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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8 18:59
熊丙奇是怎样被《齐鲁晚报》奉为座上宾的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座上宾：指在席上的受主人尊敬的客人，泛指受邀请的客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企业员工，他既不是教师，也不是教授（职称是编审）怎么与《齐鲁晚报》拉上关系并被《齐鲁晚报》奉为座上宾的？恐怕熊丙奇本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请看《齐鲁晚报》对熊丙奇的尊重程度。仅举证一万字。有兴致的人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10 年 10 月 19 日 ，《齐鲁晚报》（记者徐洁）《专家有话说熊丙奇 : 北大在“抢生源”》： 著名高等教育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各校的推荐程序，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按照目前的统一高考，一名学生如果存在任何一门偏科，像吴晗、钱钟书那样的大学问家某个科目只考几分，放在今天，高考总分可能上一本线都很难。熊丙奇认为，北大其实是在“抢生源”，在“面试十高考”的方式下，学生做不到与高校双向选择，高校不过是事先把一些本就可以通过统一高考考进本校的学生“圈进来”。“根据这样的自主招生安排，‘校长实名推荐制’所能推荐的学生，也就是平时综合排名最靠前的学生了。因此，‘校长实名推荐制’对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十分有限。”熊丙奇建议，推行高校自主招生，应着力打破集中录取，建立“学业水平测试十高校自主招生”的模式，在学业水平测试尚未推出之前，自主招生最好的方式有二 : 一是“高校联考十自主招生”，这也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方向 ; 二是“高考成绩十自主招生”，即前不久北大 11 名教授建言的“打破‘唯高考分数论’、推广考试基础上的面试”的高考改革模式。“应将高考成绩作为一种评价成绩，而非排名选拔成绩，像美国高考 SAT ，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学自主确定申请者的高考成绩门槛，然后结合申请者的中学成绩、中学推荐、中学综合表现以及大学的面试考查进行录取。”熊丙奇说。 2010 年 12 月 17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徐洁）《真正的自主招生应打破集中录取》： 高等教育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认为，当前全国 80 所高校的自主招生，从本质上说，根本就不是自主招生，而是伪自主招生。他说，推行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不是打破所谓的统一考试，而是打破集中录取。他说，真正的自主招生，高考应变身为“资格考试”的一种，大学既可以选择目前的统一高考作为自主招生的笔试成绩，也可认可某一社会机构组织的笔试考试为笔试成绩。 2010 年 12 月 18 日 ，《齐鲁晚报》（记者 杨凡）《“南科一梦”，还是松绑成功？》：“在习惯了受到政府部门管理，有统一标准的管理体制影响下，人们要接受一项新的体制，确实需要时间。但不能否认，它代表了改革的必然方向。”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的招生改革，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支持。熊丙奇提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例子，“从上世纪 90 年代建成开始，这所商学院就独立颁发学位证书，用了 10 年的时间，获得社会和学界认可，目前已成为全球第八、亚洲第一的商学院。”从校长推荐制到自主招生联考，再到南方科技大学的自授学位改革，为何 2010 年底高校招生改革如此密集和频繁？熊丙奇认为，这是今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引起的连锁反应。熊丙奇认为，只有全面破除行政化思维，才能真正开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教育融入国际竞争看，我国迟早要打破学历由国家承认，而学校自主授予学位、文凭，社会评价学校文凭的含金量，这才能确立学校办学的主体地位，真正对受教育者负责。”为南科大改革叫好，熊丙奇同时也表示对这项改革引发的松绑期待的关注。他认为，政府部门以改革的思路来允许、鼓励、支持南科大的改革实践特别关键。“如果仍以各种陈规来制约南科大的自主招生探索和自主办学探索，只会消解公众对教改的信心，从而也使当前轰轰烈烈的教改试点演变为不敢动真格、不伤筋动骨的走过场。这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对于我国教改来说，将是悲剧。” 2010 年 12 月 20 日 ，《齐鲁晚报》（记者 杨凡）《“总得有人迈开第一步”》：“南科大的改革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改革先行者。” 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说。朱清时发出公开信的第二天，熊丙奇就撰文为南科大改革叫好。熊丙奇认为，南科大改革要突破的困境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与学校关系调整不明朗。”他认为，在推进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中，学校招生、颁发学位不应靠审批，政府只是起到投资举办、依法监管的作用，这是政策层面的风险。“教育部不表态不是坏事。教育部如果表态支持南科大的改革，那么说明中国教育改革真正启动了。如果叫停，或马上给南科大发一个招生许可证，又走了行政审批的老路，不一定是好事。”其次，学校完全自主办学，不知道怎么建。中国大学办学思维习惯了按照上级通知，等、靠、要。“在此之前，南科大的改革是时时刻刻等批文，因此很多人不看好。”熊丙奇说，“恰恰南科大发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呼声，迈出了这一步，摆脱了行政框架。被逼出来的改革才是真改革。”第三，改革还需要突破公众和受教育者观念的制约。熊丙奇说，目前，我国社会正在经由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读书不追求学历而是真正获得能力是未来的方向，但人们一时还难以接受。“哈佛大学的学位也是大学自己颁发的，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承认？如果 10 年后，再看今天南科大的改革，就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2011 年 1 月 1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徐洁）《背诵《三字经》等要甄选引争议，专家建议： 与其争论读什么不如教人怎么读》： 教育专家熊丙奇 则认为，要让大家学会选择，得先让他们有的选择，不是代替他们做价值判断和选择。这才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让教师、学生学会怎样去粗取精，辨识良莠。龙敏飞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刻意去营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其实并不是一种教育，而是一种戕害。 2011 年 1 月 13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张晶）《学生“占领”肯德基通宵复习》：谈到大学考试周 , 学生突击复习应对考试的现象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先生说 : “老师讲 , 学生听 , 平时也不怎么关注学生的平时成绩 , 最后一场期末考试 , 这门课就算过去了。老师也省事 , 学生也不用麻烦。”熊丙奇认为 , 国外高校大学课程更注重一个过程 , 平时的课堂设计要求也比较高；国内高校老师将很多精力都花费在搞科研、经费、发表论文上 , 对学生的关注不够 , 简单地灌输模式最简单 , 对老师也最省事。此外 , 本身的大学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 , 学生不愿意上 , 觉得混一个学分就过去了 , 结果学生对付课堂 , 老师对付课堂 , 就造成对付考试的现象。 “课程教育方式有问题 , 老师对教学的投入不够 , 学生混文凭有问题 , 多方面综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熊丙奇说 , 这个现象在 10 年前就在关注 , 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 评价体系没有变 , 赢得老师的方式没有变 , 学生混文凭的方式没有变 , 政府管理教学的模式没有变 , 整个教育体系都没有太大改观 ,20 年之后还是这样子。 2011 年 7 月 28 日 ，《齐鲁晚报》（记者 杨凡实习生 孙昕）《高校预录取，到底靠不靠谱 名校用来“圈”生源，考生利益却往往难以保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预录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高校抢生源行为。如果考生的分数达到该校在当地的录取线，没有这一纸协议，学校也必须按规定录取；而如果考生的分数低于该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按照投档、录取规则，即使有“预录取协议书”，也无法被这所学校录取。 2011 年 10 月 24 日 ，《齐鲁晚报》（记者　杨凡 徐洁）《我省十中学可推荐学生上清华》：“这说明两所学校在优质生源的竞争上更加提前和白热化，实质就是通过招生政策来抢生源。”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说。 2011 年 10 月 24 日 ，《齐鲁晚报》（记者 杨凡 徐洁）《名校“生源大战”时间表提前 优惠政策差异对拔尖生没影响》：“真正的抢生源，应该是让学生拿着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选择，而现在北大、清华是用政策来抢生源。这种实质背后不是说学校如何重视人才培养质量，而是体现出一种政绩观念。”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对此表示担忧，通过录取手段等政策抢生源，优质的生源将会越来越多地“飞”到国外去。他举例说：“在国外，一个中国的优秀学生可以拿到哈佛、耶鲁等十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把我录取了，我再根据专业、奖学金，综合评判后作出选择，这才是真正抢生源，才能体现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现在北大、清华的做法，只是在录取的环节上做文章：事先圈定你，你必须报考本校。实际上是用录取政策和手段来抢生源，会误导中国的教育发展。”熊丙奇认为，当北大推出校长实名推荐之后，清华肯定要推出来。“如果不推出，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抢生源的手段。”“教育质量才是和国外高校抗衡的标准。”熊丙奇认为，真正促使中国教育走向市场竞争机制的做法应该是：一个大学应该以开放的心胸招生。“你在五所学校中，最终选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通过改善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赢得了你的信任。这样才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中国的高校才能真正拥有吸引优秀学生的筹码。” 2012 年 1 月 18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徐洁）《山东教育厅赴十市突查违规办学 初三高三补课多》：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曾就山东为学生减负评论说，切实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减负的长效措施，如果做到这一点，学校自然会形成健康的教育理念，学生和家庭的教育焦虑才会逐步减轻。 2012 年 8 月 17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刘雨涵）《一些公办补习学校“借壳”招生》：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分析 , 高考复读不外乎成绩不错发挥失常、志愿没报好入不了满意的学校和专业。中国的大学不允许转学 , 换专业也很难 ,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放弃 , 复读一年后重新选择。他认为 , 教育部门与其发布行政禁令 , 不如从考试制度改革上做文章 , 将高考改革为一年多考 , 以平行志愿取代现在唯一的第一志愿 , 增强大学转专业甚至转学的灵活性 , 减少考生落榜可能 , “增加学生的选择权 , 考试焦虑自然就下降了。”　 2012 年 10 月 20 日 ，《齐鲁晚报》（杨凡　徐洁）《专家：异地高考是大势所趋 部分人应做适当牺牲》：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 , 制订异地高考方案牵涉到三个平衡 , 即本地户籍人口和非本地户籍人口的高考利益平衡；本地教育资源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需求的平衡；开放异地高考与防止高考移民的平衡等。“要解决好这些平衡 , 就需要意见交锋、利益博弈的平台；要制订合理的异地高考门槛条件 , 必须建立起让公众参与博弈的决策机制。”没有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 , 由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拍板制订的异地高考方案 , 很可能既得不到户籍人口的支持 , 也难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的诉求 , 结果是两头不讨好。”熊丙奇说。熊丙奇认为 , 在方案出台过程中 , 异地高考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了。“既要推进异地高考 , 又要维护现行高考制度 , 保证地方高考利益 , 异地高考当然十分复杂。”他说 , 如果从根本上改革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 ,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熊丙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做法 , 一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二是全国统一考试、高校自主招生。相对而言 , 熊丙奇更赞成后一种做法 , 因为第一种做法进一步强调了分数在录取中的重要作用 , 会加剧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 , 再就是我国各地的教育资源并不均衡 , 不发达地区的教育落后 , 学生的竞争力会受到影响 , 难以和发达地区的学生竞争 , 虽然消除了“高考移民” , 还是会出现“教育质量移民”。而第二种做法 , 首先符合我国高考改革的方向 , 可以打破一考定终身格局 , 并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其次 , 高校在录取中 , 可以结合考生统一考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查和地区教育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录取 , 尤其是可以通过地区教育因素 , 校正各地的教育质量差异 , 实现地区间的高考录取实质公平。 2012 年 11 月 11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徐洁）《大学掐尖会加速好生源流失》：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 , 大学选拔学习好的学生 , 对“学业成绩”提出要求很正常。然而 , 他仍然认为 , “从演进过程来看 , 掐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 自主招生成了大学抢生源的一种手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 评价改革的价值并不是看大学的选拔是否抛弃了成绩 , 而是有没有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 一言以蔽之 , “就是学生可不可以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2012 年 11 月 27 日 ，《齐鲁晚报》（高祥）《“不能认为高校开始去行政化”》：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博士认为 , 与国内其他一些高校教师争相应聘行政岗位相比 , 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官当教授这一现象值得肯定。熊丙奇认为 , 目前一些高校内部官场化现象非常严重 , 行政人员获得了更大的资源致使行政岗位吃香 , 临沂大学的这一举措起到了好的影响 , 但不能就此认为国内高校开始去行政化。要想回归教育本位 , 要看学校的具体决策 , 要有健全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 要有相应的内部管理和学术运作机制。熊丙奇呼吁 , 相对普通的本科院校 , 国内占有各种资源优势的“ 985 ”或“ 211 ”高校更应该早日去行政化 , 改革学校的运行机制 , 让愿意做科研的去选择学术 , 让愿意做管理的去从事行政 , 给老师们一个自由的选择空间 , 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 2013 年 1 月 6 日 ，《齐鲁晚报》（高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吕振欣》：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在剖析考研热高温不降原因时指出 , 除就业形势严峻使得部分学生将考研作为“就业出口”、部分用人单位看重应聘者的学位出身外 , 一些二本、三本高校 , 以考研为目的培养学生 , 将大学扭曲成了“考研基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3 年 1 月 26 日 ，《齐鲁晚报》 ( 记者　徐洁 )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济南论道 9 成艺术生考试为混文凭》： 1 月 25 日 , 首届艺术体育特长生培养与高考改革发展论坛在济南举行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 作客该论坛时说 , 长期以来 , 艺体特长生教育技能化 ,9 成艺术生并非对特长真正感兴趣 , 艺术类考试成为混文凭 , 培养大师难。熊丙奇从艺术体育特长生的培养谈起 , 他指出 ,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一直用一种标准评价学生 , 致使艺术体育特长生的教育也变成了知识化技能化的教育 , 根本不注重学生的艺术修养。熊丙奇说 , 正因为以上原因 , 导致了如今的状况 , 就是一个学生成绩不好了就会选择学艺术。据他了解 , 只有 10% 的艺术类考生真正对艺术感兴趣 , 参加艺术类考试纯粹是混一张文凭。他认为 , 高考招生制度的深层次问题致使艺术教育培养模式扭曲 , “培养艺术体育类学生要回归到发展艺术的特长 , 发展艺术的真正兴趣 , 让每个学生自由去选择才是最重要的。”熊丙奇说。 2013 年 6 月 28 日 ，《齐鲁晚报》（记者 李钢 张榕博 马云云）《抢生源加剧教育资源不平衡 亟待打破计划录取制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指出，计划录取制度之下的“抢生源”，难以引导高校把功夫下在教育质量、教育服务的竞争上。因此，要改变这种情况，关键是打破计划录取制度，赋予考生选择权，让学校和学生在升学录取和接受教育过程中能有充分的双向选择。在熊丙奇看来，要实现这一步并不难。“这只需在现行的平行志愿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变一次集中投档、一次成功投档机会为同时投档、多次录取机会即可。”此外，他同时建议，建立学生的自由转学制度，允许学生“以脚投票”选择教育，才能把学校的精力转向注重人才培养、提高教育质量。 2013 年 7 月 29 日 ，《齐鲁晚报》（深度记者肖龙凤　实习生付传伟）《状元总数北大最多 , 但过去六年清华四胜 北大清华掐尖 , 暗战奖学金》： 7 月 22 日 , 北京大学招生办称 : “在高考志愿填报咨询阶段 , 我们明确拒绝了少数企图向北大索要巨额奖金、进行讨价还价的所谓‘状元’。”有人为“状元”鸣不平 , 认为高分考生之所以“待价而沽” , 是源自北大、清华两校延续多年的“掐尖战”。也有人认为北大果断中止用奖学金抢“状元”游戏 , 跳出圈外 , 带了好头。 有专家认为 , 北大拒绝少数索要高额奖学金的状元 , 实属再正常不过 , 而现在成为一桩新闻 , 才是不正常的。“现在这成为一桩新闻 , 是因为大家并不习惯大学拒绝‘状元’ , 以及‘状元’向学校索要奖学金。”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 2013 年 10 月 8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刘帅）《孩子心理问题不能病态化》： 9 月 28 日 , 对于枣庄弑师案 ,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告诉记者 , 秦某患有特殊疾病 , 本身比较自卑 , 也比较敏感。在他看来 , 家长、学校和教师都往往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问题 , 而忽视其心理问题。而孩子所有问题最核心的是心理问题。“虽然过去多次强调重视学生心理问题 , 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当一个孩子绝望、充满仇恨时 , 如果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 , 他不是自杀 , 就是杀害其他人。这一点在秦某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熊丙奇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齐鲁晚报》（记者　郑雷）《教育部门推行高校改革 , 试行 3 年未触及核心 想去行政化 , 却聘正局级副校长》：在 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看来 , 目前高校行政化主要包括两方面 : 第一是政府部门拥有办学权力 , 学校没有自主权 , 人事权和财权都在政府部门手里；第二是学校行政权把控了教育权和学术权。 2010 年 7 月底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 , 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 , 其中包括试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建立学术委员会等。“过去 3 年了 ,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 学校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在熊丙奇看来 , 这些年 , 教育部做的改革试点都没触及到核心。比如 2011 年推行校长公开选拔试点 , 但公选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 , 公选的校长也有行政级别。“像南方科技大学 , 一开始是要去行政化 , 结果深圳组织部门为学校招聘了正局级的副校长。”熊丙奇对记者说。 【去行政化最大阻力　是既得利益者】 “高校去行政化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者不同意。一旦去行政化 , 教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 , 但推行改革放权的又是教育部门 , 能让被放权的行政部门推进放权吗 ? ”熊丙奇告诉记者 , “行政权、学术权与教育权要分离 , 建立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 , 但学校是行政部门主导改革 , 这两个委员会很容易成为摆设。” 在熊丙奇看来 , 因为有行政级别 , 高校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下级 , 高校不能按自己想法办学 , 只能听从行政指令 , 降低了学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2013 年 11 月 25 日 ，《齐鲁晚报》（记者 　陈玮）《“鞋垫奶奶”出走以后》： 熊丙奇 认为 , 老人的资历就是一个标准 , 学校担心开一个口子后 , 就无法规范治理 , 这根本不用担心 , 哪个人如果在校园里有 20 年的经历 , 他也可获得特别关照。 2013 年 12 月 2 日 ，《齐鲁晚报》 9 深度记者　赵兵 本报见习记者　张红光）《自主招生之瘤 蔡荣生事件背后的高校权力寻租》：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向记者解释了自主招生导致腐败的症结 , 因为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 , 学校处于强势地位 , 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 , 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 , 只要有行政人员的参与 , 权力的寻租就是难免的。 2014 年 1 月 13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张晶）《学生 " 占领 " 肯德基通宵复习 肯德基和市民有苦难言》：谈到大学考试周，学生突击复习应对考试的现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先生说：“老师讲，学生听，平时也不怎么关注学生的平时成绩，最后一场期末考试，这门课就算过去了。老师也省事，学生也不用麻烦。”熊丙奇认为，国外高校大学课程更注重一个过程，平时的课堂设计要求也比较高；国内高校老师将很多精力都花费在搞科研、经费、发表论文上，对学生的关注不够，简单地灌输模式最简单，对老师也最省事。此外，本身的大学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学生不愿意上，觉得混一个学分就过去了，结果学生对付课堂，老师对付课堂，就造成对付考试的现象。“课程教育方式有问题，老师对教学的投入不够，学生混文凭有问题，多方面综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熊丙奇说，这个现象在 10 年前就在关注，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评价体系没有变，赢得老师的方式没有变，学生混文凭的方式没有变，政府管理教学的模式没有变，整个教育体系都没有太大改观， 20 年之后还是这样子。 2014 年 1 月 13 日 ，《齐鲁晚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首师大招生疑云 : 被制造的 71 个“大学生”》：一场招生骗局如此草草收场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指出 , 此次事件 , 负责任的做法是 , 首师大组成调查组 , 调查这一合作办学中的违规行为 , 如果存在利益输送 , 还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他认为 , 要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 应该规范学校与社会机构的合作办学 , 学校也应该严肃查处所有违规办学。而从长远看 , 要让这种招生诈骗根本消除 , 还必须对我国的国家承认学历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 2014 年 2 月 19 日 ，《齐鲁晚报》（见习记者许亚薇　实习生陈姿彦）《上 , 怕苦；不上 , 怕输 , 校内禁了校外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 , 《山东省学前教育规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 , 但是落实起来存在一定困难。熊丙奇认为 , 一方面 , 学前教育受到重视 ,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义务教育不均衡 , 不同学校的教学质量、条件相差多 , 为了以后能选择更好的学校 , 学前教育的起点不得不提高；另一方面 , 中高考制度以分数来衡量和选择人才 , 大多数家长从幼儿园就要为孩子选择“更高的起点” , 这也是造成学前教育机构长期存在的原因。“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对教育制度改革 , 要先改变义务教育不均衡的现状。”熊丙奇说道。 2014 年 2 月 24 日 ，《齐鲁晚报》（记者 张晶）《这个寒假孩子过得不轻松 放假 35 天 20 天在上补习班》：对于寒假依然盛行的补习热 ,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 先生曾经撰文指出 , 一刀切地取消校内的补课班 , 从表面上看 , 这让办学环境清净了 , 可是这治标不治本 , 学生还是到校外补课 , 且付出比校内更高的补课费 , 而校内的资源闲置 , 纵有三令五申 , 一些学校的教师还是到社会培训机构去兼职 , 这是不推进学校管理制度改革 , 而采取的忽视学生现实需求的做法。 2014 年 3 月 6 日 ，《齐鲁晚报》（特派记者　王富晓）《农村学生上名校名额再增 10% 》： 2013 年 , 全国“ 985 工程”高校中 , 农村生源比例仅为 20.8% 。 知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说 : “不管怎样提高农村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 , 我国一本院校对农村生的整体录取率偏低 , 更多的只能上二本、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 , 怎样让他们也有出路 , 这是教改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4 年 3 月 18 日 ，《齐鲁晚报》《一语中的》：近期 , 以游戏和音乐为主营业务的欢聚时代公司宣布进军在线教育 , 引起很大震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对此表示 , 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教育教学特点的形成 , 是需要积淀的 , 把教育作为炒作的概念 , 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2014 年 4 月 14 日 ，《齐鲁晚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王光营）《职教转型向上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 , 如果不解决职业教育地位低 , 教育的“学历导向”与就业的“学历社会”以及职业院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形成明确定位问题 , 单纯将地方本科高校转为高职教育 , 极有可能貌合神离。 2014 年 5 月 26 日 ，《齐鲁晚报》（见习记者许亚薇）《山东高考新增三类加分投档项目 见义勇为最高加 20 分》：记者梳理今年各省的思想政治品德加分项目发现，不少省份这一加分项目都是自定，仍然没有具体的标准。近年来，与高考“加分腐败”相关的新闻层出不穷，让不少人怀疑高考加分的公平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高考加分政策是对当前单一分数评价体系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学生的多方面发展，思想政治品德加分就是其中重要一项。在全国没有详细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的认定范围、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作出较为详细与明确的规定，便于各省市参照实施。熊丙奇还介绍，改变高考加分乱象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由单一分数评价体系到建设多元评价体系，扩大学生选择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高考加分问题。” 2014 年 6 月 6 日 ，《齐鲁晚报》（记者 李涛）《高考变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高考加分政策是对当前单一分数评价体系的改变 , 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 , 思想政治品德加分就是其中重要一项。潍坊学院招办主任郎益伟表示 , 取消或减少部分项目加分 , 奥赛不作为保送的必备条件等改革和变化 , 有利于将学生引导到加强日常学习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上 , 扩大了选拔贤才的学生面 , 创造了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2014 年 6 月 13 日 ，《齐鲁晚报》（见习记者许亚薇）《我省三高校省内减招 471 人 属地生源计划下降 , 但对实际招生人数影响不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曾在其博客中撰文称 , 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在北京地区的实际招生数与公布的招生计划数相差甚大。虽然北京生源比例近年来减少 , 可北大、清华两校在京的实际招生规模并没减少 , 甚至还有所增加。 2014 年 9 月 25 日 ，《齐鲁晚报》《名嘴说事》：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而相约自杀的事 , 已不止一次发生。很多舆论也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学业压力。而这一起事件 , 更令人伤痛之处在于 , 他们的同学事先是知道他们想自杀的。如果周围同学懂得心理救助知识 , 在这个时候 , 想办法拖住想自杀的同学 , 把他们扶进宿舍 , 请有经验的老师 , 进行危机干预 , 悲剧或可以避免。当然这不能怪同学没有警惕 , 缺乏爱心 , 而是折射出心理教育在学校的匮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识别危机、怎么处理危机。— 熊丙奇 ( 教育专家 ) 作者：教育专家 2014 年 9 月 1 日 ，《齐鲁晚报》（记者 王光营）《新生报到 , 全班没一个择校生》：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 , 择校不是问题 , 是教育个性发展的必然 , 择校热才是问题 , 这是教育不均衡导致的。 2014 年 9 月 29 日 ，《齐鲁晚报》（作者：王光营 许亚薇）《高考改革与自主招生论坛在济举行 熊丙奇：艺体特长生未必会全部取消》：核心提示： 29 日，由民进山东省委主办、民进济南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大智教育集团承办的高考改革与自主招生教学高峰论坛在山东大厦举行，来自山东省内的 700 余位教育界领导专家及中小学学校校长齐聚泉城，共同思考、谋划、行动，对高考改革与自主招生教学进行了全面解读。本次高考改革论坛由民进山东省委主办、民进济南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大智教育集团承办。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中国教育科学研 2014 年 12 月 30 日 ，《齐鲁晚报》《家委会不应成为学校附属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 目前法律赋予家长的权利有限 , 家长很难参与学校的管理。为此 , 教育部门应该从制度层面保障家委会的权利和责任 , 确保家委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2014 年 12 月 11 日 ，《齐鲁晚报》（记者王光营 实习生王剑秋）《山大自主招生明确退出联考 年底前后出台自招细则》：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从目前来看，把自主招生放在提前批录取，但招生时间只有一周，丧失了自主招生的意义。高校还可借鉴港校在内地的自招模式，一个学生可以申请 4-5 所院校，根据录取情况由考生最后确认。最理想的模式是高考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自招， 7 月底之后再进行集中录取。 2014 年 12 月 30 日 ，《齐鲁晚报》《家委会不应成为学校附属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 , 目前法律赋予家长的权利有限 , 家长很难参与学校的管理。为此 , 教育部门应该从制度层面保障家委会的权利和责任 , 确保家委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初步感觉是，《齐鲁晚报》对待熊丙奇是奉为座上宾。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以上内容约 11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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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7 07:46
《齐鲁晚报》相信熊丙奇是“教育学者”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学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区分。广义“学者”：系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学识水平、创造能力，能在相关领域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人。狭义“学者”：”“学”者，觉也《说文解字》。系指通过学问觉悟之人，即专门从事某种学术体系研究而通达智慧的人。代表者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和各类文化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却在《齐鲁晚报》发文，广告天下，宣称自己是“教育学者”，不知道喝了多少迷魂汤，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 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 “正高” 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 默许 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 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 ，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 被转岗到校产企业 ，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 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 ，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 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 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2015 年 1 月 4 日 ，《齐鲁晚报》《我是熊丙奇 , 是一名教育学者。》：我是熊丙奇 , 是一名教育学者。对于过去的 2014 年 , 我首先向采访过我的一些记者表示歉意。“这个问题 , 我真不想再说了。”这恐怕是过去一年中 , 我对采访我的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甚至有时我会情绪激动 , 弄得记者莫名其妙 , 在此我要说 , 这不是我对他们有意见 , 而是我对中国教育问题老是这样反复上演 , 十分有意见 , 以至于愤怒。 2014 年 , 中国教育有进步吗 ? 从热闹的改革新闻报道看 , 似乎有很大的改革动静。 2015 年 , 是北大、清华的综合改革元年 , 在 2014 年岁末发布的北大、清华改革 , 将从 2015 年启动。在启动改革之时 , 能否有去行政化的实质作为 , 关乎整个改革的走向和成败 , 这也将影响其他中国大学的改革。 2015 年 , 是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元年 , 高考将按 3+3 进行全新的科目组合。已经启动试点的上海 , 将推出新春考 , 这是我国内地高校首次尝试给一名考生发两张录取通知书 , 也是我认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之一。这一改革进展如何 , 将对我国高考招考分离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 希望上海能把这一改革做好。 2015 年 , 还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的启动之年 , 各地教育部门、学校 , 能否重视综合素质评价 , 认真推进课程建设、改革 , 可从中看到高考改革的成效。 把这些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 , 我很难对其点赞。 先于北大、清华 , 早有学校颁布章程 , 可章程颁布后 , 现实没有任何改变——没人真把章程当回事。我曾反复呼吁 , 要把章程制定纳入立法程序 , 可教育部门和高校还是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颁布章程 , 这样的章程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力 , 如何能成为依法治校的宪章 ? 高考改革 , 被誉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可美言者忘记了 , 过去 20 年来 , 我国一直在进行高考科目的调整 , 当年高考科目从 6 门变为 3+x, 力度并不比现在小 , 可结果如何呢 ? 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 ? 应试教育缓解了吗 ? 再看录取制度 , 多年前就有省市推出综合素质评价 , 号称在录取时要“三位一体” , 然而 , 综合素质评价 , 说到底 , 在只看分数不看人的录取制度中 , 只是一个噱头。教育要进步 , 必须有实质性的改革作为。但遗憾的是 , 动人的教育改革口号振奋人心 , 但动真格、实质性的教改在 2014 年还很少。改革多在原地打转 , 而教育的老大难问题 , 只是换一个时间、地点 , 一次次重演。校车又出事故 , 教师又停课讨薪 , 老师性侵学生 , 学生暴力伤害老师 , 择校变为择学区 , 学区房价格飙升 , 高校又出学术腐败 , 学生作弊从国内走向国外……媒体一次次要我解读这些新闻 , 我只能搬出 10 年前就说过的话 , 再说一遍。过时的观念一再借现实的问题“新生” , 这是何等的令人沮丧。而更令人困惑的是 ,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 国家早已找到 , 并写进教改纲要 , 可是却迟迟不落实 , 或者在落实中变异。我不希望我国的教育 , 一边高喊着振奋人心的改革口号 , 一边重复老的故事。为此 , 我期待 2015 年的中国教育改革能有所突破。教育改革要有实质突破 , 教育要出现新气象 , 关键在于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 , 这需要真正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 2015 年的中国教育 , 能有多大改变 , 取决于ZF向学校放权 , 以及学校探索现代治理有多大力度。 ( 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本人撰稿 读完以上文字，我不仅要问：《齐鲁晚报》相信熊丙奇是“教育学者”吗？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以上内容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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