 czh 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缓慢的梯度转型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一些主要依靠增加劳动投入来获取利润的企业、行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梯度转移。从劳动力人口上来看，河南、四川、安徽、湖北都是人力资源丰富的大省；从劳动力的质量来看，湖南、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北一直是农民工主要输出地。从劳动成本上看，中西部各省明显低于东部省份。 图表 AUTONUM 8 ：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比例 图表 AUTONUM 9 ：农民工来源的区域构成（单位： % ） ◆ 中西部的基础设施落后 产业转移会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的支撑。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是产业集群的基本要求。我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存量很高，但中西部地区明显较落后。 图表 AUTONUM 10 ：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供水管道对比 ◆ czh 是产业区域转移的源动力和必要条件 我国产业升级最突出的特点是产业转移呈梯度推进的态势，大致形成国际产业向我国沿海经济圈转移，沿海经济圈向中西部转移的局面。从我国各地区产业转移的情况看，最初转移到我国内地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珠三角区域。伴随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兴起，珠三角地区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开始向长三角和环渤海转移。 近年来，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成本不断上涨，能源和资源面临短缺，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承接产业转移是中西部城市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 czh 为农民工就地就业、产业区域转移铺平道路。 图表 AUTONUM 11 ：东部地区主要城市地价不断上涨（单位：元 / 平方米） 3.2xxczh 建设空间结构调整分析 3.2.1xxczh 中土地开发强度分析 城市是一个农业人口转移成城市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的一个过程。其中耕地是主要的部分，但是林地、水面、草地这些生态用地，也在城市化用地的扩展面积中大概占 10% 以上，所以城市化进程既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 这样城市化提高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绿色的生态空间，以绿色的农业空间为地区，故而实现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必须要控制开发强度。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当中城市建设的空间占整个空间的比重。开发强度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在 2007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是 45.89% ，城市建成区面积是 3.547 万平方公里，占城区总面积的 20.14% 。到 2011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到 51.27% 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4.360 万平方公里，占城区总面积的 23.75% 。这与国际水平相比，已经相当高。 图表 AUTONUM 12 ： 2007-2011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例（单位：平方公里， % ） 从个别的主要城市化地区来看，则开发强度已经很高，比如说所在的上海总面积近 7000 千平方公里，现在的开发强度已经达到了 36% 以上，如果扣除崇明、长兴、横沙这三个岛，开发强度可能在 50% 以上。北京是 11.6 万平方公里，如果扣除山区，北京的平原面积也就是 6000 平方公里左右，北京的开发强度也接近 48% 。而深圳、东莞也分别达到了 46% 和 42% 以上。开发强度高，同时也意味着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相对在减少，意味着提供农产品和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在减弱。因此在 czh 的过程中需要有节制的进行用地开发，控制开发强度，保持必要的绿色和生态空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3.2.2xxczh 建设空间结构调整趋势 空间结构是指一个区域结构当中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等不同类型的空间在国土资源开发中的反映，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在空间上的一个载体。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将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空间结构调整的任务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一样重要。 空间结构调整主要的方向应该是有序地拓展必要的生活空间，主要是指城市的居住空间，并保持适度的农业生产空间，扩大绿色空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绿色空间太小，特别是具有蓄水功能的绿色空间太小。城市空间当中要严格控制城市总面积的扩张，特别是特大城市的面积，要严格的控制。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中央也已经明确要控制特大城市的边界。在 2013 中国 czh 高层国际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要把人均的 cz 建设用地 100 平方米作为重要控制指标”。 从城市建设用地的结构来看，工业用地占地较多，这和我国长期以来的工业化情结，特别是由此而形成的工业用地的低价有关，工业用地的价格远远低于居住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地的价格目前仅为居住用地价格的 14% ，是商业和服务业价格用地的 11% ，很多地方的工业用地甚至实行零地价。过去为促进工业发展，对工业用地价格进行许多优惠，而居住用地的价格又过高，因此提高居民的居住空间和居民的住房拥有率也需要土地供应结构和价格的合理调整。 图表 AUTONUM 13 ： 2006-2011 年我国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应结构 图表 AUTONUM 14 ： 2005-2012 年分用途地价走势（单位：元 / 平方米） 3.3xxczh 建设制度安排推阻机制分析 3.3.1czh 制度安排中的推阻机制 czh 之所以被如此重视，除了其重要意义之外，也在于其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在 czh 的推进过程中，既包含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转换作为一项内在动力的影响，还包含经济要素因循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集聚的过程和结果，更包含为了推进内在动力实现及经济要素流动和集聚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因此，可将 czh 的动力机制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中：产业结构转换是 czh 的动力机制，经济要素流动与集聚是 czh 的实现机制，制度安排的变迁是 czh 的推阻机制。 制度安排往往通过各项政策体现出来，制度安排的变迁作为 czh 的推阻机制，在 czh 生成机制中具有核心地位。如果将 czh 看作是人口非农化的过程，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从 19 世纪以来就被看作是农村（业）推力和 cz （非农业）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作用就是有名的推拉理论。制度安排的变迁之所以具有核心地位，在于其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让推力和拉力更好的发挥作用，主要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图表 AUTONUM 15 ： czh 制度安排中的推阻机制 因素 分析 农村推力 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为非农产业和 czh 提供推力； cz 拉力 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工业、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为吸收农业剩余创造必要的拉力； 要素流动 通过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业部门要素流入的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 cz 建设 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城市建设的制度安排，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房地产的开发，以满足城市非农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现实需求和不断增长的需要； 区域协调 通过有效率的缩小区域差距的制度安排，发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 czh 方面的潜力，进而推动全国 czh 水平的提升。 3.3.2czh 推阻机制中的政策进展 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发（ 2011 ） 39 号）中，设定了“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的基本目标，其中 czhl 目标为较 2010 年的 49.59% 提高 4 个百分点到 53.59% 。而截止 2012 年， czhl 已经达到 52.57% ， czh 的进度达到 2011 年颁布的 39 号文的目标指日可待，但期间目标是否会调整，需要重点关注将于两会前后颁布的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 czh 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截止 2013 年 4 月初，《全国促进 czh 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仍未正式公布，但初稿已经完成。该文件除了提出更加明确的目标之外，还会就制度安排的推阻机制的各个方面都做好导向铺设，同时相关部委也会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予以配套，以此产生合力并推动 czh 生成机制的有效运转，具体来说，政策涉及的方面、考虑的方向、重点关注的政策可包括： 图表 AUTONUM 16 ：制度安排推阻机制相关政策索引 推阻机制 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重点关注政策导向 农村推力 农业现代化问题 2013 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cz 拉力 中西部、东北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东南地区产业升级 各省（市）发展规划、发改委的产业指导意见 要素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 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 czh 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及配套政策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 czh 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及配套政策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 cz 建设 智慧城市 住建部《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各地区申报情况 城市建设资金保障 收入分配改革 地方融资行为管理 保障房建设 关注国务院和地方有关保障房建设的支持性文件 新“国五条”规定， 2013 年全面落实 cz 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 470 万套、新开工 630 万套的任务。 区域协调 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区的发展问题 关注发改委审批的区域发展规划 3.4xxczh 建设的金融路径分析 3.4.1 中国金融业发展现状对 xxczh 的影响分析 1 、金融机构区域分布现状的影响 金融机构与 czh 之间可以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金融机构可以帮助 czh 聚集资本，推动 cz 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中小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反之， czh 发展的深入也可以大量补充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和客户来源。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分布状况极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是金融机构的集中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则相对稀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更是九牛一毛。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双向的，金融有其逐利的本性，偏好将机构设立在经济繁荣地区，提高盈利水平；而欠发达地区则存在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尤其在一些极度贫困地区，信用缺失、抵押担保资源匮乏等问题十分严重，使金融业务无法开展，金融机构也就无法进入该地区。 2 、金融工具开发的同质化的影响 我国金融工具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然而欠发达地区对于新式金融工具的利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我国 cz 和农村普遍盛行的融资方式依然是信贷融资。 cz 经济和农村经济各不相同，单一的金融工具无法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如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工具还有债权融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出资、企业直接投资等方式，农业的产品加工、土地流转、生产周期过渡等都需要以特定的金融工具为载体，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仅凭信贷融资是无法满足的。 此外，完善城市功能也离不开形式多样的金融工具，如城市的政府、企业、居民和农户的消费、缴费、汇兑、理财等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专业的金融工具来实现，但县域和农村由于客观条件的约束，很少通过金融渠道来完成这些经济活动。 3 、金融市场发展单一化的影响 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业为主导，包括其他类型金融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相对于银行来说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制度上都尚未发展成熟。 xxczh 对于资金的需求有三大特点，即规模较小、成本较低、形式灵活多样，这些特点银行难以满足（银行以稳定的信贷为主营业务，偏好大额贷款，且成本较高）。因此，没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 czh 所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就难以满足，进而制约 xxczh 的发展。 除此之外，单一的金融市场还会产生另外两个问题，其一，金融市场运行的低效率会影响要素资源的聚集，导致经济运行低效率，使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难以解放出来，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 cz 转移；其二，单一僵化的金融市场内，发展城市建设无法完全借助市场的力量筹措资金，致使资金的缺口由政府负责填补，由此而催生了如地方政府平台、城投债等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机构和金融产品，为经济社会和金融系统的运行增加了风险。 图表 AUTONUM 17 ： 2010 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来源结构（单位： % ） 4 、中国金融制度的不完善的影响 我国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xxczh 的发展。从金融领域来看，金融自由化有利于 xxczh 的建设，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制度是相对立的，我国金融制度建设尚未完善，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具体说来，制约我国金融自由化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利率制度。我国利率水平的决定权虽然正逐步放开，但还未完全交付市场。利率水平被长期压低，使债权方不断地补贴债务方，导致经济社会的两极分化（二元经济），也就是金融抑制理论里所指出的“低利率分割经济”。由此可见，利率制度问题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产生的一个主要诱因。 第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制度。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金融业的龙头，其运行制度将对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就 czh 问题来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县域支行不具备信贷发放的审批权，整个向上报批的程序降低了县域经济融资效率，使金融本就薄弱的 cz 更加难以享受到便利化的金融服务。 第三，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将是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而从 czh 发展来看，民营金融机构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核心角色。因此，在制度上对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限制，不利于 xxczh 的发展。 第四，相关的法律制度。农村地区和 cz 地区存在的金融抑制、金融排斥等问题，与法律制度不支持或支持力度不够密切相关。例如，《物权法》规定集体所有土地不得抵押，便限制了基层抵押担保资源作用的发挥。 3.4.2xxczh 发展的金融路径建设分析 1 、增加基层地区金融机构支持 xxczh 建设 金融机构如果不能进入基层地区，对 xxczh 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但就目前基层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金融机构进入基层地区存在经济障碍，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贫困的基层几乎无利可图。这些地区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本地区的要素资源无法集聚起来，形成规模优势；二是缺少与外部地区的经济合作，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解决。因此，应鼓励金融机构进入基层，并且在金融机构进入欠发达地区的初期，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使这些金融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成长自立，了解和融入当地的经济发展，利用并激发 cz 的资源禀赋优势，有效地与 czh 的发展产生互动效应。 2 、创新开发合适金融工具支持 xxczh 建设 针对 xxczh 的需要，需量身定做合适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金融工具，金融工具是金融业与 czh 之间直接互动的主要载体。 首先，金融支持 cz 基础设施建设不应只依赖高成本的信贷工具，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应积极开发直接融资工具。例如，设立基建发展基金并配套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出资，推广期限灵活的债权融资方式，甚至可以通过选择性的利用外资等方式解决资金瓶颈。 其次，金融工具的创新应面向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是农村剩余人口进入 cz 的保障。服务形式各异的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应该灵活多变，开发中小企业的潜在抵押担保资源，鼓励信用增进融资工具的发展，开发无抵押担保的信用融资业务等。 最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配套功能的金融工具。在客观条件的约束下，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很少利用金融工具，导致效率底下，多样化金融工具可以提升城市功能。 3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 xxczh 建设 银行业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落后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组织能力缺失是制约 cz 中小规模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冲破这一枷锁的办法是改变企业的属性，实施股份制经营，打造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最终实现上市融资的目标。而上市融资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地方企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参差不齐，须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才能满足 cz 地区众多企业不同的上市需求。 4 、完善金融制度体系支持 xxczh 建设 相对于大都市来说， cz 地区处于弱势地位，制度的不平等往往会使 cz 地区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我国金融制度存在的问题影响了 xxczh 的发展，因此，完善金融制度是推进 xxczh 所必须推行的对策措施。 第一，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贴息政策并举，支持 xxczh 改革。二元经济结构使发达地区的市场优势已经形成，此时推行市场化政策会导致欠发达的 cz 在竞争中甘拜下风。利率市场化可以矫正金融的市场功能，在合理的利率水平下对 cz 经济实施贴息政策，才能发挥贴息的最佳作用，才能真正地做到对欠发达地区 cz 的“反哺”。 第二，根据具体情况下放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用“一刀切”的方式取消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县域支行信贷审批权的做法不够灵活，每个 cz 经济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可以考虑根据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比率的情况，下放贷款审批权。 第三，适度开放民营金融市场，使民营资本有机会参与到 xxczh 的建设中来。要允许经济发达、金融需求旺盛的 cz 自行组建民营金融机构，使之成为 cz 经济发展的支柱，填补国有银行在欠发达地区的服务空白。 第四，完善与金融相关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完善来保护和开发 cz 经济的潜在抵押担保资源，增加企业和农户的合法抵押、担保、信用增进等资源。 3.5.2 中国典型城市 xxczh 发展模式分析 xxczh 试点城市发展模式：土地有偿转让集中利用、产业园区化。 2012 年 3 月 8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文公布第三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 cz 名单，决定将 64 个市（区）和 369 个镇列为第三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 cz 。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将中小城市（城市市区）纳入 cz 发展改革试点。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8 年公布了两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 cz ，前两批试点小 cz 共计 278 家。从省份来看，大部分分布在中部地区。 图表 AUTONUM 18 ： 2005 、 2008 、 2012 年三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 cz 分布（单位：个） 目前成功试点的 czh 模式，共同点是农民住房集中、土地有偿转让使用、土地集中利用、工业产业园区化。成功的试点省市模式有：重庆地票、天津宅基地换房、广东双模式、深圳新土改等。 1 、重庆发展模式案例分析 2008 年 12 月 4 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主要从事地票交易。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按照重庆的综改方案，到 2012 年，重庆 czhl 要从现在的 49% 增长到超过 55% ，到 2020 年，这个比例要超过 70%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从现在的 4 ： 1 缩小到 2.5 ： 1 。 地票模式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其中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特指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可用于建设的用地指标，原则上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 地票模式产生程序：（ 1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专项规划；（ 2 ）土地权利人向区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复垦立项申请；（ 3 ）复垦完毕后，复垦方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 4 ）区县国土资源行政部门验收，向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核发。 地票使用：地票购买者可在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按自己意愿寻找地块，并向土地所在地政府提出征转用申请，报批。政府征地后，进入招拍挂，地票持有者跟开发商一同竞争。若购得地块，地票价格计入冲抵地价，若未购得，政府返还地票价款本金。 目前重庆已形成三轨并行的土地供给架构：（ 1 ）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国家重点项目用地、工业用地和公益性建设用地；（ 2 ）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增量指标，用于满足各区县县域经济发展；（ 3 ）地票指标则用于主城区经营性用地，主要是房地产开发。 2 、天津发展模式案例分析 2005 年下半年开始，天津市积极探索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 cz 的新模式。天津市的宅基地换房，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农民集中居住和新型小 cz 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大多数示范区，农村宅基地复垦后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全部用于新建小 cz 内的工商业和公建配套设施建设。 3 、广东发展模式案例分析 广东可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珠三角模式——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主；一个是山区模式——重点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在广东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中，珠三角一些镇正在推行扩权强镇的措施，享受县一级资源，可以将资源调动起来；而山区的配套体制试行省直管县。 4 、深圳发展模式案例分析 2012 年 5 月 25 日 ，国土资源部和广东省政府批复的《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公布，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正式启动。《方案》提出了创新土地二次开发利用机制、完善国有土地产权制度等八大改革重点。改革分近期（ 2011-2015 年）和中远期（ 2016-2020 年）两个阶段推进，共需完成 20 项改革任务。近期重点对改革涉及的基础性配套制度进行全面研究和探索，以光明、坪山新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为重点试验区，在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有偿使用、土地二次开发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开展试点工作。 5 、苏南发展模式案例分析 苏南 czh 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 czh 模式。一般指苏锡常（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及所辖的十二市县）的农村地区，通过自筹资金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业生产活动，首先实现了农村人口职业转化，进而通过发展小 cz 实现了农村地域的 czh 。 6 、浙江发展模式案例分析 2003 年来，国家统计局对全国近两万个乡镇的发展水平、生活环境和发展潜力等进行综合评估，并形成了历年全国“千强镇”排行榜。浙江省“千强镇”都实现了 cz 经济的快速发展，拥有自己独特的 czh 模式。 （ 1 ）浙江“千强镇”企业资本具有内源性。浙江居民素有全民皆商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民营文化传统促进下，是浙江民营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因此浙江“千强镇”在起飞初期以本地居民创业为主，即使在资本快速流动的今天， cz 企业大多以本地企业为主。 （ 2 ）浙江“千强镇” cz 建设资金来派其有自下而上性 浙江居民历史上官民平等意识浓厚，因而，浙江一些“千强镇”的典型特点是自下而上民间发动的 czh 。如龙港镇农民城，从创办到发展，国家投资在 5% 以下，主要靠居民自己出钱出力。 （ 3 ）浙江“千强镇”围绕一个特色产业组织经营 浙江的小 cz 一般是许多企业围绕一个产业从事专业化生产，表现出专业镇特色。如乐清的低压电器、海宁的皮革、桐乡的羊毛衫、慈溪的塑料和模具、富阳的造纸、嫌州的领带、永康的日用五金、苍南的标牌和编织袋、郸县的服装等等，都是当地的居民围绕某一种商品的生产交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网络，区域之间则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分工体系。块状经济是浙江 czh 过程中特有的经济现象。 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孙景淼在 2012 年 12 月 25 日 举办的“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开展撤镇设市的制度和路径研究。”随后，在第二天该省举办的“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上，浙江初步考虑建立小城市试点镇用地指标单列制度，争取国家在浙江率先开展撤镇设市试点，将条件具备的镇升格为小城市。浙江拟试点 27 镇撤镇设市将是推进 xxczh 的主要模式。 7 、皖江发展模式案例分析 皖江城市群拥有近 800 公里 长江岸线资源，开发潜力大，水资源充沛，铁、铜、硫及石灰石等资源集中，自然环境优越，文化底蕴深厚，人文环境良好，在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其发展初期实行“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或组合城市模式。在城市群内部不能确立中心城市的情况下，比较可行的途径有： （ 1 ）可以把几个在规模、功能等方面相当的城市作为重点，如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实现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向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演化，以较小的城市圈层逐渐向外扩展，最终融合生长为一体化的空间结构。在短期内，可以采取以安庆和芜湖为中心的“双峰”模式，再视实际发展情况实行合理的空间演化模式。 （ 2 ）通过组合城市的方式实现阶段性的路径演进。现代城市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中心城市了，而是指若干个城市组成的群体，即区域性组合城市。组合城市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在一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城市的建成区在地域上相连或相近，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相似，具有发达的快速交通运输网及通信联络网，空间结构上呈多中心格局，在行政管理上相互独立的城市“集合体”。组合城市不同于城市群、多中心城市，它强调的是城市行政管理上的独立性。组合城市往往改单中心城市结构为多中心城市布局，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城市布局，从而能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克服大城市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矛盾。 第五章：中国 xxczh 建设用地规模与发展趋势 5.3 中国土地财政与 xxczh 用地分析 5.3.1 中国土地财政来源渠道分析 土地财政有卖地生财、附地生财和押地生财三个资金来源，卖地、收税（附地生财）、抵押（押地生财）三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了土地财政的生财模式，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生财之道上，走出了以“经营土地”来“经营城市”的道路。具体表现为： 一是通过供应土地获取收益，包括出让、租赁国有使用权等多种土地获取收益，包括出让、租赁国有使用权等多种土地获取收益，包括出让、租赁国有使用权等多种供地方式，其中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利颇丰俗称“卖”； 二是获取依附于土地发展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业税和相关税收； 三是利用土地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获取贷款。 图表 AUTONUM 19 ：土地财政三个来源渠道 1 、卖地生财模式分析 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收益是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供应土地主要有出让、租赁、划拨等方式，还有土地作价出资入股、授权经营等其他供地方式。 “卖地”获取土地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租赁资金以及其他供地方式获得的收入。其中土地出让金是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益，出让国有土地有招拍挂三种方式；土地租赁资金是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益，土地租赁收益远小于出让收入。土地出让和租赁都是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而划拨形势的国有土地供应则属于无偿使用。 2 、附地生财模式分析 1994 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固定收入的税收仅剩下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车船税、契税、屠宰税、筵席税等小税种，主要税种都要与中央共享收入。这就使得土地相关的税种成为地方政府扩充税源的首选。土地由地方政府供应到土地市场，就进入到土地的开发利用环节，依附于土地所生的相关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 依附于土地获取的相关税收又可分为直接税收收入和间接税收收入。其中直接税收收入包括：房产税、 cz 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间接税收收入主要是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营业税，营业税虽然属于央地共享税种，但是除了铁道部、银行总行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归中央外，其余部分都归地方所有。因此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营业税成为了地方税收的重要税源。 3 、押地生财模式分析 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抵押土地资产获得货款收入，这是目前地方政府常用的一种融资方法。地方政府通常以土地储备中心、开发区等为载体向银行进行土地抵押，以此获得银行货款，主要用于弥补城市市政建设资金不足，而土地出让金收益是偿还债务的主要来源。截至 2011 年末，全国 84 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为 30.08 万公项，抵押贷款为 4.80 万亿元，全年抵押土地面积净增 4.19 万公项，抵押贷款净增 1.27 万亿元。 5.3.2 中国土地财政发展历程分析 1 、借地生财制度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土地逐步实现国有化，农村土地逐渐收归集体所有。直至 1978 年以前，城市国有土地实行统一行政划拨制度，土地由国家行政机关调拨分配使用，土地使用者通过获得的土地可以无偿无期限使用，土地使用者之间禁止发生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相关的税收制度也是徒有虚名，土地尚未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源泉。 1979 年 7 月 1 日公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征收土地使用费为标志开启了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城市土地无偿使用制逐步向有偿使用制转变。 1988 年 4 月宪法修正案，把原《宪法》不得出租土地的规定，改为“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 12 月，《土地管理法》也做了相应修改，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扫清了道路。 1990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了《 cz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在保留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拍卖、招标、协议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使用者，将供应土地的收入纳入地方财政收入。至此，全国性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改革基本完成，城市土地市场全面放开。 1989 年国务院发（ 1989 ） 38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随后财政部（ 89 ）财综字 94 号《财政部关于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的通知》， 1990 年财政部再发《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上交中央部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由地方上交中央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由财政部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上交情况，分批酌情返还，比例在 85%-99% 不等，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的格局也愈发清晰，绝大部分纳入地方财政收入。 2000 年以前我国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强，行政划拨仍是最主要的供地方式。即使是有偿出让，土地出让市场中 95% 以上的土地是以协议方式出让。 2001 年国务院颁布国发 15 号文《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地方政府才开始真正执行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有偿出让率开始大幅提高。地方政府的供地方式逐渐从行政划拨转化为有偿出让，尽管是协议方式出让为主，有偿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益远比无偿划拨土地收益高得多，土地的价值渐渐显现。 2 、三轮“圈地运动”分析 在土地市场渐渐放开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收益越来越大，爆发了三轮“圈地运动”。 ◆ 第一轮“圈地运动”（ 1992-1993 年）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一股“开发区热”，全国各地大搞开发区建设。据建设部公布的资料，截止 1993 年 3 月，中国内地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 6000 多个，占地 1.5 万平方公里，比当时 cz 城区用地面积总量 1.34 万平方公里还多出 0.16 万平方公里。 ◆ 第二轮“圈地运动”（ 1998-1999 年） 1998 年开始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为“借地生财”吹起了东风。 1998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 cz 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依附土地的商品房进一步放大了土地价值，房地产业重新兴起，政府开发热情高涨，为了规避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征地审批权上升到国务院层面，一些地方政府把征地范围化整为零，分批上报上级政府审批，绕过法律规定继续巧用各种名目圈地。 ◆ 第三轮“圈地运动”（ 2002-2003 年） 2002 年以后，土地市场机制逐渐健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得到充分体现。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出让土地使用权来维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诱惑下，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名，大肆征用、圈占、开发农村土地，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字， 2003 年，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园区） 6015 个，规划面积 3.51 万平方公里，比当年城市建成区面积 2.83 万平方公里还多 24% 。 3 、土地财政的关键转折点 地方政府真正从“借地生财”到依赖“土地财政”的转折点是 2002 年。 2002-2003 年土地出让成交收入相当于地方一般预算的比例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并从此一路高歌猛进。 在 2002 年，发生了最为严重的一次“圈地运动”。国发 15 号文使土地供应制度由划拨转向有偿使用， 2004 年的“ 8 · 31 大限”则把“招拍挂”公开出让土地方式推广到土地市场，协议出让土地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2004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国土资发 71 号文《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规定在 2004 年 8 月 31 日后，我国经营性土地全面实施“招拍挂”的公开出让土地方式，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 8 · 31 大限”被舆论认为是中国“土地新革命”和“阳光地政”，我国的土地出让方式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招拍挂”的土地出让制度已经成为惯例。 从行政划拨为主的供地方式，到协议有偿出让土地，再到完全公开市场化的“招拍挂”出让方式，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得到体现，土地使用权价格的日益上涨带动土地未来预期收益的贴现值不断增长，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土地财政运营加速发展，地方政府对土地相关的税收和非税收入的依赖渐渐加深。 5.3.3 中国土地财政发展规模分析 1 、土地出让供地规模分析 土地划拨、出让、租赁和其他方式是地方政府供应土地的主要方式，其中，出让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直接来源之一。 2003 年以来，土地出让规模迅速扩大。 2011 年国有建设用地实际供应总量 58.77 万公顷，是 2001 年的 3.29 倍，年均增长 12.6% 。 图表 AUTONUM 20 ： 2001-2011 年全国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与增长情况（单位：万公顷， % ） 土地财政主要来源于农用地特别是耕地。 2011 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 61.2 万公项，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 41.1 万公项，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 25.30 万公项，同比分别增长 26.30% 、 21.60% 、 19.4% ，分别是 2001 年的 3.66 倍、 3.73 倍和 3.01 倍。 图表 AUTONUM 21 ： 2001-2011 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总量与农用地转用量（单位：万公顷） 在国有建设用地实际供应中， 2011 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33.39 万公项，是 2001 年的 3.69 倍，年均增长 14.0% ；其中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 30.47 万公顷，占出让总面积的 91.3% ，是 2003 年的 5.62 倍，年均增长 24.1% 。 图表 AUTONUM 22 ： 2001-2011 年全国建设用地出让总量与增长情况（单位：万公顷， % ） 图表 AUTONUM 23 ： 2001-2011 年全国建设用地招拍挂出让总量与增长情况（单位：万公顷， % ） 2 、土地实现税收规模分析 （ 1 ）与土地直接相关的五项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达 16.63% 。 与土地直接相关的税收有契税、土地增值税、 cz 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 5 项，近 10 年来，五项土地直接税收持续高增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另外，与土地间接相关的房地产营业税和建筑业营业税增长也较为迅速。 2012 年五项与土地相关的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达 16.63% 。其中五项土地直接税收首破万亿元 2012 年五项土地直接税收约 10156 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 23.4% ，是 2000 年的 22.5 倍，年均增长 29.6% 。 图表 AUTONUM 24 ： 2000-2012 与土地直接相关的五项税收（地方）规模总计与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 ） 分税种来看， 2012 年各与土地相关的税收规模与增长情况如下： ◆ 契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土地和房产的交易总金额。 2012 年全国契税 28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 ，是 2000 年的 21.9 倍，年均增长 29.3% 。 ◆ 土地增值税的税基是纳税人销售新建房屋和二手房的土地增值收益总额。 2012 年地方税收中，土地增值税共 27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8% ，是 2000 年的 6.7 倍，年均增长 17.2% 。 ◆ cz 土地使用税的税基是纳税人占用的营业用土地面积。 2012 年全国 cz 土地使用税 1542 ，比上年增长 26.1% ，是 2000 年的 23.8 倍，年均增长 30.2% 。 ◆ 耕地占用税是国家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依据实际占用耕地面积、按照规定税额一次性征收的一种税。 2012 年全国耕地占用税 16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7%a ，是 2000 年的 45.9 倍，年均增长 37.6% 。 ◆ 房产税的税基是企业保有的自用房产原值总额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总额。 2012 年全国房产税约 14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0% ，是 2000 年的 6.7 倍，年均增长 17.20% 。 图表 AUTONUM 25 ： 1999-2012 与土地直接相关的五项税收规模与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 ） （ 2 ）与土地间接相关的两项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达 12.7% 。 土地间接税收包括房地产营业税和建筑业营业税。根据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 2006 年）调查研究结果：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近年来已成为一些地方税收收入的支柱 . 在东部一些发达县、市，这两项税收占到地方税收的 37% 以上。 根据 2012 年财政部的统计， 2012 年房地产营业税 4451 亿元，建筑业营业税 3706 亿元，合计 7751 胆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12.7% ， 2012 年仅财政收入中的 7 项与土地直接相关的税收已达 1.79 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29.3% 。 3 、土地出让收益规模分析 有着“第二财政”之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在 2007 年以前一直被列为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俗称“小金库”。到 2007 年国家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土地出让金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 . 根据国办发（ 2006 ） 100 号文规定，全额纳入预算的土地出让金范围不仅包括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还将土地出租收入一并纳入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因此现有意义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囊括了土地出让和土地出租的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以 2010 年为例，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成交 27464.5 亿元，租赁租金 46.9 亿元，其他方式供地收入 1.4 亿元。相比土地出让收入而言，租金和其他方式供地收入微不足道。因此，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获取的重要财源。 从近两年的土地出让收入情况来看， 2011 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价款为 3.15 万亿元，是 2001 年的 24.31 倍，是 2008 年的 3.07 倍， 2001-2011 年年均增长 37.60 ；其中 2011 年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出让合同价款 3.02 万亿元，占出让总价款的 95.9% ， 2003-2011 年年均增长 33.1% 。 2012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 2.69 万亿元左右，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 44% 左右，但扣除土地出让成本，土地出让净收益约 9684 亿元左右，相当于财政收入 15.9% 左右。 图表 AUTONUM 26 ： 2001-2011 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走势（分出让形式）（单位：亿元） 5.3.4xxczh 建设用地发展趋势 1 、 czh 增长趋势分析 未来 10 年我国将处于快速 czh 的进程中。按照 czh 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czh 水平达到 30% 左右时， czh 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口 czh 将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而到 2011 年底，中国户籍 czh 水平达到 35% 左右，而包含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村常住人口，宽口径 czh 水平迈过 50% 的门槛，进入 czh 加速提升的新阶段。 2 、土地非农化需求预测 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巨大， 2011 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99316 元 / 人，是第一产业的 5.70 倍，第三产业为 76549 元，是第一产业的 4.39 倍，未来我国经济总量还会持续增长，仅仅劳动生产率较大幅度提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特别是土地资源的投入，单位土地资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会成倍地增加产出，因此未来土地非农化需求巨大。 图表 AUTONUM 27 ： 1995-2011 年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单位：元 / 人） 3 、土地供应充足度预测 2011 年我国城市城区面积为 18.36 万平方米公里，建成区面积为 4.36 万平方公里，征用 1842 平方公里，城区面积减去建成区面积还有 14 万平方公里，如果按 2011 年的征用面积测算，则 14 万平方公里的剩余面积足够满足 76 年的 cz 建设用地需求。 图表 AUTONUM 28 ： 2007-2011 年我国城市用地面积情况（单位：万平方公里） 4 、城市地价增长速度预测 伴随着商品住房市场的调控政策，开发商对住宅用地的热情已不同往常，据 * 监测， 2013 年前两月，全国 30 个重点城市 有 17 个城市的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同比下滑。而为了土地财政得以持续，地方政府只得加大相对受青睐的商办用地的推出力度，缓解地方财政的窘境。据 * 统计，这 30 个重点城市中有 17 个城市在 2013 年的前两月加大了商办用地推出力度，推出商办用地建设面积占同期推出全部用地面积的比重上升，其中广州市在前两月推出的土地中，有 80.44% 的面积是商办用地。而众所周知，商办用地价格明显高出住宅用地价格和工业用地价格， 2012 年四季度主要城市的商办用地成交价格是住宅用地的 1.26 倍，工业用地的 8.72 倍。因此今后随着地方政府加大对商办用地的推出力度，将进一步促进全国土地平均价格的上涨。 图表 AUTONUM 29 ： 2005-2012 年商办用地价格与住宅、工业用地价格的比例 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到 GDP 的 5% 以上，就是支柱产业，占到 8% 以上就是战略性支柱产业。 30 个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长春、重庆、贵阳、石家庄、苏州、宁波、大连、青岛、温州、太原、无锡、福州、长沙、武汉、厦门、天津、成都、哈尔滨、南宁、南京、西安、沈阳、南昌、郑州、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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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空置房最多有1100万套
insight 2013-9-24 14:35
楼市观察 　　现阶段全国城镇住宅空置率为5%左右。即便将数据增加50%，也不过7.5%左右的空置率，按全国城镇存量住宅计算，约1650万套的空置住宅，远低于所谓的“6800万套”。 　　近日， 农业银行 ( 601288 , 股吧 )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祚 ，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文章称：“我国城镇商品住房和商业写字楼总供给量逐渐趋于饱和，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严重供给过剩。有机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空置住房达到6800万套，总面积近60亿平方米。据不完全估计，我国城镇商品住房存量已经超过240亿平方米。” 　　“6800万套空置住房”一出，很多人为此而担忧。房屋空置率，是国际上衡量房地产市场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属实，则按文中所述的240亿平方米住宅总量，全国城镇住宅空置率高达25%，远超国际合理水平，中国楼市临近病危。 　　我不太清楚， “6800万套空置住房”的数据来自何处，以前并无机构公开正式发布过这一数据。而类似数据只有一个：2010年7月有媒体报道， 国家电网 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一新闻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当有记者就此向国家电网公司求证，答复是没有公布过此类数据。到底有没有，最终也没个定论，不了了之。 　　就国际经验看，各国统计口径有别。一般来说，把度假房、第二套房和废弃房算在空置住房内的，空置率会偏高。中国香港住房空置率在6%以下。 爱尔兰 和中国台湾住房空置率在10%以上（含二套房）。 美国 如果出租房空置率降至5%，则达到了 法律 所定义的住房紧急状态（供应不足）。 日本 近些年来房屋空置率为5%-8%。通过上述国家的现实情况，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10%以内的住房空置率，基本不会形成泡沫。 　　很多发达国家的统计部门，都有关于房屋空置情况的常规性调查。但由于我国统计部门从未开展这样的调查，缺少权威数据。所以只能进行大概推算，主要根据二套房的数量（空置房皆来自于非自住的二套及以上房源）。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REICO工作室发布的报告中提到：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第二居所的比例为12%，60%用于出租，25%用于偶尔居住。由此推算，100套房屋，约有12套为第二套房，其中约有5套为空置，因此空置率约为5%。 　　广州市社科院数据显示：2011年末每百户广州城市居民家庭还另外拥有住房19套，其中出租房13套。2007年，国家 统计局 江苏调查总队数据：全省城镇家庭中拥有二套及以上住宅的比例为14.3%。这些数据相互印证后，基本上可以认为：现阶段全国城镇住宅空置率为5%左右。 　　据笔者的估算，至2012年底，全国城镇存量住宅面积达220亿平米。按5%的空置率，则空置房面积约为11亿平米、约1100万套。即便考虑到上述调查数据可能存在低估现象，将数据再增加50%，也不过7.5%左右的空置率，约1650万套的空置住宅，远低于所谓的“6800万套”。与国际水平相比，依然处于合理区间，推导不出全国住宅严重过剩及存在房地产泡沫的结论。 　　 杨红旭 （ 上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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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向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致敬
李双建 2013-9-7 20:31
今天听到一位有名的教授讲起科斯的制度，产权理论，深有感触。是的，科斯将许多外生问题进行内部化，解决了很对相对比较棘手的问题，使得人们对经济学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科斯可以说是成什么大牛都不过分。 科斯教会了我们看问题应该以有几种解决方案，如果你对问题只有一种理解，说明别人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理解，应该谁是谁地将自己看成是最后的傻瓜。因此，对待问题应该有很多解决方案，如果你只有一种方案说明别人已经将这个问题解决啦！！！ 其实，社会就是经济问题的相生的，和谐的，动态的社会，这一假设被推翻我们研究经济学就失去了意义。你认为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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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2年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学家
wangqing0610 2013-6-24 02:13
2012年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学家 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 　　3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5年至今，任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舒尔茨杰出功勋教授。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罗伯特•J•巴罗（Robert J. Barro） 　　哈佛大学经济学瓦格纳经济学讲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98年获得亚当•斯密奖 (APEE) 　　5 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约翰•德维杰出服务教授（John Dew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6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7 彼得•菲利普斯（Peter C. B. Phillips） 　　耶鲁大学经济学、统计学教授。1989年晋升为校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8 让•梯若尔 (Jean Tirole) 　　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兼职教授，《计量经济学》杂志副主编，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 　　9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主席。1977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0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1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Top5%中的华裔经济学家 　　Top5%的1634位经济学家中，华裔学者共19人。其中，邹恒甫、魏尚进、白聚山、李龙飞、萧政和张贤旺位居前500之列。 　　邹恒甫（全球排名第96位）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魏尚进（158）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白聚山（33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 　　李龙飞 （374） 　　俄亥俄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 　　萧政 （483）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荣誉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高级研究员，《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 　　张贤旺（Yin-wong Chueng，495）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经济系终身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Top5%中其他的华裔经济学家依次为：石寿永（排名534）、查涛（546）、王平（音，Ping Wang；736）、黄有光（951）、郎咸平（1019）、张俊森（1035）、林毅夫（1143）、张晓波（1194）、范胜艮（音，Shenggen Fan；1413）、文一（1545）、方汉明（1571）、陈永民（1585）及邹至庄（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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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2年中大西方经济学考研复试题目
繁清 2013-5-29 19:10
2012年中大西方经济学考研复试题目： 1.写出你印象最深刻的3-5篇经济学学术论文的名称，作者，出版刊物，时间，主要内容。 2.写出你认为经济学中最核心的3-5个概念，并解释为什么。 3,写出经济思想史中3-5位经济学家（不准写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的年代，国籍，及其主要贡献。 4给定生产函数Y=K^aL^bT^(1-a-b),求报酬等于边际产出时的利润。 5评述中国近10年的经济状况，并结合模型说明。 拿到卷子的那一刻我囧了。也不知道当时写了神马。第一题完全没动笔。感觉要做分母了(6/12)。攒个人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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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巴菲特股东大会：不看数据就看成长性 别理经济学家
mclrenjing 2013-5-6 13:16
#巴菲特股东会#【巴菲特股东大会：不看数据就看成长性 别理经济学家】 他居然和自己的老搭档芒格跳起了江南style的骑马舞。有人说巴菲特这是在卖萌，扎着红领带、吃着巧克力、喝着樱桃可乐，但没有人会因此轻视巴菲特的判断。 详细见原文： http://www.tttzw.com/HomeCenter/Content/1/1/2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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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推荐《公共权力与社会变革:基于博弈论的经济史理论》
2008feier 2013-3-13 09:55
《公共权力与社会变革:基于博弈论的经济史理论》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1月1日) 外文书名: Public Power and Social Evolution——Economic History Theory Based on Game Theor 丛书名: “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后续研究：2 平装: 294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7509739012, 9787509739013 条形码: 9787509739013 商品尺寸: 24 x 16.6 x 1.6 cm 商品重量: 499 g 品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朱全涛，男，1970年生，湖北黄冈人：中山大学数学学士，北京大学数学硕士，师从著名数学家姜伯驹院士和段海豹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教授和厉以宁教授：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rnv)客座研究员、研究项目负责人：伦敦大学SOAS金融与管理系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研究还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hal of IndustiralOrganization(SSCI来源期刊)上发有竞争理论方面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创新市场与国家兴衰》。 吴欣望 ， 女，1974年生，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师从厉以宁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辜胜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师从文建东和郭熙保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曾从北京大学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顾问；英国伦敦大学SOAS金融与管理系访问学者(一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知识产权、创新经济学和经济史等。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Organization(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竞争理论方面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有《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知识产权：经济、规则与政策》《专利经济学》《创新市场与国家兴衰》等。 读完此书，我自己写了一些对作者观点的总结，并受到了一些启发，有了一些感想。姑且简单称其为 “市场结构经济史观 ”吧 。 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大量现象进行统一的理论解释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也是产生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理论的前提。从“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中可以再更进一步地提炼出最为核心和本质的东西——市场结构。从而提出“市场结构经济史观”，用纯经济学的概念“市场结构”代替“制度”来解释历史。“市场结构”是一种更一般化的分析框架，是一种更具有统一解释力的理论和视角。 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研究中，对大量现象进行统一的理论解释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思路，也是产生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理论的前提。 例如：物理学中爱因斯坦对“统一场理论”的探索。数学中泛函分析使代数学和分析学在方法上的统一和更一般化。 而回顾数学史，数系的扩充，N，Z，Q，R，C。也是在追求更一般的统一分析框架，解释和方法。而克莱因则用“变换群”的观点内在地统一各种几何学理论。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于20世纪初发起了公理化运动，提出以“公理系统”作为统一各门数学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美国数学家伯克霍夫提出用“格”来统一代数系统的理论；其后，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继承公理化运动，提出“数学结构”的思想，把数学的核心部分统一在结构概念之下，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些都是统一性思想和方法在数学领域获得的成功。 同样，追求对历史现象的统一解释也应该是我们从事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一般性和统一性的历史理论框架，使之不同于之前大量历史学家对不同国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细节及其具体的演变过程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学者们对“统一理论”的尝试 实际上，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尝试。 按照诺斯等人（2006）的观点：有记录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从“限制介入”秩序演化到“开放介入”秩序的过程。这可以解释实现人类社会自我规范的制度结构是如何演化的。诺斯等人尝试用“限制介入”和“开放介入”这种概念框架统一解释有记录之人类历史。即：有记录之人类历史就是从限制介入演化到开放介入的历史。 “限制介入”秩序通过使用政治系统来限制经济的进入从而创造经济租值，并使用经济租值来实现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对暴力的控制。 “开放介入”秩序通过向全社会开放对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的介入来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并通过竞争来保持社会秩序的自持性。 而每一个精英群体中的成员都有排斥性的特权以控制某种资源或活动。这是精英们控制社会中有价值的经济，政治，教育和军事资源的基本模式。精英成员都能够从对其资源的垄断特权中得到租值。租值是塑造精英统治联盟的重要机制。特权能够形成对进入某领域的限制。而发达国家总是具有开放的竞争性民主制度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 这和朱全涛，吴欣望（2011）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按照朱全涛，吴欣望“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的观点：一个人或一个新组建的企业能否有资格自由进入一个市场获取超额利润是社会是否公平的一个关键。 但是，在传统社会，在绝大多数市场上，这种资格并没有赋予每一个人，甚至也没有赋予多数人，而是仅仅赋予极少数人，而这些人通常也是传统社会的统治阶层。甚至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市场也设置了很高的进入门槛。一些人为这些门槛的设置辩护，但许多辩护无疑是谎言。 传统社会，常爆发战争，故用封侯作为激励手段鼓励军人建立功业，使之获得爵位，获得特权垄断。通过赋予一个人一定地域的垄断权来激励他建立功勋。与之相配套的还有郡县制，科举制度。科举取士这种精英政治模式也是一种给平民子弟以希望，激励其通过自我努力奋斗，十年寒窗苦读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特权垄断可以获取超额利润。政治市场结构，经济市场结构，国家的兴衰演变史就是这些市场结构的演变史。一般说来，市场结构朝竞争性方向演变通常与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 而在现实中，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大多数市场是垄断（或接近垄断）的社会，最常见的垄断方式是区域分割。而社会进步就是不断打破这些市场垄断的过程。特权阶层拥有一些市场垄断权，这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打破特权垄断，建立起社会公平，因而实现公平和正义。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是让市场有更多的竞争者，降低市场准入。 而在现代社会，主要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特权，通过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来保障其实现。 而市场结构是考察经济是否有效率的出发点。内部贸易壁垒越高，统一的市场被分割的越严重，则经济效率越低。 与新制度史学研究社会从空泛的概念“制度”开始相比，“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认为：研究社会的出发点是市场结构（包括政治市场结构和经济市场结构）；在经济学中，市场结构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它包括三类：接近完全竞争、寡占和垄断。 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应该用市场结构的变迁来描述；政治市场结构的变迁是法律和制度变迁的基础；产权能够改变市场结构，从而影响社会变迁；激励创新和反特权垄断（或者说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 因此，从“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中可以再更进一步地提炼出最为核心和本质的东西——市场结构。从而提出“市场结构经济史观”，用纯经济学的概念“市场结构”代替“制度”来解释历史。 实际上，市场结构是本质，制度是表象，更具有纯粹，正统经济学血统的“市场结构”是一种更一般化的分析框架，是一种更具有统一解释力的理论和视角。 古代史书为帝王将相作传，讲的是历史的发肤，现代史书为著者立说，讲历史的骨骼。而尝试用“市场结构经济史观”找到历史的基因，则是想解释历史不断重复的原因，找到历史的遗传，变异和进化规律。对古今中外历史演变给出统一的解释和分析。 历史有基因，能遗传，当然也能变异。市场结构就是历史的基因。剔除光怪陆离的外表，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神之间，本质就是交易；差别仅仅在于交易双方获利的大小；而这些差别主要由市场结构决定。暴力服务市场的市场结构是最关键的基因．只有在其之上才能完整地理解宪法、立法和司法，乃至宗教等公共权力。 也就是说，暴力服务市场理论是“市场结构经济史观”历史理论的基石；宪法、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理论是建立在暴力服务市场理论基础上的，这四个方面的理论是政治市场的核心。而宗教市场，还有新闻市场只是与政治紧密相关。 本文来自: 经管之家 经管书评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7910page=1fromuid=29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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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2005 2013-1-23 18:39
《我的闲话之“如何伪装成一个经济学家”之三种典型路径》 “如何伪装成一个经济学家”？我以为，基本可有如下三种典型路径，{:soso_e113:}{:soso_e183:} 之一，做好一个语言大师。 ——多年前有人说过，所谓知识分子圈，不过是一类具有典型特征和诡异的“内部人”氛围的“语言体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和估计能被自己忽悠的一种半生半熟的小知识分子的专家型语言体系，甚至于营造一些有倾向性的观点群落，好的比如宋博士们“货币战争”、某将军们的“C型包围圈”，差的比如PE的边车基金或边车效应，比如粮食安全文献中有人提到一个“币缘政治”，再比如2012年的流行语什么“DIAO丝”之类的（不知道算不算DIRTY WORD，惭愧，也为当前人们的文明和教养底线抹一把汗。）{:soso_e149:}{:soso_e127:}{:soso_e120:} ——典型代表是N年前我的一个北师大生物系毕业的女硕士同事，她会为了“陈寅恪”的恪字的读音究竟如何而茶不思饭不想，甚至不接男朋友的电话，到处打电话确认，坚定地认为；认得这个字的才有资格与其同语同人。呵呵，这还是个从北京西北深山中出来的女学者，硕士毕业前一年才在男朋友及其家人的支持下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然，能够在学生时代解决温饱问题，我一直很羡慕很仰视，因为我自己的学生生涯充满了不能吃饱饭，经常饿醒饿昏头的极端痛苦记忆，赫赫，所以我不敢和“陈寅恪”们较劲。）当然，还有一个典型，就是著名的新东方的玉米糊老师了，他竟然认为“读过200本书”是现代大学生的基本标准之一，我汗，我暴汗，瀑布汗，以及，成吉思汗，{:soso_e127:}{:soso_e120:} 之二，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无差别”打击型无敌的学术金刚。 {:soso_e126:}{:soso_e140:}——学术研究国际化不到20年的历史告诫我们：“唱衰”的研究者，很有可能“一衰而走红”、“一骂而威震天下”——最最经典的，国内莫过于朗咸平教授，他能够用一骂“干掉了”所有其他华人经济学者，“一衰”将中国MBO、PE乃至国企改革、民营经济（资本主义）发展推迟10年20年，那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本事，非WENGE时代的毛大人莫能及也{:soso_e120:}————其实他的几乎所有电视访谈、主持节目、学术报告的公开资料、学术专著都是我个人的超级热衷——这是向李敖先生学来的，虽然他的一儿一女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但这不影响对李敖先生学品及学问风格的高度推崇，李敖先生是做学问做结论讲“证据”的，特别具有说服力，以及里程碑意义。 ——再有一个国际上更著名更经典的，莫过于NOBEL的宠儿——克鲁格曼大人，其实在他出名之前，他有两本书就在国内学生中流传了，一本是美国怎么了，MS对美国现行体制日渐僵化的一个类学术的批判，也很一般，感觉像索罗斯后卡尔波谱主义作品的读后感言{:soso_e121:}还有一本就是他后来赖以成名和获奖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好象是个讲座教材的残本，没有封面，没有作者，私下流行的，很像当年传说中的曾经历史上少女之心一类的东西，哈哈，{:soso_e121:}{:soso_e120:}总之，像我这种经济学启蒙是看老萨经济学13本当纪实小说看的前“经济学盲”，看不出他能够获诺奖，大概也不奇怪。当然，他用“金刚级”“超人级”的“无差别”的方式，恶攻猛攻中国ZF，中国政策，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发展中的各个关键的、核心的、甚至微妙的、敏感的、再甚至旁支末节的动向，以打造出一个“反”今日中国的清醒的美国超级精英的形象和丰满的人格，目前看来是极其成功的。{:soso_e114:}{:soso_e113:} ——印象深刻的相关事件及观点主要包括：中国ZF第一次制衡日美DIAOYUDAO挑衅时停了对外的几种稀土出口，克大人就用他的生花妙笔把中国刻画成一个无限接近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中东欧的前二流画家、不出名诗人、热衷寻求某个在阳光下寻求更多更广阔生存空间的那个“名流”。还有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三次“量宽”进程中，第一任小奥总统既然将中国定义为“再平衡战略伙伴”，中国人出钱买点美国比较垃圾债券，自然是顺理成章，题中之义了。只是“买了”就会被克大人清醒、深刻地挖掘出“险恶用心”来。克大人对中国汇率升值的评价也是一样。汇率都是按照西洋诸大人们的意愿升来升去了，国内外量宽都把中国人民的房子翻上6-7倍，牛肉翻上3-5倍，基本粮食翻1-2倍了，“与国”诸大人还是不满意，还是要挖掘吾等之诸多“险恶用心”。 ——可见，“无差别”打击型无敌学术金刚之影响力，能够影响世界90%以上人类生活状态和福利、和安稳日子的，能够改变历史进程，能够引动世界最顶级武装力量，步步进逼，节节东行，“重返亚洲”，是要“重返二战”么？学术金刚，顶级无敌。 之三，其实，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伪装套装”，还真不是朗教授和克教授可以比的。这就是当年发布了《布朗报告》的美国人莱斯利·R.·布朗。 {:soso_e126:}{:soso_e102:}{:soso_e113:} 这大哥的顶级装备——“清醒认识+严谨理论+扎实数据+及时发布“型“伪经济学家超人套装”，才是“如何伪装成一个经济学家”的终极攻略！（1994-1999年，美国民间机构世界经济观察研究所所长，美国人莱斯利·R.·布朗相继发布了论文和专著《谁来养活中国？——来自某小行星的警世明言（敲响地球的警钟）》，引起了迄今不绝的“中国粮食威胁论”）其实，不过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一篇并不严谨民间研究而已。所提的观点不无道理，所列的数据也不无权威来源；但“实证研究”和“数据”并不能够说明“观点和结论”。逻辑的两头都是严谨、权威的，逻辑的中间，是灰色的模糊的黑箱，以及寻章摘句。但一切“混乱CHAOS”和“混沌”都隐藏和躲避在惊人的警世明言般的结论中，“中国人到国际市场上大肆买粮会饿死全世界！”，看，多吸引眼球。这么善于搏出位的，凤姐，芙蓉，犀利哥，野田前首相，绝对是没的比的！{:soso_e114:}{:soso_e120:} ——其实，我一直以为克鲁格曼大人，就是莱斯利·R.·布朗的”超级拥趸“，否则，不可能COPY得如此惟妙惟肖，堪称顶级“模仿秀”。{:soso_e120:} P。S。这几天思考和综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感觉“布朗大人”真是很厉害的。莫说《布朗报告》的研究结论和“警世明言”迄今（粮食产量稳站5亿吨平台，而且九连增了）仍具有现实意义，且说是《布朗报告》中提到水资源、耕地资源约束未来中国粮食生产；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必然“挤出”农业生产；食物结构优化使中国依赖农产品自由贸易并将“饿死全世界”；这三大“高浓度预言”，就足以使人狂汗，继续狂汗。 然而，“高浓度预言”发布近20年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显然，还并没有那么糟。不要说是《布朗报告》的警世作用，不能把中国ZF和中国的粮农看成单细胞的“草履虫”——谁不会依赖价格变动的信号动态调整自己的生产、消费行为，谁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买不起粮食挨饿，而无所作为？！而令我觉得“布朗套装”顶级的原因是，《布朗报告》对中国农业政策的恶劣影响！首先是1996年《中国粮食白皮书》的发布。其次是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罗马）峰会中国对外承诺粮食自给率确保95%，自由贸易率不超过5%。最后是著名得诡异的“18 亿亩红线”，耕地保护政策。——“最后”是我不敢探讨的事物，姑且列在那里为了行文平衡吧——只说说，1996年《中国粮食白皮书》确定的（至今）粮食安全战略——姑且将其称为“饥饿恐慌型”安全战略，显然，已经严重不适合中国了。 在过去的数百篇文献的检索中，很惊奇地发现：超过99%的文献作者都认为，短期数量安全的解决，是早在1978年农村土地改革后就完成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国的基本口粮安全，早在35年前就解决了；而2012-2013年的今天中国的粮食战略和政策，仍然是延续了千多年来的“饥饿恐慌型”思路和情绪——这个，能够直接刺激中国ZF和中国社会将“粮食安全和饥饿恐慌和耕地红线”如此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再打上个死结，“布朗套装”的段位真是高，高，实在是高到不可攀的历史地位！再有，就是关于人口和人均消费量、人口消费口粮总量的预言，“布朗套装”将数字放大到2030年超过16亿的中国人进口粮食规模达到2.16-3.78亿吨，这是实际世界粮食市场运行总量的接近150%（他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超过16亿，粮食总需求量至少增加70%，而粮食生产将下降20%，若按人均300公斤粮食消费量计算，中国的粮食缺口将达到2.16亿吨，如按人均350公斤计算，粮食缺口达到3.78亿吨。） 而其中，人口的增长问题，更为令人沮丧：中国目前的人口问题已经从总量负担，逐步转化为人口结构不利化。尽管有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但人口结构已呈现典型的未富先老，而且“4-2-1”的家庭人口结构，使未来的年轻人不得不背负严重的家庭养老责任和包袱。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人口总量比正在失衡。我自己有几个邻居，都是从外地到北京做小生意或社区清洁服务工作的，其中，儿女最多的一个家庭是7个孩子，最少的一个是4个孩子。他们都是教育水平在中学以下，经历过两次婚姻，而且还超生；前者是没有北京户籍，售卖水果为生，后者是拿低保的。而相反地，我所结识的很多高级、顶级知识分子中，只有3个人经历了两次以上婚姻，总共生育有2个孩子。甚至有几个大哥大姐大侠，从不惑到已知天命，就是不结婚，也有一些丁克的。即使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也都在本科甚至高二以后将孩子们纷纷送往欧美加新和澳洲。——所以，并不是我偏执地认为，高学历应该多生育，以传递和延续于国于家于人类历史于个人道德伦理延续最佳的家族血脉；而教育水平差点就不应或少一些生物和种族传承——其实，我只是不知道：这一代以后，有哪些人留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毕竟有个院士和教授的父母，有个硕博士的双亲，有个读书破万卷的家庭文化，有个注重营养和食物安全而不是转基因或地沟油的家庭文明，与其正相反，应该是有明显差别的。 当然，可能我想法也不对。就像“布朗套装”本质上是用道德的力量逼迫中国自我放逐，放弃对世界自由贸易若干福利的主动追逐：正如某某所说：中国人买了什么，就相当于从世界人民手中偷了什么抢了什么，就是不道德的。殊不知，中国人有权通过世界自由贸易得到一切！就好比中国如果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统一的经济体，也会有13亿人要吃饭，要么就近自己生产，要么到国际上买粮——如果是100个小国家，还是13亿人，会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更像东南亚、更像伊拉克和利比亚、更像海地或南美的一些国家，非正常死去很多人，客观上减少对世界资源的需求罢了。 综上，其实，至今，中国的粮食政策体系仍然处在“布朗套装”的终极打击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是显见的：粮食政策制订的基本目标和战略模糊；口粮安全和基本粮食安全和粮食宏观安全和粮食中长期预警下确保安全的内涵冲突和制度效应叠加或冲销；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和金融支农政策力度不足或着力点失准；粮食生产对城镇化工业化“拖后腿”严重；农业仍旧定位为“老”“旧”“差”“穷”产业——老人务农，旧观念旧生产方式旧经营方式，三等及以下农业人口务农，以及农业经营比较收益；金融市场机制严重歧视和排斥农业产业；农业产品价格远远偏离其真实、公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农业排斥和挤出持续加剧；更多人口、资金、环境、能源、交通、物流、技术要素向大中城市集中，城镇化福利水平持续下降；等等。 是以，我深以为，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伪装套装”，还真得是“布朗套装”级的，一般人，比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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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12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攀升至51.5，创19个月新高
清月孤树 2013-1-3 13:03
中国12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攀升至51.5，创19个月新高(更新) 2013-1-3 汇通网12月31日讯——汇丰银行(HSBC)周一(12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2月制造业活动增长速度创2011年5月以来最快，同时制造业新订单同样持续强劲增长。 汇丰银行称，中国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大幅攀升至51.5，创19个月最高水平，11月终值为50.5，12月预览值为50.9。 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曲宏斌表示，中国12月制造业PMI终值连续第四个月上升，并升至19个月高位，这主要得益于新业务加速增长以及去库存进入尾声。 分项指标显示，中国12月新订单分项指数升至52.9，触及2011年1月以来的最高位；制造业产出指数则触及2011年5月以来最高位。不过，新出口订单在上月短暂升至荣枯线上方后，再度降至萎缩区域，显示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 曲宏斌表示，当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全速发展，且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中国将在未来数月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鉴于中国ZF不断重申对于2013年的稳增长政策，预计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年率将达到8.6%，尽管外部环境仍将提供阻力。 稍早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此前有参与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仍定在7.5%，官方研究机构——国家信息中心则在最新报告中预计，明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左右，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3%左右。 中国11月经济数据总体维持偏暖态势，尤其工业增加值增幅在时隔八个月后重返两位数，明显高于市场预期，而消费与投资增速也保持平稳，显示中国经济继续在企稳回升态势下运行。但另一方面，外贸增速骤降。11月出口年率增长仅有2.9%，远低于市场预期及前两个月，11月进口年率零增长，证实外部环境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中国经济复苏仍是缓慢而温和的。 PMI高于50表示制造业在扩张，低于50则表明制造业萎缩，它是一个基于五个单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各指标及其权重分别是：新订单0.3、产出0.25、就业人数0.2、供货商供货时间0.15、采购库存0.1，其中供货时间指数作反向计算，使其可比性与其它指标一致。 文章来自汇通网: http://www.fx678.com/C/20121231/2012123110445613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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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综括市场ZF社会三种机制 经济学才有突破
xy105618 2012-12-25 14:00
　　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解释和分析主旨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自身的平衡机制，而这一机制又基本取决于政府行为，所给出的政策建议也是如何在规范两者各自行为的基础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在一个多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家们探讨的基本是各类生产要素特性，这些要素如何在价格机制驱使下有效配置，并集合成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何将政府权力限制在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适当定位上，也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 　　从马歇尔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的时代。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核心的一整套新古典方法体系，仍是当今经济学的标准方法。即使看上去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批评意见的凯恩斯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新古典方法运用的结晶。无论是消费与储蓄倾向，边际与乘数概念，还是充分就业分析，无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概念范畴与均衡分析框架。只不过凯恩斯认为，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集中体现的政府行为，在恰当时期以恰当的方式发挥恰当程度的作用。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在凯恩斯看来，应当在经济学分析上得到认可与重视。 　　以认同政府的作用是否应更积极为标杆，新古典经济学在思想与政策建议上被分为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家基本属保守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限制政府行为的保守倾向，也许基于当时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与根本性，以及他们对政府权力易于膨胀和滥用的担心。至少过去两个多世纪的现实验证了古典主义者的担心。虽然很多实证研究从两者高度相关性上表明了政府扩张的合理性，但也有研究显示，市场机制被扭曲也是实实在在的。 　　不管是欧元主权债务危机，还是美国危在旦夕的“财政悬崖” 儿童皮靴，都是政府规模快速扩张和日益加深的干预所带来的市场扭曲所致。至于除此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政府行为的肆虐及其带来的波动，就更突出了。正是这种政府规模更易于扩张而更难于把控的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强调限制政府的理论与思想，才更有现实意义。相比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规模与作用相对更大些，尽管在经济学上存有争议，但从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上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 　　从上述视角来看学界最近围绕着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可能更有利于正确认识一些理论与现实问题。林教授的要义完整体现在他最近出版的《繁荣的求索》中。这是他担任四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实地考察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低收入经济体后，结合多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写的理论与实际结合最为紧密的著作。这无疑是本极具分析价值和政策思想性的经济学文献。这是首先应给予肯定和认可的。 　　林毅夫在这本书里将结构特征及其变迁作为经济发展分析的核心，强调要素禀赋及其决定的比较优势在选择产业和发展战略上的至关重要性。他认为，与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发展之路，在使一国经济具有竞争性的同时，不断扩展市场范围与生产可能性边界，逐步积累足够多的剩余，促使其要素禀赋结构得以变化，从而带来产业升级与产业多样化，日渐走向发展、赶超和繁荣。这是发达经济体和成功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也是低收入经济体应当学习并遵循的发展路径。 　　其实，无论是要素禀赋，还是对比较优势的强调，都是林毅夫一贯的经济分析重点和思想主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经验，已使他对这种分析路径和思想深信不疑，四年世行职业经历中对众多低收入经济体的切身观察，估计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只是，在所有这些理论概括和政策主张的陈述中，他都强调了政府作为因势利导者的角色及其重要性，这恐怕是引发争议的根本点。不过，林毅夫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大政府的主张，而仍然一再强调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当然，也很难将他确定地划入上述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或者新自由主义者。因而，这不应该成为人们对这本书和其政策思想的争议点。 　　笔者想提醒的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仍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内探索。诚如他在书中所坦承的那样，他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方法。”他所运用的概念、范畴、分析范式，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视野内的。 　　实际上，作为其分析核心的要素禀赋，也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尤其是被亚当·斯密所强调，只不过，林毅夫将斯密提出而被后世学者忽视的“基础设施禀赋（公共工程和制度）”重新拿出来强调而已。他的比较优势理论，早在古典学者李嘉图那里有过比较充分的分析和强调。林毅夫有关通过优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步积累剩余和资本，来逐步提升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进口替代”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水到渠成，并未完全超越新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却有其新颖之处，也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成功和不成功发展中经济体经验教训的总结。 　　林毅夫对基础设施（一个国家的硬件与软件设施）的强调，特别是作为集体行动的政府行为在提供、协调和改善基础设施中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仍是新古典框架内的凯恩斯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的内容。 　　如此说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范式、套路和思想。因此，评价焦点应于是不是林毅夫自己说的“新瓶装新酒”。综观全书和以往所能读到的林著和论文，尤其是他坦承仍然运用的是新古典方法，还看不出“新瓶装新酒”。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林毅夫预设了一个前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所预设的，那就是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在应有的时间就应有的问题与任务，予以应有的正确而及时的识别，做出应有而恰当的反应，采取应有的措施，并使之得到有效实施，取得了同预期一样的效果。这一预设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脆弱的，已被迄今为止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一再驳斥。这无疑影响到了林氏理论的说服力，却也给出了一个世人仍未解决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如何使政府能尽可能地公正而有效？经济学难以对此给出完整的答案，这种探索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但可以确认的是，政府规模与其公正有效性并非正相关。那么，限制政府规模与权力扩张就是减少问题尤其是市场机制被扭曲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则，而这正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一直坚持的。 　　只是，越来越值得提醒的是，经济学已有研究忽略了社会机制。现实是，市场、政治与社会是组织和调节人类生活的三大机制，社会机制当然对资源配置，以及秩序的确立、维持与改善，进而经济效率有着独特的功能。因此，如果经济学要想有所突破，就不能仅只关心市场机制以及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需要综合研究市场、政府、社会三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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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龙义 2012-10-29 23:30
中国网10月29日讯(刘一震)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27日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1次季度报告会上表示，二战以后，世界上能够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少，但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关键是ZF要因势利导，并创造条件不断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林毅夫谈到，虽然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500美元，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收入差距的情形是跟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的。 　　“收入差距的急剧恶化，加之腐败问题，以及环境恶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林毅夫认为，目前，讨论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林毅夫指出，根据1950年到2008年的数据可看出，在二战以后的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跟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是更多。但在这28个经济体绝大多数是欧洲国家，如果再把当中的石油或是钻石生产大国刨除，就只有12个经济体。 　　林毅夫直言：“这些数据的含义是，从二战到现在，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是陷入在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真正能够打破这个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少的，”。 　　但林毅夫强调，这并不表示，中国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后，继续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是不可能的。 　　林毅夫指出，在上述提到的12个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就有很多是中国的近邻。其中的台湾和韩国，在50年代人均收入只有美国40%左右的；而同样是50年代的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人均收入只有美国20%水平，相当于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差距。 　　“但通过经济的持续发展，到2008年时，台湾和韩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60%，日本达到了美国的80%，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都达到了美国的80%甚至更高。它们都从50年代的低收入经济体变为现在的高收入经济体。”林毅夫说。 　　因此，林毅夫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必然的原因是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资源不断从低物价价值的部门向高物价价值部门转移。” 　　结合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市场失灵”以及“ZF失灵”的判断和认知，林毅夫指出，应该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国家开始发展时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变得有竞争力，积累资本，产业不断升级，这个过程当然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同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ZF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总结和分析，关于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表示，要创造条件让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然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 　　同时，ZF要协调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外部问题，在专利、基础科研方面给予支持，还要通过ZF采购，以及对某些技术化产品的行政指令给予帮助，林毅夫特别谈到，“除专利支持外，另外三方面都要求ZF把有效的资源做一个策略性配置，针对特定的，ZF认为比较有前途的产业来进行支持。 　　林毅夫最后再次强调，关键是分清市场和ZF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才可以控制存在的问题，并且创造条件不断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求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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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wo 2012-9-14 09:04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l-ras)在《纯粹经济学要义》(“The mere economics to iustice")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 瓦尔拉斯是边际效用学派奠基人之一，他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他认为价格或价值达成均衡的过程是一致的，因此 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是一回事 。他用“稀少性”说明价格决定的最终原因，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 一般均衡理论后来由帕累托(Pareto)、希克斯(Hicks)、诺伊曼(Ronald Neumann)、萨缪尔森(Samuelson)、阿罗(Arrow)、德步鲁(Debreu)及麦肯齐(McKenzie)等人加以改进和发展，这些经济学家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在相当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 2、Hicks的短期均衡分析 　　希克斯将均衡定义为：“当经济中的所有个体从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挑选出他们所偏爱的生产和消费的数量时,静态经济(在其中需求不变,资源也不变)就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部分决定于外在约束，——更多的是决定于其他个体的选择”，希克斯认为，他的静态均衡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一定存在着向均衡方向变动的趋势；二是收敛于均衡的速度是极快的。 　　希克斯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处理均衡问题的，他借助了马歇尔的方法，并且通过扩大马歇尔假定的范围进一步缩小经济主体的选择空间，这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 3、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 　　阿罗\德布鲁用数学模型证明了的一般均衡。阿罗一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理论存在性的证明，主要依存于两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因此，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某些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总需求水平知识，并且没有一项最终交易实际上是按非均衡价格进行的，这当中的某些假定也许可以放松，以适应少数行业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所有行业卖方垄断竞争的度量。但是,寡头垄断的存在否决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决竞争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样），更不用说消费和生产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是为了研究竞争的市场均衡。它的一个主要假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将市场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一般均衡理论经过阿罗、德布鲁和哈恩等人运用数学形式加以修饰，已经变得更加完善。 　　在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般均衡理论中，货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便利生产和交换的进行，实际上，货币是可有可无的，由瓦尔拉斯创立，由阿罗和德布鲁进一步完善，并被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加以运用的一般均衡模型要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必须是一个只能分析实物经济的静态模型，这个静态模型是无法转而用来分析动态的货币经济的，这是由模型的内在逻辑结构或者其均衡的概念决定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很难处理时间问题。 　　根据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概念，当经济主体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商品所有权的情况下，实现最优时，“不存在使价格发生变动的机制”。新古典的框架要求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只对价格的变动反应，既然价格不变动，也就不存在均衡的变动。 4、格朗蒙的短期一般均衡理论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格朗蒙(Grandmont)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试图将阿罗一德布罗(Arow-Debreu)模型动态化，发展了短期一般均衡理论致力于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虽然意识到A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表面上的动态特征，遗憾的是，Grandmont预期函数仍然建立在严格的概率统计基础上，他的努力实际上没有超越Ar-row-Debreu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去 50年里经济学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许多最近的经济理论创新，不过是将静态的最大化工具用于分析动态问题，虽然时间在纯粹静态条件下得以考虑，但是却错误地认为能够将特定时间分配从事特定活动。这样，时间和完全知识、完全可预测在本质上是相容的。 5、巴廷金的一般均衡理论 　　1956年发表了其著名的代表作《货币、利息与价格》（Money，Interest and Prices）。他根据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采用宏观分析的方法，以表示财富存量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际余额效应（Real Balance Effect）为核心，对货币在所谓静态一般均衡与动态一般均衡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凯恩斯效应和皮古效应，建立了一个所谓反映“货币经济”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学说。 　　巴廷金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后，围绕着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学说，西方经济学界曾展开过著名的“巴廷金论战” （Patinkin Controversy），争论新古典的两分法是否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巴廷金关于货币中性分析的条件问题。以阿契贝尔德（G·C·Archibald）和李普赛（R·G·Lipsey）等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不使用瓦尔拉斯定律的情况下，新古典的静态模型是相容的。而以哈恩（F·H·Hahn）和鲍莫尔（W·J·Baumol）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此外，葛莱（J·G·Gurley）和肖（E·S·Shaw）等人根据内在货币（inside money）与外在货币（outside money）的划分，认为巴廷金关于货币中性的分析实际上是局限于仅存在外在货币的经济体系中的。但尽管对巴廷金一般均衡学说存在着上述批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学说“对货币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温特罗勃甚至提出，五十年代宏观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是“在巴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中达到了顶点。”因此，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和货币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从新古典经济学解释绝对价格水平确定的货币理论与微观静态一般均衡价值论的两分法，到凯恩斯图说明货币对收入、产量、就业和利率影响的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比较静态的宏观分析，又进一步发展为以实际余额效应为核心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学说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发展中，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 均衡状态 　　瓦尔拉斯还认为，方程所决定的均衡是稳定的均衡，即一旦经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的力量会自动地使经济制度调整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路线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首先撇开生产、资本积累和货币流通等复杂因素，集中考察所谓 交换的一般均衡 。在解决了交换的一般均衡之后，他加入更现实一些假定——商品是生产出来的，从而讨论了生产以及交换的一般均衡。但是，生产的一般均衡仍然不够“一般”，它只考虑了消费品的生产而忽略了资该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瓦尔拉斯进一步提出其关于“资本积累”的第三个一般均衡。他的最后一个模型是“货币和流通理论”，考虑了货币交换和货币窖藏的作用，从而把一般均衡理论从实物经济推广到了 货币经济 。 编辑本段 一般均衡分析 投入产出模型分析 　　 投入产出 分析，是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分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方法。投入是进行一项活动的消耗。如生产过程的消耗包括本系统内各部门产品的消耗（中间投入）和初始投入要素的消耗（最初投入）。产出是指进行一项活动的结果。如生产活动的结果是为本系统各部分生产的产品（物质产品和劳务）。 　　瓦西里·列昂剔夫（Wassily W.Leontief，1906—1999）是投入产出账户的创始人。1936年，列昂剔夫发表了《美国经济体系中的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一文，接着在1941年又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一书，1953年，又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研究》一书。在这些著作中，列昂剔夫提出了投入产出方法。 　　列昂剔夫的投入产出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重农学派 魁奈 （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年）著名的《经济表》。列昂剔夫把他编的第一张投入产出表称为“美国的经济表”。 数理经济学 派瓦尔拉（Walras，1834—1910）和 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1848—1923）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构成了列昂剔夫体系的基础。列昂剔夫本人认为“投入产出分析是全部相互依存这一古典经济理论的具体延伸”。 　　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列昂剔夫创立 投入产出分析 ，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依据的 前苏联 计划平衡（MPS）思想是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CGE模型 　　作为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发展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世界上第一个CGE模型应是 约翰森 （Johansen）1960年提出的。在此之后，CGE模型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中断，直到70年代都没有显著进步。在70年代，有两个因素引起了人们对CGE模型的兴趣。 　　首先，世界经济面对着诸如能源价格或国际货币系统的突变、实际工资率的迅速提高等较大的冲击。 　　第二个促使近20年来CGE模型的应用不断扩大的因素是其细化处理的能力日益提高。 编辑本段 运用 　　艾奇沃斯盒状图 　　艾奇沃斯（Francis Y. 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无差异曲线"几何分析方法的先驱者之一. 　　艾奇沃斯盒状图用于表示两种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 ，最初仅用于消费领域，后被用于生产领域，成为 一般均衡理论 的重要工具. 　　艾奇沃斯盒状图的基本假定： 　　①社会上只存在两个消费者 和两种产品 ; 　　②社会上只存在两个生产者 和两种生产要素 ; 　　③资源（生产要素）的总量和产品与要素的价格既定； 　　④人们所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交换的一般均衡 　　交换契约线 　　边际替代率 : 　　MRCSXY或MRCSYX 　　交换契约线——由两个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点的轨迹所组成的曲线. 　　在交换契约线上的任意一点，表示交换处于均衡状态. 　　若沿着契约线进行交换，一方效用的增加以另一方效用减少为代价； 　　若离开契约线进行交换，总效用将减少. 　　效用可能性曲线（又称效用可能性边界） 　　——表示在产品或劳务产出量既定前提下，社会所能满足的两个消费者的各种最大效用组合. 　　交换契约线所表示的两个消费者效用之间替代关系，实际上是以产品或劳务产出量既定为前提，因而这种替代关系可以直接用效用可能性曲线表示. 　　边际效用转换率 :MRUTAB或MRUTBA 　　二，生产的一般均衡 　　生产契约线 　　边际技术替代率 : 　　MRTSLK或MRTSKL 　　生产契约线——由两种产品的等产量曲线相切点的轨迹所组成的曲线. 　　在生产契约线上的任意一点，表示生产处于均衡状态. 　　若沿着契约线分配要素，一种产品的产量增加以另一种产品的产量减少为代价； 　　若离开契约线分配要素，总产量将减少. 　　生产可能性曲线（又称生产可能性边界） 　　——表示在资源或要素量既定前提下，社会所能生产的两种产品的各种最大产量组合. 　　生产契约线所表示的两种产品产量之间替代关系，实际上是以资源或要素投入既定为前提，因而这种替代关系可以直接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 　　边际产品转换率 　　 　　∵⊿Y和⊿X所消耗的资源相等 　　∴假定该资源的价格既定，则： 　　三，生产与交换的一般均衡 　　生产与交换的一般均衡 　　当边际产品转换率 MRPTXY等于边际替代率 MRCSXY时，生产和交换同时达到均衡，即生产和交换均没有必要再调整. 　　此时，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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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sduruc 2012-8-7 21:30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派，保护贸易论倡导者。生于南德符腾堡州卢林根据镇的一个鞋匠家庭。高中毕业参加文官考试被录取，任下级官吏。后提升为该州（当时称邦）会计监察官。曾任蒂宾根（Tubingen）大学行政学教授。因鼓吹德国统一，废除多邦关卡，不容于当局，被迫辞职。后主持德国工商同盟工作，被选为符腾堡州议会议员。因提出改革方案受迫害，被判处10个月监禁。1825年被迫赴美，任当地德文报纸主笔，常在宾夕法尼亚工业促进协会会刊汇集成书出版，即《美国政治经济学大钢》（Out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827）。1830年入美籍，曾任美驻莱比锡、汉堡领事。后贸居德国继续致力于振兴国家的事业。1834年以 普鲁士 为中心的 关税同盟 成立，在封建势力控制下，依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已无法进行政策活动，特赴巴黎从事写作，1841年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问世，数月之内发行3版。1846年赴英，鼓吹保护贸易。 因病返德，生活潦倒，身心憔悴，雪夜开枪自杀。时1846年11月30日，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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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left 2012-7-24 23:11
为什么美国人狂印钞票美国却没通胀？ ————花几分钟看一下 受益匪浅 热度 4 已有 33 次阅读 2012-6-24 09:22 | 美国 , 经济 , 通货膨胀 为什么美国人狂印钞票美国却没通胀？ ————花几分钟看一下 受益匪浅 话说某 经济学 家外出买水果，可他发现最近水果价格涨了好多，于是问街边小贩：现在水果价格怎么涨了这么多呀？小贩回答：你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开始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了吗？经济学家道：我倒，你还知道QEII呢？ 　　 　　问题是，美国人印他的钞票，这跟我们有关系吗？关系当然是有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把当前的物价上涨归结为钞票印太多了，但奇怪的是，同样大印钞票的美国本土，其物价却并没有大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宣布，美国10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率上升0.9%，为史上最低水平。此项数据可以追溯至1960年，换言之从半个世纪之前开始统计这项数字开始，当前美国物价涨幅最低。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伯南克才敢于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用印钞票的方式直接购买美国国债。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央行放了足足二十年的水，维持长期的零利率政策，ZF债务达到了GDP的200%，但是不仅没通胀还有通缩。 　　 　　学经济学的人最怕的就是教条主义，但中国不少经济学人就喜欢把那些洋大师们的“只言片语”挂在嘴边，似乎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能够顺利解决了。翻开报纸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比如“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其实这句话什么也没说，效果就等同于“夫妻吵架归根结底是情感问题”一样。但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它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似乎只要少印点钞票一切都能得到解决。一对夫妻吵架了，你建议他们应该加深情感就能避免吵架，在你看来这个建议非常正确，但其实是一句正确的废话，难道这句话别人不懂么？ 　　 　　事实上，印钞票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试想如果美国ZF的财政状况非常良好，年年都有财政盈余，他还需要印钞票么？如果二战前的德国ZF不需要偿还天量的一战赔款，他还会那么拼命印钞票么？如果中国现在不是每年都有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他还需要印钞票来吃进这么多美元么？因此印钞票只是个现象，如果你把矛头都对准现象而不去触及本质，那你就永远也无法解决问题。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思维体操，话说全球突然变冷，以至于大西洋、太平洋都结满了冰，没有货船能够通行，那么美国这么印钞票将导致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他的美元再也买不到全世界的商品和资源了，沙特的石油运不过来，中国的消费品运不过来，德国日本的高端工业品运不过来，事实上美国人唯一拿得出手的商品就是美元，世界人民为了获取美元，都疯了一样的将自己的商品往美国运，而这才是美国人印钞票不会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因为他印出来的美元最终都变成了中国人、日本人、沙特人的外汇储备了，美联储在印了一轮钞票之后发现，美国反倒是凭空多出了无数商品，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所以唯有美国人可以一边印钞票，一边保持极低的通胀水平。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去年中国实现了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央行拿到美元就要印出1.3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增货币，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减少了2000亿美元的商品，因为这些东西都装船运到国外去了。这相当于是双重打击，钱增加了，商品减少了，于是通胀就来了。你想让ZF不印钞票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直接把商品免费往美国送，一分钱不要别人，这样他就可以不印钞票了，你觉得这可能么？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但是我们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中国人民却享受不到。中国的经济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满足国外需求的出口经济，一个部分是满足国人需求的内需经济，这包括农业、房地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所有内需产业。每次宏观经济出了问题，ZF就会为了力保出口而抑制内需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资源错误配置，相当于中国人成了二等公民，在满足洋人需求之后才会考虑国人的需求。大家都说经济过热，其实过热的只是出口，内需经济一直以来就是过冷。 　　 　　《洛杉矶时报》曾在头版头条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个售价为9.9美元的芭比娃娃，从中国进口时计价为2美元，其余部分是美国国内的运输、广告和商家利润等费用，它为美国人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工作，但就是在进口的2美元中，中国的工厂也只占有35美分的劳务费，其余部分是65美分的原材料和1美元的运输与管理费用，其中包括经营玩具生意的中国香港公司所获得的10～20美分的利润。在这35美分里，每个工人能够分手到手的仅仅是每个月1000出头的工资，剩下的大部分都归于工厂老板的口袋。老板们拿到了钱就去买房，继而推高了房价，于是工人们发现再怎么攒钱也赶不上房价的升幅，那是因为你的劳动成果多数都不在你手中，你越攒钱反而相对越穷。 　　 　　我有一位朋友年纪很轻，也没上过大学，但是他对经济的看法超过了很多所谓的专家，他说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让中国制造为中国人民服务。简单地讲，把过度配置在出口部门的资源重新配置到内需部门。与其靠出口换回花不掉的美元，还不如直接发行国债把这些钱都花在国内。中国的经济学人其大脑已经僵化了，例如，我们把成箱的商品装船运到美国，从此与这些商品永别，他们不认为这是财富的损失；而ZF准备建设大量的高速公路，他们反而认为这是财富的损失。在前一种情况下，中国人永远享受不到这些商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公路只在中国发生效用。难道哪一种对我们有利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经济学领域有着太多的似是而非，如果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来进行决策，那结果会很不错，怕就怕用错误的理论还自以为是的指导别人工作。更要命的是，这些理论在它的老家美国都已经不信了，我们还当做是宝一样。如果下回你再看到有人跟你说印钞票会导致通胀，你就反问他：美国人日本人印了这么多的钞票，为什么他们是通缩？别告诉我西方经济学不适合西方，只适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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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亚当·斯密问题（Adam Smith Problem）又被称为斯密悖论（Smith Paradox）、亚当·斯密 ...
经管生 2012-6-25 00:03
什么是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问题 ，指19世纪末期在德国提出的以下问题，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感(sympathy)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因此认为斯密是受了法国唯物论的影响导致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思想上的转变。“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这个称呼，是熊彼特用德语首先给出的。 　　但是，问题的提出者忽视了《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出版后还在改订的事实，并且将同感与利他心的概念混淆等同，这样的误解导致了该问题的提出。 　　虽然如此，该问题的提出以及随后《法学讲义》的发现，成为了加深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伦理学和经济学、以及法学之间关系的契机。 　　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两书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这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斯密似乎强调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而在国富论里这则被分裂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宣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对于利己和人类动机的狭窄定义所可能引发的矛盾。不过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写道：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亚当斯密本人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矛盾，在国富论一书出版后，他又发行了经过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论版本。他或许认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 亚当·斯密问题纷争评述 　 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1723～1790）于1759年出版了伦理学专著《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1776年出版了经济学专著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 《国富论》 ），开创了西方近代经济学。根据 陈岱孙 等的记述，19世纪中叶时 德国历史学派 提出所谓“斯密问题”，即这两部著作间存在矛盾，他们认为斯密在写作《道德情操论》时，主要受哈奇逊（Hutcheson）的视仁慈（benevolence）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 休谟 （ Hume ）的同情观影响，以同情心作为人性基础。而在写作《国富论》时，斯密在法国之行时受到了法国 重农学派 “唯物”哲学的影响，从利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这一命题已被众多学者从多方面证伪： 　　 （一）史实方面 　　1.1896年 爱德温·坎南 （ Edwin Cannan ）出版了斯密于1752～1764年任 格拉斯哥大学 道德哲学教授时所使用的讲稿《法学讲义》，证明了两部著作都在基础上完成，斯密在其中已阐述了《国富论》中自利而非仁慈是经济行为动机的观点，这发生在法国之行之前。与斯密同时代的他的传记作家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和同事约翰·米勒（John Millar）也认为，早在16世纪50年代早期斯密就已提出他的主要经济学说，早于法国之行和重农学派任何重要著作的出版。 　　2.斯密时代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 政治学 四个部分，其中政治学又包括当时所称的 政治经济学 。《道德情操论》作为伦理学著作，《国富论》作为政治学著作，是同一学科的两个组成部分，不可能存在基本矛盾。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告读者”中称《国富论》“部分的履行了”他在第一版中许下的“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的诺言，可见，他并不认为自己两部著作间存在矛盾，而把它们视为对道德、ZF和法律的更广阔的历史研究的部分。 　　3.两部著作的再版始终交替进行，斯密不可能以两种不同的 人性假设 来完成两本著作而不自知。 　　 （二）利己主义在两书中的体现 　　利己主义是两书中的互通之处。在《道德情操论》中利己主义多次以被批判或 控制 的形式提出。《国富论》中对利己主义的处理是《道德情操论》中这一思想的继续，是以之为前提的。两书间存在连续性。 　　两部著作“无论是对其学术思想体系和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还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论述，都是涉及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因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同情心”实为“同感” 　　《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是一种心理体验能力，即能站在对方的角度，通过“想象”来感受别人情感的 能力 ，是在置换或位移体验意义上的“同一种心境”，不全是日常意义上的怜悯和怜惜，而是指“同感”。“同情”属于 心理学 范畴，“自爱”和“利他”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同情心”的内核是“自爱”。道德世界的基础由自爱心和博爱心共同构成。《道德情操论》建立在完整的人性基础上，《国富论》仅仅以利己的人性为基础，二者在此意义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四）同情与利己的适用范围不同 　　斯密所讲的“同情心”在人们的关系圈（spheres of intimacy）内才有意义，人们应该对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人表示最大的关心，根据远近亲疏来对待他人是斯密道德哲学的基本信条，被他视为完全正确和合乎事实的，自利和追求利益在关系圈里不起主导地位，而《国富论》中的自利适用于来自不同团体（gemeinschafen）的人们间的 经济关系 ，是市场交易的秩序。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两部著作确实存在矛盾，但由于所涉及的领域不同，所以不具可比性。如帕茨考斯基（Wilhelm Paszkowski）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传统的道德理论的人文主义著作，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国富论则是纯粹的专业研究。这种观点显然有离题之嫌。“斯密问题”所讨论正是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的关系，因此不能将两者孤立起来而对其间的关系避而不谈。 　　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但笔者认为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前面所讲的史实证伪“斯密问题”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即使两书都是《法学讲义》和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即使它们的再版交替进行，可这又怎能保证斯密在这两部分间不会自相矛盾？至于斯密在接触法国重农学派之前就已提出《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观点，也只能说明斯密基本思想体系的建立并未受到法国之行的影响，而不能作为其思想体系没有矛盾的证据。 　　2.在对斯密体系统一性的逻辑方面的阐释上，笔者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却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斯密问题”的界定，怎样界定这个命题才是有意义的？“斯密问题”在本质上是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是否矛盾的问题，涉及到对斯密的这两种思想的正确理解。德国历史学派认为斯密在伦理学中主张利他理论，而在经济学中主张利己理论，因此自相矛盾。他们之所以把斯密的伦理思想总结为利他理论，是因为把《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与“利他”两个概念相混同了，这是他们提出“斯密问题”这一伪题的关键原因。然而，却没有学者指出这一明显的错误。一些学者反而受此误导，甚至一些已经认识到“自爱”和“利他”构成的“同情”才是《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性基础的学者，仍通过调和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来证伪“斯密问题”，比如论证“斯密的‘自利心’……同‘利他心’共同构成人类情感中的一对矛盾，但又是同一体”，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鉴于此，本文对“斯密问题”的证伪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阐释“同情心”而非“利他”是《道德情操论》的人性基础，从而说明同情心与利己心的矛盾不等同于利他心与利己心的矛盾，然后试以斯密自身的话语体系为基础，论证同情心与利己心的一致性。 斯密思想体系的一致性 　　 （一）《道德情操论》的人性基础是同情心，而不是利他主义 　　在《道德情操论》中，“‘怜悯’和‘体恤’是我们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同情’，虽然原意也许与前两者相同，然而现在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也未尝不可”。可见，“同情”不仅是哀人之所哀，也包括乐人之所乐，是“同感”的同义词。虽然《道德情操论》所涉内容庞杂繁复，但还是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以表明斯密是如何在以“同情心”为一种普遍人性的基础上构建其思想体系的。 　　正如经济学分为 规范经济学 和 实证经济学 一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人性和思想意识等活动的论述可分为两部分：应然和实然。其中，实然即对实际状况的研究占主要地位，斯密剖析了大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用而不自知”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是任何人都与生俱来的天性或本性（nature）,比如“同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斯密并没构筑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理想的道德世界，而是在研究现实世界的前提下，对人的思想活动和具体行为作出人性上的解释。其中有时会穿插一些“高尚”者的做法，但一般人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也无可厚非，因为“崇高的美德……远非凡人的菲薄力量所能做到”，他认为针对绝大多数“凡人”（mortal）的道德标准是“合宜性”（propriety），即“感情相对于激起它的原因或对象来说是否恰当，决定了相应的行为是否合宜”。这种判断需要通过“同情”来实现，即“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相反，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评判他人情感和行为的起点和基础”是“他们和我们自己的一致的感情”，而“我们赞同或不赞同自己行为的原则，似乎同据以判断他人行为的原则完全相同”，“努力像公正而无偏见的旁观者那样来考察自己的行为……因为对想象中的公正的法官的赞成抱有同感而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赞同”。对别人和自己行为的这种判断构成了“是非之心”。斯密认为，这种“是非之心显然是充当人类天性中起支配作用的本性的”，“凡是我们的是非之心所赞成的事是恰当的、正确的，并且是应该做的；凡是与此相反的，就是错误的、不恰当的，并且是不该做的”。在“是非之心”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一般道德准则”即“责任感”的概念，“在各个场合凭借是非之心和对事物的优点和合宜性所具有的自然感觉而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的经验之上……形成了一般的道德准则”。在所有的美德中，“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是不可或缺的”，而“其它一切美德都是不明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不可能完全通过对它们的尊重来规定我们的行为。”“其他一切美德”便包括仁慈即利他心，缺乏它“可能使人们对本来可以合理期待的善行表示失望”，但不会导致伤害与真正的罪恶，社会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所以仁慈“不能以力相逼”，违背它不会受到惩罚。而缺乏正义将导致对他人的伤害，“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损伤和伤害的人中间”，“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因此正义“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违背它就要受到惩罚，这是“正义和其它所有社会美德之间的明显区别”。因此，“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造物主劝戒人们多行善事，而非强制人们行善。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法规的目的便在于维护正义，“禁止公众之间相互伤害”。 　　由上可见，斯密由“同情”这一天性出发，论及道德判断，即通过“同情”对他人行为的判断和通过设立“公正的旁观者”对自己行为的判断，由此引出普遍的道德律令与准则。“同情”是《道德情操论》的研究出发点，和“利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斯密对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是不损人，远未达到利他的程度。他还批评了两种利他主义的观点：“增强我们对别人利益的感受，使我们如同天生同情自己的利益一样同情别人的利益”和“试图减少我们对自己利益的感受，使我们如同天生同情别人的利益一样同情自己的利益”，认为“两者都远远超过了自然和合宜的正确标准”，并宣称“对一切有理智和有知觉的生物的 普遍幸福 的关怀，是神的职责，而不是人的职责”。他并没有像德国历史学派所称的那样，完全受斯多葛学派学者哈奇逊的视仁慈为道德基础的观点的影响，相反，他批判了哈奇逊的这种“美德一定只存在于纯粹而又无私的仁慈之中”的观点，并把斯多葛学派“要我们努力节制以至根除我们个人的、局部的和自私的一切感情”、“鼓励人们做出超人的高尚行为和极其广泛的善行”的利他理论称为“怪论”。可见，把“同情”与“利他”相混同、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利他主义，完全是对斯密思想的误解。 　　 （二）斯密“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的统一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说，只要能说明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同情心与利己主义不矛盾——即不是有此无彼、互不相容的——“斯密问题”就迎刃而解。其实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有对利己主义的多处论述，并且《道德情操论》中“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与《国富论》中人们“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对利己主义的论述明显是统一、不矛盾的，因此如果能在《道德情操论》中找到同情心与利己主义不矛盾的证据，就能证明《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心与《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不矛盾，从而证伪了“斯密问题”。通过梳理斯密对同情心与利己心种种论述可以发现，在斯密庞大繁复的思想体系中，同情心与利己心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同情心对利己心的促进和约束，这表明二者并非有此无彼、自相矛盾，而是相互统一的。 　　1.同情心对利己心的促进 　　①同情心激发了利己心的产生 　　在论述利己心是如何产生时，斯密提出了一种颇具新意的解释：“物质 财富 的用处首先是提供肉体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但如果我们未觉察到同等地位者对我们的尊重……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活不长久。把自己变成这种尊重的合宜对象的愿望……或许是我们所有的愿望中最强烈的；因而我们急于获得 财富 的心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比提供肉体上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的愿望更强烈的欲望引起和激发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斯密分析了产生人们相互竞争、追求利益的利己动机的原因是“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不过，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获得别人对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情”而给我们带来的被人尊重的内心满足感（斯密称之为“虚荣”）这一欲望，比获得物质享受所提供的便利的欲望更强烈，更大程度上激发我们去获取利益的利己之心。 　　②同情心保障了利己心的实现 　　斯密认为，“较高的理智和理解力”与“ 自我控制 ”的“结合构成了谨慎的美德，对个人来说，这是所有美德中最有用的一种”。特别是自我控制，“我们靠它才能放弃眼前的快乐或者忍受眼前的痛苦，以便在将来某个时刻去获得更大的快乐或避免更大的痛苦”，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自我控制的产生与同情是密不可分的，它“是由一种原则——合宜感，对想象中的这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的尊重——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行动时，影响我们行为的情感似乎确实和旁观者的那种情感相一致”，从而我们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勤劳和俭朴，那种为了将来更遥远但是更为持久的舒适和享受而坚决牺牲眼前的舒适和享受的精神，总是因为公正的旁观者的充分赞同，而得到支持和报答”。 　　③同情心本身带来的利己结果 　　如前所述，“同情”不仅是“哀人之所哀”，也包括“乐人之所乐”。一方面，“对快乐表示同情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结果当然对自己有利，虽然只是精神上的，但在斯密“幸福存在于平静和享受之中”的幸福观中， 个人利益 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而且相较于物质享受，他更珍视精神上的满足，所以上述精神上的利己结果没有理由被忽视。另一方面，“同情悲伤却是令人痛苦的，……我们尽可能避免对……悲伤表示同情”，但是在碰到“英雄的高尚行为”的这种“特殊场合”下，对悲伤的同情甚至也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比如“当苏格拉底喝下最后一服药水时，他的朋友全都哭了，而他自己却神色平静，显得极为轻松愉快”，他的朋友虽然哭了，但他们作为旁观者“喜欢自己心中的那种感情，并且带着满足和自我赞赏的心情浸沉在自己的感情之中。因此，他愉快地沉迷于这种令人伤感的想法”。所以，无论当事人的情感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在能够同情他时似乎也感到高兴”，从而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同能充分同情其心中的一切激情的人的 交谈 中所感到的快乐”。 　　④同情心赋予利己心以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斯密看来，利己心是非常必要与合理的，并非“人性之恶”，原因便在于旁观者的同情与当事人的感情相比很有限。“虽然人类天生具有同情心，但是他从来不会为了落在别人头上的痛苦而去设想那必然使当事人激动的激情程度”，斯密举例说，“当我们安慰处在痛苦之中的朋友时……我们内心滋长的倦怠情绪和他们的激动又多么不协调啊！……同情……总是极其脆弱和转瞬即逝的；……一旦我们离开那个房间，它就会消失不见，一去不返。”正是由于旁观者的同情与当事人的感情之间存在着程度上无法逾越的差异——“旁观者的情绪……不易达到受难者所感受的激烈程度”，或者说，“每个人对自己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对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更为敏感”。可见，同情的程度如此有限，即使只从精神和意识角度考察都很难说具有利他性质，更不用说物质意义上的，所以“普施万物的善行，无论它如何高尚和慷慨……只能是不可靠的幸福的源泉”，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别人的利他心上，“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人具有利己心是恰当合理、无可厚非的。斯密以同情程度的有限性为铺垫，推出利己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行文构思的巧妙，当然也表明了同情心与利己心并不相悖。 　　⑤同情心赋予利己心以称赞 　　斯密认为，“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 行为原则 。节俭、勤劳、专心致志和思想集中的习惯，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自私自利的动机养成的，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赞扬的 品质 ，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尊敬和赞同”，原因便在于当事人“对自己的利益和幸福所具有的那种似乎控制着他的行动的看法，确实同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对他的看法相吻合。在他的情感和我们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着最完美的一致……因此，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钦佩他的行为，并认为他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特别对于是实现“私人利益的那些重大目标”的激情即“抱负的激情”而言，当它“保持在谨慎和正义的范围之内时，总是受到世人的钦佩，即使超越了这两种美德而且是不正义的和过分的时候，有时也显得极其伟大”。可见，当利己心保持在谨慎（较高的理智和理解力与自我控制）和正义（不伤害别人）的范围之内，甚至有时超过时，同情心使旁观者站在当事人的立场看待问题，也会赞同当事人的行为和品格——哪怕它们来自利己的动机。 　　⑥在论述同情心与利己主义的关系时，斯密还纠正了一种错误看法，即认为同情心是由利己心而产生的，把利己心看作行为的唯一动机，从而“从一定的细腻的自爱之心来推断我们全部情感”的观点。对此，斯密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同情）不能从任何利已的考虑中产生”，“同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看成一种自私的本性”。 　　2.同情心对利己心的约束 　　同情心对利己心的约束不是指同情心抑制利己心发挥作用，而是指同情心使利己心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用斯密的话就是具有合宜性。斯密把“我们的感情大致分为自私的感情和仁慈的感情”，而“每一种激情的合宜性，即旁观者能够赞同的强度，必定存在于某种适中程度之内。如果激情过分强烈，或者过分低落，旁观者就不会加以体谅”，并且会“威慑这些激情，使它们回到那种有节制的合宜的心情和情绪中去。”当事人的情感和旁观者的情感的“和谐一致”是“保持社会和谐的……全部需要或要求之所在”。斯密认为，“对自己行为合宜性的一切热切而又诚挚的关注……构成了美德的真正精髓”，“没有合宜性就没有美德……合宜性是每一种具有美德的行为中的基本成分”，因此利己和利他都是中性的概念，不能视其一为罪恶而另一个为美德。只有当当事人的利己心或利他心，降到旁观者能够体谅的程度，即具有了合宜性，才能对其作出道德上的评判。斯密举例说，如果利他没和合宜性相结合，从而表现为“愚蠢而又过分的慷慨”，那么“当我们置身于感激者的处境时，感到对这样一个恩人不会怀有高度的尊敬”，我们会轻视利他者的“蠢行”，认为“这种帮助好像不需要给予任何相应的报答”。同样地，由同情产生的合宜性也要求利己心保持在适中的程度内。如果利己心过分低落，比如某个人“不恰当地爱护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财产这些本来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就足以使他去做的事，这无疑是一个缺点，……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他那品质中令人尊重的地方。满不在乎和不节俭，一般不为人所赞成，但这不是由于缺乏仁慈，而是由于缺乏对自己利益的恰当关心”；而如果利己心过分强烈，比如个人“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也不能得到公正的旁观者的赞同，这种对自身“不正当的偏爱会使自己既成为人们轻视和愤慨的合宜对象，又成为那种轻视和愤慨必然会带来的惩罚的合宜对象”。可见，同情心会使旁观者站在当事人的立场看待问题，当当事人的利己心具有合宜性时，同情会让旁观者表示赞同；而当事人对自己的利益缺乏恰当的关心或过度关心时，同情会让旁观者站在他的立场上不赞同。如前所述，斯密把由合宜性产生的是非之心在人们心中长期的经验积累所获得的感觉称为“一般道德准则”或“责任感”，因此同情心对利己心的约束，总地来说便表现为“以私人利益作为目标的追逐……对指导这种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尊重”，指导利己心的这种“一般规则，会纠正我们当时不合宜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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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源在于制度问题
深度微笑heaven 2012-6-15 00:01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1982年获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91年获 美国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现任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亚洲法与经济学学会》主席等职。 【财新腾讯联合出品】（记者 吴素萍）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工程师。“文革”爆发后，16岁的他去了 北大荒 ，在农村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会产生新阶级。 被关进牛棚之后，他开始自学数学、无线电和英语，后来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 1984年，许成钢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前往哈佛大学，先是作为访问学者，后转为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转轨经济学国际权威科尔奈（Janos Kornai）和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马斯金（Eric Maskin）。 与自身经历紧密相关，许成钢出国后早期研究工作的核心问题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有乡镇企业奇迹、中国改革的机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的制度原因，等等。许成钢的许多研究已成为转轨经济学中的重要文献。他还研究 金融 与司法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的概念为深刻认识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代表了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 199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许成钢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任教，并于1998年获终身教职。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他回到香港大学任教。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许成钢又开始关注最基本的体制问题，比如宪政、法治。许成钢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很多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2011年，许成钢受聘成为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前景未明之时，在许多人开始担忧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际，《比较》副主编吴素萍与许成钢共同探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问题与可能出路。 问：3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成就被大家惊呼为“奇迹”，国人也备受鼓舞，甚至沾沾自喜。但是也有识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比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就说，从国际上来看，当年的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增长，中国并不独特。你怎么看？ 许成钢：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放到世界近100年的历史中看，非常了不起。从对全球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看，由于人口众多，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与美国19世纪末的状态相媲美。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美国，依靠其体制的优越性，依靠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总值和人均水平上都超过当时世界第一的大英帝国。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十一分之一（按照市场 汇率 计算），或六分之一（按照购买力计算）。在全世界只名列第94位（ IMF ，2011），还不及泰国。如果把历史时间拉长一点，根据最近十几年国际经济史界整理核算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就会清楚地看到，即使只看GDP总值，最近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也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历史地位的恢复，而且才只恢复到了中国历史上衰落时期的水平。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进行反思，能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中国还差得很远，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同时也能告诉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体制和技术进步。 问：的确，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减速。这种减速固然有主观的意愿，但更主要的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制约因素当中，国际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外需长期不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许多学者认为，当前决定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自身的结构问题。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许成钢： 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结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最近有两位经济学家谢长泰和克列诺的研究很好地从 宏观 角度概括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他们的估算表明，由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错误配置导致中国的生产率比美国低约50%。也就是说，不需要增加投资，只要纠正结构性问题，改善一下资源配置，中国的经济就能增长很多。这证明结构问题浪费了中国大量的资源。 我更强调的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几个结构问题，如出口比例过高、内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 制造业 升级换代以及环境问题等，都产生于同一个体制。如不解决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就解决不了。中国历史表明，体制问题是落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本身并不能保证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走远，能走多远，归根结底取决于体制改革。 问：说到体制问题，我注意到最近你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其中就提到无论是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还是它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都源于一个体制，你把它称为“分权式威权制”。应该怎么认识这个体制？ 许成钢 ：“分权式威权制”是我以古今中外许多研究为基础，加上自己长期研究抽象概括出来的概念，忽略了相对次要的因素。其主要特点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与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相结合。这二者的紧密结合使中国的体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超出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理论范畴。该体制决定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制造了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问：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基于你的理论框架，请具体解释一下，这个体制是如何发挥作用，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为什么又说，当前最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根源于这个体制？ 许成钢 ：分权式威权制主要通过地方竞争GDP增速来发挥作用。分权式威权制是创造中国地区间竞争的最基本的体制结构，是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制度基础。这个体制帮助解决了地方ZF的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由于解决了这些最核心的激励机制问题，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使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很好发展的阶段就能产生强劲的驱动力，从而造就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 地方竞争是一个极其强有力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威力巨大的摧毁工具。在分权式威权制下，地方竞争做什么，取决于中央或上级规定的竞争目标是什么。在中国很穷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所以各地方竞争GDP增长速度自然成为过去改革30年的竞争目标。但是当中国的经济已经脱离贫困，进入低中等收入水平后，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各地方竞争GDP增长速度不仅不能满足民众的意愿，甚至产生出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比如地方保护和忽略环境保护等不能直接促进增长的任务等。 问：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放弃GDP指标，地区竞争的机制就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问题？ 许成钢： 分权式威权制没有办法解决GDP增长之外的问题。只要面对的问题和GDP增长不直接或间接相关，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包括大量的社会问题：不平等、不正义、环境污染等。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要解释，为什么地方竞争GDP增速，能有效解决地方ZF的信息和激励机制问题。实际上，这是事关经济改革的最基本问题。如果地方竞争能独立于市场解决社会经济定量指标的问题，我们30年前就不需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分权式威权制并不是新的体制，地方竞争也并不是改革才有的新机制。市场才是中国体制里新的东西，GDP才是新的东西，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 地方ZF竞争GDP增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关键点，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前苏联、东欧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地方ZF竞争GDP增速的时候，竞争的既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单项定量指标，也不是千百万定量指标，而是市场的整体活动。当行政与市场有矛盾时，这一竞争可以大大削弱改革的阻力。 由于市场向所有人开放，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无需授权，任何独立的机构都可以独立地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区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经济数据难以造假，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考核地方ZF的信息问题。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 问：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超出GDP范围，如你所说，分权式威权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已到了必须改革的阶段。其实，改革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从何入手？ 许成钢： 改革分权式威权体制，首先，通过重新分配部委和省级ZF的任务可以缓解多任务的问题。地方ZF承担的任务范围应该缩减。比如，带有很强跨区外部性的活动应该由部委来集中管理。而且，为了减少中央层面的多任务问题，中央ZF担负的任务应该交给专门的部委、专门的法院和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完成。 其次，很多监督、执法和管理功能都可以从地方ZF剥离，比如由媒体和司法来完成。这不仅将有效缓解地方ZF的多任务问题，而且还能极大提升监督和执法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第三，大部分市场活动应该由企业开展，地方ZF应从市场中抽出身来，这还能进一步巩固改革。此举不仅能缩减地方ZF的任务，而且在即便地方ZF激励减少的情况下，也使企业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强烈动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向法治转化。这要求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机制逐渐代替大量的行政机制，要求宪法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私有权，要求各级司法独立于各级地方ZF，要求各级ZF必须服从宪法。 根据以往改革的经验，中国应该开始在最基层的县级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由下而上推进改革。 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法制改革，法治的缺乏将使利益团体（尤其是腐败官员）阻碍改革、拖后发展，甚至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 记者点评： 与自身经历紧密相关，许成钢出国后早期研究工作的核心问题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有乡镇企业奇迹、中国改革的机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的制度原因，等等。许成钢的许多研究已成为转轨经济学中的重要文献。他还研究金融与司法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的概念为深刻认识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代表了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 199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许成钢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任教，并于1998年获终身教职。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他回到香港大学任教。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许成钢又开始关注最基本的体制问题，比如宪政、法治。许成钢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很多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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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扯淡经济学之（三）垄断死角损失
放屁有益健康 2012-5-6 13:45
扯淡经济学之（三） 垄断死角损失 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是稀缺性，也就是资源是有限的。可是，经济学家们往往忘记了，人也是有限的；而且，比马尔萨斯的指数人口模型还过分，他们居然直接把人推向了无限。 大家知道，经济学教材里有个 “ 垄断死角损失 ” ，也就是垄断是不效率的。为了消除这个 “ 垄断死角损失 ” ，经济学家们只好求助于产品多样性，以及价格歧视等等。 张五常的 “ 关门 ” 弟子 —— 就是张五常博客的那个管理员，把博客里的不同意见基本都扫地出门了，真是得 “ 关门 ” 之要义 —— 说： “ 真实世界里的垄断行为，其实不会带来死角损失，这是因为只有垄断者向所有的买方收取唯一的相同价格时，那所谓的死角损失才会出现。但真实世界里的垄断者其实是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定价行为，以便能最大限度地把那所谓的死角损失拿回来，变成自己的生产者盈余，这些行为统称为榨取消费者盈余。这样做垄断者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他一定会这样做，而不会向消费者收取唯一的相同价格而导致所谓的死角损失，否则这就违背了理性经济人（自私）这一经济学最根本的假设。 ” 好像有道理，可是价格歧视也是有限度的吧？而且到底不是也承认了，收取唯一的相同价格可以导致所谓的死角损失？再说，消费者难道不也是理性经济人么？他们一样会保护自己的盈余的！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没有价格歧视，收取唯一的相同价格， “ 垄断死角损失 ” 也是子虚乌有的。这对甚至于要费尽吃奶的劲来反反垄断的张五常及其关门弟子们似乎是个不错的消息。 按一般经济学教材的说法：垄断的厂商面对的是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完全竞争厂商面对的是水平需求曲线。关于后者，老萨的《经济学》（ 14 版）是这样解释：虽然整个行业市场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但是 “ 一个完全竞争者是市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以至于需求曲线看上去是完全水平的（即完全有弹性）。完全竞争者能够按市场价格出售它想要出售的全部产品 ” 。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市场中存在着无限的消费者，而且这些消费者不食人间烟火，你没产品供应也无所谓，有的话他们就按市价照单全收。 我认为，对于 “ 完全竞争 ” 的一个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每一个竞争者所面对的需求曲线都是那个向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并且每一个竞争者都处于边际的位置上。就是说，如果一个厂商扩大生产，每个厂商的价格都会下降，但由于每一个竞争者只是市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价格下降会很微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每一个 完全竞争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我们对 其中的一个 进行研究时，作为近似，可以用一条水平需求曲线，但这绝不意味着 “ 完全竞争者能够按市场价格出售它想要出售的全部产品 ” 。 根本的问题在于，完全竞争和垄断怎么才有可比性？首先，这两者面对的必须是相同的消费者群，而对于相同的消费者群，需求曲线一定是相同的，也就是分析中只能有一条需求曲线。关于这一点，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里已经强调了。其次，垄断者只有和所有的完全竞争者这个联合体比较才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老萨他们分析 “ 垄断死角损失 ” 时，实际上是无意识的把一个完全竞争者代替整个完全竞争行业（即完全竞争者的联合体）来和垄断者进行比较的：也就是把那个单一厂商的近似水平的需求曲线当作了行业的总需求曲线，从而也就是把消费者群推向了无限大。 更重要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只有产品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消费者群确定后，总需求曲线就确定了，相应的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也就确定了：这个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是由消费者决定的，而和厂商是一个还是很多个无关。也就是说，无论对于垄断者，还是对于完全竞争厂商，他们的边际收益曲线都是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而且不管市场怎样，均衡点只能是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的边际收益：这就意味着，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应该是重合的；否则，需求曲线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如果有不同，一定是产品的成本不同，也就是供给曲线不同。面对相同的有限消费者群，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和垄断的均衡点是相同的，不存在 “ 垄断死角损失 ” ；在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可能会存在 “ 垄断死角损失 ” ；而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叫 “ 完全竞争死角损失 ” 才对。（我们可以把垄断者看作完全竞争者的联合体，如果这种联合不需要任何费用，对应的就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如果这种联合需要费用，对应的就是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如果这种联合不但不需要任何费用，还会带来收益，对应的就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 据说哈伯格曾对 “ 垄断死角损失 ” 做过估算，垄断引起的总经济浪费约为 GNP 的 0.1 ％，这简直就在误差范围内。有人修正后认为，总经济浪费为 GNP 的 0.5-2 ％较合理，如果这数据对于我们的分析也是正确的话，它似乎可以作为规模报酬略微递减的一个证据。 总之，只能有一条需求曲线，而且它本身就是边际收益曲线，如果出现损失，那是由于供给曲线不同造成的。而罗宾逊夫人和老萨们的分析，是只有一条供给曲线，损失是因为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分离造成的；特别是对于老萨们，因为无意识的把一个完全竞争者代替整个完全竞争行业来和垄断者进行比较，其实连需求曲线都是不同的了。 关于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是分离的，我估计他们是受了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间关系的误导 , 就如同马歇尔们分析分成佃农时受了“税收 - 对等方法”的误导一样。类比虽然往往富有启发性，但也往往造成很多误导：因为类比过于侧重异中之同，而忽略了同中之异。不明白两者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盲目进行类比，往往会把一些错误的隐性假设带入引来。学过流体力学的知道，相似原理的应用是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不同的情况下，要用到不同的相似准则数，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基于这些原因，对于滥用类比或者打比方，我一直很反感，张五常的那个关于白痴的理论也是明显的一个例子。当我们要说明或者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最根本、最关键的是就事论事，即使受到类比的启发，最后也还是要回到就事论事上来。 扯的远了，我不过 是想说，在老萨们的 “ 垄断死角损失 ” 分析中，把人推到无限，还是比较无意识的。可也有直接把人推到无限的，在《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的第 3 节 “ 收获：租金的消散 ” 中，张五常分析公共渔场时，就把渔民数量推到了无限，而且他还能保持固定的工资率：这在我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工资率是在渔场之外外部给定的，我怀疑这无限的人会都一头扎进渔场（且不说有限的渔场能否容纳的下），而不去竞争渔场之外的资源，他们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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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扯淡经济学之（一）科斯定理的神话
放屁有益健康 2012-5-6 13:41
扯淡经济学之（一）科斯定理的神话 扯淡， 闲扯、胡扯也。仔细追究的话，其本字应该是扯蛋，可是太粗俗了； 文雅的说法应该是闲话，这就显得比较有学问，而且还很从容很游刃有余的样子；不过 比较起来，还是 扯淡更 雅俗共赏 。我们就扯淡吧。 说 扯淡经济学，可能会有点歧义：是扯经济学的淡，还是扯淡的经济学？扯经济学的淡，就是说经济学是我们要 扯 的对象 ，当然连带的也就会扯到经济学家。 扯淡的经济学，那意思是经济学比较 不靠谱，再直白点就是说经济学家在扯淡；而且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在扯的忘乎所以的时候，往往会扯到自己头上来——自相矛盾，自己扇自己嘴巴。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首先要扯的，就是简直成了神话的科斯定理。 明眼人看的出，“神话”两个字是从张五常那里借来的。按张五常的说法，科斯定理有三个版本，这方面的介绍网上可以搜到很多，就不多说了。我们要扯的主要是所谓 科斯第一定理， 张五常认为，在 该 定理中，产权清晰和交易费用为零的双重规定是多余的。那我的理解就是两者是同义反复的，但在其它文章中张五常又说两者是不能共存的，显然不会是同义反复了。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 科斯定理有 专题论文形式的介绍，认为可能是同义反复或谬误，但解释的较复杂。其它批评还有很多，诸如交易费用为零并不符合现实等。我想要说的是：即使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清晰界定产权也不是科斯认为的那么回事。 为免节外生枝，我们的讨论主要限于科斯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并且重点集中在第四节“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第三节“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是庇古等福利经学家的观点，而科斯对此有意见，所以专门提出了“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并且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产权清晰且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两种定价制度都是资源配置有效的。 但是， 产权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排他独占性，就我所知，像张五常曾说过产权的所有权无关紧要（至于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估计张五常没被强制征地拆迁过），但没听他说过排他独占性无关紧要。我的根本观点是，排他独占性一旦被破坏，就没有所谓的产权了，而“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必然会破坏排他独占性。那就是说，在“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里，产权是不存在的，产权的清晰性更无从谈起（最起码，被 损害的 事物是多多少少的置于了公共领域） ；这和科斯、张五常他们主张私产化是矛盾的，和他们一直反对价格管制也是矛盾的。“对损害不负责的 定价 制度”其实就是价格管制，关于这点，我敢和他们打一块钱的赌，这可是张五常的拿手好戏。当然，这是有点各说各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暂且接受“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这一假设，来分析一下。 在“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下，牛吃麦子是 不负责任的，所以科斯认为种麦子的要向养牛的买 牛吃麦子的权利，或者自己用栅栏把地围起来。我的问题是，既然牛有吃麦子的权利，会不会大家也都养牛，让自己家的牛到别人地里去随便吃？这是一个理性人要考虑的问题，科斯还不至于把养牛作为特权只界定给某些人吧？ 问题怎么解决呢？首先是，不太可能你向他 买 牛吃麦子的权利，他又向你 买 牛吃麦子的权，而且你向这个人买，是不是也得向那个买？这样就没完没了。那么大家都用篱笆把自己家的地围起来？这也不大可能。因为科斯已经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协商就是不需要费用的，如果能协商解决问题，还插篱笆（科斯论文里这是需要成本的），人们还是理性的么？而且协商必须解决问题，如果协商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不可能交易费用为零。 那么达成的协议会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理性、最合乎逻辑的应该是：大家都把自己家的牛管好，如果吃了别人家的麦子就要赔偿。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界定了牛吃麦子的权利，我为什么要赔偿？可以达成这样的协议：大家都把自己家的牛管好，但如果吃了也就吃了。这里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放出来的呢？还有人可能会说，管牛难道不需要成本么？是需要，就是简单的一支木桩一条绳也是成本，但这不是交易费用，科斯可没把插篱笆的成本当作交易费用。 更重要的是，牛你是必需要管的。即使牛有吃麦子的权利，作为牛的主人，你也要管：因为牛一旦发了神经或者和哪只牛看对了眼发了情，跑到七里八里之外也不是没可能。再说大家都养牛，多了也不是那么容易辨认的，虽然可以给牛做个脖圈，并写上你的大名——比如“张五常”——以示你是牛的主人；可是也有问题，同姓同名的怎么办？当然，可以辨字迹，而且张五常的书法天下独步，应该不会认错。即使这样，即使别人不动你的牛，但是七里八里之外的人不会把牛给你送回来，还是要你自己去找。 所以，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理性的，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会把牛吃麦子的权利给废了，而达成新的协议，并且新的协议一定是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因为不管什么定价制度，制定或协议者总是人，而且是理性的。如果他们能用一条清晰的原则解决问题，他们不会还一条一条的针对每个事物作出规定。 如果是“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 那么我杀牛吃肉也不应该负责任，因为按科斯的理论，限制我杀牛吃肉对我也是损失。如果说就是规定杀牛吃肉要负责任，但牛吃麦子不负责任，它就造成牛的一种特殊优势，理性的人就必然会考虑养牛的问题，而结果只能是上面分析的那样。而且这种 “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其实是 “对有些损害不负责任但对另一些损害却负责任”，是很不清晰的，除非它一条一条的针对每个事物都作出规定才行。总之，在 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大家都是自找麻烦的白痴。 以上分析均基于科斯的假设，我想科斯不可能反对理性人的假设，可能产生疑问的是，我所说的交易费用符合科斯的意思么？也就是，虽然我分析中说交易费用为零，但在科斯眼里是为零么？我能确定的是，如果我分析中说的交易费用不为零，科斯论文里的交易费用为零也不可能成立。但这并不是说我就完全同意科斯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的定义是个麻烦事， 最广泛的应该是张五常的，科斯的比较狭义一点，我 所 认同的似乎比科斯 的 还要狭义： 交易费用 就是维护产权的排他独占性的成本。 交易费用为零的社会显然是个理想社会，但所谓理想社会，其定义还可以更弱化些：交易费用可以不为零，但要是均衡的，即在 维护产权的排他独占性 时，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有优势 。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理想社会，“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也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交易费用不均衡，“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就可能部分的实现：当强势者（承担交易费用少的人）对弱势者（承担交易费用多的人）揩油吃豆腐，而弱势者不得不忍气吞声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不过，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还要蹬下鹰，强势者一般也不会太过分。如果交易费用不均衡到极端：强势者承担的交易费用为零，弱势者承担的交易费用无穷大（就好比兔子连腿都没有，纯就一肉球，你没的蹬），强势者要专门制定针对弱势者的“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一制度不适用于强势者之间，他们之间另有游戏规则。奴隶社会应该比较符合这点。所以， 交易费用的均衡程度如何才是交易费用这一分析工具的关键所在。 最后要提下，人们讨论科斯定理时，常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有关污染的。有人说，即使交易费用为零，在把污染排放权界定给厂商时，住户之间由于搭便车等策略性行为也会导致不效率。 策略性行为当然是理性人的一个必然，不过我认为，既然假定了交易费用为零，策略性行为就不会得逞（这和不考虑策略性行为是两回事），协议必然要达成（达不成的话，交易费用一定不为零）。但是，我们要明白，把污染排放权界定给厂商，其真正的意思是：污染排放权是界定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成为厂商，你就可以执行该权利。那么，在这种界定下，成为厂商就是一种策略性行为，又因为交易费用为零，它不可能得逞，而新的协议只能是：没有污染排放权，污染了就要赔偿。 有人说，即使交易费用为零，成为厂商也是需要成本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得起。当然，成为厂商是需要成本，但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情况只能是这样：要么每个人都承担得起，要么每个人都承担不起。因为不管怎么样，制度的制定或协议者总是人，没有一个理性人愿意自己比别人差， 交易费用为零只能意味着平等主义：这点大概是科斯没有想到的！如果不平等，也即交易费用不均衡，那么交易费用一定大于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会催生策略性行为的产权界定是不清晰的。不论交易费用是否为零，这个结论均成立：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清晰度和交易费用负相关，而策略性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也就是降低产权的清晰度；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尽管各式的穷折腾并不产生费用，但理性人不喜欢穷折腾，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智商的侮辱。 在交易费用不为零，且极度不均衡的情况下，对理性人智商的侮辱，那是很常见的。我们看凤凰卫视的时候，常常会冒出个迎客松来，这就是对我们智商的直接侮辱。要注意，这并不是愚民政策，愚民政策是需要技巧的。有个叫加滕加一的日本人说，美国是愚民政策最成功的国家。我很同意这观点，因为好像有个美国官员曾说：最好的愚民政策，是你让人们按你的意思作出选择，而那些人却认为他们是按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的。 【附记】 本文是根据我在张五常博客里的跟帖整理而成，在博客里早被管理员删的七零八乱了（又专门去看了看，全部删之矣）。下面贴出我复制保存的一些，因为当时都是用“ 新浪网友 ”跟的，而其他网友很多也是用“ 新浪网友 ”，为了避免混乱，我自己的都标记为“本人”；“博主”则指的是张五常博客的管理员，不是张五常本人，看看他们的所谓逻辑。后面的有些话比较过分，那是我真的火了，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本人】：交易费即制度费用，主要是由于产权的排他性而起。科斯社会成本的论文里有一节论述“对损害负责的制度”，另一节论述“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结论是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且交易费用为零，两者都是经济效率的。但是“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和产权的排他性是矛盾的，这种制度里还能有产权么？科斯说种麦子的要买牛吃麦子的权利，这是扯淡。牛可以吃麦子不负责，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杀牛不负责呢？只要到乡下走走就知道，村边的田地除了篱笆，还经常插些涂过农药的树枝叶，种麦子的根本不用买，养牛的自己会把牛管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科斯误入歧途，而不仅仅是张五常说的产权界定清晰和交易费用为零是同义反复：在“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里，产权无从界定。 【博主】：科斯说的种麦子的要买牛吃麦子的权利，这是一种原则上可以出现的权利安排，只要产权界定给牛就行了，并不是什么扯淡。现实中我们少见这种权利安排，那只是因为把产权界定给牛交易费用较大，所以人们都是理性选择交易费用较少的把产权界定给种麦的人。这里要用点想象力，不能把脑子拘束于只见到的现实。产权界定给了牛，你当然没有杀牛的权利，你杀牛就得负责。但如果产权界定给了你（种麦的），你就有杀牛的权利，不用为杀牛负责（你见到现实中插了涂过农药的树枝叶，做的不就是杀牛的事情了吗？） “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并不是产权无从界定，而是把产权界定给了做出损害行为的人，也就是说他有权损害别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例如你就有权损害你自己种的植物！以前的奴隶主就有权杀了他的奴隶！） 【本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例如你就有权损害你自己种的植物！以前的奴隶主就有权杀了他的奴隶！＝＝＝这两个例子和上面并不同，植物的产权属于我，我当然有权怎么处置；奴隶主杀他的奴隶，那也是他处置自己的财产。我种地，你的牛却可以随便吃，那么地的产权怎么界定的？到底是谁的？ 【博主】：这怎么不同了？科斯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牛有吃麦的权利，你种地有的只是种地的权利。你把产权理解得太狭窄了！一种商品之上是附着有无数权利，不是一种的！土地的产权有使用它来种麦，一般来说麦是归了你，但如果要界定为牛有权来吃也无不可。 你想一下你家的洗衣机，有保修的，里面一定会规定不准你自己打开洗衣机内部来修理，否则不负责保修。这说明了洗衣机这东西虽然是你买了，但你只拥有拿它洗衣服的权利，打开机器内部的权利仍然保留在生产商手里。这样界定产权当然是为了方便生产商提供保修服务。（ BTW ，海尔的洗衣机曾经被农民拿来洗土豆，导致很高的维修率。虽然从来没有合约注明，但显然默认的共识是洗衣机的购买者只有拿它来洗衣服的权利，没有拿它来洗土豆的权利。否则导致过高的维修率商家在法律上是可以拒绝承担保修义务的。） 牛有吃麦的权利听起来当然是很怪异，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局限条件是什么（我们不觉得打开洗衣机的权利不归消费者所有很怪异，是因为我们知道背后的局限条件是那份保修合同），但科斯举这例子要说明的不是背后的局限条件是什么，而是假定如果某种局限条件之下把吃麦的权利界定给牛，其结果会是跟不这样界定是完全一样的。重心是这在这里！ 你的问题，是想象力不足了。科学上有些东西是不容易看见的，但不等于不真实。例如我们最多能看到的是四维（三维空间再加时间），但理论上是可以有多维存在的，即使我们看不见，但根据理论来逻辑地推理，是可以成立的。 【本人】：土地的产权有使用它来种麦，一般来说麦是归了你，但如果要界定为牛有权来吃也无不可。＝＝＝那么麦子到收割的时候该归谁？属于种麦子的？还是属于养牛的？你认为牛有权来吃麦子是把权利界定的更清楚还是更纠缠？这和洗衣机根本不同，洗衣机的保修服务合同是一个交易：正是因为打开洗衣机的权利归消费者所有，消费者才可以牺牲该权利来换保修，这里涉及的是权利的交易而不是界定。 【新浪网友】：那个牛和麦有什么好想不通的，你要举合理化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地主是国家，你是种麦子的农民，你家旁边有种很珍稀的牛。国家出于环保压力跟你签协定，如果牛来吃你家麦子就让它随便吃，吃剩下的才归你。只要地租足够便宜，甚至为负 ( 国家倒给你补贴），你还是会愿意的。或者我是个地主，我有头宠物牛，拿它当儿子养，我跟佃农签类似的协议。只要你发挥想象力，总能找到“合理”的理由。但是这都不是重点。这个例子的重点在讨论一种比较罕见的权利界定，为什么做这种界定没有必要去管它。 【本人】：你说的和洗衣机的例子一样，那是清晰界定的权利的交易。请直接回答问题：麦子到收割的时候该归谁？属于种麦子的？还是属于养牛的？你认为牛有权来吃麦子是把权利界定的更清楚还是更纠缠？ 【新浪网友】：你还要说得怎样清楚？麦子收割归农民，但是这头牛有权利随便吃，农民只能收到牛吃剩下的。你问别人问题好歹是不是要把别人先前的回答看清楚呢？这种权利界定是很怪异，现实生活中很少，但足够清楚。权利的界定只有清晰，不清晰，我不知道什么叫纠缠。纠缠的只是你的大脑而已。 【博主】：你解释得足够清楚了，看来我不需要再哆嗦。 没办法，有些人就爱钻牛角尖，看不到问题的重心所在，一味纠缠于某个特例中的特殊性，不会一般化。这就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本人】：那好，牛有随便吃的自由。但地是我的，我是不是有随便种的自由？我如果种一种叶子有毒的作物，牛是有吃的自由，但会死的，那么责任是谁的？那么你是不是还要再来一条我无权种叶子有毒的作物？既然牛有随便吃的自由，我是不是也可以养牛到另一家地里去吃？我看不到清晰。 【本人】：例如我们最多能看到的是四维（三维空间再加时间），但理论上是可以有多维存在的，即使我们看不见，但根据理论来逻辑地推理，是可以成立的。＝＝＝你的推理是归纳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本人】：没办法，有些人就爱钻牛角尖，看不到问题的重心所在，一味纠缠于某个特例中的特殊性，不会一般化。＝＝＝按照波普尔的证伪说，一个特例就足够了。就我所知，张五常是经常拿邓丽君这样的特例来证伪剥削论的。一般化算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归纳推理并不能保证有效的。 【新浪网友】：能够深刻理解并准确阐发张五常思想就是一种很珍稀的独立思考能力，就像当年没几个人能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一样。我们需要管理员这样的传道解惑者。中国人崇尚标新立异，搞学术个人主义，不注重学派智慧的积淀，只能闹出笑话。当然，上面那个说管理员没作为的明显是别有用心，心思龌龊。 【博主】：那个家伙自然是别有用心。不但在这篇文章之后，在此前的另一篇文章里已经在纠缠不清。当时本想好好地讽刺他一番的，但后来觉得无谓，就删掉了事。 好吧，现在既然他不依不饶，我就好好地满足一下他要受虐的***心理吧！ 好比你是个工程师，掌握自己肯定是正确的工程学知识，于是严格按照这些知识来建房子，可不会管这知识全是从人家那里学来的，没有一分半点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 这时却跳出一个家伙指手划脚，说这是没有创新能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非要那工程师自己发明一个工程学理论，按那新发明来建房子。如果那工程师跟着他犯傻，放着虽然全是学自人家、但已多次使用证明是正确的知识不用，去搞什么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房子实际上能不能建起来都很难说，只怕建了都没有人敢去买来住吧！ 运用知识的关键是判断知识是正确的，而不是着重它是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如果人人非自创的东西不用，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学习，知识还何来积累的可能性？ 这样的家伙，若不是逻辑混乱的白痴，只能说是别人用心的奸徒啦。为了他的智商着想，看来他最好是承认自己是后者为妙。 【注：“在此前的另一篇文章里已经在纠缠不清”应该是指我，但具体是什么则不清楚了，没有复制保存。不过，说他什么什么的就不是我了。在此之前一直删我的贴，而且动不动就说别人“逻辑混乱”“白痴”“傻子”之类，我气就来了，只好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本人】：最后发一次：好的，我承认牛有随便吃的自由，那我我是不是也可以养牛到你家地里去吃？如果不可以，那么就成了“你家的牛有随便吃的自由”了，显然这和“牛有随便吃的自由”是不同的，你认为“牛有随便吃的自由”还是清晰的么？如果可以，那么会不会天下大乱？把天下搞得大乱的界定是清晰的么？当然你可以说协商呀，而且科斯已经假定交易费用为零了，协商就是不需要费用的，但既然已经界定清晰了，却又来协商，它还是清晰的么？我再提醒你不要举洗衣机的例子，那个保修服务纯是个产权交易（这洗衣机大概是你心中的痛吧？不然为什么要删我的回复？）。再说，地是我的，我是不是有随便种的自由？我如果种一种叶子有毒的作物，牛是有吃的自由，但会死的，那么责任是谁的？如果我负责，那么我“随便种的自由”还是清晰的么？如果我不负责，那么“牛随便吃的自由”还是清晰的么？（连带的，如果我不负责，我有没有在地头插涂毒的树枝叶的自由？）我想你不会还要再来一条我无权种叶子有毒的作物的界定来擦屁股吧？不是我脑子纠缠，而是“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太纠缠，它根本无法清晰界定产权。也不要说“牛有吃麦的权利听起来当然是很怪异，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局限条件是什么”，局限条件是什么都不知道，却说界定是清晰的，不是很扯淡？一直强调局限重要性的张五常的高徒，却在局限条件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来谈清晰，你让张无常情何以堪？（我这话的意思就是你简直是个白痴，这当然是人身攻击，我知道这是不好的，却还要点明，是怀疑你的智商不能理解这点。再说一下，你的嗅觉实在差，比我家的小狗差远了：那个说你什么什么的不是老子我！） 【 lapel 】：上面那位激动的朋友，我向博主的意思是说牛‘可以’有吃草的权利，你也‘可以’有随便种地的权利。 但是一旦权力清楚的界定给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不可随意侵权，否则他就有权去用他的手段去制止你（极端是杀了你的牛），但是较普遍的是打官司 (tortcase) 。 所以天下大乱之景是不会出现的。 不能说你错还是博主错，你们都不是太了解对方在指的是那件事，鸡同鸭讲。 MiltonFriedman 和 Coase 的争论又要上演了吗？ 【博主】：他执着的东西对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所以我说他是钻了牛角尖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权利界定给了牛，种麦的人种有毒的麦，牛吃了致死牛主当然是可以去告的。事实上种麦的人根本不会那么愚蠢去种有毒的麦。种出来牛吃了死，人吃了多半也死，他种来干嘛呢？就为了跟那牛拥有的权利赌气？交易费用足够低的话，种麦的人会花钱让养牛的人不要放牛来吃他的麦。结果跟牛没有这个权利的情况会完全一样（这个才是问题的重心！！）如果交易费用太高，正如 Lapel 设想的可能性那样，种麦的人如果损失太大，可能索性不种麦。但如果ZF给他补贴，足以弥补他的损失，他会继续种。 【 放空的robinc 】：交易费即制度费用，主要是由于产权的排他性而起。科斯社会成本的论文里有一节论述“对损害负责的制度”，另一节论述“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结论是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且交易费用为零，两者都是经济效率的。 牛吃掉的麦子就是交易费用。也就是说虽然“地，牛”的产权界定很清晰，但因为交易费用不为零，所以在这个例子中，也就是你种麦，别家的牛却来吃这个“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是不效率的。 这个问题中的“局限”就是：因为社会的某种安排导致牛是散养的。 【新浪网友】；那位很纠缠的老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他完全没有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般模型的能力，所以他抓不住事物的本质，越思考就越混乱。我对他的建议是多找点小学数学的应用题，然后用初中代数的形式给出解析通解。静下心来做上一百道题，再回头看那个所谓的牛和麦，就不解自解了。那不过是一个 A 有权利损害 B ，然后 B 会怎么办的问题。天下根本无所谓牛和麦，鸭子和鱼塘也可以，流氓和饭馆也可以，一切的一切，不过如此。 【 libert 】： 这位朋友连逻辑思维的能力都没有，还是不要来讨论了。 “你认为“牛有随便吃的自由”还是清晰的么？如果可以，那么会不会天下大乱？把天下搞得大乱的界定是清晰的么？” 这句话， (A) 牛能不能随便吃，和 (B) 牛能随便吃会天下大乱， A 是产权界定， B 是产权界定引起的行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好比， A 我有钱 ( 钱是我的 ) ， B 我会变坏，这是两个东西一样。 “牛能随便乱吃”这句话还有不清晰的么？假设你是养牛人，看到这句话，还需要请教别人，“牛吃麦”这件事情上，你要怎么做么？如果不需要，那么是不是清晰呢？ 【 libert 】：继续回复上面牛吃麦的问题， A) 牛能不能随便吃麦，这是一种产权； B) 牛吃有毒的麦之后死掉，该怎么赔偿，这是另一种产权。 C) 种地是一种产权， D) 种地后麦子的收入谁属，又是另一种产权。 而对于 D) ， 1) 麦子全部归种麦人，是一种产权划分， 2) 麦子一部分归牛 ( 牛可以随便吃 ) ，剩下的归种麦人 ( 牛吃剩下的 ) ， 1 ）和 2 ）是两种不同的产权划分。 【本人】：虽然前面已经说是“最后发一次”，但看到这么多白痴，我也就食言一次，厚着脸皮再说一下：产权的关键是排他独占性，我知道张五常说过产权的所有权无关紧要，但没听他说过排他独占性无关紧要。排他独占性一旦被破坏，就没有所谓的产权了，而“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必然会破坏排他独占性。这次够一般化了么？既然科斯已经假定交易费用为零了，那么诸如协商之类就是不需要费用的，还非要把交易费用扯进来的就证明你是个白痴。如果大家都让自己家的牛到别人地里去随便吃，肯定大乱，好在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协商不需要费用，协商的结果是什么？最理性，最合乎逻辑的经该是：大家都把牛管好，否则吃了的要赔偿。这不是在实际上把牛随便吃的权利给废了？你们还不至于白痴到：你买他的牛吃的权利，他再买你的牛吃的权利吧？ 【本人】：他执着的东西对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所以我说他是钻了牛角尖就是这个道理。 === 产权的关键是排他独占性，我知道张五常说过产权的所有权无关紧要，但没听他说过排他独占性无关紧要。排他独占性一旦被破坏，就没有所谓的产权了，而“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必然会破坏排他独占性。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如果大家都让自己家的牛到别人地里去随便吃，肯定大乱，好在科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协商不需要费用，那么达成的协商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最理性，最合乎逻辑的应该是：大家都把牛管好，否则吃了的要赔偿。这不是在实际上把牛随便吃的权利给废了？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只要人是自私的理性的，而不是自找麻烦的，“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就不会存在。要记住科斯的讨论是在交易费用为零进行的。 【博主】：今天下午打扫卫生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真实世界的例子是符合科斯这个应该本来只是想象出来的“假定情境”，那就是某些国家把牛看作是神圣的动物，于是不能杀也不能吃。这些国家里牛逛着逛着逛进麦田里吃起小麦来，它就是有权利随便吃的。宗教信仰就是这种看起来很怪异的权利安排背后的局限。可是显然这些国家没有什么天下大乱的情况出现。 不过说实在的，就算天下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牛有随便吃小麦的权利界定，科斯这个想象出来的假定情境也没问题。都说了问题的重心本来就不在这里！ 产权是排他独占性，但一件物品的产权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无数权利束的集合。某些权利束界定给这个人，另一些权利束界定给另一个人的情况在现实世界里普遍存在。（我已经举过洗衣机的例子。） 好了，已经解释得足够清楚了，再来纠缠我恕不奉陪了！ 【本人】：看你现在的态度好多了。我也多罗嗦下：我上面意思就是，在逻辑上，只要交易费用为零（科斯就这么假设，我们也没办法），“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必然是和人是理性的自私的假设相矛盾的。一件物品是有很多属性，而且某些属性权利的界定也不是那么容易清晰的（这点我比较同意巴泽尔的观点）。洗衣机的例子是这样：洗衣机的保修服务合同纯是一个交易，正是因为打开洗衣机的权利归我，我才可以牺牲该权利来换保修，这里涉及的是界定清晰的权利的交易。至于牛的例子，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一般化（ ^_^ ）。而且，这些牛是野牛还是有主的牛？如果是有主的牛，真的随便放养？我不是专门做经济研究的，不可能像张五常教授调查蜜蜂那样去研究，但你如果可以作出那样实实在在的分析，我会口服心服。 【新浪网友】：科斯的那个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一点都不罕见，只是大家都不要再纠缠牛和麦了。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流氓收保护费。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流氓实际上对商户有权利破坏而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时商户交的保护费本质上就是对这种破坏权利的赎买。另外，如果大家读读吴思的《潜规则》那本书，生活中大量潜规则的来源实际上同样是科斯的这个例子。吴思明确提到：古代贪官污吏敛财，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帮行贿的人做些什么，而是他们具有一种”合法伤害权“。底下人的行贿本质上也是对他们这种”合法伤害权“的赎买。这种赎买当然不属于明规则，但是如果你不买，你就会被潜规则。今天生活当中的例子就不便在这边举了，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人们大家心里都明白。所以，我不认为科斯这个例子很罕见，这条经济学法则陪伴了我们五千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本人】：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流氓收保护费。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流氓实际上对商户有权利破坏而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时商户交的保护费本质上就是对这种破坏权利的赎买。＝＝＝不是我纠缠。是科斯的假设在逻辑上有问题，最直接的是：“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破坏了产权的排他独占性。进一步推理可以发现：交易费用为零且“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还可以清晰界定产权）的假设是和人是理性的自私的这一假设相矛盾的。除非你事先申明并否定人是理性的自私的，而科斯是不可能否认的，那么科斯新增加的前提假设和这个传统的前提假设就是不相容的，这不符合逻辑学。这才是问题的重点！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能清晰界定产权么？你这是直接否定清晰界定产权这个假设了，潜规则也一样是直接否定清晰界定产权这个假设；而且一涉及现实，就有交易费用，这是直接否定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前提不同这是另外一回事，是各说各话。你对前提看法不管和别人多么不同，但你自己的这些前提条件要相容，不能是矛盾的。 【新浪网友】：“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是说牛有吃麦的权利。 一方面，牧人的权利是清晰的，另一方面，农夫的权利类似于共有产权，是不清晰的，关于麦子的收益权由牧人和农夫共同享有，牛吃的多，农夫收割的就少，反之，则反是。说明农夫的收益权是不清晰的－－不能事先准确预期的。【注：这网友的观点被删了】 【本人】：按照巴泽尔的理论，一件物品是有很多属性，而且某些属性可能还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某些属性虽然意识到了，但权利的界定并不是那么容易清晰的，因为实际中交易费用很大，那么这些权利就是多多少少的被置于公共领域，也就是不清晰了。但是农夫的收益权不清晰的纯是“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造成的，即使不考虑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现实中清晰界定的费用也不是太高，而且现实也是把权利界定给了农夫。能界定清楚而不界定清楚，是不符合人是理性的假设的，而“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的必然破坏某些权利的排他独占性，也就是被多多少少的被置于公共领域，这和主张私产也是根本矛盾的。 【本人】：“农夫的权利类似于共有产权，是不清晰的”，一句话惊醒我这梦中人！虽然也知道巴泽尔的理论，但之前一直执着于对排他独占性的破坏这点，而没想到“共有产权”这个更方便明白的说法。总之，这次辩论虽然中间有点不愉快，但收益良多。谢谢各位。最后说：我纯是个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这个爱好也是张五常教授引发我的，我是不折不扣的“张迷”（容易误解，但我也是张爱玲的“张迷”），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故意找茬似的。 【本人】：我还以为你真的改好了，是老人家我眼拙。我不得不相信那句话：狗改不了吃屎！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对张五常很失望，他比我还眼拙，找了这么个白痴来。再说一遍。“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和所谓的私产是矛盾的，和人是理性的假设是矛盾的，也和张五常一直反对的价格管制是矛盾的。“对损害不负责的制度”其实就是价格管制，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师尊张五常，我感和他打一块钱的赌，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你说“（完全违背了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理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学派？）有错不是问题，错了还不知道，甚至知道了都还不肯承认，那才是现在的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那么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辩论拿给你的师尊看看，到底是谁错了还不知道，甚至知道了都还不肯承认？一方面说我不会一般化，只纠缠于特殊性；可是当我要一般化的时候，却又自己去纠缠于某些宗教中牛的神圣性。你应该去好好的学下逻辑学，仔细看看你前后的言语，你就会发现你所谓的讽刺其实针对的是你自己！好了，老人家我没耐性了，就这么结束吧。 老人家我再教你个乖：辩论的本分是就事论事，这对于你自己也是最安全的，所谓言多必失。活学活用张五常的话就是“多只香炉多只鬼”。“活学活用”的意思就是你是个只会接受的死板的白痴。这才是骂人不带脏字的讽刺。怕你不理解，老人家我还是点明吧。再见。 【注：我发现骂人会上瘾，收都收不住。难怪论坛里多是：口水与砖头齐飞，剪刀共我党一理（意见不同就咔嚓）。】 【本人】：今天下午打扫卫生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真实世界的例子是符合科斯这个应该本来只是想象出来的“假定情境”，那就是某些国家把牛看作是神圣的动物，于是不能杀也不能吃。 === 如果牛是野牛，牛的归属问题就是不清晰的。如果牛是有主的，那么虽然牛有随便吃的权利，但牛主还是会把牛管起来。因为牛一旦发了神经或者和那只牛看对了眼发了情，跑到七里八里之外也不是没可能，再说牛多了也不容易辨认，虽然可以给牛做个脖圈，并写上你的大名（比如“张五常”，可是有同姓同名的怎么办？那就辨字迹了，张五常的书法独步，应该不会认错），可是七里八里之外的人不会把牛给你送回来，还是要你自己去找。不把牛管起来的是白痴？所以实际上还是把牛有随便吃的权利给费了。别人违背了理性人的假设就不配谈经济学，你们自己违背了倒不是重点了？我现在的观点是：一般情况下，人是理性的，但某些时候却是非理性的。不然你的行为就不好解释，我的解释是这样：你还知道找宗教这种特殊局限来反驳我，你是理性的；可是你一门心思要反驳我，就顾此失彼，忘了别人也是理性的局限，自己扇自己嘴巴，又是白痴般非理性的了。我没有本事创建人是非理性的经济学，但显然你可以，科斯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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