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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基于中美股市的实证对比
accumulation 2017-2-19 14:04
2015年是中国股票市场不平凡的一年，中国股市在这一年间波澜壮阔的走势必将载入史册。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规模在不断壮大，在推进国企体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动产业技术革新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经济地位也日益重要。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在近年来发展迅速，对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我国证券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说监管不够规范、市场中投机过度、庄家操纵股价等现象，降低了市场的有效性，使金融资源不能够得到合理的配置。股灾带来的市场恐慌、市场屡禁不止的内幕交易、 金融监管 部门的腐败等都对股市的走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效市场假说是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有效市场假说定义了三种不同程度的市场效率，是衡量一个股票市场效率的重要方法。 本文站在资本市场有效性的角度上展开我国股票市场和西方（美国）成熟资本市场的对比，试图探究我国股票市场经过多年发展是否已经达到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水平。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在我国证券市场规模逐渐变大，国际经济地位越来越突出的当前，对我国股票市场多年来快速发展的“质量”展开研究是有意义的，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 第二章梳理了目前对学术界针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性研究的一般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对其进行了介绍和对比，选择了适合对我国股市和美国股市做对比分析的ARCH，GARCH等时间序列方法。经过对比，发现了目前我国对市场有效性的研究集中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所以本文选择用沪指与道指的比较实证研究； 第三章为实证部分，本文选取2000年1月3日到2015年12月31日之间我国上证指数和美国道琼斯指数每日的收盘指数作为数据样本，用GARCH类模型拟合每日收益率数据来检验中美股市是否达到弱有效，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比研究中美股市是否达到半强型有效。通过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上海股票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而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已经接近半强型有效。我国上海股票市场有效性相距西方成熟股票市场仍有一定的距离； 第四章是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尚未达到弱有效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对成熟资本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应该如何改进的一些建议； 第五章是全文的总结，总结了全文的观点，认为提升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需要监管机构、上市主体、投资者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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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股市异象的行为经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accumulation 2017-2-19 13:50
本文的研究内容始于做量化策略中发现的一些中国股市异象，出于对异象背后原因的思考与探究，本文从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的理论角度寻找答案，并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解释给予证明。 本文在理论方面做了两部分内容，一是通过较为全面的文献总结，初步提取概括出了行为人的四大基本假定。二是提出了“意识强调理论”，该理论是对行为基本假定一(前景理论)的延伸，同时与行为人二、三、四基本假定相一致，但却又包括更多其他的意识变量因素。然后本文描述了中国股市中存在的两个异象，一是单因子有效性差异异象，二是大小盘风格轮动异象，并分别给予基于行为人四大假定与意识强调理论的分析与解释。 实证部分针对于单因子异象，本文以上市公司的财务因子ROE作为研究变量，发现ROE在上升与下降的不同行情中，表现出相反的分组涨幅有效性，同时我们使用Fama MacBeth回归方法给出实证验证，证明了ROE在不同行情下的确对股票收益有不同的贡献系数。 而针对于大小盘风格轮动异象，本文使用经典的HML与SMB的指标来分别衡量大小盘股的相对收益表现。并基于理论分析下给出可能的解释变量，包括宏观因子、市场因子与财务因子。通过回归模型给出实证结果：大盘股对宏观基本面变量有着正向的反应，而小盘股恰与之相反。投机活跃程度变量对小盘股有着正向的影响，而对大盘股影响相反。大小盘股在中国市场中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投资或者投机工具上的替代品。实证结果与前面的行为理论的分析相一致。对于大小盘股这种显著反向轮动异象的持续性，本文也给出了基于中国股市制度设计、市场参与者博弈规律与行为人特征理论的分析结论：一方面随着小盘股供给量的增加，小盘股的特殊溢价将会降低，从而影响整个大小盘股的估值分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股市游戏规则的不断完善，对很多违规行为的严格监管，将逐步改变市场投资者的博弈规律。而这些都必将使得大小盘风格轮动发生区别于历史数据规律的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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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让股市成为扶贫场是个悲哀
gxqgyw 2016-10-10 09:11
最近有位朋友在朋友圈转发“592个贫困县IPO免除排队”，然后调侃愿意提供西部贫困县工商注册纳税一条龙服务。还以为这是恶搞的段子，连他发的新闻链接都懒得打开，但让人意外的是这竟然是真的，这是证监会9日公开发布的《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为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证监会对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开辟绿色通道。” 我看后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能将IPO与资本市场变为扶贫场？只重融资圈钱功能而不顾投资和资源配置功能的A股市场何时才能恢复健康？A股市场“脱贫解困”的何时终结？ 证监会鼓励证监系统、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做慈善、定点扶贫是必要的，但如果将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与定点扶贫、IPO绿色通道挂钩未免有些走调，刚刚建立起的市场秩序看来又要回归“脱贫解困”的老路上了。中国股市中的各种弊端和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其实与各种“绿色通道”有关，A股发展之初的宗旨就是“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于是股市就成为垂死边缘的国有企业用于提款的“绿色通道”；在金融“背水一战”的改革时，股市又成为银行上市的“绿色通道”；在金融监管腐败时，股市便沦为王益、王小石等监管者权力寻租的“绿色通道”……在这一系列的“绿色通道”面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圈钱”和“腐败”。但直到现在，“绿色通道”不但没有根除，而且还在大行其道，而且监管部门再次为贫困地区开设“绿色通道”。关键是 “绿色通道”有碍市场公平，从制度上难以阻断个人好恶和权力寻租。 “绿色通道”是A股市场的大毒瘤，不能再为人为主观意志开设捷径，否则，每当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有困难时就想起了股市融资圈钱，但是人们却都忽略了市场的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的基本要素，从而“融资功能”像割韭菜一样在股市一茬又一茬地消灭投资者。 尤其在目前A股IPO“堰塞湖”的情况下，大量好企业也不能及时上市，若再为“扶贫”拼凑的企业绿色通道进入资本市场，若业绩变脸和虚假包装要不要退市？如果IPO严审有几家贫困县的企业会符合要求？显然都是问题。资本市场应该是讲求效率、公平与优质资源配置的场所，突然不按市场规则出牌，损害最大的还是市场本身，真是可惜了一手好牌越打越烂。 目前A股市场最缺的是信心、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法制化的市场环境，其实很多投资者期待A股变好，期待上市更多好的公司来为自己扶贫，即使亏损严重也至少有盼头。如果A股始终摆脱不了“脱贫解困”的使命，那么A股市场割韭菜的结局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一个健康的市场是通过增量收益和优质的上市公司来回报投资者，让市场持续运转，而非纯粹的博弈场和赌场。如果一个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能力弱于融资圈钱能力，这个市场一定是在负和博弈，那这个市场的规则必然是丛林法则，长期投资的价值投资理念根本就很难建立起来。 当务之急，A股市场必须要先提振投资者信心。但在目前的基本面和宏观背景下重拾信心并非易事，毕竟人们的预期普遍悲观，在当前要想重拾信心就必须要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而且还不能回避核心矛盾，要让大家看到公平、正义、向上的希望。股票市场除了要营造分红回报的“正和博弈”条件，也要完善法制化的市场秩序，要遏制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者的非市场化行为，关闭“绿色通道”，理顺股市的利益分配机制，否则只让“捐钱”的投资者肯定不会有信心。 同时，要明确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决策层千万别再狭义地将股市界定为“融资”、“圈钱”和“扶贫”，应该强化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将资本配置给真正需要钱和能够创造收益的地方，让市场将资金配置给自主创新和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培育中国经济的潜在希望和战略格局，抑制“两高一限”的企业圈钱上市，让股市恢复活力，否则一个弱势的中国资本市场很难促使中国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型。另外，一个扶贫救济场也很难承载起一流市场体系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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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视频: 趣味投资学
cyhcc409 2016-3-22 08:10
视频: 趣味投资学-总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E5MTcwMA==.html 视频: 趣味投资学-第一章 证券投资与证券市场概述（96股市引发思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TA4MjI1Ng==.html 视频: 趣味投资学-第一章 证券投资与证券市场概述（07与14年中国股市）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ODA0NjkzMg==.html 视频: 趣味投资学--第二章 股票市场理论与交易 （股票知识及交易中的相关术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MjAyODczMg==.html 视频: 第二章 股票市场理论与交易(相关计算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TAzNDc3Mg==.html 视频: 投资学教程课后习题讲解（第二章 除权价计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TA3NDQwOA==.html 视频: 第二章 股票交易理论 竞价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MDA1NzA4NA==.html 视频: 投资学-第三章 股票投资分析-基本面分析(宏观经济)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NjM5NDIzNg==.html 视频: 投资学-第三章 股票投资分析-基本面分析（公司分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ODY2NDA5Mg==.html 视频: 第三章 股票投资分析-基本面分析（国电电力案例分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NDA1OTcwNA==.html 第三章 股票投资分析-技术分析（概述与均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NzY1NzgyOA==.html 第三章 股票投资分析-技术分析（均线扩展及K线理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yNDY2MDkxMg==.html 第三章 股票投资分析-技术分析（MACD\RSI\WMS）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MDM0MzM4MA==.html 第三章 股票投资分析-技术分析（KDJ与CCI）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MzcxMDAyMA==.html 股票投资更新完毕 关注：优酷-搜索 财经学习7496 -趣味投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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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视频: 股市-IPO问题引发的思考-未来中国股市涨幅？
cyhcc409 2016-3-16 11:32
视频: 股市-IPO问题引发的思考-未来中国股市涨幅？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4ODk2NjgyOA==.html
个人分类: 网上课堂|7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中国股市个体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
accumulation 2015-9-15 16:16
关键词： 非理性;过度自信;过度交易;处置效应 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中，随着金融研究的逐渐深入，出现了许多传统的金融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使得研究者开始更多的关注投资者心理因素及其偏差体现在个体决策行为上的影响。与传统金融理论在完全理性人假设下研究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不同，行为金融理论在心理学、决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投资者的有限理性。行为金融学理论突破了传统金融理论预期效用最大化和有效市场的研究范式，从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心理出发，重新审视主宰金融市场的人为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从而有效地解释了众多的市场“异象”。因此，针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框架，首先对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心理因素进行探讨，并运用行为金融学的有关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模式，然后以行为金融理论为指导，利用中国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在二级市场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发现中国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特征，并探讨其理性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在一定时期与范围内，中国股市个体投资者存在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进一步检验非理性对个体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发现交易频率对投资者的收益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并且中国股市个体投资者也存在着很严重的过度自信和处置效应现象，这也极大地损害了个体投资者的财富。最后本文主要从规范投资者投资行为以及制度建设方面，针对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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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股市回调
accumulation 2015-7-12 13:09
个人认为中国股市本次回调弊大于利。 首先，从中国股市本次回调的手段上看，在央行重大利好、政策重点支持下股市依然暴跌后，中国政府对中国股市的干预进一步加强，证监会与公安部联手抑制空头，这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在政策下严重扭曲，中国股市也进一步成为政策市；更重要的是，此次干预释放了政府进一步操纵股市的信号，不利于股市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中国股市的此轮牛熊转换上看，此轮牛市伴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低迷，信贷紧缩，导致货币宽松所释放的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而只能流入金融市场，造成中国股市的参与资金杠杆过高，形成超级牛市；此轮超级牛市的形成与宏观经济的低迷对应，造成了“经济不起，牛市不止”的局面； 第三，中国股市的牛市刺激了中国股民的蜂拥行为，进一步造成了非理性繁荣，使得股票市场的泡沫进一步膨胀；及时刺破泡沫，从长期上看，有利于中国的金融市场； 最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上看，美国金融危机是源于其过度的金融创新，如次级抵押贷款与2007年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过后，金融体系将会自我完善与升级；而中国金融市场的抵消则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过度监管，金融创新不足；诚然，适度的金融监管有利于抑制过高的金融杠杆，防止国际游资对金融市场的冲击；然而，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将导致金融创新的进一步下降，人为扭曲股票市场的趋势不利于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与进一步的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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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金融物理学导论
accumulation 2015-7-12 00:40
第一章 金融市场 第一节 金融市场简介 一、金融市场的功能与分类 二、中国股市 　第二节 有效市场假说和市场异象 　　一、市场有效性的三种形式 　　二、一月效应 　　三、月度效应 　　四、周末效应 　　五、周五兼十三号效应 　　六、节日效应 　　七、日内效应 　　八、小公司效应 　　九、均值回复 　第三节 金融物理学 　　一、金融物理学的定义 　　二、研究内容 　　三、程式化规律 第二章 价格波动的概率分布 　第一节 概率论基础 　第二节 布朗运动模型 　　一、随机游走 　二、巴舍利耶模型 　第三节 列维平稳分布 　一、帕雷托定律 　 二、列维平稳定律 　三、平稳帕雷托市场 　 四、参数估计 　五、截尾列维飞行模型 　第四节 变方差混合正态模型 　一、从属正态模型 　 二、有限方差从属模型 　三、学生氏分布模型 　 四、概率分布的演化 　第五节 幂律尾分布 　一、收益率的负三次方定律 　 二、波动率的分布 　三、其他变量的尾分布 　 四、无标度区 　第六节 拉伸指数分布模型 　一、分阶排序法 　 二、拉伸指数分布 第三章 长期记忆性和时间相关性 　第一节 分数布朗运动和自相似随机过程 　一、数学基础 　 二、模拟分数布朗运动的算法 　第二节 霍斯特分析 　一、传统的霍斯特分析 　 二、算法 第四章 金融市场的多重分形特性 第五章 金融泡沫和反泡沫的建模和预测 第六章 市场微观模型 第七章 复杂系统灾变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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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股市泡沫的临界点模型研究
accumulation 2015-7-4 15:10
股市泡沫临界点模型（LPPL 模型）是由Didier Sornette在2003年提出的对数周期性幂律模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范围内也发生了股市的崩盘，LPPL 模型在国外股票市场中得到了印证。该模型认为市场坍塌是由羊群行为与正反馈作用导致的，模型认为通过对历史股价数据进行模拟可以预测出泡沫破灭的时点，并且对投资者进行合理的投资决策与提前防范风险有指导作用。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该模型在中国市场是否适用，模型是否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和稳定性。本文首先回顾了LPPL模型的理论基础与推导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LPPL模型能够预测出崩溃点。但模拟结果不够稳定，时间窗口的改变会严重影响到预测的崩溃点。于是本文提出通过滤波、移动平均的方法进行改进，并根据LPPL模型特性探讨提高模型稳定性的试验，实证结果表明滤波和移动平均的方法都可以提高模型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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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股市暴涨，经济学原理在中国A股已经不再适用？
accumulation 2015-5-28 13:42
【论坛君】中国股市你无法去解释的时候，便只有说它是“疯牛”，这是个“泡沫”。因为这种暴涨的逻辑你无法解释，从周一的大盘指数创七年新高到周二突破4900点，而在去年沪指尚未突破2500点的时候，到3000点、4000点都是梦，如今就距离5000点只一步之遥！中国股市暴涨，经济学原理在中国A股已经不再适用？这是一个值得大多数投资者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股市持续大涨的当今，能听得进一些以市盈率、市净率来评估投资价值等等的投资常识的人已经不多了。 为了分析与说明股票是否还“值得买”，还是换一个角度来与大家一起算另外一些数字吧。 承认与不承认，除了个别蓝筹板块外，A股市场已全面泡沫化。其中创业板更是成为了泡沫空前的“创神板”。之所以称之为“创神板”，是因为除了在市场中不断诞生300元、400元、500元的“神股”之外，每天都在各个投资圈里缔造着成功捕捉到“涨停股”的股神。 这些“神迹”反过来激励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放弃理性与常识到创业板去追梦。 火热的股市能“鼓励国人创业精神”“保障国企改革成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等的这些说法没错，但疯狂至此的股市真是在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创造财富吗？我们得好好算算了： 火热的股市有着火热的成交量。近期，沪深两市每天总成交量达两万亿，按万分五的买卖双方平均交易手续费算每天20亿，交易印花税卖方千份之一共20亿，一年200个交易日算手续费加上印花税8000亿，两融余额2万多亿，一年利息共2000亿，上述各项股民共在市场一年缴交了1 万亿的巨款，也就是说，A股每年都消灭1万个亿万富翁。对比一下，而两市全部上市公司2014年的分红总共才6100亿。这样一算，就知道股市一年有多少财富被毁灭了。 建议参与其中的投资者试想想， 一个不为非但不为参与者带来财富，而且是消灭财富的市场还能持续多久？ 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每天都在捕捉涨停板，说明每天都在交易，千万不要小看交易的费用：印花税0.1%，交易买卖各0.05%，共0.2%，一年200个交易日算40%的本金就以交易费用的方式“消费”掉了。许多投资人在火热的股市中每天忙忙碌碌，一年下来，实际回报率不高，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笔者经常看圈子里转发的一些文章，为泡沫找支持的理由不下千条，归根结底，所有理由的核心只有一条“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说实在的，本人在2000年亲历纳斯达克指数5000点巅峰之时听过这话，在2007年沪指6000点的疯狂时期也听说过……. 结果如何? 大家有兴趣的话查查这些股市指数疯狂期过后的表现吧。 著名科学家牛顿在经历了“南海泡沫”的巨亏后悲叹过：他能精确计算出天体运行规律，但确实没法估计人类投机的疯狂。 人类历史上最值得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因此，历史总是在出重复。投资市场一直以来的历史就是如此。 投资者可能说，我就是要欣然享受泡沫，在泡沫中获暴利，等市场转势时，我会果断退出的。 恕我直言，说这话的投资者过于自信了。您既然明明知道这是会随时破灭的大泡沫，却让贪婪战胜自己的理性而去拥抱泡沫。到泡沫爆破之际，您能战胜自己的贪婪与恐惧而顺利逃脱吗？不可能的？至少，我在股市多轮的涨跌大潮中没有见过如此成功的高手。 而且，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现在不买这些超贵的“创神股”，不久的将来，肯定有比现在好得多的买点，因为，非理性的市场一定只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与高涨的泡沫保持距离，才是保住艰苦创造而来的财富不受损于泡沫爆破之时的投资理财正道。正道走与不走？全在自己！ 本文来源：阿尔法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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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从金融功能角度看股票期权的发展与市场影响
accumulation 2015-5-23 00:55
文/巴曙松 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如何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功能的更好发挥？顺应市场的内在发展需求，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是一个必然的方向。继股指期货推出以后，上证50ETF期权也将于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期权作为一种非线性的金融衍生品，无论是从本身的经济功能角度来看，还是从对现货市场的影响来看，预期均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 期权的风险转移功能 从风险管理的策略类型来看，主要有风险分散、风险对冲、风险规避和风险转移等四种。在现有的金融市场工具中，中国的金融市场工具应当说已基本具备实现前三种风险管理策略的主要条件，例如，风险分散可以采用基金投资组合的方式实现，风险对冲可以利用股指期货来实现，风险规避可以通过选择风险低的产品（比如债券）来实现。然而，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风险转移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期权的非线性和多样性可以允许投资者自由地选择承受的风险与转移的风险，填补中国股市缺乏风险转移的金融工具的空白。 期权买方通过支付权利金买进期权达到了转移风险的功能，而期权卖方则通过卖出期权承担风险而获取了收益。例如，持有股票现货的投资者如果担心股票市场下跌可能出现亏损，就可通过买入认沽期权的方式来转移股票的下跌风险，如果到期现货市场出现下跌，则投资者可以通过执行期权来弥补现货市场的损失。在成熟市场上，期权这一工具通常被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甚至大型实业公司当作一种特定的保险工具，用来管理和保护其现货头寸。根据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全球500强企业中超过94%的公司使用衍生品来管理和对冲经营性和系统性风险，超过30%的公司使用权益类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 股票期权相比其他风险管理工具具有更为精准的功能优势，在股票期权推出之后，未来中国金融市场上的股票期权的标的物范围可以发展得更广泛，对于单个股票或者少数股票组合的保护能力更强，若投资者持有大量头寸的单一或少数股票，则股票期权将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二. 期权的增强收益功能 期权不仅可以作为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帮助投资者转移风险，也可以作为投资工具来增强投资者的收益。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养老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往往长期持有大量的股票，通过采取备兑开仓策略（即在持有股票现货的基础上卖出认购期权的投资策略）可以起到增强收益的效果。当股票市场下跌时，备兑策略可以用权利金平滑损失；当股票市场上涨缓慢时，备兑策略也可以通过权利金来增强收益，股票期权的推出将为投资者（特别是长期资金）提供重要的风险和收益管理工具。 具体来说，BXM指数是由CBOE在2002年推出的、用于衡量一个资产组合的潜在总收益的指数，该组合为买入一个标普500指数股票组合的同时，卖出一个标普500指数看涨期权。从美国过去十年的表现看，表示备兑策略的BXM指数表现长期好于标普500指数，这也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期权在长期可以发挥的优化收益的功能。 三. 期权的价格发现功能 从一定意义上说，期权代表的是投资者对市场未来的看法，期权的双向交易等特点可以实现现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衍生品市场投资者一般可以分为投机者、套利者和套保者等。对于投机者，他们进入市场的主要目的是盈利，会尽可能多地搜集和评估市场信息以预测现货市场的未来趋势，从而利用衍生品市场的杠杆功能放大盈利；对于套利者，他们将尽可能捕捉市场中期权合约的价格偏离机会，并进行套利；对于套保者，为了确定套保头寸和套保程度，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套保所花费的费用，他们也要对市场未来趋势做一定程度的判断。 当投机者、套利者和套保者的角逐达到市场平衡时，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合理价格得以形成，这个价格成为当下和未来市场趋势的一个判断参考。比如，当现货市场或衍生品市场的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投机者可以利用现货和衍生品工具构建无风险套利组合得以盈利，直到现货和衍生品价格回归理性；当现货市场被爆炒时，投机者可以利用衍生品市场的认沽功能来实现套利，最终现货市场回归理性。因此，期权有利于提高现货市场价格发现效率和稳定性。需要注意的是，一份期权合约，有卖方也有买方，多头和空头均是对立统一而同时存在的，并不能片面的被认为就单纯是做多或做空的工具。 四. 期权不会对现货市场资金形成分流压力 成熟市场的实际经验表明，相较于现货市场的资金交易规模，期权市场对资金的占用比例小得多。有学者通过研究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期权发现，交易所在选择期权合约标的时会更倾向于一些交易量大、市值大的标的，相对于标的正股的交易额和市值，期权的交易额并不高，期权交易并不会对现货市场资金形成过大的分流压力。《南森报告》通过对比美国衍生品与现货的市场规模发现，期权投资者的规模大约仅是现货投资者规模的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期权的推出并不会造成对现货市场的资金分流。 此外，股票期权的推出有利于形成现货和衍生品联通的多层次市场，逐步建立的衍生品市场可以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进行现货交易，对于改善现货市场流动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体来看，股票期权并不单纯是做空或者做多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风险转移特点的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有助于促进现货价格回归理性、改善其流动性。作为一种新的基础性的金融衍生品工具，股票期权的推出预示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具有更好的市场条件。（完）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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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罗伯特希勒主要成就
accumulation 2015-3-7 21:15
希勒教授认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许多实体经济风险，例如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提高、通货膨胀率升高乃至个别地区或工业部门的衰落，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并能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处理的数据库系统构成了金融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超强数据库的帮助下，全球市场中的所有交易风险以及各种获利机会都会及时得到反应，并从此创造出新型的金融工具。然后人们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些新型工具来分散和化解这些实体经济风险。 当年凭借基本面分析、以一部《 非理性繁荣 》准确预测 Robert J. Shiller 罗伯特·希勒 了互联网泡沫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教授近来对全球主要股票市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通过数十年的历史数据分析，Shiller教授发现，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与该国GDP之比是一个良好的市场估值指标：当比率低于50%，市场显著低估；比率介于50%-75%，市场温和低估；比率在75%-90%时市场估值合理，高于90%则高估。当前A股市值仅占去年GDP的45.2%，属于显著低估。对于市场预期收益率，教授根据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速、分红水平和股市估值变化等因素，得出中国股市的预期收益率为30.1%！ 除了治学著书之外，席勒教授也乐于把他的理念应用于实践。身为创始人之一，罗伯特教授还与艾伦·威斯先生共同创办了卡魏施有限公司(Case Shiller Weiss，Inc)，该公司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是一家致力于研究房地产市场中房地产价格指数以及自动估价模型的公司。 2002年，该公司由Fiserv收购并更名为Fiserv CSW。1999年，他还曾与艾伦·威斯先生建立了宏观证券研究有限公司(Macro Securities Research LLC)，该所拥有Macro Financial和Index Science两家附属机构，它以促进非寻常风险证券化为目标。 希勒在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统计方法以及市场道德判断、公共选择等方面，著作颇丰。 1989年写的《 市场波动 》（Market Volatility，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面对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1993年写的《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Macro Markets: Creating Institutions for Managing Society’s Largest Economic Risks，由 剑桥大学出版社 出版) 提出了多种新的风险管理合同，如国民收入或不动产期货合同，这将会引领一场适应现代人生活水平的风险管理领域的新的革命，此书获得1996年 美国教师保险与年金协会-大学退休证券基金 （TIAA-CREF）萨缪尔森奖项；另一本书，他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 非理性繁荣 》(Irrational Exuberance，2000年由 普林斯顿大学 出版社出版，2001年由 百老汇 图书出版)介绍和分析了投机泡沫的有关内容，对1982年以来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做出了特别关注，并获得了2000年共同基金（Commonfund）奖项，被纽约时报评为非科幻类最畅销书，并于2005年以十五种文字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的股票市场在 新经济 神话的刺激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在投资者高涨的投资热情刺激之下，美国股票市场的 道琼斯指数 、 标准普尔500指数 以及 纳斯达克指数 不断创造历史新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希勒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表面繁荣背后所隐藏的危机。 在2000年，希勒教授推出了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新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2000年由 普林斯顿大学 出版社出版，其中译本于2001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希勒教授比较了美国近140年来股票市场 市盈率 (P/E)的变化情况，指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美国股票市场指数大幅上涨是脱离实际经济运行的反常现象。他进一步详细的分析了导致这种非。然而就在这本书问世之际，美国股市发生了巨震，2000年3月初， 道琼斯指数 在短短几周之内由历史最高点记录11700点下跌了近20%，同时纳斯达克指数也遭受了重创，由2000年3月24日的5078点跌至4月17日的3227点，其跌幅超过30%。 此时公众对《非理性繁荣》兴趣大增，争相购买。与此同时，《 商业周刊 》、《纽约人》、《 纽约时报 》以及《 金融时报 》等媒体对此书也大加赞赏，纷纷发表正面评论。此书还被《 纽约时报 》》评为当年非小说类最畅销书。而作者希勒教授也就此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在短短的两周之内，他频频在 CNN 、ABC以及PBC等电视网的王牌财经节目中露面。这本书书名的由来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希勒教授和他的一位同事向当时的 美联储 主席格林斯潘汇报了他们对于股市的悲观预期。两天后， 格林斯潘 在那篇引起广泛注意的著名演讲中首次使用了“非理性预期”一词来表示他对当时股票市场情况的担心。 在《 非理性繁荣 》获得成功之后，希勒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宏观也更为复杂的问题之上——那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金融应当向何处发展？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 金融新秩序 ：二十一世纪的风险》中希勒教授给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书中，希勒教授首先向世人提出了警告：当前的社会中对于股票市场存在着过度的迷信，每个人都在梦想着通过 股票市场 来赚取财富。然而，这种对股票市场的过分迷信只会助长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这本书主要分析了金融、保险、公共财政在我们未来生活中的广泛影响，以八种文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3、2004年两度发行。 希勒的警告中包含这样一个经常为世人所忽视的涵义——即股票市场是不稳定的，股价的时涨时落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从其中获得稳定的受益；同时由于股票市场吸引了人们过多的注意力，因而人们不可避免对于一些实体经济中的因素缺乏必要的关注，比如说我们的 人力资本 给我们带来的收入或者是自身拥有的房地产带来的收入等。这些因素都属于 实体经济 的范畴，对我们生活质量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随着 经济全球化 进程的不断加深，这些实体经济因素面临的风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大。通过《金融新秩序：二十一世纪的风险》这本书，罗伯特希勒以他的远见卓识为我们提供化解这些实体经济因素风险的药方。 事实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这些经济不确定因素的牺牲品。这些实体经济风险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住宅、我们的社区乃至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 然而，我们目前的 金融体系 安排(我们也可以称其为 金融秩序 )对于这些风险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提出了六种方案，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高级金融理论来化解这些实体经济风险，从而构建二十一世纪金融新秩序。在希勒教授的设想中，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并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处理的数据库系统构成了金融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超强数据库系统的帮助下，全球市场中的所有交易风险和以及各种获利机会都会及时的得到反应，并从此创造出新型的金融工具。然后，人们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些新型金融工具，来分散和化解这些实体经济风险。 希勒教授的这种设想类似于保险，这两者都是通过金融交易让更多的人来共同承担风险，然而希勒教授要化解的风险都是当前的保险业不敢涉足的领域。这种大胆的想法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别忘了，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时的人们不也是对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设想嗤之以鼻吗？ 这本书同样也得到了经济学理论界的一致好评，2001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教授称赞这本书“无疑是在这个重要的领域内最重要的工作”，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比德伯恩斯坦则对希勒教授在书中表现出的经济学技巧和非凡远见赞不绝口。 然而最能够给我们以启发的评论则来自另一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 乔治·阿克尔洛夫 ，“在《金融新秩序》中，他(希勒教授)告诉我们金融新秩序是如何通过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来改善每一个人的状况。无论是富有者， 中产阶级 还是贫困者，他们都可以享受新金融秩序带来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为我们指明了二十一世纪金融发展的方向。” 《金融与好的社会》是罗伯特·希勒的最新著作，可以说是罗伯特·希勒的集大成之作。首席执行官、投资经理、银行家、投资银行家、放贷者、交易员、做市商、保险商、市场设计者、金融工程师、衍生品供应商、律师、金融顾问、游说者、监管者、会计师、公共商品融资商、政策制定者，这些你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角色，在希勒的这本书里都会娓娓道来——你可以透彻地了解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本书既不是对金融界的赞歌，也没有痛陈金融弊病，而是把金融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是非功过，自有客观评述。 除了治学著书之外，希勒教授也乐于把他的理念应用于实践。他目前是卡魏施有限公司(Case Shiller Weiss，Inc)的创始人之一 ，该公司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是一家专事经济学研究和信息工作的公司；同时也是宏观证券研究有限公司(Macro Securities Research LLC)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以促进非寻常风险证券化为目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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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双重不对称性及其解释 Matlab程序
stanleyjunjun 2013-9-20 13:37
有很多同学来信要求提供这篇文章以及此前几篇文章的Matlab程序，这里公开《金融研究》上发表论文的程序，这个程序比较成熟。不过程序也还要使用者自己调试并完善，本文程序仅供参考，不确保一定正确，如果使用本文程序所有的风险请自担。 stanleyjunjun@163.com 发表于：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双重不对称性及其解释——基于MS-TGARCH模型的MCMC估计和分析，金融研究 2011.03， 第138-152页。 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双重不对称性及其解释 —— 基于 MS-TGARCH 模型的 MCMC 估计和分析 朱钧钧 谢识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应用 MCMC 方法估计了上证综指的 MS-TGARCH 模型，并得出中国股市的波动率存在双重不对称性。其一，每个波动状态中，中国股市的波动率都存在不对称性，其中高波动状态的波动率对正向冲击的反应显著大于负向冲击，而低波动状态则刚好相反；其二，不同状态之间，中国股市波动率的不对称性刚好相反，并且高波动状态伴随着显著大于 0 的平均收益率，而低波动状态的平均收益率显著小于 0 。这种双重不对称性显著区别于国外股市。至于中国股市上述独特特征的形成原因，本文从投资者心理和行为角度，联系中国股市的交易制度设计和做空机制的缺乏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 马尔可夫转换模型 股市波动率 MCMC 方法 JEL 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朱钧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谢识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感谢复旦大学（教育部）金融创新研究生开放实验室创新项目基金资助，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本文的第一版在厦门的第 10 届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交流过，感谢与会专家的点评，文责自负。 %------------------------------------------------------------------------------ % Main Code %------------------------------------------------------------------------------ clc data = load('SEIweek200910.txt'); y = log(data(312:end,7))-log(data(311:end-1,7)); T = size(y,1); x = ones(T,1); sn = 2; % number of state nk = 1; % regressor number in mean equation np = 1; % p-term in GARCH % prior for parameters pi_pri = ; % prior for pi distrib = 'tdistrib'; indexSwitch =0; m=100; % grid points % choose starting values % P= ; %spec = garchset('distribution', 'T','p',0,'q',3); % = garchfit(spec,y); %garchdisp(coeff,errors) % coeff.C = ; coeff.K = 0.00015; coeff.ARCH = % default model: y(t) = C +e(t); h(t) = K + GARCH*h(t-1) + ARCH*e(t-1)^2 % first try, after checking for GARCH % beta = ; % a0 = ; % % a1 = ; % a2 = ; % after 1000 simulation beta = ; a0 = ; % a1p = ; a1n = ; b1 = ; v = 5; var_err = y.^2; beta_1min = -0.002; beta_1max = 0.022; beta_1step = (beta_1max - beta_1min)/m; beta_2min = -0.02; beta_2max = 0.008; beta_2step = (beta_2max - beta_2min)/m; a0_1min = 8e-06; a0_1max = 3e-04; a0_1step = (a0_1max - a0_1min)/m; a0_2min = 4e-06; a0_2max = 4e-04; a0_2step = (a0_2max - a0_2min)/m; a1p_1min = 0.01; a1p_1max = 0.8; a1p_1step = (a1p_1max - a1p_1min)/m; a1p_2min = 0.01; a1p_2max = 0.6; a1p_2step = (a1p_2max - a1p_2min)/m; a1n_1min = 0.01; a1n_1max = 0.6; a1n_1step = (a1n_1max - a1n_1min)/m; a1n_2min = 0.01; a1n_2max = 0.6; a1n_2step = (a1n_2max - a1n_2min)/m; b1_1min = 0.3; b1_1max = 0.95; b1_1step = (b1_1max - b1_1min)/m; b1_2min = 0.4; b1_2max = 0.95; b1_2step = (b1_2max - b1_2min)/m; v_min =2.3; v_max = 20; v_step = (v_max - v_min)/m; % save result as beta_ = ; a1p_ = ; b1_ = ; P_ = ; prob = zeros(T,1); S_ = ; % switching number, sm: (T-1)*2 tm=zeros(sn,sn); % total number for im=1:sn for jm=1:sn tm(im,jm)=size(sm(sm(:,1)==im sm(:,2)==jm,:),1); % total number of each transition from i state to j state end rr = pi_pri(im,:)+tm(im,:); P_draw = chi2rnd(2*rr); P(im,:)=P_draw./repmat(sum(P_draw,2),1,sn); % P(im,:)=draw_dirichlet(1,sn,pi_pri(im,:)+tm(im,:),0); % rm: prior for number of state transition (ij) end %--------------------------------------------------------------------- %Specify the number of replications nburn=0; %number of burnin replications nrep=30000; %number of retained replications ntotal=nburn+nrep; %%%%%%%%%%%%%%%%%%%%%%%%%%%%%%%%%%%%%%%%%%%%% Now start Gibbs loop %%%%%%%%%%%%%%%%%%%%%%%%%%%%%%%%%%%%%%%%%%%%%%%%% for i = 1:ntotal completion_process=i/ntotal %------------------------------------------------------- % Griddy Gibbs a0(1) griddy = 'a0_1'; param = ; % for case of t distribution; plot(a_d, like)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a0_1min, a0_1step); a0(1) = griddy_out; % a0(1) = max_out; %------------------------------------------------------- % Griddy Gibbs a0(2) griddy = 'a0_2';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a0_2min, a0_2step); a0(2) = griddy_out; % a0(2) = max_out; %----------------------------------------------------------------------- % Griddy Gibbs a1(1) griddy = 'a1p_1';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a1p_1min, a1p_1step); a1p(1) = griddy_out; %----------------------------------------------------------------------- % Griddy Gibbs a1(2) griddy = 'a1p_2';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a1p_2min, a1p_2step); a1p(2) = griddy_out; %----------------------------------------------------------------------- % Griddy Gibbs a1(1) griddy = 'a1n_1';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a1n_1min, a1n_1step); a1n(1) = griddy_out; %----------------------------------------------------------------------- % Griddy Gibbs a1(2) griddy = 'a1n_2';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a1n_2min, a1n_2step); a1n(2) = griddy_out; %----------------------------------------------------------------------- % Griddy Gibbs a2(1) griddy = 'b1_1';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b1_1min, b1_1step); b1(1) = griddy_out; %----------------------------------------------------------------------- % Griddy Gibbs a2(2) griddy = 'b1_2';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b1_2min, b1_2step); b1(2) = griddy_out; %------------------------------------------------------ % Griddy Gibbs Sampling beta(1) griddy = 'beta_1';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beta_1min, beta_1step); beta(1) = griddy_out; % beta(1) = max_out; %------------------------------------------------------ % Griddy Gibbs Sampling beta(2) griddy = 'beta_2';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beta_2min, beta_2step); beta(2) = griddy_out; griddy = 'v'; param = ;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v_min, v_step); v = griddy_out; %-------------------------------------------------------------------- %draw S conditional on rest %-------------------------------------------------------------------- tau = 1; dif_like = MSGARCH_3_S(y, x, S, param, distrib, tau+1); post_S1 = P(1,S(tau+1)); post_S2 = P(2,S(tau+1)); post_S1N = post_S1*dif_like/(post_S1*dif_like + post_S2); %post_S2N = post_S2/(post_S1+post_S2); random_S = rand; if random_S = post_S1N S(1) = 1; else S(1) = 2; end prob(1) = post_S1N; for tau = 2:T-1 dif_like = MSGARCH_3_S(y, x, S, param, distrib, tau); post_S1 = P(S(tau-1),1)*P(1,S(tau+1)); post_S2 = P(S(tau-1),2)*P(2,S(tau+1)); post_S1N = post_S1*dif_like/(post_S1*dif_like + post_S2); % post_S2N = post_S2/(post_S1+post_S2); random_S = rand; if random_S = post_S1N S(tau) = 1; else S(tau) = 2; end prob(tau) = post_S1N; end tau = T; dif_like = MSGARCH_3_S(y, x, S, param, distrib, tau); post_S1 = P(S(tau-1),1); post_S2 = P(S(tau-1),2); post_S1N = post_S1*dif_like/(post_S1*dif_like + post_S2); % post_S2N = post_S2/(post_S1+post_S2); random_S = rand; if random_S = post_S1N S(T) = 1; else S(T)=2; end prob(tau) = post_S1N; % for tau = 2:T-1; = S_Post_mixS2b(y, x, beta, S, a0, a1, a2, tau+1, lamda); end % plot(dif_like_tau) %-------------------------------------------------------------------- %draw P conditional on S %-------------------------------------------------------------------- % P=zeros(sn,sn); sm= ; % switching number, sm: (T-1)*2 tm=zeros(sn,sn); % total number for im=1:sn for jm=1:sn tm(im,jm)=size(sm(sm(:,1)==im sm(:,2)==jm,:),1); % total number of each transition from i state to j state end rr = pi_pri(im,:)+tm(im,:); P_draw = chi2rnd(2*rr); P(im,:)=P_draw./repmat(sum(P_draw,2),1,sn); % P(im,:)=draw_dirichlet(1,sn,pi_pri(im,:)+tm(im,:),0); % rm: prior for number of state transition (ij) end %------------------------------------------------------- %identification constraint %------------------------------------------------------- % desired result: a_1 a_2 a_3 indexconstraint = beta(1) beta(2); % to fix state 1 as low violatility state % indexconstraint = P(1,1)P(2,2); % not good % indexconstraint = a0(1) a0(2); % sounds good % indexconstraint = b(1)b(2); if indexconstraint indexSwitch=indexSwitch+1; ndxv= ; beta=beta(ndxv); a0 = a0(ndxv); a1p = a1p(ndxv); a1n = a1n(ndxv); b1 = b1(ndxv); P=P(ndxv,ndxv); S=3*ones(T,1) - S; end %----------------------------------------------------- % save accepted draw after burn-in replications %----------------------------------------------------- if inburn beta_ = ; a0_ = ; a1p_ = ; a1n_ = ; b1_ = ; v_ = ; Pvec = ; P_ = ; prob_ = ; S_ = ; end end MS9.P=P; MS9.P_=P_; MS9.S=S; MS9.beta_=beta_; MS9.a0_=a0_; MS9.a1p_=a1p_; MS9.a1n_=a1n_; MS9.b1_=b1_; MS9.v_ = v_; MS9.S_ = S_; % disp('indexSwitch') indexSwitch % disp('nswitch1') figure(1) subplot(321); plot(beta_) title ('convergence of beta'); subplot(322); plot (a0_); title('convergence of a0 term') subplot(323); plot(a1p_) title('convergence of ARCH term') subplot(324); plot(a1n_) title('convergence of ARCH term') subplot(325); plot(b1_) title('convergence of GARCH term') subplot(326);plot(v_); title('convergence or v') proc = 0.2; disp('mean and std of beta') for tt = 1:2 end disp('mean and std of volatility param') for tt = 1:2 end %------------------------------------------------------------------------ % function sum_log_like %------------------------------------------------------------------------ function sum_log_like = MSGARCH_3_Post(y, x, S, param, distrib) T = size(y,1);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case 'tdistrib'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v = param(6,1); end e = y - x.*beta(S); h = zeros(T,1); % h(1) = 0.5*sum(a0)/(1-0.5*sum(a1)-0.5*sum(a2)); % can produce complex value if S(1) == 1 h(1) = 3*a0(1); else h(1) = 3*a0(2); end for t = 2:T h(t) = a0(S(t)) + a1p(S(t))*(e(t-1)0)*(e(t-1)^2) + a1n(S(t))*(e(t-1)0)*(e(t-1)^2) + b1(S(t))*h(t-1); end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log_like = - 0.5*log(2*pi) - 0.5*log(h) - 0.5*(e.^2)./h; case 'tdistrib' log_like = log(gamma(0.5*(v+1))) - log(gamma(v/2)) - 0.5*log(v*pi*h) - (v+1)/2*log(1+(e.^2)./(v*h)); end sum_log_like = sum(log_like); %---------------------------------------------------------------------------- % function MSGARCH_3_Griddy %---------------------------------------------------------------------------- function = MSGARCH_3_Griddy(y, x, S, param, distrib, griddy, m, a_min, a_step) a_d = zeros(m,1); sum_log_like = zeros(m,1);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case 'tdistrib'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v = param(6,1); end for i = 1:m a_draw = a_min + i*a_step; switch griddy case 'beta_1' beta(1) = a_draw; case 'beta_2' beta(2) = a_draw; case 'a0_1' a0(1) = a_draw; case 'a0_2' a0(2) = a_draw; case 'a1p_1' a1p(1) = a_draw; case 'a1n_1' a1n(1) = a_draw; case 'a1p_2' a1p(2) = a_draw; case 'a1n_2' a1n(2) = a_draw; case 'b1_1' b1(1) = a_draw; case 'b1_2' b1(2) = a_draw; case 'v' v = a_draw; end a_d(i) = a_draw;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param = ; sum_log_like(i) = MSGARCH_3_Post(y, x, S, param, distrib); case 'tdistrib' param = ; sum_log_like(i) = MSGARCH_3_Post(y, x, S, param, distrib); end end like = exp(sum_log_like-max(sum_log_like)); a_cdf = zeros(m,1); a_cdf(1) = like(1); for i = 2:m; a_cdf(i) = a_cdf(i-1) + like(i); end; a_cdfn = a_cdf./a_cdf(m); a_c = rand; = min(abs(a_c - a_cdfn)); if index == 1 | index == m; griddy_out = a_d(index); else if a_c a_cdfn(index) | a_c == a_cdfn(index) griddy_out = (a_d(index)-a_d(index-1))*(a_c - a_cdfn(index-1))/(a_cdfn(index) - a_cdfn(index-1)) + a_d(index-1); else index = index +1; griddy_out = (a_d(index)-a_d(index-1))*(a_c - a_cdfn(index-1))/(a_cdfn(index) - a_cdfn(index-1)) + a_d(index-1); end end %----------------------------------------------------------------------- % function MSGARCH_3_S %----------------------------------------------------------------------- function = MSGARCH_3_S(y, x, S, param, distrib, tau) T = size(y,1);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case 'tdistrib'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v = param(6,1); end S(tau) = 1; e1 = y - x.*beta(S); h1 = zeros(T,1); if S(1) == 1 h1(1) = 3*a0(1); else h1(1) = 3*a0(2); end % switch S_tau % not work well % case 'S_1tau' % % h(1) = a0(1)/(1-a1(1)-a2(1)); % in case of negative (1-a1-a2) % h(1) = 2*a0(1); % case 'S_2tau' % h(1) = a0(2)/(1-a1(2)-a2(2)); % h(1) = 2*a0(2); % end for t = 2:T h1(t) = a0(S(t)) + a1p(S(t))*(e1(t-1)0)*(e1(t-1)^2) + a1n(S(t))*(e1(t-1)0)*(e1(t-1)^2) + b1(S(t))*h1(t-1); end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log_like1 = - 0.5*log(2*pi) -0.5*log(h1(tau:T)) - 0.5*(e1(tau:T).^2)./h1(tau:T); sum_log_like1 = sum(log_like1); log_like_tau1 = - 0.5*log(2*pi) -0.5*log(h1(tau)) - 0.5*(e1(tau).^2)./h1(tau); case 'tdistrib' log_like1 = log(gamma(0.5*(v+1))) - log(gamma(v/2)) - 0.5*log(v*pi*h1(tau:T)) - (v+1)/2*log(1+(e1(tau:T).^2)./(v*h1(tau:T))); sum_log_like1 = sum(log_like1); log_like_tau1 = log(gamma(0.5*(v+1))) - log(gamma(v/2)) - 0.5*log(v*pi*h1(tau)) - (v+1)/2*log(1+(e1(tau).^2)./(v*h1(tau))); end S(tau) = 2; e2 = y - x.*beta(S); h2 = zeros(T,1); if S(1) == 1 h2(1) = 3*a0(1); else h2(1) = 3*a0(2); end for t = 2:T h2(t) = a0(S(t)) + a1p(S(t))*(e2(t-1)0)*(e2(t-1)^2) + a1n(S(t))*(e2(t-1)0)*(e2(t-1)^2) + b1(S(t))*h2(t-1); end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log_like2 = - 0.5*log(2*pi) -0.5*log(h2(tau:T)) - 0.5*(e2(tau:T).^2)./h2(tau:T); sum_log_like2 = sum(log_like2); log_like_tau2 = - 0.5*log(2*pi) -0.5*log(h2(tau)) - 0.5*(e2(tau).^2)./h2(tau); case 'tdistrib' log_like2 = log(gamma(0.5*(v+1))) - log(gamma(v/2)) - 0.5*log(v*pi*h2(tau:T)) - (v+1)/2*log(1+(e2(tau:T).^2)./(v*h2(tau:T))); sum_log_like2 = sum(log_like2); log_like_tau2 = log(gamma(0.5*(v+1))) - log(gamma(v/2)) - 0.5*log(v*pi*h2(tau)) - (v+1)/2*log(1+(e2(tau).^2)./(v*h2(tau))); end dif_log_like = sum_log_like1 - sum_log_like2; dif_like = exp(dif_log_like); dif_like_tau = exp(log_like_tau1 - log_like_tau2); %------------------------------------------------------------------------------------ % function MSGARCH_3_PlotSurf %------------------------------------------------------------------------------------ function = MSGARCH_3_PlotSurf(y,x,S,param,griddy, distrib,m,hor_min, hor_step, ver_min, ver_step) T = size(y,1);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case 'tdistrib' beta = param(1,:)'; a0 = param(2,:)'; a1p = param(3,:)'; a1n = param(4,:)'; b1 = param(5,:)'; v = param(6,1); end sum_log_like = zeros(m,m); for i = 1:m ver_draw = ver_min + (i-1)*ver_step; for j = 1:m hor_draw = hor_min + (j-1)*hor_step; switch griddy case 'beta' beta(1) = hor_draw; beta(2) = ver_draw; case 'a0' a0(1) = hor_draw; a0(2) = ver_draw; case 'a1p' a1p(1) = hor_draw; a1p(2) = ver_draw; case 'a1n' a1n(1) = hor_draw; a1n(2) = ver_draw; case 'b1' b1(1) = hor_draw; b1(2) = ver_draw; end e = y - x.*beta(S); h = zeros(T,1); % h(1) = 0.5*sum(a0)/(1-0.5*sum(a1)-0.5*sum(a2)); % can produce complex value if S(1) == 1 h(1) = 3*a0(1); else h(1) = 3*a0(2); end for t = 2:T h(t) = a0(S(t)) + a1p(S(t))*(e(t-1)0)*(e(t-1)^2) + a1n(S(t))*(e(t-1)0)*(e(t-1)^2) + b1(S(t))*h(t-1); end switch distrib case 'normal' log_like = - 0.5*log(2*pi) - 0.5*log(h) - 0.5*(e.^2)./h; case 'tdistrib' log_like = log(gamma(0.5*(v+1))) - log(gamma(v/2)) - 0.5*log(v*pi*h) - (v+1)/2*log(1+(e.^2)./(v*h)); end sum_log_like(i,j) = sum(log_like); end end ver = zeros(m,1); hor = zeros(m,1); for ii = 1:m ver(ii) = ver_min + (ii-1)*ver_step; hor(ii) = hor_min + (ii-1)*hor_step; end like = exp(sum_log_like - max(max(sum_log_like))*ones(m,m));
个人分类: Bayesian Econometrics|73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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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阁主人 2013-1-15 19:28
中国股市九大传奇人物一 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 滚滚大盘无定数，涨跌淘尽英雄，成败输赢转头空，股市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不能否认，每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 盘点中国股市的草莽英雄，尽管终归平淡，但他们无一不让管理层焦头烂额，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 曾经，国内最大、战无不胜的万国证券，一日而亡，震惊中外，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称1995年2月23日此一天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为此，从本期开始，我将带你去缅怀这些“英雄”，尽管时代变迁，但市场却还是那个市场，且让我们以更大的视角来观察股市，淡看涨跌。本期人物：管金生 人物简介：如果说中国股市存在大鳄的话，那么当年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无疑要算现在这些大鳄的鼻祖。管金生生在红旗下，喝过洋墨水，拥有比利时的两个硕士学位，当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被誉为“证券教父”。 1947年5月19日，管金生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一个穷僻的小山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后赴比利时留学深造。 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并表现出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的极大兴趣。 管金生为此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在上交所的建立过程中，管金生功不可没。 当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当时银行，财政，计委，经委各个部门都拉出来，进行免费的培训，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一句话，他前半生办了两件震撼业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一是创办万国证券，二是制造国债期货“327事件”。 管金生有这样一段话：“我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服输，读研究生不服输，在国外拿学位不服输……”。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永不服输的性格，带来了他的灭顶之灾。 人物语录：谁在这个时候离开市场，那才是真正的赢家，而如果依然留在市场上，这些赢来的钱一点点都要还掉的。但是人性的弱点是很难战胜的，很少有人会抵制诱惑离开市场，因此股市上也很少有真正的赢家…… 中国“证券教父”生死录 1995年2月23日，对于众多证券市场大鳄来说，这是难以忘怀的一天。这一天，资本市场出现了一场大厮杀。有人从此发家，有人锒铛入狱……然而，它留给世人的却是无尽的回味与思考。 对赌中经开，老管失算 1993年10月25日，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1994年10月以后，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并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对327国债期货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327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应于1995年6月到期。 当时存在两大阵营，一是以万国证券为首的做空阵营，另外是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公司（简称中经开，有财政部背景的公司）为首的做多阵营。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这意味着宣判空头死刑。但管金生孤注一掷，拼死抵抗，试图以王自益己的顽强来动摇多方的信心。但事情正相反，万国证券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 事实上，关于提高利率的传言一直不断，但市场人士一笑了之，认为这是多头借助其财政部背景散布的谣言。管理层岂能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的玩笑，全天下哪听过儿子炒期货，当官的老爸拿国家公器给儿子帮忙的道理！ 管金生也认为，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割肉往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327”多空开仓量太大了！按照交易所惯例，交易所极可能协调多空双方安排协议平仓（减仓），看这场好戏如何收场。 然而，这次他竟赌错了。他的做多对手是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隶属于财政部。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327国债将以148.5元兑付。 消息一经得到核实，327国债的市价就开始一路上涨，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公司率领的多方，借利好掩杀过来，用80万口将前日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下午攻到151.98元。随后万国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上涨了3.77元！这时候，管金生手中握有大笔327期货合同，每上涨1元，就意味着他将赔进10多亿元。 “老管”的请求 2月23中午12点多，“老管”来找“小尉”，提出了三个“帮忙”的请求。“老管”和“小尉”是管金生和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之间的相互称呼。 “你能帮我忙吗？”管金生问。 “什么事儿你说吧” 　　“能不能给我增加点持仓量？” “40万口是统一规则，要我单独给你增加，这不行！” “你怎么了？”尉文渊进一步追问。 “我可能超出了一些仓位。” “那就赶紧平仓！你怎么超仓的？” “你别问了，我是向其他证券公司借了一些仓位。” “赶紧平仓！这个别跟我商量。” 管金生的第一个要求被尉文渊拒绝了。实际上，当时万国的持仓已远远超过40万口的规定。 “第二个事情你能不能帮我忙？” “你说吧。” “交易所能不能发个通知？” “什么通知？” “就说到现在为止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 听到这一句，尉文渊蒙了。 没有接到文件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交易所没有权利发出这种模棱两可的通知，由此趟入多空争执的浑水。 尉文渊想，如果此通知一出，作为“三公”原则的铁定遵守者——交易所因此会被推上很尴尬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一要求再次被拒绝了。 “那能不能把交易停下来？”管金生第三次发难。 “老管，我有什么理由把交易停下来？再拿什么理由恢复交易？什么时候恢复交易？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做？” 此时的尉文渊心里明白，交易所没有任何理由对市场传闻做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理由停止下午的国债期货交易。即便是“327”事件当晚，财政部国债司还打电话过来，要求保证第二天正常交易。 疯狂举动震惊管理层 随后，被逼到死角的管金生急红了眼，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价格打回去，16时22分13秒，临近收盘8分钟，空头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 屏幕上，最后8分钟的图形是个直陡陡的悬崖。 管金生的疯狂举动，终于让管理当局无法容忍。在这一天的攻防中，万国放出上千亿元的卖单，这至少需要100亿元的保证金，它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本保证，毫无顾忌的违规操作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当晚，上交所受命宣布，16点22分13秒之后——也就是管金生用天单压盘的那一刻前——的交易是异常的，经查是万国证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此后的所有327交易均被宣布无效。试图虎口夺食的管金生终于被老虎咬住了，当时的局势是，如果按147.4元的收盘价计算，万国在327国债期货交易中盈利10多亿元，而按上交所后来的决定，万国则巨亏60亿元。而这60亿巨象倒下以及国家补贴的16亿，被群狼吞食，造就一批千万亿万富翁。 此后的结局是，国债期货被叫停，管金生入狱17年。次年7月16日，申银、万国两证券公司合并。有人入狱，有人爆发，有人遭追杀，也有人离奇死亡．．．．．． 钱不压势，顺势才是硬道理 后来据有关部门调查，中经开是2月9日进场直到2月23日“327”事件时一直做多。对2月9日入场做多的中经开，据说调查组同样进行了“为何做多”的质询，但每个明眼人从背景中皆看得出问题： 当时中经开的董事长刚从财政部副部长的位置退下，总经理则是财政部综合司司长。中经开选择2月9日入场做多，据透露，当时贴息的方案已制订完毕。至今仍有人在质疑财政部为何在此时要加息呢？　　事后，很多证券专家承认，“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升息，而且一升就是5个百分点。”至于市场上的多空绞杀更是失去约束，双方都在保证金不足、恶意操纵价格等方面存在诸多的违规行为。 不过，也有人评论：“在中国做股票一定记住钱不压势。” 何谓“钱”？怎样才有“势”？ 2000年结识接任中经开公司总裁的姜继增，听老姜讲，在327国债交投中，中经开公司自营并没有赚到多少钱。那么中经开做多大旗下获利几十亿元的多方阵营，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赚得肚满肠肥呢？ 江湖上传有当时的中经开工作人员赚了数千万元后便辞职下海，还传当时中经开证券部的负责人被莫名人刺伤胸部后退隐证券界，还传中经开的主操盘手下海组建私募基金，在2000年的行情中八面威风。 当然，历史终究会解开这一谜团的，但不是现在。 昔日教父今安在呢？ 由于身体状况，政府于2003年批准管金生“保外就医” 去年5月中旬，在参加罹难山友、申万证券研究所董事长、管金生老部下庄东辰的遗体告别仪式前，见到了假释出狱的管金生。曾经沧海后的平和反映在他朗润的面颊上，问及十几年前的事情，他笑吟吟地点头不语，似乎恍若隔世，丝毫看不出十几年前的威猛与强悍。管金生是学法国文学的硕士，有文学滋养的人似乎更可能适时地知天命罢。 不过可以说，管金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拓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驱，他值得我们所有的投资人向他致敬。 管金生的失败有他性格上的缺陷，往往不服输的人输的最惨，尤其在金融这个圈子里一定要学会认输，否则总有一天你讲消失在这个市场中。我们往往会听到很多老的投资人会说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幸运的，至少还活着”。对，只要还活着总有机会。希望广大博友能体会到其中的意义。 关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本人在此就不多加评判了，不过可以说一句，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跟着党走，跟着政策走才会有大的发展，顺势而为，不要成为市场的牺牲品。股市内幕重重，黑暗无比，让我们一起在这黑暗的征途上慢慢的前行吧。 中国股市传奇人物二 资本大鳄唐万新 唐万新，曾经是资本市场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但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 他白手起家，从照相店老板到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从善庄美名到身陷囹圄疾病缠身。一时的风光过后，过后则是永久的寂寞。是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唐万新只是历史沧海中的小小过往，对他本人来讲，大起大落的人生，个中真味只有本人最能体会；而对于世人来讲，最终是王是寇，也只得任人评说了。但好也罢，坏也罢，人生能够如此壮丽，足矣！如今他虽然早已不在“江湖”，但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在“江湖”中讲一讲关于他的“传说”。 唐万新其人：只为做事不为捞钱,唐万新，1964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支边干部家庭，在兄妹五人中排行最小。1986年春天，大学肄业的唐万新站在了其宏大事业的起点。开始干过许多小本生意，但这些创业探索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1995年，唐万新成立了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1997年，德隆先后控制了合金投资、湘火炬、新疆屯河等3家上市公司。后在此基础上控制了更多企业，行业遍及番茄酱、水泥、汽配、亚麻、钾盐、旅游、饮料、娱乐、种业、农资超市等等，成为最大的民营产业集团。他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福布斯2002年中国内地100强富豪排名第27位。2004年12月17日，作为近几年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核心人物，唐万新因公开对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旋即坐火车由北京押解到武汉。据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德隆系总负债额高达570亿元，其中金融领域负债额40亿元，实业负债额230亿元。德隆系控股、参股企业200家左右，其中上市公司5家；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有7家券商、3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租赁公司、4家城商行、2家保险公司。纵然结局如此，但熟悉唐万新的人，均对其个人品性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做人成功、做企业失败。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德隆发展的18年里，唐万新没有为自己牟利。“他是想做些事情。如果想捞钱，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分钱走人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如今为唐万新辩护的律师费用，还需要其哥去筹措。轰轰烈烈的草根发家史：“我就是想当民族英雄！”17岁时，唐万新考取华东石油学院工业经济系，却于一年半后退学，回乌鲁木齐复读。1983年，唐万新考入新疆石油学院。当时正值高校经商热潮，石油学院在吉木萨尔县开办一家农场，但亏损严重。据称，身为学生的唐万新向校方自荐并获准负责“打理”农场——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是唐万新的第一次从商。20岁的唐万新并未创造奇迹，农场不久一败涂地。1985年2月底，唐二次辍学，从此正式步入经商之途。 尽管唐万新的发家史被传说至“什么赚钱做什么”，但按照德隆人士的说法，唐万新“第一桶金”是靠20前年的“朋友”彩扩社。他的赚钱手法说清楚好像很简单，不过在乌市有个小门面，把接来的彩卷集中托运飞往广州朋友拿到后冲印再寄回乌鲁木齐。唐万新很快就因此挣到了60万元。 从此直到1992年，唐万新大体上是一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唐万新曾谈道，这期间曾先后挂靠乌鲁木齐市科协经营电脑、饲料添加剂，挂靠乌鲁木齐团结路街道办事处下属天山公司经营魔芋挂面厂等。而其实际涉猎的范围更广，包括彩扩、贸易、服装、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人造毛、宾馆管理、航空俱乐部、饲料添加剂、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大中学生课外辅导材料、玉石云子加工、化工、软件开发、出国咨询、电脑销售等；期间成败起伏不定，有过“平生第一个100万”到手的快心时刻，也有过银行负债180万元、被诉至法院的存亡关头。显然，唐追逐他所看见的每一个机会，所收获的是经验，并不是现实的财富。直到1992年5月，唐去西安寻找商业机会之时，他带着的，还是借来的5万元资金。德隆帝国产业整合之梦：“再有3到5年，德隆将进入世界500强。” 正是西安的法人股交易市场，给唐万新带来了“千万财富”。他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间即获利“5000万至7000万元”。随后，唐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一级半市场”(已发行未上市股票)。挟股票“一级半市场”的巨利，唐万新在新平台上重新开始。1992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是后来被称为“德隆系”的唐氏事业的起点。1997年春，德隆在北京开了一个著名的“达园会议”。会议确定德隆下一步的战略将从“项目投资”转向“行业投资”，通过产业并购整合，“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而就在这前后，德隆收购了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同时又间接控制了天山水泥。一方面通过天山水泥收购新疆屯河的水泥资产，以及紧锣密鼓的相关运作，整合了新疆水泥产业；一方面新疆屯河改弦易辙，进入以番茄酱等为主业的农业深加工，打造了新疆的“红色产业”。与此同时，德隆控股沈阳上市公司合金投资，经过一系列的整合，使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电动工具生产商和出口商；控股湖南上市公司湘火炬，为其注入“大汽配”战略，推动其从一个“火花塞”的单品种生产，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配件出口商之一；同时向上整合，在重型卡车行业重拳出击，令湘火炬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型卡车生产商。一系列产业领域的高速扩张运动，德隆控制的总资产很快突破了200亿元人民币。短短几年时间，它以人们难以理解的速度和难以想象的规模，闯入公众的视野。德隆在产业领域扩张的同时，它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金融领域：因为通过收购整合的方式每进入一个行业或企业，都离不开德隆本身“高超的财技”，和银行、证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等多种金融平台的支持。因此多年以来，德隆一直尝试以合法的方式将不同的金融机构纳入麾下：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上海新世纪租赁、伊斯兰信托、德恒证券、恒信证券等；2002年6月，德隆开始参股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此举除为“产业并购整合”进行低调的资金融通以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在中国市场条件下的金融混业经营。股市三驾马车的倒塌：“德隆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其过程的合理性。”唐万新的生活形象是不修边幅的，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甚至还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这“几不”原则为唐万新平添了几份神秘的色彩。在巨大的德隆帝国构架下，其背后的资本运作到底如何进行，大都不为人知，而一直站在众人视线中的，无疑是已打造出德隆品牌的“股市三驾马车”——合金投资、湘火炬和新疆屯河，它们历经大熊市时，还能坚挺三年，被称为股市“神话”。据了解，在1998年，一位业内小有名气的操盘手“花荣”在其举办的“操盘手”培训班里曾专门讲过德隆坐庄模式——接力棒。那时坐在台下的机构户、大户们也听得是面红耳赤。那个时间，正是德隆坐庄新疆屯河的初始时期，江湖中但凡有点消息来源的人几乎都知道，但就是很少有人能在底部一直跟上天。说白了，没人忍受得了德隆式的大跌式“洗盘”，很少有人能在被套30%以上，还有信心坚持到股价翻上几倍。正是这种跟庄的艰难和长庄的赚钱效应，才使得德隆品牌更加坚挺。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把资金交给德隆的，在委托理财业务盛行的那个年代，德隆的名声听起来比很多机构更有信誉。也正因为此，德隆所接下的委托资金也迅速膨胀，很多大机构资金是德隆的常客，鼎盛时期，资金的回头率曾最高至97%。谁都知道德隆是控盘坐庄，但很少有人知道德隆为三只“招牌股”所准备的股东账户就有24705个，而德隆控制的股东账户更多过四万个。这也是让操盘手们很“仰视”德隆的一个小点。有些券商坐庄有两、三千个账户也就了不得了，相比而言，德隆显然在为三驾马车构筑一项巨大的“工程”。最牛的2003年年底，三只股票的流通市值分别增长了37.34倍、26.71倍、26.70倍，总市值高达200多亿元。 2003年，德隆的雪球达到顶点，成为中国拥有上市公司最多，市值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而且三架马车的速度丝毫未降，势头凶猛，唐万新本人也春风得意，一度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大有红顶资本家之势。但暗流一直在涌动，德隆的三个致命危机，唐万新一个也未能从根本上化解。 唐万新有两个老师，君安证券的王明夫和华润的宁高宁，前者是个聪明人，空手套白狼，不玩产业，赚钱就走。后者是标准的“红顶产业资本家”，为国扎实做产业，资本无穷，名正言顺。唐万新的庄家技术学得炉火纯青，产业之心也直逼宁高宁。但在中国现有资本市场水平，仅以庄家之术，民营之身，就想在产业上赶超国家资本，那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彻底变身国家资本，二是走邪道。唐万新努力过，而且是两个方面都很“努力”。为前者，他曾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为后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但作为民营资本家，他还是把更多的努力留给了后者，而后者则无异于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事实证明，唐万新也不是排爆高手，这恰恰构成他的第三大危机。唐万新学成了王明夫，落下一个恶劣的庄家之名，但没学成宁高宁，仍被视为机会经营者，而不是产业整合者。在2000年12月“中科事件”后，社会舆论突然将矛头对准了德隆，“德隆是庄家”成为数百家媒体的显著标题，200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炮轰德隆（《新财富》当月刊登了郎主笔的《“德隆系”类家族企业中国模式》一文）成为这一时期质疑风潮的标志。之后，德隆旗下的金新信托因此发生挤兑风波。但唐万新对此却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故作神秘，大有任凭雨打风吹，我自岿然不动之势，结果只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而德隆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创造品牌，吸引更多资金，以维持整个庞大帝国的继续运行，因为其产业整合带来的利润，远远无法跟上其扩张的速度。但人工堆成雪山再大也有融化掉的一天。德隆走得太快，也走得太远：由于对非上市公司领域的行业过度投资，包括对金融机构的过度投资，包括对股价的过度维持，牵住了德隆太多的资金。也就是几乎从德隆进入银行开始，资金链的紧张已经到了需要正视和调整的时候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调整并没有如期到来。神话终于破灭，唐万新500强的理想也在熊市里轰然倒塌。悲壮的结局：“只要保我一条命，10年以后出来我还是一条好汉！” 唐万新的梦想是，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之力，通过产业整合把实业做大。为此，唐氏团队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控股和参股了多家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城市商业银行、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完成了庞大金融帝国的布局，为其后来几年疯狂非法融资提供了渠道。熟知股市的人都知道，要想完成唐万新“接力棒”式的操作模式，就必须有足够的源源不断的资金在背后支持股价。随着委托理财资金的往来进出，股价逐渐被推高，靠德隆自身来解决融入资金的收益根本就不可能。资本曾经帮助唐万新和他的德隆帝国迅速膨胀扩张，但由资本构建的没有“地基”的金融帝国最终还是拖垮了德隆。从2000年底和2001年，中科创业、亿安科技的先后崩盘让德隆的客户相继嗅到了“危险”的味道，而银广夏的财务造假曝光也让曾经很坚信唐万新“产业整合”故事的人开始清醒。一直风平浪静的“中国第一庄”感受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挤兑压力的暗流在德隆内部此起彼伏。　　从2000年开始，德隆每月的护盘及其他成本已达到上亿元，而漫长的熊市也让德隆压力倍增，在用收购金融资产堵窟窿的方式死扛了三年之后，“中国第一庄”终于扛不住了。在2004年4月13日开始惊心动魄的跳水。到5月25日，“老三股”的市值蒸发了160亿元。如今，翻开这些个股的K线，还能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惨烈。 危机爆发后，唐氏兄弟四处出击，先后与民生银行、美国机电基金、JP摩根、高盛中国等企业商谈拯救计划，均告失败。2004年5月28日，唐万新、唐万川失踪。后者逃往加拿大，至今未归，唐万新则是逃往缅甸。　　2004年7月18日，唐万新主动回到北京投案自首，随后在北京中苑宾馆被监视居住。那段时间里唐万新还在寻求中央企业接手德隆资产，但中央级的大财团了解越来越多的真相后更加没人敢碰德隆这块烫手的山芋。最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面托管德隆的实业、金融资产。唐万新的德隆帝国梦18年后彻底被自己击碎。2006年4月2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唐万新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共获刑8年、并处罚金40万元。 唐万新近况 在武汉蔡甸监狱服刑期间，唐万新帮助监狱所属服装厂扭亏为盈，且年盈利达到200万元，有“立功”表现，后于北京奥运会期间“保外就医”。之前曾多次报道德隆案的媒体人士分析认为，唐万新即使“保外就医”，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均不会与外界过多接触，更不希望被媒体关注。但他并不以为然，一名曾在原德隆系德恒证券供职的人士近日也透露，唐万新出狱后，已与部分旧部重新建立起联系，可能会做一些战略投资报告，但他本人主要是在幕后指挥。不过好景不长，处于各方压力，相关司法部门只能要求唐万新重新回到监狱服刑。一代股市枭雄只能继续静静的等待~~ 其实德隆帝国是中国到目前为止金融产业中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实力最强的企业。唐万新的战略思路在当时可以说是独具匠心，让很多人叹而观止。他的成功让很多中小企业看到了快速成长的方法。作为中国资本大鳄，其能力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或许他唯一缺陷的就是沟通能力。“按市场规则做事，和政府保持不远不近的关系。” 再大的企业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这个道理他肯定知道，或许在共同的方法上有所欠缺，很多内幕我不方便透露。只能这么说，如果他还有机会，我相信他一定会卷土从来，风云再起。 致敬，伟大的英雄。 中国股市九大传奇人物三 超级专家吕梁 　中国股市曾经黑暗过，那个年代是“庄家”翻云覆雨的年代，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那时的所谓“牛股”重温他的缔造者——吕梁。 当年，神秘的吕梁先生就像 “007” 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在股民中建立了威信，人们相信这个评论员的话可以改变市场。后来，那些不幸的投资者才发现吕梁先生所能改变价格的股票大都是他和他的伙伴所投资的公司。在那个号称 “ 庄股时代 ” 的中国股市，吕梁可谓空前第一人，是媒体操纵者的吕梁先生，是股市上呼风唤雨的 “ 庄家 ” ，而最终变成了中科系列黑幕的制造者，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 “ 丧家 ” 者，一个不得不跳出来的忏悔者。 亮相 　 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不过，就在中科创业（0048）于阳历新年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之后，这位颇以“先知先觉”自诩的“庄家”还是坐不住了。他不仅面见记者，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前0048的名称）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而且第二天又向报社传真了一份题为“中科崩溃内幕”的文字稿。 　 从这些“内幕消息”中，人们确切地获知，在A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0048）及相关的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投资者们是一批“北京机构”，其中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首领人物叫吕梁；这位吕梁，又正是近年来在媒体上神秘莫测地谈论大市的“K先生”。 　 接盘康达尔 　 吕梁后来多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重述过这个曲折故事的开头：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0048）股票施以援手。据说，朱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在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这一战略投资的合作目标是五年”。 　 吕梁并不是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他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时间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每股约为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按此计算，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1.75亿元，可知吕梁所组织的这一操作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 　 我们至今尚无法确切地知道，参加吕梁此轮豪赌的“北京机构”主要包括哪些单位、哪些个人，中间牵线的券商又是哪些公司。按吕梁本人的说法，在国内证券投资圈子里，佩服他的理论、追随他的投资模式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有“较高的文化品位”，“所有主要券商都有涉及”。 　 媒体操纵者 　 K先生在组织资金接盘康达尔后不久，吕梁又以更高调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到底是记者出身，吕梁对媒体的力量相当熟悉。1999年春，他以K先生的名义，在对二级市场影响很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这篇在今天看起来主要是高谈阔论的文字中，讲大势的吕梁只是在一处不十分显眼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自己的具体需求———“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 　 比起市场上那些串联股评人士公然“点股”的低俗手法，吕梁的办法高明得多。不过只要认真排出时间表，仍然可以看出吕梁的文章大手笔与他的市场操作恰在同一时段。他的谈话发表在3月6日的杂志上，此后不久，他组织的北京机构两次受让了康达尔总计34％的国有股。而吕梁提出的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 　 画饼1999 　 如今自认失败的吕梁，很喜欢强调自己在两年来的运作中一直具有对理念的追求；而破坏他的追求、致使他功亏一篑的罪魁，便是当初收购的康达尔公司和朱焕良其人。 　 早在1999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之后，精明的吕梁已经逐步发现，此次收购“就像一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是不存在的，所谓“经营很好的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主营业务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他在自述材料中坦陈，当时知道这些企业内部真实的操作故事后，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其所率机构并未直面这样的无情事实，更不敢把上市公司真相公之于众。他和机构们的选择，只不过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配合康达尔的步步上涨，吕梁组织了一篇关于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1999年8月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个整版。文章称，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有望发展成为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美国著名投资家华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编者注）。“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憧憬是何等辉煌。但这一切后来被证明统统是画饼。 　 编织庄股之网 　 从1999年到2000年前后近两年时间，掌握了康达尔又搭建了北京中科创业的吕梁在市场上呼云唤雨，以“钱生钱”之术结起了一个公开的庄股之网。这个网，被人们称为“中科系”。 　 事到如今，除了若干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人们更关心“中科系”庄网在这一过程中的形成。从2000年中，市场上已经清晰地看到吕梁主控下的这组庄股的结构与动向：深圳中科与中西药业完全由吕梁及相关机构所控制，正是一对互动互利的“股市大筹码”；而岁宝热电、莱钢股份也成为这组庄股的核心部分，曾随着有关中科创业的消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吕梁本人就承认，去年11月，“市场上风传要收购哈岁宝之后，岁宝股价最高飙升到了38元”；“这项投资账面收益最高时，让中西（指中西药业———编者注）盈利达5000万元，这是中西转配股上市时15元有巨大承接力的重要原因”。 　 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在“中科系”有限介入后，股票上攻走势不很显著，被认为属值得注意的“外围”。此外，还有一些相干或不很相干的股份，也在不同的情形下被视为“中科系”的辐射范畴，使整个“中科系”庄股形态更显扑朔迷离。 　 市场分析人士都说，那些严格意义的“中科系”股票在盘面上都有“强庄”介入。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坐庄资金会包含一部分机构自有资金，一部分庄家以代客理财名义或高息方式向私人和企业“融”来的资金，但有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 　 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金融游戏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便会在旦夕间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据最保守的估计，“中科系”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 　 重组康达尔 　 吕梁是在1999年12月把中科创业的名字“赠送”给康达尔的。在此前后，早已描述多时的“重组”动作也逐步展开。从1999年底到2000年中，重组的消息曾频频出现在深圳中科的公告上，再被各种投资分析师、分析报告、分析机构转抄一遍，愈发强化出公司的“高科技”形象。 　 吕梁就对自己和自己影响下的康达尔或称深圳中科股票奇迹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因为它已持续上涨，其间几乎从来没有一天下跌，因此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亏过钱，这个‘庄’成了‘善庄’的典型代表，极为市场专业人士推崇……”这里需要对吕梁的回忆进行一点补充的，还有个时间表：中科创业（康达尔0048）冲上80元的时间在2000年2月，当时市场上“中国要出百元股”的鼓噪，已经使亿安科技冲过百元。 　 此外，吕梁真正为深圳中科进行的“成功重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将上海中科股权注入深圳中科，而上海中科由于当了鲁银投资与胜利股份的第四大股东，被描述成有“金融投资控股概念”；其二是将中西药业所属的新生力核酸公司的控股权注入深圳中科，后者说到底是一种保健类药物。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于2000年下半年。 　 崩溃 　 回过头来看，2000年下半年对吕梁是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他掌控的深圳中科股价平稳，他组织的其他资本市场收购也都相当顺手，正可谓春风得意；另一方面，他已经感觉到早年间与康达尔联合阵线的重大裂痕，已经嗅出了“0048危机”。 　 在接受采访时，吕梁告诉记者说，最早听说朱焕良在出货，是在2000年5、6月间。而8月的一天，约在凌晨2点，吕梁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紧急召到某公司在北京的总部大厦，被告知朱焕良将一笔港币现金运到了香港，“至少有4亿”。 　 到2000年10月，0048股票在市场仍是一派喜气洋洋，但吕梁又获知了另一个危机信号：他手下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一项重大案件的牵连，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从对申杲华的查处中，检察机关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老鼠仓”本身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杲华的老鼠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 　 他当然明白，在自己统领的公司中，此类“老鼠”绝不止申杲华一人；而且他相信，他们开仓所用的资金来自公司内部。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从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拉9个跌停板，跌去50个亿市值。那种惨烈的情景，至今使投资人不寒而栗。 　 “善庄”之伪 　 吕梁现在很愿意承认自己在0048项目上的“刚愎自用”。一位与吕梁相当接近的知情人对《财经》说，在中科创业（0048）雪崩事发后，吕梁曾私下坦称，他自己原来是准备元旦之后开始拉抬出货的，谁知已经没有机会了。 　 倘如此，可能更符合逻辑，因为哪怕吕梁个人拥有“长线持仓重组”的伟大理想，岿然不可动摇，他身后的机构也不会为此“理想”去牺牲巨大的实利。“善庄”之善只能是伪善，最终还是要上演“图穷匕首见”！ 　 喜欢想问题的吕梁举一反三，他从自己的“庄”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庄”，已经意识到如果制度和法律环境不允许，仅凭自我臆想由庄家来自定规矩，自我充当“私募基金”、“做市商”甚至“开放式基金”，最终是不会成功的；即使如此，靠“庄”来支撑的“大牛市”也保不住。 　 尾声 　 无论见记者还是写文章，吕梁对于中科系事件的全貌都只说出了一部分重要事实，而且更热衷于谈理念，谈想法。据他说，中科系事件背后牵涉的机构和人太多太复杂，必须一一理清，必须按合同文件说话；后来又说，即使有合同文件，现在为配合调查也不宜和盘向媒体托出。他还透露，自己两年来做庄操作共涉及400多家机构，其中包括60多家较大的机构，具体情形极为复杂。 　 目前，司法部门已经着手对“中科系”事件进行调查，吕梁自然是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这起可与“国债327”事件相比的重大事件究竟有何内幕，将如何处置，会成为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市场关注的持续热点。究竟还有哪些人在吕梁背后，更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尖锐问题。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曾经红极一时的特殊人物，吕梁个人的“超级庄家”生涯结束了。造就他及同类人物的这个“庄家时代”，也已经走向尾声。将来的市场会比往昔多一些透明。 吕梁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的失败可以说是输在了自己手上。曾有一句黑色语录形容这一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希望将来的英雄们不要再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中国股市传奇人物四 名庄马晓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至今不过短短20年，但期间种种风云变幻却好像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一个个股市名人崛起又落下，他们的名字在世人眼里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他们的事迹却依然在股市里传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股民。 1993年至1998年，对上海股市来说，这是一段波澜起伏的岁月，马晓就是这时代“叱咤风云”的庄家之一。他的做庄生涯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狙击延中、爆炒界龙、败走东宝、平出海鸥，最后以做庄“S”公司胜利出局，得以“金盆洗手”。 一、狙击延中 马晓崭露头角要从1992年末开始说起。当时，万国证券公司（后与申银合并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搞了个“万国和平俱乐部”，几个大户每周日聚在一起分析行情，在当时的市场上很有名气。1993年3月末，即将上市的国脉通信老总应俱乐部邀请作上市推介。马晓收购大量国脉通信股票，成为国脉通信个人股的第一大股东。国脉通信上市以36元开盘，不久就上冲至50元，让马晓收获颇丰。而在另一只新股申能股份上，马晓也有所斩获。不过半年，马晓在这两只股票上获利500多万，这不仅让他积累了资金，更令他打响了名气，拓展了合作渠道，为后来的做庄打下了良好基础。1993年3月以后的股市下调，深市跌幅远远大于沪市，几个月就跌了60%以上。不少机构已经支撑不住了，总想在市场中捣鼓出什么东西来，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上海的“三无板块”，也就是所谓的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发起人股的全流通股，而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延中实业（现为方正科技）。1993年9月中旬开始，延中实业从7—8元开始连续逆市翻红，引起了市场注意。一开始，马晓以为只是炒作，也没有在意，直到9月3O日中午收盘，马晓在延安西路的赛格证券营业部看到了深圳宝安发布的公告——已持有延中流通在外约5％的股份，马晓才意识到机会来了。下午开市后，马晓从13.4元的价格5万股、10万股一路追打，甚至打进了当天的最高价19.99元。当延中以15．68元收盘，马晓一共打进了几十万股，平均每股套住1元左右。但马晓并不担心，胸有成竹地等着延中实业上攻25元。国庆后，各种传媒对宝安收购延中是否合法辩论得如火如荼。延中公司也不甘示弱，高价聘请了一位反收购专家，筹集巨资对宝安的收购进行了狙击。愈演愈烈的场外战，使延中股价越抬越高，参与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马晓当时的合作伙伴博士先生买进延中后，涨了几毛钱就开始分批出货了，并电话劝告马晓“见好就收”。但马晓却吃了秤砣铁了心，除了将超比例透支部分平仓，以摊低成本降低风险外，大部队继续锁定，不见25元以上绝不出货。延中股价在节后盘了两天，第三天狂飙34.43%，轻松突破20元，站到了21.98元，第四天，跳空高开后以破军之势上冲，最高冲至42.2元，成交量也急剧放大。马晓从26元开始，每涨0．1元挂上2万股、3万股不等，冲至最高价也差不多全部抛出去了。这时还有电话打来，劝说马晓赶快买进，并说延中股价肯定要到80元以上。但马晓认为，上午换手率达到70%以上，庄家已经开始出货，好戏快要收场了。果然，延中当天收于34.61元，第二天开盘冲不过40元就开始掉头向下，不到一周就跌回到20元以下。经此一役，马晓在上海证券界的名气更大了。 　　二、爆炒界龙 　　狙击延中后，大盘继续下挫，到1994年初，马晓已经将延中的获利输去过半了，但马晓不在乎，依然乐此不疲地在股海中沉浮。当时大部分股票价格跌到了10元以下，马晓长期关注的东北某医药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跌至20倍以下，他认为这只股票已经具备投资价值了，于是找到东北一家证券公司发出寻求合作的意向。一个月后，马晓与医药股份的张总见面了。双方就投入的资金规模、期限、目标等很快达成共识，并由万国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出面与对方签订了协议，由马晓、博士先生以及小周实际操作。但实际运作开始时正当市场人气低迷、成交萎缩，大盘股根本无人问津，医药股上下两难，处于胶着状态。不得已，马晓团队决定转移炒作目标。 1994年2月24日，沪市迎来了11只新股，市场上各路人马纷纷出动，迎接股市第一次新股批量上市。马晓团队首先看中了农垦商社，但最后还是选了界龙实业，这才有了后来的界龙实业“32阳”惊天下的传说。马晓团队开始5万股、5万股地吸纳界龙实业，利用当时“T＋0”的有利条件，每买进5万股，就作为压盘马上挂出去，这样上方抛盘越来越大，股价也越压越低，当在12元以下收集了200多万股以后，马晓将抛盘全部撤单，界龙股价当即飙升，收盘报12.58元，第2天跳空高开，继续一路推高。马晓在13.2元以上将界龙实业全部抛出，轻轻松松地做了一把短差，惹得在边上观战的医药股份张总连连翘起了大拇指。然而在界龙上的炒作才刚刚开始。医药股份的张总希望和马晓继续合作炒作界龙。几天后，马晓与合作伙伴在酒桌上敲定了具体的操作细节。当时的新股炒作以东方明珠领军，已到了26到28元一线。为了鼓动人气，马晓提出了“界龙戏明珠”的口号，并与博士先生一起拟定了“追申华、超物贸、赶网点、戏明珠”的战略步骤，而当时界龙不过才14元左右。就在市场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情况下，界龙股价节节上升，不到一周已冲上20元大关，差明珠只一步之遥了。界龙连续超强的走势吸引了大批跟风者与市场的关注，市场认为“界龙戏明珠”已成定局，更有甚者叫出了“超爱使、赶小飞”（都曾到过50元之上）的口号。当天开盘，界龙跳空1．80元，一上午就涨了2元多钱，而且一路挂出的大抛盘也有人在“啃”了。马晓感觉不对，当天下午就将抛盘全部撤下，从26.5元开始每上去0.3元就抛出20万股，仍拦不住股价势如破竹。当大笔买单一路将股价扫到30元之上时，马晓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出清，在两周不到的时间里，马晓团队共获利7000万元。而在马晓打了一个电话，又上了一个厕所后，场内传来了令马晓大吃一惊的消息——界龙已跌破18元。 三、败走东宝 　　1994年下半年，马晓在通化东宝上遭遇了滑铁卢。1994年8月24日，通化东宝上市，开盘价18.58元，两天后开始回跌。马晓在13元一线开始吸纳，当时虽然感觉还有人和他同步吸纳，但因为自我感觉太好，没有向“老鼠仓”（知悉庄家底细的资金悄悄入场，称为老鼠仓。老鼠仓如不加以控制，会导致做庄者满盘皆输，故是庄家严加防范的对象）方向去想，也就没有在意。 在马晓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他手中大约还有1亿资金可用，他以为做到20元应该不成问题。 国庆后，沪市迅速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马晓却像鸵鸟一样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就连周围人出货后的提醒也没有在意。但危机终于发生了。当东宝从20元以上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马晓发了疯似地一路扫货，很快就把手上的资金用完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才再度回落的，所以盘中几乎没有反弹，而这时主力资金己经逐步往国债期货上转移了。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急于结帐，也不肯出借资金了，这让马晓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四、平出海鸥 虽然被套东宝，但天无绝人之路。1995年秋天，转机来临了。马晓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当时马晓将目光瞄准了从来没有炒作过的基金板块，尤其是沈阳“四小天鹅”——富民、久盛、农信、兴沈，其流通盘均不超过5000万元，价格最低时才1.50元左右。加上当时已有准备推出证券投资基金的说法，大盘的淄博基金又有增发题材，于是在1995年夏天，小盘基金的炒作开始启动了。沈阳“四小天鹅”很快轮番炒到了5块左右或以上，这样6000－7000万盘子的广东海鸥基金2块多的价格就显得很便宜了，而且该基金是全流通的，还有一个“基金举牌”题材。于是马晓逐渐将资金移师到广东海鸥，又提出了“天鹅跳跃，海鸥飞翔”的口号。海鸥从3元开始启动，很快就接近了5元，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关注。这时，上海某咨询机构负责人王先生找到了马晓，提出联手将海鸥价格打到10元上面去。马晓没有多想就同意了。但谁知道，三天之后，海鸥冲高至7.90元后就开始大幅下滑。马晓当即打电话给王先生，王先生却支支吾吾地说已经出货了。1995年秋冬，基金与股票明显形成了“跷跷板”行情（基金与A股行情一涨一跌反向而动，称为“跷跷板”）。但由于马晓多头情绪严重，资金量太大又难以掉头换筹，在12月9日基金暴跌时，又不识时务进去托盘，造成了一定损失。因此尽管原先进仓早成本低，但年底一结帐，付清利息后，还是只打了个平手，没有赚钱。 五、爆炒“S” “S”股的炒作是马晓“金盆洗手”前的得意之作。1997年5月大盘回落后在1000点至1100点之间胶着调整了几个月，马晓认为这是建仓进货的最佳时机，并选择了S公司为目标。S公司的老总是个女强人，双方对于这次的强强联手均表满意，并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经过口头“君子协定”后，马晓在14—15元一线开始吸筹。大盘始终在1000点左右徘徊不前，正好为马晓他们降低建仓成本创造了条件。当股价慢慢抬升至16—17元一线正酝酿突破历史高点19元一线时，时间己到了1997年底，香港百富勤出事，殃及内地股市大幅跳水。S公司也被恐慌盘从20元上面砸了下来。虽然意外发生，且没有后备资金支持，但马晓认为偶然的突发事件改变不了市场运行的趋势，反而这正是一次震仓洗盘，是表现公司实力与个股强势的好机会。于是在合作方授意下，马晓用自己的资金买入，进行锁仓。果然，下午二点钟以后，抛盘逐渐减少，大盘止跌回升，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下影线，说明下档支撑很强。S公司的股价由于有大手扫盘，很快也吸引了市场跟风，逆势逞强，稳稳站在20元以上，还收了阳线。 进入1998年，大盘又跳起了欢快的“小步舞”，小阴小阳的盘升走势成为春节前的主旋律，但由于缺乏公认的领涨板块和新的炒作题材、概念，所以市场很难大幅向上突破。市场在呼唤领头羊，领头羊应运而生了，就是马晓他们在炒作的S公司。 春节复盘后第二天一早，S公司的股价就突破了23元，一路上攻创出新高，而且手笔很大，几乎以横扫一切抛盘的气势，冲过24元的历史最高收盘价后，直奔29元而去。在S公司报表公布后的二天时间里，马晓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在30元以上被人接走，这时收盘价已到36元了。 马晓和他的做庄事迹虽然已成历史，但他的操盘手法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马晓是一个聪明的，他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金盆洗手”。出来混的早晚要还的，所以知足常乐，只有这种良好的心态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尽情享受成功的喜悦。 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成功更是成功之母。只有成功的人成功的经历才能带领我们走向成功。落寞的英雄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成功的英雄更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股市九大传奇人物五 草根庄家朱耀明 他倒国库券5年，几万变百万，倒邮票6年，百万变千万，打新股5年，千万变数亿；他是股市中著名的“黑庄”，曾参与炒作百科药业、凯诺科技、爱使股份和南方建材等多只股票，股价为他而动；他还把一家盈利的证券公司“整没了”——新华证券因为他而严重违规经营，被中国证监会紧急关闭；他的所作所为震惊中国证监会，被判令终身不得炒股 ... ■黑庄朱大户被终身禁股 　　朱耀明,曾是南京证券业界风云人物。 　　中国证监会近日判定:朱耀明操纵股价,给予其“永久性市场禁入”的处罚,终身不得参与股票买卖。中国证监会历时3年的调查认定,2001年5月8日至2003年6月19日,朱耀明及8名“手下”,在16家证券营业部利用4673个股东账户大量买卖“凯诺科技600398股票,掌控了盘面价格变化。他对该股票最高持仓量达到了4875.28万股,占到了流通股49%。在坐庄凯诺科技600398期间,还用自己掌控的股票账户采用自买自卖式的“对倒交易”。如,2003 年3月20日,“凯诺科技”全天成交了5086手,竟有68.96%是朱耀明控制的。 调查表明,朱耀明不仅坐庄,还把一家盈利不错的证券公司“整”没了。他参股新华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达10亿之多,导致证券公司被中国证监会关闭。他还害得不少股民损失惨重。联合证券的股民张女士听说朱大户买了千万股百科药业,要从当时的21元拉到60元,便大量买入,结果却暴跌,损失了20多万元。 朱耀明本是一个普通工人,但对金钱特别敏感,看准机会就会果断下手,仅用十多年,就积累了几亿元的身家。倒国库券5年,几万变百万;倒邮票6年,百万变千万;打新股5年,千万变数亿。 　近些年来在证券市场相继出局的大小庄家，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特点和经历：对市场高度敏感，富有冒险精神，第一时间踏准每一个节拍，利用各种资源迅速做大，又在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迅速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年过50的朱耀民是江苏盐城人。20年前，他怀揣少量资金，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盐城等地倒卖国债，利用各地之间国债的差价，赚取了他的第一桶金。随后他开始涉足风险更大、收益也更可观的期货市场，在当时的金中富期货公司，朱耀民的财产一度被骗得一干二净。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几乎倾家荡产的朱耀民竟然联合南京的几家大户，竟然向金中富把被骗的资金追讨了回来。正是在讨要的过程中，朱耀民在当地圈内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现在不少南京人提起朱耀民，都知道他是黄牛出身，这是指他在邮币卡市场的那段发家史。从期货骗局中劫后余生，朱耀民开始介入风险相对较小的邮币卡交易，在这里迅速完成了启动资金的积累，与此同时，朱耀民看到一个更大的机会正悄然降临，那就是股市中的一级半市场，从这里他嗅到了更为浓烈的金钱的味道。朱耀民又开始了四处奔波的日子，他到各地收购尚未上市的职工股，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年部分职工股只要在手里捂半年，利润可以达到20倍。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朱耀民已完成从混迹于街头巷尾的投机分子到“朱大户”的实质性蜕变。在当时他就能动用上千万资金，收购原始股或在一级市场打新股。了解他的人说，朱耀民在圈内颇有富名，他出手豪阔。“坐骑”是一辆价值数百万的加长宝马，另外还有4辆奔驰600。他开户的证券营业部搞集体活动，也经常是由他出面买单。 　　朱耀民处事低调，事发前他的名字从未上过媒体。对手下他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任何人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一旦发现，立即开除。他还有一个癖好，就是一个人开车到南京周边的苏州、宁波、杭州等地到处闲逛，他常常踱进某个营业部的散户厅，去找一些不认识的散户聊天，还会去参加营业部举行的行情分析讲座。 　　在朋友的印象中，朱耀民非常讲信誉，借钱从来按时还款，不用对方催，连本带利，绝不拖欠。正是这一特点，使朱耀民赢得了朋友和券商的信任，也为他开启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不少券商愿意超出常规比例向他配资金，像几千万的“小数目”，甚至根本不用作任何抵押。 　　1996年10月31日，湖北中天股份有限公司  百科药业前身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也就在此时，朱耀民开始进入湖北中天建仓做庄。截至2001年底，朱耀民对百科药业的控盘达到了98%，外面散户的持股量总共仅有300万股左右。 朱氏套路 　　“朱耀民的套路，就是吕梁的套路。”一位券商告诉记者，类似朱耀民这样的庄家，很少会自己拿钱出来炒股票，最常见的方式，是庄家、券商和银行私下签订一个三方协议，以投资回报率为10%计算，庄家出1000万，券商出2000万，然后向银行贷3000万，一年后的本钱和利润是3300万。如果市场跌幅超过30%，利润就被全部抹去，只剩下本金时，券商就会开始平仓，一旦出现平仓，由于庄家所持股票非常集中，很容易就会导致股价下跌。 　　从目前来看，一个股票单由一人坐庄的模式不多，通常是几个小机构或一个大机构联手。他们与券商和银行之间，也各有一套“三方协议”，庄家亏，所有的人跟着亏。这样的一个运作架构极不稳定，整个组织框架是松散型的，通常是以庄家个人的能力为核心，再将业务进行扩散，它的外围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资金链随时可能出现问题。 　　在证券市场，资金链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就全部报废。这位券商透露，这种行为在过去看来并不算太犯规，在此之前，比朱耀民违规更严重的机构和个人还很多，同样的现象非常普遍，朱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他只不过是“不幸”露出水面的一个而已。大多数庄家的资金链断掉之后，问题都被严实地包了起来。 　　以某家借钱给庄家炒股的上市公司为例：庄家通过上市公司向银行借贷2000万，10月1日贷款到期，庄家发现肯定无法按期还款，事先就向上市公司通气，想办法延长与银行的协议，通过上市公司将价值为1亿的股票向银行作短期抵押，借出2000万，再由上市公司把到期的资金还给银行，然后再借出2000万。 　　危急关头各方常常会通力协作，轻易不会让股票清盘，否则一损俱损，谁也无法逃脱干系。银行与庄家心照不宣，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担保手续齐全，即便上面有人来查，从账面上也很难看出破绽。 　　这些庄家炒作的方式也都大同小异。比如他们都是先做一个股票，每股的价位是10元，他拿出3个亿买入3000万股，基本可以控盘。再用1000万到2000万，把市值打到6个亿，然后用价值6亿的股票送银行抵押，贷出3个亿去炒作第二只股票，以此循环往复。只要一只股票下跌，杀伤面就非常大。 　　从朱耀民操作意图来看，他是想把百科药业做成一只旗舰，就像吕梁的中科系、肖建华的明天系、唐氏兄弟的德隆系那样，他也在炒高百科之后，开始介入凯诺科技，但是显然他对凯诺的介入程度远没有百科深。今年上半年朱耀民看到资金吃紧的迹象，他首先的反应就是力保百科，逐渐从其他股票中脱身。 百科崩盘 　　总股本为59479.49万股的百科药业，2000年7月17日之前叫做“湖北中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百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后，内部进行了产品结构调整主导产品已由化工向医药转型目前其A股流通盘为17111万股。 　　今年5月，市场出现传言，有好几家券商因为百科股票的融资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并要求券商上报百科药业的买卖情况及国债买卖的情况。6月初，百科交投平淡，5日当日的交易量只有80多万股。到了9日，百科从10.44元的价位悄然放量，当日成交210万股，10日继续放大，成交280万股，股价也随之上涨。 　　暴跌在即，从6月6日到6月18日，百科药业股价却从最低点10.4元上涨到了12.01元，最高每天成交量接近1000万股，股价上涨了近20%，这种动力从何而来？市场人士分析，首先是一些先知先觉的内部人士察觉到百科情况不妙，有意推高股价，然后悄悄离场；朱耀民和与其合作的证券公司为堵住资金缺口，双方合力接盘，防止百科暴跌引起整个资金链的崩溃。 　　从6月19日起，接盘资金已后续乏力，当天资金缺口高达1000万，尾盘时百科收出一根大阴线。6月20日下午，百科死死趴在了跌停板上，这一趴似乎显示出百科的庄家再无回天之力，直到6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这只股票连续上演了7个跌停板。 　　百科的爆仓就像是推倒了一副多米诺骨牌，随后凯诺科技就紧跟而上，南方建材、爱使股份、常林股份600710 等个股也前仆后继加入了跳水阵营，依次被巨大的卖盘封在了跌停板上。不少营业部干脆直接警告股民，不要购买这几只股票。 　　接下来的两天时逢周末，朱耀民一方面给他的合作伙伴不断打气，一面四处活动，寻找最后的生机。可是一切都为时太晚，23日开市当天，一家营业部对3000多万股百科药业进行强行平仓，股价再度被打到跌停，当日6460万股巨额抛单，占百科药业17110万股流通盘的1／3强而当日成交量仅5万多股，市场已无人敢出手接盘。 　　到了6月27日，百科已连跌7天，有人按耐不住开始进场抢反弹，当日成交量高达5100多万股，令人痛苦的是收盘又是一个跌停板，当天所有杀进去的股民，全部被套在6.26元的价位上。6月30日星期一，成交量达1080万，以跌停报收。第二天(7月1日)，又有大批股民进场抢反弹，结果抢来的又是一个跌停板，所有人被套在5.07元的价位上，当日成交创下近期天量，高达6086万股。 　　一位大户向记者分析，百科的盘子总共1.7个亿多，仅6月27日到7月1日，庄家就逃走了1.2亿，却把抢反弹的大量散户给套在了里面。平均5.50元／股的成本计算，被套的资金超过6个亿，庄家的股票基本出尽。9月4日记者截稿时，百科药业的股价还维持在4.30元左右。 　　朱耀民介入的另一只来自江阴的上市公司凯诺科技，总股本21370.88万股，流通A股9945.00万股，它在6月下旬7月初的走势，与百科如出一辙。连跌4天后在6月25日股价出现反弹当日成交量为1630万股，为暴跌以来的最大量。从盘面来看，凯诺的庄家迄今还套在里面，根本无从脱身。 　　百科崩盘，损失最大的要数那些给朱耀民提供融资的证券公司。从深交所公开信息得知，在百科药业连续3天的跌停中，交易量上榜的营业部多集中在上海和江浙地区，两次上榜的营业部有天一证券宁波开明街营业部、新华证券上海局门路营业部、华泰证券南京大桥南路营业部。有媒体披露，百科一役，曾经为其炒作股票提供大量资金的新华证券和长江证券000783很可能惨遭重创，颗粒无收。据悉，长江证券有高层人士卷入此案，并在案发后失踪。 　　面对媒体的指责，新华证券的负责人6月底曾出面“辟谣”，声称媒体关于朱耀民是新华证券的第一大股东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新华证券也没有拿出资金参与百科药业股票的救市，但是这位负责人又说，“新华证券目前正在进行增资扩股工作，我们接触的有不下几十家企业。这其中是否有与朱耀民有关联的公司我们不能确定。也不能排除朱耀民的公司与我们现在的股东单位存在商谈参与增资扩股的可能性。” 　　新华证券竭力想与朱耀民划清界限，根据记者掌握的资料，这家证券公司与朱耀民的关系非比寻常。2002年7月朱耀民通过在上海注册的一家公司向银行申请3000万元的一年期贷款时，其第二担保人就是新华证券总部；去年12月在同一家银行申请的另一笔3000万元一年期贷款中，为第二担保提供反担保的，又是这家证券公司。银行之殇 券商之外，另一个为百科所累的就是向朱提供贷款的银行了。据业内人士透露，朱耀民在上海注册的公司，不少是没有任何资产的空壳公司，主要是用来申请贷款或者走账。为其反复提供担保的公司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果稍加深究就会发现这些公司很可能根本就不具备申贷或者提供担保的资质。 从朱耀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会寻找机会把握机会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另外低调是很多成功人士的重要特质。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自己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虽然他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仍然值得我们很多人学习。 附录： 　 草根庄家朱大户的坐庄模式 从1998年末,朱耀明就在精心筹划坐庄事宜,炒百科药业、凯诺科技、爱使股份600652和南方建材四只股票。 　　■布局———到处开公司 　　证券公司向股民融资,当时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如果从证券公司融得一笔亿元资金,只用一家单位融资很容易被证监局日常监管察觉。于是,朱耀明在江苏、湖北等省分别注册了16家投资咨询公司,再让“手下”把从证券公司、银行融来的20多亿资金分散汇往这些公司账户里,再进行下一步运作。 　　■开户———广收身份证 　　朱派人到安徽等偏远农村,以每张10元到50元不等的价格大量收购身份证,然后到各大营业部去开户。当时的证券公司为了能拉到“大户”,不仅不认真审查开户人与身份证所示是否相符,还会允许一个账户下挂若干个“子账户”,业内俗称“拖拉机账户”。证券公司还向朱提供一种交易软件,即大户下一次单,就可向成千上百个账户同时发出买入指令,即便买入100万股票,由于分散在多个小账户中,也不会出现在十大流通股东表中引人注目,这能直接保护幕后操盘手。证监会面对几千个子账户,也会变得毫无头绪,很难查找背后真正“黑手”。 　　■建仓———自己抛自己买 在洗盘期间,他通常动用若干个小账户大量挂出卖单,让跟庄者感到主力在出货。同时又用其他小账户不停地填买单,不仅吃掉自己账户抛出的股票,还接走了那些不坚定的投资者筹码。最后,进入到快速拉升期。像对百科药业这个股票,朱大户的建仓活动,是在1999年进行的,通过几千个小账户,少量多次大量建仓买入,仅仅2个月时间,就从9元多的价格拉到了25元,股价翻了2倍多。而后,通过洗盘,再次大规模收集筹码,股票在除权后,又从12元涨到了24元。但从2001年开始,股指进入熊市,朱大户买的股票太多,资金压力也成倍放大,最终导致崩盘。 中国股市九大传奇人物六 江南第一猛庄葛正 随着金华西市街那扇铁门上锁的咔嚓声，昔日的“江南第一猛庄”金信信托“奢侈”地死了，留给投资者的是40亿元的窟窿和悲愤的眼泪。而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叫葛政的人开始的。 神话背后就是陷阱：银广夏“造假系统工程” 葛政与金信信托的兴盛 葛政，1961年8月30日出生，祖籍浙江金华，高中毕业后，进入金华工行工作。金华工行成立信托部后，葛政担任了信托部的副总经理。1993年5月，信托部从银行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下称金华信托，葛政继续担任副总经理，并于1997年被任命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年1月26日，葛政被正式拘捕，2008年7月14日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罚款40万元，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罪并罚。 葛政在金信信托的兴衰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金信信托的前身工行信托部——金华信托，成立伊始不过7个人、5000万元资本金，但这家信托业的小辈甫一成立，就显示出不甘地方性小公司的势态，屡屡推陈出新，并借此脱颖而出。 1991年11月，金华信托公开发行“金信受益证券”，募集的500万元资金悉数投资于浙江兰溪康恩贝制药公司和武义好来西服装有限公司，初试信托公司长期投资功能。 1992年，金华信托公开发行了浙江省第一只共同基金“金信基金”，并于同年上柜交易，因交易活跃，创当时国内每份基金单位的最高成交价8.27元，年交易量突破8个亿，当时就有了“北有淄博、南有金信”的美誉。 1993年５月，金华信托从银行脱离，成为独立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2亿元，是浙江省首家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尽管拥有市省两级政府的支持，但掌门人葛政考虑政策形势，决定二次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的底线划为３个亿。三年后，人行发布信托业整顿原则规定，获准保留的信托公司资本金最低限额正是3亿元。 1996年，葛政决定涉足证券投资。当年，上证股指从500多点一直冲到2200多点，不仅使金信信托积累了大量资金，为后来纵横资本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使金信信托的周围聚集了第一批高素质的证券投资者，为以后的资本运作平台——上海邦联、金信证券以及金信证券研究所输送了大量人才。 1998年10月，金华信托发起设立了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掌管5只契约型封闭式基金——基金裕阳、基金裕隆、基金裕元、基金裕华和基金裕泽。借助这些资源，金华信托做庄凶猛，金信信托持有的股票涨幅异常可观，其控制的某只股票三年之内涨幅竟高达900％。金华信托也正式打上“江南第一猛庄”的名号。 2001年年底，金华信托完成第三次增资扩股工作，正式更名为金信信托，注册资本增至10.18亿元，旗下战将包括博时基金、金信证券、金迪期货以及上海邦联等，并参股多家上市公司。至此，金华信托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实力跻身同行前茅。 停业整顿的导火索——伊利股份 金信信托闻名业界主要在于其二级市场的凶悍操盘，很多有名的大牛股均出自其手，在业界有“江南第一猛庄”之称。其旗下的上海邦联公司，屡屡收购多家上市公司的法人股，更是当时市场上有名的法人股大鳄。自2001年下半年，市场走上漫漫熊途，二级市场行情逐渐萎缩。在此形势下，金信信托开始为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做MBO（管理层收购），比如金地集团、长丰通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为郑俊怀等伊利高管做隐形MBO（管理层收购），而伊利风波就是金信信托被停业整顿最直接的导火索。2003年3月，伊利的大股东呼市财政局将其持有的14.33%的股权以每股10元的价格转让给金信信托，转让价款2.8亿元。而当时还有一家国际食品巨头欲以每股20元的价格收购伊利，最终败给了金信信托。金信信托成为伊利股份的大股东之后，并没有派驻任何人士进入伊利管理层，当时业界就怀疑金信信托在做MBO（管理层收购）。 所谓MBO（管理层收购），就是公司高管利用所融资本购买公司股份，以实现管理者以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身份主导重组公司，进而获得产权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金信信托参与的MBO方案大致如下：上市公司在MBO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过去储备的可计提资产进行坏账计提，放出利空消息，金信信托配合打压上市公司股价，同时在低价大量买进，然后伺机低价转手给企业管理层，从而帮助公司高管实现低价收购股份的目的。 2004年底，郑俊怀东窗事发被拘，有关方面要求金信信托退回伊利股份，但金信信托负责人葛政却一直坚持不退，直到2005年4月份，呼和浩特市法院出面直接和金华市政府联系，葛政才加价让有关方面买走伊利股份，并公告从中获利4000万元。金信信托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的同时，也引来了监管部门的注意和介入调查。金信信托帮助上市公司高管完成MBO以及非法挪用资金的事宜渐渐露出眉目。 金信信托的最后一炒——朝华集团 朝华集团是金信信托炒作的最后一只股票，两个庄家的合作和反目，被视为中国股市众多庄家故事的收官之作。 其实金信信托和朝华集团向来关系匪浅，朝华集团作为金信信托的股东，有1亿元的入股资金，而早在金华信托（金信信托的前身）时代，朝华集团掌门人张良宾就与金华信托有过数度合作。 如在2003年年底，被张良宾控盘的华西证券疯狂炒高东方锅炉后，金信证券等金信系公司高位接盘，以便华西证券抽身。这样操作的目的一个是便于证监会早日批准华西证券的股权转让，另一个是两庄家可利用华西证券的盈炒作朝华集团。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部分资金最终确实砸向了二级市场的朝华集团。朝华系通过华西证券曲线提供炒作资金，金信系做背后的操盘手，这就是两大庄家的合作方式。　　 2003年11月20日，金信信托和朝华集团开始联手坐庄，炒作朝华集团股票。金信系每天投入的资金都在2000万元以上，最高达2.6亿元。截至2004年3月4日，朝华集团股价涨到最高位9.38元，金信系连同朝华系的总投入已经超过5亿元。 可惜两家的如意算盘没能成功，北京两家机构中途杀入，联手跟庄，打乱了他们的炒作计划。坐庄计划功亏一篑，伊利事件又使得金信信托的资金开始受到银监局的关注。金信系不得不暂停炒作计划，而朝华集团则不得不通过旗下公司举债，试图通过融资来自行炒作，无奈又被证监会给盯上了。双方联手坐庄，不仅金信系的资金深陷其中，朝华系的资金也紧张到了极致。这时朝华集团决定通过贷款的方式从金信信托抽回资金。朝华集团的套现引起了金信信托的不满。葛政经过百般公关后终于获得喘息机会，第一时间加紧了对朝华集团的资金催收，并且开始抛售朝华集团股票，砸盘金额据传达到上亿元。这令朝华集团陷入了危机之中。同时金信信托还盯上了朝华集团控股的华西证券，这个打算无疑是对朝华集团来了个釜底抽薪。紧张之余，朝华集团加紧收购华西证券，但证监会的一纸批复到底让朝华集团美梦破灭，而金信信托也在政府干预中梦断华西。朝华系开始土崩瓦解，与金信系的合作也走到尽头。两方联手坐庄，最后的结果可称得上是共存亡。 金信信托留下的烂摊子 伊利风波愈演愈烈，二级市场上又严重亏损，金信信托已经难以为继，葛政不得已辞去董事长的职务，香港新鸿基的汪晓峰浮上水面，成为新任掌门。2005年7月，汪晓峰自编自导了一出引资闹剧，金信信托声称苏格兰银行旗下的泛盈投资将入股金信信托，投资金额达4.975亿元人民币。但所谓的苏格兰泛盈投资其实就是汪晓峰自己在境外注册的一家公司。葛政见汪晓峰引资无望，反而弄出一场闹剧，于2005年10月宣布重新担任金信信托董事长，并且带回了一份引资计划，由省、市两级政府各出资10亿元，用于改善金信信托财务问题以及增资扩股。浙江省和金华市原本希望通过注资挽救金信信托，但却遭到了监管部门的坚决反对。2005年12月30日，金信信托终因“违规经营和经营不善，造成较大损失”被监管部门勒令停业整顿，由建银托管，葛政也被警方控制，配合工作小组完成停业整顿工作。至此金信信托亏空已高达30多亿元，有问题的资金达82个亿。 相关部门成立了两个小组进行整顿工作，金信信托的债务登记也开始展开，当时公告整顿时间为半年，但由于情况复杂，整顿工作难以在半年内完成，不得不延长，而债权人的债务收购也不得不一推再推。根据债权登记小组的信息，金信信托登记的债权共有1.2万笔，近9000户，涉及资金33亿。其中涉及金额最大的有几千万，300万以上的有113户，1000万以上的有27户，300万到1000万的有96户。为了收购金信信托的个人债权部分，央行不得不再贷款23亿元，浙江省政府也提供配套资金7亿到8亿，剩余资金由金华市政府解决。对于债权人来说，自己的钱也只能部分拿回，余下的损失只能自认倒霉。 中国股市九大传奇人物七 魏东：将不能说的秘密带入天堂 魏东，出生于1967年12月，2008年4月30日跳楼自杀，用短短14年时间缔造了一个600亿的庞大帝国。 　　魏东，是自德隆帝国覆灭、周正毅折戟之后，江湖上硕果仅存的几位大佬之一。 　　一个资产连年翻番、庞大资本帝国的老板；一个一直顺风顺水，事业如日中天的中年人；一个乐善好施、为人低调、在业内备受尊敬的前辈，为什么选择让自己的生命嘎然而止？ 　　魏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身上的谜团如何解开？ 　　本期股市传奇，我们将通过知情人士的追忆，民间的传说，以及散落在媒体的各种报道，帮您还原一个真实的魏东。 魏东其人 　　魏东生于1967年，湖南湘西永顺人，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业。曾在财政部任职，随后在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工作，之后下海经商。 　　1995年魏东创建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早年以转配股、法人股受让、配售新股等方式积累资金，并以此为平台展开对医药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收购。 　　1999年，涌金系以1.8亿元注册成立湖南涌金投资，并成立了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002年是涌金系重要的分水岭。2002年初，湖南涌金并购长沙九芝堂集团，并控制了九芝堂。以九芝堂为平台，涌金系还不断通过增持，成为千金药业的第二大股东。2005年在券商业低迷时，涌金系通过多家旗下公司控股了成都证券，并更名为国金证券，随后成功借壳成都建投上市。 　　如其所言，魏东正处事业巅峰。 　　事实上，“涌金系”还实际控制了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上市前实现了参股。同时，涌金集团网站显示，其参与的股权投资项目还有北青传媒、清华同方威视、万方数据等6家公司。 　　2007年度，魏东以50亿元的身价登陆胡润中国富豪榜榜单。 　　魏东之死 　　2008年4月29日下午4时许，魏东当着父母妻子的面，突然奔向阳台，从9楼跳下，消息震动整个投资界。 　　虽然抑郁症的说法众口相传，之后中纪委在调查涌金系的说法也随之流传。但这两条理由的怀疑者仍然不在少数。 　　随后几天，其妻陈金霞在朋友陪同下前往新浪网公开魏东遗书。 魏东的最后遗言： 　　写给我最亲爱的人们 　　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近年来我的强迫症愈发的严重，本想今年能放下工作，安心的休养，医治这种精神上的病症，但近期外部环境又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强迫性的动作，强迫性的思维，如影随形，几乎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伴随着严重的失眠和抑郁，使我无法面对生活，对于未来能否摆脱它毫无信心，而且长此以往会拖累得我的爱人，我的家庭不堪重负，(时至今日，小陈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对此，我深深感到内疚)因此我决心把大家都解脱出来，把我也解脱出来，这的确是弱者的表现，但我希望爱我的人们能理解我，谅解我的软弱，也希望大家重视精神上的疾病，防患于未然，不要走到我今日这一步。我对不起小陈，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但我确实无法忍受病症了，原谅我，我深深的抱歉。小陈，你重担在肩，希望你照顾好我们的父母、孩子，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来世我依然爱你，最深情的吻你！ 留下团团迷雾 　　庄家吕梁神秘失踪之后。唐万新，曾经中国股市最大的庄家，在200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也南下进入铁窗。留下最后一个大佬涌金系魏东，现在大佬永远地离开了。 　　魏东的死亡，到目前为止，只流传出一份遗书，其中一段内容是，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近年来我的强迫症愈发的严重，本想今年能放下工作，安心的休养，医治这种精神上的病症，但近期外部环境又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强迫性的动作，强迫性的思维，如影随形，几乎时时刻刻的困扰着我，伴随着严重的失眠和抑郁，使我无法面对生活，对于未来能否摆脱它毫无信心。很显然，魏东的死亡除了工作压力，近期的外部压力是直接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外部原因呢？国金证券的上市有问题还是别的涌金系公司出现重大问题呢？有消息表明，国家派出的调查人员分兵多路正在调查股改以及股改之后形成的利益集团，其中券商借壳上市成为重点，尤其是太平洋证券的非法上市让新一届的财经官员们大为震惊。相信我们的政府不会因为资本权贵的庇护而放任。 　　魏东到底遇到什么外部压力，魏东的死亡可能让很多资本权贵终于长舒一口气，古人说死无对证，这些人现在没有向魏东默哀，而是举杯相庆，如果说魏东的压力是如何周旋这些资本权贵以及来至他们的压力，甚至为这些人保密，那压力实在太大，现在魏东走了，留下深深的遗憾走了，还有谁会去调查魏东的身后事呢？ 　　也许这是一个揭开盖子的契机，谁才是真正杀死魏东的凶手。魏东的自杀如果是外部的压力，那到底是什么压力？如果有更多的部门的介入，甚至司法机关更进一步深入下去，那样魏东的死亡才死得其所，如果有人希望魏东消失，司法机关应该抓出魏东背后真正的那一把带着鲜血大刀的杀手，无论他们现在有多少庇护，按照宪法，都应该人人平等。 中国股市九大传奇人物八 股市教父几浮沉证券猛人阚治东 股市就像一个“绞肉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二十年时间里，多少英雄被“浪花淘尽”。物是人非的今天，当我们再回头翻看以前的历史，实在让人感慨颇多！ 　　在中国证券市场，能称得上“教父”级的人物，阚治东可算其一。九十年代上半段，时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和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被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327国债期货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管金生被控“扰乱市场”而身陷牢狱，尉文渊也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那一次运气青睐阚治东，事发日他在香港，自营部经理因为联系不上不敢擅自做空，使申银逃过一劫。但老阚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股市生涯的起点：西康路101号 如果提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阚治东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许多证券史书上都把上海西康路101号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的起点。确实，在那里，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只股票——延中实业股票；而且，中国股市的二级市场也从那里起步——史书上津津乐道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子凡尔霖在上世纪80年代到访中国，他在那里得到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赠送的一张小飞乐股票并成功地过了户，西康路101号由此载入史册。 然而，许多人忽略了，当时的西康路101号，其负责人就是阚治东。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经理。当时还只有30多岁的阚治东，正是从这里起步，迈向他的证券生涯。阚治东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在那个貌不惊人的证券部里，从异地国库券经营起家，一点一滴地做大了证券部的家业，阚治东本人也赢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1990年，当上海工商银行决定组建申银证券公司的时候，阚治东顺理成章成为申银证券首任总经理。 管金生失手 “3?27” 阚治东意外受益 阚治东有一个 “ 猛人 ” 的外号，这大概是指他在市场上作风老辣。但是，熟悉阚治东的人却都对这个称号不以为然，在他们的印象里，阚治东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喜欢与人拼斗的人。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草创时期，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其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令全国瞩目，申银、万国、海通 “ 三驾马车 ” 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申银和万国的 “ 拳来脚去 ” ，推动着上海的证券市场不断地出演有声有色的活剧。在当时与万国的拼抢中，申银差不多与万国打了个平手，但申银更多的是凭借它背靠工商银行的背景，不像万国那样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如果说当时的上海证券市场确实有 “ 猛人 ” 的话，那么，更适合这个称号的无疑应该是万国的总裁管金生。当时，管金生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盖过了阚治东。 1995年2月23日，市场上发生了著名的“3?27 国债期货事件 ” ，管金生带领万国证券对 “3?27” 国债大举做空，而当时的多头主力是财政部隶属的中经开公司，经过一天惊心动 魄的较量，当天晚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紧急公告，确认万国证券公司严重蓄意违规。“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当天，阚治东正好在香港出差，手下人不敢擅动，申银证券得以躲过一劫。“3?27风波”后，万国证券公司巨亏13亿元，管金生也被判入狱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席尉文渊因此辞职。而阚治东领导下的申银证券最终合并了万国证券，遂成今日之申银万国。在“3?27风波”之中，阚治东及其领导的申银证券反而因此受益。但阚治东人生中第一场大风波也很快到来。 炒作陆家嘴获“阚二毛”称号 1996年，上海、深圳两地为了争夺中国证券市场“龙头老大”地位，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争夺，两地政府用足了各自手下可以利用的资源。当时，深圳市场在成交量和涨幅方面强于上海市场，作为上海的本地券商，阚治东领导的申银万国在深圳市场异常活跃。随后，阚治东加大了在上海市场的自营规模，投入巨资炒作上海本地股陆家嘴，使陆家嘴股价一路飙升。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资金支持下，由申银万国炒作的陆家嘴股票出现了猛烈的升涨（今天回过头来看，陆家嘴当年出现的涨幅与我们在本世纪初见到的一些所谓庄股，其气势还是差了一大截）。 但阚治东作为一个在证券市场里浸淫多年的人，其实也深知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一开始他严格地控制着这种狂热的炒作，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拉升两毛钱的价格就歇手。但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有关领导的不满，送给了他一个“阚二毛”的外号，揶揄之情溢于言表。 但即使如此，阚治东还是为这次炒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7年，有关部门决定对对申银万国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的处罚。并对阚治东做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且“5年市场禁入”。其时离他坐上这个宝座还不到一年。 空手“救火队长”最终失陷“火”中 阚治东离开了申银万国。两年以后，人们忽然发现，阚治东已经离开上海，出现在深圳，此时他的职务是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据悉，深创投创建的前4个月，就有了2012万元的利润；接下来的1年里，又赚到了将近1亿，阚治东本人也成为2000年度国内13位“中国最活跃风险投资人”之一。阚治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深创投旗开得胜，其实靠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他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国债买卖、新股认购和委托理财。 2002年6月，阚治东的5年禁期解禁，在深圳市政府邀请下，阚治东东临危受命，担负起挽救南方证券的重任，他离开了自己一手搞大的深创投，出任南方证券总裁。但此时的南方证券，连年亏损，公司已经难以为继。阚治东被当作“救火队长”，推到了市场的前台，但是，他却是一位水源枯竭的“救火队长”，有关部门也许是认为阚治东的号召力足以扭转大局，因此没有给他一分钱资金。但此时，市场行情十分低迷，阚治东已不可能像他前几年在深创投时那样依靠证券投资来挽回南方的败局。他不得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应付机构的撤资要求，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来填补他的前任留下的窟窿，最终造成了更大的窟窿。 2003年7月，南方证券的局势开始迅速恶化，阚治东一直希望通过融资来挽救南方证券，并提出了增资扩股、发行金融债以及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的三大融资计划。阚治东曾表示，30亿元就可以救活南方证券。但有关方面并不同意继续融资的方案，阚治东的计划在董事会上得不到有效讨论。2003年10月，关于南方证券申请破产的消息开始在市场流传，12月23日，南方证券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停止阚治东行使总裁职责，同意其辞去公司董事、常务董事职务，2004年1月，南方证券行政接管小组宣布对南方证券实行接管，南方证券危机正式公之于众，2005年4月，南方证券被正式宣布关闭，2006年3月1日，阚治东在上海被深圳警方带走，当他被深圳市警方逮捕的时候，他只能匆匆地给他的夫人留下了一张纸条，两天以后，相濡以沫的老爱人才给他送去了换洗衣服。 据悉，阚治东被捕的原因是“涉嫌操纵股价”，而据了解，南方证券的操盘手孙田志在坐庄‘双哈’的过程中，阚治东对于具体操作并不完全知情，直到他离任前两三个月，才看到南方证券在“双哈”上的具体仓位。”在被警察带走的当晚，在上海第二看守所内的阚治东一夜难眠。第二天，又踏上那条他曾来回奔波的沪深航线，被押解到了第三看守所。此后，阚治东在这里度过了20天“监狱风云式的生活”，被其称为“最灰暗的人生”。 结局：2007年高调复出 2007年，被免于起诉的阚治东再次高调复出，这次阚治东选择了一家名为奥锐万嘉的创投公司。资本市场人来人去如走马，在资本的旋转门之间来来往往的过客常见常新，而阚治东却俨然这里的常客，不论外面的风云如何变幻，似乎总能依然如故。他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敢想敢干的人，没谁像他戴过“证券猛人”、“赚钱机器”、“救火队长”等等如此多的帽子；他被人们形容为“枭雄”，因为与他同时代的人或隐或退，阚治东历经沉浮却永不消沉。接近阚治东的人都说，在老阚身上有一种霸主气概。正是这种特质，使他能够在资本季风的猛烈吹刮下屹立不倒。 中国股市九大传奇人物九 教父张国庆的 MBO 之祸 提到中国股市的“三大教父”，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这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便会在头脑中闪现，但如今，他们都已如浮云一般，烟消云散。而回首他们的失败之路，总让人感慨。对于前两者，他们的失败，或多或少都有着一丝悲壮的意味；而张国庆的败局，则显得有那么一点卑鄙。也许说“卑鄙”是重了一点，但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应该还是没错的……　　如果把时钟的指针往前回拨十个年头，中国股市上最牛的券商并不是现在举足轻重的中金或者中信，而是一家业已消亡的公司——君安证券。 　　随同君安这家一度声名显赫的券商一同陨落的，还有被尊为“君安之父”的张国庆，张国庆苦心设计的一场暗渡陈仓的MBO（Management Buy-Outs即“管理者收购”以下简称MBO），不仅没有实现他的财富梦，反而就此将君安送上了绝路，也最终使自己身陷牢笼。 君安一个王朝的兴衰 　　1992年，退役军人张国庆在深圳创办君安证券，此后，君安在中国股市翻云覆雨长达五年。其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在发迹于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君安频频得手，尤其在长虹一战中大获全胜，攫取了超过40亿元真金白银的进项，君安也一度执市场之牛耳。 　　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到1997年底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当时在国内均名列第一。此时之君安可谓如日中天，业界甚至将中国股市的这段时期称为“君安时代”，而张国庆亦被尊为“君安之父”。 　　张国庆，1956年生，湖北人，1970年代自部队复员之后，进入湖北人民银行系统，1980年代从湖北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调任深圳人民银行担任证券管理处处长，1992年8月创办君安担任总经理，1996年底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1月辞去总经理职务仅担任董事长。 　　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曾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人民币。君安在国内下辖60多家证券营业部，其交易量一直在深交所居第一、二位，在上交所亦在前六名之列，其国债交易量也居全国前十名。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998年7月24日，在坊间传言多时之后，官方消息终于证实君安兵败，在中国证券报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字里行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MBO之祸 教父张国庆兵败 　　君安之死，死于那场暗渡陈仓的股权转移。据称，当时是一封举报信将张国庆等人悄悄进行的MBO捅破的，由此引发了一场“君安震荡”。 　　恰好公司财务部门发现有10亿元人民币公款不知去向，于是，引起监管部门注意。据《财经》杂志早前着手“君安事件”的报道称，国家审计署对君安的审计在1998年9月间结束，君安事件的谜底就此揭开。原来，当初张国庆是靠调用一笔账外收入在外注册自己控制的公司，辗转获得君安的大部分股权。 　　审计署查明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12.3亿元左右，其中约2.3亿元已在查处前夕返还公司。张国庆先后动用5.2亿元，获得君安约77%的权益。　　君安证券在1997年进行增资扩股到7亿。张国庆等高管借机进行一系列巧妙设计。经过安排，君安职工持股会变成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达77%，原大股东合能集团持股仅7.71%，成为第二大股东。君安职工持股会的两大股东分别是“新长英”和“泰东”，分别为当时君安董事长张国庆和总经理杨骏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 　　据报道，君安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其实已成为一家私人占大股的证券公司。国有公司仍在君安拥有股份并分得红利，但其权益早已被大大稀释。在君安事件中，原君安领导层的一项主要罪名就是侵吞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张国庆也因为“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入狱。 　　再战江湖 能否又起风云 　　尽管和管金生、阚治东等人同被尊为中国股市教父级人物，但是和五年后东山再起、出任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总裁，后又接手南方证券的阚治东相比，张国庆复出后的光彩要黯淡得多，当然，和管金生的量刑相比，他又幸运得多。 　　张国庆最后一次被媒体关注，应当是在2003年1月18日的上海兴国宾馆，一场由新疆国投主办的研讨会在悄悄进行，而张国庆的低调现身引起会场震动，尽管其身份仅仅是一项信托计划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张国庆此时也不过47岁。 　　有人曾经感慨，如果张国庆能够重战江湖，他可能还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大的红人，因为他当初对君安的操作，正是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如火如荼的MBO。不仅有人做了，而且还有更多如长虹这样典型的国有企业正准备做。在这一点上，张国庆绝对是中国吃MBO螃蟹的第一人。 　　又或者假如张国庆的MBO晚个两三年，他或许不但不会有如此下场，反而成为竞相歌颂的英雄也未可知。试问，从这个世纪初开始的MBO热潮，让多少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亿万的富豪，同时还享尽殊荣美誉。 　　然则，历史终究容不得假设，张国庆恐怕也只有哀叹自己生不逢时了，当然，历史也有轮回，2004年底，挪用公司资金进行MBO的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被拘，有此例子作为参照物，张国庆或许应该感到一丝安慰，他唯一可以抱怨的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变化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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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3年股市十大猜想：恢复“T+0”名列其中
mclrenjing 2012-12-25 13:17
　　新的一年，总会给人们带来无限遐想与希望。即将过去的2012年，尽管临近岁末，走出一波反弹行情，但也难掩总体A股市场全年表现的颓势，2013年就要来到，世界即将呈现另一段风情，而中国股市又将会如何演绎呢?《投资快报》记者根据2013年可能会推出的相关政策以及市场预期等等，综合各机构及分析师的预测，作出对2013年中国股市的十大猜想。 　　详情见原文 　　 http://www.tttzw.com/HomeCenter/Content/1/1/2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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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3008.迅速扩张的中国股市与庞大的发行费用有无内在
王东镇 2012-12-10 01:02
3008.迅速扩张的中国股市与庞大的发行费用有无内在 的联系？ 2012.12.10 中国股市已经“熊”了很多年了，与迅速扩张的股市规模不无联系，而庞大的发行费用可能是罪魁祸首之一。随便抽取今天中国股市流通数量最大的股票601398工商银行（流通股本26252720万股）和最小的股票300343联创节能（流通股本1000万股），前者2006年10月27日上市，发行量是1495000万股，发行费用是106500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净额是4557900万元人民币，费用率是2.3366%，后者2012年8月1日上市，发行量是1000万股，发行费用是3059.23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净额是25040.77万元人民币，费用率是12.21699%。 我1968年3月2日参军，1973年3月2日复员，4月进入沈阳水泵厂当工人，该厂当时号称亚洲最大，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好像不过是两千多万元人民币，而如今中国流通股本最小的股票的发行费用就达3059.23万元人民币，我不禁要问其中究竟包括了什么费用？受益方是谁？与中国股市的迅速膨胀有无内在的联系？ 以上有关股票的数字均取自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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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比较才有鉴别
czqczs 2012-8-5 07:27
今天比较了一下全球股市与中国股市，恍然大悟，原来以为是全球金融危机，一比较才知道，原来就是中国出现了持续性的金融危机。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早已经渡过了金融危机的低谷。问题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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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股市发展历程
经管生 2012-6-9 00:08
如果静下心来想想，会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居然书店里是没有一本书是完整的回忆以及叙述中国证券发展历程的。校内上充斥着各种如何进入顶尖投行基金公司的心得，却没有人跳出来说这行到底干的是什么玩意儿，赚的是谁的钱。我觉得下面这篇文章很好，张志雄写的，描述了中国股市自开张以来一直到 2006 年的若干重大事件。更多的背景介绍就不多说了，但我问了伴随着中国股市成长的几位元老级人物，他们说里面的内容没有夸张和失实。 ( 一 ) 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创立 (1990-1991 年 ) 　　 　　 2000 年 12 月 16 日， “ 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 ” 在北京隆重召开，包括中国证监会主席、香港证监会主席等证券市场高层人士兴高采烈，侃侃而谈。在会场上东走走西看看的我却忧心忡忡，仿佛置身于美国影片《教父》的开头，贵客盈门，欢天喜地，却暗藏着杀机。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中国证券市场一定会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许多市场中人和机构将像羔羊或狼群一样被莫名的力量宰杀，场面会十分血腥，只是不知道程度有多大。 　　 　　 9 年前，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 1991 年 6 月的一天，我走进位于上海黄浦路浦江饭店底层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到，成为它的第 41 名员工。饭店底层临时搭建的房间低矮局促、阴暗潮湿，但里里外外异常忙碌。上交所成立于 1990 年 12 月 9 日，到第二年的 5 月 31 日止，实际开市日为 114 天。我在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简报，这 100 多天来，整个证券市场交易总额为 32.29 亿元，其中债券占了九成，股票成交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 3.22 亿元，日均交易额为 280 万元，最高日交易额近 1,600 万元。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 8 家，开市以来，股价持续上升的是豫园商场、凤凰化工和爱使股份。豫园是上海有名的风景点，俗称 “ 城隍庙 ” ，豫园商场经营的是小商品、旅游纪念品、土特产品和黄金饰品等，上海老百姓自然都很熟悉它，成为当时股市的最爱，不过其市值也只有 5,800 万元（ 1991 年 6 月 7 日）。由于当时 8 只股票的面额没有统一，有 10 元、 50 元和 100 元，面额 100 元的豫园股份的最高价是 858 元，与其他股票动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的市盈率相比， 9.25 倍市盈率的豫园最具投资价值。 　　 　　凤凰化工是唯一的非上海本地股，地处浙江省兰溪市，是重点日用化工企业，也算是国企，市值 1.275 亿元，位列股市第二，把它拉到上海是为了体现上海市场的全国性。爱使股份则是一家所谓制造仪表器材的公司， 1989 年的销售收入仅 405 万元。事实上，爱使原先的总股本只有 40 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起先不同意它上市，但 1990 年 12 月上交所开业时，加上爱使电子， 8 家上市公司的资金规模也仅为 2.6 亿元，再少的话，上交所就没法开业了。爱使公司通过 1 配 1 、 1 送 2 的办法，股本一下子增加到 270 万元，终于上市了。即便如此，它也是市值最小的公司，仅为 266.9 万元。 　　 　　有趣的是， 8 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 “ 大飞乐 ” 和 “ 小飞乐 ” 。 “ 大飞乐 ” 要比 “ 小飞乐 ” 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 2,700 人，另一个只有 50 人。 “ 大飞乐 ” 的总经理也是 “ 小飞乐 ” 的董事长，其 “ 父子 ” 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 “ 小飞乐 ” 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 “ 大飞乐 ” 的前身 “ 上海飞乐电声总厂 ” 。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 “ 小飞乐 ” 成立于 1984 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 “ 大飞乐 ” 建立于 1987 年。更为重要的是， 1986 年，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 #8226; 范尔霖，后者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邓小平回赠了一张 “ 小飞乐 ” 的股票，这就是 “ 父以子贵 ” 了。 “ 小飞乐 ”1984 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 小飞乐 ” 、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 “ 集体企业 ” ，俗称 “ 街道企业 ” 。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 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 1989 年，它在全国最大的 100 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 1991 年 6 月的市值是 8.6 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 60% 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 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 —— 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 18.75% ，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 22% ， 1989 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 1991 年 7 月 3 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 15 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 “ 婆婆 ” 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 1987 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 60% ，港资占 20% ，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 10% ，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 5% 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 95% 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 1992 年 7 月 7 日，原野停牌，直到 1994 年 1 月才改名为 “ 世纪星源 ” 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 二 ) 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 “ 只做不说 ” ，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 “ 生米已煮成熟饭 ” 。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 8 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1990 年时仅有 26 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 14 家，证券公司仅有 6 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 5 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 3 家 —— 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 80 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 100 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 10 元， 2,000 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 1989 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 1988 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 75 元买进，一上市就是 104 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 “ 拖拉机 ” ，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 1991 年夏天的 3 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 10 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 12 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 3 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 三 ) 市场的狂乱与挫折 (“8#8226;10” 事件 ) 、中国证监会的设立 (1991 年下半年 -1992 年 ) 　　 　　 1991 年 6 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 7 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 0.5% 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 6,280 股缩小到这周成交 55 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 9 月 30 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 0.3 ％，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 “ 贡献 ” ，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 2,800 股，真空电子 1,500 股，大飞乐 400 股，爱使电子 85 股，申华电工 110 股，小飞乐 65 股，豫园商场 40 股，凤凰化工 2,140 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 　　 　　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 “ 扩容 ” 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 —— 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 ……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 1991 年 8 月 11 日其股价曾狂跌 41.6% ，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 9 月 6 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 136.9 点跌至最低点 45.6 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 2 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 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邓小平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 3 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 800 多元 / 股上涨至 10,500 元 / 股 (10 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 1 股拆细至 1 元 1 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 。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 “8#8226;10” 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 年 8 月 7 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 5 亿股公众股，发售 500 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 10% ，每张抽签表可以购 1,000 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 100 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 60 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 3 天就有人排队。到了 8 月 9 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 100 万，当天晚上 9 时， 500 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 12 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 4 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 10 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 4,000 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 “8#8226;10” 事件是 “ 一次技术失控事件 ” ，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 12 月 16 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8226;10” 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 1948 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 :“ 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 ” 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 “8#8226;10” 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 “ 关门 ” 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 1996 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 “8#8226;10” 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 1995 年的 “327” 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 “ 关门 ” 。 　　 　　 “8#8226;10” 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 10 月 26 日成立。 ( 四 ) 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 1994 年的大暴跌 (1992-1994 年 )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 ( 上证指数以 1990 年 12 月 19 日为 100 点 ) ，它的最初发布日是 1991 年 7 月 15 日，以 133 点报收，到了年底的 12 月 31 日，已是 292 点。 1992 年 5 月 21 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 623 点冲到 1,334 点，并在 5 月 26 日达到全年最高点 1,429 点。但由于这一年有 30 多只新股票上市，比 1991 年增长了 3.88 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 393 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 “ 熊市 ” 。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 780 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 247 亿元，比 1991 年增长了近 30 倍，市价总值 558.4 亿元，增长了 317.98 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 75 家，比以前增加了 49 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 25 个扩大到 1992 年年底的 500 多个，到 1994 年则扩大到了 3,000 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 “ 跑道 ” 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 ( 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 ) 。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 “ 跑狗场 ”—— 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 100 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 1992 年 6 月 1 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 4 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 6 月 9 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 12 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 “ 文化广场 ” ，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 “ 规范 ” 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 “ 路径依赖 ” 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 “ 规范意识 ” 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 “ 创造性 ” ，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 “ 国家股 ” 、 “ 法人股 ” 与 “ 个人股 ” ，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 “ 法人股 ” 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 “ 私有化 ” 公有企业，但由于 “ 法人股 ” 与 “ 不流通股 ” 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 “ 法人股 ” 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 “ 法人股 ” 或 “ 国家股 ” ，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 1992 年之前是没有 “ 法人股 ” 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 “ 单位股 ” ，这在上海市场的 “ 老八股 ” 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 ( 当年的 “ 延中实业 ”) 和华晨集团 ( 当年的 “ 申华电工 ”) 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事实上，早年的上交所并没有按照 “ 规范 ” 来做，当时只要总经理尉文渊一句话，某某股票法人股可以上市流通，具体由上市部总监通知工程部，第二天这些股票就可以买卖了。 　　 　　同样，当时的国有资产管理负责人说某某股票可以流通，马上就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如上海嘉丰公司国家股就有 10% 大约 3,000 多万股进入了流通市场。只是后来中国证监会监管严格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事了，至于已经流通的法人股和国家股，也就无法追索了。不过，到了 2006 年，解放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法人股和国家股的流通问题又成了中国证监会面对的头等大事。 　　 　　第二个由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股市至今的问题，是把每年的上市资金规模定一个额度，然后分配给各个省、直辖市和中央各部委。在一个正常的股市里，只要一家企业达到一定的上市标准，其发行的股票有投资者认购，便可上市。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变成了一个特许融资的权力公司，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 圈钱 ” 。企业的质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分配到融资的额度，而每个省份的额度一般都是由省委决定的，甚至是由领导跑来的。 　　 　　在他们眼里，这和过去为了一个大型项目到计委报批是一样的概念。除了总体额度之外，还要限制家数，因为如果只定额度，每个部门和省市可以把它们分成很多家企业，等到上市后，通过再融资把股本扩大。现在仍有一批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 A 股份额很小， B 股却很大，这就是当时把 A 股额度分到许多家公司，然后用 B 股额度补足的例子。 B 股当时是专门为境外人士投资设立的股票，但最终也是事与愿违。 　　 　　从 1992 年开始，中国的几波上市公司狂潮与 20 世纪初的科技股 IPO 狂潮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成立大会和上市酒会，它们的目的就是拿到钱，然后与突然有钱的中奖者一样乱花钱。等到钱花完后，自己的本业也荒废了。 　　 　　任何正常的股市都不会允许一个政府在不顾供求状况的情况下，宣布一年将从市场募集多少资金，然后配给它所属意的公司，却全然不顾这些公司的质量。 1992 年，深沪两地市场的 A 、 B 股上市公司有 54 家， 1993 年有 177 家， 1994 年有 287 家。 A 股筹资额 1992 年为 50 亿元， 1993 年为 276 亿元（其中 81.5 亿是配股）， 1994 年为 99.78 亿元（其中 50 亿元是配股），扩容的势头十分凶猛。 1993 年上证指数尽管达到了最高点 1,558 点，随着发行额度的明确，市场开始进入真正的低迷期，当年年底收在 833 点。 1994 年 2 月 14 日，政府宣布 1994 年新股发行额度 55 亿元，明显要比 1993 年的 195 亿元低得多，而市场并不买账，上证指数在 3 月 10 日就击破 700 点， 4 个月后的 7 月 29 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 325 点。股市崩盘要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中国证监会慌忙在 8 月 1 日宣布救市，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 30% 。到了 9 月 13 日，上证指数到达全年最高点 1,052 点。但这不过是一场利用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进行的投机罢了，接着两地市场又暴跌 36% 以上。由于中国证监会 8 月 1 日还宣布了两条 “ 建议 ” ，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 “ 三大政策 ” ，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 20 世纪初，可想当时是多么虚无。官方权威的监管机构都随意承诺或用含混的建议来应付一时之需，就很难指望市场其他方面不投机不钻空子不欺瞒了。 ( 五 ) 中国证券市场二度受挫 ,“327” 国债期货事件和万国证券公司的垮台 (1995 年 ) 　　 　　 1996 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热点不在股市，而是在发生 “327” 事件的国债期货市场。为了开发新市场，也是为了与中国证监会分庭抗礼，获得更为强势的财政部的支持，上交所在 1992 年 12 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 1993 年 10 月 25 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到了 1994 年秋天，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央行出台储蓄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骛，成交额明显放大，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高达 140 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管理层的头脑也随之发热，对政策环境变化后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终于发生了 1995 年 2 月的 “327 国债期货事件 ” 。 　　 　　 “327” 是 1992 年发行的 3 年期国库券的代号， 240 亿元的 327 国债 1995 年 6 月到期，它的 9.5% 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 132 元。但是， “327” 国债的价格却一直在 148 元上下波动，因为市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财政部认为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 12.24% 相比， “327” 的回报太低，可能到时会提高利率，以 148 元的面值兑付。 　　 　　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在 “327” 品种上做多的财政部全资子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 “ 中经开 ” ），它的首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历任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 1995 年的总经理也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只要稍有国情常识的人都会跟着中经开做多，至少不会与它对抗。 　　 　　将万国证券公司自诩为 “ 证券王国 ” 的总经理管金生偏偏不以为然，他认为，让财政部掏出 16 亿元补贴 “327” ，无疑是天方夜谭。他伙同向来在市场上横行霸道的 “ 辽国发 ” 等公司做空 “327” 。 　　 　　 1995 年 2 月 23 日，财政部发布提高 “327” 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 “ 辽国发 ” 也临阵多翻空，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 8 分钟违规抛出 700 余万元价值 1,400 亿元的单子，让 “327 国债期货 ” 价格从 151.3 元跌到 147.5 元收市。这天 “327” 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 80% 。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 13 亿元。管金生因此被判刑 17 年。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在 1996 年 7 月合并，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也只有 13.2 亿元。许多年后，申银证券的总经理阚治东仍心有余悸，他回忆当时公司中人也想在当天做空，却无法联系到在香港出差的阚治东，申银因此逃过一劫。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但流入账面的利润连 1 个亿都没有，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在中经开主管该业务的戴学民 1995 年年底在北京遇刺，差点没命，此后长期养病， 1997 年后下落不明。 　　 　　 “327” 事件之后，国债期货市场仍是动荡不安， 5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说是暂停，事实上就是关门，因为到了 2006 年年中仍不见国债期货交易的踪影。不久之后，尉文渊辞去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 　　 　　 “327” 事件是继 1992 年深圳 “8#8226;10” 事件后，第二个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灾难。它和 “8#8226;10” 事件类似，都暴露了中国股市上上下下系统性的腐败和混乱，真正触及到了政府唯恐社会不稳定的神经，大大阻碍了证券市场新产品尤其是衍生品发展的进程。不过，中国证监会再次成了受益者，它真正一统两地交易所已指日可待。 ( 六 ) 地方政府主导的上涨行情和混乱，最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掌握了股市的统治权 (1996 年 -1997 年 7 月 ) 　　 　　中国早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振幅惊人。以深市为例， 1991 年最高是 54 倍，最低 11 倍； 1992 年是 64 倍到 21 倍； 1993 年是 97 倍到 28 倍； 1994 年是 33 倍到 7 倍。但 1995 年是 13 倍到 5 倍，很明显，这一年深圳市场的最高最低市盈率差距偏小。而且不管是 13 倍还是 5 倍，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市盈率都是偏低的。到了 1996 年，中央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GDP 增长 10.2% ，比上年回落 1.67 个百分点，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尽管高达 14.8% ，却比上年回落了 6.99 个百分点。 　　 　　 1996 年，深市又要比沪市更具投资价值，因为在 1 月 22 日，深市的市盈率又到了最低的 8 倍，而沪市的全年最低市盈率要到 9 月 12 日才出现，但也达到了 26 倍。于是，深市在龙头股深发展的带动下，从年初便一波一波往上发力，深成指从 924 点升至最高点 4,522 点。沪市则一直比较被动，尽管上证指数全年也从 550 点升到 1,258 点。 　　 　　两市同时大涨，对已在熊市里陷入水深火热的投资者来说，本是件好事。可是，当时两地政府把股指与金融中心挂起钩来，似乎谁的股市涨得快，谁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于是，从市府到银行到交易所到一些券商到一些上市公司到当地证券媒体，几乎公开共谋如何把股市搞上去。过去，两地交易所的税收和形象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扶持帮助股市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接干预股市还是头一遭。在上海方面，由市领导直接指挥，其动员讲话由《上海证券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传达。尽管总编辑本身就是极易激动之人，可从他绘声绘色豪情万丈的神态言语看，这位市领导真把竞争当成战争了。我和《上海证券报》的几位老同事应该很熟悉以往政府和交易所的干预行为，但这次也是目瞪口呆。原先要鼓动市场起来，也只不过是写些充满暗示或 “ 转述 ” 别人的话，而且也不会指明个股的涨跌。而现在是什么都不管了，让券商不加遮掩地在报纸上写文章配合自己做庄的股票，犯了办报的大忌。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吧，为了找到一个与深发展相对抗的沪市龙头股，上海方面先是推出上海石化，后来又推出陆家嘴。陆家嘴的炒作动力不仅来自对浦东金融贸易区灿烂前景的想象力，还有对它极良好的分红送股预期。可就在一天下午，陆家嘴公司送来了重大事项公告，其分配方案大大低于市场预期。我作为编委值夜班，看到这公告，知道明天陆家嘴一定会大跌不起。可就在晚间七八点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上交所的通知，要将早已排上版面的公告撤下来，看来有人已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知上交所乃至政府了。为了市场大涨，不惜改变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劲。顺便一提，政府所确认的 “ 龙头股 ” 并不被市场认同，最后市场还是选择了当时的彩电大王长虹。 　　 　　面对如此场面，北京当然要发作。随着 1996 年 10 月深沪行情的再度大爆发，从 10 月 22 日起，中国证监会开始连续发布多道通知和评论，警告市场方方面面不要从事融资交易，严禁操纵市场，查处机构违规事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并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破例宣读。代表两地交易所立场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利令智昏，竟然忽视了这篇重要社论，没有及时转载。北京本来就对这两家报纸厌恶之至，便让两名副总编停职检查，且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牺牲一个副总编不要紧，这是媒体经常有的事，可是后者是要断证券报的财路，没了指定信息披露的垄断权，两家报纸就得关门。从此，两家证券报开始乖乖地跟着证监会的指挥棒转。 　　 　　不过，深沪两地的市场早已处于亢奋中，每一次打压，只能让股指稍一回调，随后又勇往直前，市场似乎对平日最害怕的政策利空麻木了。终于在 12 月 15 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又全文宣读了次日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指出， 1996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9 日，上证指数暴涨 120% ，深成指暴涨 340% 。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 800 多万，总数超过 2,100 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按惯例，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是件严重的事情 ; 而且， 12 月 14 日，管理层已用电报形式将此文传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提前打招呼，这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文章口气之严厉、用词之尖锐（如 “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 “ 将扰乱市场秩序的 ‘ 害群之马 ’ 清除出证券市场 ” ），都使人联想到过去的政治风暴。 12 月 16 日，两地市场开始执行股票交易价格涨跌幅 10% 的新规定，除了某新股上市上涨 139% 外，当天所有 610 只股票和基金全部跌停，第二天又是全线跌停。此时，管理层又感到害怕了，忙放低身段，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爱护股市的，中国股市还是光明的，等等。第三天，股市才在大幅低开后，有资金抄底，将市场稳住。 　　 　　半年后的 1997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指出 1996 年 9 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和广发证券公司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和南油物业等股价，于是三家公司的 CEO 李惠珍、阚治东和马庄泉被免职，公司暂停股票自营业务 1 年。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也被撤职。从今天看，券商操纵股价是罪有应得。而深发展是自己炒作公司股票，属回购行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向券商融资也很正常。但他们确实触犯了当时的法规。 　　 　　组织撰写上述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事隔多年后（ 2003 年）回忆道，文章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的泡沫，对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说亚洲金融危机会对中国股市有较大的影响，没什么实质根据，因为后者至今都没好好开放，更何况十年前。至于进行风险教育，也谈不上什么效果，大家觉得这是硬用行政手段压下来的，如果说风险的话，政策风险是第一位的。 　　 　　也就在 1997 年 7 月 2 日，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命，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两个地方政府不仅失去了对交易所的支配，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拿得越来越少。 1993 年之前是全部归沪深两市政府，之后是地方与中央七三开， 1998 年改为中央 88% ，地方 12% ，从 2002 年起，中央是 97% ，地方 3% 。 　　 　　中央看中的不仅是交易税，还有股市这个融资平台。至少从 1995 年起，一句顺口溜已在股市上上下下流传开来， “ 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 ” 。这话缺乏主语，谁在吃呢？姑且说是国企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银行不行了，坏账太多了，现在恰恰相反，需要往银行注资了。从哪儿搞钱呢？当时海外的股市对中国企业的兴趣不大，加之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市场也难以利用，只有大力发展内地股市了。内地股市的钱又从哪儿来？除了极短时间的例外，银行和国企是不能投资股票的，只有个人或者民间资金有资格进入股市。 　　 　　 1997 年和 1998 年，中央政府更加强调股市的规范，但盯住的主要是投资行为，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却网开一面。上市公司是什么 ? 它是股市中的商品。一味强调商店里不能有小偷、骗子，却把假货、次货、冒牌货卖给顾客，这算什么？ 　　 　　 1998 年左右，在市场中转轨的国企十分衰落，中小企业可以 MBO 或拍卖给个人，可还有一些大型企业不能卖，有些企业又卖不出去，只有去股市融资了。但股市的钱也不容易拿，好的国企可以上市，但你必须兼并一家坏企业。一个健步如飞的人，却要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是个健康的组合吗？朱基总理曾为国家会计学院写过题词 :“ 不做假账 ” 。但一个不健康的组合，如果必须通过严格的体检，他会做什么。 　　 　　为了挽救破落的国企，让它们进入最应该奖优罚劣的股市，资源的错配是注定的。那么，为他们包装的中介机构和了解内情的投资者会采取何种博弈策略？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上当？不会吧。当一座大厦的基石是劣质的脆弱的，我们还要指望在大厦里的人安居乐业、行事规矩，可能吗？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为了一场战役的胜利，人们往往会牺牲一个阵地或一支部队。在和平年代中，为了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 “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 。它可能是中国俗语 “ 宁可断其一指，不可伤其十指 ” 的引申和发挥吧。可是，我们对牺牲的部队和那一个指头应有所歉意，至少有所交待吧。 　　 　　 1997 年 6 月 26 、 27 日两天内，两地股市共上市新股 16 只，创历史上市数量最多。上市总量达 6.88 亿股。 6 月 26 日在沪市上市的是粗密股份、海南航空 B 股和禾嘉股份，深圳则是长城电脑、五一文、福建双菱、南方摩托、西南化机、西飞国际和锌业股份。 6 月 27 日，深沪股市又上市 6 家：鼎球股份、明星电力、清华同方、内江峨柴、山西三维和湖北东桥。 　　 　　在 1 个月前的 1997 年 5 月 23 日，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红光，以每股 6.05 元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 7,000 万股，募集资金 4.1 亿元。 1998 年 4 月 30 日，红光实业年报披露每股亏损 0.863 元，成为中国股市上首家当年上市当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引起了公愤。经调查，红光实业从 1996 年下半年起，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就已出现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等严重问题，如此重大事项却被公司隐瞒不报。 1996 年度红光实际亏损 1.03 亿元，却虚报为盈利 5,400 万元，骗取上市资格。红光上市后，又将 1997 年上半年亏损 6,500 万元披露为盈利 1,674 万元，在公布 1997 年年度报告时，又将实际亏损 2.2952 亿元少报了 3,125 万元。而且红光仅将募集资金的 16.5% （ 6,770 万元）投入招股说明书中所承诺的项目，其余一大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填补公司亏损，另外的 1.4 亿多元投入股市买卖股票不做假账 ” 。获利 450 万元。 　　 　　 2000 年年底，成都中级法院判红光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 100 万元。这是《刑法》颁布后首个上市公司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可是，如此轻微的犯罪成本，对上市公司又有何警戒作用呢？ ( 七 ) 中央政府对股市的重视，使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上市高峰期 (1997-1998 年 ) 　　 　　 1996 年中央政府对股市如此调控，仍未抑制住第二年股市的上涨。 1997 年是牛年，当年 5 月 13 日，上证指数冲至久违 4 年的 1,510 点，让投资者雀跃不已。在政府 “ 提高股票印花税 ” 、 “ 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 ” ，尤其是宣布将股票发行额度扩大到 300 亿元后， 1996 年以来的牛市终于夭折。 　　 　　 1998 年市场是熊市，政府却一反常态，给予中国股市从未有过的重视。 1998 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恶化和内地洪灾泛滥， 8 月初，上证指数连续拉出十天阴线，从 1,299 点跌至 1,043 点。这时，媒体发表了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主编的《证券知识读本》写的批语，明确肯定了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并号召 “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证券工作者 ” ，务必要勤奋学习认真思考证券知识。 　　 　　另一个更为长远的信号是酝酿了六年的《证券法》终于在 1998 年 12 月 29 日的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上通过。早在 1992 年 8 月，就由全国人大财经委起草《证券法》，但其规范的内容却与人大法工委正在起草的《公司法》发生了冲突。按照立法程序，《证券法》得转交给法工委去修改，双方僵持不下，《证券法》也就搁置了下来。其实，中央一直对证券市场抱有犹疑态度才是《证券法》迟迟不出台的真正原因所在。正如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所言： “ 这个市场现在还看不清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要暴露一段时间。 ” 既然人大内部争议很大，中央也乐于其不成。但到了 1997 年，中央定了加快立法的调子，在李鹏委员长的全力推动下，《证券法》才迅速出台。这部《证券法》从总体上而言，还是比较粗线条的，里面的政策用语模糊，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股票， “ 炒作 ” 是个俗语，却难以精确定义。又如上市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看似用语很准确，可我们看不出审批制与核准制的根本区别，无非是证监会成立了审核委员会，让官员和专家一起评议公司能否上市。但程序仍不透明，包括审核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保密，结果名单成了财经公关公司的竞争手段，把它卖给投行，后者就会逐一公关。另外，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和经纪类公司，这种资格制度也是毫无道理的。颇为反讽的是，那些自以为有实力的综合类券商在其后的自营业务中，许多因此破产或遭托管，反而那些小经纪类公司却因无法自营，倒生存了下来。这印证了我们对其他行业企业类似的观察，企业大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可惜市场不是婢女，不能轻易使唤。直至 1999 年 5 月 19 日之前，在各种政策利好之下，中国股市仍是熊气弥漫，尤其是 5 月 8 日，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传来， 5 月 10 日深沪两市跳空下挫，形成了较大的 “ 导弹缺口 ” 。但 5 月 19 日起至 5 月 28 日几天的中国股市表现，几乎把全国人民愤怒视线转移了。上证指数从 1,058 点上升至 1,300 点左右，累计升幅达 25% 左右。 6 月 1 日至 6 月 14 日，在央行降息和证监会将 B 股印花税由 4‰ 降到 3‰ 的利好形势下，上证指数达到了 1,427 点。 　　 　　这场被定义为 “5#8226;19” 行情的动力来自何方，市场上盛传是中央政府。 1999 年 6 月 1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谜底终于揭开。对我们这些已对中国股市见怪不怪的人来说，读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仍是瞠目结舌，因为它似乎出自一位股评人士，说出了许多看多理由，还预测了将来的市场一定更为美好。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证券媒体工作的编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稿子在我手中的话，其水平是难以发表的，更不可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 　　 　　更为奇妙的是， 1996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言犹在耳， 2 年多后的文章尽管口气要亲切柔和，可思维结构和叙述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前一个拼命地说市场是多么的有风险，后一个努力地辩护说市场是多么有上升潜力，并用了一个创新名词： “ 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 。 　　 　　可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搞懂， 1996 年和 1999 年中国股市最低点的市盈率都跌到 8 倍左右（只不过一个出现在深圳，另一个出现在上海），为什么 1996 年的股市是 “ 过度投机 ” 、 “ 暴涨 ” ，而 1999 年的股市是 “ 恢复性上涨 ” 。 1999 年的 6 月 29 日，深沪股市的市盈都达到了 48 倍左右，按 1996 年《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准是 “ 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 ” ，因为它指出，以 1996 年 12 月 9 日为例，沪市市盈率达 44 倍，深市达 55 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在 20 倍左右， “ 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 ” 。那么又为什么说 1999 年 6 月 “ 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 ” 呢？在 1996 年的文章中，投资者踊跃开户是股民跟风盲目入市，而在 1999 年的文章中，新增开户人数成了推动市场动力的证据。 1996 年 12 月沪深两个证交所的日均成交额达 200 亿元以上，也是 “ 过度投机明显 ” 的罪证。可尽管 1997 年以来上市公司流通股增加了 1 倍，但从 1999 年 5 月 19 日以来，日均成交量也达到 255 亿元啊。怎么又突然变成是正常了的呢？《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在最后的一部分都列举了许多条措施，只不过 1996 年是说如何把股价打压下去， 1999 年又说如何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股指上升，言下之意是如何把股市搞上去。 　　 　　 2003 年，已经退下来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承认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他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更是匪夷所思。因为如果特约评论不是由一个人策划的，那么，一个认为 50 倍的市盈率是过高，另一个说是正常，也可理解。可同是一个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几乎相似的数据和情况，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是 “ 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 ” 。在这种状态下，要股市正常和理性也是困难的。 　　 　　事隔两年，彻底大转弯的不仅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还有 1999 年 9 月 8 日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投资股票，而就在 1997 年 5 月 21 日，国家还发通知严禁这么做。当然，前后两条政策有一个相似处，就是不得 “ 炒作 ” ，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但大家都明白，上述规定在实践中是虚应故事。 　　 　　用不着事后诸葛，只要稍微了解当时中国政经和股市常识，都会明白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和洗钱狂潮将席卷中国大地。所谓洗钱，就是将特权应用于市场。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少数人拥有特权，但由于没有广袤的市场舞台，难以尽情发挥。 20 世纪 70 年代 “ 四人帮 ” 的成员王洪文当时被同伙举报腐化，这位党的接班人只不过到处打猎多看了几部色情电影请上海小兄弟吃了几顿好菜好饭使用了高级的收音机、打火机和 “ 可以远距离操纵 ” 的彩电，然后让上海市委经常 “ 补助 ” 个几百元钱。但当特权与市场相遇，比如股市，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产生出巨额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国有企业或银行的钱用于炒股，获得的利润属于自己。几年后，曝出了不少用公家钱炒股票的案子，只不过是当事者炒亏了本金，无法向企业交待而败露。中国航天功臣、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厉建中 2006 年 3 月被判无期徒刑，他在担任 “ 琼南洋 ” 和 “ 火箭 ” 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时，让人用 1 亿元炒股，结果被套住而进了监狱。 　　 　　于是，中国股市进入了 “ 无股不庄 ” 的时代。 1999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接近 1,000 家，说无股不庄可能绝对了些，因为谁都没有核实过。但要指出一只没有庄家的股票也不容易（有一家民间咨询机构认为， 2001 年年初深沪两市 1,100 多只股票中有 860 只有庄家驻扎，我看这也是一种看似精确的猜测罢了）。早期中国股市就有庄家，可一般不那么张扬，比较典型的是庄家操纵村办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龙实业的股价。 1994 年上半年，上证指数从 1 月初的 800 点一直下滑到 7 月 29 日的 333 点，而界龙实业却特立独行，连涨 32 天。在当时，个股基本上是跟着大势跑，很少有股票能持续逆势而为，更何况连拉 32 根阳线。界龙实业的上涨与公司从事印刷业务的基本面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由个人大户马晓指挥，涉及 5 家上市公司与 14 家证券营业部资金，在 5 个多月内，从每股 12 元一直炒到 33 元，其个人所得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达 5,000 万元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龙模式成了庄家操纵市场的典范，即在股价底部反复购买股票，若吸纳不了足够的量，就趁势打压震荡，让恐慌盘出来后再买入。等到外界流通的股票越来越少，每天的 K 线走势图就像一根介乎 30 度至 45 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让观众垂涎欲滴。等到想出货实现利润，庄家便买通股评家到处鼓吹，或串联上市公司发布利好消息，或利用大势突然向好的机会，引诱投资者疯狂抢购。据有经验的庄家介绍，一个做得好的庄股，应该是在上涨时出货，而且是毫不费力，因为抛出去多少股票都有人接单，股价压都压不住。 　　 　　接下庄家最后一棒的人当然很痛苦，因为他们可能被长期套牢。但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股票有人在操纵，恰恰相反，正因为股票里面有庄家，他们才买，这就是所谓跟庄者。只要比庄家先出货，跟庄者也会成为赢家。顾名思义，庄家就是靠聚赌的人为生，庄家让股价出现 45 度的走势，一如职业妓女的穿着，就是让嫖客能够识别。跟庄者每天晚上也会做功课，认真研究哪个庄家做的图形漂亮，值得投机一把。为了识别庄家，坊间出了大量的书籍，于是，庄家与跟庄者的共生现象成了中国股市的主流。 　　 　　终于，到了 1999 年，市场出现了 “ 善庄 ” 的说法，将中国股市的做庄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以往，跟庄者对庄家是又爱又恨，让他赚钱的庄家就可爱，把他套住的庄家就可恨。可现在出现了一种所谓 “ 长庄 ” 模式，股价是长升长有，跟庄者在什么价位上买都能赚钱，股价翻了十倍，庄家就是不出货。一直能让别人得到好处的人是善人；一直让别人赚钱的庄家，当然是善庄。 　　 　　当年中国股市最大的善庄是德隆。 1992 年唐万新和唐万里几兄弟创办了新疆德隆，从事餐饮、娱乐行业。 1996 年 7 月 31 日，由德隆参股控制的新疆屯河在上海上市； 1997 年 6 月德隆受让上市公司沈阳合金国有股，占总股本的 29.02% ；同年 11 月，德隆又购入上市公司湘火炬国家股，占总股本的 25.71% ，成为德隆的 “ 三驾马车 ” 。其后，三家公司的股票狂涨不已，到 2001 年时，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已分别上涨了 11 倍、 15 倍和 11 倍。 　　 　　几个毫无家世积累的兄弟在股市里大把洒银子做慈善，只不过是德隆雇佣的 “ 市场人士 ” 的鼓吹之词罢了。德隆让股价常升不跌的手法在香港等海外股市早就使用过。首先，德隆利用远远低于流通股市场价的代价收购国家股，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其次，做高股票价格并质押贷款，也就是说，通过长年的股价上升，赢得银行信任，获取长期资金，供他们 “ 战略发展 ” ；第三，通过三家上市公司互相及向外担保套取资金。最后，我们猜想上升的股价也可以为各色人等输送利益，因为只要明示他们买入 “ 三驾马车 ” 的股票就可从容赚钱，这对许多人还是有吸引力的。当然，德隆也通过直接金钱交易买通了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人士。我们之所以点名经济学家和记者等，是因为他们不惜自己的声誉，强行为德隆辩护的白纸黑字透露了此间的消息。 　　 　　顺便一提， “ 善庄 ” 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做别的庄时也一样 “ 善良 ” 。事实上，当他们打造了长庄的品牌后，也会假模假样地到别的股票上做庄，但拉升后很快就出货，让合作者及跟庄者大倒其霉。 　　 　　其实，不能够创造价值的德隆等的长庄模式还是脱不了金融市场的邪道 —— 庞氏骗局，即只能通过不断往外拉钱来维持局面，而钱是有成本的，拉得越多，负担就越重，最终一定灭亡。 　　 　　中后期的德隆已不能通过上市公司和股市本身来维持庞大的资金成本，只能进入金新信托、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中富证券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从长沙、南昌等商业银行获取大量资金，继续运转庞氏骗局。 　　 　　庄家德隆在市场上大放光芒，引来一批庄家模仿者，他们手上至少有一到两家上市公司，还要入驻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成为各种 “ 系 ” ，如中科系、明天系、成功系、银泰系等等。 （八）亿安科技的 “ 蹦极 ” 游戏 (1999-2006) 　　 　　 1999 年 6 月 22 日，在 1993 年 2 月 6 日创下的最高点 1,558 点的 6 年后，上证指数被顺利突破，并在其后两天上冲至 1,705 点，深沪两市放出历史天量，成交额 833 亿元。创出天量天价之后，股指大幅回调， 1999 年的 “5#8226;19” 行情在此结束。 　　 　　一年后的 2000 年 7 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 2,000 点， 11 月 23 日，又创下 2,125 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这只股票原名深锦兴， 1999 年 6 月亿安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这只流通股仅有 3,529 万股的小盘股，业务范围涉及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电子通讯、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等，几乎把当年的全球高科技概念一网打尽。 　　 　　 1998 年 8 月 31 日，深锦兴最低价是 5.5 元／股，但在亿安集团接手后的 1999 年 6 月 29 日，已是 34.48 元／股。 2000 年，中国股市受美国高科技股热潮鼓舞，高科技股纷纷上演最后的疯狂，接连涨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亿安科技，它的股价在 1 月 4 日还是 46 元／股，可到了 1 月 21 日已是 80 元／股， 2 月 15 日终于冲上 100 元／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历史是善忘的，上海的豫园商城早在 1992 年就有过 100 元／股以上的记录，但狂热的人们仍把亿安科技视为股市十年来的第一只百元股票并兴奋不已。有人还找出一个 65 岁的老太太，由于她从 1992 年 5 月起就持有 11,800 股深锦兴，及至亿安科技升至 126 元／股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 320 万元的财富。 　　 　　可笑的是，亿安科技在 2 月 17 日达到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年底已是 50 元／股左右，这意味着老太太的财富半年已缩水了一大半。 　　 　　事情还没有完， 2001 年 4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 8.98 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这四家公司自 1998 年 10 月 5 日起集中资金，利用 627 个个人股票账户及 3 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 “ 深锦兴 ” 股票。持仓量从 1998 年 10 月 5 日的 53 万股 ( 占流通股的 1.52%) 到最高时的 2000 年 1 月 12 日的 3,001 万股 ( 占流通股的 85%) 。截至 2001 年 2 月 5 日，四家公司共盈利 4.49 亿元，而它们手中的股票只剩下 77 万股，一次很成功的庄家行为。 　　 　　中国证监会是否收到 8.98 亿元的罚款，外界从一开始就很怀疑，至今仍不清楚。亿安集团的老板罗成早跑了。被处罚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姓罗，其中一个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罗成曾入选 1987 年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在广东销声匿迹近十年，直到 1994 年进入亿安集团。正如绝大部分中国富豪一样，罗成的原始积累也不清楚，亿安集团的盈利点则是朦朦胧胧。亿安科技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讲清楚的，就是电动车项目。电动车可以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罗成是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广州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球技接近职业选手。亿安科技在遭到证监会处罚之前，也已转让给主业是摩托车产业的重庆隆鑫集团。罗成脱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兴奋的或被套的投资者很没面子的是，被逮捕的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是个年仅 20 出头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到了 2003 年 3 月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已将罗成操纵的公司确定为七家，划拨资金 18 亿元，另外又通过多家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融资 19 亿元，在全国几十家证券营业部通过所控制的 792 个账户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亦称 “ 对倒 ” ）共计 68,409 笔，累计 5,555 万股。最高时占有亿安科技流通盘的 87.34% ，非法盈利 4.65 亿元，与证监会当年认定的数字差不多。罗成没找到，他的财务总监和资本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被判了 2 年 3 个月至 3 年半的有期徒刑。 （九）基金黑幕 (1999-2006) 　　 　　 2000 年 10 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有两位 —— 特约撰稿人平湖及记者李箐，其中的平湖便是本书中文作者张志雄。《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其实，《基金黑幕》原文标题是《 “ 基金行为研究 ” 解析》，我的兴趣不仅在于基金，更多关注的是其他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或者说是市场的整个庄家行为。但由于文章标题是《基金黑幕》，就成了仅仅声讨基金的檄文。 　　 　　这恰恰有违我的初衷，因为相对规范的基金公司在 1998 年才成立，它们中的有些公司虽然已和庄家同流合污，但作为总体还未深陷其中。当然，我最后目的还是达到了，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庄家把价格拉得太高的股票倒手给基金，因为绝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股东是证券公司或投资信托公司。后来，德隆等庄家到处寻找金融机构托盘，就是没敢染指基金公司。当时，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却不可一世，《基金黑幕》一出， 2000 年 10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都刊登了针对《财经》杂志的 “ 严正声明 ” ，署名是大成、南方、长盛、博时、华安、富国、华夏、鹏华、国泰和嘉实 —— 当时仅有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声明的开头第一点就自以为是： “ 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 ” 声明起草者的水平一般，但最后老辣地拈出《基金黑幕》后记中的 “ 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超常规发展变相的庄家 ” 的观点，是很有一番企图的。 　　 　　原因是 “ 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 ” 是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观点，《基金黑幕》竟然说周的观点是鼓励发展庄家，不是污蔑吗。其实，我写这段话时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可这正是我发布《基金黑幕》的中心思想啊。周小川要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想给股市以稳定力量，能承受更大的股票扩容压力。可我看到周小川的观点后，就写过文章，明确表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庄家横行的问题，否则就是再发展多少个机构，不是成为庄家就是成为庄家的附庸。当然，我深知周小川是个开明的人物，他至少会对不同的观点表示宽容。事实上，《严正声明》的挑拨目的确实也没有达到。 　　 　　当时的《财经》杂志并没有什么名气，阅读量很小。可三大证券报齐齐登出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影响力巨大，把《基金黑幕》扩散开来，人们都想看看它究竟写了些什么。说句实在话，《基金黑幕》的大部分论证解说是我写的，由于要防止对方找漏洞，写得曲曲折折，并不好读。一般读者倒被文章中记者叙述基金人士和庄家在桑拿浴房中 “ 坦裎相见 ” ，商量如何让基金在一只庄股股价高位接盘，代价是一股一块钱的情节所吸引。这种事情当然有，可没必要在桑拿浴房里谈判，这种写法其实是减弱了《基金黑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严正声明》发表之后，众基金公司赢来的不是赞同乃至同情，而是舆论的群起而攻之。《财经》也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声明，认为公众有知情权，顺便做了广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他 10 月底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侃侃而谈，出来反击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最击中要害的一点是，十家基金公司怎么可能共同互保？ “ 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 ” 　　 　　早在我读完十大基金公司的声明后，就发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并且化名写了文章反驳，但影响毕竟没有德高望重的吴敬琏大，而且是在收视率极高的央视上播出。 　　 　　中国证监会起先对《基金黑幕》沉默不语，然后由副主席高庆说了一段 “ 大而化之 ” 的话，再次引来舆论的一阵不满，最终周小川主席表态，欢迎媒体对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发表意见，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处理。其实，证监会的这番表现已是空前绝后，因为按惯例，证监会应该为自己业内发生如此不利的大事排解，而不是不作为。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看完《基金黑幕》后勃然大怒，然后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认为基金只有 2 岁， 2 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由于比喻太过形象，刘主席的 “ 撒尿论 ” 被人们狠狠地揶喻了一番。 　　 　　回到本章的开头，我在 2000 年 12 月 16 日的 “ 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 ” 上忧心忡忡，走来走去，总感到要发生大事。 10 天后的 12 月 26 日，中科创业开始连续跌停， 2000 年 12 月 29 日收盘时，跌停到 19.84 元／股。 2001 年 1 月 4 日开盘继续跌停，直到 1 月 10 日的 11.71 元／股。不要说在大牛市，就是在过去，也只有一次庄家为了出货，让一只名为 “ 轻纺城 ” 的股票连续跌停来出货，但也没有九个跌停板。 　　 　　 “ 中科创业 ” 是庄股的理论先锋吕梁（真名吕新建）所为，在市场上有很强的号召力。吕梁早年是个很有成就的文化人，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过中篇小说。 1996 年，吕梁进入投资界，但并不成功，还被人骗走了不少钱。但他 1999 年春以 “K 先生 ” 的名义，在媒体上宣扬 “ 讲政治，做大势 ” ，正巧赶上 “5#8226;19” 行情，一举成名。这时，他早已进入一只名叫 “ 康达尔 ” （后改名 “ 中科创业 ” ）的股票做庄，在 1999 年 8 月的《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一个整版，号称要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夏 #8226; 哈撒韦，哈撒韦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吕梁鼓吹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有煽动力的。让人感慨的是，吕梁是促使我写《基金黑幕》的直接原因之一。 2000 年 8 月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北京亚运村的北辰花园 5 号楼的豪宅里见到了主人吕梁。从他家到饭店，吕梁至少谈了 4 个小时，把朋友们吹得晕头转向，却让我失望甚至不安。我在股市中呆了这么多年，三教九流见过不少，我并没从道德眼光看待吕梁，只是觉得他当时的思路十分混乱，缺乏一个投资家的冷静和自制。说得严重些，吕梁的神智有些不清。这种人在凶险的股市中注定是要出问题的。回到上海，我又与另一个模仿德隆的著名长庄的策划人吃饭。他的脑子比吕梁清楚多了，他告诉我，经过反复送配除权，他的长庄股票在任何价位抛出都是可以赚钱的，问题是，长庄缺乏流动性，根本没法实现利润。他觉得迟早要放弃这只长庄了。我问他，如果市场崩盘，用三年时间可以复苏吗？他告诉我 :“ 你太乐观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 ” 　　 　　果然，在中科创业的跌停声中，吕梁竟然站了出来，向媒体自曝做庄内幕，而且写了一篇长达 1.8 万字的自述。他告诉人们， 1998 年，深圳的一位大户朱焕良来找他，要求对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朱焕良发迹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万科股价很低迷，他趁势吸纳，且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 90 年代初，朱焕良已是个千万元大户，在深圳股市上已可呼风唤雨。 1997 年，朱焕良动用近两亿资金炒作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没想到一场香港鸡瘟（也就是禽流感吧）导致康达尔暴跌，朱焕良于是被套。 　　 　　吕梁联手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机构，答应与朱焕良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朱焕良在指定的时间在他控制的每一个户头抛出一手，这些仓单证实，朱所说的他已控制康达尔股票达流通盘的 90% 并非虚言。吕梁一伙人分别接走了朱焕良所持有的流通股的 50% ，双方协议，朱焕良的另一半股票在 5 年内不能抛掉，齐心协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一只大牛股。 　　 　　吕梁对重组康达尔很有信心，他看中的是公司具有可观的土地价值，可真正进入公司后，才发现这是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不存在，房地产公司也有 4 个亿的假账。吕梁等人知道上当后，却未撤出，反而在 1999 年 4 月和 5 月又两次收购了康达尔 34.61% 的国家股。这样，他们前后已动用了 7 亿多元资金。 　　 　　之所以如此，吕梁是利令智昏。他在 1998 年 7 月左右就拿到了 277.9 万股康达尔，当时市值是 6,000 多万元。吕梁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是所谓的北京机构中煤信托和朱焕良给他的 “ 咨询费 ” 吧。吕梁用股票到证券营业部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增加市值，然后再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还用新的资金去炒别的股票，用其回报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 　　 　　 1999 年，康达尔从 20 元／股左右上升至 40 元／股以上，全年涨幅 111% 。 2000 年 2 月，股价冲上 80 元／股，流通市值也由 1998 年 10 月的 10 亿元左右膨胀至 62 亿元。这时，朱焕良的市场本能要求他出货，从 5,000 万股一直出到 12 月 10 日的 2,300 万股，每卖出 1,500 万元的货，便提现转移。而此时的吕梁却陶醉其中，他除了在北辰花园别墅的 5 号楼自住并办公外，还买下了 11 号、 14 号楼。 2 月 18 日吕梁结婚，为了讨彩头，他命手下的交易员将前一个交易日康达尔的收盘价做成 72.88 元／股。到了 10 月份，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感到康达尔的抛压明显加重，便威胁朱焕良，若他背信弃义的话，绝不容忍。但朱焕良明确表示不干了。在康达尔崩溃的第一个跌停板时，北京机构就在 35 元／股以上接了朱焕良的 1,000 万股，花费了 4 亿元资金。 　　 　　据说朱焕良总共套现 11 亿元然后逃往香港，临走扔给吕梁的最后一句话是， “ 股票总是要卖了才能赚钱 ” 。吕梁对其恨之入骨，在自述中屡屡对朱焕良施以刻薄，说他是个农民暴发户。 　　 　　吕梁说得好听，其实两人只是各怀鬼胎罢了。联合做庄本身就孕育着背叛。熟悉朱焕良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就说过，朱也被一个曾和他形影不离的 “ 李老师 ” 出卖过。吕梁除了中科创业外，还操控过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又通过中西药业投资岁宝热电，还炒作过马钢股份、莱钢股份，一些大户因此和吕梁合作，他们中有些人也吃了吕梁的亏，我所熟知的一位大户就被套得痛不欲生。如果他不在别的股票上盈利，又不在中科创业上套现，是如何应付资金利息等成本的？ 　　 　　吕梁的大宅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后，他却在 2001 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逃离了公安机关的监视，披着军大衣消失了，从此再无踪影。还有上海媒体说采访了朱焕良，我一看稿子，就知是伪造的。这年头，什么都可以造假。 　　 　　一年后的 2002 年 6 月，吕梁的多名属下和合作者受到审判， 2003 年 4 月，丁福根等 6 名被告被判处 2 年零 2 个月至 4 年有期徒刑。案子涉及资金 54 亿元，证券公司营业部 125 个，仅吕梁一方利用的股东账户卡就多达 1,565 个。如果不是如此分散的股东账户卡，按《证券法》规定凡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 5% 以上者均须公告，中国股市的庄家们早就曝光殆尽。最滑稽的是，由于不少庄家控制了非流通的法人股，加上 90% 以上的流通股，一些上市公司早就应该被私有化了。 十、赌场论中国股市 17 年 (1999-2006) 　　 　　 2001 年的好戏才刚开头。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在媒体上批判证券市场，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股市很像个赌场，严格地说，比赌场还不如，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和操纵。 　　 　　换句话说，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比赌场还不如。其实，这个观点我在 2000 年 9 月 12 日的《财经时报》上就发表过，而且投资圈子里的人很快就打电话给我，表示关注。但吴敬琏说得更为直接，而且他的半政府背景让人不得不重视。还有一位是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合作的投行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因对股市严厉批判，被人扣上了要把股市 “ 推倒重来 ” 的帽子。结果， “ 赌场论 ” 和 “ 推倒重来论 ” 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认为要对后来中国股市的崩盘负责，这种声音一直沿续到 2006 年的今天。 　　 　　 2001 年 2 月 11 日下午，厉以宁、董辅、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恳谈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会议持续了 3 个小时，气氛严峻激烈，目标只有一个 —— 批判吴敬琏的股市言论。厉以宁和董辅对中国早年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舆论上的贡献，北大教授厉以宁还被人冠之以 “ 厉股份 ” ，与当年倡导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的 “ 吴市场 ” 交相辉映。董辅也是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学界有比较高的威望。萧灼基和吴晓求，一个是北大教授， 　　 　　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但他们都成名于股市，因为他们频频发表利多股市的言论，很得股民们的欢心。比如萧灼基会这样说： “ 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 ；厉以宁则表示： “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 　　 　　中国财经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记者一般都喜欢观点不同、彼此争执的场面，可参加当天的恳谈会的记者们却被五位经济学家的情绪和言辞震住了，他们仿佛参加了一场文革的争斗会。那天我在上海，没去开会，但仍记得开完会后几位同事和朋友打电话给我时的茫然和混乱，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斯文扫地的场面。第二天，五人的谈话纪要传到我手中，看后不觉有些惋惜，毕竟其中有曾帮助过我的师长。谈话纪要在媒体上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同吴敬琏的人，都对这种批斗会方式不以为然，毕竟大家都不想回到三十年前去了。恳谈会成了五位教授的滑铁卢，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和尊重了。股市这东西不好玩，它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又会把你摔得很惨，而且对穷人、富人、贵人、名人和学人，一视同仁。股市种种是非也成了 2001 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朱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头号问题，占到所有提问的 21% ，而且都是国外记者发问。 　　 　　可能真正让朱基总理关心的是马上就要实行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为了怕国有资产流失，规定国有股份不能流通。粗算一下，国有股加上法人股，非流通股要占总股本的 2 ／ 3 。精确言之， 11 年积累的国有股存量到 2001 年 6 月 30 日已达到 1,786.06 亿股，占 8,943.63 亿存量总股本的 42.23% 。 　　 　　股份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这是谁都想得到的事。我们曾说过，早年最隐蔽的办法是把国有股悄悄地释放出来，混入流通市场，但这样做不规范，也不能大规模地干。后来， 1994 年 “ 陆家嘴 ” 以 2.90 元／股的价格按 1 ∶ 2 的比例向个人股东出让国家股，并且自己也回购了一部分国家股，接着有些公司也尝试这么做，但大多被制止了。 　　 　　直到 1999 年，政府终于想明白国有股流通并没什么可怕时，早已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后来曾几次向市场试探，均无功而返。由于国企改革和经济转型，中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像当年的拯救国企一样，政府又将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与股市联系了起来。 　　 　　 2001 年 6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 10% 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 6 月 14 日，各大媒体同时刊登了《暂行办法》，奇怪的是，当天上证指数冲到 2,245 点，创了中国股市 11 年以来的最高点，可能是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吧。 6 月 26 日，江苏索普等公告拟在发行中减持国有股。 7 月 26 日，北生药业等新股也进行国有股减持，当天股市便暴跌。 8 月 7 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至 1,903 点。 　　 　　这时，大家已开始看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对待国有股减持的不同态度，新股发行暂停，恐怕只是证监会的单方面决定而已。果然，财政部官员 8 月下旬对记者表示，不论股市走势如何，减持政策都不会有大的调整，不要指望政府会停止国有股减持来救市，这是行不通的。这种拒绝和市场沟通协调的霸道行为再度引起股市大跌，到 9 月底，上证指数 1,800 点被击穿，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 　　 　　 10 月 13 日，周小川主席在对外演讲时，暗示中国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如此这般减持，但也没办法，解决国有股主要是由国有所有权的掌握者决定，这和他 6 月 13 日对《减持办法》较为积极的表态大相径庭。 5 天后的 10 月 18 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 APEC 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似对周小川和股市有所回应，仍认为国有股减持 10% ，数量不大，没必要紧张，况且减持的资金作为社保基金，还会回到股市中去。金部长拒绝修正的态度又一次让股市暴跌，几天后的 10 月 22 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 1,514 点， 50 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 8% 。 　　 　　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中国证监会的修正观点占了上风，中国证监会在 10 月 22 日晚 9 ∶ 00 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关于 “ 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 10% 出售国有股 ” 的规定。《减持办法》是财政部牵头五部委签报国务院同意的，这次又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各部委来办，主动权的转移很明显。不过，中国证监会代替国务院宣布暂停，似乎后者仍想留有余地，或者说不想给公众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毕竟，流通股绝大多数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要霸王硬上弓，可要承受社会稳定的风险。 　　 　　 10 月 23 日，在此消息刺激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 1,670 点，但很快又往 1,500 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宣布国有股减持及留下的阴影只是直接原因之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充满着操纵欺诈，积重难返，而上述两个方面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小投资者。 　　 　　正是 2001 年 8 月所谓 “ 世纪大牛股 ” 的银广夏的覆灭，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了信心，对操纵欺诈充满恐惧，纷纷撤离股市。 1994 年 6 月，银广夏在深交所上市，尽管它自称来自西部宁夏，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圳。这么做，主要是利用宁夏的上市额度，这和为了方便考大学，有人将户口迁移到西部省份或海南省是一样的（ 2006 年就有一位清华大学生被查出而退学）。银广夏上市后，也像大多数上市公司那样，业务杂乱无章，做过软盘、牙膏、水泥、海洋特产、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葡萄酒和麻黄草等等。 1998 年，银广夏出现奇迹，它在天津的分公司与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夏每年出口农产品萃取产品 800 吨，金额超过 5,000 万马克。于是银广夏股价一路狂奔， 2000 年上涨了 501.4% ，位居中国股市涨幅第一。 2001 年 3 月 1 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与诚信公司签订三年总金额为 60 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这意味着公司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将连续翻番。 　　 　　银广夏的业绩在市场上一直备受争议，在中国也有同行从事萃取产品业务，但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媒体到处打探，最终在天津海关找到了关键证据 : 天津广夏 1999 年的出口额是 482 万美元（约合 4,000 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银广夏所称的 5,610 万马克（约合 2.2 亿元人民币）的 1 ／ 5 ，而且出口的货物中有 2 ／ 3 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更要命的是，天津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称，银广夏 2000 年仅出口 33,571 美元，而 2001 年 1-6 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弥天大谎彻底破裂。试想，德国的合伙公司叫 “ 诚信 ” ，多有讽刺意味。 　　 　　银广夏停牌一个月后复牌，创下了连续 15 个跌停板纪录，从 30.79 元／股一直跌到 6.35 元／股，下跌了 80% 。 9 月 5 日，证监会查明公司虚构利润 7.45 亿元，公司总裁李有强被刑事拘留。 2003 年 9 月，李有强等人被判处 2 年零 6 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万 —8 万元。 　　 　　 2001 年是中国股市真正的转折之年，其中发生的大小事件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且章章精彩。在公众舆论、媒体、投资者和有识之人尤其是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中国股市恶性发展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没有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事实上， 2001 年中国足坛也发生了地震。长期以来，中国足球业在所谓的市场化运行中早已腐烂，队员吸毒赌球，俱乐部为了升级而作假，已见怪不怪。由于升级失败，两支由浙江民营企业所有的俱乐部向足协申诉，认为至少相当一部分裁判已被收买，由裁判控制球赛的结果。浙江体肓局局长也站出来支持生产汽车的吉利和从事房地产的绿城的两位老板李书福、宋卫平，而且，他们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姓龚的裁判自首，应该说是形势大好。但这时中国足协官员却敷衍塞责，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局出人意料，只有那位龚裁判被绳之以法，几年后抑郁而死，其他任何人都未受触动，直至 2006 年，中国足球还是一片乱象。 十一、蓝田神话 (1999-2006) 　　 　　 2002 年及其后的几年，中国股市投资者仍必须面对上市公司、券商和庄家等市场参予方欺诈操纵后真相败露的严峻现实。在这里，我们所举的仅是极少数引起股市大震动的案例，它们的情节由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确实影响了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 　　 　　 2002 年年初，曾列 1999 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蓝田股份是家来头不小的公司， 1996 年 6 月在上交所上市，是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农业部还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 18.85% 的股权（ 1999 年 4 月农业部才退出）。具有如此的中央部门背景，蓝田股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 “ 中国农业第一股 ” 。其实，当时蓝田股份是由一位退伍军人、前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瞿兆玉创办的三家企业拼凑而成的，公司上市后便把所有的项目投往瞿的家乡湖北省洪湖市（而公司 “ 蓝田 ” 的名称竟是瞿的小名）。由于洪湖在历史上是个鱼米之乡，也是老革命根据地，著名的 “ 洪湖水浪打浪 ” 的歌词更是脍炙人口，这为蓝田神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瞿兆玉的深谋远虑在于，他可以邀请当地的老红军一起去政府机关公关，比如证监会。还有一家江苏上市公司也有类似的奇妙现象，该公司上市时，在上海开了一个庆功宴，人们发现饭桌上有不少老 “ 新四军 ” 。从 1996 年开始，蓝田股份的利润连年翻番，从 1996 年的 5,927 万元到 1999 年的 5.1 亿元， 2000 年才回落到 4.3 亿元。瞿兆玉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比如他说洪湖盛产一种淡水龙虾，当地人不吃，蓝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每六斤活虾能出一斤冰虾仁，冰虾仁的出口价为 20 元／斤，而整个成本仅靠虾壳等副产品加工后的饲料销售收入就可全部抵消，纯利是 20 元。 　　 　　瞿兆玉最有名的故事是蓝田所产的 “ 青壳一号 ” 的鸭子，只需散养在洪湖里，吃小鱼和草根（这意味着不用饲料），产量高味道好，一只青壳鸭年产鸭蛋 300 只，是普通鸭子的一倍以上，每只鸭蛋的平均纯利为 0.4 元。瞿兆玉得出的结论是 :“ 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 　　 　　也就是瞿兆玉的这句口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遇见了骗子。 2000 年 1 月我就在媒体上呼吁证券公司农业行业的证券分析师去洪湖待上个把月，数一数这种野鸭到底能生几个蛋（不吃饲料到处跑的鸭子不是野鸭是什么）。 　　 　　可笑的是，我经常在公众场合上被问及 :“ 你为什么要怀疑蓝田股份？ ” 却没人去实地考察一番。直到 2001 年 10 月 26 日，一位专长于信贷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事实上她也没想到，一份只发行 180 份的《金融内参》竟然被瞿兆玉获得并上门兴师问罪，说是由于所有银行停发了贷款，蓝田公司的业务无法进行。 　　 　　瞿兆玉的政治能量极大， 12 月 12 日的《金融内参》只得发表声明， “ 刘文 ” 纯系作者个人观点，这意味着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的内部材料竟然也顶不住压力了。第二天，刘姝威接到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的传票，蓝田公司对她提起三项诉讼，要求她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50 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年前，也就是在 2000 年的《基金黑幕》发表之时，刘姝威的下场可能极为不妙，要让一个普通的学者赔偿 50 万元，可想瞿兆玉心术之狠毒，气焰之嚣张。 　　 　　刘姝威幸运的是，经过 “ 基金黑幕 ” 、 “ 银广夏 ” 等事件的洗礼，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再也不愿意老是由媒体捷足先登，自己仅处于被动的地位，早在 2001 年 9 月 21 日证监会就开始调查蓝田股份。 2002 年 1 月 22 日，更名为 “ 生态农业 ” 的蓝田股份突然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公司董事长、会计师、董秘及 7 名中层管理人员被拘传。 5 月 31 日，该公司暂停上市。由于未担任蓝田股份任何职务，瞿兆玉金蝉脱壳，没受到什么处分。 　　 　　 2003 年 5 月 23 日，生态农业终止上市，它不仅套牢了银行 20 亿元（其中工商银行 10 亿，农业银行 9 亿），而且让 25 亿元流通市值在股市上灰飞烟灭。 2006 年 7 月 31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公开宣判，被告生态农业公司向 83 名原告赔偿 540 多万元，而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也被判决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国股市上因上市公司造假，会计师行首次判赔。 　　 　　蓝田事件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强人或一家公司，如果在股市造假违法，不管他在中央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政府（如洪湖）编织多么雄厚的政经网络资源，在强大的投资者和舆论监督面前，都有被绳之以法的可能。 　　 　　曾经是中国财政部的嫡系、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经开在 1995 年 “327” 国债期货事件中扮演了赢家的角色，尽管当年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却在大规模的信托投资公司整顿中，成功避开了被关闭的命运，成为硕果仅存的三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其他两家是中煤信托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一。然而， 2002 年 6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经开 “ 因严重违规经营 ” ，决定 “ 撤销该公司 ” 。我们闻之大喜，那是股市在那些愁云惨淡的日子里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一如当年我们听到 “ 官倒 ” 公司被关闭那般兴奋。 　　 　　真正让中央痛下决心关闭中经开，是因为银广夏的覆没。由于银广夏被媒体突然发难，让神通广大的中经开猝不及防，被开门打狗。人们在银广夏崩溃前的股东名单中就看到中经开的关联公司及关联基金置身其中，中经开物业持有近 1,000 万股银广夏，关联基金景宏和景福两基金也持有 1,100 多万股，银广夏复牌后，从 33 元／股跌至最低 4 元／股。据媒体调查，中经开通过各种方式持有银广夏 1.2 亿股，成本在 24-27 元／股，最后出货价平均为 8 元／股左右，损失了 10 亿元。尽管实力雄厚的中经开不至于资不抵债，但银广夏事件导致人们旧事重提，中经开的各种庄家劣迹再遭揭发。 　　 　　 2002 年 4 月，代表高科技已达 4 年的大牛股 “ 东方电子 ” 出了严重问题。东方电子 1997 年 1 月通过电子部和山东省两方面的发行额度，拼揍了一个总股本 6,830 万股、流通 A 股只有 1,720 万股的盘子上市，其间通过送配转，到 2000 年年底，总股本达到 91,795 万股，股本扩张了 6.72 倍。然而，东方电子的业绩也与调整扩张的股本交相辉映，公司净利润从 1997 年度的 7,061 万元增长到 2000 年年底的 47,296 万元，增长了 6.7 倍。同时，东方电子的股价在 4 年中有累计 60 倍的惊人涨幅。 　　 　　东方电子声称给公司带来丰厚收益的是电力自动化，并在该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该行业的人士认为，真正的龙头是另外两家公司南瑞和四方，该行业的毛利润每年有 20%-30% 就很不错了，而东方电子在 2000 年为 35% 。我曾在 1997 年下半年亲赴烟台，问过东方电子董事长隋元柏和董秘高峰，他们报出的毛利更高，是 40% 左右。 　　 　　当时，东方电子不愿意谈的是公司的内部职工股问题。 1994 年，东方电子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了股份公司，每股 1.6 元的内部职工股由证券公司发行， 10 天卖出 3,450 万股，筹资 5,520 万元，全公司 800 多名职工中有 774 人成为股东，共计持有 1,000 万股。 1997 年公司上市时，根据内部职工股可以占上市额度的 20% 的规定，有 690 万股 “ 内部职工股 ” 上市流通，到了 2000 年 5 月 24 日，职工股市值已接近 20 亿元。我认为隋元柏忌谈职工股问题是担心遭人嫉妒，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嘛。 　　 　　最后问题确实出在职工股上，但不是我所想象的。 1997 年 1 月东方电子一上市，隋元柏命人将新募集的 6,000 万元资金中的 4,000 万元用来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一年不到净赚了 5,000 多万元。 1998 年，东方电子又把所持有的职工股抛出，赚取了 1 亿元。 1999 年，隋元柏命人用自有资金 2 亿元主要炒作东方电子股票，开始了规模更大的运作。 　　 　　如何投资自己公司股票必胜呢？隋元柏在 1997 年首次赚取 5,000 万元后就力排众议，把它虚报为销售软件收入，而不是一般公司所列入的 “ 投资收益 ” 。从此，隋元柏等人走上了造假的不归路。据董秘高峰供称，他们炒作自己股票的总体思路是年初买进，在 4-6 月要做中期财务报表时卖出一些， 10-12 月要做年度财务报表时再卖出一点。虚假的财务报表由市场部、财务部和证券部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证券部负责操盘、回款，市场部做假合同和发票（共计伪造销售合同 1,242 份，合同金额 17 亿元，虚开销售发票 2,079 张，金额 17 亿元）。财务部则先分解财务指标，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票据做出销售账目。 　　 　　几年运作下来，东方电子炒作自己股票的收入达到 10.39 亿元，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隋元柏、高峰等人因造假金额达 17 亿元而被判处 1 年至 2 年有期徒刑，最高罚款 5 万元。 2003 年 12 月， 10.39 亿元的炒股收入还是因烟台审计局的认定回到了东方电子，当年的东方电子一直是烟台市纳税 A 级企业，一度占市级企业财政收入的 1/4 。事实上，当时也包括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一直违背行业的利润规律，却是神神秘秘，说不出个所以然，都有与东方电子异曲同工的嫌疑，只不过造假数额没这么大而已。投资者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 　　 　　当然，仅仅靠隋元柏之流的努力，东方电子是成不了这般气候的。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 1997 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可惜的是，中经开的做庄行为至今没有被调查，我们只知道它动用了由自己发起的大成基金的两个基金来接盘 ( 这正是《基金黑幕》所揭露的最恶劣情况 ) ，然后逃脱了。 　　 　　中经开被关闭的 2002 年 6 月，也是中国大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最难受的日子之一，上证指数再次逼近 1,500 点的政策底部。 6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大盘携带天量跳空高开，冲高 1,748 点后再也无力上行。但从 6 月 24-26 日的三天时间里，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 700 亿元借此次政策救市而 “ 胜利大逃亡 ” 。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懂，为什么 2001 年 10 月已宣布 “ 暂停 ” 的公告，不到一年再宣布一次，仅仅改为 “ 停止 ” 就有这么大的推动力？ 　　 　　中国的股民一定会向外国人解释汉语的微妙， “ 暂停 ” 是暂时停止的意思，还有很快开始的可能， “ 停止 ” 的态度就比较坚决了。不过，我及一些朋友听到宣布 “ 停止 ” 令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这不是换一批人套牢嘛。我上面已说过， 1995 年国债期货市场被暂停，可到 2006 年也没有恢复。而停止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也只延续了 2 年多时间，又在 2005 年恢复启动了。这也就是说，利用汉语的微妙差别做政策游戏固然高明，可未必是负责任诚信者所为。 　　 　　这个所谓中国股市的 “6#8226;24” 行情，被我和朋友们称之为 “6#8226;24” 阳谋。 “ 阳谋 ” 语出中国 1957 年反右运动，毛泽东形容让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是引蛇出动，并冠之以 “ 阳谋 ” 。 　　 　　 2002 年是中国内地股市走熊的第二年，却是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房市走牛的第一年。其实， 2001 年上海房市已复苏，不过，真正进入市场炒作炽热化还是在 2002 年下半年。按惯例，中国投机资金的分配在房市和楼市之间呈跷跷板，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楼市涨房市跌，房市涨楼市跌。在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内地的大小富翁都产自房地产，而股市则是毁灭人们价值的所在。尤其是那些信奉 “ 不熟不做 ” 的股市投资者，不愿意转投房市，仍被一波又一波由政策决定的反弹所吸引所亢奋，他们的自尊受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股市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成为房市大涨的旁观者。 十二、周正毅 (1999-2006) 　　 　　 2003 年的中国股市平淡无味，继续走熊。 2003 年 3 月召开的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成为新总理，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是在 2002 年 12 月底才上任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股市中，这意味着不值得什么预期。 　　 　　 2003 年的中国股市值得一提的是非典型肺炎，尽管首例 “ 非典 ” 发生在 2002 年 11 月 16 日的广东佛山，然后由广东蔓延到全国。当然，真正让中央重视的是 “ 非典 ” 扩散到了北京，为此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两位高官。而 2003 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 “ 非典 ” 的阴影之下， “ 五一 ” 长假休市也被迫延长。由于 “ 非典 ” 造成万人空巷，一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延期，而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司，有的在露天举行，有的则通过电视电话进行。不必去证券公司委托的网上交易却大为盛行， 2003 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 非典 ” 事件对中国社会和政府有着 “ 典型 ” 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语言乃至政治文化中，典型才是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非典型意味着不是主要的。 “ 非典型肺炎 ” 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是一种离奇古怪的传染病，只要稍加控制，不会传染给许多人，历史上的鼠疫、天花，哪怕是流感，都是 “ 非典型 ” 的传染病。可是在日趋开放的当代社会，任何非典型的问题或危机，如果不对它加以重视，尤其是应该让公众社会有知情权，否则非典型也会成为典型。所以，不管是在 “ 非典 ” 事件的后期还是其后几年出现的禽流感，由于政府及时让公众了解真相，再也没有引发危机。同样，股市也是个非常讲求知情权的所在，中国股市的许多危机开始时也许是非典型的和次要的，但由于大家的疏忽，最终演化成一场行业大萧条。 　　 　　身陷熊市的 2003 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的丑闻。不像我们前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丑闻并没有实质影响到中国股市的进程，也没有增添什么新的知识。不过，它们对那些惯于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倒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所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是 1999 年由一位英国小伙子胡润（中文名）搞起来的，说是福布斯排行榜，其实是胡润带着比他更年轻的几个助手在中国内地张罗的，然后挂靠在《福布斯》杂志上。后来胡润与《福布斯》闹翻，与《欧洲货币》有过一段合作，最后干脆叫胡润排名榜。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美国就带有娱乐性质，到了中国后更夸张了，无非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罢了。因为在一个充满地下经济逃税漏税和财富混沌暧昧的土地上，靠胡润几个人去做调查，无异于缘木求鱼。人们经常嘲笑中国富豪榜成了问题榜和丑闻榜，以为是富豪榜让这些富豪出了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所谓的富人并不是被胡润们捕捉到了，而是富人经常故意露脸的结果。至少在中国内地，一个经营正常的富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或社会地位，一般不会自动暴露，无端引来各种势力的注意。只有那些急需信用或者说快要出毛病的富人才会在社会露脸，为自己为借钱给别人和机构壮胆，这样的富豪，进入排行榜后是很容易出事的。这不仅是大陆，台湾地区也有。我最近看到台湾一份有名的杂志《财讯》上刊载了一个曾经是台湾股市的新贵，他吹嘘自己现在在上海开发房地产是多么的成功，然后又说他所控股的一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大陆企业业绩良好得让人羡慕。我早就知道这个台湾新贵，但过去他一直很低调。我非常好奇，马上打电话给这家大陆企业里的朋友询问，才知新贵已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的财务早已发生问题，而这些文章可能是财经公关公司安排的吧。顺便一提，胡润 2005 年又搞起了中国富人募捐财富排行榜，但同样让人生疑，例如名列第二位的杨澜是中央电视台的前主持人，她和丈夫吴征的事业看上去很红火，但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和吴征共事或对吴征有所了解的人都对此摇头不已，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对社会有真正的奉献。 　　 　　 2003 年引人关注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是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周正毅 2002 年的身价为 27 亿元，中国富豪排行列第 11 位，上海富豪排行列第 1 位。周正毅在内地名气不大，却在香港招摇过市，被称为 “ 上海首富 ” 。周正毅 1960 年出生于上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做过不少生意，但真正发大财是在 1995 、 1996 年间，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他收购了五六十家公司的职工股，当初购进时的股价大多为二、三元，价格很低，但上市之后价格惊人，一般都有几倍的涨幅，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倍。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自称赚了好几个亿。 　　 　　很多人都不相信周和毛的话，周后来经常吹牛，但这可能是真话。发行市场通常叫一级市场，流通市场叫二级市场，当时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市场叫 “ 一级半市场 ” ，即进入二级市场流通前的交易市场，不少人因此暴富。我有位朋友仅收购了一家企业的 500 万元职工股，上市翻了 20 倍，成了亿万富翁。在上世纪 90 年代，比较 “ 简单 ” 地创造出中国股市富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 90 年代初购买新股的认购证，另一个就是一级半市场的淘金者（我们在其后的 “ 个人投资者 ” 章节中还会分析这个现象）。 　　 　　 1997 年，周正毅成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这是一家控股公司，是他所有企业的旗舰，旗下有数十家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被称为农凯系。农凯系掌控的上市公司有 5 家 —— 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工科技、上海地产和商贸控股，后两家在香港上市。我们已说过，所谓的企业系，一定有金融机构平台，周正毅也不例外，他曾控制富友证券和大通证券两家证券公司。 　　 　　周正毅在上海和香港打出了两套不同的策略。在上海和内地股市，周正毅异乎寻常地低调和谨慎，只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的人知道他的底细。但在香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周正毅以 8,600 万港元购入香港富人成堆的渣甸山白建时道 81 号的 900 多平方米的豪宅，又用了 3,000 万港元装修。然后于 2000 年向警方报警，声称自己失窃了 130 万港元现金，引起香港媒体的关注。周正毅和杨恭如等香港娱乐圈女星过往甚密，在媒体娱乐版面上而不是财经版上频频露面，让人对他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大为欣羡。等周正毅在香港进行了两次收购动作后， “ 上海首富 ” 的头衔落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生意人，周正毅有着不错的眼光。他先花气力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盈荣股份，更名为上海商贸，然后将上海商贸的全部股权抵押给中银香港，从而获得 21 亿港元的授信额度。接着，周正毅用其中的 15 亿港元收购接近六成股权的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当时这家公司的现金储备便有 19 亿港元，市值却只有 20 多亿港元，被严重低估。 　　 　　周正毅在内地做庄的徐工科技的基本面也相当不错，各地的公路建设和大兴土木为公司带来庞大的订单， 2006 年被海外私募基金凯雷收购并非偶然。周正毅大肆在上海收购地皮，他看中的都是好地皮，如静安区 “ 东八块 ” 地块，属上海市最大的旧城区改造工程。 　　 　　周正毅的主要问题是在上海和香港两线作战，又经营这么多公司，资金链太紧张了。他以 “ 上海首富 ” 自居，不考虑 “ 上海 ” 在政治格局中是多么敏感的字眼，最终在中银香港给他的 21 亿元贷款上栽了跟头。中银香港的行长刘金宝此时正在被追查，并在不久后被逮捕，刘的发家之地也在上海，他与周正毅及其他上海的渊源是很容易让人顺藤摸瓜的。 　　 　　周正毅的农凯系土崩瓦解，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服刑。周正毅的两项罪名是内地人所熟悉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刑 3 年。操纵股价，名符其实，农凯系从 1999 年 6 月至 2003 年 5 月间，最高占有徐工科技流通股约 96% ，股价上涨了 400% 。后一个罪名却很别致，它在新《公司法》 2006 年 1 月 1 日通过后已消失。因为新《公司法》再也不强求公司的注册资本一步到位，投资公司可以用五年时间缴足。当然，人们也明白，周正毅的后一项罪名只是一种安排，否则早就有成千上万个中国企业家被不合理的旧《公司法》捉进监狱去了。 　　 　　 2001 年福布斯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其实是在 2002 年落马的，但他 2003 年被判的 18 年徒刑倒是意味深长。他的神奇经历对海外的震动要比内地股市来得大。杨斌是个退伍军人，后成为荷兰公民。 1998 年，杨斌成为内地 A 股广华化纤的第一大股东，并在 1999 年改名为欧亚农业，股价从 9 元 / 股涨到 28 元 / 股。 　　 　　他的最大手笔是在沈阳建立 “ 荷兰村 ” 地产旅游项目，其中的大部分 (3,000 亩 ) 竟然是政府划拨，也就是无偿赠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头大有学问。 2001 年 7 月，杨斌把 “ 荷兰村 ” 等项目打包在香港上市，公司也叫欧亚农业，募集资金 6 亿多元。 2002 年 9 月 19 日，欧亚农业在香港停牌，原因是中国证监会函告香港证监会，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公司自称 1998 年至 2001 年总收入达 21 亿元，但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是杨斌所有的公司资产总收入不足 1 亿元。 　　 　　杨斌真正让人觉得他是个折腾高手的是， 2002 年 9 月 25 日他自称获得朝鲜委任为新义州特首，但他还是在 10 月 4 日被捕。 2003 年 7 月 14 日，杨斌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有期徒刑 18 年。作为经济犯罪，这个判刑是很重的，只有管金生等少数几人有此待遇，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事发后还要折腾一番。 　　 　　艾克拉木 #8226; 艾沙由夫是 2003 年胡润推出的中国富豪第 22 位，但这种以流通市值计算的办法，对艾沙由夫来说只是纸上富贵罢了。艾沙由夫是新疆上市公司啤酒花的董事长，他控制这个股票也像德隆的长庄，居高不下，却怎么也不能套现。 2003 年 11 月 3 日，扛不住的艾沙由夫跑了。公司涉及担保额 17.87 亿元，应收款 2.65 亿元，其他应收款 1.95 亿元，逾期贷款 1.4 亿元，预付账款 4.88 亿元。于是，股价从 16 元 / 股跌到 4 元 / 股，连续 14 个跌停板。 　　 　　引人注目的是，艾沙由夫曾担任新疆人行金管处处长。人行金管处在当年权势很大，像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和我们下文会提到的早年在深圳市场最强悍的券商君安的董事长张国庆都坐过这个位置。不要说金管处处长，只要在银行中稍有实权，如果没有职业操守的话，就可能获得极大的财富，在那些长庄的 “ 老鼠仓 ” （即知道内幕信息的跟庄者）中，银行中人一定不少，因为他们是资金的供应者，当然明白庄家的运作详情。艾沙由夫也失踪了，中国证监会只能判他个证券市场永久禁入。问题是他换张脸孔或换个身份通过 QFII 进来，谁拦得住他？ 　　 　　许多年前，我曾问过台湾《财讯》的一位资深编辑，当年台湾的地雷股制造者和庄家的命运如何？他说很多人到处逃亡，命运悲惨，最后甚至流落街头。 16 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已制造出一批流亡者，如 “327” 国债期货事件中的多翻空投机家 “ 辽国发 ” 公司的高岭兄弟、中科创事件的吕建新（吕梁）和朱焕良、亿安集团的董事长罗成、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 2003 年 9 月逃亡日本）、民丰实业董事长孙凤娟 (2002 年 10 月 ) 、四砂股份董事长李协平 (2003 年年初 ) 、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 (2004 年 4 月 ) 和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等等。 　　 　　 2003 年真正让人看到希望的是香港股市， “ 非典 ” 之后，香港市场的 H 股开始了一波壮观的大牛市。其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美国股神巴菲特，他一反不买海外股票的惯例，开始持有 H 股中石油。这震动了海内外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信服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内地人士，他们平日只在书本中揣摩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和宝洁等美国公司的理由，现在有机会买入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股票，又能分享巴菲特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2003 年上证指数轻易下行至 1,500 点以下，创下新低 1,307 点。尽管年终收于 1,497 点，要比 2002 年收盘价上升 10% ，可是中国股市仍然前途未卜。 十三、铁本事件 (1999-2006) 　　 　　对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这三位老同志来说，中国证监会主席是他们仕途的终点。但从第四任主席周小川开始，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周小川升任中央银行行长，实现了他做中国格林斯潘的梦想。第五任主席尚福林来自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也是个有为又懂得为官之道的人物。尽管我在写本书的时候，尚福林仍是中国证监会的主席，但这个位置和经历应该是他上升的一个中转站。 　　 　　 2004 年 2 月 1 日，又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晚间七点播报了由国务院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意见，俗称 “ 国九条 ” 。这种政策形式在中国股市史上还是首次，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它不似以往那样，采用发布直接利好措施来提升股市，只让市场亢奋几天就失去了兴趣。 “ 国九条 ” 是战略性的和纲领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以为然的人也可以说它空洞无物），试图从整体上来统筹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 国九条 ” 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将一个并不新鲜的老问题搬上了台面，那就是 “ 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 。中国古语有 “ 朝三暮四 ” 的说法，尽管把中国投资者比喻成被驯养人调教的猴子很不雅观，但事实上它确实还要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进一步而言，当年的 “ 国有股减持 ” 还不敢提 “ 国有股流通 ” ，现在索性是要让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轨了。事实也证明，此后两年多的中国股市就是围绕着 “ 股权分置 ” 问题转的。 　　 　　自 2001 年起，中国股市已持续了 3 年的熊市，人们以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牛市重临，于是大举建仓，看多市场，从 1 月份的 1,600 点以下一直做到 1,783 点。但这只是熊市中的一个大反弹，就像一头冬眠的熊迷迷糊糊地走出树洞，看了看外面，仍是冰天雪地，便回转身再入树洞睡觉。熊市里的大反弹是最能迷惑人的，有许多已避开 3 年熊市的人，在这轮行情中惨败， 2004 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 1,266 点，下跌幅度惊人。 　　 　　引发反弹仓猝结束的大背景是 4 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 2003 年 “ 非典 ” 事件之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膨胀，全年完成 5.5 万亿元，增长 26.7% ， 2004 年一季度又增长了 43% 。最醒目的指标是 2003 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 92.6% 和 121.9% ， 2004 年一季度分别增长了 107.2% 和 101.4% 。投资膨胀又助长了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在 2003 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已达 20.8% ，同比加快 6.1% ，新增贷款 1.78 万亿元，已接近 2002 年全年的水平，而 2004 年一季度 M2 同比又增长了 19.2% 。 1998 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通缩，令人惊讶的是，它现在似乎拉动了全球经济。全世界都在讨论 “ 中国因素 ” ，与 2000 年时的 “ 因特网 ” 一样，成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原因，只不过一个是实物经济，另一个是虚拟经济。中央政府在 4 月 25 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手段，严肃查处 “ 铁本 ” 违规建设钢铁项目。 　　 　　这种做法让我联想到 1993 年宏观调控时的长城大案，尽管很多人早已忘了这件事，其实将它与 “ 铁本 ” 案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宏观调控手法的进步与不足。 　　 　　 1993 年 3 月 “ 长城 ” 案发时，我正在北京采访，发现那些平时能说会道的学者官员们都哑口无言，知道这事的厉害。 “ 长城 ” 是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的简称，公司的总裁叫沈太福，他从 1992 年 6 月到 1993 年 3 月，短短的 10 个月内在全国集资 10 多亿元（约合 1.2 亿美元），涉及上到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姓近 20 万人。最后，沈太福被枪决，支持他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 20 年徒刑。 　　 　　沈太福集资的项目是一个叫 “ 调速电机 ” 的发明专利，据说比普通电机节电 20%-70% 。从 1989 年长城公司成立到 1992 年 5 月，沈太福虽然只用了 10 万元就买下了发明，但等到通过国家机电部鉴定，已欠下北京数家银行近 5,000 万元的贷款。在今天，沈太福可以找风险资本家投资，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于是沈太福在《技术合同法》里找到了融资的依据，那就是技术合同是可以转让的， “ 价款和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 ” 。沈太福把整个专利拆开来卖，跟一个个出钱的人签合同，集资开发电机，出钱的人谁也拿不到专利，沈太福给他们的月息是 2% ，加上国家科委公开支持及大小媒体的鼓吹，长城在短短的 20 天里就集资了 2,000 万元之多。由于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国务院管辖下的同级部门，后者眼睁睁地看着全国老百姓把钱从国家银行往长城公司那儿搬。直到 1993 年利息为 9% 的国债也发不出去，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 9 个月以后，央行下达了制止长城非法集资的文件。 　　 　　此时长城公司已将 10 亿元资金用去 2 亿，若按央行的要求还款，公司肯定得负债累累，沈太福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孤注一掷，决定把事情搞大，向法院状告央行，要求央行宣布整改文件无效，并赔偿损失 1 亿元。也许就是这个疯狂的举动要了沈太福的命。 　　 　　 10 年后的铁本涉及的是超百亿元的项目。 “ 铁本 ” 的全名是 “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 ” ，老板戴国芳是个常州民营企业家，他早年回收废铁，加工卖掉，后来通过承包租赁濒临绝境的 5 家国有钢铁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 1996 年 10 月，戴国芳成立了铁本公司，到 2003 年，铁本的钢产量达到 100 万吨，年销售收入超过 25 亿元。同时，戴国芳被一份杂志估计身价有 2.2 亿元。 　　 　　民营资本的天性就是扩张。 2002 年，戴国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内超过世界排名第五、产能 2,000 万吨的宝钢。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获得 9,400 亩土地，成立了 7 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 22 个子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 2003 年 6 月，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铁本临江钢铁基地项目正式展开，原来设计项目规模是 200 万吨，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最后变成了 840 万吨，实际投入 105.9 亿元。 　　 　　活该铁本倒霉的是， 2004 年年初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调查三农问题，偶然听到 “ 常州有家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 ” 的说法，临时去搜寻，找到了铁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 2004 年 3 月底，温家宝总理亲赴江苏，召来常州市领导听汇报， 4 月初，温家宝和前总理朱基亲临常州调查铁本问题。 4 月 19 日，戴国芳等人以偷税漏税的行为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两年后的 2006 年 4 月 19 日，戴国芳仍没有被法庭审理。 　　 　　用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整顿事件来敲山震虎，这是一种成本较小的调控方式。几年前，在人们对富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影星刘晓庆因偷税漏税入狱。刘晓庆的个性不一定讨人喜欢，可她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引起公愤（她不是因富有而讨人嫌），反而受人同情。铁本未经中央批准 “ 滥用 ” 国土资源圈地扰民固然违法，但戴国芳建钢厂未必不应该。 　　 　　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有些人总认为他们比别人理智聪明，有权来配置资源。不仅是负责审批的官员如是想，一些自以为有经验的企业家也有此病。在 2004 年中国汽车业还未起飞前，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了一档节目，请联想总裁柳传志等一批明星企业家评点浙江民企吉利老板李书福的 “ 造汽车梦 ” 。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汽车业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产业经验的李书福没必要去做。李书福也很可爱，嘴巴说不过这批所谓的 “ 企业家 ” ，但他执着地坚持一句话： “ 我就是要做汽车。 ” 观众本来对李书福有些怀疑，但一对比这个场面，都认为李书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后来，吉利汽车远销海外。最近上海也打算生产自有品牌的汽车了，比起吉利，上海汽车产业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他们就是担心自不量力，直到吉利成功后，才恍然大悟。我们的审批人士经常挂在口上的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水平不够，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回收废铁的戴国芳已经建起了一个产能 100 万吨的钢铁工厂。同样，彩电大王的长虹是最后一家获得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厂家，冰箱业龙头科龙也是最后一家允许生产冰箱的厂家。最后一家，其实也就是努力争取得来的 “ 准生证 ” 。除了市场之外，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企业能否成功以及企业家的才能如何。 　　 　　在铁本事件方面，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和外资。宝钢股份在 2004 年 4 月曾明确表示近期不再融资，但 4 个月后又增发 50 亿股合计 280 亿元新股，用于公司整体上市。而早在 4 月 22 日，也就是戴国芳被捕 3 天后，与常州仅距 105 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内，投资 17 亿元的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却开业了，该公司的总裁递交申请材料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就拿到了园区颁发的营业执照，顺利得简直让国人发疯。另一方面，与铁本同是典型同是民营企业的宁波建龙却化险为夷。位于浙江省的宁波建龙投资 12 亿美元和年产 600 万吨的钢铁项目也是未经国家批准，且采取了与铁本极为相似的操作模式，而且早在 2003 年年底和 2004 年 2 月初，国家有关部门已到建龙调查，但迟迟未见结论。最终还是在 “ 铁本事件 “ 的三周后，由中央电视台率先报道了该事件。宁波建龙的背后是民企富豪郭广昌，显然，郭广昌要比戴国芳有办法得多，最有幽默感的是，在 “ 铁本事件 ” 两周年左右，被责令停工的宁波建龙又上马了。 　　 　　 “ 铁本事件 ” 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为前文在叙述 1996 年中央与深沪地方政府股市博弈中已有所提及。中央要干预和调控地方，是担心地方政府为了 GDP 增长的政绩，不惜制造泡沫，然后由银行买单，四大行坏账累累就是明证。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套用一句老话，用 GDP 增长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可能是最好的硬指标。 十四、德隆前传 (1999-2006) 　　 　　导致 2004 年春天股市暴跌的另一个主因是头号庄家德隆集团的垮台，虽然市场对它的失败早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 2001 年中科创业庄家出事后，人们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德隆身上，各种媒体舆论都试图寻找突破口，给予德隆致命一击。其实，庄家操纵股价的模式已经非常清晰，做高股价进行质押融资然后继续操纵股价再质押融资，循环往复，这种模式只是理想，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做是需要资金成本的，而且成本会越来越大，如果内在系统没有创造出与成本相匹配的价值，它一定会崩溃。 　　 　　尽管谁都知道德隆在做违法和危及金融系统的事，可谁都动不了它，银行照样贷款给它，并听任它把触角伸向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银行，通过上市公司的互相担保、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资金，继续走着它的不归路。 　　 　　到 2002 年，几乎所有的庄股都奄奄一息了，只有德隆系的上市公司股价逆市而行，与此同时，唐氏兄弟中的唐万里还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次对德隆集团作出了政治肯定。另一方面，德隆发动财经公关机器，请了大量世界著名的策划管理咨询公司为它包装，花了不少银子。有意思的是，有个博士先写了一本美化德隆的书，德隆出事后，又写了一本有关德隆内幕的书，大发横财。 　　 　　其实，德隆内部早已岌岌可危，除了当家人唐万新之外，所有的内部人都觉得应该收手，承认失败。但唐万新一意孤行，他认为只有不断做大，大到让国家都没法收拾的地步，德隆反而更安全。这可能就是唐万新的 “ 智慧 ” 吧，当一个人的牛皮吹到超出旁人的日常经验时，反而让人觉得可信。德隆的最大卖点是自称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整合行业，而且不是整合某个行业，是承担国家 “ 发改委 ” 的功能，整合许多行业。我们可以看看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是怎么搞的。 　　 　　新疆屯河要整合四个产业 —— 番茄、果汁、制糖和水泥。公司的番茄生产能力超过 24 万吨，产能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但到底产生了多少利润，公司从未披露过。也就是说，番茄产业是为新疆地区的就业作出社会贡献。关于果汁行业，公司曾与业内最有名的汇源果汁合资，并占 51% 的股份，却没有实际控制住企业，还是由汇源方面的管理层说了算， 2003 年，合资公司失败。公司进入制糖业是在 2002 年，及至德隆崩塌，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新疆屯河在水泥行业的拓展最为成功，不过不是整合，而是将它收购的新疆第一大水泥上市公司天山股份当成了提款机。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虽然新疆屯河在 2003 年 7 月才获准收购天山股份，但早在 1999 年 3 月，天山股份以表外立账等方式与德隆系发生委托理财等关系，一边隐瞒利润，一边为德隆提供资金，及至事发，已达 20 亿元。 　　 　　事实上，唐万新这个想模仿 19 世纪末摩根财团整合铁路等行业的狂人，后期只不过成了一个融资员罢了。在检察机关讯问唐万新的笔录中，唐万新自称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发生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证券营业部等事件。为了应付危机，唐万新等人每天都要开 “ 头寸会 ” ，根据每天现有的 “ 头寸 ” （所有的下属金融机构的日现金余额的总和）排列解决危机的顺序，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兑付危机占业务量的 80% 左右，剩余的就报到 “ 头寸会 ” 上来解决。到了 2003 年 10 月以后，德隆所控制的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新的资金进账，唐万新就调德隆产业和银行的资金或者向朋友借款来应付兑付危机。 　　 　　到危机爆发时，德隆系总负债高达 570 亿元，其中金融企业负债 340 亿元（ 200 多亿元未兑现），实业企业负债 230 亿元 ( 包括银行贷款及担保 167 亿元 ) 。仅德隆系控股的德恒证券一家，就以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向 413 家单位和 772 名个人吸收资金 208.9 亿元，至案发时尚有 68 亿元未兑付。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德隆明目张胆地挑战法规，无人敢管，最后只有 “ 自我爆炸 ” 。 2004 年 4 月 13 日的股市上，合金投资跌停； 4 月 16 日， 9 点 30 分股市开盘， 40 分钟后，新疆屯河跌停；同日 10 点 35 分，湘火炬跌停 ;10 点 45 分，合金投资再次跌停。人们终于看到德隆崩溃的一天。到了 2004 年 6 月 30 日，湘火炬从 1 月 30 日的 15.31 元 / 股跌到 3.33 元 / 股；新疆屯河从 1 月 30 日的 14.42 元 / 股跌到 3.30 元 / 股；合金投资从 3 月 31 日的 26.95 元 / 股跌到 4.36 元 / 股。 　　 　　唐万新于 2004 年 12 月 17 日被拘捕，同时被捕的还包括德隆的 60 余名员工。 2006 年春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唐万新仍认为他是在向股神巴菲特学习，集中持有股份。是的，巴菲特曾集中持有可口可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可口可乐的业绩不断上升，股价也持续上升。而德隆集中持有新疆屯河等股票，公司的业绩根本就不行，于是，庄家唐万新只能靠自己来划出一条持续上升的价格线。巴菲特的集中投资是在创造价值，而唐万新的长庄是在毁灭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2004 年 8 月，由专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德隆，与此同时，央行注资德隆，资金多少没有确切的说法， 170 亿元或 73 亿元都有。央行巨资援救一家民企，这还是第一次。 　　 　　在特种民企德隆的崩溃声中， 2004 年 6 月 28 日，新和成等 8 家民企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标志着中小企业板市场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原来叫创业板市场， 2000 年准备开业，所以深圳交易所在 2000 年 9 月就停止上市新股，中国证监会有将上海定位为主板主场和将深圳定位为创业板市场的意图。没想到股市风云突变，市场越来越乱， 2001 年 11 月 7 日，朱基总理在文莱表示，吸取香港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经验，把主板市场整顿好后再推出创业板市场，在证券市场未整理之前，如果贸然推出创业板市场，担心会重复出现主板市场的错误和弱点。这番话确有先见之明。世界股市真正成功的创业板市场只有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香港的创业板市场自创立以来就浑浑噩噩，成交低迷。我当时也提出，中国的主板市场就是创业板，风险大，收益却很低，很难想象再搞一个比主板风险还要大的市场，会如何是好。不过，迟迟未开创业板市场的深交所却因此不能上新主板上市公司，变得日益边缘化。 2004 年的中小企业板市场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8 家中小企业上市后第一天，就创造了不少亿万富翁，仅德豪润达一家公司就有 4 位，而大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以 17.4 亿元位居榜首。 　　 　　但就在十个交易日后， 8 只新股中的江苏琼花发布公告，说它上市前隐瞒了三笔金额合计为 3 ， 555 万元的国债投资，其中一家接受委托的机构德隆系的德恒证券已出现信用危机，不知能否收回投资，等等。市场一片哗然，消息传出的当天，江苏琼花股价大跌 6.75% ，并拖累中小企业板整体走低。这种事在主板市场屡见不鲜，但毕竟是众目睽睽的中小企业板啊。 6 天后，中国证监会以惊人的速度表态，要对江苏琼花立案稽查，并对保荐人进行处理。 11 月 3 日，江苏琼花的正副总经理辞职。 十五、股改 (1999-2006) 　　 　　 2005 年春天的中国股市满目疮痍，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管上证指数跌了五成，证券公司被大批托管，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灰飞烟灭，庄家们也损失惨重，抓的抓，逃的逃，只有共同基金元气尚在，主要在一些大型蓝筹股里互相抱团，取暖过冬。 　　 　　中国的古语 “ 置之死地而后生 ” 此时发挥了作用。既然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出台什么利空市场的政策对社会稳定不稳定也就那么回事了。 2005 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终于说服了国务院，开始宣布要从根子上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 　　 　　中国证监会征求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据说有几千种，但最终发现面对千差万别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政府终于明白，千千万万个投资者和市场主体要比他们更为聪明，说得更准确些，仅在这个问题上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终于让证监会失去信心，把股权分置这个难题推向市场来解决。 　　 　　让人感慨的是，中国证监会最后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人们还是接到通知，要注意和控制这个利好消息发布后股价暴涨所产生的影响。而市场中人听到这个通知后却是哭笑不得，这好比最寒冷的严冬到来时，却让人们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就走远了。 2005 年 4 月 29 日，上证指数收盘是 1,159 点，到了 2005 年 6 月 6 日，正在执行第一批解决股权分置（以下简称 “ 股改 ” ）试点的公司在网络投票时，上证指数跌穿千点，最低为 998 点。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股市环境救了自作聪明的证监会，市场早已到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底部， “ 股改 ” 的宣布又让它过度暴跌了一把，但力量已经有限了。 　　 　　由于已停止融资，从 2005 年到 2006 上半年，中国股市中几乎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在忙着一件事，围绕着股改运动。真的，它是一场运动。 　　 　　股改的核心就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赎买流通权，俗称 “ 补偿 ” 。宝钢的独立董事单建伟在媒体上发文，抗议这种不合理 “ 补偿 ” ，企图影响中央政策。但人们很快发现，单建伟是入主深发展银行的美国私募基金新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心疼自己刚投入深发展的钱贴给了流通股东。事实上，股改的补偿对象是 A 股股东，而不是 B 股和 H 股股东，这就很说明问题，非流通股不在 B 股和 H 股两个市场流通，不会因为供应量的增大影响它们的股价。 　　 　　股改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当年的土地改革，中小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过去非流通股股东占 2/3 的情况下，不要说中小股东，连机构也奈何不得上市公司。两年前，招商银行因发行可转债，惹来众多基金和券商的强烈反对，最后还不是乖乖服输啊。这次不同了，非流通股股东是 “ 索赔 ” 对像，没有表决权，同意不同意流通，完全由流通股股东决定，按规则，必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通过。 　　 　　参加第一批试点的四家公司中，至少有两家还不适应这种流通股股东享有民主决定权方式， “ 三一重工 ” 的董事长、号称 “ 湖南首富 ” 的梁稳根 2005 年 5 月 14 日约见媒体时，抛出了 “ 大猪拱食小猪别闹 ” 即著名的 “ 猪论 ” ： “ 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 ” 　　 　　怎么不行，人们愤怒了。梁稳根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表功，他似乎在为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但包括梁稳根自己，谁都明白非流通股股东才是这次股改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在过去，人们再怎么表示愤怒，梁稳根都可以毫不在乎，但这次他不仅让手下数次道歉，而且 “ 大猪 ” 修改了补偿方案，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案是 10 股送 3.5 股和 8 元现金。 　　 　　清华同方的方案是每 10 股送 3.56 股，比其他两家 ( 金牛能源每 10 股送 2.5 股、紫江企业每 10 股送 3 股 ) 要好。而且，以后的股改对价支付方案也证明只要高于每 10 股送 3 股的水平，一般中小股东都能接受。但清华同方却成为四家股改公司中唯一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因为流通股股东赞成比例只有 61.91% 。 　　 　　清华同方的股改失败给了后来者许多经验。首先，有基金等机构持有大量流通股的上市公司较易通过，在三一重工和紫江企业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基金持股分别占整个流通股的 25% 和 15% ，而清华同方只有 4.5% 左右。所以，梁稳根的 “ 猪论 ” 并不影响三一重工以 93.41% 的高票通过。其次，也有比清华同方流通股股东更为分散的上市公司，但清华同方是历史上被炒作得离 　　 　　谱的高科技股，历史最高价一度接近 72 元 / 股，最高复权价位高达 200 元 / 股，而目前的价位只有 10 元 / 股左右，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又不见起色，投资者对清华同方的对价要求就比较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股民要求清华同方修改方案时，后者自恃对价已送得够高了，拒不同意，结果失败。以后的上市公司学聪明了，股改时宣布第一次对价方案时早已为修改预留了空间，然后一定会修改一次，态度很好，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为了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手段向流通股股东拜票。拜票这个术语是描述民选候选人如何向选民拉票，但用在这里也是很贴切的。不过，股改的上市公司在向股民拜票时，有时会按每股多少钱向证券营业部购买赞成票，这就是 “ 贿选 ” 了。上市公司的对价方案也是五花八门，各自表述。常用的是送股和派现金的方式，这也就是前四家试点的模式。在第二批 42 家试点公司中，有 34 家推出了送股方案，占 80.95% ，其中最高的每 10 股可以送 5 股，最少的是每 10 股送 1 股。派现一般是配合送股，也有上市公司采用缩股和送权证，但不多。 　　 　　除了这些送股派现外，有些上市公司还有辅助条款，如中国证监会本来要求股改的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12 个月内不交易或者转让，有的股改公司就延长禁售期，从 24 个月到几年不等。又如中国证监会规定，在禁售期满后，非流通股股东应承诺，出售股份的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 ，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 ，有些公司就承诺，在禁售期满后，在一定期间内保证最低持股比例。还有的如宝钢集团承诺旗下的宝钢股份价格如低于 4.53 元 / 股，前者将累计投入不超过 20 亿元的资金增持流通股，这个承诺变成了投资者大批套现的靶子，宝钢集团用完了 20 亿元，股价还是跌破了 4.53 元 / 股。 　　 　　股改是一场运动，既然是运动，就是一个大萝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例如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也随之出台，从目前的个案看，管理层设计的奖励目标让我们这些外行都跃跃欲试，说得偏激些，哪怕是个傻子，也能拿到激励，只不过是多少而已。 　　 　　到了 2006 年春天，参加股改的市值已超过 60% ，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却只有 10 家，主要是与流通股中的较大持有者的谈判没成功，这些对手往往是基金和被套的小庄家。最有趣的是，金丰投资套住一位专写改革的名作家周梅森，而且套得不少，周梅森奋笔疾书，写了类似《我控诉》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当然黄了。 　　 　　接下来的股改会越来越难，因为前面的上市公司有把握才会进行股改，后面的公司就是有各种困难的了。少部分未股改的公司有何结局，在 2006 年春天还不是很清楚。毕竟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是万恶之源，现在快要解决了，它真的那么神奇吗？ 　　 　　我不这么看。中国股市早就有全流通的股票，如我们本章最开头提及的上海股市 “ 老八股 ” 中的大多数股票，但谁也没去研究没有股权分置，它们究竟有多么好。 　　 　　 —— 中国股市，仍是雾里看花。 附录一：《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 《人民日报》 96 年 12 月 16 日 　　 　　今年４月以来，股票市场逐步回升，１０月以后出现暴涨。从４月１日到１２月９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１２０％，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３４０％。这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是罕见的。当前，炒股已成社会热门话题，各界人士争相入市，证券交易所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８００多万，总数超过２１００万，股民已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股票市场快步上升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状况，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股市因何出现暴涨 　　 　　中国股市今年快速上涨，有其合理的经济根据，即全球股市普遍上扬和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第一，从市盈率的国际比较看。以１２月９日为例，上海市场平均市盈率达４４倍，深圳市场达５５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都在２０倍左右，例如纽约市场为１９倍，伦敦市场为１７倍，德国市场为２９倍，香港市场为１８倍，新加坡市场为２１倍。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第二，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看。去年上市公司平均每股税后利润０ #8226; ２５元，今年上半年为０ #8226; １４元，也就是说，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可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股价。第三，从违规活动与股价指数及成交额的联系看。今年以来，市场违规活动呈递增趋势，二季度末以后明显增加，与此对照，股指飞速上升，成交额急剧增加，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从个股看，股价全面上扬，经常全线 “ 飘红 ” 。１０月以后，少数亏损企业的 “ 垃圾股 ” 也被炒到七、八元钱甚至还高，被称为 “ 鸡犬升天 ” ，令人不可思议。从成交额看，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日均成交额，今年９月份为８７亿元，１２月后达２００亿元以上， 12 月５日这一天竟达到 350 亿元 ! 约相当于香港股市最高日成交额的三倍，而我国股市可流通股总市值只相当于香港股市的１／１０，这就意味着股票交易过度投机明显。 　　 　　当前股市超常暴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构大户操纵市场一些资金大户利用股市飚升和散户跟风，频频坐庄，轮番炒作。这些大户多属国有企业，凭借其地位、关系，呼风唤雨，牟取暴利。他们一掷亿金，不计风险，成则腰缠万贯，败则贻害国家。这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机制转变时期中国股票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第二、银行违规资金入市例如工商银行合肥分行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在安徽古井贡酒和济南柴油机两家公司发行股票期间，分别拆借资金１１７ #8226; ５９亿元和４８亿元给非银行金融机构炒买股票。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推动了股价的上扬。第三、证券机构违规透支例如中山证券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在江苏索普和青海明胶两公司发行股票期间，违规透支１６ #8226; ５亿元买股票。第四、新闻媒介推波助澜一部分报刊、电台、电视台、声讯台的股评节目和证券咨询机构极少进行风险告诫，而是一味鼓噪，有的甚至传播谣言，误导股民。一些非法出版物信口开河，发布 “ 大牛市赚大钱 ” 一类毫不负责的言论，以此招徕读者，牟取利益。第五、误导误信股民跟风实际上股票市场没有永远的多头，总是有涨有落， 　　 　　暴涨必暴落，各国股市无一例外。由于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股票上升时期新入市，没有摔过跤，缺乏风险意识，轻信舆论误导，误认股市必能不跌。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不可忽视。由于今年抑制通货膨胀成绩显著，银行对新增储蓄取消保值贴补，又两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不少市民认为储蓄存款收益率了，不如炒股，风险不大，获利更多。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去年定期储蓄存款利息为１０ #8226; ９８％（一年期），但去年零售物价上涨幅度为１４ #8226; ８％，存款实际利率为负３ #8226; ８２％，也就是说存款贬值了。今年调整后的存款利率为７ #8226; ４７％（一年期），但零售物价指数只上涨６ #8226; ２％，实际存款利率为正１ #8226; ２７％，储户得到的实利比去年多。银行储蓄仍然是收益稳定、最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目前中国股市的过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美国１９２９年的股灾。当时，美国股市也是一片涨声，在纽约，连出租车司机和街头擦皮鞋的都加入了股民大军。不管什么阶层的人，见面几乎都是议论股票，没有人认为股市会跌。这就是所谓的 “ 羊群效应 ” 。在这种气氛下，股指一路狂涨，到９月达４５２点。但好景不长，终于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崩溃，从１０月开始一路狂跌，一直跌到１９３２年的５８点，使很多银行、公司和个人都倾家荡产。中国的股民，应从全球多次股灾中汲取教训。 　　 　　股市有涨必有落 　　 　　考察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缓涨可能缓跌，暴涨必然暴跌，这是各国股市的一条共同规律。八十年代， *** 证券市场高度泡沫化，日经指数从１９８８年初的２１５６４点一路上涨，到１９８９年底涨幅达８０％，但从１９９０年初的３８９２１点开始一路下跌，到１９９２年８月跌到１４１９４点，跌幅达６３％，之后长期低迷，始终在１５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多点之间徘徊。我国证券市场在过去短短几年中，股票指数出现了三次大起大落。以上海为例，第一次从１９９２年月的１４２２点跌到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的３９４点，第二次从１９９３年２月的１５３７点跌到１９９４年７月的３３４点，第三次从 1994 年９月的 1033 点跌到１９９６年初的５３７点。在这三次大的波动中，大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被套牢，或者被迫 “ 断臂割肉 ” ，蒙受很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使证券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况。暴涨所以会导致暴跌，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价格决定于价值，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情况只会是暂时的、短期的和有条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永久的和绝对的。在一般情况下，股票价格主要是由上市公司业绩决定的。就某一个上市公司而言，经营业绩可能会因某种特殊的商业机会或发明创造而在一定时期内 　　 　　高速增长。但绝大多数公司的经营业绩是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相联系的。上市公司即使比一般公司经营业绩好一些，也是有限度的。因此，作为体现上市公司群体股票价格水平的指数，无论是综合指数，还是成份指数，都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的，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正是由于这一内在规律的作用，一些国家股市在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后虽必有涨落，但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超常的大起大落，而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旦出现大的起伏，也是其国民经济状况出现异常的一种必然反映。但在中国，由于上市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股指的暴涨暴跌并不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而主要是反映了市场的投机程度。换句话说，在市场发展初期，股市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参与者的过度投机。股市出现暴涨暴跌，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社会，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例如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 黑色星期一 ” ，美国道 #8226; 琼斯指数一天内下跌２３％，一周内累计跌幅达３１％，市值损失一万亿美元，不少公司遭受严重损失。１９９４年底，墨西哥发生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个月之内，股市狂跌，墨西哥比索贬值１／３以上。不仅几乎导致墨西哥经济的瘫痪，而且影响整个美洲金融市场，对世界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股市暴涨必然带来暴跌，不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不以为然，他们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投资股市，风险自负，赚钱自得，损失自担，这在任何国家都样。目前的股市已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孕育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需要引起投资者足够的重视。道 #8226; 琼斯指数今年涨了２７％，１２月５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就出来提醒公众，股市存在非理性的过热因素。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恢复理智吗？ 　　 　　坚持 “ 八字方针 ” 规范证券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还处在不成熟的成长阶段。证券市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需要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富有经验的监管力量，具有投资理念的投资者队伍，以及比较完善的金融制度、公司制度和财会制度。这些条件相辅相成，构筑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 欲速则不达 ” ，不顾客观条件搞泡沫经济，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延缓市场发展的进程。这是国际证券界的共识。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务院去年提出了关于证券市场发展的 “ 法制、监管、自律、规范 ” 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完全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根据 “ 八字方针 ” ，证券监管部门把制定法规，加强监管，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作为主要任务。１９９２年底以来，国家颁布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依照这些法律、法规，在国务院领导下，证券监管部门在规范和培育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证券市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上了一个台阶。上市公司从１９９２年的５３家发展到今年１１月底的５０１家，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和转换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债券市场也获得较大发展，为深化财政和金融改革创造了一定条件。同时在加强市场监管，打击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经验。今年４月以来，证券市场逐步走出前两年的低迷状态，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面对市场出现的各种违规行为，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了监管力度：第一，自７月２４日以来，先后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等行为的通知》、《关于防范运作风险、保障经营安全的通知》、《关于严禁信用交易的通知》、《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自营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的通知》、《关于严禁操纵市场行为的通知》、《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稽查工作，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等一系列规定。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的知》，要求市场各方面注意防范风险，加强风险宣传，告诫投资者，买卖股票的风险只能是自己承担。第二，处罚了一批违规案件。现已对违规拆借资金的工商银行合肥分行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的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国务院已明确规定，今后凡利用银行拆借资金炒作股票的，主办行长一律撤职并调离银行工作。对在股票申购中违 　　 　　规的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中山证券公司等４４家机构处以警告并罚款。对违规给客户透支的深圳发展银行和海通证券公司等处以警告并罚款。对不及时刊登《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处以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两名副总编被停职检查。对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违规行为也予以通报批评。 　　 　　进一步抑制过度投机 　　 　　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我们要予以高度警惕。证券市场的风险往往是系统风险，关系经济的全局和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注意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不出大的问题。几年以来，特别是近期股市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印证了一个道理：规范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生命线。过度投机是市场不成熟的反映。在我国证券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抑制过度投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想抑制过度投机，防范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 “ 法制、监管、自律、规范 ” 八字方针，抓紧抓好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法规，理顺体制，并切实加强和抓好市场监管工作。针对目前情况，要本着加强监管，增加供给，正确引导，保持稳定的原则，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进一步加强监管。近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次对证券经营活动中违法违规情况的普查。先由各地人民银行分行、审计厅、证管办等单位组织本地公司进行自查，在此基础上由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单位组成若干联合检查组，对重点地区、重点大企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要彻底切断银行资金流入股市炒作，银行不能贷款给企业炒股票，企业也不能用银行贷款炒股票。要坚决打击各类机构和大户操纵市场的活动。要严格禁止证券经营机构向客户透支和超比例自营。要从严处罚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以及买卖或配合他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证券交易所要彻底改变重发展轻监管的倾向，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上来，首先要做到严格守法，同时要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第二，继续公开处理违规案件。有关部门已决定，对动用发行股票集资所得炒作股票获利的湖南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 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其它违规的证券经营机构和上市公司也要尽快处理第三，实行涨跌停板制度和完善市场信息公开制度。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制定办法，实行涨跌停板制度，要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同时要选择每天涨幅最大的前几名股票，将占这些股票成交额比重较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向社会公布，增加市场透明度。第四，建立证券行业禁入制度。对证券行业各类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事证券交易的机构和个人，凡违法违规者，除按现行法规予以处罚外，还要视情节轻重，暂时或永久禁止他们在证券行业各类机构任职或者从事证券交易，将扰乱市场秩序的 “ 害群之马 ” 清除出证券市场。第五，加强风险管理。证券交易所、证券结算登记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保证交易、清算、登记系统不出大的问题，维护市场安全运行。第六，增加供给。根据目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近期将公布１９９６年度新股发行总规模，陆续选择一批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满足广 　　 　　大投资者的需要。第七，做好舆论导向工作。要整顿证券舆论宣传阵地，坚决取缔各种非法刊物。有关新闻媒介要组织力量，系统介绍国内外证券市场的风险案例，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股市报道和股评文章绝对不能制造或传播虚假信息，鼓励投机，误导股民。要尽快颁布《证券咨询机构管理办法》，对咨询机构及股评人士实行 　　 　　资格管理。第八，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自行其事，干预股市，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证券市场的方针政策，维护好本地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证券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任重而道远。尽管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着种种弊端，我们的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但只要我们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群策群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把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建设成一个规范化的、健康发展的市场，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贡献。 附录二：《坚定信心，规范发展》 　　 　　 ———— 《人民日报》 (1999 年 06 月 15 日第 1 版 ) 本报特约评论员 　　 　　 5 月 19 日以来，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 6 月 11 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收于 1370 点和 407 点，分别比年初上涨了 22 ％和 21 ％。 18 个交易日共成交 4595 亿元，日均成交 255 亿元。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展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然而，此番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究竟是在利好消息刺激下的短期反弹，还是股市长期发展的良好开端呢？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推进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从宏观形势来看，近期股市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随着去年以来国家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发挥效应，今年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良好势头，经济增长结构出现了积极变化。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我国仍然保持了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良好局面，发展经济、壮大实力，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近期的股票市场走势，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形势发展的良好预期。 　　 　　从市场走势来看，客观上存在反弹要求。我国股市已经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盘整行情，整体上一直处于下滑状态，至今年 5 月 18 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已分别跌至 1059 点和 310 点，当日成交金额仅为 41 亿元。在股市的持续下跌过程中，众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资价值日益显现，使股票市场积蓄了较大的反弹能量。 　　 　　从市场指标来看，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首先是股价指数基本正常。 5 月 19 日以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有 5 天升幅在 2 ％以上，有 4 天回落，其他时间小幅上升；日均涨幅前 7 个交易日分别为 2 ． 77 ％和 2 ． 61 ％，后 11 个交易日分别为 0 ． 66 ％和 0 ． 82 ％。其间，单日涨幅最高值不到 5 ％，远低于股市过热时近 10 ％的水平。其次是日均成交量基本正常。今年年初到 6 月 11 日，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量为 104 亿元，而 1997 年同期为 180 亿元， 1998 年同期为 124 亿元，近期成交量增加只是对前期成交量不足的补偿性增长。 5 月 19 日以来，日均成交量达到 255 亿元，主要是资金来源增加。 5 月 19 日至 6 月 4 日，沪深两市新增开户数达 17 万户，客户保证金大幅上升， 10 只基金持股数量明显增加，成为市场新增资金的重要来源。特别是自 1997 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增加了 261 家，流通股增加了 1 倍，流通市值增加了 2000 多亿元，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日交易量出现较大增长也是正常的。 　　 　　从市场投资热点来看，与以往股市过热时明显不同。近期股市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股和绩优股，上证 30 指数和深圳成份指数分别上涨了 24 ％和 32 ％，而因财务状况差受到特别处理的 51 家 ST 股票平均涨幅远低于绩优股。这种理性投资的特征，与以往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 “ 鸡犬升天 ” 、 “ 全线飘红 ” 的不正常现象有显著的区别。 　　 　　二、证券市场具备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江泽民总书记在《证券知识读本》一书的批语中指出： “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建立发展健康、秩序良好、运行安全的证券市场，对我国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筹集更多的社会资金，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 这是对我国证券市场 8 年多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今后证券市场发展的明确要求。 　　 　　在过去的 8 年多时间里，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道路，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拓展了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了上市企业财务状况。 8 年来，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筹集了 3640 多亿元发展资金，使工业类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降到了 46 ％，比国有工业企业 65 ％的平均水平低 19 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逐步使决策科学化，经营市场化，监督社会化，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仅 1998 年，就有 277 家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实施了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四是通过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 1998 年，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达 135 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 16 ． 2 ％。实践证明，证券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证券市场具有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 1998 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 11000 多亿元，同期股市筹资只有 840 亿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 7 ． 6 ％。而在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一般在 50 ％左右，我国发展证券市场的潜力还相当大。另一方面，近年我国总储蓄率高达 40 ％左右，今年 1 至 5 月，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新增 5599 亿元，到 5 月底，累计余额已达 58968 亿元，居民手持现金近万亿元，在银行利率下调的情况下，为居民投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尤其重要的是， 1996 年以来，为了规范证券市场发展，有关部门先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积极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特别是 199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证券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证券市场清理整顿取得了重要进展，市场运行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以上情况表明，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提高对发展证券市场的认识，积极稳妥地加快市场建设，完全有可能使证券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保持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好地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必须坚持 “ 法制、监管、自律、规范 ” 的八字方针，坚持在规范的基础上求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市场风险。当前，更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坚持依法治市、规范运作。 　　 　　要按照《证券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同时，要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积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促进证券市场发育。 　　 　　证券监管部门要努力维护市场 “ 三公 ” 原则，切实提高监管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改革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公开核准程序，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上市公司要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努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投资者。 　　 　　证券公司要严格自律，守法经营，逐步实行 “ 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 ，建立健全内控机制。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紧实施有关券商融资的各项政策，允许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不超过 7 天的同业拆借；允许证券公司在银行同业市场上进行国债回购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支持规范经营的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发展壮大。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组织要诚实信用，勤勉尽责，认真履行执业规范，不断提高执业水准。 　　 　　要继续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加快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步伐。基金管理机构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投资收益。广大投资者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风险自担的观念。证券咨询机构和新闻媒体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 　　 　　世纪之交，中国证券市场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不仅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也关系到证券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切身利益。让我们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共同努力，把一个规范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证券市场带入 2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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