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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民上楼”的报道，屡屡引来媒体和民众的热议，这场“农民上楼”运动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一些地方拆村并居的目标明确，就是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国，历代思想家对土地的论述也尤其多。孟子曾把这类行为称为“率土地而食人肉”，并认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意思是说，好战者，应当受到最严厉的刑罚；挑起诸侯战火者，该受次等刑罚；乱开垦、乱使用土地者，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不难看出，乱垦、乱用土地的行为，被儒家看作是仅次于“善战”、“连诸侯”的罪行。这些主张使得中国人自古就非常注意保护土地资源。
此外，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意思是：要施行好的政治，一定要从划分、确定田界开始。田界不正，人们拥有的田地不均，俸禄与收入就不公平，因此，暴君和贪官污吏必定会从故意搞乱田地的界限开始。孟子认为厘清土地的归属权是好政治的开端，如果不清不楚，就会滋生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因此，土地权是决定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等一切政治行为的重要前提。
以此观之，当下一些地方“农民上楼”的做法明显变了味，比如它模糊了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差别。虽然耕地总量没变，但在置换城市用地指标的过程中，等于把大量集体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农民宅基地是集体所有，但家庭却可世代享用，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在一些地方的“上楼”运动中，常常只按被拆住房的标准来实施补偿或置换楼房，宅基地并未得到合理而明确的估价。这么做的结果，等于给予了农民住房的权利，却悄悄夺走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要知道，住房权和土地权是完全不同的财产权，宅基地和耕地一样，是农民世代赖以为生的基础。农民拥有宅基地，不仅有法律规定，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习俗与惯例，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能轻易予以否定。一些地方的**和开发商热衷“农民上楼”，看中的其实是土地置换后的增值利益。很明显，这部分利益的获得，是以侵占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的。农民入住的楼房，产权如果是模糊的，必然会为以后的产权纠纷留下了大量隐患。
目前中国的乡村秩序，有着几千年传统，也被历史证明是适合中国这个农耕大国的。这种村落居住方式，看起来分散、占地多，但却能让农民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低成本而简单的生活。对此孟子有过论述，所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知道，这种村落方式既利于饲养农畜家禽、种植蔬菜瓜果，也利于农具、粮食存放，还能利用粪便、柴草等废弃物的肥料与燃料价值。一旦“农民上楼”，生活成本肯定大大提高，水电煤暖、物业、垃圾处理等都会增加农民开支。更重要的是，居住方式的变化，使很多农业生产活动也变得不再便利。如果当地的工业发展无法跟进，农民没有途径提高收入，很多农民将可能重新陷入贫困。
农村的城镇化与“农民上楼”完全是两个概念。农村的城镇化，应当像城市的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当一个地方的经济资源高度集中，有了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基础，大部分农民已不再依靠农业，而有其他收入来源时，才是这个地方发展城镇化的最佳时机。**要做的不过是顺水推舟，从法律和制度上给予认可。城镇化，应当是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只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而不是**的计划干预，才能真正促进城镇化的发展。霸王硬上弓的城镇化方式，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而这种以计划和权力主导经济的方式，不仅会导致计划的暴政，而且往往会与特权、腐败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些利益阶层剥夺农民利益、圈地圈钱的借口。这种权力主导的城镇化，很可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贫困农民阶层，让农民们多年积累的一点财富毁于一旦，更可能再次扩大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真正增加农民的福祉，让农民生活得更为自由、轻松，而不是为了让地方**获取更多的土地，从土地增值中获益。这应当成为一个基本共识。乡村的稳定，意味着中国社会稳定，希望各地方**能在这场大潮中把握好手中的权力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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