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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的“六君子”的点点滴滴......（一）
经济学家林毅夫4月下旬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他几乎每天要在那里待到凌晨2点，门卫专门给他留了侧门，方便进出。 他的办公室位于北大东北角的朗润园，毗邻未名湖。清朝嘉庆年间，这里是庆僖亲王永璘的“春和园”，咸丰年间又改赐恭亲王奕，得到“朗润园”一名。
朗润园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改革的见证者。它曾经的主人奕是洋务派的主要领导者，奕是道光帝第六子，诗集《九思堂诗稿》有“题六兄朗润园图”一诗，就是指这个古典雅致的庭院。到了90年代初，6个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者将这里变成改革派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者注：以下简称国发院，其前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这里办公，林毅夫是名誉院长，也是这个机构的联合创始人。
4月19日，国发院刚刚迎来了自己的20周年庆典，朗润园迎来送往，热闹异常。
它是中国第一家独立经济研究中心，开明领导、返乡知青和台湾跑过来的理想青年凑在一起逐渐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基地，他们因为对中国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获得了影响力，而后朗润园开始像恭亲王的时代一样容纳着中国开放事业中最重要的人们，一批批幕僚从中走出。
前朗润园时代
这批年轻人对学术和改革的热情给整个80年代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这种热情为他们日后在朗润园相聚埋下了“种子”。
1987年，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都在猜测当年离开的那个台湾人不会再回来了，林毅夫却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班机。回国后，他的梦想之一是建立一个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咨询机构。
“当时我看过他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想做一个像KDI（韩国开发研究院）那样的机构。”国发院院长姚洋告诉《博客天下》。
这个留美数年的北大毕业生相信，他的所学能够为中国大陆的改革提出必需的建议，他的自信也来自于这个国家近些年的巨大变化。
林毅夫1979年忙于给自己联系学校。这位在台湾部队中服役的青年凭借自己的游泳能力闯过2300米海域来到大陆，尽管受到“起义归来”的好评，却仍然要给自己找一个“单位”。
林毅夫选择了读书，刚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有着最强的计划经济系，但人大是党的大学，林毅夫因为“来历不明”被拒之门外。结果是，北大看上了这个英语流利、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年轻人。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北京大学经济系原副主任董文俊在林毅夫的传记《跌宕人生路》中这样说道。
林毅夫和董文俊在西直门一家招待所进行过一次谈话，这也是组织交给董文俊的任务—考察林毅夫。那个时代提到台湾人，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还是“间谍”。
和被“文革”、“上山下乡”耽误的大陆同龄人相比，林毅夫显得非常出众，军校毕业的他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读过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聊完之后，董文俊认为林毅夫“有理想、有上进心”，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
那次长谈后，林毅夫在1980年顺利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他对外宣称自己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
1982年，林毅夫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与他同时期在美国留学的还有如今已经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海闻和易纲。1985年，海闻与其他5位中国留学生在纽约创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聚集起了一大批中国留美的经济学者。
这些留美经济学者回国时，有几个不错的就业选择，除了北京大学等高校，还包括两个重要的智囊研究机构—“体改所”和“发展所”。
在林毅夫赴美前一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成立，它的另一块牌子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单位被安排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被人称之为“九号院”，杜润生任主任，而今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被借调到研究室工作。
聚集在那里的是一批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他们热衷讨论经济、政治、农村和改革，也确实热火朝天而大胆地参与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
1984年，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被反复提及的莫干山会议召开，被称为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个舞台令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也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当时，周其仁任莫干山会议论文组副组长；来自西北大学的青年张维迎崭露头角，只有24岁，是年纪最小的参会者。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变得复杂，处处与城市利益发生纠葛。
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表示，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怀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
会议后，农研室的人“分道扬镳”，一拨去了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下简称体改所）；另一拨则去了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发展所）。
1987年，林毅夫回国，希望能够回北大任教，但北大却无法给林毅夫一家提供一套住房，这对当时的林毅夫而言十分重要。他因一套房子与北大擦肩而过。当时，发展所向林毅夫递出橄榄枝，他选择了前往担任副所长。
周其仁是发展所的“领军成员之一”。周其仁、林毅夫、王岐山、陈锡文、杜鹰这些人再次聚集到一起。这批年轻人对学术和改革的热情给整个80年代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尽管后来在1990年，“九号院”的年轻人大多出走国外，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那段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而且是持续的影响。
“见证鸡蛋孵出小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一群西方经济学年轻人组织在了一起，就有了国发院这个研究机构。
1990年代初，林毅夫在《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两篇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中国的农业改革及农业增长》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也奠定了他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
那并不是适合谈论改革的两年，中国国内面临着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那些曾经聚集一堂又“流落”海外的年轻人发觉风头变了。同年，年近不惑的林毅夫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1993年，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来到海南，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当时有10万人涌入海南，开始自己的淘金梦和创业梦。
在那场研讨会上，他们三人决定创办一个独立于政府，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
这个想法已经在林毅夫心中酝酿了很久，只差临门一脚。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给这家机构取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消息迅速在国内外的中国经济学者中传开了。
1993年12月23日，在北大的一间电教教室里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开会场地、旅馆等，都是林毅夫一手操办的。
北京各个研究机构都来了人，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那些名字至今耳熟能详，吴树青、樊纲、茅于轼、杜鹰、梁柱、陈锡文、邓正来、卢迈、钱颖一、周其仁、宋国青……
“按照现在的说法，阵容很强大。”如今的国发院教授张帆回忆。
“在那个年代，一批有过留学背景的经济学者，建立一个研究机构，这是一个大胆的行为。”姚洋后来告诉《博客天下》，“但时任北大校长的吴树青当场拍板签字。”
国发院院庆之前的一天，如今有“经济学界梁朝伟”之称的姚洋前往探望吴树青，并为他送去庆典的请柬。他问起吴树青，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他如何下定决心，要促成一群搞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凑到一起。
“我们搞西方经济学不成气候，老是我们这些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在做，这样不行，太封闭了，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空气。”姚洋回忆当天吴树青的说法。
“要不就留洋了，要不就下海了，在陆地上（做学术）的不多了。”21年前那场筹备会的参与者王小强如此形容80年代那批改革派学者在90年代的情况，而如何将经济学者吸引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他们探讨最多的话题。
“我跟蔡昉走路的时候在说，跟张维迎也谈论过，当时（中国）遍地都是课题，没有人能做，没有人能拿西方人能懂的语言把它给表达出来。”张帆认为这是吸引那些学者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最大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机构继承了80年代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研究机构的衣钵。相似的诉求，促使曾经的“九号院”年轻人和留美经济学会的人逐渐走到一起。 姚洋举了黄益平的例子。他当时决定辞去花旗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回到国内工作。他有很多选择，后来选择国发院，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在发展所干过。而易纲、海闻、陈平等人，都曾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
作为创始人之一，易纲在筹备会上说：“我们很幸运，看见鸡蛋孵出小鸡”。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林毅夫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说了很多话，在场的每个人都被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学者感染。“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将要迎来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人才辈出（时代）的到来”。林毅夫说。
同年8月17日，北京大学第346次校长办公会议经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任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任中心副主任，他们三人和张维迎、张帆、余明德一起被称为创院“六君子”。
这批经济学者经历了多数创业者经历过的艰辛。张帆于当年8月底加入。他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员。
1993年夏天，他随团访问台湾，团长是易纲，来自留英经济学会的张维迎也在。张帆听说了要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事，便决心加入。
张帆回忆刚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情形：“第一天，余明德给了我一辆特别破的自行车，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就去打扫卫生了。”
现任国发院院长助理邢惠清在文章中回忆：“创业的过程挺难的，每件事情都要从零做起。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的第一部电话号码是2501474。在1994年装电话是件很大的事，为了再申请到两部直拨电话，易纲老师带着我在（北大）电话室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说，1474（要死去死）不好听，能否给换一个号，电话部的张主任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怕什么？整个北大都是250。”
不只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整个北大的办公条件都很差。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元老们”来说，最实惠的好处是解决了住房。当时北大正在按工龄分配房子，学校的这项特批还让管房子的北大房产部不太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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