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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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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高 2017-6-17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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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想象经济活动的图景,并表述为可以理解的记基于逻辑的命题,然后就是论证这些命题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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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GE模型会有未来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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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qing_Lv 2017-2-12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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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DSGE Models Have a Future? 原文 作者: Olivier Blanchar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 MIT 的 Robert M. Solow 经济学讲席教授。译者: 周 潮 , 中国人民银行张掖市中心支行; 许文立 ,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DSGE 模型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流砥柱。一些学者认为,可将其视为宏观经济学成为一门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成熟科学的标志。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视其为危险的死胡同。 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有些夸大 DSGE 的作用,而第二种观点则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当前的 DSGE 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来使其成为未来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然而为了改进, DSGE 模型必须要吸纳更为广泛的经济学研究内容,从而使其变得更加开放。它们也必须降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自负,接受并分享其它建模方法的优点。 对于那些最近二十年内并不专注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或者那些生活在孤岛上的宏观经济学家而言,本文首先作一个简短的回顾。 DSGE 是 “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 的缩写。该模型的确是动态的、随机的,且刻画了经济的一般均衡的特点。他们做出了三种建模的策略选择:首先,从微观经济学基础来进行推导,提出消费者、厂商和金融中介(如果存在的话)的行为。其次,基础经济环境是竞争性经济,但是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扭曲,这些扭曲来源于名义粘性、垄断势力和信息问题的。第三,模型是作为整个系统来估计的,而不是采用前代宏观经济学模型中的多方程组来估计。最早期的 DSGE 模型表示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其是由 Edward C. Prescott 所发展的真实商业周期 (RBC) 模型,且关注生产率冲击的影响。随后所发展的经典模型中,更多的扭曲和冲击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现在的 DSGE 模型最好被视为大规模新凯恩斯模型,其强调名义粘性以及总需求的作用 。 基于很多原因,很多人并不喜欢现在的 DSGE 模型。 第一, DSGE 模型 基于毫无吸引力的假设 。 这不仅仅包括那些简化模型所必需的假设,并且还包括那些与我们所知地消费者和厂商不一致的假设。 我认为当前 DSGE 有着很大的瑕疵,但是它们能够显著改善,并且是未来宏观经济学的核心。 返回到基准新凯恩斯模型,从新凯恩斯模型开始,许多 DSGE 模型得到主要结构。新凯恩斯模型由三个方程构成:描述总需求的方程;描述价格调整的方程;以及描述货币政策规则的方程。至少前面的两个方程,对于现实的描述具有很大的瑕疵: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得到,而消费者则具有无限生存、且具有完美洞察力的特征。究其含义,无论是预见的程度,还是利率在消费路径扭曲中的作用,这些都与实证研究的证据存在很大的冲突。价格调整被前瞻性通胀方程刻画,且并没有体现通货膨胀的基础惯性特征 。 现在的 DSGE 模型以多种方式扩展了新凯恩斯模型,考虑到投资和资本积累、金融中介、国家间的相互影响等等。尽管总需求和价格调整方程被修正来更好地与数据进行拟合,但是它们仍处于 DSGE 的核心地位。例如,在第一种情形,允许一部分消费者是 “ 手到嘴 ” 的消费者,他们仅仅只是花掉其收入。在第二种情形,通过导入后顾型价格指数,其与假设条件近似,产生通胀惯性。然而这两种方式只是进行修改,并不是刻画令人信服的消费者行为或价格—工资设定者行为特性。 第二, 标准的估计方法,即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的混合使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将模型作为整个系统来估计,而不是采用前一代宏观计量模型的多方程组估计。然而,这样需要估计大量的参数,因此,利用经典方法估计全参数集(所有参数)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通过 “ 校准 ” 对一些参数设定先验分布。如果这些参数通过实证或理论而建立,这种方法将是可信的。例如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的假设之下,采用劳动份额作为生产函数之中劳动的指数可能是合理的。但是通过校准而选择的参数,通常是更大的,并且实证证据往往更模糊。例如,面对大量的各国通货膨胀行为差异时,不同的国家却采用相同的 “ 标准 Calvo 参数 ”( 参数决定失业对通胀的影响 ) ,这一点是高度值得怀疑的。在许多情形之下,在 “ 标准参数集 ” 中选择模型参数仅仅是将责备推卸给前人的一种方式。 其余参数是通过整个模型的贝叶斯估计得到。可是这又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任何系统估计中必须的标准。模型的一部分错误设定会影响模型其他部分的参数估计。例如,总需求的错误设定可能导致对价格和工资调整的不恰当估计等等。并且这样处理的方式对于读者来说很难懂。另一个是来自从参数到数据映射的复杂性。古典估计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似然函数在许多维度之间是非常平坦的。除非我们的确有无可非议的系数的紧先验 (tight prior) ,贝叶斯估计将真正被视为是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在很多情形下,紧先验的理由是虚弱的,更多反映了研究人员主观的一种先验估计,胜于似然函数 。 第三, 尽管模型可以在形式上体现规范经济学的意图,但是其在规范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令人信服。 DSGE 模型的主要潜在优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微观基础,不但可以用来描述现实的经济世界,并且也能用于规范经济学的意图。在很多政策讨论之中,只关注 GDP 或 GDP 增长会造成误导:分配效应,或者影响产出结构而非规模的扭曲效应,亦或者当前政策对未来产出而非当前产出的效应都可能使得对福利的影响与对目前 GDP 的影响一样重要。可以见证关于美国不平等增加,或者是关于中国投资和消费之间产出构成的相关讨论的重要性。 实践中的问题在于,福利效应的推导,取决于模型之中所导入的扭曲方式。并且经常由于实用性的原因,这些扭曲以方便解析的方式引入模型,但其福利含义又不令人信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这些模型中通货膨胀对福利的不利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相对价格分布的影响,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在同一时间都调整名义价格。然而关于通货膨胀收益和成本的研究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为广泛,进而影响福利。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 (Blanchard, Erceg, and Linde2016) ,我们通过一个反映总产出偏离潜在水平和通货膨胀偏离通胀目标的特定福利函数,以及模型所隐含的福利函数来研究各种不同政策对福利的影响,且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推导内在一致性的福利函数的尝试对于展示潜在的福利效应很有帮助,需要说明的是,事前我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潜在福利效应,但事后得到了相关结论。其次,在两者之间,我仍然更关心特定福利函数的结论。 第四, DSGE 模型是一个糟糕的交流工具。 一篇典型 DSGE 论文就是在已有的核心部分增加特定的扭曲。它从模型的繁杂代数推导开始,然后经过估计,并最终以各种动态数值模拟,来反映扭曲对于模型一般均衡性质的影响。 以上这些,看起来的确是一门成熟科学的特点:构建良好的理解,确定科学的主体,并积极探索进行修改和扩展。的确,共同的内核使得那些开发模型的人和通过模拟学习这些模型内部结构的人之间有了更多的讨论(抛开共同核心是否是正确的问题,其在上文第一个批判中出现)。但是对于一些更为普通的读者来说,理解什么是特定的扭曲通常是很难的,同时理解模型中的扭曲是如何相互影响也是较为困难的。 DSGE 模型必须扩展到宏观经济学的更多领域,并且同意与其他类型的一般均衡模型共享研究成果。 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对于 DSGE 模型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它们增加了放弃 DSGE ,而探索其它方法的理由吗?我并不认为。我相信, DSGE 可以做出正确的基本战略选择来解决当前的缺陷。让我来提出两大主题。 追求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析性宏观经济的核心,并在其中进行讨论和扩展,这一想法可能是一个白日梦,但这是一个值得去追求的梦想。如果这样做, DSGE 的三个主要建模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从明确的微观基础开始,显然是必要的,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开始吗?特定方程将不是这样的意图。根据竞争性经济扭曲集合的考虑,意味着对竞争性模型的长期追求,相当合理地描述了经济。但是,很难发现从哪里开始。从估计来看,作为整个系统来校准和估计模型,要胜于多方程组的估计方法,这看起来也更为合理。运用过去的那种多方程组模型而得到的预期,与系统的实际动态特性是非常不吻合的。 这样来说,我认为可以通过两种路径来发展 DSGE 建模。 第一,它必须要更具有开放性。 采用前面所讨论的消费实例来说明问题。 DSGE 模型应该进入到经济学的各种领域,从行为经济学,大数据实证研究,到局部宏观均衡估计,来构建大量的关于消费者行为的模型,而不是只进行修修补补。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并且确实需要应该继续进行,不用担心 DSGE 的集成 ( 杂志编辑注:并不是所讨论的每一种新机制,都要求有完整的一般均衡闭合 ) 。但是这项工作的主体,应该构建更好的消费者行为模型,某种意义上的局部均衡的影响,具有简化闭合的一般均衡的可能影响,由此被集成到 DSGE 模型之中。这将导致更合理的设定,以及更可靠的贝叶斯先验,这是我看到最为缺失的。这里我关注消费,但是同样关注价格和工资设定,投资、金融中介、预期处理,等等。简而言之, DSGE 应该是一门建筑学,研究经济学的各个相关领域,最终进行集成和讨论。它并不是今天这样的情形。 第二, 它必须要降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自负。 或者可能更加公正的说,所谓专业就是必须根据不同任务需求而使用不同类型的模型。 模型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理论纯粹性。在一端,最大化的纯理论,非常适合于 DSGE 。对于这些模型,清晰的结构要比紧密拟合数据更为重要。下面的这些模型用于体现政策意图,例如中央银行或国际组织所使用的模型。它们必须更为紧密地拟合数据,并且它们更为灵活,缺少微观基础和滞后结构。 ( 例如美联储所采用的 FRB / US 模型,这样的模型是从微观基础开始的,但是允许数据来确定各种关系的动态结构 ) 。最终模型是用来进行预测。出于这些意图,有时简化形式模型将继续击败结构性模型。目前理论的纯粹性遇到非常强大的阻碍。 在简化程度方面,模型也可以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模型都必须有清晰的微观基础。虽然这听起来像是 “ 演出之前的辩护 (plaidoyer pro domo)” ,我强烈认为,特定的宏观模型,即从 IS-LM 模型到 Mundell-Fleming 模型的各种版本,在 DSGE 模型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 DSGE 建模之前,它们可以是有用的上游,对于所考虑的特定扭曲或特定政策的影响,来首先进行消减。它们也可以是有用的下游,在构建 DSGE 模型之后,以启发和教学的方式,来提出关于模型的主要观点。 在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模型,取决于特定目的的程度。例如可以认为,新凯恩斯模型是一种混合的、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但是要比大型 DSGEs 的版本更为简单。有人说,这样特定的模型是艺术多于科学,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一方面,它们是美丽的艺术,但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可以或者应该是艺术家。这里是科学和艺术的圣殿。例如我发现,作为一个讨论者,我通常能够以一个简单的图形来对 DSGE 论文进行总结。通过学习模型的一些形式,我就能够提出基本观点,这要比论文的作者更为简单。 DSGE 和特定模型是相互补充,而非各自替代。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我猜想 DSGE 建模者也同意当前的 DSGE 模型是有缺陷的。但是 DSGE 模型可以满足宏观经济学的重要需求,那就是提出核心结构,并围绕着它来进行构建和组织讨论。然而为了这样做,他们必须要在宏观经济学的更多领域来进行构建,并积极分享其它类型一般均衡模型的成果。 尽管 “ 标准 DSGE 模型 ” 不存在,仍可参见由 Frank Smets and Rafael Wouters (2007) 所发展的模型。参见 Linde,Smets, and Wouters (2016) 对许多文献的评述。 更具体地说,刻画消费者行为特点的方程,是对应最优问题的一阶条件,也就是已知的 “Euler 方程 ” 。刻画价格行为特点的方程,是由 Guillermo Calvo 所提供的方程形式而推导的,也就是已知的 “Calvo 定价 ” 。 译者注:参数的先验分布含有一定的自由参数。粗略来讲,常用的 tight 或者 loose 可以理解为给定的参数到底会产生瘦高型或者扁平型的分布。关于 tight prior ,本文暂时采用 “ 紧先验 ” 一词来翻译,可理解为对先验分布的要求比较严格之意。 在某些情形之下,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是被识别的,但在理论方面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贝叶斯紧先验 (tight Bayesian priors) 导致了更为合理的估计。然而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问题来自模型的错误设定,贝叶斯紧先验 (tight Bayesian priors) 被再次修复而不是一种求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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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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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7-1-19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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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 金融去杠杆刀锋杀向两个方向,一是债券泡沫,二是一二级市场联动的“资本游戏”对接的各种复杂的配资交易结构。过去青青的苹草哪最肥美,哪就是杠杠的栖身之所。交易结构的压力是目前最大的压力,金融杠杆解构得靠时间去磨。这实际上是一个人民币对内找锚的过程。这个锚是产业资本的ROE。然而对于市场绝大多数人来讲,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去杠杆,这就是流动性散耗,坐牢的感觉。熬! 策略徐彪 近期四类股票大幅下跌, 一是小市值壳公司,二是次新股包括新股,三是公募重仓的非金融股,四是流通股中机构占比高的股票。 同时大股票走势相对稳健。这反应了两个预期,一是在IPO加速定增被限制的情况下,中小股票的逻辑被限制(稀缺性,外延收购)。但是从实质上来看,近期接近减持的规模比较平稳,打新资金(规模预计在5000-6000亿之间)由于收益率下降而卖出底仓更多是预期层面的影响(预计纯打新的C类账户底仓规模较小,且部分产品可以直接转为类似混合基金的产品),所以小股票的杀跌与风险偏好的下降形成负向循环,风险偏好的逐步修复成为市场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逻辑。 金工吴先兴 通过上周和周一的大幅下挫,风险偏好继续下探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有限,在下半周的震荡过程中,建议可以加仓。我们对春节前一周的市场表现做了统计,过去13年节前一周有12年处于上涨,上涨比例高达92.3%,中证500指数更是全数上涨。因此当前的位置,将是较好的加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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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举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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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6-12-5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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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周六证监会主席的重要讲话 上周六(12月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出席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由此引发资本市场强烈关注。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对于刘士余主席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有关“野蛮人”的讲话,引起市场广泛关注,而多数人解读偏负面,严重曲解了刘主席的本意。大家要从正面理解刘主席维护市场公正、建设良好市场环境的良苦用心。 很显然,刘主席的这番讲话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举牌和收购。正常的举牌或收购在国内外都是正常的行为。但是,反对恶意举牌或收购,特别是对来路不明的资金、加了杠杆的资金等需要加强监管。恶意举牌或收购会扰乱市场的秩序,不利于市场稳定。我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未来是蓝筹并购时代,合法合理的举牌或收购是无可厚非的,关键要看资金来源和收购方式,这是刘士余主席讲话强调的重点。如此才有利于维持市场的稳定,引导市场正确投资。 另外,有业内人士认为,短期来看,险资举牌股在下周可能面临调整压力,从估值的角度来对险资举牌股进行认真分析后,对于估值过高的险资举牌股需要谨慎,而对于那些估值合理的险资股就算调整,也不应慌张。在“资产荒”的大背景下,险资的“子弹”愈加充裕的情况下,未来配置A股的需求或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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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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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6-18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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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的耀眼之星:罗伯特·巴罗( Robert J . Barro , 1944— ) 生平简介 罗伯特 · 巴罗( RobertJ . Barro )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巴罗被推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1988 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 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 1998 年),并在同年获得亚当 · 斯密奖 ( APEE )。巴罗已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巴罗 1944 年生于美国纽约, 1965 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 1970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谈到学术兴趣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时,他说: “ 我喜欢把数量分析与应用社会科学的政策问题结合在一起,我是从数量背景起步的,因此这是一个容易的转变。 ” 巴罗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其中包括布朗大学( 1968 ~ 1972 年)、芝加哥大学( 1973 ~ 1975 年, 1982 ~ 1984 年),罗彻斯特大学 ( 1975 ~ 1982 年)。自 1986 年起,巴罗任教于哈佛大学,目前是该校瓦格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又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巴罗是当今世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贡献是开创性的。自 1970 年代以来,巴罗的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诸多领域。 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在早期,巴罗是瓦尔拉斯-凯恩斯不均衡宏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代表。 1971 年他与格鲁斯曼( H . I . Grossman )合作发表论文 “ 收入与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 ” (载《美国经济评论》), 1976 年出版著作《货币、就业与通货膨胀》,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配给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 在此期间,巴罗从事凯恩斯经济学研究,他曾认为积极的ZF干预将有益于经济运行,但后来,他发现以粘性价格、粘性名义工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框架无法解决价格决定问题。 “ 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最终依据实际解释证明它是一个死胡同。在此后的一两年里,在明白现有框架是不正确的但又无可替代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他回忆说, “ 后来,卢卡斯( RobertLucas )有关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成果深深影响着我,而且在我的研究受挫时,它及时到来,稍后萨金特( ThomasJ . Sargent )和华莱士( NeilWallace )的成果也同样很有影响。” “ 李嘉图等价假说 ” 的提出者于是巴罗又以两篇论文投入到理性预期革命中去,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他的贡献主要在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两个领域,其代表性论文有两篇:一篇是 “ ZF债券是净财富吗 ?” (载 1974 年《政治经济学杂志》),在文中他提出著名的 “ 李嘉图等价假说 ” ,人称巴罗-李嘉图定理;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关于货币中性的论文 “ 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作用 ” (载 1976 年《货币经济杂志》)。 巴罗的 “ 李嘉图等价假说 ” 认为,在特定条件(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等)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对于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ZF不论采用哪种融资方式,都不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因为,ZF发行债券融资造成的赤字会引起未来税收上升,这种上升一定会被具有完全理性的居民预期到,居民为了不使后代税负过重必然相应地调整目前的消费。 简言之,居民不会将ZF发行公债融资这样的财政扩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他们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同时,居民增加的这些储蓄都购买了债券,使得债券需求的上升刚好等于债券供给的增加,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 巴罗 “ 李嘉图等价假说 ” 激起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对巴罗定理的有效性和含义进行考察、攻击和验证,他在 1974 年那篇论文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之一。 使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人 从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巴罗的兴趣集中到经济增长上,他对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作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实商业周期理论。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1960 年代产生的 “ 新古典增长模型 ” 核心框架仍然被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该模型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预测就是 “ 趋同 ” ,即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将 “ 收敛 ” 于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但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之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此后,新古典增长模型就不再活跃。 自 1980 年代中期始,经济增长理论再次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热点,一系列新理论集中探讨技术进步的根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即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投入,因为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 ——— 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 1990 年代,带有这种特征的大量模型出现了,这些理论被称作 “ 内生增长理论 ” ,因为其中的技术变化率由模型本身来确定,进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在此时期,巴罗奠定了他在经济增长领域的权威地位。他的“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ZF花费”(载 1990 年《政治经济学杂志》)论文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ZF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最优税收问题;接着,他在 “ 各国的经济增长 ” (载 1991 年《经济学季刊》)、以及与沙拉 · 伊 · 马丁 ( XavierSala . i . Martin )合作的 “ 趋同 ” (载 1992 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两篇论文中,从国家间截面分析、国家中不同地区的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各个方面,研究了新古典经济模型的趋同含义。 这些研究表明, “ 趋同 ” 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存在,只有当一系列解释变量都相同时,经济才 “ 收敛 ” 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这些变量包括ZF政策和制度、教育体系的性质、人们的储蓄倾向及其生育行为,还可能包括殖民历史和宗教传统等等。总体来说,由于穷国这些变量的值较差,所以它们并不比平均水平增长更快。 ESI (美国科学情报中心)数据显示,巴罗论文 “ 各国的经济增长 ” 在 1990 年代被引用 577 次,是引用最频繁的论文,巴罗也因此成为论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经济学家。 1995 年巴罗与沙拉 · 伊 · 马丁合著的《经济增长》( MIT 出版社)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介绍了 1950 ~ 1990 年代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成果,强调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应用以及理论假设与数据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最激动人心的表现,该书被看作是思考增长问题的经典指导著作,已被译成法、德、日、中、意大利、西班牙语等 6 种文字。 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源:宗教、法治与ZF体制 巴罗最近的研究兴趣包括对经济增长的根源的探讨,即那些使得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他在论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多国经验研究” ( NBER , 1994 年)中考察了 1960 ~ 1990 年间约 100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在给定的真实人均 GDP 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出生率与ZF支出水平较低以及法治较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更高。同时,巴罗还在论文中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说: “ 经验证明,制度差异是各国经济增长率、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体制改革为一国从贫穷走向繁荣提供了一条最佳捷径。” 巴罗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税收、个人储蓄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影响力。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合,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很多人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是高度关联的,认为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希望。但巴罗研究发现,作为竞选权利和公民自由量度的民主,与经济增长并无多大关联。他用法治测量产权保护程度,用自由选举测量民主,然后考察这两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他发现 “ 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相当弱 ” ,即是说, “ 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 。因此,巴罗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 巴罗这些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1997 年 MIT 出版社)中,其主要观点是:ZF应该维护法治,削减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其结论是: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 政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一旦民主达到适当水平便可能放缓增长的速度。” 目前,巴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宗教、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 普及宏观经济学的精髓 作为《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和《商业周刊》专栏作家,巴罗在文章中积极宣扬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立场,并对ZF的干预政策是阻碍还是有助于经济增长作出甄别、评析。这些文章已经编辑成书《自由社会的市场与选择》( 1996 年 MIT 出版社)。该书已被译成法、日、西班牙等 7 种文字。诺贝尔奖得主加里 · 贝克尔评价该书为 “ 最好的经济分析范例,对于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清晰而有说服力 ” ;《纽约时报》评论巴罗 “ 真正能将经济学的精髓准确地传递给非经济专业人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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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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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29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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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下,ZF该如何协调与市场的关系?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家和投资家们如何为企业找寻新的发展动力? 本期开始,我们将通过经济学家、学者和企业家的视角观察新常态下新的经济框架、新的投资逻辑和新的思路。 ——编者 企业界、学界朋友们大家好。我想谈一谈我对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之间差异的看法,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态势怎么样,企业在此环境下有哪些机会点。 “新常态”这个名词实际上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当时这些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增长率低、失业率高的现象,这会造成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融资空间非常大。 从2008年底2009年初提出这个概念以后,这几年的情形,确实就像他们当时预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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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奇迹—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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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9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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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地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否在任何历史时期内都是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从历史上看,如果失去了一些条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非一直是成功的。 比较优势的概念起源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在比较优势论的理论架构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其它国家成为这一中心的外围国家,而这些国家逐渐形成结构单一的经济体;随后,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丰富了比较优势论的理论框架; 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昂惕夫提出了现代比较优势论;林毅夫教授则通过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解释东亚奇迹;在理论发展与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比较优势论失效和“比较优势陷阱”的情况 。 回顾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历史,拉丁美洲曾有两个经济发展阶段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但是经济发展绩效均相对较差;第一个阶段是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拉丁美洲各国先后独立,其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遵循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论,为发达国家出口原材料与初级加工产品;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拉美经济体逐步转变为开放经济体,开始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本国产业与经济;然而,这两个历史阶段下的拉美国家经济并未获得持续性的增长,原因何在? 在第一个阶段中,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曾取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如阿根廷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旧国际分工体系瓦解,打击了拉美国家的初级出口经济,同时拉美国家也产生了自发的工业化发展,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也开始发展;依附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世界经济可分为中心和外围两极,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导致财富和人才由外围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发达国家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这就是导致拉美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因此,拉美国家应该离开不平等的贸易体系,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实现工业化。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观点上看,拉美国家在这一历史阶段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成功,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经济之所以未能持续,其原因与菲律宾经济的不可持续是类似的,拉美国家的ZF未能及时把握历史机遇,通过有效的ZF干预引导国内产业升级,而是长期停留在初级出口经济的模式上,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因此,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施是需要一定的历史机遇,并且ZF能够及时把握住历史机遇。 在第二个阶段中,拉美国家经济也未能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其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反而是汽车业和冶金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反而衰退,经济低迷,危机频发 ;拉美国家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失败,则源于其未能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资本积累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由于拉美国家所固有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高、农村二元化特性,导致拉美国家储蓄与投资双双不足、劳动力红利无法释放;因此,拉美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以实现产业升级,加上农村劳动力无法有效释放,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导致拉美国家出口经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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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投稿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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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123456 2015-5-4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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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硕士研究生二年级,一直忠心于经济学家,了解到期刊很公平,投了几篇文章都是一个星期被拒,在15年投的文章,一个半月拒搞,3月底编辑打电话过来,说我的文章可以发,当时编辑问我是导师还是博士,我说是硕士,她说没关系,我们只注重文章,说还可深入研究,写的相关论文可继续发,我是自己投稿的,没挂导师的名字,感觉自己很幸运吧,也希望能给志同道合的人以鼓励。各路歪风邪气盛行,我们可把不公当作动力,相信有一种幸运叫越努力越幸运。最后给《经济学家》赞一个,经济学家审稿很快,拒搞的话一个星期左右,用搞1个半月,本月采用,下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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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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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4-30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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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对东欧前苏联的转型研究发现,一般均衡理论的阿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日(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模型,可以解释战后西德的艾哈德奇迹,但是不能解释转型经济,因为AD模型忽略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无法解释不同商品市场价格收敛的速度不同。作者也发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不足以解释国企的问题,同时误导了转型萧条时期的反凯恩斯政策,导致国企不必要的大面积破产。 2007年指出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零交易成本”世界等价于第二类热力学永动机。工业化和分工发展的过程总的废热(熵,或交易成本)是增加而非减少。 2008年指出计量经济学使用的一阶差分(FD)滤波器是高频噪声放大器,也即“均衡幻象”的发生器。格兰杰(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片面否定频谱分析在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是错误的。单位根模型、协整模型,和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加速-乘子模型的问题是共同的,即线性动态模型的持续冲击解或周期解只有一维的边界稳定性,参数的微小扰动即变为爆炸解或收敛解,只有非线性动态模型(如我们的软边界振子)的参数空间才有可持续的区域解。我们发现典型股市指数的白噪声水平不到50%,在HP滤波器分解趋势后的多重周期信号和NBER观察到的经济周期大体相符。趋势-波动分解的HP (Hodrik-Prescott) 滤波器(普利斯格特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用,等价于宏观和金融经济学的哥白尼参照系,而传统的 FD滤波器等价于宏观金融的托勒密参照系。在HD滤波器下分析经济时间序列,可以建立宏观与金融的统一动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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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录得六连跌 黄金背道而驰向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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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苏信 2015-4-30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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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美国首季经济成长意外大幅放缓,美联储利率决议相比市场预期略显鹰派。ICE美元指数隔夜录得“六连跌”并触及九周低位;穆迪下调希腊国债评级至CAA2(此前为CAA1),前景展望为负面;此外,还下调希腊本外币国债评级上限至B3(此前为BA3),以反应希腊退欧风险加重,在避险情绪的影响下,国际黄金价格受到利好反弹。 同时,顶金贵金属董事长兼总裁夏宇飞表示,近期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美联储6月加息的预期被市场逐渐抛之脑后,即便是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也在不断降低。“QE变数”再度触发美元和黄金的跷跷板效应,美元指数近期接连下滑逼近95点关口,纽约黄金期货指数则趁机反弹并重回1200美元一线。 今年以来美元和黄金走势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负相关性,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加息成为今年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美元黄金联动性明显加强。近期美元走低和贵金属走强其实是一体两面,体现出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时间预期的推迟,目前多位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在9月前将不会采取行动。另外,黄金台为了使投资者把握投资利益,特别推荐《银参谋》日刊,此日刊专门为投资者预判市场动向,把握盈利点位。 此前美国经济增速的扩张和欧日等经济体增速回落形成鲜明对比、美联储收缩流动性与各大央行纷纷推行宽货币政策形成对照,这两大因素带来了市场对于美国实际利率上行的预期,因此推高美元并同时打压了贵金属等商品价格。为此,顶金贵金属董事长兼总裁夏宇飞说,随着一季度美国经济指标回落、通胀形势不佳,以及由此带来的FED推迟加息的猜测令美元大跌并推升贵金属。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数据显示,上周汇市投资者削减美元多头仓位,美元净多头持仓降至去年9月以来最低。而自3月中旬起,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黄金非商业多头仓位持续增加、非商业空头仓位持续减少。整体来看,当前金融市场对黄金价格的短期走势整体保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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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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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4-4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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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法则,是按事情的重要程度编排行事优先次序的准则是建立在“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原理的基础上。这个原理是由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维弗利度·帕累托所提出的。它的大意是: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 帕雷托曾提出,在意大利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并且这种经济趋势存在普遍性。后来人们发现,在社会中有许多事情的发展,都迈向了这一轨道。世界上有很多专家正在运用这一原理来研究、解释相关的课题。例如,这个原理经过多年的演化,已变成当今管理学界所熟知的“80/20原理”,即百分之八十的价值是来自百分之二十的因子,其余的百分之二十的价值则来自百分之八十的因子。 帕雷托原理是指世界上充满了不平衡性,比如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富,20%的员工创造了80%的价值,80%的收入来自20%的商品,80%的利润来自20%的顾客,等等。这种不平衡关系也可以称为二八法则。该法则认为,资源总会自我调整,以求将工作量减到最少。抓好起主要作用的20%的问题,其他80%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在工作中要学会抓住关键的少数,要用20%的精力付出获取80%的回报。因此,这种法则又叫省力法则。 巴雷特法则、80-20法则、帕累托效应、80/20原理、最省力法则、不平衡原则、帕累托法则、二八定律、重点法则,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雷托发现的,最初只限定于经济学领域,后来这一法则也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深为人们所认同。帕累托法则是指在任何大系统中,约80%的结果是由该系统中约20%的变量产生的。例如,在企业中,通常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项目或重要客户;经济学家认为,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心理学家认为,20%的人身上集中了80%的智慧等。具体到时间管理领域是指大约20%的重要项目能带来整个工作成果的80%,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工作的头20%时间会带来所有效益的80%。帕累托法则对我们的启示是:大智有所不虑,大巧有所不为。工作中应避免将时间花在琐碎的多数问题上,因为就算你花了80%的时间,你也只能取得20%的成效,出色地完成无关紧要的工作是最浪费时间的。你应该将时间花于重要的少数问题上,因为掌握了这些重要的少数问题,你只花20%的时间,即可取得80%的成效。工作中我们要学会“不钓小鱼钓鲸鱼”,如果你抓了100条小鱼,你所拥有的不过是满满一桶鱼,但如果你抓住了一条鲸鱼,你就不枉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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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6-2-13 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