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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1 09:40
《京华时报》或许不应该支持熊丙奇制造“高中债务危机”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危机是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给测试决策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一刻，是人生、团体、社会发展的转折点，生死尤关、利益转移，有如分叉路。 1. 指令人感到危险的时刻； 2. 指一种产生危险的祸根； 3 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 4. 指一种十分紧要的危险关头； 5. 也指一种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即将发生祸害的末端。 2011 年 9 月 22 日 ，《审计署、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开展普通高中债务调查的通知》（审财发【 2011 】 155 号）：为摸清地方公办普通高中负债情况，促进普通高中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要求各地区组织开展公办普通高中债务调查，以县为单位，逐校、逐项、逐笔核实债务，查清负债规模、形成原因、起止时间、债务资金来源和用途、目前资产状况等，纳入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并要求审计署会同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结合上半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研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由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审计、教育、财政等部门实施。调查工作的目标是：结合上半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摸清地方公办普通高中债务情况。一是以县为单位，逐校、逐项、逐笔核实债务，查清截至 2010 年末高中债务余额情况；二是调查普通高中债务的起始年和 7 个年度债务发展变化情况；三是分析债务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四是评估学校的偿债能力，揭示存在的风险隐患；五是了解学校的资产状况；六是分析普通高中债务的形成原因，提出加强普通高中债务管理，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普通高中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2014 年 4 月 18 日 ，半月谈网”（记者 刘敏 胡浩 郑天虹 王海鹰）《 1600 亿！高中巨额负债调查》：“全国高中负债 1600 亿！”今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关于尽快化解普通高中债务的提案》一出，语惊四座。大学巨额债务仍待消解，高中又“步其后尘”，高中巨额负债的背后还有哪些问题待破解，半月谈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这份提案指出，截至 2010 年底，我国普通高中债务总额达到 1600 亿元。“据我所知，这笔债务近几年并未减少多少，并且学校债务规模已远超过学校偿债能力。”这份提案的牵头人，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不无忧虑地说。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会看到，中国存在高中债务问题。中国政府对高中债务进行了调查。中国政府的调查结论是高中债务 1600 亿元。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办法化解高中债务。但是，应当说，中国高中债务远没有达到“高中债务危机”的程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助《京华时报》把“高中债务”夸大为“高中债务危机”居心叵测。 2015 年 2 月 3 日 ，《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熊丙奇）《高中债务危机缘于政府责任错位》：因工资卡被法院冻结，江苏省邳州市的一些高中教师一年多无法正常领工资。据调查，当地不少学校为追求评星级，让老师作担保，举债扩建校区，直至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 高中债务危机问题不仅江苏有。去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关于尽快化解普通高中债务的提案》中就提出，近年来各地普遍对高中学校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扩建或迁建，大多数是通过举债进行，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学校的偿债能力。截至 2010 年底，普通高中债务总额达 1600 亿元。高中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追求政绩工程，盲目发展。江苏曾有征地建设“四星级高中”热，其他地方则有“超级中学”建设热，其基本模式都是学校借债后通过经营还债，这一热潮至今仍未退烧。二是学校办学缺乏民主管理。对于是否征地扩建，学校老师本应有表达权、参与权、决策权，但很多高中的拆迁，根本就不听教师意见，而是由政府和校领导决策，甚至用“饭碗”要挟教师给学校借款担保。目前有的高中陷入严重债务困境，就是学校、教师为当初行政领导的盲目决策买单。三是对教育错误决策缺乏追责机制。有的高中扩建之后校园闲置、负债沉重，这无疑是决策失误，但决策者不但没被追究责任，反倒由于政绩工程显著而获得晋升或提拔，这也鼓励继任者只顾眼前政绩，不顾长远发展。化解高中债务危机，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作为公办学校的举办者，政府部门本应保障其办学经费，如果任由学校作为主体向银行借债，就可能要继续放任学校违规办学或乱收费来还贷—这正是我国一些地方 高中办学乱象 的根源所在。同时，必须反思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机制，切实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首先，应该在教育决策中，引入民主机制，不能仅由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拍板。在国外，一所学校要征地扩建，不但须师生同意及有充分的财力保障，还要通过地方议会审议，因为扩建不仅事关学校、政府，也是所有公众关注的事。这种决策机制，可以避免盲目拆建。其次，学校办学不应由政府部门的行政评价主导。“星级中学”“超级中学”之类的行政评价，重视的是校园面积、学生规模等，而非办学品质，这导致办学好大喜功，这类评价还把学校分为各种档次、等级，不利于教育的多元、健康发展，是对地方教育生态的破坏。从根本上说， 高中债务危机是地方政府办教育责任错位的结果 —政府应该保障的投入没保障，不该介入的具体办学和评价却积极介入。要让高中办学摆脱困境，需要 政府回归本位 ，履行投入责任和依法监管责任，同时，实行教育民主决策，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并促进学校建立尊重教师意见、发挥教师和学生（家长）、社区人员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的现代治理结构。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助《京华时报》把“高中债务”夸大为“高中债务危机”居心叵测。 第一、发展高中教育事业是国家利益。 1999 年 8 月 12 日，《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教基〔 1999 〕 12 号） ：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对于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适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人民群众对高中阶段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缓解初中升学压力，创造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良好环境，提高民族素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增加居民消费，带动与教育相关产业的发展，减轻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的重要举措。 第二、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得到了长足进步。《 199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1999 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成人高中）共有学校 3.86 万所，招生 905.26 万人，在校学生共 2,510.37 万人。初中 阶段毛入学率 88.6% 。 《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 2.62 万所，比上年减少 643 所；招生 1497.45 万人，比上年减少 101.29 万人；在校学生 4369.92 万人，比上年减少 225.36 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6.0% ，比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 第三、全国高中教育欠债属于可控的债务。 2007 年 6 月 29 日，东方网《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欠债 500 亿元亟待解决》：教育欠债比较严重。其中，全国农村“普九”欠债高达 500 多亿元，债务形式主要是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借款等。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昨天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介绍的。 2011 年 7 月 12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高校因何深陷负债困局 ? 》：目前，高校负债经营已很普遍，据审计署披露，到 2010 年底，全国一共有 1164 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有地方政府性债务，金额近 2635 亿元。 第四、全国高中教育欠债属于可化解的债务。《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4 号）：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30364.72 亿元，比上年的 27695.97 亿元增长 9.64%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 24488.22 亿元，比上年的 22236.23 亿元增长 10.13% 。 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 21405.67 亿元，比上年的 20314.17 亿元增长 5.37% 。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各级政府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欠债发展教育事业，不是过错。中央政府不会对高中欠债坐视不管。中国各级政府有能力有办法化解教育欠债。社会上有那么几个人眼睛专门盯着政府的“毛病”，没病找病，借缝下蛆。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就是他们当中的马前卒、急先锋。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京华时报》或许不应该支持熊丙奇制造“高中债务危机” 。 以上内容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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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1 07:46
《京华时报》也许不是熊丙奇进行“教育政变”的舆论前沿阵地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炮轰：指有时对事件或者个人进行语言攻击，原引自战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以为中国的教育在他的股掌之上可以随意把玩。没想到遇到阻力。于是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助《京华时报》等媒体，抛出了“炮轰”理论。 2015 年 1 月 17 日 ，《京华时报》《熊丙奇：应把“炮轰”变为大学决策的力量》：近日有消息称，我国的大学增设了 140 个与低碳相关的本科专业，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颇有不同看法。同时，高校不重视基础学科建设的说法，也时常见诸媒体。然而我发现，这些看法对中国大学的办学现状并无改观。换句话说，大学根本就不理睬这所谓的“炮轰”。从 10 多年前开始，国 ? 高校普遍重视发展经管、法学、医学等学科，却对基础学科重视不够，投入和人员编制大幅缩减。在获得更多ZF投资以及大力发展校办产业之后，大学也逐渐从“清水衙门”变得“财大气粗”。不少基础学科的专家、教授在努力为基础学科的生存地位和发展奔走。但是，教授们的奔走，效果并不明显。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大学的学科发展，究竟是谁说了算？按说，在现代大学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学科发展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由教授管理与决策。以世界著名学府——普林斯顿为例，这所学校就没有“时髦”的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之所以没有这些学科，不是学校领导不想办，而是由于该校教授们认为，办这些学科将分散学校的精力，学校要坚持传统与特色，集中力量办好已有的学科。对于教授们的决定，学校行政领导只有执行的份。这就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就一流的关键：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教育权和学术权不受行政权干预，行政必须为教育权和学术权服务。在这样的大学里，学校行政领导没有决定发展哪些学科的权力——决策权属于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也没有随意支配学校办学经费的权力——行政所开销的每一笔经费都由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进行预算审批，并由校外独立的机构进行审计。与国外大学的上述办学模式不同，我国大学的办学，无论是行政事务还是教育事务、学术事务，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其结果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千校一面”，纷纷在同一时段增设某些学科，而同时也冷落某些学科。于我国大学而言，解决上述问题，“炮轰”无济于事，而应该把“炮轰”变为决策的力量——从公立大学的社会治理来说，应建立由人大代表、ZF官员、学校领导、教授代表、学生代表 ? 校友代表、社会贤达人士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校长遴选与预算审批；从大学的内部管理来说，应实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大学的问题才不至于在一轮又一轮的炮轰中屹立不倒。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京华时报》也许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进行“教育政变”的舆论前沿阵地。 第一、《京华时报》也许没有识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 “炮轰”的目的是为了与执政党争夺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第二、 《京华时报》也许没有识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 “炮轰”的手段是用“大学理事会”取代中国ZF对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管制。 第三、 《京华时报》也许没有识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 “炮轰”的借口是“实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实施对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接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的“炮轰”，仿佛就是一场“教育政变”。这不是危言耸听。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是否想过，你们的“教育政变”阴谋能否得逞。我看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的“教育政变”三十年难成。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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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9 15:07
《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可供全国新闻传播类高等学校作为典型案例】 《百度百科》解释，特约评论员简称评论员，通常受媒体之邀发布评论意见等。大多数媒体为了避免纠纷，会声明是评论员个人观点，不代表媒体看法。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曾使一些媒体头晕目眩。授予熊丙奇“教授”“学者”“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等“非绿帽子”。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此予以澄清。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 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 “正高” 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 默许 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 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 ，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 被转岗到校产企业 ，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 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 ，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 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 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义正词严强调《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但是，“满城贴告示，也有不识字的”。还有媒体愿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铁杆粉丝。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评论一下子拔高到院士。 2015 年 1 月 8 日 ，《京华时报》《熊丙奇：去行政化利益化让院士摆脱纠缠回归荣誉》：如果能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利益，那么，以什么身份当选院士、当选者年龄多大、当选者退不退休，都不是什么问题。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 1 月 1 日 启动，这是自去年 6 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两院均在去年 12 月底公布了新的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据工程院人士介绍，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增选院士新规有一些进步之处。像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选，如果落实，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张曙光参选院士的情况；而对院士实行学部之外的全体院士“终选”、取消部门遴选，也可避免“烟草院士”这样的丑闻。但是，新规并没触及院士利益化这个实质性问题，因此进步有限。院士本来只是最高学术荣誉，但在我国则被附加了诸多利益，包括当选了就不退休，不但享有经济待遇，还拥有学术特权，在重大课题申报、重要学术评审中有高人一等的话语权。因此，当选院士就不仅是个人荣誉，还牵涉到切身利益，甚至是院士所在机构的利益。在院士头衔利益化的驱动下，出现了增选时的“跑要”现象、行政领导掌控学术权参选院士等问题，遭到舆论广泛质疑。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的利益，目前存在于院士增选中的问题就很难清除，比如，取消部门遴选貌似将院士评选与部门脱钩，但既然当选院士还是本人和单位的利益，“跑要”现象怎会自动停止；而处级以上干部不参选只是“原则上”，并非一刀切，该规定是否适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仍不确定。如果能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利益，那么，院士以什么身份当选、年龄多大、退不退休都不成问题，因为当选者只有学术荣誉，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也没有学术特权为自己或团队谋利。而若要剥离学术头衔的学术利益，则要整体推进我国学术管理和评价去行政化。正是由于对学术实行行政管理、评价，导致在科研课题、项目申请、成果评价中，看重申请者的头衔和职位，才导致大家拼命争取获得某个头衔。从院士到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我国学者被“学术头衔”分为三六九等。这种局面不利于学术的自由、平等竞争，也难培育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土壤。学术行政化和学术头衔利益化，是我国提高学术质量、建立良好学术风气的最大障碍，需要通过改革破除。这要求高校、科研机构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切实建立学术同行评价体系。如此，学术评价才能回归学术本位，院士等学术头衔也才摆脱行政与利益的纠缠，回归头衔、荣誉。（《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初步感觉是，《京华时报》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知己。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得一知己，足矣”。 以上内容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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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3 05:44
熊丙奇想通过《京华时报》树立自己的“高大全”形象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京华时报》： 2001 年 5 月 28 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在北京报业市场率先试水，集纳社会资金，以全新的机制引领中国报业改革，获得巨大成功。 2011 年 9 月 2 日 ，京华时报完成了她的十年积累和铺垫，全新融入北京，成为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新闻类综合性都市日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满足于上海的媒体树立“高大全”形象。他要通过《京华时报》树立自己的“高大全”形象。《京华时报》接替上海的《东方时报》，以更加强有力的效果神话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这个教育企业员工。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京华时报》从业人员如果不是“ 教育常识匮乏”没有必要利用（吹捧）熊丙奇。 2013 年 2 月 7 日 ，《京华时报》《明年起读研究生彻底取消公费 奖学金可解学费压力》： 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研究生教育收费制改革，学生需要全部缴纳学费，但配合国家及学校推出的奖学金政策，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都可以拿到奖学金，因此和之前的差别不会太大。他表示，所有学生都纳入收费范畴后，需要注意的是奖学金的覆盖面有多大，如果过少，则会增加学生的学费压力。目前，在已实行该政策的学校中，很多都出台了较为全面的奖学金政策。 【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被《京华时报》授予“著名教育学者”称谓，无上荣光。】 2013 年 6 月 8 日 ，《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综合新华社报道）《专家建议高考打破分省录取制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称，由于今年刚出台异地高考政策，符合条件的学生并不多，此前由于没有异地高考政策，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可能在读完初中之后就回到原籍读书去了，因此，在当地有三年高中学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并不多。熊丙奇表示，如果这一政策进一步推进，选择在当地读高中并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学生将进一步增多，“关注异地高考政策的效果，不能看政策执行的当年，而必须有 3 到 6 年的时间”。【异地高考地区矛盾不突出】熊丙奇称，异地高考之所以在上述一些地区遇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并非异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地区，由于人口流入相对较少、高考竞争比较激烈，地方ZF在制定政策之初早就预计到，政策放开后也没有多少人报名参加异地高考。熊丙奇分析说，由于高考竞争比较激烈，一些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学生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愿意选择在流入地区参加高考，他们认为，还是回原籍参加高考更加划算。“如果换成流入人口多、高考资源相对丰富的北京、上海等地，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则表示，由于每个地方的人口流入情况不同、高考竞争激烈程度不同，适合一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很难适合另一地，而从高考利益角度出发，北、上、广的异地高考开放将举步维艰。熊丙奇表示，由于利益考量主导异地高考选择，所以，根本解决北、上、广等地的异地高考问题，必须突破现在的高考利益框架，寻求高考改革的思路，而不是在现有高考利益框架下，加剧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打破现在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尝试探索高校不分户籍、区域划拨招生计划，而是面向全国的统一招生。” 2013 年 8 月 23 日 ，《京华时报》《中国小学一至三年级拟取消所有考试 家长心态纠结》：“专家点评”【中高考不改革减负难有实效】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教育部此次征求意见的“小学减负十条”只是听上去很美。上海在 2004 年就要求一至五年级不实行百分制，小学一、二年级不考试，小学不留书面作业，但是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熊丙奇认为，虽然一直高喊“减负”，但都流于形式，这是由于我国教育最终以考试，特别是中高考来衡量学生造成的，如果考试制度不改革，减负最终也只是喊喊而已。熊丙奇建议，要真正减负担，一方面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教育拨款体系，打破择校利益链；另一方面，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 需要推进考试社会化，同时把招生自主权归还给大学。熊丙奇说，放权无疑动了别人奶酪，因此，期待中的义务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只见雷声不见下雨。 【注：《京华时报》授予熊丙奇“教育学者”称谓，并且列入“专家”席。绝无仅有之壮举。】 2013 年 9 月 2 日 ，《京华时报》（记者 郭莹）《小学阶段留不留作业成为小学生减负规定主要争议》：昨天， 教育学者熊丙奇 表示，对于教育部推出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中有 90% 的人赞成，应该先搞清楚是赞成减负还是赞成减负令，两者并不相同。如果赞成减负内容，更要关注这些措施是否能够落地。 熊丙奇 说，如果能够落地肯定是好事，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实现。此前，对于很多网友认为“考试制度不改，学生减负难以达到效果”的观点，教育部基础一司司长王定华曾表示，这是一项综合改革，要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进而实现中高考改革。 熊丙奇 认为，推行改革让减负先行的做法并不正确。他认为应该率先推行考试制度改革。目前全国有 90 所高校实行自主招生，这个比例应该进一步扩大。 熊丙奇 说， 现在的自主招生并不彻底，是伪自主招生 ，依然与高考嫁接。对于减轻学生负担有效的方式是高考后再进行自主招生，各个学校根据情况限定达到一定分数才可以申请，由高中进行综合评价。学生可以向多所学校申请，最终从可录取的学校中选择心仪的学校。 熊丙奇 认为， 目前ZF应该做的是放权 。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思路目前已经非常明确，但是现在的行动太慢。只有高考改了，减负才不会是表面文章。 2013 年 9 月 11 日 ，《京华时报》（记者张灵）《北京多所学校贴告示谢绝送礼 家长称“放心了”》：“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送礼问题迎刃而解”：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表示，家长为何要给教师送礼？究其根本还是 目前学校没有建立起现代学校制度 ，在办学过程中，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处于弱势地位，学校是由行政主导的。如果家长不给老师送礼，他们会担心受到歧视对待。 熊丙奇 认为，家长给老师送礼反映出现代家长权利的困境。教育部曾发文要求幼儿园、中小学建立起家长委员会，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如果学生受到老师歧视对待的话，可以通过家长委员会来追究老师责任。但现实情况却是由于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家长委员会即便设立了也是摆设和工具，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熊丙奇 认为，在没有完全建立起现代学校制度的背景下，讨论教师节送不送礼有些荒谬。教师节明明是老师的节日，现在却变成了社会对老师的集中讨伐，教育部的文件更是加剧了这个节日的紧张情绪。希望社会能理性看待这一现象，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去保障教师和家长的权利，回归本质去解决问题，让教师节安安静静地过。 2014 年 3 月 23 日 ，《京华时报》（记者张灵）《中国将推出学术技能两类高考 多地已有类似探索》：“马上就访”《实现分类高考须提高职教地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高考。【多地已有类似探索】熊丙奇说，“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实际上就是对 2010 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这一考试改革方向的落实和延续。据了解，目前在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招生与普通高考录取的分离。如北京市已有 26 所高职开展自主招生，被高职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和录取。 熊丙奇分析 ，高考分为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考试后，很可能会依据现在部分省市进行的高职和本科录取，对现有的本科院校和高职类院校进行重新划分，三本院校将与高职院校划为一类，参与技能型人才高考的录取。但分类考试、分开录取并不能解决人才选拔机制的问题，最为根本的还是应该彻底改革高考录取制度，通过建立社会化考试和高校自主招生，让学生拥有多次考试的机会，同时，由学校自主设计选拔标准，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业成绩、学习兴趣和发展规划自主去申请学校。【职教地位应获提高】 熊丙奇 认为，在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的现状下，简单将高考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学生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同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空心化，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等方面都与社会发展脱节，很多学生毕业后与企业用人需求不匹配，高素质的职业教育人才普遍匮乏。“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考试，人才分流，这样高考改革探索才能获得成功。” 熊丙奇说 。 2014 年 5 月 21 日 ，《京华时报》《 熊丙奇：取消官办竞赛难在切断利益链 》：治理竞赛热、择校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这要求ZF履行两方面责任：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缩小校际差异。北京市教委 20 日再次下发减负通知，针对目前在中小学生中流行的各种考级、考证等行为，将取消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各类等级证书考试和学科竞赛活动。同时，禁止公办中小学参与任何组织（或个人）举办的针对学校的各种评选排名。其实，早在 2005 年时，教育部就曾发文要求取消未经批准的各种中小学竞赛，但由于“经批准的”仍在，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此后，各地教育部门进一步清理由行政部门组织的考试和竞赛，为推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不得将等级证书竞赛获奖与入学挂钩创造了条件——有行政组织的竞赛、考试极易与入学挂钩。行政部门为提高考试、竞赛的吸引力，会强调考试、竞赛的重要性，进而默许学校将这与入学挂钩，而学校也心领神会。如此一来，在权力和利益的影响下，有关招生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此次北京要求取消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考证和竞赛活动，是治理将证书与入学挂钩乱象的重要措施。执行的关键在于，教育部门有无向自己开刀的勇气，切断组织竞赛和考试的利益链，严惩违规行为。而值得警惕的是，取消了教育部门组织的竞赛，会不会出现“靠山”是教育部门、行政色彩依旧浓厚的竞赛？教育部门能摆脱部门利益，进行严肃的问责吗？近年来，虽然教育部门曾反复强调，义务教育学校入学不得挂钩考证、竞赛，可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并不见学校因此而被处罚。要严格执行取消的规定，有必要引入人大问责机制和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监督机制。对于教育部门违规组织考试、竞赛，人大有权根据《义务教育法》对教育部门进行质询、监督，并根据教育部门的违规事实，进行问责。与此同时，要切实发挥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仅靠教育部门，问责往往不了了之。这也是过去诸多教育禁令高调出台、无疾而终的根源所在。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消除竞赛热、考证热的土壤。竞赛热的根本原因是， 我国义务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 因而存在着旺盛的择校需求，竞赛和考证只是择校的一种工具。只要择校严重存在，没有这种工具，也必然有其他的工具。治理竞赛热、择校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这要求ZF履行两方面责任：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缩小校际差异。如果ZF部门不在这两方面努力推进，只做外围文章，义务教育均衡就遥遥无期，竞赛热和择校热也将很难降温。 2014 年 6 月 9 日 ，《京华时报》《 熊丙奇：大学生“枪手”给准大学生警示 》：高考前夕，在山东历城，民警侦破一起组织“枪手”替考案， 18 名准备帮助别人作弊的在校大学生被警方控制。在校大学生参与高考作弊，已不是新闻，舆论多将之归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淡漠和受金钱利益的驱使。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大学生进大学后失去理想，陷入迷茫，无所事事，于是很容易受外界诱惑而误入歧途——他们经过激烈的高考竞争进入大学，却以这种方式“退出”大学，令人唏嘘不已。这给刚结束高考的准大学生们提出了警示。这其实是 我国教育病态 的一种表现。无论是每个家庭，还是社会，都高度关注高考和学生高考前这段时间的学习，高考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人生的分水岭，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常常被忽视 : 高考不过是一扇门，学生们由此开启新的学业生涯。如果不努力奋斗，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进了名校，也一事无成。有关调查显示，大学新生进校之后，对大学生活不适应者比例极高。而我国大学对人才培养的不重视，很快就让进校不久的大学新生，梦想破灭，从 985 高校到三本院校学生，都有相当数量对前途感到迷茫。这些学生中，约有 20% 沾染上网瘾，整天打网络游戏。学习学到高中毕业就结束，可谓他们的真实写照，这和高中阶段的“拼命”学习完全是判若两人。这些学生中的部分，为“挣钱”而充当枪手，是顺理成章的。当枪手，不过是大学生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个“侧面”而已。最近高考期间，网上有则漫画，引起很多人共鸣——在高考期间，学生集体宣誓、父母烧香拜佛、全社会全面关注，可考上大学后，学生却在宿舍里玩游戏，地上堆满烟头和酒瓶。显然，这样的大学生活，摧毁的不仅仅是某个学生个体，而是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但似乎整个社会还没有对此高度重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高考，在对高考的畸形关注中迷失。这是教育严重功利化的后果，当升学就是求学的目的，读书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每年高考之前，都会传出高考生撕书、烧书的新闻，这是负面情绪的发泄，也是读书价值观被扭曲之后的现实表现。很多舆论关注这些“枪手”会得到怎样的处罚，但我们更应该反思他们成为“枪手”的原因，说到底，如今的高考，就成为→个庞大的“产业”，每年上千万的高考生，在这个“产业”中只是工具，他们也许连自己究竟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高考很重要，而高考之后的人生呢 ? 又有多少学生认真规划过 ? 是 到了该整体反思我国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时候了 ，再延续目前的高考制度和办学体制，培养创新拔尖人才只是奢望。当然，大学生“枪手”也给刚结束高考、等待录取的准大学生们提一个醒，要对大学生活提前做规划，不能以放纵的心态对待高考后的生活。 2014 年 7 月 13 日 ，《京华时报》（记者李莎梁超郭莹）《厦大博导诱奸多名女生 专家：诱奸不构成犯罪》：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学校应建学生自治会》。昨天， 教育专家熊丙奇 表示，一提到教师对学生的伤害，大众普遍想到的是师德问题。目前对师德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是矮化了师德、纵容了犯罪。目前， 学校在行政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 熊丙奇 说，目前对学生和教师的培养、考核中，学校的行政意图过于强烈，学生没有学生自治委员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学校、教师、学生中，学生是先天的弱势群体，在学生评价方面，学生很容易面临不公平。而在学生毕业、保研等方面，教授的职权过大，有人会利用保研等对学生行使威权。他表示，这些内容原本应该由教师委员会对学生进行评价，现在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授。他说，现在呼吁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但行政治校的情况依然很严重，很多问题也是行政治校的结果，师生之间欠缺健全的评价体系。在国外，在教师管理方面有健全的利益回避机制，甚至不允许老师和学生谈恋爱，以避免对学生利益造成损害。同时，国外大学也有健全的学生自治委员会制度，维护学生自身权益。而现阶段，大学里尽管有学生会，但存在严重的行政化特点，无法真正为学生利益代言。现阶段，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尚无法一蹴而就， 熊丙奇 认为，可以从能做的地方入手，将行政、学术、司法职责方面分清，而不是混合起来。此外，应该严肃问责制度，追究学校相关责任人责任。 2014 年 10 月 22 日 ，《京华时报》《 熊丙奇：教师定期注册制需增同行评价》 ：北京中小学教师将告别终身制。近日，市教委下发《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实施细则（试行）》，从 2016 年起，本市将实行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每五年为一个注册周期，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的人员，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明年 9 月起，本市将启动教师资格考试改革，改革后的统考将增设综合素质、学科教学能力等科目考查。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完善教师退出机制”。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教育部从 2011 年开始推行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并于当年启动试点。 2013 年 9 月 3 日 ，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会议指出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很显然，北京市实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部总体部署的“落地”。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定期注册主要为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淘汰师德有问题，考核不合格的教师，这也回应了舆论对当前中小学教师师德问题、个别教师素质低等问题的关切。同时，要让定期注册制真正起到提高教师素质、淘汰不合格教师的作用，还应解决当前教师评审、考核中的行政化问题，实行教师同行评价。我国中小学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是由行政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主导的， 由于行政评审泛滥，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压力过重的问题。 相当数量的教师缺乏职业荣誉感，充满职业倦怠感。只有建立教师同行评价体系，按教育标准而非行政标准评价教师，才能让教师有教育理想的追求，也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现在不少学校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就是升学率、学生平均成绩，如果考核的指标不变，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定期注册的依据，教师们还是会围绕原有的行政指标教学，基础教育的局面就难有改观。具体到实行教师定期注册制度，更应由教师同行委员会来评价、考核教师，而不能由行政部门来考核。行政考核的严重弊端是，在突出行政政绩的同时会掺杂利益因素。一些教育教学并不突出，但会搞关系，讨领导欢心的教师，会获得好的评价和发展机会，而一些对办学提出批评意见（尤其是直接批评教育部门、学校领导）、被领导视为不听话的教师，就很可能考核不通过，不能注册。如此一来，定期注册制，会成为有的领导治教师的一种手段。这在推行教师定期注册制过程中应该注意。总之，推行教师定期注册制，需同步推进学校自主办学、教师同行评价改革。只有学校摆脱行政的干扰，校内实行民主管理，教师的教育教学才能不受行政的制约，教师的评价才能关注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贡献。 2014 年 11 月 9 日 ，《京华时报》《初中生上课看小说被老师批评后跳楼身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对于学生自杀现象，学校、老师和家庭都应从学生健康成长出发，对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调整，从长远来讲，则要改变教育管理体系、评价制度。 读完以上文字，我初步感到， 熊丙奇想通过《京华时报》树立自己的“高大全”形象已经初见成效。 主要标志是：熊丙奇本人在《京华时报》发表文章，不夸耀自己是教授、博士。《京华时报》确认熊丙奇是“教育学者”“教育专家”。熊丙奇本人在《京华时报》发表文章，不提自己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教育企业员工），《京华时报》确认熊丙奇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但是，没有说明“ 21 世纪教育研究”是民办非营利组织，并非正规教育科研单位。 熊丙奇本人在《京华时报》发表文章，不提自己是“教育问题专家”，《京华时报》似乎认可熊丙奇“揭露的问题”。 譬如“学校在行政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压力过重的问题” 等等。 《京华时报》发表文章似乎把熊丙奇的话当做金科玉律，什么“熊丙奇认为”“熊丙奇指出”“熊丙奇说”之类的字眼。把熊丙奇很当回事。如果发展下去，或成为“造神”风潮。该收场了！ 以上内容约 7777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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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农夫山泉：已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76篇虚假报道 新闻暴力事件持续发酵
wxfwolf 2013-11-4 21:11
人民网北京11月4日电 据农夫山泉官方微博消息，今天上午10时，农夫山泉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虚假报道。今年4月开始，《京华时报 》连续多天刊文报道《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对此，农夫山泉今日再度发表声明称，将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76篇虚假报道。 　　以下为声明全文： 　　农夫山泉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76篇虚假新闻 　　今天上午8时30分，农夫山泉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虚假报道。 　　京华时报在2013年4月10日至5月7日间有预谋、有组织地持续28天连续发表67个版面、76篇负面报道，其中头版12篇，二版11篇，三版7篇;整版或者双整版报道30篇。如此规模的对一家企业的批评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 　　一、“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没有事实依据 　　京华时报仅凭农夫山泉产品标签标示了标准号DB33/383，就导出农夫山泉只执行DB33/383，进而得出“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事实上，农夫山泉的产品必须同时执行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 GB19298-2003及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383，根本不存在执行标准低于GB5749自来水标准的情况 　　二、京华时报捏造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并反复报道，混淆视听。 　　(1)捏造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意见。 　　国家卫生计生委4月18日新闻通稿中从未讲过农夫山泉应当停用地方标准或浙江地方标准早应废止。从该通稿中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京华时报多次假借国家卫生计生委之口，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卫生计生委：国家标准既出、地方标准废止”，并称卫计委和浙江卫生厅均予以明示称，农夫山泉应停用地方标准。 　　(2)捏造浙江省卫生厅的意见。 　　浙江省卫生厅4月20日情况说明中从未说过该标准本身应自行废止，也得不出浙江省地方标准应当废止的结论。京华时报却在报道中多次强调，浙江省卫生厅声明瓶装水浙江标准应自行废止，农夫山泉执行的是一个违法无效的标准，明显属于捏造事实。 　　三、京华时报具有主观恶意 　　第一，京华时报在刊登“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之前，从未就标准不如自来水的问题采访过农夫山泉。在持续28天的报道过程中，仅在4月11日发过一个采访题纲，农夫山泉也通过官方微博进行了公开回复。此后26天中，京华时报再未联系过农夫山泉。 　　第二，农夫山泉在瓶身显著位置标注了产品生产许可QS证(QS证是产品进行生产的准生证)。依据QS证审查细则，执行GB19298是取得QS证的必备要件。京华时报主笔记者胡笑红是全国最早采访QS证的专家级记者之一，却其对上述情况视而不见，设计出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的荒谬结论。 　　第三，京华时报明知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北京市桶装水销售行业协会等单位不具备任何执法权，其发表意见也不具任何行政约束力，却借上述单位之口连续数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一系列针对农夫山泉的不实言论，对农夫山泉实行舆论暴力。 　　为此，我们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举报信和相关证据材料，希望总局可以彻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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