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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5-22 16:20
熊丙奇在《广州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现为语无伦次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待修改充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发表千字左右的豆腐块文章，肆意诟病中国教育事业。 2015 年 5 月 22 日，《广州日报》（熊丙奇）《补齐“短板”比建豪华校重要》：教育部 20 日发布《进一步做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有关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积极统筹中央已经安排的义务教育校舍建设、设备购置相关项目和资金，避免重复交叉或支持缺位，不得将资金、资源向少数优质学校集中，打造“豪华校”“重点校”。（新华网 5 月 20 日）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建设，通常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形象工程”，地方政府不是花力气整体改变教育的贫困局面，补齐“短板”，而是抓一两项“形象工程”，以此展示工作的业绩；二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和使用资金过程中的跑冒滴漏，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的现象比较普遍。 2013 年年底，我国发布了《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当时的《意见》，就明确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缺什么补什么”原则，要求杜绝超标准建设和奢华浪费，不得将财政资金向少数学校过度集中，拉大教育差距。这一次出台的《意见》，又再次明确，目前条件差、基础弱的省份主要任务是“补短板”，并强调不得将资金、资源向少数优质学校集中，打造“豪华校”“重点校”。这是对上一次意见的重申，也暴露出《意见》在落实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把经费用到改善薄弱学校的重要性，为此，要让《意见》得到切实落实，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包括经费投入机制和监督机制。首先，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具体而言，对于该把钱用到何处，应该听取村民的意见，而不应该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贫困地区缺钱，可是却拿扶贫资金建豪华办公楼的事频频发生，这提醒大家，如果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国家用于发展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也可能用于建豪华校舍，搞好一两所学校，是并不困难的，要建好每所学校，才是真正的挑战。而且，在建设超标、豪华校舍中，还可能出现腐败问题。改善我国农村教育的薄弱局面，比建校舍更重要的是建设师资队伍，高素质的师资匮乏，是我国贫困地区教育的短板，而建设师资队伍，最根本的做法，是切实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目前看来，在农村、贫困地区，政府部门发展教育，还存在重基础建设、重硬件投入，而轻师资建设的问题，乡村教师的待遇虽有提高，但整体还很低，不足以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任教。其次，所有经费必须公开、透明，包括国家转移支付经费、省级财政统筹经费、县财政拨付等，只有公开各级财政的投入，才能让公众监督政府履行投入责任，同时，还要公开所有经费的开支细目，避免在使用经费过程中出现挤占、挪用、侵占等违法问题。在笔者看来，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只是一方面，还必须让公众参与监督，另外，还要引入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办好每一所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才能保障基本的教育公平。我国 2012 年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历史性地突破 GDP 的 4% ，教育公平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在进一步推进教育发展过程中，除了持续增加教育投入之外，还必须改革投入机制，完善监督机制，这样才能把每一分投入用到最该用的地方，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读完以上文字，给读者的初步印象是： 熊丙奇在《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表现为语无伦次。 熊丙奇在《广州日报》发表文章标题是 《补齐“短板”比建豪华校重要》，但是，文章的内容东拉西扯，南辕北辙。文章把补齐“短板”比建豪华校对比进行论述。已经与教育部文件精神歧路亡羊了。教育部文件强调“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属于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这是指导思想问题。既然 补齐“短板”比建豪华校重要，你就专门阐述补齐“短板”就是了。实在没想到， 熊丙奇舍本逐末，画蛇添足，离题千里，侈谈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如此荒诞不经， 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或许也高不到哪里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员工又会怎么样？马尾巴拴豆腐，恐怕提不起来了。 第一、熊丙奇说：“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具体而言，对于该把钱用到何处，应该听取村民的意见，而不应该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请问：“政府部门说了算”违法吗？ 第二、熊丙奇说：“还要引入人大监督、舆论监督。”请问：你不让“政府部门说了算”，你监督谁呢？ 第三、熊丙奇说：“所有经费必须公开、透明，包括国家转移支付经费、省级财政统筹经费、县财政拨付等，只有公开各级财政的投入，才能让公众监督政府履行投入责任。”请问：你不让“政府部门说了算”，你又说“让公众监督政府履行投入责任。”“公众”如何监督？ 2009 年 2 月 17 日，网易“ xiao4hu20022003 的博客”《熊丙奇：大学生见习制度将催生廉价劳动力》：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因早前出版《大学有问题》，进而得名“问题”“专家”。文章不离“教育为本”，可所写内容，所谈之事，全是“不教育为本”，既折磨自己，也折磨读者。 熊丙奇在《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表现为语无伦次。说明《广州日报》个别编辑水平不高。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发表熊丙奇的言论，应当从严把关，避免或减少失误。否则，或有损媒体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中国互联网协会 京 ICP 备 05006316 号 -2 互联网真实身份认证平台 * 认证码： 10005616 IP ： 101.36.95.101 117.179.141.73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 姜斯宪、张杰、郭新立、林忠钦、孙大麟、陈国强、吴旦、朱健、张安胜、梅宏、胡近、徐学敏、顾锋当选为中共上海交通大学第十届党委常委。 姜斯宪同志当选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同志当选为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孙大麟、朱健、胡近当选为校党委副书记。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新行政 A 楼， A 411 李建强 34206623 A 410 朱健 34206645 A 409 杨铁军 程骄杰 34206604 传真： 34206638 A 315 蔡慧康 罗莹 34206628 传真： 34206650 A 127 周澍均 34206601 机要室 A 302 钱毓华 冯志南 34206619 传真： 34206626 文印室 A 119 黄美芳 34206648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 组织部办公地点及电话号码 部长办公室 闵行校区行政楼 B704 室 34206212 副部长办公室 闵行校区行政楼 B706 室 34206258 组织部 闵行校区行政楼 B702 室 B705 室 34206208 、 34206237 徐汇校区中院 209 室 62933469 备注：党委组织部的传真电话 34206218 电子信箱 zzb@sjtu.edu.cn 联系人：林立涛、吴映强 电子邮件： sjtuzzb@sjtu.edu.cn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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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7 14:19
熊丙奇与《 广州日报 》创建的“ 21 世纪教育学院 ”无中生有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在《广州日报》创建“ 21 世纪教育学院 ”？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12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教育投入不能满足于 4% 的水平》：今年是修改后的预算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年，这部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法规有一处修改颇引人注意：该法案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重点支出一般不同财政收支增幅挂钩的要求，删除了以前预算审查和执行中涉及法定支出的规定。其中就包括不再提教育财政性投入要占 GDP 的 4% “惯例”。不少代表委员在对此肯定的同时，也担忧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教育等领域投入取消“法定支出”红线后，教育支出占比会降低、会再度陷入“差钱”境地。 ( 新华社 3 月 10 日 ) 取消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法定支出”红线，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我国教育财政性教育投入已经得到保障了吗？其二，目前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的体系已经健全了吗？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已经得到保障了吗？未必。我国在 1993 年制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 4% ”，可是，这一目标直到 2012 年才达到。需要注意的是， 2012 年教育投入达到 GDP 的 4% ，不意味着此前那么多年的欠债就补上了——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低、农村义务教育薄弱、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都与欠债有关。按照教育界的测算，我国要实现扩大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目标，财政性教育投入至少要达到 GDP 的 5% ，而不是满足于 4% 的水平——这一投入水平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入水平也没有达到（ 2003 年，全世界平均投入水平为 5.1% ，发展中国家为 4.1%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我国目前的教育经费预算、拨款、执行，还是以行政为主导，这带来的问题是，我国教育投入长期得不到保障，教育一直缺钱花，以及个别一些地方乱花钱，教育经费被用于形象工程，或被挤占、挪用、侵占，就与这一拨款体系有关。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门证实，去年有 1000 亿教育预算没有花完，这不是说教育投入多了，而是暴露出教育拨款体系的漏洞。假如这一拨款体系不改革，那么，在取消教育支出的法定红线之后，教育投入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很可能重演，而公众也难以用法定支出比例去督促ZF——本世纪初的 10 年间，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没有少拿 4% 去督促ZF，才督促出 2012 年达到法定支出红线的结果——而且，也难以确保每一分教育投入都用到刀刃上。为此，有必要继续明确教育支出的法定红线，不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确定的 4% ，而是明确到 2020 年，达到 5% 的投入水平。当然，具体达到怎样的投入水平目标，需要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另外，必须改革我国的教育拨款体系，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由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ZF拨款，检查教育拨款使用效果。如果能建立这样的拨款委员会，那么，教育支出的法定支出红线可以取消，因为拨款委员会，会结合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确定预算，并监督ZF执行。这是保障教育拨款的重要机制，也是我们改革教育拨款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5-03/12/content_2879857.htm 2015 年 3 月 17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高校自主招生”应建多元评价体系》：继 3 月 5 日 北大清华公布自主招生简章后， 3 月 15 日 ，北大清华又公布了其“校长推荐”计划。其中，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改为“博雅人才培养计划”，清华大学的“领军计划”不变。与之前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相比，“博雅人才培养计划”取消了推荐学校限制和推荐名额，扩大了选拔范围，学生自愿报名，由北大本科招生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强调了对农村地区中学和农村户籍考生的政策倾斜，还将招生融入了人才培养体系。（ 3 月 16 日 《京华时报》）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从推出以来，就一直遭遇质疑，包括只有少数重点高中获得推荐资格，对普通高中学生不公平；校长难以用教育声誉保证推荐的公平公正；再就是校长实名推荐在大多数学校演变为学校综合推荐，推荐给大学的，还是学业成绩最好的学生，而不是有个性和特长的学生。因此，北大对校长实名推荐制，进行调整也是在回应舆论关切。但调整之后的“博雅人才培养计划”是否既能关注有个性、特长的学生，又能公平、公正，还有待观察。这首先取决于学校的专家初审，如果专家在初审时，还是看重申请学生所在的中学，以及申请学生的高中学业成绩，那么，形式上是公平了——给所有学生自愿申请机会，不再给中学分配推荐名额，但最终入围面试（或复试）的学生，还是集中在某些学校。这要求学校要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确定自主招生的标准，并在具体招生中实施，不能就用简单的获奖、学校身份、学业成绩排名，作为评价指标，而应建立符合本校招生要求的多元评价体系。其实，在国外大学的自主招生中，“推荐”是一项评价学生的指标之一，北大最初尝试校长实名推荐，也在借鉴国外大学的做法，可为何现又要取消，主要在于，国外对学生的推荐，是被作为一项评价指标，纳入多元评价体系，而我国大学却将其变为入围自主招生的前置条件，另外，国外大学是根据多元评价结果独立进行录取，而我国通过自主招生之后，只是获得加分录取优惠，由此，推荐也就发生变异。我国高校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按照目前的自主招生框架，还很难达到。虽然今年自主招生被调整到高考之后进行，但是，仅仅是把此前在高考前进行的笔试、面试，移到高考之后，自主招生还是和集中录取嫁接，通过自主招生的学生，获得的还是高考录取优惠（达一本线可录取，或者低于本校当地录取分多少可录取），如此一来，自主招生很难打破分数评价体系，也就难真正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甚至还有自主招生高校，把自招学生参加高考的分数，作为检验自招成绩的指标。笔者一直建议，我国的自主招生，可将统一高考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之一，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学独立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可以自主申请若干所大学，大学结合统一测试成绩、学生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和其他指标，诸如中学特长表现、校长（或社会人士）的推荐评价等综合评价、录取，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校的录取，再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再进行选择确认，这才是实行真正的自主招生，有利于高校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也把中学从单一的分数评价中解决出来，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和兴趣。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应努力朝这方面探索，不然，基于目前高考整体录取框架，嫁接进的自主招生，很多概念都会似是而非，有形无神。（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5-03/17/content_2884175.htm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在《广州日报》创建“ 21 世纪教育学院”？ “ 21 世纪教育学院”是干啥的？不是非法组织吧？有损《广州日报》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广州日报》不应当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废纸篓。 trash can..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原来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如今要改换门庭还是另立山头？《广州日报》对作者身份也搞不清楚就发表评论文章？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如果创建“ 21 世纪教育学院”？他为什么还当“副院长”？是不是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误写为“ 21 世纪教育学院”？是谁这么粗心大意，粗枝大叶？《广州日报》不会如此不严谨吧？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如果换了门庭，当上“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你就不能当一回“正”的吗？在虚构的单位里也习惯于当“副”的，多么没底气哦。那么，“ 21 世纪教育学院”是个什么东西？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以“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名义侈谈“高校自主招生”应建多元评价体系显得风马牛不相及。“笔者一直建议”为什么不予理睬，答案不言自明。没有任何价值嘛。《广州日报》发生稿荒了吗？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一定要记住：有时候，细节决定成败。大意失荆州也。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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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7 08:08
《广州日报》疑似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低成本广告载体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上海市“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太了解媒体了。个别媒体对熊丙奇佩服得五体投地。 2015 年 1 月 7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小学生“一屋不扫” 家长、保姆代值日》：日前，安徽巢湖一所学校规定，一年级学生值日当天由家长来打扫班级，引发热议。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出现家长代值日的情况，并且这种现象已成惯例，甚至有家长请保姆、钟点工代孩子值日。昨日，上海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儿子读一年级。不只是她，班里其他学生的家长也会在放学后帮学生做值日。至于原因，张女士说，“家长们看孩子做得慢，怕耽误回家，如果时间拖得太长，不仅影响晚饭，还影响晚上做作业。家长们也没办法。”对此， 教育专家 熊丙奇认为，给宿舍、教室打扫卫生，是对孩子基本的锻炼，家长的担忧都是过于溺爱。对于孩子打扫卫生时间长的问题，熊丙奇说，家长应该告诉孩子，在打扫时注意力要集中，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如果打扫遇到困难，家长应该是告诉孩子怎么解决，而不是代孩子做。 2015 年 3 月 13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上海要想突围小升初奥数仍是敲门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认为，对于“奥数热”的根源，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必须有明确认识，否则就只是治标不治本，还有可能打击真正有学科兴趣、特长的学生。“在国外，奥数是为学生发展数学兴趣提供服务的，通常来说，有 5%~10% 的学生会有十分强烈的数学兴趣、数学特长，就可选择奥数班。而在我国，由于评价体系单一，奥数成了升学竞争工具，变为全民奥数”。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广州日报》是上海市“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低成本广告载体。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 教育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这是很草率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被评为编审，相当于教授，但不是教授。白薯不是红薯。辣椒不是甜椒。 熊丙奇两次在博客宣称：“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连教师也不是”，也就不是“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等。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熊丙奇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自由撰稿人”而已。不要给他虚构耀眼的光环。“自封”或者“吹捧”都可能毁掉熊丙奇。棒杀和捧杀都是血腥的。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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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7 07:18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在《 广州日报 》创建“ 21 世纪教育学院 ”？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 在《 广州日报 》创建“ 21 世纪教育学院 ”？ 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17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高校自主招生”应建多元评价体系》：继 3 月 5 日 北大清华公布自主招生简章后， 3 月 15 日 ，北大清华又公布了其“校长推荐”计划。其中，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改为“博雅人才培养计划”，清华大学的“领军计划”不变。与之前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相比，“博雅人才培养计划”取消了推荐学校限制和推荐名额，扩大了选拔范围，学生自愿报名，由北大本科招生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强调了对农村地区中学和农村户籍考生的政策倾斜，还将招生融入了人才培养体系。（ 3 月 16 日 《京华时报》）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从推出以来，就一直遭遇质疑，包括只有少数重点高中获得推荐资格，对普通高中学生不公平；校长难以用教育声誉保证推荐的公平公正；再就是校长实名推荐在大多数学校演变为学校综合推荐，推荐给大学的，还是学业成绩最好的学生，而不是有个性和特长的学生。因此，北大对校长实名推荐制，进行调整也是在回应舆论关切。但调整之后的“博雅人才培养计划”是否既能关注有个性、特长的学生，又能公平、公正，还有待观察。这首先取决于学校的专家初审，如果专家在初审时，还是看重申请学生所在的中学，以及申请学生的高中学业成绩，那么，形式上是公平了——给所有学生自愿申请机会，不再给中学分配推荐名额，但最终入围面试（或复试）的学生，还是集中在某些学校。这要求学校要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确定自主招生的标准，并在具体招生中实施，不能就用简单的获奖、学校身份、学业成绩排名，作为评价指标，而应建立符合本校招生要求的多元评价体系。其实，在国外大学的自主招生中，“推荐”是一项评价学生的指标之一，北大最初尝试校长实名推荐，也在借鉴国外大学的做法，可为何现又要取消，主要在于，国外对学生的推荐，是被作为一项评价指标，纳入多元评价体系，而我国大学却将其变为入围自主招生的前置条件，另外，国外大学是根据多元评价结果独立进行录取，而我国通过自主招生之后，只是获得加分录取优惠，由此，推荐也就发生变异。我国高校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按照目前的自主招生框架，还很难达到。虽然今年自主招生被调整到高考之后进行，但是，仅仅是把此前在高考前进行的笔试、面试，移到高考之后，自主招生还是和集中录取嫁接，通过自主招生的学生，获得的还是高考录取优惠（达一本线可录取，或者低于本校当地录取分多少可录取），如此一来，自主招生很难打破分数评价体系，也就难真正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甚至还有自主招生高校，把自招学生参加高考的分数，作为检验自招成绩的指标。笔者一直建议，我国的自主招生，可将统一高考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之一，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学独立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可以自主申请若干所大学，大学结合统一测试成绩、学生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和其他指标，诸如中学特长表现、校长（或社会人士）的推荐评价等综合评价、录取，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校的录取，再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再进行选择确认，这才是实行真正的自主招生，有利于高校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也把中学从单一的分数评价中解决出来，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和兴趣。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应努力朝这方面探索，不然，基于目前高考整体录取框架，嫁接进的自主招生，很多概念都会似是而非，有形无神。（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在《 广州日报 》创建“ 21 世纪教育学院 ”？ “ 21 世纪教育学院 ”是干啥的？不是非法组织吧？有损《 广州日报 》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广州日报 》不应当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废纸篓。 trash can..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原来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如今要改换门庭还是另立山头？ 《 广州日报 》对作者身份也搞不清楚就发表评论文章？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如果 创建“ 21 世纪教育学院 ”？他为什么还当“副院长”？是不是把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误写为 “ 21 世纪教育学院 ”？是谁这么粗心大意，粗枝大叶？《 广州日报 》不会如此不严谨吧？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如果换了门庭，当上“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你就不能当一回“正”的吗？在虚构的单位里也习惯于当“副”的，多么没底气哦。那么， “ 21 世纪教育学院 ”是个什么东西？ 第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以“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名义侈谈 “高校自主招生”应建多元评价体系显得风马牛不相及。 《 广州日报 》发生稿荒了吗？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一定要记住：有时候，细节决定成败。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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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4 05:41
上海市熊丙奇在《 广州日报 》上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甚至有改组中国ZF机构 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 的打算。一个政治狂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举证如下： 2012 年 2 月 4 日 ，《广州日报》 ( 上海交大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 《应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要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以保障教育投入到位，同时调整ZF管理学校的模式。 2 月 2 日 ，教育部公布了 2012 年年度工作要点，为确保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达到 4%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成立落实 4% 工作办公室。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 2012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要达到 4% ，这是《纲要》中少有地提到明确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完成的具体年份，显示出我国ZF提高教育投入的决心，而教育部工作要点中提到成立落实 4% 工作办公室，则有助于将这一投入目标真正落实。一种观点认为，成立落实 4% 工作办公室，有些多此一举，可能又增加机构、又增加编制。笔者倒不这样看。恰恰相反，我国教育拨款中，一直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造成拨款总是由ZF部门说了算，学校向ZF “ 讨钱花 ” ，这就是导致虽然早在 1993 年我国ZF就已决定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 GDP 的 4% ，可这一目标到现在还未实现的根本原因 —— ZF部门只要说一声财力有限，国情使然，就让教育投入欠债变得正常与合理。在发达国家，通常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ZF部门依照预算拨款。按照这种拨款机制，ZF如果不履行拨款责任，就是失职。而且，这种拨款机制也理顺了ZF与学校的关系，避免ZF部门因掌握财权，而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 目前的拨款体系中，高等院校往往要 “ 跑部钱进 ” ，谁与ZF部门的关系好，谁获得的经费就可能多，有些ZF部门也通过手中的财权，推出各种行政评价、评审，由此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空间 —— 在这种拨款机制中，ZF对学校有投入、保障办学经费的责任，却不能借此参与、干预学校的办学。早在 2009 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教育人士就曾建言，要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以保障教育投入到位，同时调整ZF管理学校的模式，落实学校包括财权和人事权（包括校长的公开遴选等）在内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公布的《纲要》文本中，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改革。成立落实 4% 工作办公室，有点形似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说其 “ 形似 ” ， 是因其具有拨款委员会某些相似的功能，比如协调监督ZF部门、地方ZF按要求拨款，但要做到 “ 神似 ” ，还需要赋予其独立的预算、监督、问责的权力。目前这一机构还只属于行政性质。从目前教育部公布的要点看，落实 4% 工作办公室极有可能只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在确保 2012 年教育拨款达到 GDP 的 4% 就大功告成。这是笔者不希望看到的。解决我国教育投入问题是长期的，即使在 2012 年能达到这一目标，今后能否维持还面临诸多考验，而且，要完成《纲要》所确立的各项教育改革和发展任务，教育投入需要进一步提高（比如到 2020 年达到 GDP 的 4.5% 或者 5% ）。因此，更适合的做法，应当在落实 4% 工作办公室基础上，探索成立我国的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 【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不知羞耻！】 2015 年 3 月 12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教育投入不能满足于 4% 的水平》：今年是修改后的预算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年，这部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法规有一处修改颇引人注意：该法案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重点支出一般不同财政收支增幅挂钩的要求，删除了以前预算审查和执行中涉及法定支出的规定。其中就包括不再提教育财政性投入要占 GDP 的 4% “惯例”。不少代表委员在对此肯定的同时，也担忧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教育等领域投入取消“法定支出”红线后，教育支出占比会降低、会再度陷入“差钱”境地。 ( 新华社 3 月 10 日 ) 取消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法定支出”红线，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我国教育财政性教育投入已经得到保障了吗？其二，目前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的体系已经健全了吗？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已经得到保障了吗？未必。我国在 1993 年制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 4% ”，可是，这一目标直到 2012 年才达到。需要注意的是， 2012 年教育投入达到 GDP 的 4% ，不意味着此前那么多年的欠债就补上了——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低、农村义务教育薄弱、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都与欠债有关。按照教育界的测算，我国要实现扩大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目标，财政性教育投入至少要达到 GDP 的 5% ，而不是满足于 4% 的水平——这一投入水平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入水平也没有达到（ 2003 年，全世界平均投入水平为 5.1% ，发展中国家为 4.1%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我国目前的教育经费预算、拨款、执行，还是以行政为主导，这带来的问题是，我国教育投入长期得不到保障，教育一直缺钱花，以及个别一些地方乱花钱，教育经费被用于形象工程，或被挤占、挪用、侵占，就与这一拨款体系有关。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门证实，去年有 1000 亿教育预算没有花完，这不是说教育投入多了，而是暴露出教育拨款体系的漏洞。假如这一拨款体系不改革，那么，在取消教育支出的法定红线之后，教育投入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很可能重演，而公众也难以用法定支出比例去督促ZF——本世纪初的 10 年间，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没有少拿 4% 去督促ZF，才督促出 2012 年达到法定支出红线的结果——而且，也难以确保每一分教育投入都用到刀刃上。为此，有必要继续明确教育支出的法定红线，不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确定的 4% ，而是明确到 2020 年，达到 5% 的投入水平。当然，具体达到怎样的投入水平目标，需要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另外，必须改革我国的教育拨款体系，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由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ZF拨款，检查教育拨款使用效果。如果能建立这样的拨款委员会，那么，教育支出的法定支出红线可以取消，因为拨款委员会，会结合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确定预算，并监督ZF执行。这是保障教育拨款的重要机制，也是我们改革教育拨款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的 外衣在《广州日报》上策划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广州日报》不是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熊丙奇的“机关报”吧。找一个大罗卜刻个戳子就成立ZF机构？比弱智的顽童还愚昧！ ~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熊丙奇对《广州日报》编辑的水平“了如指掌”啊。《广州日报》对熊丙奇缺乏了解。 因此，需要说明几点： 第一、中国的教育决策不指望由 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为主策划。 第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不会交给 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决定。 第三、中国教育发展大政方针不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去改造。 第四、 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之流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没有能力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 第五、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之流“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的主张凸显无知与狂妄。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看到 “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之流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的荒谬性。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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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3 06:30
《 广州日报 》记者陈庆辉注意：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5 年 3 月 13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上海要想突围小升初奥数仍是敲门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认为，对于“奥数热”的根源，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必须有明确认识，否则就只是治标不治本，还有可能打击真正有学科兴趣、特长的学生。“在国外，奥数是为学生发展数学兴趣提供服务的，通常来说，有 5%~10% 的学生会有十分强烈的数学兴趣、数学特长，就可选择奥数班。而在我国，由于评价体系单一，奥数成了升学竞争工具，变为全民奥数”。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称“认定”熊丙奇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这是很草率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被评为编审，相当于教授，但不是教授。白薯不是红薯。辣椒不是甜椒。 熊丙奇两次在博客宣称：“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连教师也不是”，也就不是“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等。但是，熊丙奇可以是“自由撰稿人”。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称熊丙奇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是欺骗公众，误导公众。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注意：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熊丙奇批评个别媒体从业人员的粗枝大叶。或许也批评了《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 以上内容约 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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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2 08:37
熊丙奇在《 广州日报 》上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甚至有改组ZF机构的打算。一个政治狂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12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教育投入不能满足于 4% 的水平》：今年是修改后的预算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年，这部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法规有一处修改颇引人注意：该法案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重点支出一般不同财政收支增幅挂钩的要求，删除了以前预算审查和执行中涉及法定支出的规定。其中就包括不再提教育财政性投入要占 GDP 的 4% “惯例”。不少代表委员在对此肯定的同时，也担忧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教育等领域投入取消“法定支出”红线后，教育支出占比会降低、会再度陷入“差钱”境地。 ( 新华社 3 月 10 日 ) 取消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法定支出”红线，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我国教育财政性教育投入已经得到保障了吗？其二，目前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的体系已经健全了吗？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已经得到保障了吗？未必。我国在 1993 年制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 4% ”，可是，这一目标直到 2012 年才达到。需要注意的是， 2012 年教育投入达到 GDP 的 4% ，不意味着此前那么多年的欠债就补上了——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低、农村义务教育薄弱、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都与欠债有关。按照教育界的测算，我国要实现扩大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目标，财政性教育投入至少要达到 GDP 的 5% ，而不是满足于 4% 的水平——这一投入水平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入水平也没有达到（ 2003 年，全世界平均投入水平为 5.1% ，发展中国家为 4.1%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我国目前的教育经费预算、拨款、执行，还是以行政为主导，这带来的问题是，我国教育投入长期得不到保障，教育一直缺钱花，以及个别一些地方乱花钱，教育经费被用于形象工程，或被挤占、挪用、侵占，就与这一拨款体系有关。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门证实，去年有 1000 亿教育预算没有花完，这不是说教育投入多了，而是暴露出教育拨款体系的漏洞。假如这一拨款体系不改革，那么，在取消教育支出的法定红线之后，教育投入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很可能重演，而公众也难以用法定支出比例去督促ZF——本世纪初的 10 年间，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没有少拿 4% 去督促ZF，才督促出 2012 年达到法定支出红线的结果——而且，也难以确保每一分教育投入都用到刀刃上。为此，有必要继续明确教育支出的法定红线，不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确定的 4% ，而是明确到 2020 年，达到 5% 的投入水平。当然，具体达到怎样的投入水平目标，需要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另外，必须改革我国的教育拨款体系，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由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ZF拨款，检查教育拨款使用效果。如果能建立这样的拨款委员会，那么，教育支出的法定支出红线可以取消，因为拨款委员会，会结合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确定预算，并监督ZF执行。这是保障教育拨款的重要机制，也是我们改革教育拨款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的 外衣在《广州日报》上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 因此，需要说明几点： 第一、中国的教育决策不指望由 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为主策划。 第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不会交给 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决定。 第三、中国教育发展大政方针不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去改造。 第四、 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之流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没有能力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 第五、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之流“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的主张凸显无知与狂妄。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看到 “ 21 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之流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的荒谬性。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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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7 07:25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利用《广州日报》表演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国内地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党报之一，日均发行量达到 185 万份，在珠三角有着广泛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发表千字左右的“豆腐块”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体制， 利用《广州日报》表演。 举证 2015 年的几次表演如下： 2015 年 1 月 7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小学生“一屋不扫” 家长、保姆代值日》：对此， 教育专家熊丙奇 认为，给宿舍、教室打扫卫生，是对孩子基本的锻炼，家长的担忧都是过于溺爱。对于孩子打扫卫生时间长的问题，熊丙奇说，家长应该告诉孩子，在打扫时注意力要集中，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如果打扫遇到困难，家长应该是告诉孩子怎么解决，而不是代孩子做。 2015 年 1 月 14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绪厚）《校规 or “笑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奇葩校规”的根源在于学校有一股很浓的行政作风，制定相关规定时，往往不事先听从学生、家长的意见，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个别校领导的意志来决定；同时，这些“奇葩校规”很多违背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显示出了学校未能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利。同时，熊丙奇还强调说，法律、法规都在变，人们的意识也在变，学校不能以“规定是很早就有，是学校文化传统”来搪塞，“规定很早就有，并不能证明它合理合法”，因而学校在制定相关规定时，应有法律意识。 2015 年 1 月 20 日 ，《广州日报》（记者潘播）《今年或推分片区积分入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实行按学区积分入学，从表面上看可以缓解按学校入学的择校热，但如果学区间的办学质量严重不均衡，或者学区内的学校办学质量存在很大差异，择校会变为择学区，而一个学区之内的择校也会十分严重。 2015 年 1 月 26 日 ，《广州日报》（记者刘晓星）《史上最累小升初》：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看来，短期内教育部门和学校最应该做的，是建立面试录取的清晰标准。“在我国，公众普遍认为笔试比较公正，因为有刚性的考试分数做标准，而面试不公正，是因为有不确定的主观因素。其实，面试考察也可以有清晰标准，向公众公开后，公正性照样可以得到认可。”熊丙奇举例，在美国，名校进行招生，通常有 16 项指标评价申请者，其中就包括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学生特长、老师推荐、家庭因素等，学校会根据自身办学的定位对不同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以此综合评价学生。清晰的评价体系，既传递学校的办学特点、对学生的要求，又有利于监督，值得我们小升初面试招生评价借鉴。 2015 年 2 月 16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维澈）《取消高考艺术加分 能否让艺术教育回归本真？》： 知名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 认为，目前有艺术爱好、艺术特长的学生升学主要有三条路选择：一种是通过艺术加分进入大学；一种是通过艺术团招生入学；第三种是通过艺考进入艺术类院校。而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多年来，已经发生异化。为维护高考公平，规范、清理高考加分项目势在必行。但是要让艺术教育回归本真，取消艺术加分远远不够。“有些人认为取消奖励性质加分，学生就会真正注重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长那不现实”，熊丙奇认为，“取消高考加分之后，如果在高考录取中，高校还是只关注考生的高考科目总分，而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特长，那艺术教育就很难摆脱应试教育的模式。” 学生一旦成绩不好，就改学艺术，导致许多艺术生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最后真正对艺术感兴趣、从事艺术类工作的少之又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存的高考制度以及单一评价标准存在一定问题，熊丙奇认为中国教育用一种标准评价学生，致使艺术教育也变成了知识化技能化的教育，根本不注重学生的艺术修养。只有让学生对艺术真正有兴趣，让每个学生自由去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不能扼杀学生的个性和兴趣，艺术教育才能真正回归。 2015 年 3 月 4 日 ，《广州日报》（记者潘播）《教师职称学校说了算？》：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职称本来就是一个行政化称谓，并配以相应的待遇和权限，国外教师没有职称，与之相配套的是教师终身制，通过工作年限来调整待遇。” 熊丙奇表示，如果学校与ZF基础权利关系不做调整，只在表层改革不仅难以达到预期，往往还会产生新问题，比如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和腐败问题。他认为，“评聘合一”、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归根结底是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教师评定为例，要建立教师委员会进行同行间的业内评价、建立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会进行全程的监督、审议和多方意见表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权利归还学校，扩大落实自主权。 2015 年 3 月 7 日 ，《广州日报》（记者徐静、刘晓星）《名校招生青睐竞赛尖子？》：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实际上奥数只适合 5%~10% 的学生。不少家长让孩子们学奥数，不是为了特长和兴趣，而是为了各种加分政策。如果自主招生仍然强调学科竞赛，那么未来仍会有家长送孩子去各类补习班。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利用《广州日报》表演。 第一、《 广州日报》从业人员或许不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公办教育科研单位。 第二、 《 广州日报》从业人员或许不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个体户”，不是专职教育科研人员。 第三、 《 广州日报》从业人员或许不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更不是“ 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 第四、 《 广州日报》从业人员或许不知道民众对“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有所了解，“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有所耳闻。 第五、 《 广州日报》从业人员或许不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广州日报》表演或矮化 《 广州日报》形象。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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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0 10:12
热烈祝贺上海市公民熊丙奇被《广州日报》认定为“教育专家”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国内地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党报之一，日均发行量达到 185 万份，在珠三角有着广泛的影响。 1996 年 1 月 15 日，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组建成立。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 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 “正高” 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 默许 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 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 ，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 被转岗到校产企业 ，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 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 ，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 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 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并不想得到虚头巴脑的头衔。但是，媒体不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感受。就像扣屎盔子似的夸他。不经意间，就被《广州日报》授予“ 教育专家” 称谓，好像自我标榜一样，哭不得也晓不得。人家是好心。不能好心不得好报啊。有嘴难分诉。 2015 年年 1 月 7 日，《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小学生“一屋不扫” 家长、保姆代值日》：日前，安徽巢湖一所学校规定，一年级学生值日当天由家长来打扫班级，引发热议。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出现家长代值日的情况，并且这种现象已成惯例，甚至有家长请保姆、钟点工代孩子值日。昨日，上海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儿子读一年级。不只是她，班里其他学生的家长也会在放学后帮学生做值日。至于原因，张女士说，“家长们看孩子做得慢，怕耽误回家，如果时间拖得太长，不仅影响晚饭，还影响晚上做作业。家长们也没办法。”对此， 教育专家熊丙奇 认为，给宿舍、教室打扫卫生，是对孩子基本的锻炼，家长的担忧都是过于溺爱。对于孩子打扫卫生时间长的问题，熊丙奇说，家长应该告诉孩子，在打扫时注意力要集中，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如果打扫遇到困难，家长应该是告诉孩子怎么解决，而不是代孩子做。 读完以上文字，我恍惚感觉，《广州日报》是否扩大了业务范围，增加了认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教育专家” 资格的项目。不过，广州媒体鉴定上海人的身份或许不符合属地管理原则。 热烈祝贺上海市公民熊丙奇被《广州日报》认定为“教育专家”！ 以上内容约 38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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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3 14:07
熊丙奇企图借助广州日报扬帆出海聪明过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善于利用媒体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把一个教育企业员工化装成学者。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迷惑媒体，迷惑社会。从而贬低和丑化中国教育，鼓吹带有“普世价值”理念的“现代学校制度”。 建议读者以极大的耐心阅读熊丙奇在《广州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以下 27000 字，只是其中一部分）。熊丙奇为了写这些文字几乎绞尽脑汁，很辛苦。希望大家尊重熊丙奇的劳动。 2010 年 9 月 21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大学师生其实是“被功利”了 》：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功利，恰是教师与学生功利之源，教师和学生是在“被功利”。教育的生态已经破坏，难有淡定从容的教师，也难有一心求学的学生。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当前学生身上普遍存在功利化心态，这与当前教育过度注重知识传授，轻忽人的根本德性培养，部分教师心态功利、浮躁，缺少“身正为范”的自觉自律有关（《人民日报》 9 月 20 日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功利？在杨校长的批评中，少了关键的两方面，一是校领导自身，再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而这两方面，恰是教师与学生功利之源。相比教育行政部门的功利、高校领导和机构的浮躁，教师和学生的功利是“被功利”。在校领导的功利面前，教师的功利其实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大学校长，除了是正厅或副部级别的高官，还因为身处教育与学术体系，“成就”为“著名教育家”和“著名学者”——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校长只是为教授们搬凳子的人（梅贻琦语）不同，今天的校长，则是可以对教授指手画脚，轻易通过权力获得课题资源、把课题组教授的成果作为自己成果的人。由于行政权力的诸多好处，现今大学的行政岗位吸引各路教授争相应聘。同时，由于对上负责，要拿出办学业绩，几乎所有高校领导一上任，都“新官上任三把火”，给教授定任务、下指标。其结果是，教授围着任务转，写论文、申请课题，申报经费。在这样的管理之下，教授们想不功利、想“十年磨一剑”是不可能的；想对学生好一点，认真搞好教学，也做不到——这意味着没有时间去做科研，完成学校的任务。前几天，笔者与一位大学博导交流，他说今年学院交给他 7 名硕士，全系招了 30 多名，每个教授必须平均带六七名，这是任务！他对此很苦恼，又要搞科研，又要带学生（总共带的学生近 30 名），摆明了带不好，而更令他苦恼的是，在社会人士看来，这还都是老师的“不是”。另外，去年曝光的多起大学校领导涉及学术抄袭事件，鲜有校领导因此被撤职。如果校长不功利，应当采取严格的处理程序，调查、听证、处理，并向公众公布处理结果。可现实一再证明：校长是官场中人，而非大家所期待的教育家。当然，校长的“功利”，也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上级行政部门对校长的任期考核，以及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校长为了在自己任期中获得好的表现，必然追求学校各种办学指标的发展，征地盖楼、扩招合并、增设学科专业、申报博士点硕士点，纵有舆论一再批评大学的急功近利、浮躁，可局面并不见好转。在这样的办学氛围与学校管理中，教育的生态已经被破坏，不可能有淡定、从容的教师，也难有一心求学的学生。事实上，如果分析学校的利益链，教师和学生大多处于最底层，他们大多为生存而焦虑，学生们不考虑自己的就业，行吗？教师的待遇不高，不另外赚钱养家行吗？作为利益链最前端的校领导们，是否为学生和教师的生存处境考虑过呢？大学校长们，应该承担更大的教育生态破坏责任。在笔者看来，要让大学不功利，首先必须调整学校管理模式，避免行政对学校办学的干扰；其次必须制约学校行政领导的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防止学校用政绩指标来进行教育与学术管理，在此基础上，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建立学术共同体，以此让教育回归本位，同时恢复学术尊严，让大学有真教育、有真学术。（ 熊丙奇 上海交大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 月 1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南科大获准筹建仅是开始 》：我国法规和政策明确规定，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但诸多迹象表明，所有办学的权力，其实仍旧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据报道，教育部已正式发文批准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有人据此评论，南科大的“准生”让这所“未批先建”、以“去行政化”和“学术型大学”为定位和号召的新学府终于落到实处，留给关注者无限憧憬和期待。这显然是将南科大的获准筹建与其“招生证”、获得授予学位许可等混为一谈了。客观上说，教育部的正式批文，对南科大的办学并没有传递更进一步的消息。早在去年 9 月 30 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就曾透露，教育部已正式批准南科大筹建。这次发文，不过是将“正式批准”变为“正式发文”而已，况且只是允许筹建，诸如招生、学位授予、办学制度等都未涉及。与一些舆论评论的“无限憧憬”和“期待”不同，相关部门的这种审批速度——从“正式批准”到“正式发文”用了 3 个月时间，更让人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忧虑。这种审批速度，正印证了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此前在《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按照现在的规章制度，“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此番南科大用三年时间，获得筹建批准，再用 3 个月时间获得正式筹建下文。接下来，如果事事要报批，本科招生要报批、设置学科要报批、获得学位授予权要报批接受评审……期待、憧憬南科大未来的人们，可能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国 1999 年 1 月颁布实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拥有包括招生自主权在内的 7 项办学自主权；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再一次明确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但诸多迹象表明，所有办学的权力，其实仍旧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如果非要说教育部的正式批文，传递了什么积极信息的话，那就是，这进一步说明，“改革不能一味靠批复”（朱清时语）。我国教育改革，必须打破这种任何办学事宜都要报批的审批制，同时转变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负责其设立、注册的审批，对于符合条件的学校，不能拖而不决；在批准学校设立后，教育行政部门只负责依法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不能有违规、侵犯教育者、受教育者权利的行为；除此之外，学校的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学术研究、学位授予等等，都属于学校的自主办学范畴，行政部门都不得再干涉，综合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和目前的《高等教育法》，如果这些事项还需报批、审批或评审，其实是政府部门越权干预学校办学自主权。为此，笔者赞成朱清时先生此前做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决定，不按过去的“常规”办事，同时也期望教育行政部门贯彻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做出“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学校放权”的表率，逐渐清理不应该审批的教育事项，并提高工作效率，一心为大学提高教育质量、创建一流大学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熊丙奇 上海交大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 月 9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校车标准之争莫成利益之争 》：避免校车标准被商业利益左右，标准制订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机构综合各方意见来完成。去年 12 月 27 日，工信部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校车坐椅系统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幼儿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幼儿校车坐椅系统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四项国家标准的意见 ( 以下统称“新校车标准” ) ，征求意见稿截止于 2012 年 1 月 8 日 。媒体报道，“新校车标准”在客车行业引起普遍争议。一些主流客车厂家认为，“新校车标准由宇通相关人员执笔，以主要做中大客车的‘宇通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将中小型的客车企业全部排除在外。”加上“新校车标准”完全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很可能最终导致有了标准而校车问题仍无法解决。制订新校车标准，听取客车厂家的意见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涉及具体技术和成本问题。但是，如果仅听客车厂家意见，或者就由客车厂家代表作执笔人，校车标准的制订，就极有可能演变为商业利益之争。制订校车标准，首先，不适合由某家客车厂家代表作课题组负责人。据报道，来自宇通的周慧慈是“新校车标准”课题组组长，也是执笔人之一。从利益回避角度说，这种做法欠妥。将校车标准作为一项课题研究，就应保证研究的独立性。课题负责人来自客车厂家，如何保证其研究不倾向于本公司，把公司已有技术条件套用在新的标准设计中呢？他会不会利用制订标准的权力，设置技术门槛，排除竞争对手呢？这正是其他客车厂家不满之处。但这些厂家提出的不满意见，给人的感觉，也是出于自身利益。他们的意见之一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完全按照“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稿执行，不仅要增加 20%~30% 的成本，而且大多数生产中小客车的厂家将被排除在外。据此，校车标准是否要考虑各厂家的技术条件而制订？这是在制订校车标准，还是在分“校车”这个新蛋糕呢？这将广大学生们的利益置于何处？又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置于何地？按照目前这种操作，校车标准的制订，已经让人嗅到商战的气味。这是值得警惕的走向。解决中小学校车安全问题，会给客车制造商带来大笔订单。但如果客车厂商只想从中牟利，就打错了算盘。作为政府主导的校车项目，要保证能给中小学提供更多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车。当然也要控制成本，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免相关客车厂家的税收。生产校车，客车厂家可以赚钱，但应是薄利，不然，公益性的校车安全工程，就被商业利益绑架了。避免校车标准被商业利益左右，标准制订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机构综合各方意见来完成。其次，独立的第三方在制订校车标准时，还要广泛听取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意见。毕竟，最终坐校车的是学生，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情况来构思校车标准。更长远地看，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确定解决校车配备问题的经费保障机制之后，如何让这笔经费用到实处，不被瓜分，必须建立透明的财务管理体系以及社会监督机制。在校车标准制订后，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实行公开的校车制造招标，不能让校车生产被垄断，也不能所有客车厂家都分一杯羹。否则，校车生产就会出现诸多问题。（ 熊丙奇 上海交大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3 月 31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营养餐”要营养更要安全 》：有必要在实行营养餐计划时，引入民间力量，参与管理和监督，比如招募志愿者观察员。据人民网和中广网报道， 3 月 29 日 上午，贵州毕节一小学发生学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约 70 名学生早餐后出现呕吐、肚痛等中毒症状。该早餐属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本周一开始实施。最新的消息是，该中毒事件与学生食用的面包和牛奶无关，不属于食品安全事件，是学校个别学生胃肠道功能紊乱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虽然这起事件，当地排除了食物中毒可能性，但还是给营养餐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当地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解释，“对于我们来说，供餐还是新鲜事，刚供了 3 天，工作中有很多力不从心的地方”。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即营养餐计划在一些地方，极可能是仓促上阵，缺乏周密的部署。从这起事故，应该认真反思存在的工作疏漏。其实，早在营养改善计划推出时，有关营养餐的财务管理、食品质量、卫生安全等问题，就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做好学生“营养餐”，是一个需要细心投入的事。为此，需要政府部门派专人负责这一计划之外，还需要发挥两方面的力量。一是家长的力量，前不久教育部发文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家长委员会。在笔者看来，实行营养餐供给的地方，家长委员会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参与供应商的选择、营养餐菜谱的选定，以及对食品安全、质量的监督，这可以促进整个供给过程公开透明，也能保障营养真正进到学生的饭碗。虽然当地有 17 所学校的负责人、工商、财政等工作人员参与了供应商的选择，但这其中看不到家长们的声音和力量。据报道，此次涉事的营养餐，是由供餐企业直接送到镇中心学校集中储藏，后分发到辖区其他学校，老师根据供餐企业要求向学生发放，“第一批营养餐上周日送到中心学校，原计划一星期配送一次，这次出事的营养餐和前三天发放的属于同一批”。对此，就有不少疑问，比如配送的食品新鲜吗？储藏是否遵守卫生规范？为何就给孩子一成不变地吃面包、牛奶，是出于节约经费，还是其他考量？假如有家长的参与，这些问题或可考虑周到一些。二是民间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此前民间资金发起的营养午餐计划，运行一年多来，并没有出食品安全事故，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政府部门在推进营养餐计划时，好好借鉴——他们就在推进营养午餐计划时，坚决禁止牛奶面包，而供给正餐。所以，有必要在实行营养餐计划时，引入民间力量，参与管理和监督。比如，招募志愿者观察员，跟踪食品的选择、制作和配送，并及时公布信息等等。此事颇似虚惊一场，但有关部门应举一反三，检查营养餐计划的每一个环节，探索全新的家长和社会力量参与的管理机制，真正把这一好事做好。（ 熊丙奇 上海交大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4 月 19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决策公开难行高校腐败不止》：媒体报道， 2003 年至 2011 年间，长春大学原副校长门树廷利用职务之便，索取和收受贿赂 939 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财产 100 万元。高校“腐败窝案”的爆发，这不是第一起。对于怎样遏制高校的腐败，有人说应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尤其是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由此避免领导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侵占、贪污。为此，对于 2010 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下文简称《办法》），舆论曾寄予厚望，因为《办法》明确提到，高校经费预决算、教职工购（建）房方案、住房公积金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应通过多种形式告知广大教职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该《办法》执行一年之际，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中心发布的《 2010~2011 年度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显示，教育部“ 211 工程”中的 112 所大学中，没有一所向社会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和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也没有一家高校公布其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怎样执行《办法》显然成了新的令公众困惑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专家建议，教育部门应该加大对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学校的问责力度。在笔者看来，这一建议的可行性极小，这种问责机制本就是老子问责儿子，不可能严厉到哪里去。正是这种问责机制，让高校不把《办法》当回事。大学的办学信息要全面公开，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中，大学的校长，是由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公开选聘的，重大决策，必须事先听取教师、学生的意见，得到教师（教授）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的同意，方可提交学校董事会（理事会）决策；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明晰，学校领导必须向董事会（理事会）汇报年度财务情况，接受全体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就是国外一流大学，为何有年报的重要原因。而且，有关财务报告，十分仔细，具体到细目的开支。我国大学之所以腐败案高发，办学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就在于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校长由上级部门直接任命，因此，对上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学校内部，行政领导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俗称“一把手”拍板，这赋予其不受制约的权力。按照这种决策机制，纵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高校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领导班子决策关，但其实很难做到。另外，在行政领导追逐短期政绩的趋势下，大学的办学越来越功利。所以，要治理高校腐败，应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对此，应该加快落实。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5 月 7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职称评审丑闻为何公然上演？》：　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一些地方的学术理想与学术尊严，在现实的学术利益面前，已经迅速贬值。 4 日，有网友爆料称，湖南负责职称评审的评委名单刚刚确定即遭泄露，有评委专门在宾馆开房收钱。对此，湖南省教育厅表示高度重视，已终止当事者刘一兵 2011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专家资格，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这是最近一周中，爆出的第二起高校职称评审丑闻。前一起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打出手，其打人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这两起事件，让大学教授斯文扫地。公然上演的丑闻，令大学和教授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职称评审专家可以明目张胆地开房接受贿赂，而送礼者也没有任何顾忌，居然排着队去送，这表明大家已经没有学术底线，就认为职称评审，不是评学术贡献，而是比权力的大小、金钱的多少以及胆大妄为的程度。不知那些排队送礼的教师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庆幸自己能收到短信消息，赶在“窗口时间”前把贿赂送上去，还是为自己在职称评审面前丧失人格尊严，干这种勾当而羞愧？估计鲜有人会感到羞愧的。曝光此事的网友因揭露行业潜规则，受到一些同行的埋怨。一位女同行带着哭腔对他说，“我们的红包白送了，一年的辛苦白费了，你能改变什么？”说到底，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一些地方的学术理想与学术尊严，在现实的学术利益面前，已经迅速贬值，越来越多的人在“你能改变什么”的怀疑中陷入群体无意识。坚持理想，维护自身尊严者，在现有的学术体系中，将被边缘，这是一种学术“逆淘汰”，而那些迎合“潜规则”者，反而成为红人。值得注意的是，送钱评职称的事情在当地并非近年才有，“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被揭露？那些身处其中者，为何视而不见？如果索贿者的行为可耻，那么，每个送礼者与目睹这一现象无动于衷者，也是同谋。目前，湖南省教育厅已表示，要进行调查。在笔者看来，这起事件，不能只是进行行政调查，必须进行学术调查和司法调查，司法机关应在第一时间介入。如果只有行政调查，对当事人的处理，可能只是取消其评审专家资格，而不能根据学术不端事实，取消当事人的其他学术头衔；另外，如果没有司法调查，将放纵当事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评审专家公然索贿，按照《刑法》应当追究刑责。除此之外，湖南还应该以此为线索，展开对高校职称评审的全面调查。高校职称评审的变异，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起因于学术管理的行政化。出现在职称评审中的“跑要”行为，也出现在我国其他学术评审、评价领域，包括国家科技成果奖励报奖、两院院士最高学术荣誉评审等等。因此，要遏制这种异化趋势，必须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学术共同体。就职称评审而言，应该把评聘教授的权力交给高校——一校聘请某人为教授，其就是这所学校的教授，不聘任就不再是教授，而不像现在，职称评审带有行政许可的性质，成为身份的象征、流动的障碍——在高校内部，则必须将这一权力交给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而不应该由行政机构操作。（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6 月 26 日 ，《广州日报》 ( 熊丙奇 ) 《面对竞争，内地高校该怎样反思 》：据报道，北京 8 年间 19 位高考状元 11 人选择香港高校。每当这样的新闻传出，社会都会分析境内外高校的差距，并期望内地高校进行反思，提高办学质量、改善服务。可是，这样的呼声年复一年，却很难见到什么有效的积极举措。我们所见的行动，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出台政策限制内地考生的选择权。 2006 年，内地有多名“状元”放弃北大、清华，选择港校，这曾引起舆论惊呼“港校将北大打为二流大学”。第二年，教育部门出台规定，要求港校自主招生必须在内地高考提前批前完成，并拿走录取学生的档案，这一规定意味着，内地考生不能再同时拿到港校和内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二是内地高校采取各种录取手段、推出录取优惠“抢生源”。近年来的高考录取中，一些内地高校祭出“预录取”手段，在集中录取阶段给部分高分考生“预录取”通知书，并要求做出报考的承诺，所谓“圈地抢生源”。而事实上，在当前的集中录取制度中，高校的自主空间极为有限，是不能给学生做出“预录取”的承诺的，这种“抢生源”严格说来是“忽悠”。以上两方面做法，反映出内地高校并没有做好应对高等教育竞争的准备。在美国，哈佛大学向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书，并不会限制这名学生同时申请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学生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确认是常态。虽然“状元”并不就是最佳生源的代名词，但如此多的内地“状元”选择港校，值得正在“争抢生源”的内地高校深思。从 2007 年起，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港校和国外大学的热情不减反增，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的出国留学人数以每年 20% 递增。这与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节节减少形成鲜明对照。值得注意的是，港校和国外大学在内地招生，完全不同于内地高校，他们不玩“预录取”，也不玩“承诺录取”、“录取优惠”，而是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 （或 SAT 成绩等），结合学校的面试考察综合评价考生，然后发给考生录取通知书，学生们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再根据录取学校、专业、提供的奖学金选择是否确认。这就完全是以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抢生源”，学校赢得理直气壮。要提高内地大学的竞争力，必须开放教育竞争，让内地高校有生存的压力和质量意识。笔者建议，教育部门不但应该允许考生可同时获得内地高校和港校的录取通知书，还有必要引进海外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自主招生，并由此建立起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招生体系，这样，才会有以教育质量为核心的竞争在内地高校中形成。这也才是提高大学办学质量的正道。（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8 月 1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就业压垮专业，有悖大学精神》 ：据报道，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中，陕西建成 161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30 个就业率低的专业被撤销。以就业率低为名撤销高校的专业，这不是陕西首创，而是各地近年来普遍的做法，也是在执行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在我看来，以就业率定专业的生死，貌似是重视教育质量，引导高校科学地设置专业，可是，这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每所大学的办学定位不同，不能都用简单的就业率作为评价大学和专业的标准。我国现在有 2600 多所高校，按照高等教育的定位，其中有部分院校，应实施通识教育，这类院校主要为“ 985 ”高校和“ 211 ”院校，他们应该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而不仅仅关注就业率。如果只关注就业率，就会导致这些院校成为与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职业人才的院校一样的学校，而且，也会导致一些就业率不高，但对国家、社会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基础学科、专业受到冲击。对于就业率不高但十分重要的基础学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不但不会叫停这些专业，而且会给予适当的扶持，比如，设立奖学金、设立发展基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由于多年来，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一直关注高校的就业率，这已经使我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变为“职业培训所”，一些高校甚至把精力用到提高就业率的歪门邪道上，不但没有提高教育质量，反而败坏大学精神。比如，有的高校为提高就业率，把整个大学四年级都变为“就业年”，不安排教育教学，即便安排，也对外出实习、找工作的学生开绿灯，大学教育严重“缩水”；还有的高校则“要求学生就业”和让学生“被就业”——“要求学生就业”是规定学生必须在某个期限前，提交就业协议书，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书；“被就业”则是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就业了”，原因是就业部门伪造假的就业协议书。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我国一些高校存在盲目设置专业，以及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这是事实，但治理这些问题，不是用就业率这样的行政化指标，而应该对准问题的根源。总体看来，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教育质量问题，根源在于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舆论批评高校设置专业盲目，可是，缺乏办学自主权的学校，能有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进而根据这一定位设置特色专业的权力吗？另外，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学校是没有专业设置自主权的，大学设置专业，都必须报上级部门审批或者备案（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有这一权力）。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曾举了个例子：当初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软件学院时，清华当年的招生指标已经满了，但学校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求两天内开始软件学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满 500 个学生，此后连续 3 年都要招 500 个学生。学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额改为了 60 人。这十分生动地说明了高校开设专业、招生的现状。所以，要让高校办出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于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才能让高校有自身明确的定位，也才能让高校结合自身的定位、条件，开设适合自己的专业。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2 月 1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对伍皓们的“微改革”多些宽容 》：由于公开“专车”车牌号引来质疑，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撰写长文回应质疑，称质疑是“鸡蛋里挑骨头”，自己的做法是“微改革”，并为“微改革”不被理解感到委屈。从目前舆论的质疑看，这并没有超出正常监督的范畴。事实上，借助舆论监督的力量，可将该问题深入推进，从反对公车私用，到取消不合规定的滥配公车。同时，当事人对舆论质疑的反应，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其一，其他观望者的冷眼旁观，甚至制造“阻力”，让其推行的改革遭遇麻烦，无疾而终；其二，如何切割改革者此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他们自身也会有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这会成为反对者批评的靶子；其三，改革者如何将改革深入推进，改革的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可能造成两种走向，一是由于问题复杂，不少人望而却步，行百步者半九十；二是逐步推进，打破制约的一个个环节，实现改革的全面成功。对于这三方面的问题，改革者和社会舆论要有正确的理解。就改革者而言，应该意识到改革必定触及既得利益，不能指望一路掌声——改革的本质就是权力、利益的重新配置。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虎头蛇尾，否则，在涉及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打退堂鼓，这样的改革就会被质疑为“作秀”。就舆论监督而言，则应该看到此类改革的难能可贵，要对改革者的精神给予支持，但支持也必须有原则。基本的原则有二，一是辨识改革的“真伪”，不能被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和“反改革”忽悠，监督改革者走正确的方向，近年来，以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的事并不鲜见；二是分清个体和制度的责任，明晰改革者所能承受之轻与重，不能把制度问题全部推给个体，更不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全划到个体的名下。这才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努力、舆论的参与以及自下而上改革的三方互动。如果过分苛责，就把相关的制度责任推给个体了，是“伍皓们”无法承受之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确实可能如伍皓所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改革，而是安于现状，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也被消解。这是所有关注改革、发展的舆论，需要注意的方面。（ 熊丙奇 学者 ） 2013 年 3 月 6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新增教育投入一分钱也不能打水漂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5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 7.79 万亿元，年均增长 21.58% ， 2012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4% 。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民族、贫困地区倾斜，教育公平取得明显进步。正如温总理所说，“目前我国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已经超过 2 万亿元，今后还要继续增加，必须把这些钱用好，让人民满意。”在增加经费投入时，须将钱用到刀刃上，才能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公平。必须注意，此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时，就存在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投入被用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比如有的学校建豪华校门、五星级酒店、景观大道；二是教育经费被挤占、挥霍，甚至被侵吞，近年来，教育系统的腐败案频发，学校也一改以前清水衙门的形象。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新增教育投入，就极有可能制造新的形象工程，以及滋生教育腐败。对此，国家已加以重视，要求新增教育投入向教育薄弱地区倾斜，并推进民生工程，包括完成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惠及 3000 多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等等，可是，就是在这些领域，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就在 3 月 4 日 ，贵州省凯里三中办公综合楼一楼外廊地坪突然发生局部塌陷，造成 5 名学生受伤。营养午餐的营养和安全问题更是一直受社会关注，一些地方的营养午餐，异变为“闹心餐”。另外，总体看来，各级政府投入教育时，还存在“锦标主义”思维，虽然政府发展教育的重要职责，是保障公共基础教育，可对高等教育投入还是“大头”（这也与我国采取“全包”方式举办高等教育，公办高等教育份额太大有关），这直接影响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到位，以及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全面改善。虽然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可是，重重点校、示范校的投入，还是不少地方办学的基本原则，这导致义务教育不均衡情况仍十分严重。要让新增教育投入，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改革当前的教育拨款体系和决策机制。首先，应该建立全新的教育经费省级财政统筹机制，并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我国虽然增加了教育投入，但以县乡财政为主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仍未根本改观，省级财政统筹力度没有显著增大，这直接造成一些贫困地区的校舍，依旧十分简陋。只有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强化省级统筹，才能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也才能切实改变我国农村教育落后的局面。其次，我国应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投入的预算，并监督政府履行投入责任，这是确保教育投入的机制，也是花好钱的前提——如果有教育拨款委员会，那么教育投入就不需看政府部门的眼色，在讨论、审议拨款预算时，就会重视对公共教育的基本保障，而不会无视农村基础教育的薄弱，却去做一些形象工程，同时将有效避免教育投入被挤占、挪用、挥霍。（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4 月 9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自主招生应该重新设计程序》：从 2003 年到 2013 年，高校自主招生来到了 10 年的节点上。这一改革探索，曾被寄予“破冰”厚望，以期打破“一考定终身”的狭径。然而， 10 年的摸石头过河，褒贬不一，甚至有学者发出“自主招生何去何从”的慨叹。当前的自主招生程序设计，把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嫁接在一起，所谓的自主招生不过是高考录取优惠，这样的自主招生，首先没有打破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学校还是关注学生的学科成绩，同时，学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在高考中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和学生与学校双向选择的自主招生相距甚远，只是给予高校有限的自主权。这样的自主招生程序设计，从根本上说，还是在维护高考的权威地位。在这一程序框架下，自主招生改革出现严重变异，推进十分艰难。比如， 2011 年，自主招生出现三大联考，这本来是符合改革方向的，可是三大联考把考试时间放在同一天，这非但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还逼迫学生“三选一”；联考的内容是与高考科目对应的学科考，这就把联考变为“小高考”。虽然教育部今年要求各校自主招生只考两门，但由于学科考的性质未变，这种调整价值不大，反而引来决策随意，制造新的不公平的质疑。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在于相关部门在自主招生改革过程中不愿意彻底放权，包括：把招生自主权全部交给学校，把考试组织权全部交给社会机构，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对于自主招生改革，如果立足于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和学校的自主权，我国只需把当前的高考功能从资格考——大学必须按照这一成绩、结合学生志愿集中录取——变为评价考，建立起“统一高考 + 自主招生 + 集中录取”的模式，逐渐完善自主招生，直至发展到“统一高考 + 自主招生”，就可完成改革的大业。具体操作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的一个月间，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进行自主招生，每个自主招生高校可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同学可自主申请若干所高校，学校独立进行录取，学生可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确认，没有被录取或者没有确认的学生，再填报志愿参加集中录取，就稳步推进了自主招生改革。一方面学校的自主招生是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的完全自主招生，统一高考成绩也保障了基本的公平；另一方面，未完成的招生名额可通过集中录取完成，解决了资源闲置的难题，如果自主招生运作成熟，其招生规模（包括参与学校、录取名额）可进一步扩大，也可随之减少集中录取名额。我们需要整体改造自主招生程序，而不是在现有框架下做文章。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4 月 24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 心理教育莫被边缘化、“知识化” 》：复旦投毒案后，大学宿舍关系引起高度关注。有舆论就此评论，“一室难处，何以处天下？”道理没有错，可是，却把大学生寝室关系简单化了，事实上，有关调查均显示，当下，寝室成为学生们最难相处的地方。在笔者看来，人际关系紧张，更折射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这应该引起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在我国中小学的教育中，学生的心理教育，普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被“边缘化”，心理教育和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等影响一名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由于无关高考升学，鲜有学校重视，很多学校最多在中高考迎考之前，才对学生安排一两次心理辅导讲座，其目的，也是服务于升学；二是“知识化”和“技能化”，心理健康这类教育，本应该长期坚持“日常化”，让学生有心理健康的意识，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懂得积极调适、互相帮助，并向学校心理咨询机构求助，可是，大多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时，都只告诉学生一些知识和概念，这和其他学科的教育完全一样。很显然，哪怕一名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被名校录取，他们的人格和身心，还是有缺失的。但是，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只看到他们的考试分数、名校学生身份，认为只要成绩好就没有问题。这不但忽视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还可能加重他们的心理问题——学生们即便有心理困惑，可却在教师、家长面前装出一切都很好的样子，内心的苦闷却无人关心，直到出现问题，社会各方才表示“震惊”。对于复旦的投毒案，大家的反应如此，对于其他校园极端事件，也是如此。据报道，广东金融学院龙洞校区近日发生一名女生坠楼事件，在事发之后，大家才发现该女生可能是由于学业压力过重，不堪重负才选择了轻生。而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也有一名男生溺亡，警察调查后排除他杀的可能。不能等问题发生之后，才“恍然大悟”。每次校园事件发生后，大家都会呼吁重视心理健康、生命教育诸如此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育很快被淡忘，直到下次再出现类似问题，再来一遍反思——这样的反思复反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健康”地发展。这是校园无法承受之重。近年来，大学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包括对新生进行心理调查，以发现心理问题并进行咨询、辅导；教育部也要求，大学要开设心理必修课，配备专职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但是，总体而言，由于大学的办学定位存在偏差，诸多大学在行政化、功利化的办学环境中，并不重视人才培养，因此，心理教育还停留在形式上，具体表现在：心理教育也只是一两次讲座，学校的心理服务中心专职人员很少，根本无法满足服务学生的需求。也就是说，从教育部门到学校，都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落到现实，却缺投入、缺师资、缺保障。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才是真正以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为此，我国基础教育必须改变“育分不育人”的问题，高等教育必须扭转功利的办学导向，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到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的全过程中。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6 月 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如何成就金庸同学的求学美谈 》：近日，“金庸是否拿到北大博士文凭”成热议话题，同时北大对金庸这样的“高材生”有无特殊对待，其毕业程序是否合规等也广受关注。北京大学官方 6 日就此回复，因金庸年事已高，导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今年将无法拿到博士文凭，网传毕业证属于预制。北大的回应，貌似可“自圆其说”，可其实经不起推敲——毕业证怎么可能“预制”？如果金先生不能按期完成学业，他就不能在今年 7 月毕业，毕业证书也就不能署上“二 0 一三年七月”这一日期，难道明年或者后年毕业，发给他的毕业证书还是这张吗？有舆论认为，对于年近九旬的金庸先生，是否获得北大博士学位，没必要过分追究，他已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再到北大读博，这一求学精神和态度，就足以令人尊敬。还有舆论认为，可否对于金先生读博特事特办，不必拘泥于一般的博士培养程序？金同学读博的态度，和北大是否按标准授予金先生博士学位是两回事。作为一所重视学术声誉的高校，在学位授予方面，是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而不能搞所谓的“特事特办”的，不然，学术的声誉就会受到伤害，学术就会在名流、大腕面前失去应有的尊严。事实上，不要说授予正规的博士学位，就是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样的头衔，在国外大学，都是需要通过学位委员会讨论的。在美国，甚至有大学拒绝授予总统名誉学位的头衔。网友对金庸先生是否按培养标准获得北大博士学位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不管是统招的博士生，还是一些学校的论文博士（通常入学不经过考试，而是递交申请材料）培养方式，授予博士学位，都必须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金庸先生当年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也是向公众公开的。那么，要是他获得北大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是否通过了答辩，答辩评委对论文的评价如何？年近 9 旬的金庸求学北大，精神确实可嘉，而要让这段求学经历成为美谈，这需要北大“配合”，严格要求金同学，执行和其他学生一样的毕业标准（培养方式可以不同），这是一所大学应有的基本学术坚守，这想必也是金先生所乐见的，否则，“混”一张北大博士文凭，对金先生并无功利的价值，倒会败坏“大侠”的名声，何苦呢？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7 月 30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以现代大学制度遏制高校腐败》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陈英旭出事了。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 2008 年 8 月至 2011 年 12 月，陈英旭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 1022.6646 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就在差不多的同时，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校长、书记相继落马，据报道均与新校区建设等基建腐败相关。高校领导、科研人员腐败，已不是新闻，这两起事件，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一是因为太富“戏剧性”，居然书记、校长一锅端，以至于学生的毕业证都两次回炉再造；二是数额太大，贪污课题经费达千万元，令舆论震惊。近年来，对于高校发生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教育主管部门没少花工夫治理，曾要求严把工程建设关，严把财务关，严把招生关，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还发布了《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对学术腐败也明确提出要“零容忍”，可还是接连出事。这表明，单靠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已经无法治理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而必须分析这背后的制度根源。高校屡曝腐败丑闻，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的决策权，集中在行政领导，不论是招生，还是财务、基建、后勤，以至学术决策，主管领导几乎都可一个人说了算，由于权力过度集中，决策不透明、缺乏监督，出事是迟早的。而对于科研腐败，去年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两名承办多起该类案件的检察官就曾呼吁，传统科研经费结算制度已成滋生腐败的温床，亟待变革。要治理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其一，淡化大学校长的官员身份，实行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去行政化。其二，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实行以教育、学术为本的管理。我国学术资源的配置，包括科研立项、科研成果的评价，当前也是以行政为主导，“重立项、轻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顽疾，在这种情况下，科研经费有相当比例被用于公关、运作、包装之中，用于实际研究的十分可怜。有一些科研人员，不是把精力用在搞科研上，而是想办法把科研经费折腾、变现到自己的口袋中。陈英旭就是一例，据报道，他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这种种学术头衔，每一个其实都是行政计划、行政评价的结果。本来，这些“人才计划的人才”，是政府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让其能有更好的科研条件搞出一流的研究，可是获得资助，却变为了学术头衔，科研还没做，就名利双收。这样的学术管理机制，必定导向学者拼命跻身某个计划，拿到资助，之后却不关心研究。只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促进学校办学决策公开、透明，也只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让学术、教育，摆脱权力、金钱的腐蚀，让学术尊严、教育尊严重回大学。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完善大学校长的任命选拔，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管理、决策作用，加强高校办学信息公开，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遭遇既得利益的阻力。面对日益严重的高校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这些改革不能再拖延了。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9 月 4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为学生“减负”要减少技术依赖 》：自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减负成为新学年开学最热的话题。据报道，青岛已领先一步，从新学期开始，全市千余所普通中小学均将接受市教育局委托的第三方定期监测，这在青岛市中小学诸项“减负”政策中可谓开风气之先。可是，个人认为，此举能多大程度推动减负，并不令人乐观。学生“减负”从不缺技术手段，缺的是机制改革。十条减负规定，其实都是从技术层面减负，包括均衡编班、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一小时等等，表面上看这很具操作性，但一落实到现实，就遭遇种种问题的阻击。平心而论，有多少老师愿意给学生布置海量的作业，既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又遭遇社会不解？有多少家长愿意让自己孩子做没完没了的作业，从小就因学习睡眠不足，戴上眼镜？学生的负担之所以沉重，是因为我国义务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以及中高考以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评价学生，在“择校热”和“分数至上”的教育环境中，学校、家长、学生都被绑上飞驰的应试教育战车，谁也不敢轻易地跳下来。回顾我国长达 50 多年的“学生减负史”，每一道减负令几乎都以学生的负担更加沉重告终——就是学校严格执行减负令，比如三点半就让孩子放学，不布置家庭作业，学生的负担还是没有减轻：与校内减负相对应，是校外增负，我国目前接近 3000 亿元的教育培训市场，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甚至有人戏言，每次教育部门颁布减负令，最高兴的就是教育培训机构。何以如此？乃因要让孩子进更好的学校，分数才是硬道理。这是现实给家长最现实的教育。不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不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再多的减负令，再完美的技术手段，都只是看上去很美。而且，每一次发布减负令、使用新的技术手段，某种程度说，既耗费公共资源，又增加学校、家长、学生的负担。学校一边要应对分数、升学率的压力，另一边还要想办法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监测，陷入人格分裂，如果再把学生发动起来应付监测，比如把没有锻炼，说成每天都锻炼，睡眠不足说成睡得很香（青岛的监测是采取随机抽取在校学生或其家长电话号码进行访问的方式，由委托第三方访问员按照监测调查问卷逐项电话访问），那么，则可能成为对学生进行说谎教育，把减负变为形式主义的同时，催生弄虚作假。是时候认真检讨减负令的实际效果了。唯有切实推进教育资源均衡，改革中高考制度方是治本之策。如果择校热有效缓解，中高考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学校能充分自主办学，学生能多元发展，那么负担自然会减下来。（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2 月 23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改革高校科技评价关键在于学术自治 》：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对高校、教师的科研评价，将实施分类评价，不搞一刀切。我国高校科技评价之所以重量不重质，注重短期政绩，根源在于我国大学办学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表现在科研评价中，就是由行政机构主导评价，结果是行政评价替代了学术评价，行政指标、利益指标取代学术标准。要改革高校科技评价，关键在于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实行学术自治。比如，《意见》提出，“全面改革教育系统各类科技项目、人才项目和科技奖励的评审办法。提高科技奖励质量，减少数量。”表面上看，这可以部分解决奖项过多、学者跑奖、要奖的情况，要想根治则应该全面清理政府部门主导的评奖和人才项目，直至全部取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都提到政府部门要退出高等教育评价和人才评价，但在具体落实时，行政部门却舍不得退出。《意见》提出要实行分类评价也是如此。分类由谁来分类？分类标准谁来制订？谁来执行？如果这些还是由行政部门制订标准、进行操作，结果必然是换汤不换药。推行教师同行评价，在大学里建立独立发挥作用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这才是改革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在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高校学术委员会，有的甚至沦为摆设，委员由行政部门委派、挂靠在科研处、教务处，无法独立运行。假如教育部门想切实推进高校评价体系改革，就应该努力促进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督促高校完善“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另外，推进高校评价机制改革，还有必要实行年薪制和终身教授制度。我国教授们为何被指标折腾为“学术民工”，原因在于每年一考核，要用论文、专利、课题、经费去兑现待遇，教育部在这次意见中提到延长考核周期，这可解决评价周期太短的问题，但并不治本。在国外大学，年薪制和终身教授制度，是确保“学术自治”的重要制度。总之，要让我国高校的学术研究环境有所改变，必须突破行政治校框架，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 月 14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 : 有必要建立考试培训机构“黑名单”》： 央视报道称， 2014 年 1 月初的 MBA 招生考试哈尔滨理工大学考点附近出现不止一个神秘“作弊电波”。北京一家考试培训机构涉嫌组织部分考生在该考点作弊。对此，黑龙江省开始专案调查，教育部已派工作组开展督办查处工作。客观而言，对于这起 MBA 入学考试作弊案，有关部门的处理是迅速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就在前年的考研中，也曾出现考研培训机构与有关考试机构负责人勾结，泄露考研考题的事件。国家司法机关和教育部门除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责、行政责任之外，还必须进一步追究研招培训机构的责任和涉事大学领导的责任。以笔者之见，对于主动策划考研集体作弊、泄题事件的研招培训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实行“黑名单制度”，一旦查证研招培训机构组织作弊，监管部门就应该取消该机构的办学资质。目前，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了相关责任人的刑责，可是教育培训机构依旧存在，甚至这一机构还继续以能弄到题目、搞定考场为招生的“卖点”，所谓牺牲个别人，幸福大团队。这种情况必须扭转。而对于涉事学校，往往处理的措施就是停止举办考试的资格或者追究招办负责人责任，前者谈不上什么处罚（这本是交给学校的任务），而后者则将处理轻描淡写。因此，要纯洁考试，必须出重拳。除此，我国教育部门和社会应分析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国考”作弊屡禁不止的根源何在。总体而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考试属于行政垄断的考试，考试的权威性由行政赋予，缺乏市场竞争，由于独此一家，考试组织机构很难真正高度重视考试的质量和安全，即便评价质量遭遇质疑，考试安全问题频出，来年学校还得用这一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录取学生的依据。二是我国大学没有现代学校制度，人才培养普遍实行“宽出”模式。对于包括 MBA 在内的研究生教育来说，很多学生入校后，由于学校师资不足，处于“放羊”状态，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导师制，由于大学没有实行“学术自治”，也名不副实。唯有大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方可能在招生环节严把质量关，同时在培养过程和学术授予中，严格执行教育和学术标准，一名学生很难通过作弊进学校，而就是作弊被录取，也极有可能在培养过程中被淘汰出局。作弊的收益大大减少。解决这两方问题，首先要打破考试的行政垄断机制，推进考试社会化，建立考试市场竞争机制，考试要通过赢得市场认可获得生存空间，才能提高考试组织机构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其次，要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招生、培养、管理中的作用。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被提及，就是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和教育管办评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现代治理结构。因此，在就事论事严肃追究考研作弊的责任之外，还必须狠抓深化教育改革，以消除作弊背后的制度根源。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 月 1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南科大获准筹建仅是开始 》：我国法规和政策明确规定，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但诸多迹象表明，所有办学的权力，其实仍旧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据报道，教育部已正式发文批准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有人据此评论，南科大的“准生”让这所“未批先建”、以“去行政化”和“学术型大学”为定位和号召的新学府终于落到实处，留给关注者无限憧憬和期待。这显然是将南科大的获准筹建与其“招生证”、获得授予学位许可等混为一谈了。客观上说，教育部的正式批文，对南科大的办学并没有传递更进一步的消息。早在去年 9 月 30 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就曾透露，教育部已正式批准南科大筹建。这次发文，不过是将“正式批准”变为“正式发文”而已，况且只是允许筹建，诸如招生、学位授予、办学制度等都未涉及。与一些舆论评论的“无限憧憬”和“期待”不同，相关部门的这种审批速度从“正式批准”到“正式发文”用了 3 个月时间，更让人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忧虑。这种审批速度，正印证了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此前在《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按照现在的规章制度，“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此番南科大用三年时间，获得筹建批准，再用 3 个月时间获得正式筹建下文。接下来，如果事事要报批，本科招生要报批、设置学科要报批、获得学位授予权要报批接受评审……期待、憧憬南科大未来的人们，可能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国 1999 年 1 月颁布实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拥有包括招生自主权在内的 7 项办学自主权；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再一次明确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但诸多迹象表明，所有办学的权力，其实仍旧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如果非要说教育部的正式批文，传递了什么积极信息的话，那就是，这进一步说明，“改革不能一味靠批复”（朱清时语）。我国教育改革，必须打破这种任何办学事宜都要报批的审批制，同时转变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负责其设立、注册的审批，对于符合条件的学校，不能拖而不决；在批准学校设立后，教育行政部门只负责依法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不能有违规、侵犯教育者、受教育者权利的行为；除此之外，学校的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学术研究、学位授予等等，都属于学校的自主办学范畴，行政部门都不得再干涉，综合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和目前的《高等教育法》，如果这些事项还需报批、审批或评审，其实是政府部门越权干预学校办学自主权。为此，笔者赞成朱清时先生此前做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决定，不按过去的“常规”办事，同时也期望教育行政部门贯彻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做出“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学校放权”的表率，逐渐清理不应该审批的教育事项，并提高工作效率，一心为大学提高教育质量、创建一流大学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4 月 3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摆脱行政治校 让大学跑回正道 》：近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就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审批。 ( 《人民日报》 4 月 2 日 ) 一方面，这种行政审批表面上看是国家对学科建设的重点支持，但又有不少重点学科被作为办学的重要政绩，于是在学科建设中急功近利。另一方面，高校在申报国家重点学科中弄虚作假：从外校直接引进一个团队，聘请院士兼职“充数”——搞人才“假引进”还有主动为海外人才编造材料，以入选某一计划，因为某一计划的人才也是重点学科的指标。但仅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还不够，改革要有效还需以管办评分离为基本思路，清理现存的所有相关评审项目，建立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和专业机构评价的新体系。首先，应一刀切取消所有已经被评上的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地方重点学科评审。否则，已评上的学科连淘汰压力也没有了。更进一步，还应该消除重点学科传统观念，如果教育部门、高校就以最后一次评审结果来定位高校的学科实力，那么，行政审批的影响就一直存在。其次，要防止出现新的行政审批，或者具有极强行政色彩的行政评估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重点学科审批之外，还有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对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进行的整体水平评估。这一评估在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后，极有可能取而代之。只要行政治校存在，急功近利、政绩思维和弄虚作假的土壤就在。再次，要进一步取消所有行政性质的行政审批、评价，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精品课程，以及行政主导的各种教育工程、人才计划，与此同时，积极培育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只有行政退出教育评价，才能给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提供空间，当然，针对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政府部门要发挥宏观监管的职能，明确评价机构的资质、治理评价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有人担心，在行政审批和评价退出后，学校的学科建设，会不会没有了方向——以前都是按行政指标办学，听行政指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大学内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即学校所有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应该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进行，在这种办学机制中，大学才会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也才能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深入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是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动真格放权，以及建立政府放权之后的学校治理新体系，是两大支点。前者涉及政府改革，后者要求建立现代学校。如此，才能极大程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让大学跑回正道上。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5 月 20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英语退出高考”传言里的情绪宣泄 》： 18 日，有媒体采访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后报道， 2017 年英语将退出高考，转为社会化考试。当日，顾明远出面表示消息系误读，教育部发言人表示高考改革方案正在研究制定和完善之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对“英语退出高考”进行“误读”了，目前各方传递的高考改革信息，根本就不存在“英语退出高考”一说。就拿这次“误读”来说，其实仔细查看当事人原话，明确提到英语没有退出高考，只是进行了考试时间和计分方式的调整，英语还是高校录取时必须关注的一门重要科目。这是一种极其不理性的态度，对推进高考改革并不利。按照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不论是英语调整考试时间、增加考试次数，还是从计分改为计等级，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应试教育格局，减轻学生的负担。就算英语将来彻底退出高考，就能解决当前我国应试教育的问题，让语文教育得到重视吗？对于一刀切要求所有学生学英语，英语教育严重应试化，国人多有不满，教育部门拿英语开刀，迎合了这种需求，可是，英语教学的问题，不同样存在于语文、数学等科目教学中吗？说实在的，只要录取制度不变，哪怕高考就考语文一门，也导致语文应试教育更加严重。我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录取制度问题，舆论的焦点应该集中在如何打破集中录取制度，让大学自主招生、中学自主教学，通过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把学生从单一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但很多人都觉得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在目前的国情中不可能实现，于是，就把改革的关注点，转向科目，把本来是集中录取制度的问题，转移到某个科目上。其实，这种科目改革的思路，在过去 10 多年的高考改革实践中，一直是各地教育部门的主要思路，但改革没有带来应试教育局面丝毫的改变，反而是学生、家长的焦虑越来越重。此次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英语高考改革，实质还是科目改革，其所能起到的效果，不会超出以往的科目改革，但一些人却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得不说，这是十分盲目的情绪，如此改革下去，到头来收获的只会是一地鸡毛。高考改革要有实质性突破，必须在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方面着力，中国基础教育的问题，不是某个科目的问题，也不是科目之间此消彼长的问题，高考改革无法通过科目的增减、计分方式的变化实现，唯有在规范行政权力上下工夫——实现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的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考试招生新模式。关键在推进政府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选择权交给学生。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6 月 5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处罚高考作弊不妨更严些》 ：要根治考试作弊，需明晰政府与考试组织者的关系，即“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探索建立市场竞争机制。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广东省对高考作弊情节严重的考生，除取消各科成绩外，还将面临禁考 1 至 3 年的重罚 ! 这被舆论解读为史上“最严厉”的作弊惩罚。其实，这只是对今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 下称《办法》 ) 的执行 ; 另外，所谓“最严厉”，是从行政处罚角度进行的评判，而对于考试作弊的处罚，除了行政处罚之外，还有司法处罚。若考生们以为高考作弊，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就是本次考试成绩无效及最多停考三年，这就错了。按照《办法》规定，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即便如此，我国对考试作弊的处罚还是偏轻的。一方面，本该进行司法处理的，一些地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进行行政处理，比如，按照《办法》，“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 ; 其他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教育考试机构按照作弊行为记录并向有关单位公开其个人基本信息。”而在境外，代考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2010 年 5 月，一名 18 岁的内地学生被请到香港做“枪手”，他持假身份证替香港考生应考美国大学入学试，收取 2500 港元，后在香港观塘法院以串谋诈骗罪被判入狱半年。另一方面，就是明确进行司法处理的行为，往往也不按司法进行处理，理由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每次国考泄题事件发生后，不是由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而是由教育考试部门自行组织调查。而按照我国《刑法》，泄露国考试题，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因此，这根本不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如此执法，就是出台专门的《考试法》，也照样会发生有法不依问题。就这次将停考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而言，字面上看，确实严厉了许多，可是，谁来鉴定“作弊情节严重” ? 而按照《办法》，就是“作弊情节严重”，也可给予只停考一年的处罚。于是，到头来，《办法》仍可能被现实的人情因素、潜规则所消解。而这正是导致近年来高考作弊防不胜防的重要原因。所以，要治理高考作弊，需要多管齐下。首先，应该加强对考场秩序的管理，今年我国不少地区建立了标准化考点，对整个考场实行实时监控，同时将高考录像保存一段时间。还有必要引入除教育考试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监督，比如人大、纪检监察部门等。其次，应依照《办法》和《刑法》，对考试违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建立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事先由教育部门自行调查，再视情节轻重移交司法机关调查。众所周知，不论是考题泄露，还是考场出现里应外合的作弊事件，以及群体性作弊，教育考试部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仅教育考试部门自身进行调查，是不合适的。再次，打破考试的行政垄断，推进考试的社会化。我国国考的权威性是由行政许可所赋予，考试本身并不面临竞争和考生的选择，这造成考试即使频频出现安全问题，也不影响考试的地位。因此，一些地方的考试组织者只会对上级管理部门负责。有的地方考试部门不启动对作弊的调查，甚至还对作弊进行粉饰，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因此，要根治考试作弊，需要按国家教改的精神，明晰政府与考试组织者的关系，即“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探索建立考试的市场竞争机制。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8 月 4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警惕教师交流异化为“教师流放” 》：近日，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快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义务教育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力争用 3 至 5 年时间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率先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资源均衡配置。一所好学校，关键是有好教师。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可缩小校际间的办学质量差距，从而缓解择校热。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的教育改革措施。客观而言，教师交流轮换，启动并不难——全国已有 22 个省（区、市）出台了相关政策，并选择部分地区开展改革试点，但交流轮换还只是点缀——难在常态化、制度化，这必须完善配套机制，消除教师交流轮换的现实障碍。实行教师轮换，是发达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经验之一，日本、美国等国都实行教师轮换制，要求教师几年一轮换，但这些国家实行教师轮换，有两个基本制度做支撑，一是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义务教育教师是国家教育公务员，享有相应的待遇，与之对应，教师必须履行轮换的责任；二是现代学校制度，在中小学实行民主管理和教师同行评价，对教师的管理、考核、评价，不是由行政部门主导，而由教师委员会负责。但是，我国当前却缺乏这两个基本制度。这就导致教师轮换，会遭遇很大的现实阻力，甚至会发生变异。在日本、美国，教师的待遇都是得到保障的，乡村教师的待遇，要超过城镇地区，这才能吸引城镇地区的教师到乡村任教。我国近年来也在实行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时，强调要向农村地区倾斜，但总体而言，城镇地区教师的收入待遇，还是要高于农村地区，加上农村生活环境更为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教师轮换困难重重。从已经实施教师轮换的地区看，还存在把教师交流轮岗作为对教师的“处罚”的现象——对于那些不配合领导、批评学校的教师，教育部门和学校会率先将其调配到薄弱学校，这就把教师轮换异化为“教师流放”。如果不改变行政治校的问题，教师交流轮换，很可能在一些地方演变为教育官员、学校领导治“不听话”教师的一种手段。如此看来，让教师交流轮换常态化，其实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深入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教育去行政化，保障教师的待遇和合法权利。如果不能切实保障教师的待遇和权利，教师交流轮换很难常态化、制度化，也难以起到均衡义务教育资源的成效。笔者认为，我国应以教师交流轮换为突破口，针对制约教师交流轮换的制度问题，抽丝剥茧进行改革，这包括切实落实《教师法》，保障教师的待遇，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发挥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实行教育家治校。这实质是整体提高我国基础教育办学质量、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然选择。 2014 年 10 月 2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论文情结”导致论文买卖交易蔓延 》：论文买卖被曝光多年，曾有报告指出，中国的论文买卖交易已达 10 亿元规模。论文买卖交易用途除了人所共知的评职称外，也开始延伸到高校的学生中。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大多数高校奖学金评定与发论文挂钩，而且，准毕业生们跨越保研、出国等“门槛”时，论文被“异化”为资格准入的敲门砖。本为鼓励学生科研的这些政策，却成为中介圈钱的工具。一篇 5000 字左右的论文，不问优劣，中介张口要价几百元到上千元的版面费，而一份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起步价竟达 2 万元。（ 10 月 27 日 《北京青年报》）论文买卖交易的背后，实质是教育和学术评价的“论文情结”。我国高校不但对教师考核、评职称，提出发表论文以及论文发表期刊档次的要求，也对在读本科生、研究生提出论文要求，一般来说，本科生都要求撰写毕业论文，如不通过就不能毕业，在本科生评优、保研中，发表论文是重要的评价指标；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但要求撰写学位论文，而且要求在读期间撰写、向期刊投递出论文（有的高校明确要求要发表），研究生评优中，发表论文的评价权重极高；而对于博士研究生，则明确要求必须发表几篇以上论文，否则不予答辩。以上论文要求，表面上是为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实质是对人才培养进行简单的量化评价，根本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在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对博士生，也没有提出在读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要求，而是重点考察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而对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不要说不需要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相当数量的大学连撰写学位论文的要求也没有。以发表论文代替正常的教育和学术评价，引导学生还没有多少学术积累，就想方设法发表论文，结果大多论文是粗制滥造。也许有人担心，没有毕业论文要求、不在求学期间发表论文，学生的质量从何保证？这是我国大学教育的问题，由于老师不投入课程教学，对学生的课程要求不严，撰写、发表论文就成为“把关”的重要手段。而在国外，并不需要通过发表论文来把关，老师的平时教学要求就十分严格，很多课程不但要求学生读多本参考书，而且有多篇课程论文要求，只要学生能完成课程要求，就可顺利毕业。要求学生发表论文，却不重视平时的课程教学，结果导致发表论文的弄虚作假和买卖交易。耐人寻味的是，学校在评价学生的论文时，并不会认真阅读论文本身，分析其学术价值，而只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这是在乎论文，还是在乎论文发表？我国一些高校对研究生提出论文发表要求，有很大程度是为提高本校的论文发表数量，这和重视教育和学术质量无关。因此，不论是评职称中的论文买卖，还是学生群体的论文交易，都须打破“论文情结”，不能把论文发表作为评价学术的唯一标准。对于学生而言，关注平时的课程教学，远比简单地用论文发表作为考核标准更重要。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感受到作者熊丙奇可以突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 在网上可以搜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按惯例，这至少是一个处级干部岗位。谁能想到，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熊丙奇不再担任这一职务。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是企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总裁曾由副厅级干部担任。出乎意料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招聘的。没有行政级别。按一般员工管理。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网上可以查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没有行政级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甚至连科级股级都不是。 既然是这样，熊丙奇为什么突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可以迷惑全中国不明真相的人们，其中包括迷惑媒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点在“院”字上。在“教育研究院”上。有很多人误以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公办教育研究机构。其实，“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只是一个“打工仔”，绝不是领导干部。更不是学问高深的“学术型”领导干部。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主流媒体《广州日报》上连篇累牍涂鸦，就是对《广州日报》编采人员的嘲弄。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确实“教育常识匮乏”。否则，绝不会发表熊丙奇的奇谈怪论。 熊丙奇企图借助广州日报扬帆出海聪明过度。很少有人识破他的“阳谋诡计”。 以上内容约 28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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