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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非主流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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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李约瑟之谜的研究-书院在中国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一）: wdxiyf 2013-7-1 06:35; 关于李约瑟之谜的研究，应当考虑书院在中国科技中的作用。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也有可能涉及到关于科学技术的教育和研究。中国的书院制度，通常看重其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影响。那在科技方面，书院是否有作用呢？首先，从思想意识上看，书院制度有利于不同思想的创新。一些研究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不利作用，但是忽略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中国思想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存在着不同于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另类观点。它们在科技发展方面是否有一定的作用（尽管是非主流的）。书院作为民间的研究机构，其思想与传统主流观点存在着差别（研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技是不重视的），从而可能发展出另外的文化、科技（重视日用，重视个人）？其次，书院制度提供了发展科技所需要的资金，聚集了大量志同道合的学者和人才，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激励和竞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想加以验证而无钱,想与同人们讨论真伪而无场馆)。事实上，宋应星曾就学于白鹿洞书院，投师于洞主舒曰敬。因此，书院的兴衰与科技的兴衰或许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欧洲科技之发展，与欧洲的科技研究组织机构（例如，皇家学会？）有很大关系，中西方的不同研究机构进行比较，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下面，我先选摘一些网上的资料。 1.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ZF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弘治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期间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有1699所，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等学派。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多为统治者所禁毁。清代书院清初统治者抑制书院发展，使之官学化。顺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各省城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则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清代书院分为三类：其一中式义理与经世之学；其二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其三以扑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30.htm?func=retitle ） 2. 有明一代，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事情，政治对书院的干预达到了顶峰。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请求皇帝“戒谕以正人心”。嘉靖一方面慰留湛若水,一方面则令所司毁其书院。于是年四月下令罢各处私创书院。这次禁毁的矛头，只在湛若水创办的书院，其他各地书院仍照常活动。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吏部尚书许讠赞，以官学不修，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耗财扰民为借口，上奏明嘉靖。嘉靖“即命内外严加禁约，毁其书院”，“申毁天下书院”。当时严嵩柄权，这次毁书院，实为宰相严嵩的意旨。但这次处理的大多是官办的书院，其他书院后来照常建立，如混元、云兴两书院即建于嘉靖十七年之后。这两次禁毁书院是由于当时在朝执政的人,有许多是反对王阳明、湛若水的学者，他们对于王、湛的广建书院，聚徒讲学，妄加罪名，实是为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进行压制。以“官学不修，别立书院”，“动费万金，供亿科扰”为借口，禁毁所有书院。但书院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声望很高,禁是禁不住的。《野获编》上说：“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不仅如此,官方越禁，民间越办，所以明代书院，仅以嘉靖年间为最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嘉靖十六年、十七年之后兴办的。第三次禁毁书院是在万历七年张居正执政时。张居正当国时，极力控制思想，对书院讲学特别厌恶。史载：“张居正最憎讲学，言之切齿。”他说：“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他写信给宪长周友山，指责当时书院讲学为“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张居正本是徐阶的弟子，但张最不喜其师的聚众讲学。因有一批官吏假托立书院讲学依附徐阶，实际是借此以把持郡邑。万历七年,常州知府施观民搜刮民财，私创书院，张居正便借题发挥，一面将施坐罪革职，另一面即以皇帝名义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64处尽改公廨。这是明代毁废书院最严厉的一次。但许多书院仍以各种方式得以保存。如安福县复古书院，易名“三贤祠”，贵溪县象山书院易名“象山祠”得以保存等。张居正禁毁书院的真正原因是害怕书院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摇撼朝廷，爽乱名实”。至于说因为施观民搜刮民财而禁毁书院，显然是为掩盖真相而寻找的一种借口。张居正禁毁书院比嘉靖年间禁毁书院的规模更大,措施也更加严厉。然而，书院讲学制度已深入人心，所以，虽禁犹存。当时确曾被毁的书院有成都大益书院等十六所；有些书院是名毁实存，仍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说明当时不少人实不愿毁书院，但迫于张居正的政治压力，只好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设法保存书院。如长沙惜阴书院、瑞州筠阳书院、江西贵溪象山书院等。还有的书院,则根本未毁,如饶阳近圣书院等。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年）死去，万历十一年（1583年）就复建了仁文书院,其他书院也陆续兴建。所以，万历年间虽有张居正禁毁天下书院之举, 但万历年间的书院数目反而不少，在整个明代仅次于嘉靖年间，居第二位，而且名毁实存的书院多在江西。江西自南宋经元至明都是书院最盛的地区，虽在禁令，仍设法坚持复办，足见当时书院讲学影响之深,一道禁令是不可能禁毁尽的。明代第四次禁毁书院,就是天启五年（1625年）的魏忠贤禁毁东林书院，进而殃及其他书院。张居正毁书院，是痛恨讲学的浮夸习气，同时还想统一教育机构，不要又有学校，又有书院，是有一定的政治见解的，只是手段不当则已。而魏阉党人的禁毁书院，完全出于报复，无一是处，而且手段狠毒，牵连罗织，屡兴大狱，害死许多人。其毁书院至不许存留片瓦寸椽，残酷到了极点。东林书院几乎全部被拆毁。八月，拆毁依庸堂。依庸堂由三间硬山顶构成，是讲学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主要建筑，位于丽泽堂后，燕居庙之前，在讲学建筑石牌坊至燕居庙的南北中轴线上，居于全书院建筑群中央。此堂是东林学派领地象征。当时官绅宿儒人等，凡至东林，都要先瞻仰参谒依庸堂，以为“斯文在兹”，“脚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依庸堂被拆之际，高攀龙正被削籍回无锡家居。他家住无锡老城区南门以内之水阙巷，离东门东林书院较近。他原系朝中正二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曾担负着国家监察举劾重任。在魏忠贤下令拆毁东林书院时，他向无锡地方官员通融说情，终使东林书院除依庸堂外其余大部分建筑得以保存。依庸堂拆去后，气氛比较荒凉。但燕居庙、藏书楼、祭器室、丽泽堂、东西长廊、学舍、月河（泮池）、石牌坊、道南祠建筑尚存。书院的整体环境面貌依然，尚现出特有的古朴景象。到了天启六年四月，魏忠贤再次下令全部拆除东林书院，无锡知县吴大朴接到巡按徐吉及常州府牌后，与本县管粮县丞并带领匠作员役及本地耆年之民谈来泰等人，到东林书院现场，实地监督执行。差役当场坐提易价，仓卒变卖。天启六年五月初，整个东林书院被强行全部拆毁。书院田土房屋等项作价变卖后所折合得到的全部银两一共折银六百三十一两二钱，只相当于当初修复东林书院时的一半。只有道南祠因系用官资建造，属地方祭祀先贤建筑,才没有被拆除。东林书院被夷为一片瓦砾，连院内甬道、桥梁以及沿河古木均砍伐殆尽，其地成为残破不堪的一处废墟。人们在描述当时东林被毁的荒凉情景说：“碣断碑横”，“如逢兵燹倏成灰”。而拆毁东林书院的变价银两全部被“解苏州府，协助祠工”，被用作建造魏忠贤生祠的经费了。（明代书院的四次“灭顶之灾” ， http://www.artx.cn/artx/jiaoyu/37763.html ） 3. 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倒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明朝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而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现代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与现代理论非常相似。方以智则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从这些些来看，明朝的科技在当时来说是作了很多的改进，有很多的突破。而日用品也有科技上的突破，如于谦作的《咏煤炭》说明了明代煤已经十分普遍。而明朝宗室在科技上也有极大的贡献，明宗朱载堉在世界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了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亦多有建树、贡献；明初周王朱橚眄把四百余种植物种于府内，并让王府画工将植物绘图编制成书，名为《救荒本草》，对灾时的济民很有帮助。《救荒本草》共记有植物414种，并详细描述了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书籍，亦是明朝农学上的一大突破。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制造和使用。还有一些专门的火器论著出现，如茅元仪所著之《武备志》。这些火器在对抗倭寇及满清时起了极大作用。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因为趋于缓慢，所以落后于欧洲。随着西学传入，使得中国少数的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值得其学习。但这些改变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了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当时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之余，还介绍了西学，这些西学如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及医学均是在这段期间传进中的。明朝在军事科技方面也做了不少改进，例如明初已经普遍装备了火铳枪，还出现威力巨大的火炮。明中叶时，已经装备当时最先进的兵器佛朗机炮和火绳枪，到了明末，最先进的武器就成了红夷大炮了，明朝于1621年引入红夷大炮，于1625年开始使用，于1630年大量生产。例如松江6个月内就能生产400门红夷大炮，可见其科技的先进性。明朝还大大的改良红夷炮，甚至发明新的火炮。除此以外，各类弹道研究都很快得到发展。而日本要到17世纪才认识大炮，直到明治维新前大炮仍然依赖进口。（明朝科技，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E7%A7%91%E6%8A%80 ）; 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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