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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从英雄到领袖: zimy_chan 2022-7-28 10:17; 时代呼唤英雄，时势造就了英雄，那英雄将如何成为领袖呢？那就让英雄去制造英雄，当英雄手底下有一群英雄的时候，他便成为了领袖。; 个人分类: 个人心得|0 个评论

分享成为英雄的方法: 调皮小丑 2016-12-19 17:23; 故事：古希腊神话中有两位女神：一个叫美德女神，一个叫恶德女神。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小的时候，碰见了她们。恶德女神对他说：“孩子，跟我走吧！包你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你要什么，我一定满足你什么！”美德女神对他说：“孩子，跟我走吧！我将教会你如何勇往直前，而你也必将在战胜艰险的过程中变得坚强无比！”赫拉克勒斯毅然跟定了美德女神。后来，他成了英雄。点拨：其实成为英雄的方法很简单，跟着美德女神走就可以了。感悟：世界万物中，惟有他人的盛名最能激起自己的雄心，昂然奋起。选择英雄豪杰作为你的榜样，不过，你最好是与他竞赛，并超过他，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姚钰林：黄金是避险孤胆英雄能涨到1400: 姚钰林 2016-2-24 16:18; 姚钰林：黄金是避险孤胆英雄能涨到1400 　　姚钰林觉得今年以来黄金市场的表现非常强劲，而近几年对金价预测非常准确的华侨银行(OCBC)经济学家Barnabas Gan更是认为，在避险需求增加的情况下，金价甚至能够涨到1400美元/盎司。行情实时变动，姚钰林盘中给出实时策略；　　Gan认为，本季度金价将维持在1200美元/盎司上方水平。　　此前Gan曾经预计今年年底金价将跌至950美元/盎司，但此后他上调了这一预期，，认为今年年底金价将在1000至1150美元/盎司间。　　Gan表示：“黄金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市疲软推动避险需求。如果避险需求在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困难时占据主导地位，那么金价将能够上涨至1400美元/盎司的水平。”行情实时变动，姚钰林盘中给出实时策略；　　上一次金价在1400美元/盎司上方水平时，还是2013年。　　Gan称：“在全球股市疲软，油价低迷而风险需求大增的情况下，黄金成为了孤胆英雄，挺身而出成为人们的避险选择。”行情实时变动，姚钰林盘中给出实时策略；　　Gan认为，年底金价究竟会到什么程度，主要还是看美联储最终加息几次。如果加息三次，那么金价将在1000美元/盎司，加息一次则在1150美元/盎司。　　本文作者：姚钰林（高级资深分析师）　　请尊重版权：本文知识产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来源。; 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开发利用《羊城晚报》潜能更显出“英雄”本色: 大庆商江 2015-1-10 06:24; 熊丙奇开发利用《羊城晚报》潜能更显出“英雄”本色【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百度百科》介绍，《羊城晚报》，在陶铸的主持下，创刊于 1957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办起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晚报。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停刊。 1981 年春节前复刊，并由叶剑英题写报头。现在隶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该报曾经是广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2003 年《羊城晚报》位列全球日报发行量 20 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一名企业员工），挂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的招牌，被《羊城晚报》吹捧为“知名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著名教育专家”，令人匪夷所思。请致电 020-87133589 熊丙奇 2006 年就在博客发帖“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尽管如此，仍挡不住媒体的崇拜潮流。《羊城晚报》仅仅是崇拜者之一。这说明，熊丙奇开发利用《羊城晚报》潜能更显出英雄本色。举证 2 万字如下：有感兴趣者，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9 年 3 月 6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大学已经失去自主办学能力？》：最近教育主管部门正在某些高校试点“自主办学”，主管部门负责人问高校领导有关“自主办学”的想法与打算，高校领导反问：你们希望我们怎样自主办学？这样的反问，听上去就像笑话：上级告诉你怎么做，还叫什么自主办学。可是，这样的笑话，却与现实十分吻合，因为长期以来，高校已经习惯了听上级的通知、看上级的文件来办学，现在要他们自主办学，当然还要继续听上级的通知，看上级的文件，指导自己怎么“自主”。于是有人怀疑，今天的高校已经没有自主办学的能力。对此，我不以为然。不改变当前政府的教育拨款方式、高校的校长任命方式、内部管理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自然是以上结局。高校实施自主办学，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政府管理高校的模式，政府承担举办者职能，但不直接参与办学。近年来，不少高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教育主管部门 ( 以及其他掌握财权的政府部门 ) 官员搞好关系上，以保证学校能顺利获得拨款，顺利立项使用资金，所谓“跑部钱进”。而与此同时，手握人事权与财权的政府部门，在高等学校面前完全没有服务教育的意识，而完全是官老爷的姿态。因此，要让高校真正自主办学，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按照全国、地方人大批准的预算，向各学校拨付法定的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不再掌握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权，而是通过一些专项，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在高校中推进政府部门希望开展的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活动。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保障了政府对学校的基本教育投入，而政府部门的立项，则体现了各校办学的差异性，促使各校展开平等竞争。对应高校自主办学，公立高校还应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包括战略发展方向、校长遴选、预算审批等决策。大学理事会组成成员可包括：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学生代表、社会贤达。人大代表与政府官员可在大学理事会决策中，体现举办者对学校办学方向的把握。比如，在香港由教资委资助的大学中，其校董事会中，有几名立法委成员。而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应取消高校校长或副部、或正厅的行政级别，这不但便于不按级别选拔、任用校长，把大学作为官员晋升、发展的 “驿站”，而按职业要求选拔、任用校长，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而且，可以根本扭转大学的官场气氛，回归大学办学本质，还可以为各类学校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同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建立新型校长遴选机制，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校长任用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合适人才，在候选人被理事会确认后，提交教育部任命。如此选拔机制下诞生的校长，方可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对选拔自己的大学理事会，及其代表的师生负责。 2009 年 7 月 8 日，《羊城晚报》（记者邓琼实习生马红平）《学者熊丙奇：莫让高等教育等同“身份教育”》： 7 月 4 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面对广州公众，聚焦高考制度改革与大学生就业困境。这位素以敢言著称的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如果只等同于“身份教育”，实在难以改变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高校解决就业难问题存在隐患】熊教授指出，目前困扰社会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 2002 年就开始显现，而该年的毕业生是全国高校扩招之后的第一届，比上一年增加了近 40 万人。虽然教育部门并不承认，但是扩招带来的衍生问题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内高校对于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存在很大隐患。把学生的就业和老师的奖金、晋升等挂钩，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注重的不是教学质量而仅仅是把学生推出校门。其次，政府、学校动员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中西部就业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事实不是学生不愿意去那里就业，而是这些地方所能提供的岗位也很有限。而且就部分中西部的学生而言，并不存在就业观念上的问题，这只是将东部沿海高校的学生心理放大到了全国了。此外，“以就业为导向”是目前很多高校提出的口号，但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既没有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职业技能也不过硬，使得就业更难。【大学的好坏由“身份等级”决定】熊丙奇主张，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大学要进行改革。目前，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评价是以“就业率定生死”或者是通过本科教学评估。前者在直接导致了高校教育以就业为目的的现象；后者太过单一和行政化了。大学的优良好坏不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授予的身份等级决定的，这也就导致了高等教育是一种“身份教育”。所谓“身份教育”，就是说大学培养的是具有大学身份的人，而不是具有与大学生素质和能力相符的人才。不论是在求职过程中，还是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过程中，我们通常都是以学历来评价人，高学历代表的是一种身份的认可，渐渐演化成学历便代表了一个人的能力。为了满足社会对高学历的需求，大学就不顾一切的不断制造高学历“人才”。这些毕业生虽然拥有高学历的身份，但是他们缺乏实际的能力和与学历相符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失望，同时对高校的教学质量产生了怀疑。【高考改革要给高校自主招生权】熊丙奇认为，要改变目前大学的现状首先是高考制度要改革，改的不仅是考试内容，而是要从理念上进行转变，这就包括赋予受教育者自主选择权和给予高校自主招生权。让考生可以同时接到多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校和专业。这样才能使大学之间有真正的竞争压力，从而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反过来，给予高校自主招生权，则要求大学之间不应该有高低之分的行政级别，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也不应该有先后之分，众多高校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招生录取，以自身实力吸引生源。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学历和学位由“国家承认”的尴尬局面。其次，改革要实现的目的之一是要实现个人教育平等，无论重点大学或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应该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这有利于拓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改变“高考独尊”的局面。但是仅仅是高考制度改革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还需要一些制度与之配套，如户籍制度、用人制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大众的观念，从而促使更多的人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之外的教育形式，如网络教育、成人教育等等。【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素以敢言著称的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09 年 12 月 25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从校园踩踏事故看学校开支用途》：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 7 日晚发生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踩踏事件，目前已造成 8 人罹难、 26 人受伤。这一惨剧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有关导致惨剧的细节被逐一披露。很多人感慨，要是这些细节能被注意，惨剧不会发生。这起惨剧的有关细节如下： 8 个班的 400 多名学生同时下课；为避雨，所有同学几乎都选择位于教学楼与学生宿舍最近的一个楼梯口；每层楼的走廊上方有一盏非常小的微弱的节能灯；学校还规定， 21 时 10 分下晚自习， 21 时 30 分就必须熄灯就寝……针对这样的细节，善良的人们设想：要是能错开下课，比如初一 8:00 ，初二 8:30 ，初三 9:00 ，楼道当不会拥挤；学校教学楼有 4 个楼梯，如果人性化设计，考虑到雨天环境，学生也不至于挤入一个楼梯；走廊上装上更大功率的电灯，学生们因光线不好而跌倒的可能将减少，在发生事故时，学生们也不会在一片昏暗之中，陷入恐惧；如果给学生更长的就寝准备时间，下楼梯回宿舍就会更从容。我并不认为善良人们的建议，就能够变为当今校园的现实。因为建议和现实是有冲突的。建议基于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对学生进行人性化管理，考虑学生的现实需求。而现在的校园管理，着眼点却是怎样维持统一的作息秩序，以及如何尽量节省办学开支。尤其是办学开支方面，人性化管理往往意味着在管理、服务上要投入更大的成本，节能灯变高功率照明灯这点成本还算小，当集中下课时，在每层楼派一个老师维持秩序；当天下雨时，派清洁工及时将地面水拖干或者铺设防滑设备；全校寄宿学生晚上在宿舍里呆更长时间，这些将意味着增加更大的办学开支。这些开支是不是该支付的呢？站在为学生服务的角度，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对于不少办学者来说，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不论是学校有钱，还是学校没钱，在学生管理方面，基本的原则，大多是能省则省，怎么省就怎么管理。比如，发生踩踏事故这所学校，就“只安排了一名现场看守人员进行安全巡查与现场管理”，如果实行人性化管理，那么，至少得增加好几名人员，这就要支付好几名人员的工资。前不久，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其博客里发帖，讲述他在杭州师范大学演讲时，从学校党委书记那里了解到的三件小事。其中两件与学生食堂有关。一件是书记经常在食堂吃饭，最近天下雨，同学们进饭堂后，自然要把雨伞合上，几百个学生同时合上几百把伞，水珠落在地上，导致地面湿滑。他看到几个学生险些滑倒时，立刻把后勤处长找来，要求立马铺上塑胶地毯，防止学生滑倒受伤，还可保持饭堂洁净。另一件事是，他感觉在学生食堂吃的米饭不如教工食堂的米饭好吃，找来后勤处长，才知学生食堂的米是按要求到指定商户购买的，而教工食堂的米是学校自己选购的，价格略高些，但是，的确好吃，于是要求以后学生食堂也去买教工食堂的米，多出的钱由学校贴补。这几件小事让王旭明很感动，可见这样的“小事”，在国内学校中多么稀罕。而就是这些令人感动的“小事”，本是学校应该做的基本的事，下雨要注意防止学生摔跤，食堂的米饭应该师生一致。反观国外大学，针对有学生通宵做实验，学校有全天候开放的食堂，以方便饥肠辘辘的学生随时就餐；在国内高校基本实行晚上 10:00 关宿舍灯，而且一次又一次组织力量收缴学生的电炉、热得快时，实行寄宿制的国外高校中，学生宿舍基本上都有厨房，供学生热菜、烧水，不像国内学生，下大雨还得举着伞去开水房打水，回来就是一身水；不仅对已经是本校的学生，注重考虑他们的现实需要，就是对于“准学生”，国外高校也考虑其具体困难，比如，针对海外学生申请入学的国际面试，学校通常会提供面试交通费、住宿费，我国高校有哪一所是为学生提供面试费的呢？难道国外高校很有钱，不稀罕这些开支？非也！这样“大方”为学生开支，是因为他们的办学理念，就是真正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是“被迫无奈”，因为国外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学校的服务不好，学生将以脚投票不选择这所学校———以赢得竞争并树立品牌，围绕招生和培养的开支，是学校最重要、最舍得的开支。而那些迎来送往、搞形象面子工程的开支，则是能省就省的。我国一些学校省下对学生的开支，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另一方面，则是把本该用于学生的开支，用在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与迎来送往之中。早前有媒体报道，有的高校一年的迎来送往费，超过学生奖学金、帮困助学金的总额。据央视报道，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的办学条件其实是不错的，绿树成荫，体育设施很全，可是，在光鲜的外表下，教室楼道里的灯光昏暗，而负责管理的人员只有一位。该开支的不开支，不该开支的乱开支，这种行为背后，是基本教育理念的错位。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要让学校推行人性化管理，注重每一个办学的细节、小事，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最多是一场风，难以持续。而很多办学的细节和小事，只有在发生事故之后，才痛心疾首地拿出来设想，“如果注意这些细节，就不会……”而设想完之后，一切照旧，这样的设想，又将换个地点、换个时间再来一次。媒体不妨继续关注，这所发生事故的学校，增添管理人员没有？实行错时下课没有？改装电灯没有？注意雨天加防滑措施没有？还有，其它的学校，是不是真正按教育部的通知，去检查安全设施，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了，还是依旧故我？ 2010 年 6 月 7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打破“一考定终身”不是废止高考？》：一年一度的高考到来，有关高考的话题又变热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近日在科学时报撰文指出，“一考定终身”是一个不准确、也与实际不符的提法，是有关高考诸多误解中最明显的一个。刘院长主要从高考的制度安排———取消报考年龄限制，允许多次复读、多次高考；考上大学之后的发展———上高职高专的学生也可有机会再深造，来论述高考不是“一考就决定命运”，进而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还是应该用一年一次的考试来录取新生。我们当然得承认，现行高考制度不是那么“绝对”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高考集中录取制度框架下，还留有一丝“修正机会”。但是“修正机会”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学生无可奈何之下做出的选择，高中复读，从教育角度说，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而复读并不能提高他们的新知识和能力。选择复读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被录取的学校和专业不理想。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集中录取的高考制度，只能让每个学生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考生和学校之间无法充分的双向选择。如果高考录取中，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根据录取学校的办学质量、教育服务（比如奖学金）做出选择，复读比例是不是可以大幅下降？另外，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对 2009 级入学大一新生有关学校满意度、专业满意度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从 2009 年 11 月 16 日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本科 2009 级新生对专业的满意度为 32% ，而高职 ( 专科 ) 新生则为 35% 。其中，本科和高职 ( 专科 ) 对专业“非常满意”、“很满意”仅为 2% 、 3% ；而对专业“很不满意”者则分别为 30% 、 27% 。造成这种不满意，也拜集中录取制度所赐。其二，学生把握其它选择机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转学、插班生、专升本等等，在现代大学制度健全的国家里，这些是不用受教育者经历太多折磨和曲折的，因为其有基本的自由转学制度，对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满，可以申请自由转学；而一校之内，换专业更无多大障碍。高考录取制度“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已是有目共睹，这是在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就已经取得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重新讨论是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怎样建立扩大考生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的新高考体系。我从来不赞成打破“一考定终身”就是要废止高考，而是应该改变统一高考的功能，也就是说，统一高考（今后可能是统一的学业水平测试、统一的高水平大学联考）将长时间存在，而按计划集中录取的制度却要打破，变为高校依据学生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这可保证录取的基本公平）、中学学业成绩（这把对学生的评价变为综合与持续）、大学自主招生面试考察成绩（这体现学校培养人才的具体要求）自主录取，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和学校可以双向选择，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由此扩大对大学的选择权，也增强大学的竞争性。 2011 年 6 月 2 日，《羊城晚报》 ( 夏杨 ) 《广东中考取消竞赛加分 2014 年取消高考加分政策》：“中考取消奥数加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抑制不了奥数热。好几年前，江苏、成都等城市都纷纷对奥数加分喊停，但其实就像一阵风，成效不大。” 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熊丙奇说，奥数在我国的变异，有目共睹。导致其变异的教育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家长争着让孩子进好学校，由此，好学校就会对学生进行选拔，奥数就是其中的一个选拔工具；二是中高考体系，以学科分数为单一指标，为获得考场的高分，学校和家长就会让学生们学深一点、学难一点，很多参加奥数培训的学生，学习的目标不是获奖，而是提高学习成绩。概括而言，奥数成为升学的工具，不管孩子有无兴趣、有无能力，都逼着孩子学奥数。“我一直反对因这种变异，而一刀切取消奥数，否则，那些有数学兴趣、爱好、特长的孩子，也没有途径去拓展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这本质上是因噎废食。理性的态度，治理导致变异的根源，应该是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同时改革中高考体系。”熊丙奇说。【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教育学者”？不是空穴来风。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1 年 8 月 22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农村生的出路何在？》：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 2010 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 17% 。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 62%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 1989 年的 43.4% 到 2003 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 2005 年达到 53% 。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比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在过去 20 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农村孩子上大学机会增多，而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下降，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上的是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 2009 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 211 ”院校的比例分别为 38% 、 22% ，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 40% 、 25% 。笔者注意到，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何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 985 、 211 、一般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其实，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办教育的职责，不是直接参与办学，而应该为所有学校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要让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取消强加给学校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让每所大学能在平等的竞争中，提高对受教育者的回报率。如果政府部门同样给高职高专学校以投资和补贴，这些学校能像国外社区学院、职业学院那样全免费，学业完成之后，学历不被歧视，找到工作回报率并不低，大家会把眼光都对准名校吗？所以，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本文选自《熊丙奇的博客》，有删节） 2012 年 7 月 8 日，《羊城晚报》（记者何晶）《校长演讲不精彩，学生不好意思毕业？》《学生希望思想和心灵的对话———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专访》：熊丙奇：很长一段时间，毕业典礼根本不被关注，因为基本都是空话套话。 2010 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李培根校长的演讲受到毕业生追捧，他对网络语言的熟练运用也受到网友欢迎。其实这就是一个演讲，老师认为可以表达自己对毕业生的情感，学生认为挺好就够了。或许是受到“根叔”的启发，现在不少毕业致辞校长都开始飙网语，一时成为时尚，但如果都形成了风气，那就成为问题。【熊丙奇】：现在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致辞中争用的“潮语”，不过是过去空话、套话的翻版，表达的并不是校长个性化的思想。大家看到“根叔”的演讲引起关注，认为效果很好，所以跟风效仿。这本身就说明学校没有自主性，没有自己的想法，缺乏独立性和个性。越来越多的致辞用潮语，表面上看有积极的社会形象，但其实还是官话套话。【熊丙奇】：我不这样认为。孩子在大学里求学，养成怎样的品格和习惯，和大学教育息息相关。对学生来说，他更希望的是思想和心灵的对话，而不仅仅是讨好性的语言。如果要听俏皮话，那和网络上看段子有什么不同？真正的沟通并非靠这些段子式的语言，如果你有思想，能让学生有感悟，不也一样是很好的沟通吗？【熊丙奇】：这本身就是流于表面的形式。比如现在很多学校办录取通知书也用淘宝体、凡客体，都只是形式而已，没有太多内核。如果校长有想法，有教育理念，根本不需要拘泥于这些形式，魅力应该是来自于思想上的，而不在于用怎样的语言。【熊丙奇】：校长首先要传承学校的办学传统和文化。为什么世界各国大学都有校长遴选制度，就是因为校长相当重要，需要遴选符合这个学校的，能承担这个责任的人。这样的人首先要懂教育，懂教育管理，也要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样的人才能让大学的精神得到传承。【熊丙奇】：这和基础教育和大学管理息息相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灌输式的，不需要学生提问，背出答案就可以了。谁让你提问？谁允许你提问？我们不能抱怨学生不会提问，应当自省有没有提供让学生发问的空间。【熊丙奇】：当然也有学生本身的问题，比如自身的规划不够，主观上不够努力，等等。但我认为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导致的。 2011 年 7 月 17 日，《羊城晚报》《城市看海》：直接砍掉一些城市建设重大项目的投入，转移到教育投资上来，比提取 10% 的土地出让金会来得更直接有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羊城晚报》刊登熊丙奇语录。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1 年 8 月 23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关系就业”成趋势》：人情就业、关系就业、父辈就业已成为时下就业的主导趋势，这导致城市家庭孩子，富裕、权贵阶层子弟占据福利待遇最高的行业和工作，而农村孩子即便上了名牌大学，也难以获得好的工作。———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如是说【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知名教育学者”？不得而知。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8 月 21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 : 应集中精力探索全新办学模式》：对于朱清时对招收研究生的期许，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不能简单把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上水平”的追求，更应该集中精力探索全新的管理、培养制度，努力争取办学自主权。客观而言，南科大的办学定位是比较明确的———办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因此，学校将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发展目标，无可厚非。但熊丙奇说，这一切必须水到渠成，而不能违背规律而强求。他认为，刚获正式举办权的南科大，还存在办学制度不明确的严重问题。“南科大当务之急，必须理顺学校的办学体制，努力争取学校办学自主权。如果学校的管理模式没有创新，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就是允许招收研究生，也很难办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另外，在熊丙奇看来，整个社会对南科大的期待，其实不在于举办研究生教育，而在于南科大是否能推进教育改革。他说，如果南科大接下来把精力放在争取举办研究生教育上。假如南科大在改革上的作为不大，就是南科大的本科毕业生，都不一定会选择在南科大继续深造，而改投其他高校或者海外名校。熊丙奇毫不客气地认为，如果加快让学校成为一所传统公办院校的进程，而没有加快改革进程，相比于南科大举办研究生教育，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南科大采取全新模式办学，哪怕速度慢一点，只要方向正确，就值得期待。【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教育专家”？一头雾水。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12 月 25 日，《羊城晚报》（陈晓璇、戴秀文、黄丽虹）《公办幼儿园今年收的赞助费可申请退还》：著名学者熊丙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表示，国家早就规定禁止收取与学位挂钩的捐资助学费，广州市政府对入读幼儿园不合理的赞助费进行清退，这是负责的态度。不过，清退的原则应该是政府强制性来执行的，而不是让家长和幼儿园自愿协商，否则也将是一纸空文。【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著名学者”？天知道。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12 月 27 日，《羊城晚报》（蒋铮林晓湄）《北京考生上北大比率 190:1 网友调侃投胎是艺术》：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认为，推行异地高考政策确实很难、但必须实施，实施的成功关键在于中央肯不肯放权给高校。【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著名教育学者”？还是不得而知。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12 月 27 日，《羊城晚报》（记者蒋铮实习生林晓湄）《放开异地高考京沪粤各有“压力”》：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认为，推行异地高考政策确实很难、但必须实施，实施的成功关键在于中央肯不肯放权给高校。羊城晚报：异地高考“左右为难”的源头在哪里？熊丙奇：源头是我们目前寻求的解决途径就是错误的，因为现有的高考制度就不是“对”的制度，各个地方的招生指标不均衡，人为造成了各地享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在“错”的基座上纠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要促进高考公平，关键是政府要愿意放权，推进高考改革，实现自主招生。高考制度怎么改？我认为，要在合理范围内打破按计划录取的制度。如果把全国高校分为 3 类———全国重点大学、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在现在的制度框架之下，国家级院校 ( 往往也是一流院校 ) 应该面向全国招生，让全国考生公平竞争，这就能解决异地高考的核心问题。对于地方性高校，既然是当地出资给它办，那么向当地学生倾斜也是合情合理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的。对于高职高专，现在普遍都招不满学生，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羊城晚报：要彻底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熊丙奇：全国统一考试、学校自主招生。这里要提醒一句：全国统一考试不等于全国集中录取，只凭一个分数定乾坤，这个方法并不科学。首先应该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考试，让学生以这个为基本前提去申请大学，但不是只靠一条一刀切的分数线来划分学生优劣。在达到一个最低分数线之后，招具体哪个学生的权利，应该交给学校，没有学校不想招好学生的，他觉得这个学生综合水平比较高、比较适合这个学校，就可以录取他，而不用在乎他是来自哪个省、哪个市的。突破了地域界限，还学校招生权之后，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的问题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2013 年 5 月 29 日，《羊城晚报》（记者沈婷婷）《深圳一名老师讲台下猥亵女生受害人最小仅 8 岁》：教育专家熊丙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美国，学生上学的第一课，老师就会告诉学生，在群体生活中，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别人伤害自己，教学内容具体到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让别人触碰的、哪些是自己的隐私。这样的教育，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上有“坏人”，也是在说，自己若不遵守规则也会变为“坏人”。这是最基本的公民教育。“我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这方面都比较缺失。”熊丙奇说。 2013 年 8 月 15 日，《羊城晚报》（记者王俊伟）《识字算术学英文幼儿园小学化愈演愈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幼儿园小学化不仅在东莞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在全国来说都很普遍，“幼儿园为什么会‘小学化’？背后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不少小学招生时仍有面试，家长希望孩子入读好点的学校，自然要削减脑袋。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幼儿园‘小学化’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根治，即使幼儿园不开展类似教学，一些培训机构也会将这类的教育承接过去。” 【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上海交大教授”？不是梦想。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3 年 10 月 21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小升初免试招生难破义务教育不均衡之冰》：据报道，“十年民办考试，此次免试招生为破冰之举。”广州教育部门正在酝酿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出发点的小升初“免试”政策，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江东表示，尽管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但免试已是趋势，既包括民校小升初免试，也包括公校的特色招生免试。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推行小升初免试，这是落实《义务教育法》。但问题在于，如果免试缺乏义务教育均衡做支撑，结果很可能是加重学生、家长的焦虑。道理十分简单，当一所学校有 8000 名学生报考，可却只招 180 人时——这是天河外国语学校今年的小升初考试情况——学校用什么办法来选拔学生？如果不举行笔试，就得看材料、面试，如果面试也取消，就可能变为“条子生”、“拼爹”了。事实上，这一问题已在其他地方出现，学校不举行测试，甚至连面试也不允许后，择校转为地下，潜规则盛行，很多家长都呼吁重新考试，相对而言，笔试还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做法。有人会说，教育部门可以出台规定，严禁择校实行就近入学，这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义务教育法》只规定了政府保障学生就近入学的义务，而没有限制学生选择不就近入学的权利；其二，对于民办学校来说，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实施高级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这就包括民办学校可以自主招生。相对来说，教育部门是可以从举办者角度，要求所有公办学校都就近招生的，但对民办学校来说，这样做就可能遭到反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给予民办学校与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同样的教育补贴？如果没有，怎么要求民办学校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不是让民办学校戴着镣铐办学吗？真正健康的义务教育办学环境是，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政府保障 90% 的公办学校办学质量均衡，同时允许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家庭情况、学生情况选择民办学校，同时尊重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需要加大对公办学校的投入，同时转变传统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做到各校办学质量、办学条件相当，取消义务教育重点校、重点班。如果朝这方面努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情况早已改观，而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并没有在投入和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上下功夫，而一再在出台禁令上做文章，包括禁止学校测试、禁止学生择校，这是政府权力和学校权利的错位。据报道，广州小升初免试或将从公办外国语学校开始。广州市教育局表示，本周二会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将公布外国语学校的招生工作，包括明确外国语学校的规范、特色标准问题，也包括免试问题。依照《义务教育法》，不该是明确公办外国语学校的特色标准问题，而是取消义务教育公办重点校、特色校的问题，重点校、特色校的存在，就表明政府部门没有落实《义务教育法》——该法的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对于取消公办重点校、特色校，有关部门一直不愿意出手，其理由是满足老百姓追求优质教育的需求，而其实，这是有关部门不愿意向既得利益开刀——由于公办学校不均衡，教育部门就有资源寻租，包括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条子生”、收取择校费等等。而在美国，官员、富商的孩子可以择校，但都是自己花钱进私立学校，由公共资源举办的公办学校办学标准一样，满足所有老百姓平等的受教育需要。只有明确政府在发展义务教育中的责任，才能有正确地治理义务教育不均衡，从而减轻学生负担的措施，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朝既得利益开刀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不管怎样治理择校，都治理不出良好的教育局面来。（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11 月 21 日，《羊城晚报》（记者陈晓璇）《熊丙奇：只在考试科目上做文章改革价值很有限》：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只有考试和招生分离、突破集中录取制度，如果不向这方面着力，而只是在考试科目上做文章，哪怕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改革的价值仍将十分有限，甚至会出现新的问题。【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著名教育专家”？更是不得而知。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3 年 12 月 9 日，《羊城晚报》（记者沈婷婷）《在线教育升温专家忧被功利环境 " 扼杀 " 》：教育专家熊丙奇说，打破国家承认学历体系才能把在线上名校变为可能。他认为，在我国功利的教育环境中，如果学习不能获得学分，进而获得文凭，有多少人会坚持学习下去？他认为，如果我国打破国家承认学历体系，变为学校自主招生、自主教育、自授学位文凭，那么，学校会根据学生选择在线课程学习的情况，结合本校的质量标准，给予在线学习者学分并授予文凭，至于文凭的含金量如何，完全由专业机构认证，这就把在线上名校变为一种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当国家承认学历体系打破后，人才评价体系也就破除了“唯学历论”，读书的价值也就从追求一纸文凭，变为关注教育本身的价值。在这种情况，能不能通过考试进入名校，真不是什么事，因为学习的资源、学习的机会就在身边，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的途径变得多元。这将是所有学习者的春天，也将是在线课程快速生长的春天。 2014 年 3 月 6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规范中小学招生先要消除“条子生” 》：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广州市中小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 试行 )( 征求意见稿 ) 》 ( 下称办法 ) ，详细列出了 15 种违规招生行为及严惩措施。违规情节严重者，将撤销学校和个人已获得的荣誉，且 5 年内不得评优，校长将会被撤职。不得不说，这一次办法规定得很细，处理措施也很明确，但是，这就能彻底规范中小学校招生吗？从眼下的情形看，未必。比如，办法规定的违规招生行为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借助中间方 ( 含培训机构、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等 ) 通过组织考试、竞赛或培训等形式录取新生的，等等。这些违规行为其实在其他地区也是被禁止的，可往往禁而不止。教育部门规定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可是，由于学校办学质量不均衡，学校面对众多申请者必须选拔，那怎么选择？不允许考试，指的是笔试还是面试？如果连面试也不允许，那就只有看材料了。既然是看材料，这就有很多的“花头”，包括“条子生”，以及地下“占坑班”的学生——这也是被禁止的，可是如果学校私下进行，不是明目张胆地开班，学生只在自己提交的材料中说明自己上个什么班，教育部门有什么办法认定其是违规的？难道学生连上培训班，并把培训班经历写进材料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再发展下去，就禁止学生提交简历了，而如果禁到这一步，剩下的，恐怕只有权力择校了。其实，对于中小学招生，最该治理的就是权力择校。措施也简单，就是要求当地公职人员子女上中小学的情况必须公示——没有了权力择校，教育部门治理学校的违规招生就理直气壮。现在想治理，学校只要拿出“条子生”，教育部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另外，当权力择校被遏制之后，不能动用权力选择好学校的官员们，就会认真思考如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了，而不是还维持现在的学校格局——反正自己的孩子会有好学校上。这并非不负责任地乱吐槽，而是发生在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一些地方都是在颁发禁令时做做样子，抓一两个典型，但随后大家该做啥还是做啥，最后受损的还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广州规范中小学招生不能重蹈覆辙。禁令落空跟问责机制本身也有关，现在教育部门问责学校，类似于老子问责儿子。虽然对于规定的执行，有关部门态度很明确，“接到市民投诉后该小组会判断是哪个处室的职责，并与该处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展开调查；如果社会对区处理的意见不满意，还将上升到市里来督导解决”，但真正严格的问责，应该是由民主选举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监督、问责。重点治理“权力择校”，发现一个“条子生”，就对开出“条子”的官员问责，并引入社区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监督，这应该是规范中小学招生的重点。但从目前的办法中，还看不到这些，希望有关部门在听取意见时，能听到这方面的呼声。 ( 熊丙奇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 【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知名教育学者”？摸不着头脑。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4 年 6 月 24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共识已达成关键在实践》：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召开。会议召开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对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国家层面已经达成共识，充分认识到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动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解决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等现实问题的重要价值。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把共识落到实处，真正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其中，有两方面工作值得引起重视。首先，需要加强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舆论宣传，让政府层面的共识扩展为学校共识和社会共识。客观而言，整个社会对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注还不够，社会的关注点，还聚焦在普通高等学校，尤其是名校上。即便是面临转型挑战的高校，有一些也处于观望状态，态度并不积极。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不够，与职业教育的现实地位有关，而这也正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职业教育地位、教育回报率不提高，就很难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并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人才的合理分流。这需要在全社会展开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教育大讨论，让社会意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对推进教育多元发展，给人才提供多元成才空间的意义，不能只有政府的热情，而无社会、学校的热情。更重要的是，要让社会、学校看到国家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的实际行动，包括取消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规定，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实现真正的双向流通。——对于国家来说，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可以创造更大“人口红利”，那么，老百姓的“红利”又在哪里？如果老百姓得不到“红利”，国家所期待的职业教育“人口红利”也就难兑现。其次，需要按照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要求，落实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共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绝不仅是办学设施、办学条件的现代化，也非学历层次的提升，而在于管理体制、办学机制的现代化，只有管理体制和办学机制的现代化，才能让职业教育师资建设、专业设置、课程开发、人才培养模式等焕然一新。对此，国务院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并用很大篇幅谈到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表明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不能用行政力量，也不能指望利益因素，而应该改革职业院校的经费保障体系、校长选拔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现职业教育的教育家办学，让职业教育从教者有对职业教育的高度认同，有教育的理想，安于在职业教育领域办出学校的个性与特色。国务院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勾画出令人期待的蓝图，要让美好蓝图变为现实，需要有推进的具体行动，尤其是体制、机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节点。（作者熊丙奇是知名教育学者）【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知名教育学者”？或许有红头文件。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4 年 10 月 11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制订大学章程，就应纳入立法程序》：我国第一部专项高校立法——《深圳大学条例》目前已完成起草工作，并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据称，此次立法是要厘清政府在高校行政权力的边界，最大限度实现深圳大学招生、学科设置、经费开支、人事招聘和待遇等依法独立高效运行。与此同时，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大、清华等 9 所高校章程。根据北大章程，该校首次创设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学校机构及人员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处分权。为何深圳大学条例要通过立法程序，而北大等高校的章程却只是学校内部起草，提交主管部门核准就发布？有舆论认为，条例是法律概念，而章程主要是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其实，深大条例从其涉及的内容看，就是大学章程。我国所有大学的章程，都应该纳入立法程序。北大等高校的章程，按照目前的程序制订、发布，很难成为大学依法治校的宪章。在国外，大学章程的制定，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学校获得办学自主权（特许）之后，由学校理事会制定，是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法律依据；另一途径是，由大学举办者所在立法机构立法，明确举办者和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对于尚未获得充分办学自主权的大学而言，通常适合采取后一种途径，因为作为校方，在未获自主办学授权时，是很难要求举办者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我国大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目前，我国的大学并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虽然 1999 年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有 7 项办学自主权，但这些自主权至今没有落实到大学身上。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重申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而制定大学章程，被视为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大学章程，才能有效界定举办者和学校的关系，对于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大学来说，尤其如此。在政府与学校关系方面，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政府有哪些权力，学校有哪些权利，政府部门不得越权侵犯学校的权利，学校的权利被侵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救济。由学校自己制定、再提交给政府部门审批的章程，通常只是对目前行政治校框架的进一步确认，而不是打破原有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在学校内部治理方面，当前，大学内部行政权掌控着教育权、学术权，教育和学术事务都由行政一把抓，要改变这一情况，也需要开门立法加以解决。概而言之，国立高校的大学章程应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省立高校的大学章程应由地方人大讨论、审议，私立高校的大学章程则由私立高校举办者所在地地方人大讨论、审议，如此，大学章程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宪章，所有与大学办学相关的机构、人员，都必须遵守。而制定大学章程的过程，也是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建立大学自主办学主体地位的过程。由此希望深圳大学条例能切实纳入立法程序，其确定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学校内部行政、教育和学术的关系，也能给我国其他高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做出示范。（作者熊丙奇为知名教育学者） 2014 年 11 月 14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 985 和 211 工程存废问题值得深思》：针对媒体报道的已废除高校“ 985 工程”、“ 211 工程”这一消息，教育部新闻办官微于 13 日晚间公开回应称，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尽管网传废除“ 985 ”、“ 211 ”工程的消息被官方正式否认，但这一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却值得教育部门认真思考。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推出的“ 211 ”、“ 985 ”工程，旨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高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水平，这些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在推进过程中，列入名单的高校，也获得国家更多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高校把进入工程作为奋斗目标，为获得项目“跑部钱进”，学校按照行政制定的指标办学，急功近利，追求高大全；所有高校被工程、计划分为三六九等，随着这些工程的推进，高校被分为 985 高校、 211 高校、小 211 高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一本、二本、三本院校、高职等，这制造了高校间的不平等，也严重影响学生的升学、就业公平，在考研和就业中，都存在学历歧视。事实上，国家已意识到计划办学的诸多弊端，因此，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照此改革设想，我国应逐渐清理各类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似就包括 985 、 211 工程等。除此之外，还应彻底废除行政治校的思维。前不久发布的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已提出要逐渐取消高校录取批次，同时对高职招生实行分类考试，这都传递出国家全面清理歧视性政策、等级管理传统做法的信息。但倘要废除已产生广泛影响的教育工程，并非易事，这涉及破除既得利益。首先，取消 985 、 211 工程固然重要，但更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消除 985 高校、 211 高校这样的概念。终止项目是容易的，但要取消这些高校（尤其是部分高校校长、书记还有副部长级）的等级身份，就需要破除这些高校领导、师生的身份保护意识。其次，要杜绝新的类似工程、计划产生。不少教育界人士预判，即或取消这些工程，也会有新的名目取而代之。事实上，目前高校已有另一个 2011 计划，该计划更强调协作，包括校与校以及学校与企业的协作。但这一计划，还是行政主导的计划，也存在因行政审批、评价，而产生的权力寻租、形式主义等问题。国家应按照管办评分离的要求，防止类似计划出台。更重要的是，在取消按工程、计划配置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等传统模式的同时，必须建立新的教育管理和拨款体系。建议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结合公办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模、实际办学水平（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制定高校拨款预算，并进行有效监督。同时，政府管理公办学校，要建立由官员、人大代表和校领导、师生及社会人士代表等共同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制定大学发展战略、预算，监督学校行政公开、透明使用经费。这就从管办评一体、行政治校，过渡、改革到管办评分离、教育家治校。（作者熊丙奇为知名教育学者） 2014 年 12 月 17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综合素质评价必须配套录取制度改革》：教育部 16 日公布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以及《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根据这两个意见，明年起高中将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分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 5 项，中学须真实记录学生 3 年表现，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 实验 ) 》所设定的科目均列入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学生可以对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一定了解后确定选考科目。这两个文件是对今年 9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进一步落实。规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把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大学录取，以此促进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和大学科学选材，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可是，如果不改革按高考总分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综合素质评价在现实操作中很可能演变为走过场，而学业水平测试则可能加重学生的负担。分析我国基础教育的考试、评价改革，不能脱离录取制度。不妨来分析一下，在目前的集中录取之下，中学综合素质评价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会有怎样的走向。在集中录取之下，轰轰烈烈的综合素质评价，很可能派不上多大用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集中录取制度中，高考科目的总分，是教育考试部门投档、学校录取的重要，甚至唯一依据，在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之后，更是如是。综合素质评价最多在两名学生分数一样，和在专业录取时发挥一定作用，这还要看综合素质评价是否有参考价值，如果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大同小异、缺乏个性和区分度，那么，学校在录取时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参考，就可能是根本不参考。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学校、老师、学生会认真对待综合评价？将学业水平测试纳入高考录取也是如此。率先试点高考改革的上海和浙江已经公布将学业水平测试（ 6 门选 3 门）纳入高考的方案， 3 门选择计入高考成绩的科目，在测试时，计等级，在录取时，折合为分数，上海的 3+3 总分为 660 分，浙江的 3+3 总分为 750 分，这和以前的 3+ 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并无本质差别，只是一定程度给了学生科目组合的选择权，但学生围绕高考分数学习的方式并没有根本变化。虽然教育部门强调，将语数外之外的其他学科测试放在高中阶段进行，可以分散学生的压力，可在总分录取模式中，这其实把高考的战线进一步拉长，学生的压力有增无减。推进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需要配套推进录取制度改革。如果能推进招考分离，大学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就能真正起到促进中学重视素质教育，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对于实行招考分离的改革，此前颁布的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并无明确提及。相关的内容，只是隐藏在规范高校自主招生中。根据改革实施意见，从 2015 年起，高校自主招生将移到统一高考之后，但到目前为止，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究竟怎样操作，还在等教育部和有关高校的政策。如果高考后的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制度嫁接，依旧是给学生一定的加分录取优惠，价值并不大，无法有效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而如果高考后的自主招生，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即学生用统一成绩去申请，大学自主结合统一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水平测试、中学综合表现、大学面试考察用多元评价体系评价学生，那么，这种录取制度，就将逐渐打破原有的教招考一体化格局，突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引导中学从唯分数中走出来，推进多元教育。我们期待在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中，有招考分离的实质性突破，这样才能让中学获得自主教学的空间，真正重视综合素质评价，同时也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个性，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作者熊丙奇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5 年 1 月 8 日，《羊城晚报》《院士去行政化更要去利益化》：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 1 月 1 日启动，这是自 2014 年 6 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去年 12 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而新的办法或细则提出多个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规。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介绍，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1 月 7 日新京报）院士变为“院仕”，这是近年来我国舆论在新增院士名单公布之后，反复提及的话题。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加院士增选，用意很明显，就是向近年来院士遴选中的行政化倾向开刀，这当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一做法，也遭到争议。有人认为，官员只要真有很重大的学术成果、贡献，也是可以参评院士的，不能因官员身份而取消其参评的资格。还有人认为，只限制党政机关的处级以上公务员干部（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干部）参评院士，可高校、科研机构的领导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如果要限制，应该所有有行政级别的领导干部都限制。这些确实都是现实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评的新规，有可能很难得到有效落实。也许两院也考虑到有部分学术型官员符合参评的条件，因此，在规定中提到了“原则上”。这是一个“很原则”的规定，执行的结果，可能还是有部分官员获得参评资格，而这会带来新的权力寻租问题。如果要限制官员参评院士，就应该一刀切，而不只是“原则上”。另外，鉴于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可以实行方便的“互通”——近年来，在政府部门担任副部级、厅级、处级干部者，多有“空降”任命到高校、科研机构担任领导的。因此，如果官员要评院士，而对于高校、科研机构的校领导没有参评的限制，他们是可以方便地找到不受限制的路径的。要真正解决院士评审中的行政化问题，一方面要推进我国教育和学术领域全面去行政化改革，取消高校、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建立以学术为本的学术评价管理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则要推进院士去利益化，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各种利益，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我国院士评审制度之所以异化，是因为在最高学术荣誉之外，院士头衔还意味着十分现实、极为可观的社会、经济和学术利益。当选院士，不但是院士本人的荣耀，也在一夜之间，让其变为“神人”，在当选后，长期拥有学术特权，处于学术权力的最高端，对于院士所在机构来说，拥有这样的“神人”，自然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在利益驱动之下，院士评审中难免出现跑要、公关乱象。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利益，目前的新规，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利益机制依旧存在。而如果剥离院士头衔所附加的各种利益，当选院士，只有学术荣誉，院士在学术活动中，没有了学术特权与其他学者完全平等竞争，那么，当选者的身份、年龄，当选之后退不退休，都不再是问题。由于只有荣誉而无利益，所有院士会对荣誉倍加珍惜，对有学术不端者，会启动学术调查、按学术规则进行处理，而不像现在，在行政和利益因素纠缠之下，就是院士遭遇学术不端质疑，也难以启动相应的处理程序。如果不消除院士评审的利益机制，只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修补，对于重塑院士群体的形象，维护院士的最高学术声誉或许不易做到。读完以上文字，我初步感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媒体是相当了解的。 2011 年 06 月 11 日，南方网（熊丙奇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有的媒体从业人员被网络的以讹传讹洗了脑。确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学者”“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等等。在某人心目中，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神乎其神。以上内容约 20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大观楼长联: 布加迪 2014-7-12 11:29;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zhù ）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0 个评论

分享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灰小鸭 2014-3-28 20:13; 你无法选择你的室友，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最近，我发现，寝室是堕落的开端；合群是淘汰的起点。人是怕寂寞的，怕一个人走在路上，怕一个人去吃饭，总觉得一个人的时候，被人注视着，被人怜悯着可是，当你以为你在合群时，你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你以为你交了一个真真的好朋友，可是当你毕业一无是处时，谁还会把你当成朋友？那些往日的高中的初中的”合群“的那些人便是再好不过得证明了吧、偶然看见这些话，觉得自己的生活开始变得可怕。人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吧--总是抱着幻想，把事情美化大二的时候，玩便了所有的游戏了吧总是在别人非常努力的时候，安慰自己”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白活“，给自己一个堕落的借口可是，享受是在付出之后才能获得的奢侈品，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越努力，所获得资源越多，遇事就会变得更加简单了吧英雄总是孤独的，所以，要么庸俗，要么孤独。谨记念我的庸俗的大学生活！！！; 1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坠机理论：依赖“英雄”不如依赖机制: wnh728 2013-12-20 08:32; 坠机理论：依赖“英雄”不如依赖机制管理界一直有着“坠机理论”的说法，即企业需要在平日的经营管理中采取适当的措施，形成一套完善制度，避免因企业的领导突然“坠机”，从而导致企业“坠机”。一直以来，在企业管理领域，人们经常担心一个企业的命运过于依赖于某一个领导人。他才能非凡，资源丰富，个人魅力十足，他就是企业的化身，就是企业的“护身符”。可是，一旦他“坠机身亡”，企业就像失控的飞机一样落得不确定的下场。在中国企业，仍然处于个别人独领风骚的时代，过于强调领导人个人的才能、魅力和声誉。领导者有魅力并不是坏事，但是一个企业或团队仅仅依靠领导者个人魅力是十分危险的。; 0 个评论

分享第一章：D教授煮酒论英雄: kazha1984 2012-10-2 22:47; 一、经济学家是怎样炼成的身为“ 80 后”，我一度以我们这一代所崇尚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责任感而感到骄傲，也曾为自己漂泊异乡、努力打拼而感到荣耀，虽然也被“ 60 后”的父辈视为家里的小皇帝，被“ 70 后”的兄长比喻为温室里的花草，但如若将一群“ 90 后”“ 00 后”聚集一堂，向他们讲起借宿城中村里一黑屋的种种悲情愁苦，面对考试和工作的巨大压力时的运筹帷幄，为了家庭、爱情破釜沉舟的荡气回肠时，总是有那么多的快慰，就好似有人指着你胸前的伤疤说，伤口是男人的军功章。直到在那么平淡无奇的一段时间，当发生在一个“ 40 后”身上传奇将我全部的关注和好奇打包带走时，我突然觉得以前的自己有那么一点可笑。有学者曾经严肃地批判不应该以十年为一个界限对中国人进行年龄划分，他们觉得由于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却不能否认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沿着历史发展的河流从人生的源头开始演绎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大环境在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就拿“ 40 后”来说，生于战火纷飞的内战时期，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要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要上学求知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要结婚、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好不容易等到改革开放，春暖花开，自己已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悄然越过了不惑之年。 D 教授出生于 1947 年 1 月，家乡就在山西省定襄县与五台县交界的一块三角地区，这块土地背靠文山，面临滹沱河，是一处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历史上方圆 50 里的地带名人辈出，世代不衰，有东汉军事家郭淮、曹魏时期道教名人张玄宾、金代画家刘紫微、诗人赵元、明代教育家兼诗人傅新德、清代女诗人傅静庵、周文俪等。到了近现代又诞生了阎锡山、徐向前、薄一波、牛诚修、贺凯、梁寒冰、马洪、杜导正、牛汉等一大批重量级人物。 D 教授的祖父辈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在 D 教授出生前，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姐姐，相传从邻村寺庙的观音菩萨像上扣一块泥土顺水服下，便能生个儿子，老父亲便一次次虔诚地去焚香求子，然后便有了 D 家的独苗。 D 家所在的村子并不富裕，饿死人也是常有的事情，由于 D 教授的三个姐姐分担了家里所有的农活，使得 D 教授得以专心致志地去念书， 1964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忻县中学，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城市。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 D 教授还在念高三，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终结了他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大学梦”。由于停止高考，他被延留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成为了忻县中学红卫兵的主要领导人，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忻中一千多师生在三年的文革乱局中，没有发生武斗，也没有打死校长老师。后来，他成了地区革委会委员，次年就佩戴大红花光荣地分配到煤矿当了工人，免了插队返乡之役。这让当时的忻县中学被插队返乡的大多数学生们都煞是眼红。在当矿工的这段时间里，工作不仅又脏又累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煤油灯下看书就成了他最奢侈的享受。 1979 年的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样， D 教授早早便跑到山顶上晨练，一边做操，一边收听电台的节目，在那个没有电脑、电视的时代里，收音机俨然是大众屈指可数的信息获取渠道，当他听到新闻里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将在全国范围举行招聘社科研究人员的考试时，他沉寂已久的梦想瞬间沸腾了，而后的一段时间， D 教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全力复习，终于成为被录取的 14 人中的一员，当他走进太原城的那一刻，内心无比喜悦。刚到太原时， D 教授的母亲还健在，女儿才 4 岁，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 61 元 9 毛 4 分，为了使日子过得不致于过分拮据， D 教授在山西计划统计学校兼职兼课，先后开讲了《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财政金融》 3 门课。每周大约 8 课时，每课时 2 元 . 来去的车马费 2 元，这样一个月大概有 70 多元收入，后来又在山西大学经济系开讲《能源经济学》，报酬是每课时 5 元，每周 4 课时。这样兼职兼课 3 年多。从 1980 年 —1985 年， D 教授撰写了 20 余篇再生产理论方面的论文，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 16 家省级及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经过多年的苦读积累， 80 年代中期后，进入 D 教授写作的鼎盛期，在能源经济学、能源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多点开花，截至 90 年代末，共出版了专著、译著、编著 20 多部，发表论文 190 多篇，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获奖无数。作为能源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权威，作为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科研事业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的普通人， D 教授的真实经历告诉年轻人们：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二、大话经济初冬的一个夜晚，我们几个刚上班的后生偶遇 D 教授，便借吃饭之名讨教讨教经济学，待找了个饺子馆坐定 , 冷饼上桌， D 教授环视一周。 D: “想当年武松因撂倒了西门庆而被发配孟州 . 孟州的小管营施恩对武松礼遇有加 . 施恩在此地开了个 " 快活林 " 酒家 , 不想却被蒋门神夺走 , 武松答应帮施恩抢回快活林，临行之前武松吩咐施恩你只要在这去的路上准备一样物件，俺武松喝得越多本事越大。” 小李：“ D 老师，早准备好了。” D 教授 : “酒是粮食精，古今中外帝王饮得，乞丐亦饮得，文人饮得，俗人亦引得，喜乐时饮之可助兴，悲苦时饮之可消愁，贪杯则常招病祸，适量则益寿延年。俗话说得好，‘无酒不成席’，老话说得好，‘饺子就酒越吃越有’。你们今天让我谈谈经济学，因而我就拿酒开头，大家仔细想想，经济这门学问是不是执政者离不得，老百姓也避不开，学者们每天看指标、算数据然后进行分析、预测，家庭主妇们也时刻盯着日用品的价格，等到打折促销的时候就来个大手笔以使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适度的宏观调控能让国富民强、充满活力，过度的宏观调控则会对市场中的实体造成严重的负担和冲击。酒如经济，经济如酒啊。咱们今天是个轻松的聚会，也不妨以酒助兴、舞文弄墨一下，你们三个喝一杯酒，吟一句与酒相关的诗，我就回答你们一个问题。” （一）相同的“经济”，不同的意义小李：“那我就来首李白的《客中行》吧，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D 老师，我上学的时候学得是建筑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您能跟我说说什么是经济么？” D 教授：我们在研究一门学问的时候需要从一个一个的概念入手，“经济”这个词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下就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经济跟西方人所讲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差异的，现代英语中的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最早见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所著的《经济论》一书中，原义就是家庭管理的意思。而古汉语原有的“经济”一词，则具有“经国济民”、“经邦济世”的含义，也就是治理国家、拯救庶民的意思。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著作，借用古汉语中“经济”这个词，其含义遂发生变化，中国现在所用经济一词是沿用日本译法。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经济这个词汇是一词多义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层意思： 1 、经济指与一定社会关系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或适应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它决定社会的形态。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和政治，即指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通常所说一个集团或组织的经济地位，即指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位置。我接着上边的意思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咱们就拿刘备说事，我自身觉得玄德公有两大技能着实让人佩服，一是跑，二是哭，每每关键时候使用此两法宝准能转危为安，笼络人心，自刘备从 24 岁应征入伍到 59 岁攻陷汉中“完成三分天下霸业”的这三十五年间，刘备集团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与他的地盘、人才和军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三顾茅庐之前，刘备先后依附与曹操、袁绍、刘表，在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区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身边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士不过孙乾、糜竺，身边的兵马也是走走丢丢，借借还还。诸葛亮在隆中决策中讲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能可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具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大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三国演义精华中的精华，简言之，就是曹操太硬不能碰，孙权根基太深得去和，若取得荆州、益州则可三分天下，随后进兵中原、匡扶汉室。诸葛孔明跳过当时社会纷争中呈现的表象，点明了只有夯实自身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政治上产生突破，占有先机的道理。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经济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而且理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而后，刘备之所以能于公元 221 年称帝，实现政治上地位的提升，全得益于在正确的方略指引下，壮大了经济实力，养足了政治资本。 2 、经济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如通常所说的经济活动，即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环节；通常所说经济增长了或是经济衰退了，一般是指某个组织或特定领域生产能力、生产水平的增强或减弱。” 就拿咱们面前这盘烂糊白菜来说吧，白菜是城市近郊的菜农种植的，它刚长出来的时候，只有两片圆圆的米粒大小的叶子。上面顶着一个 “ 小草帽 ” 也就是还没有褪掉的种子的壳。中间的茎只有小针那么细，下面的根须是白色的，毛茸茸的。不几天，叶片越来越多，叶子越长越大，颜色也更加嫩绿了，长大的叶子边缘变成了锯齿状，上面还有一层像针尖一样的小软刺，摸上去有些粗糙。再长大些，从菜心一片一片地由里往外包，刚开始中间包得像一个小拳头，周围的叶片散开着，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碧绿的 “ 莲花 ” ，后来越包越紧，菜叶也由青边白直到我们在菜市场上看到的模样。白菜的生长周期因时因地而异，大概是 55 ～ 60 天，而从种子落地到白菜成熟这个过程就是菜农的生产过程，菜农将成熟的白菜卖给来地头收菜的农产品经纪人，农产品经纪人统一收购给批发商，通过批发商又分销到各个菜市场，最后又主妇或厨师们购买摆上餐桌，而从地头到购买被购买之前的过程就是交换和分配的过程，购买的过程也就是消费的过程，再生产活动（再生产即不断反覆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由生产作为起点，到消费结束，消费既是此项经济活动的终点又是产品再生产过程的起点，由此抽象，我们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是由产品的生产开始，经过分配、交换中间环节，最后被消费如此循环。而在四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环节，其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其他三个环节反作用于生产，就拿白菜来说，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白菜质量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菜农生产了半天没有种出卖相好味道好的白菜，也就没有后边的分配、交换、消费了；反过来说，流通和消费环节十分出色，给菜农带来了出乎预料的收益，无形中增加了菜农种菜的积极性，下一个周期，菜农就会盘算如何扩大生产，精心种植，加大投入以期获得理想的收益。 3 、经济被用作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或对国民经济的各部门的代称。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旅游经济、休闲经济等。咱们说说德国鲁尔区的钢铁经济。鲁尔地区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韦斯特法伦州内，处于德国以及整个欧洲交通枢纽地带。它是德国以及整个欧洲重要的钢铁煤炭工业基地，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区，具有悠久的工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鲁尔工业区的煤炭、钢铁工业迅速膨胀，钢铁生产占全国总量的 1/3 ，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被称为“欧洲工业的心脏”。 18 世纪末随着焦化冶炼方法的出现，英国开始将焦化高炉用十铁矿开采，并且运用了蒸汽机，而德国直到 19 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应用。肥煤是煤的新品种，可以冶炼出优质的肥煤焦煤，因此，在煤储量丰富的鲁尔区产生了大型的冶炼厂和轧钢厂，铁矿业原料从木炭转向用焦煤。 1835 年，铁路的建设加速了重工业的发展，人口数量也急剧增加， 1851 年至 1857 年，鲁尔区新建的焦煤高炉有 72 座。在 1857 年至 1859 年经济危机后，钢铁行业再度兴旺繁荣，直到 7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 19 世纪 60 年代，发明了贝塞麦炼钢法和西门子一马丁炼钢法，大大的提高了钢铁的产量和质量。 19 世纪 80 年代，发明了自动化炼钢法，开始更多的使用轧钢机来替代人工劳动，巨大的技术进步加快了工厂的建设。 19 世纪后期，德国钢铁工业迅速向鲁尔地区集中，由于钢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鲁尔区的铁矿石已不能满足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向从国外进口矿石，而莱茵河和鲁尔河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加上丰富的煤炭资源，鲁尔地区作为钢铁基地的优越性更加突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鲁尔区生铁的产量有所增加，但利润微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缓慢且不均衡，技术方面几乎没有进展。战后由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德国生铁生产量损失了 43.5% ，钢生产量损失了 38.3%, 大部分的铁矿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 1923 年，由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鲁尔区四大钢铁生产厂家建立联合炼钢厂，形成了拥有 20 万名员工的欧洲最大的钢铁集团。这一时期，鲁尔区的钢铁业分为东西两部分，在西部莱茵河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主要生产重型产品，而在东部，更倾向于批量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机器设备在空袭中损坏严重，严重影响了生产，而且同盟国在鲁尔区的煤炭、钢铁、化学行业实行经济联合，限制德国钢铁业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对钢材需求的增加，同盟国开始逐渐放宽德国钢产量的限制，因此，鲁尔区为欧洲其他地区供应了大部分的钢铁制品、石煤、机器、电气设备、化学品以及其他材料。 1947 年～ 1948 年，联合钢铁厂彻底解散，形成了许多的小公司。 1952 年，随着煤钢联营体的创建，生铁生产量达到了 700 万吨，其中西部地区占了 41.5% ，中部地区占了 25.4% ，多特蒙特地区占了 33.1% 。 20 世界 60 年代，托马斯炼钢法逐步被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所取代，同时由于铁砂的供应渠道口趋完善，焦炭的使用量在逐渐减少，此时鲁尔区的煤炭工业处于持续衰落时期，而钢铁行业依然十分兴旺， 1968 年原钢产量为 2690.5 万吨，达到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顶峰。 4 、经济用于日常生活用语时一般就是便宜划算或节约节省的意思。大家看饺子馆玻璃上贴得那几个字：“家庭口味，经济实惠。”经济在这句广告语中，跟实惠一词组成并列短语，两者都是在强调在这个饭店消费所能带来的体验，即花得少，吃得好之意。那么，我们来说说经济型汽车，豪华、运动、经济是当今汽车发展的三大潮流，汽车诞生的时候用途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人类交通的效率，可没过多久，聪明的汽车制造商就发现富人对汽车要求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代步，他们更希望自己的车能和普通人的有所区别，于是豪华车就这样诞生了。像奔驰、福特这样的老牌汽车制造商都在较早的时候生产了自己的豪华车型，甚至建立了自己的豪华品牌，迈巴赫就是一个例子。运动作为人们现代最主要的时尚已经开始影响汽车的设计，未来运动的因素将会越来越重要。运动车型代表了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你厌烦平庸无奇的汽车之后，一辆运动型的轿车可以将你的个性很好地释放。消费者可以不在乎其是否拥有惊人的动力，但其象征着运动的风格则是必需的。然而豪华车、运动车的数量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车厂的生产的车型还是以经济环保为目标的民用车型。环境的恶化和能源的危机迫使汽车厂商不断开发更加环保节油的新车，而大部分消费者相对十分有限的购车预算又要求车厂不断降低这些车型的成本。因此，这些车型也是最接近汽车原始代步功能的汽车。经济型轿车作为最多数民众的选择，它的经济不仅体现在售价上，而且还体现在使用过程中，油费、养护费、维修费都要比豪华型轿车和运动型轿车便宜不少。经销商在为适合大众消费的车型定义时采用经济一词，不仅确切地表述了该类车型的特征和优势，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和启示：我们在花费金钱追求某种满足感的时候，是将有限的资源着眼于实用、着眼于奢华还是着眼于性格上呢？这当然与资源的数量、消费的偏好、交换的机遇等等因素都有关系，小小的经济实用车带给大众的是消费选择时的大智慧。（二）经济学是一种思考方式小张：“ D 老师讲得着实详实，下来轮我了，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想请 D 教授讲讲什么是经济学？” D 教授：“用一句话来讲，经济学既是研究经济的学问，它在诞生之前是与哲学等社会科学同根同族的，人们最早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从个量分析入手的。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一直为西方经济学家所顶礼膜拜。然而， 19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和持续时间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整个资本主义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直到 1936 年，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凯恩斯的观点是：“总需求往往不足，所以需要国家干预，刺激经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罗斯福总统正是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帮助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从此，宏观经济学也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经济学领域也由此被分为两个分领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们在某个市场上的相互交易。宏观经济学则研究整体经济现象，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增长。一个微观经济学家可以研究租金的变化对北京市住房的影响，国际汽车巨头涌入中国对本土汽车行业的影响，或者接受职业教育对技术工人收入的影响。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可以研究国债过量发行的负面影响，经济社会中失业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动，或者提高一国生活水平的增长的不同政策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探讨的是不同的问题，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也会采用的不同的方法，然而，两者是存在密切联系的，当我们在研究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大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而由于整体经济的变动产生于千万个人的决策，所以，不考虑相关的微观经济决策而要去理解宏观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现如今经济学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家庭、犯罪、体育、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人们惊讶地发现，经济学并不是一门仅仅局限于研究经济的学科，而是一种能在各个领域运用的思考方式，而这种理论学科演变为思考方式的巨大的变化，不得不提 1992 年的诺贝尔经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贝克尔与 199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但科斯的科研成果主要是论文，而贝克尔则是多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著述颇丰，主要论著有：《歧视经济学》（ 1957 年初版， 1971 年再版），《生育力的经济分析》（ 1960 年出版），《人力资本》（ 1964 年初版， 1975 年再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1976 年出版），《家庭论》 1981 年出版）。在这些论著中，《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是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创始之作；《人力资本》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是席卷 60 年代经济学界的 “ 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 ” 的起点；《家庭论》 1981 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被该社称为是贝克尔有关家庭问题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代表作。因而，这三部著作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 “ 经典性 ” 论著，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西方经济学者把贝克尔的时间经济学和新的消费论称为 “ 贝克尔革命”。贝克尔因把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获得巨大成就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方面最富有独创思维的人之一，他常常把普通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同某一些原理的作用相联系，从而开拓经济分析的新视野。贝克尔开辟了一个以前只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他在扩展经济学的疆界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其他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是新学术领域的开拓者。贝克尔善于把经济理论运用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把经济理论运用到过去同市场力量没有联系的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生物学等。他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始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是一个成功的先驱者，他的研究不仅为年轻人们带来了学习经济学的独特视角，也鼓舞着后来人将思考变成习惯，将创新当作使命。（三）经济学的鼻祖笔者：“老师，木工将鲁班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贩茶叶的将陆羽奉为祖师爷，屠夫们把张飞奉为祖师爷，那我们经济学的鼻祖是是凯恩斯还是贝克尔呢？” D 教授：“忘了规矩了吧。” 笔者：“对对对。既然是说英雄，我也来个原创，就吟一首我写唐太宗的打油诗吧。温一杯酒兮 , 仰马跃 , 万千军中擒敌首 , 问勇有几许 , 雳胆劈天 , 抚琴一曲兮 , 万众豪歌 , 芸芸皆黔首 , 问志有几多 , 与天齐 , 这无比洪量的心啊 , 装得下顶上苍穹 , 容得下脚下苍生。” D 教授：“嗯，那我就回答一下。学习经济学，有三本书必读：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二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三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至于谁是经济学的鼻祖，读完后你心里就会有个底儿了。那么，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咱们能开饭了么？” “哈哈，我们三人一起祝 D 老师身体健康，干了。” 三、经济学界的“三架马车” 汉代以前，军队中还没有现在所谓的骑兵，而是战车，就是两马拉一车的模式。中军统帅的战车和其他不同，是三匹马来拉，也叫 “ 三驾马车 ” ，是统帅的标志也是帝王等级的待遇，所以 “ 三驾马车 ” 这个词也就有最好的，最豪华的意思在里面。初二的时候看“足球之夜”，最早见到 “ 三驾马车 ” 一词，当时由金色轰炸机之称的德国前锋克林斯曼，自由人马特乌斯和中后卫布雷默构成了国际米兰俱乐部和德国国家队的“三驾马车”。三人的配合达到了心灵相通、不可分割的地步。后卫布雷默在后方就像铁甲一般坚硬，他抢断成功迅速发动进攻；而中场自由人马特乌斯跑位接球，输送炮弹无人能及；前锋克林斯曼在敌方前沿不停地游弋，所到之处都令对方惊魂不定，三人连在一起就是整支球队的脊梁。他们的辉煌时期在 1989 年的国际米兰和 1990 年的世界杯。他们为俱乐部和国家争了众多荣誉。特别是 1990 年的世界杯上，他们并肩作战，所向无敌，最后以 1 比 0 战胜了以马拉多纳为首的老冤家阿根廷队，第三次为德国人捧回了世界杯。 ” 我在听了 D 教授的英雄论后，便搜集资料，整理学习，在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有了一定了解后，我脑海里闪过一词：“经济学界的三驾马车”。（一）“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经有人讲过这么一则故事，有次亚当·斯密要出席一个英国精英阶层的社交聚会，由于遇到点意外，斯密到达的时候聚会已经开始有段时间了，大家围坐在餐桌旁，交谈着、讨论着，当斯密出现在大门的一瞬间，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起立鼓掌，对斯密的到来表示欢迎，当时权倾一时的英国首相皮特毕恭毕敬地走到斯密跟前，与斯密握手并请斯密就坐，斯密请大家坐下，皮特谦恭地说：“不，请您先坐，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大英百科全书》中写到：“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而又更甚者曾这样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都不过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亚当·斯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 1723 年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出生前八个星期父亲去世，斯密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他 14 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和数学。后结识大卫·休谟。 1740 年就读于牛津大学， 1746 年毕业后回到柯卡尔迪。 1748 年任爱丁堡大学讲师， 1751 年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 1759 年出版《道德情操论》，一举成名。 1764 年任一位青年公爵的私人教师，并随之在欧洲大陆旅行达三年之久，认识了伏尔泰、魁奈，也和杜尔阁私交甚密。 1767 年返回伦敦，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后来回到家乡柯卡尔迪，潜心写作。 1776 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终于出版。 1777 年任苏格兰关税委员会委员， 1784 年母亲去世，使他遭受致命打击。 1787 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他终生不娶，生平三大乐事是伺候母亲，与朋友聚会和阅读书籍。 1790 年健康状况恶化， 7 月 17 日悄然告别人世，享年 67 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是对以前的经济学者理论的转化。该书汇集和在斯密之前近百年里经济思想的所有优秀成果，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范围都做了全新的阐释。本书出版后凭借自身严整的结构、深刻的分析、通俗化的文笔和精彩的表达而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全书共分为五篇，囊括了政治经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谨，全书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增加劳动数量。斯密敏锐地注意到，分工是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法门。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要 18 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 4800 枚。分工的作用为何如此神奇？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工人劳动的熟练程度，还可以节省时间，减少生产成本，提高技术水平。分工由交换引起，而交换是人的一种天然倾向和爱好，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交换是人类共有的特性，分工也是人类本性的产物。交换是怎样进行的呢？交换开始是物物交换形式，但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后，发现单纯的物物交换存在着不方便之处，不能使交换顺利及时进行，于是寻找到一种交换媒介，即货币。货币能充当交换媒介，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价值，也是一种商品。货币与其他商品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它能使交换更方便。货币最终由金银来承担。在交换过程中，除了交换媒介之外，货币还有一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正因为它是价值尺度，所以我们才能够用各种商品可以采取的货币量来估计其他商品的价值。斯密主张用纸币代替货币。在论述了分工、交换、货币后，斯密重点论事了他的价值理论。价值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谓使用价值，是指物品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类某种欲望的效用；所谓交换价值，是指由于占有了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他认为，使用价值大的东西，交换价值往往很小，反之，交换价值大的东西，使用价值又往往很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原因在于：一是一切商品都由劳动生产，而都由劳动购买，所以它们自身包含了一定的劳动量，于是就可以用劳动作为真实价格交换商品；二是劳动本身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劳动的价值都不会改变。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当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生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这段话给无数的经济学人带来了启发，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他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ZF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ZF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能无为而治之。另外，斯密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所做的分析对今天的经济学人依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遵循一定的顺序，如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农业应该是所有产业中最基础的，其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当时的欧洲许多国家只重视工业和对外贸易，而忽视了农业，是农业受到种种阻碍和压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主霸占土地太多，土地利用率不高等。亚当·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销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他认真求实，持之以恒，终生研究经济，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每个青年人学习。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经济构建，已然巍巍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不过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二）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一个腰缠万贯的证券经纪人，竟然会阴差阳错成为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家，这不是设计好的剧本，而是真实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大卫·李嘉图。 1772 年李嘉图出生于伦敦一户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代读书不多， 11 岁时被父亲送到荷兰，进入阿姆斯特丹一家有名的犹太教义学校读书。 1786 年返回伦敦，进入他父亲经营的证券交易所工作， 1792 年与当地名医爱德华·威尔金逊的女儿恋爱，因威尔金逊信仰基督教，故其父竭力反对。他决心脱离父子关系，于 1793 年结婚。他 25 岁时因成功经营交易所而成为大富翁。 1791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25 年加入伦敦推广文学和普及实用知识学协会。 1816 年手写《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次年出版后，轰动一时。 1817 年加入辉格党组织的一个俱乐部，不久前往欧洲旅行。 1819 年进入国会下议院，积极倡导自由贸易。 1821 年与穆勒、马尔萨斯等创办了“政治经济学会”， 1823 年逝世。纵观李嘉图的一生，你会感觉到上帝是多么地偏爱一个天才。他大器晚成，虽然著述不多，但其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这部著作，囊括了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理论，也包含着李嘉图的全部思想精粹。其中，价值论和分配论被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成为《资本论》重要思想源泉；比较成本说，早已脍炙人口，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而他的货币理论则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难怪我们在熟知他的货币理论之后，无论现代货币理论如何复杂多变，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被誉为是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第二本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当时的写作背景是 19 世纪初英国的产业革命已扩散到各个部门，英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普遍建立，英国工业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了出来，怎样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目标。同时，政治上社会矛盾主要还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于是围绕选举法，谷物法以及货币制度和赋税制度等问题，两个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李嘉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断著书立说，试图证明只有资产阶级的利益才是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内容上，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李嘉图虽对《国富论》推崇备至，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盲目追从斯密，而是对其中的疑点畅抒己见。在价值论上，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他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批判，认为效用虽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但对于交换价值却是不可或缺的。但他同意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件物品只有有了使用价值才可能有交换价值，但并不是一定就会有价值。李嘉图认为，交换价值有两个来源：一是稀少性，一是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量。有些商品，如罕见的雕像，年代久远的古币，无论人们如何耗费心机，都不可能使其数量增加，所以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稀少性。不过，这样的商品，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商品，价值还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劳动价值论，也是李嘉图价值学说的精髓所在。对外贸易理论也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重点，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对国民财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都大有好处，因此他竭力宣扬贸易自由主义，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使各国发挥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本和劳动，发展本国的优势产业，弥补劣势产业，使各国都获得财富的增加，因此是互相有益的。而且，对外贸易可以提高利润率，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李嘉图用了一个例子来阐述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 10 尺毛呢可以换得 1 桶葡萄酒，英国生产 10 尺毛呢，需要 100 小时，酿造 1 桶葡萄酒，需要 120 小时；葡萄牙生产同量的葡萄酒和毛呢只需要八九十个小时。葡萄牙在两方面都占绝对优势，由此看来，似乎两国并无贸易的可能。但李嘉图认为，只要葡萄牙“两优相权取其重”也就是生产其最擅长生产的产品，英国则生产葡萄牙相对不擅长生产的产品，这样两国通过贸易都可以取得双赢的结果，我们一算账便一目了然，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那它就能用 80 小时生产出来的葡萄酒，换来自己要花 90 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的毛呢，节省劳动 10 小时。而对英国来说， 100 小时制造出来的 10 尺毛呢，可以换得自己要花 120 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的葡萄酒，节省劳动 20 小时。可见，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彼此都可受益。此外，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也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重要内容。就李嘉图经济学说而言，向来都是毁誉参半，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有李嘉图的功劳，现代广为推行的经济政策，也得益于李嘉图的启发。而有些人却认为李嘉图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思想偏执的人，受他的影响而产生了很多经济激进主义。孰是孰非，不好论断，但李嘉图学说的影响之大，却是显而易见的，李嘉图就像中场的马特乌斯，他穿插于中场，将后卫传过来的皮球控制于脚下，转身，突破，然后送出一记直塞球划破了对方的防线，那谁又是埋伏在禁区的“关键先生”呢？（三）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德国经济学家、思想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出生于 1818 年 5 月 8 日。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他志向远大，立志造福于全人类， 1841 年获博士学位。 1842 年成为《莱茵报》撰稿随后成为该报主编。 1842 年结识恩格斯。 1845 年与恩格斯合著《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6 年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7 年参加正义者同盟， 12 月与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2 月被捕，出狱后于 1849 年移居伦敦，致力于《资本论》撰写，并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 1883 年逝世。在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转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严峻和突出。在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之下，无产阶级开始自发地进行反抗和斗争。他们最初以砸机器、焚烧厂房等方式给资产阶级以打击，这种方式带来的并不是喜悦，相反，资产阶级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但这已说明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开始出现，预示着新的革命即将到来，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既需要工人阶级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也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从小就有远大的理想，他看到了广大工人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生活贫苦，于是将人生目标定为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作了仔细研究后他写了大量著作。 1867 年 9 月 14 日，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在德国汉堡出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途径，在该书中给出了答。从此，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圣经》，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全球，势不可挡。《资本论》全书共分为三卷，各卷所讲述的内容有所不同，第一卷主要谈到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则主要对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进行了论述。第三卷则主要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总结前人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他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商品的价值、劳动垄断等都予以全新的科学界定，提出来商品的二重性、剩余价值学说、劳动价值论等。四、成长路上的“穿越” 那是春节假期临近结束的一个夜晚，由于连日吃喝玩乐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我早早便躺在床上，一边回味这个假期跟亲人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一边盘算下马上要开始的新的一年的工作。在即将进入梦乡的恍惚中，我被小侄子浩浩推醒了。浩浩：“叔叔，你‘穿越’过么？” 笔者：“嗯？” 浩浩：“你没看过《宫》么？晴川从现代穿越到了清朝康熙皇帝的时候，然后遇到了八阿哥，就是这种穿越啊！你到底有木有穿越过啊？” 笔者：“让我想想啊，还真穿越过一次。” 浩浩：“快讲讲，快讲讲么。” 笔者：“那还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电视台天天播《圣斗士星矢》，我当时买了好多圣斗士的漫画、模型，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有一件属于我的圣衣。有天班里的几个男生在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大家就都凑过去听，我班的刘墩儿说如果能在八月十五那天晚上凑够十二黄金圣斗士的贴画，借助月光的力量，就能让圣衣复活。围在旁边的男孩们都说刘墩儿吹牛，刘墩儿说他是从一本古书上看见的，月光在八月十五这天能有神奇的力量，只要时间准确，再念动口诀，就能让想看到的东西穿越，你们既然不相信，我就不告诉你们口诀了。我相信，我第一个举手，下学后还请刘墩儿吃了羊肉串，于是刘墩儿神秘兮兮地把一张写有口诀的纸条悄悄塞给我，还让我保密。”“费了好大劲，我终于在八月十五那天攒够了十二张贴画，等到吃完月饼，大人们都睡觉了，我一个人悄悄跑到院子里，把贴画摆在供桌上，然后拿出刘墩儿给我的纸条，念了三遍，‘星星、月亮给我力量，快快显灵。’等了好一会也没什么反应，我就回屋睡觉了，晚上我梦见我穿上了水瓶座童虎的圣衣，把圣衣上的武器一件一件拿出来舞弄，好是开心。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从床上爬起来了，我把脸贴到窗户上，再慢慢睁开眼，院子里还是没有黄金圣斗士的圣衣。后来，刘墩儿告我说是念动口诀的时间不对，应该是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才灵。” 浩浩：“叔，他是骗你的，他想吃你的羊肉串。” 笔者：“好像是唉，不过我作得那个梦至今还记得，挺美好的，也许那天晚上圣衣可能真的穿越到我家来着，呵呵。” 浩浩：“叔，我好想穿越到清朝啊。” 笔者：“为什么呢？” 浩浩：“现在上学好累啊，我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背课文、读英语，然后就到学校上一上午课，中午回家打一小时算盘，下午又上课，五点半放学后就开始写作业，我不停地写啊写啊，也得写到 10 点半才能写完。另外，我妈还给我报了绘画班和小提琴班，周末都没法玩，我要是穿越回清朝遇到了四阿哥，我就不用天天上课、写作业了。我再随身带上笔记本电脑、打火机什么的，到时候肯定能当一个大将军。” 笔者：“笔记本要是没电了可怎么办呢？” 浩浩：“咦，这个我到没有想过啊，哈哈。” 跟浩浩的一番对话，让我沉思了好久。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可怜的，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户外运动，也很少有机会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快乐地玩耍，全家的注意力和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给他布置各种各样的任务，给他安排大人们规划好的人生，当他尚不明白理想和自由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早已经丧失了追求理想和自由的权利。当然，社会是现实的、竞争是残酷的，谁懈怠，谁就可能会错过成功的机会，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双赢的方法呢？我想到了经济学，经济学不是一直是把让有限的稀缺资源发挥尽可能大的功效作为研究的目的的吗 ? 那么，让年轻人掌握一些经济学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不是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么，而怎样让这种熏陶区别于家长的指导和老师的教育呢？我们还是边讲故事边讲道理边实际运用吧。于是，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由一位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讲起，讲了经济的概念，经济学的概念，讲了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贡献，可能您读到这的时候，脑子里已经充满了一堆问题，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市场？什么是价值？为什么要分工？等等，那么，不要着急，本章节的主旨是理解经济的概念和经济一词的用法，明白经济学的意义，然后知道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叫什么，干了些什么，而至于留存于脑中的问题，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为您一一解答。; 17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