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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伦 2014-2-7 22:38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关于经济史的部分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分别是:记录清王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经济发展、1830年至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贸易、1870-1911年间的经济趋向以及临近辛亥革命前的工商业发展。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书中给出了很多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因此这次的读书笔记可以形成和前面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对照。 在19世纪大叛乱发生之前,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3亿左右。我们需要探究的是这种人口增长的原因。除去先代解除人头税和人口统计制度的完善外,在嘉庆年间,还有两个原因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先前引入的高产粮食作物——甜薯和玉米的进一步传播,另一个则是人口间的区域流动,这时大量人口流向了偏远山区(这和我们所想的人口向繁华地区流动正好相反)。人口的大量增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这让我想到邓刚教授讲座时所讲到的中国明清时边际生产力递减的问题。除却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物价飞涨之外,书中还提到了一个人口增长不良影响的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对清代政治的不良影响。人口在清朝末年已经达到了一种超饱和状态,但是清朝相应的官职数量却没有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一是大量卖官鬻爵,另一个则是设置了大量的半官职。半官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概括,它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些没有通过殿试的童生、进士;文案、仆役、送信等不纳入政府俸禄系统的人,相当于其上级的门客;还有一些人,他们事实上不再供职,成为了商人,但是仍旧保留着名号。官员冗杂可以说是清朝腐败的一个原因。因为大量冗官没有被纳入财政编制,只能由其上级通过进一步剥削纳税人来维持其俸禄。可是就此说冗官一无是处也不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其实最早脱胎于“讼棍”。嘉庆年间另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漕运地位的动摇。从上次的笔记可以知道,自明成祖修缮运河后,漕运在交通运输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和内河航运并举。但是到了晚清,漕运已经成了腐败的根源之一。自南京至北京需经过很多关卡,每过一个关卡,独立于省一级行政的漕运司就征收一重厘金。这样省一级财政总是处于紧缺状态,而漕运司为了维持自身利益总是不断加重所收税金标准。这种利益冲突在此时已不可避免,于是省级官员要求开海运,但是漕运司要求维持漕运。在这一论战中,漕运处于上风,但是并不是说海运就失败了。因为在1824年之后,清帝不再反对主张改道。最终在鸦片战争之后,漕运被完全废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废除的原因不是因为海运经济利益较高,而是因为此时运河两旁的居民有勾结外国的嫌疑,并且在几次农民叛乱,运河两岸的居民均有参与,这样漕运在清帝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最终被废除。 就1870-1911年的经济状况而言,需要一种客观谨慎的态度。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一直处于土地资金不足,过剩的劳动力收益有所减少。但是不同于严中平认为的,农民受到了极为严酷的剥削,费维恺认为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变化。他的理由是中国的农业制度一直很稳定,农民一直生活在很低的水平上,努力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在晚清战乱格局下,之所以仍能保证基本生活是因为农民转种了能够带来更多粮食或者收入的作物。就费维恺的测算,在1904-1909年和1914-1919年间,玉米、白薯和芝麻逐渐代替了粮食作物大麦、高粱和小米。而就手工业状况来看,也并不像严中平所说那样完全被外国手工业击垮。严中平的分析有其正确性,但是这种情况仅仅出现在了通商口岸地区,内地情况并非如此。手工织布业的力量是顽强的,极为有效地对抗着洋货的冲击。从1871-1880年到1901-1910年,织布的数量从32亿码增长至37亿码,在中国农副手工劳动条件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不得不说是一种发展。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部分丧失了一种辩证的态度,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这部分学者分析手工业时仅仅分析了织布业,而忽略了其他产业。原因很简单,织布业所占比重是最大的。但是这样不可避免的仅仅以部分代替了整体。但是双方在工业和商业上发展上观点一致。晚清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政府结合,产生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工业,但是这种工业发展潜力小,经济效益低,十分腐败。同时这类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国工业的巨大冲击,最后的结局都是破产或者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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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5-12-30 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